完善应急管理体制问题研究

第一篇：完善应急管理体制问题研究

自建国以来，我国应急管理体制应对的危机范围逐渐扩大，其覆盖面从以自然灾害为主逐渐扩大到覆盖自然灾害、重大疫情、生产事故和社会危机四个方面。应对危机的方式从被动的“撞击-反应”式危机处置逐渐演变为从前期预防到后期评估的危机全过程管理。危机管理体制从专门部门应对单一灾害过渡到综合协调的危机管理，从议事协调机构和联席会议制度的协调

过渡到政府专门办事机构的协调。在政府行政管理机构不做大的调整的情况下，一个依托于政府办公厅（室）的应急办发挥枢纽作用，协调若干个议事协调机构和联席会议制度的危机管理的新体制初步确立。但在实际运行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政府应急管理行政体制存在的问题

1.指挥部与同级的应急办之间的职责没有划清、关系没有理顺

议事协调机构同办事机构职责重叠，关系不顺的问题在危机处置和常态工作中都有发生。以全国防控高致病性禽流感指挥部（以下简称“防控指挥部”）和国务院办公厅应急办（国务院应急办）为例：

一是在危机处置过程中，按照中编办的批复，国务院应急办“协助国务院领导处置特别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协调指导特别重大和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预防预警、应急演练、应急处置、调查评估、信息发布、应急保障和国际救援等工作。”可见国务院应急办的职责是明确界定的，即：值守应急，信息汇总和综合协调。其处置权利有限定，须协助国务院领导处置。而防控指挥部的主要任务有“统一领导、指挥和协调全国高致病性禽流感的防治工作。”危机关头履行着临场指挥处置的职责。防控指挥部的总指挥是国务院副总理，防控指挥部等10个议事协调机构实际上也履行着“协助国务院领导处置特别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职责。

二是在常态工作中，国务院应急办的职责包括“负责协调和督促检查各省（区、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门应急管理工作”。防控指挥部的任务也包括“对各地防治工作进行指导、检查和督促。”随着应急办在应急管理中发挥的作用日益显著，这种职责上的冲突可能会日渐显露。

2．议事协调机构和联席会议的权威性不足

一是常态协调的权威性不足。在危机发生期间，各部门高度重视、积极配合议事协调机构的工作，议事协调机构（特别是指挥部）的协调能力是强的。但是“指挥部”不是常设机构，只是在危机发生的时候才被启动，无法有效组织各部门开展危机前的预防、演练、储备等工作。一些相关研究表明，在没有严重灾情的平常年份，某自然灾害专项指挥部一年只开一两次会议，日常业务由设在某部委的办公室负责。

二是同级协调的权威性不足。现行的政府应急体制有在指挥部之外再组建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情况。例如，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和国务院防震减灾工作联席会议制度（都设在地震局）并存，联席会议及其办公室的组成人员与指挥部及其办公室组成人员相同。两块牌子，各有用处。即便如此，由一个部门出面协调同级别的其他部门还是有很大难度。有些部门，例如发改委，出现在每一个议事协调机构中；财政部、公安部、卫生部和农业部也出现在绝大部分议事协调机构中。同级部门协调这些政府强势部门存在相当难度。即使副总理担任专项应急管理领导机构的负责人，协调该副总理分管之外的部门也有难度。现有应急机构主要是针对某一领域的突发事件设立的，机构之间沟通相对不足，预警信息发布后难以形成统一应对合力。

3．一些领导小组和委员会与应急管理关联度低，部际联席会议的职责区别较大

有一些领导小组、委员会承担的是政府常态工作。例如国家减灾委员会、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国务院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领导小组。绝大部分部际联席会议的任务是政府常态工作的一部分。例如煤矿整顿关闭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的工作职责是“在国务院领导下研究煤矿关闭整顿的政策措施；制订工作计划和阶段性任务并组织落实；协调煤矿整顿关闭工作中的重大事项；组织开展联合执法活动；研究煤矿安全生产标本兼治的措施；协调解决有关问题。”按照国务院的批复，联席会议由牵头部门召集，不刻制印章，也不正式行文。其工作规则是定期（大多为每年或者每半年一次，个别为每季度）或者不定期召开会议，讨论和协调解决指定的有关问题。以会议纪要形式记录议定事项，经与会单位同意后印发有关方面并抄报国务院。各成员单位按照部门职能分别落实。对难以协调一致的问题，由牵头部门报上级决定。但个别部际联席会议的职能却类似于指挥部。例如境外中国公民的机构安全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按照《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规定：“在中国公民出境旅游重大和较大突发事件发生后，根据需要启动境外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统一组织、协调、指挥应急处置工作。”

领导小组、委员会和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分类不清、职能不统一，因此不能仅从机构的名称推断其职能。政府

第二篇：我国城市应急管理体制相关问题浅析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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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应急管理体制相关问题浅析

摘要：随着社会的进一步转型和市场经济深层次变革，许多深层次社会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可能引发各种危机的不确定因素也随之增加，危机的危害程度大大提高。如何有效、及时、和平地处理突发性危机事件，已经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的问题。为了提高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我国城市政府应当尽快建立一体化的综合应急管理体制，汲取国内外应急管理建设的经验，提高管理的科学性，强化全社会协作能力，使城市更好地防御危机。关键词：城市应急管理；问题；对策

