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挪用公款罪问题思考建议
自1988年1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颁布《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首次规定挪用公款罪以来，司法界和学术界就如何正确理解、适用挪用公款罪一直存在着较多的争论，为此两高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挪用公款罪的法律适用问题也作了大量的司法和立法解释，但由于两高及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对挪用公款罪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每一司法或立法解释的出台，不但未能使司法界和学术界的认识统一，相反都引起更广泛的争论。笔者作为在检察机关从事反贪污贿赂工作的人员，也深感由于理论上的模糊给我们具体查办挪用公款案件带来一定的困难，本文笔者结合自己平时办案时的一些理解就目前争论比较激烈的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挪用公款 认定 处罚
一、挪用公款犯罪的沿革
挪用公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行为。在我国刑法史上，对挪用公款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所构成的是什么罪，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和逐步完善的过程，全面了解这一发展演变的进程，对于正确理解和掌握挪用公款罪，是十分必要的。
民主革命时期，把挪用公款视为贪污犯罪的规定。解放以后至80年代末期,基本上仍沿续了民主革命时期红色政权的司法惯例,将挪用公款行为以贪污论罪。但在这期间，国家政策也出现过反复。如：把长期借用或挪用公款，视为违反财政制度行为，应当令其检查，不视为犯罪。70年代末，全国人大开始起草新的刑法草案(79刑法)，其中增设挪用特定款物罪。但未规定一般的挪用公款犯罪。
1985年7月8日“两高”下发了《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重申了“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或者进行非法活动以贪污论处。”1987年3月14日“两高”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又发布了《关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或者进行非法活动以贪污论处的问题的修改补充意见》，对以挪用公款犯罪的规定进行必要的修改和比较详尽的补充，并规定了挪用公款案件的追诉限制。“两高”关于挪用公款以贪污论处的两次司法解释，都显露出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司法权超越了立法权。
1988年1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其中，增设了挪用公款罪。这个补充规定是我国法制建设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它标志着我国法律关于挪用公款罪的立法规定趋于完善。但是，补充规定施行后，司法实践中还是相继反映出的一系列问题，对此，“两高”于1989年11月6日发布了《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针对挪用公款司法实践中具体适用法律问题的进行了解释，使有关挪用公款罪的司法解释与立法规定相配套，丰富和完善了挪用公款罪的法制建设。
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将公司、企业人员（不包括其中的国家工作人员）挪用本单位资金和行为单独规定为挪用资金罪，不再以挪用公款罪处理。1997年制定颁布的新刑法在总结以往立法和实践基础上又作了较大的修改，但在学术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关于挪用公款的认定与处罚中的若干问题仍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二、挪用公款罪认定中的几个问题的探讨
1、关于挪用公款罪的主体问题
依据新刑法第93条的规定，贪污罪与挪用公款罪的主体都是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但两者的主体范围不同，贪污罪的主体除国家工作人员外，还包括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而挪用公款罪的主体不包括刑法第382条第2款所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由于立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与现实情况不相一致，实践中对如何确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存在分歧。具体到挪用公款罪的主体上对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是否属于挪用公款罪的主体存在着不同认识。
在刑法修订前，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的主体范围是一致的，刑法修订后，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国有资金归个人使用构成犯罪的，是构成挪用公款罪还是构成挪用资金罪，存在不同的理解。为了统一认识，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2作出批复规定，对于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国有资金归个人使用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一款（挪用资金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二篇：关于“挪用公款罪”六个问题初探
摘要：
挪用公款罪是刑法适用中的一个热点，这个罪在司法认定中的疑难争议问题非常之多。本文仅就挪用公款罪的几个相关问题作了初步探讨：
一、挪用公款罪的内涵及特征；
二、如何理解挪用公款罪中的“公款”；
三、“借贷”挪用；
四、挪用公款案件的取证、认证；
五、以公款作担保可否按挪用公款罪认定；
六、挪用公款不退还。
关键词：
挪用公款罪有关问题公款“借贷”挪用取证认证
挪用公款是一种较为常见的职务犯罪，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实践的深入，尤其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其新的犯罪形式、犯罪手段等层出不穷，有的问题无论是在法学理论界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争议较大、认识不一。为正确运用法律，准确地惩治犯罪，现就挪用公款罪的几个相关问题作如下初步探讨。
一、挪用公款罪的内涵及特征。
我国《刑法》第384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挪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归个人使用的，从重处罚。“
由此可见，所谓挪用公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的、超过3个月未还的行为。
其基本特征是：
1、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职务职责的廉洁性和公共财产的所有权。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有违反法律对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要求。同时，也侵犯了公共财产的所有权。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是公款。对于挪用公物归个人使用的，现在一般由主管部门按照政纪处理。情节严重的，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可以折价按挪用公款罪处罚。
2、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实施了挪用公款的行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主管、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便利。2002年4月28日，为了进一步明确刑法第384条的含义，有力打击挪用公款罪的犯罪活动，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解释》。该解释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
（一）将公款供本人、亲友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的；
（二）以个人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的；
（三）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的。”其中对于“谋取个人利益”，笔者认为不应当仅仅单指物质利益，也应包括非物质利益在内，比如安排就业、子女升学、工作调动、职级晋升等。
3、本罪的主体属于特殊主体，即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其范围由刑法第93条确定。具体而言，它包括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在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受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但是，在挪用公款给他人使用的案件中，如果使用人与挪用人共谋，指使或者参与策划取得挪用款的，对使用人应当以挪用公款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
4、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即行为人明知是公款而故意非法挪用。具体说，首先，挪用公款具有非法性，即行为人未经批准或许可，违反规章制度私自动用公款。其次，挪用的本意是私用、移用、占用、借用公款。行为的目的是为了使用，而非占有公款。第三，挪用并不侵吞公款，而是准备归还，具有“擅自借用”的特性。即使挪用后而不能归还，也不是出于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占有，而是出于行为人意志之外的客观原因造成的。
二、如何理解挪用公款罪中的“公款”。
笔者认为当前对于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公款”的一般理解不够广泛，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国有单位和客户资金的统称。而狭义上的公款，专指公共所有的资金款项，包括国有的资金款项、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资金款项或用于扶贫和其他公益事业的社会捐助、专项资金。
这里对“公款”的理解是款项或者物资，都是具有一定物质表现形式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法律的完善、支付方式的新型化、多元化等的因素，仅将“公款”的形式局限于有形的款项或者物资，既不适应社会进步的要求，也不利于保护国有资产，这里的“款”应当进行扩散外延的理解，它还包括一种财产性权利。
第一，从理论研究看，明确“公款”包括财产性权利有一定基础。笔者认为虽然这里的“款”应当被理解为可以包括财产性权利