城市应急管理体系对影响城市各项功能正常发挥、危害城市生态系统平衡的各种破坏城市公共安全的威胁因素起到预警、制约以至根除的作用，其作用是保障城市居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以最大限度地减轻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并维护社会稳定。因此，城市应急管理体系成为现代城市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学者认为，应急管理的对象一般被统称为突发性公共事件，指的是公民的生命、身体或者财产遭受到重大的威胁和破坏，或者出现非常可怕的紧急事态。其范围涵盖大规模的自然危机、重大事故、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由于它们具有公共性的特征，因而也被称为公共危机。当前，中国的城市应急管理体系还处于由单一灾种、单一防范的防灾模式向综合管理的防灾模式转变的时期，尚未建立较为完善的、综合的城市应急管理体系。1998年长江流域的特大洪水灾害、2003年“非典”事件、2008年年初南方诸省冻雨雪灾的出现及2008年5月12日以四川汶川为震中的7.8级大地震更是暴露了中国现行城市应急管理体系的弊端。

一、中国城市建立新型危机应急管理体系的必要性

1.建立有效的城市应急管理体系是城市发展和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近年来，中国城市的公共危机事件频繁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各类危机损失几乎占到全球损失的25%，其中有近4/5的危机损失发生在城市及社区中。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城市将进入一个“突发事件高发期”。建立和完善现代化的城市应急管理体系，已经成为一项不容忽视的任务。

2.中国城市存在大量的突发事件的风险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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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城市当前具有数量巨大的地下管线和高楼，一旦发生危机，将会出现巨大的损失。此外，各个城市环境污染、交通事故、公共设施事故及火灾等环境灾害和人为事故也越来越频繁，造成的损失越来越严重。所以非常有必要建立综合的能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体系，以便有效预防和抵御突发事件。

3.突发事件的特性决定了必须建立有效的防范机制

突发事件的不可预测性和结果的不确定性提高了对城市应急管理的要求。突发事件是城市安全受威胁的主要因素，它们既可能独立生成威胁城市安全的危机事件，也可以通过共同、交互作用，对城市安全造成更大的威胁。危机事件往往不是独立的，初级事故和事件可以诱发次级危机。像上海、北京等现代超大城市，构成其生命线系统的路网、水网、管线网错综交织，一旦发生事故，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建立成熟的、完善的、有效的应急管理体系有助于及时发现与确定公共危机事件，实施全局预警并采取措施，唯有如此，方能把城市的整体损失压制到最低点。

二、中国城市传统应急管理体系存在的问题

1.中国城市传统应急管理体系是建立在危机处理而不是危机管理概念之上的

危机处理主要侧重于突发事件发生之后的应对，是一种传统的抗灾救灾观念。其过程更多地放在从危机发生到结果的处理上，其体制特征是消极被动的反应。一场典型的突发性公共事件发生后的程序是：媒体曝光——领导人视察与批示、慰问受灾者、许诺不惜一切代价就任——对伤亡者进行抚恤、处理责任人——要求吸取教训、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这种思维方式侧重于结果的处理，政府部门好像是消防队，那里着火那里救援。实践表明，此种思维方式指导下的体系在避免重蹈覆辙的努力方面常常是事倍功半的甚至是无效益的。煤矿事故接二连三地发生就是最好的注脚。危机管理则与之相反，它是一种积极主动地、有目的地采取的对危机施加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具有计划性和持续性的动态管理过程。它试图在一个更加宽广的时空范围内将危机所导致的破坏降低到最低限度乃至消灭危机于萌芽之中。侧重于预防是此种体制的重要特征，追根溯源、标本兼治、以本为主是其追求的明确目标。

2.中国城市传统应急管理体系是建立在分散而不是综合的管理基础之上的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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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城市传统应急管理体系中，危机的管理是分在灾种、按部门进行的，这种体系设计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各种危机有着很强的专业性，因此设立相应的职能部门也是国外各国普遍的做法。然而，接下来的问题在于怎样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减灾抗灾工作，特别是当一种危机引发其他危机发生时，此种条条式的管理体系及暴露出其不足。譬如地震危机就是一种典型的综合性危机，同时还牵连到消防、环境、公安及卫生等部门。所以，地震危机的防治无论是事前，还是事中、事后，都需要统筹兼顾，予以全盘考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危机管理的一个主要经验就是专业分工与综合协调同时兼顾。基于危机管理属于一种非常态的管理，各国的危机管理体系趋向于集中统一。设立一个专门的协调性综合防灾减灾部门成为各国普遍的做法。中国城市传统应急管理体系不可避免地存在三个问题：其一，难以对危机作系统的研究和计划。中国城市的危机统计信息非常分散，在统计年鉴中只有交通事故和火灾统计信息，其他危机信息则没有。其二，防灾减灾资源分散，难以做到有效的整合。其三，协调成本大，有可能导致反应滞后。

整体来看，中国城市在公共危机的应对方面一直缺乏整体的考量，缺乏从公共政策和法律的层面对危机作综合的考虑，较多地是从部门与技术角度出发来应对各种危机。这种危机意识的一个明显的结果就是，多是行政官员、工程学专家、技术专家、自然科学家参与各种危机的应对，而行政学家、法学家与社会学家很少能够参与危机的应对，达不到集思广益、兼听则明的效果，反而容易陷入偏听则暗的窠臼。中国城市应急管理体制的完善亟需理念的更新与思维方式的转变。当前我们必须肯定危机管理中的非技术因素、非工程因素与技术因素、工程因素具有一样的重要性，在特殊的情况下甚至更重要。正像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社会对危机的承受力是通过基本政策的决策而获得的，而不是一个技术性操作问题，具体操作不具备这种功效„„所有的防洪减灾研究应当遵循社会学和行政学项目优先的原则，重点研究和评估以往的政策和措施，以完善和指导今后的政策行为。只有具备了这种正确的认知，才能够克服城市传统应急管理体系的缺陷，进而确立起新型的现代的城市应急管理体系。

3.中国城市传统应急管理体系是建立在动员行政而不是法治行政基础之上的

这里所说的动员行政是指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之后，政府成立临时指挥部或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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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办公室，通过行政手段调动社会各方面资源，全社会齐动员，相信人多力量大，搞人海战术。虽然这种体系从表面上看有收效快和效率高的特点，但是从成本——效益角度来分析，最后会发觉付出的代价却是相当高昂的。其原因有三：其一，这种动员体系常常是以打乱正常的社会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为前提的。其二，这种动员体系的许多做法缺乏法律凭据，依法行政在公共危机时期成为一句空话，违法行政倒成为普遍的做法。在中国愈来愈重视依法行政的今天，广大民众的法律意识越来越强，现行的动员体系已经丧失了其存在的合理性。其三，临时指挥或领导机构的临时性不仅与依法行政原则相抵牾，而且难以使防灾减灾工作具备连续性和可持续性。

4.中国城市传统应急管理体系是建于政府独揽而不是政府与社会共同治理的基础之上的

在中国城市传统应急管理体系中，政府部门是唯一的处理公共危机的主体。危机处理服务作为一项公共服务，其供应方只有政府，广大的社会民众只是消极被动的接受者。相当多的人士往往认为，应对与处理危机只是政府的义务，这样危机一发生，一切就依靠政府。更为关键的是，原来体系下的诸多努力也主要是从政府角度着眼。政府努力到何种程度，危机就处理到何种程度。以这种社会心理为基础建立起的危机应对机系常常导致政府疲于奔命、捉襟见肘、不堪重负，而普通民众的防灾救灾意识往往相当薄弱，更谈不上积极的、主动的、有效的防灾救灾减灾的行动了。

中国城市传统应急管理体系妨碍了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只依靠政府本身就是对政府不现实的预期假定。现代公共管理研究与实践达成的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政府能力的有限。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政府能力的有限性就愈发显著。有鉴于此，在国外的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之外的非政府组织相当活跃。譬如，在1995年日本神户大地震中，非营利组织快速、有效和灵活机动的救援行动与政府动作迟缓的救援行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给日本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们不仅组织自愿者，实际参与到防灾减灾中来，而且就危机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展开研究，向政府部门献计献策，并向社会民众提供基本的危机信息和自救互救意识。社区、学校、工商企业都被要求制定相应的应对危机的预案。家庭与个人也要对各种危机有所准备。所以，政府的危机管理是以科学化与民主化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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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根基的。与此相比，中国的城市危机管理还比较滞后。中国的非政府组织数量很少，质量又不高，其影响也非常有限。虽然有专家顾问团的存在，但是中国的政府咨询制度还很不完善，对涉及危机管理的一些重大问题缺乏系统的、科学的研究，至今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危机管理信息系统，世界上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还没有被应用于城市公共危机应对上来。

三、完善我国城市应急管理体制的对策

1.强化危机管理意识

全社会要加强危机管理教育，树立居安思危意识。在我国，人们的危机管理意识薄弱，加强危机管理意识，进行危机管理知识的普及教育势在必行。而进行此方面知识的普及就必须充分利用我国城市居民的居住特点，开展全网式的危机管理教育学习。在我国城市中，社区是人民生活的基本单位，我们应充分利用社区来宣传危机管理的相关知识，真正从基础做起，加强居民的危机管理意识。而不仅仅是空喊口号，要把危机管理真正的落到实处。这样，更有利于危机管理知识的普及，在全社会树立一种居安思危的思想意识。

2.建立危机管理的核心机构，尤其是建立常设性机构

危机管理需要专门的知识和能力，需要能够适时的预警危机并在危机环境下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因此，政府需要建立专门的由各个职能部门相互协调、共同合作的危机管理核心机构，赋予其专门的权力并提供充足的资源。在政府组织的各个层级形成包括政府各个部门在内的全方位、立体化的综合协调联动系统，由此来收集社会预警信息，判断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并在危机来临时协调各部门、各地区在危机管理中的活动以共同应对危机。美国在这方面的经验就很值得我们借鉴。美国在1979年就成立了联邦突发事件管理局，它的职责是运用各种减缓、预防和恢复等手段管理各种人为的和自然的危机，在危机爆发时，他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包括终止法律、中断交通、甚至在必要时逮捕和拘留公民。它使国家处在“有准备的状态”下，能够在全局的高度对危机进行处理。

3.建立危机管理信息咨询和预警机制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网络在人们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要搞好网络信息建设。通过网络及时了解和汇总各方面的信息，利用专业人员对各种危机情况进行分析，综合研究可能发生的各种重大危机，并针对具体情况，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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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方案和处理程序；对危机处理的过程进行各方面的监督；评估和总结危机造成的影响和处理危机中的经验等。这样在面对危机时，公众就可以及时了解各方面的防范措施，及时进行自救，政府也可以及时地采取各种措施，防止危机的扩大。例如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主要危机管理部门是联邦应急管理署，属国防部管辖，负责全国性的危机管理事务。该署设有全国危机应急管理学院，主要从事研究和培训工作，并承担全国危机计划的制订。同时，要发挥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以法律为依据，结合实际情况，通过对各自的重大危险源进行普查的基础上，建立国家、地方重大危险源数据库，对重大危险源进行分级管理。因此各级政府要建立一个准确、及时、完整的信息体系，构筑一个完整的应急通讯、信息传输网络，以便于及时指挥调度、上下沟通，缩小决策与执行间的时间差异，确保重要决策在第一线迅速得到贯彻落实。

4.加大社会透明度，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

在信息化时代，对于涉及公共利益的事件，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发布信息，有利于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有利于形成抗击危机的良好氛围。“非典”让我们认识到了信息的极端重要性。“非典”危机的教训在于，初始阶段，透明度不够，导致决策层和公众对于危机严重性及其危害性的误判，不仅延误了战机，而且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声誉。4月20日之后，政府增加了关于 “非典”危机程度、危机处理和控制等方面的透明度。这不仅增强了公众的防范意识，消除了不必要的社会恐慌，而且还提高了政府的公信度和国际形象。因此，政府要善于运用合理的方式来公布和澄清重大问题，加大社会透明度。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是社会的主人。因此，人民群众有权了解突发性事件的处理情况以及涉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问题。只有在第一时间向人民公告，才能得到人民的理解和支持。政府要通过各种方式让人民群众了解已经发生的有关国家大事、地区大事，以及正在采取措施和要做的重大事情。及时和人民进行沟通，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增加人们群众对突发事件的了解，有助于人民群众及时从危机事件的冲击中恢复到正常状态，及时采取措施应对危机，同时也有利于配合政府开展相关工作，减小危机事件的危害性。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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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薛澜等.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234.[2] 魏礼群.中国应急管理报告(2010)[M].北京:红旗出版社，2011:11.[3 马凯.加强交流合作提高应急能力[J].中国应急管理，2010，(7).[4]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5] 姜平.复杂性科学视野下的应急管理规律研究[J].理论探讨，2010，(5).[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544.[7] 马凯.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应急管理工作[J].中国应急管理，2009，(1).[8] 苏刚，王希志，吴新叶.关于常州城市公共安全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思考[J].中国科技信息，2005(1)：72-73.

第三篇：试述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应急管理体制

试述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应急管理体制。

答：

1、健全应急管理的跨地区跨部门联运机制。一是日常信息的相互联动；二是各部门的相互联动；三是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联动机制；四是条块之间的联动；五是相邻的地方政府之间的联动；六是党政之间的联动。

2、进一步强化各级政府应急管理的综合协调能力。各级政府的综合协调职能是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本身特点的要求。

3、建立应急管理资源信息库。一是统一的危险资源信息库；二是应急物资信息库；三是应急人员信息库。

4、建立统一的应急管理平台。一是各级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要承担起本行政区域内的应急管理信息汇总职能；二是垂直管理部门的应急管理信息要实行本垂直系统内的上下联动和互享；三是对一些特殊的跨区域的道路和大江大河的危机管理，也要建立贯穿整个区域的信息共享网络；四是要将垂直部门的信息网络、道路和大江大河的跨区域信息网络与地方政府的应急信息网络实现联网，以保持国务院与各地区、各部门之间的联络畅通，实时接报各类突发事件信息和现场图像，并具有预测预警分析、检测监控、信息报送、综合研判、指挥调度和异地会商的功能，真正实现以应急管理办公室为枢纽的信息联动。

第四篇：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管理体制的改革完善研究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 ______行政管理（专）______专业毕业设计(论文)

陕西广播电视大学

毕业论文

题 目：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管理体制的改革完善研究

姓

名： 郭 明 学 号：

1061001464727

专 业： 行政管理（专）入 学 时 间：

2010 年 秋

指导教师及职称：

王 晖 所 在 电 大：陕西广播电视大学韩城进校工作站

2012年 5月9日

目 录

一、国有企业的历史地位---------1

二、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管理体制面临的问题------------------------2

1、管理层分工不明确--------2

2、管理人员的职位不清楚----3

3、管理者的管理环节存在漏洞4

三、关于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5

四、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管理体制改革的意义------------------------8

五、参考文献------------10

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管理体制的改革完善研究

郭 明

（陕西广播电视大学行政管理专科.韩城进校工作站）

【摘要】：本论文主要介绍了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管理的现有体制和改革的具体方案。首先从国有企业的起源发展和涵义，引出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管理的定义和体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我国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最后，在对我处于的单位的领导干部管理体制改革意见进行总结归纳，阐明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管理体制改革的一般方法。

【关键词】：国企改革 社会保障

健全和完善

一、国有企业的历史地位：

我国的国有企业主体最初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归全民所有”建立起来的，并且在接下来的三十年时间里，它成为国际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和支出渠道。国际惯例中，国有企业仅指一个国家中的政府或联邦政府投资或参与控制的企业；而在中国，国有企业还包括由地方政府投资参与控制的企业。政府的意志和利益决定了国有企业的行为。在强有力的中央集权计划管理之下，它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利润追求，成为事实上的“国家工厂”或者说是“生产车间”。1980年以后，随着“包”字（承包）进程，国有企业有相当一部分实行了承包、承租经营模式，国有企业成为承包者和承租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工具（国家放权让利的改革又强化了国有企业的这一功能），同时，国家财政来源于国有企业的收入比重下降，国家财政投向于国有企业的支出也有所放缓，国有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租赁 3 工厂”。

无论是从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看还是从理论上，国有企业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都会发挥不同的作用，其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也不尽相同。国有企业作为一种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同时具有营利法人和公益法人的特点，其营利性体现为追求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其公益性体现为国有企业的设立通常是为了实现国家调节经济的目标，起着调和国民经济各个方面发展的作用。

二、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管理体制面临的问题：

计划经济模式下的管理体制仍然是我国现有国企干部管理体制，以政府任命为主，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企业干部管理极不协调，其中面临的问题主要如下：

1、管理层分工不明确。

对有的大型国有公司，仍然延袭传流行政人事下管一级的方式，连其人力资源部的部长都由上级党组织来考察任命。这种管理层上的混乱，造成董事会成了摆设，实际上是剥夺了董事的权利，造成出资人不到位和内部人控制，违背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初衷。按照现代公司制，股东是出资人，应由股东来行使出资人权力。在股东较为分散的情况下，按股份比例推荐董事，形成董事会，董事会代表股东，以维护股东利益为落脚点，行使决策权，对股东负责；由董事会聘任经理人员进行日常经营，经理层对董事会负责，这样的层次是清楚的，是现代企业制度所要求的，但是在实际中，国家不仅仅是任命董事和董事长，连经理层也一起任命管理，而且要注重经理层的选拔和任命，经理层的实际权为远远大于董事会，董事没有实际意义，就只好来个董事兼副经理，有时甚至是把那些不便安排的干部作为董事。

2、管理人员的职位不清楚。

管理部门对由自己考察任命的干部，一般情况下也只是到要调整时才去考察，匆匆忙忙选择或交流，很难了解所选干部的真实情况，在我国几乎清一色地由政府要害部门在职领导兼任，并且由组织部门认命，且不论他们本职工作相当繁忙，有无时间来参与企业决策值得怀疑，关键是这些人本身就与企业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很难保证其客观公正性。有的职工持股会选出的职工董事，也必须由组织部门考核任命，如果达不到一定的“级别”，则不能任职。

目前国有公司干部职位（领导干部）设置较多，有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党委、工会主席、“总师”（如总工程师、总经济师、总会计师、总计划师）等，这样一算下来，即使董事会，经理层和党委高层度重合，一个企业班子也往往达到上十人，一个省、地区或市，这样的国有企业班子常常几十上百个，干部管理部门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深入了解公司实际情况，进行有效管理。有的公司，上级组织部门一年到头可能还去不了一回，又怎谈对企业干部的了解和日常动态的管理，又怎能保证所选干部是否称职。

其实作为大股东的出资人，其管理对象应该只是出资人代表董事会成员，经理层系统交由董事会聘任管理，工会主席也应该由公司工会选举产生，是不是所谓“总师”也宜根据公司实际情况，由公司自行决定聘用与否，是不是要作为一个领导职位由上一级组织部门来管理值得研究，而现在却成了安排领导干部一个职位。而作为大股东应该注重的监事会却并未全部纳入管理范围，一般情况下只有监事会主席才算为领导职位，而对于监事的要求却并不严格。独立董事（或外部董事）本来是为照顾少股东利益所作出的制度安排，在国外基本上都由社会名 5 流，如专家学者、离任总裁、商界或法律界成功人士等担任。

3、管理者的管理环节存在漏洞。

从管理的角度来看，管理者的管理环节是不全面的，或者说管理的力度是不均衡的，换句话说是该管理的没管或没管好，不该管的往往又下了过多功夫。一是管理方式单一，过分注重直接管理，对企业高管人员以委派（任）代替委托，委派与委托虽只一字之差，但却内涵迥异。既然国有资产是多级委托管理，就应体现出委托的经济含义，应通过市场竞争机制来选择经营者，通过经济关系明确彼此的权利义务关系。委派是一种行政手段，而委托则更多地体现出一种经济关系。

长期以来，我们总是习惯于把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与其实现途径等同起来，无论什么干部，都采取同一个模式管理，并都要拿在党组织手里亲自管，“管理”干部的同时也“管死”了干部。这种直管方式严格地限制了国企高管人员的合理流动，国企高管人员如果要跳槽到任何一个民族企业担任相关职务，只要这个企业接收一般还是可以实现双向选择，而这个人如果想到其他国有企业任职就很难做到。同样，一个优秀的民营企业家如果想到国企做高管人则是很难的。也就是说，国企高管人员只有自主流动（实际上是流失）到民营企业，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自流动的可能。

约束机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以监事会为例，很多国有公司，通常要么监事会不健全，要么由公司中层干部兼任监事，实际上是形成虚设。另外对一些概念的误解也容易导致监督和激励不力。如认为企业非要有“一把手”不可，于是让董事长手握重权，使应本由董事会依法决策的事也由“一把手”决定。有时为了 6 加强董事长的权威，甚至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一肩挑，失去应有的监督和权力制衡。

干部绩效管理不到位，有效激励不足。我国对现有国企高管人员的管理往往局限于考察和任命，而对干部的前期发现和后期监督激励缺乏应有的重视。现在虽然也有相当多的公司对高管人员实行了年薪制，股票期权激励，但这些与他们的绩效挂钩并不紧密，企业业绩上来了，奖金自然少不了，企业亏损了，年薪也照拿，有些企业干部在此企业没干好，易地再为官的现象也不少见。

三、关于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

首先，国有企业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必须认真贯彻中央《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以改革和完善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为重点，健全完善中央和地方党委对国有企业重要骨干企业领导班子和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建立健全促进科学发展的企业领导人员考核办法，完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公开招聘办法，探索建立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责任追究制度。

其次，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改进管理方法，加快经营者队伍的职业化、市场化进程，建立一个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和现代企业制度特点的管理管理者培养、选拔、管理、考核、激励、监督制度，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第一，完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管理体制。企业领导人员管理体制是国有企业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离开了企业领导管理体制改革，企业人事改革也就成为“空话”。完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管理体制，须建立以董事会为决策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经理层职业化，实际较彻底的委托代理制，创建适应市场经济的国企领导干部用人和选拔机制，在“党管干部”的用人机制之 7 外加入市场化的选聘机制，全方位地配置人才资源。

市场化选聘的最终目的就是筛选思想好、业务精、作风正，有魅力的人才走上国企领导岗位，进一步完善权力制衡，明确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的各自职责，建立决策中心，生产经营中心，监督制约中心的三权制衡机制；改革激励机制和薪酬制度，建立“双轨制激励和晋升机制”，实行管理股份制度。建立激励机制，注重用价值规律的杠杆来引导和调整国企领导干部的价值取向。充分调动企业经营管理者的积极性。一是推行年薪制；二是推行持股经营，对确实行做出贡献的经营者；除自己出资所购股份外，每年还进行一定比例的期股奖励；三是采取晋升制度，为表现优秀的管理者提供更广阔的舞台。

要随着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逐步建立以资产关系为纽带的企业领导人员管理体制。同时，对企业领导人员的管理要区别于党政干部的管理模式，实行分类管理，取削国有企业和企业领导人员的行政级别，企业经营者根据企业资产关系和企业规模、利锐等指标享受有关培训、收看文件等政治待遇，在企业内部，按照政策层和经营层分离的要求，实行产权代表委派制和经营管理者的聘任制。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按产权关系进行委派或推荐，出资方重点管好董事长、副董事长、监事会主席、副主席。经理班子由董事会聘任和管理，保证董事长对总经理，总经理对副总经理和“三总师”的提名权。

最后，按照经营管理者配置与市场配置相结合的要求和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加大公开选择的力度，把组织考核推荐和引入市场机制、公开向社会招聘结合起来，把党管干部原则和董事会依法选择经营管理者及经理依法行使用人权结合起来，强调企业经营者的任期制。同时，创造条件，逐步实行经营管 8 理者任职资格认定和持证上岗制度。按不同行业、企业对经营管理者的不同要求，通过一定的程序和科学手段，对经营管理者进行资格认定，条件成熟时，实际持证上岗，逐步推进经营者的职业化进程。首先，规范干部选拔任用提名制度。“建立健全主体清晰、程序科学、责任明确的干部选拔任用提名制度”，须合理界定提名主体，解决“谁提名”的问题。

组织提名是最主要的提名方式，包括下级组织向上级组织提名推荐干部、组织部门向党委提出任用意见，这种组织提名综合了民主推荐和领导干部个人提名的情况。个人推荐目前只在公选干部中有所体现。其次，推荐差额选拔干部制度。差额选拔的本质是选择民主和比较择优。选择民主是一种制度安排，比较择优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各地区各部门在差额选拔干部方面已经有大量探索和丰富实践。下一步主要考虑：一是普遍推行“三差额”。中央和国家机关、地方党政机关选拔任用干部要按规定普遍推行差额推荐、差额考察、差额酝酿，地方领导班子换届要按规定实行差额选举，让更多优秀人选进入组织视野，通过比较实现好中选优。二是完善地方党委决定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规范常委会票决干部的程序和方法，逐步扩大全委会票决干部的范围。三是探索差额票决。选择一些地方进行地方党委差额票决干部试点，认真总结经验，完善相关办法。

一般来说，目前实行的群众推荐、组织推荐、领导干部个人推荐、干部自荐都是可以的，关键在于几种办法怎样有机结合，互相补充，并且权力和责任相统一，规定范围化运作。一定范围的民主推荐是干部任用的基础和前提，不管哪种途径提出的干部，没有一定范围的民意基础，不能任用。领导干部个人推荐是选择干部的一个重要渠道，也应该是领导干部的一项权利。需要完善的是要有规范 9 的提名方式，要坚持县名推荐、阳光操作，以做到权力和责任相统一。

四、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管理体制改革的意义。

当前我国经济空产活跃，但是也由于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正处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之中，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容易出现漏洞和薄弱环节。因此加强国有企业党组织监督和职工民主监督非常必要。

进一步完善民主监督机制，还要充分发挥职代会、工会的民主监督作用；要不断地深化厂务公开，增强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实行“阳光工程”，避免暗箱操作；在涉及大宗物资采购，工程建设项目，企业技术改造等生产经营事项，都要指定透明，严格的程序性规定，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下岗分流、收入分配等都要通过职代会讨论，真正使企业的管理与经营行为操作有规章、运作有规范。

企业党委在企业中处于政治核心地位，应当担负起企业内部监督机构的领导和协调责任，行政领导作为企业生产经营的责任主体，同样应该是企业党风廉政建设的责任主体，要增强领导干部民主意识，自觉接受监督。公司党委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在企业的贯彻执行，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重大决策和人事任免，并建立党员领导干部向党组织报告工作制度，最大限度的减少和降低国企职务犯罪。参考文献：

1、钱再见：《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研究》，《江海学刊》2002年第3期

2、蔡昉：《转轨中的国有企业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第65页

3、陈建华：《国有企业社会保障问题探析》，《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6 第3期

4、张敏杰：《国有企业研究》 长春出版社 2003年

5、赵洁、胡启南：《国有企业切实解决好下岗问题》 《求实》2009年第 11期

第五篇：如何进一步完善乡镇财政管理体制

进一步完善乡镇财政管理体制的几点建议

新塘乡财政所刘新

乡镇财政是乡镇政府为了实现其基层政权的职能,在乡镇范围内对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进行的分配和再分配。乡镇财政管理体制,是乡镇与县(市)和乡镇与企事业以及乡镇其他经济单位之间在收支划分和财政、财务管理职责权限方面的一项重要制度,是乡镇财政管理的基本规范。乡镇财政管理体制的实质是要正确处理乡镇财政分配中集权与分权的关系。乡镇财政是财政体系中的基础环节，深化乡镇财政体制改革，促进乡镇经济发展，关系到公共财政的振兴和政权的稳定，关系到经济能否快速健康发展，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能否如期实现。因此，认真调查研究乡镇财政体制现状，分析其利弊和主客观原因，积极探讨解决对策，意义重大，刻不容缓。

九江县乡镇财政体制改革自2007年全面实施了“乡财乡用县监管”，经过三年多的运转，运行秩序良好，既保证了乡村两级基层政权组织的运转，规范了“三农”资金管理，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益，又坚持了财权和事权的统一，增强了乡镇政府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保障能力，实现了乡镇政府由单一管理转为多元化的服务性政府，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三农”和民生问题的日益重视，各项惠农政策不断加大，所有惠农、支农资金全部由乡镇财政所负责管理，因此，迫切需要完善乡镇财政职能，进一步的深化乡镇财政体制改革。

一、现行乡镇财政管理体制运行的成效

（一）乡镇贫富差距缩小，经济薄弱乡镇财力显著增长。在体制执行期内，县财政对经济条件好，财力有增长的乡镇,适当多集中部分财力,同时在体制结算、转移支付等方面,对经济条件差的经济薄弱乡镇进行倾斜,从而通过合理调节财力，促进了地区间的均衡和协调发展。

（二）创新了乡镇财政管理理念。各乡镇把实行“乡财乡用县监管”改革作为调整和完善乡镇财政管理体制、加强财政监管、规范理财行为、转变政府职能、化解乡村债务和缓解乡镇财政困难的重要手段，推进了财政工作绩效评价体系、树立了“为公理财，为民服务，以人为本”的财政发展新理念。引导乡镇领导树

立正确的政绩观和科学发展观，杜绝了乡镇举债搞建设，超前消费的错误行为，从而，为不断提高乡镇理财、聚财和管财工作水平开创了一个新局面。

（三）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乡镇所有银行账户取消后，各种渠道资金都进入财政专户，便于资金“捆绑’使用,为政府统筹管理资金和运用财力创造了有利条件，基本克服了资金分散所造成的损失。同时，通过财政预算的编制核定及资金统一核算、综合平衡，为乡镇财政预算管理规范化、防止资金流失与挪用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防线。

（四）规范了乡镇政府理财行为。一是乡镇财政预算内外收入全部上缴县级财政集中管理和核算，确保了收入的及时足额入库，促进了乡镇收入有效增长。二是支出按照“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的顺序，合理安排支出和拨付资金。三是粮食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家电、汽车摩托车下乡补贴等专项资金实行专户管理、封闭运行，按照二轮土地承包核定粮补面积，在基层信用社为农户统一办理“一卡通”，确保了资金专款专用，惠农政策的落实。四是实行乡镇长一支笔审批，财政所监督，提高了乡镇遵守财经纪律，维护财经秩序的自觉性。

（五）规范了乡镇会计工作秩序。过去，乡镇由于受资金分散、分配主体多元化，以及乡镇财务人员业务水平等客观因素的制约，乡镇会计核算工作很难达到《会计法》、新会计制度和新财务制度规范化的要求，会计工作秩序比较混乱。实行“乡财乡用县监管”后，填制报表等专业性强、规范性和技术性要求高的会计核算工作由专职会计完成，促使单位会计核算的质量得到了根本保证，也有利于逐步建立起“统一收付、统一核算、统一管理”和“单一账户”运行的国库集中收付制度。

（六）规范了村级财务管理。村级财务实行“村财村用乡代管”制度，村级财政补助支出实行报账制，由村书记审批，乡镇政府、财政所双重监督。进一步规范村级支出行为，确保了村级组织的基本运转，积极引导村级公益事业建设开展“一事一议”，采取以奖代补、民办公助的形式调动农民“一事一议”的积极性。

（七）促进了乡镇财政职能发挥。“村财村用乡代管”的实施，有效地促进了乡镇财政职能的转换，财政所把工作重点由过去的收支管理型向综合服务型转变，其业务工作不再单纯是“征收税款”和“上划下拨”，而是面向基层，服务为主，认真做好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家电、汽车摩托车下乡补贴等各项国家对农民的惠农政策管理工作，使基层财政服务发展的功能得到进一步加强。

二、现行乡镇财政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在肯定乡镇财政体制改革成效的同时，还应看到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必将影响农村综合改革工作的顺利推进。

（一）财政制度执行不力，监管不够到位。一是存在坐收坐支现象。社会抚养费收支两条线政策执行不到位，该上缴的不及时上缴，该划拨的不及时划拨，致使各乡镇隐匿了大量财政收入，影响了县级财政对乡镇实行转移支付分配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公平性。二是乡镇税收征管成本大。乡镇通过给税务部门划拨工作经费等形式，变相增加税收征管成本。四是财政监管不到位。没有开展有组织的经常性财政、财务大检查，没有对违反财经纪律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严肃处理，追究责任，致使财经纪律难于执行。

（二）乡镇可用财力少，资金供需矛盾仍然突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突出表现为：一是乡镇事权远远大于财权，乡镇的刚性支出压力不减，乡镇的支出控制难度较大。二是乡镇每月的可用资金有时和实际工作不对称，乡镇资金的调度困难，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乡镇政府的正常工作运转。

（三）配套改革进展缓慢。乡镇财政管理体制改革，须同乡镇机构改革、化解乡镇债务等改革配套进行。从我县目前的实际看，随着农业税的取消，乡镇政府的自主收入大幅减少，而又缺乏新的财源增长点。导致乡镇政府财政困难的状况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大部分乡镇依赖上级财政转移支付补助的意识很强。同时，由于激励机制不健全，一些乡镇培植税源创收的积极性不高，化解乡村债务缺乏主动性，存在着依赖上级财政解决的现象。

（四）村级组织运转困难。我县按照省市文件精神，已逐年提高了村级组织运转财政补助资金，但还存在村级组织运转困难，究其原因一是村干部报酬过低，村干部每月报酬800元左右，难以调动村干部工作的积极性，二是村级自主收入难以监管，村级土地承包费、公产租赁费收入由村级管理，自有资金游离在政府和财政监管之外，使乡镇政府和财政的监督职能难以发挥。

（五）乡镇财政工作任务繁重，人事管理缺乏流动性。乡镇财政处于财政管理体系的末端，直接面对千家万户，工作面广，服务项目多，补贴兑付工作程序和标准要求较高，任务十分繁重，工作量比税改前增加了两倍，但乡镇财政人员却严重不足，个别乡镇甚至不足3人，管理和监督难分离，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不能有效实施，财政资金安全存在潜在风险。乡镇财政干部有些在一个地方一干就是几十年，原地踏步，人员流动渠道不畅，形成“两管两不管”的尴尬境地，长期得不到提拔任用，工作无活力也无动力。

三、完善乡镇财政管理体制的建议

（一）进一步明晰县乡两级政府的事权，科学界定支出范围。按照财权与事权相统一的原则，合理确定乡镇政府的支出范围。乡镇财权与事权的划分，关系到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利益调整，而且必须通过立法、司法、执法和行政等多种手段予以实施。乡镇事权包括行政事业人员（含离退休人员）工资（含津补贴）、公用经费、场镇管理运行经费、医疗经费、住房公积金、工会经费、村（居委）干部补贴、村（居委）办公经费、乡村道路维修费、低保配套费、优抚经费、五保户供养费等。并且要根据乡镇收支规模等实际情况，分类制定乡镇财政支出范围和各项开支标准，规定和完善财务审批程序，统一财务核算制度，加强支出管理。

（二）合理划分县乡财政收入。一是严格按照上级文件要求执行增值税、所得税、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土地增值税等税种的分成比例，并把能征收的税种尽量留给乡镇。二是根据乡镇事权范围每年确定乡镇支出基数。按当年预算超收确定一定比例进行县乡分成，乡镇留足刚性支出基数和超收分成的部分后，余下的上缴县财政；属收不抵支的乡镇，由县级财

政转移支付定额补助。三是不再直接向乡镇下达财税收入任务。预算仍划分县级收入和乡级收入，但乡镇财税收入任务，由县级征收部门负责组织完成，乡镇政府及财政所负责财税工作的协调及税收的具体征管，县对县级征收部门按预算确定的总任务建立财税收入目标责任制考核体系，乡镇政府由于招商引资，利用当地资源等开辟新的财源而新增的收入，在超额完成财税收入任务的前提下，县对乡镇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实行超收分成奖励办法。

（三）严格执行财经纪律。一是严格财经纪律。必须严格执行国家财经纪律，严格收支两条线，严禁坐收坐支；财政部门要及时划拨权属乡镇的资金，必须当年划拨兑现。二是严格财务监管。建立税收信息共享机制，严禁转引税收；要健全完善制度，加大财政、财务检查和审计监督力度。三是严格责任追究。凡违反国家财经纪律规定，按相关规定严肃处理。

（四）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研究乡镇发展扶持政策。一是建议扶持经济薄弱乡镇的政策能通过转移支付的办法得到继续贯彻，努力实现乡镇之间的平衡。县财政在制定转移支付政策时，要更多考虑贫困乡镇，加大支付力度，保证贫困乡镇财力不断增加，努力实现乡镇之间的基本平衡，做到“富乡镇有肉吃、穷乡镇有汤喝”。二是关注乡镇用于改善民生等方面的投入。乡镇近年来在改善民生方面面临的压力比较大，既费神又花钱，想做点事财力又不允许，压力比较大。建议县政府对乡镇用于解决民生方面的投入予以关注，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适度进行帮扶。三是尽力实现财力下移。对于上级财政部门增加的转移支付资金，本级财政增加的可用资金，尽可能地向乡镇倾斜，缓解乡镇财力的不足，解决乡镇实际困难，支持乡镇发展。

（五）合理确定乡镇财政的支出顺序。按照“乡财乡用县监管”的要求，在预算共编的基础上，实现财政支出“一保工资，二保运转、三保民生”的原则，合理确定财政支出顺序，切实加强乡镇财政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六）增加基层财政公用经费。近几年来，国家支持“三农”的政策不断出台，这些惠农政策的实施，充分调动了农民增收的积极性，而这些资金的操作与监管，全部由基层财政所承担监督职能，加大了工作业务量，而这部分资金根本

无公用经费，工作经费不足已严重影响财政干部服务职能的履行，影响了干部工作的积极性，只有充分保障财政所的公用经费，才能实现基层财政的财权和事权相统一。

（七）减少乡镇事务负担。用体制激励乡镇发展经济，但也要注意在当前乡镇收入来源渠道非常少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减轻乡镇事务负担，给乡镇减压松绑，让乡镇休养生息，以利今后发展。收入任务不与乡镇挂钩。不向乡镇特别是农业乡下达不切实际的经济指标任务，让经济增长顺应经济规律，同时减轻乡镇负担和压力。

（八）加大对乡镇的支持力度。要按照“简政放权、理顺关系、规范分类、加强基层”的原则，将能下放的权力尽量下放乡镇，加大对乡镇的财力支持，逐步提高人头经费标准，确保乡镇政府正常运转和职能充分发挥；提高基层福利待遇，推进乡镇干部合理流动，努力改善乡镇干部的工作环境。

四、结束语

通过这次乡镇财政管理体制调研活动，深感农村综合改革意义重大、任务艰巨，只有充分认识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才能在工作中与时俱进、创新求实，不断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促进农村综合改革、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顺利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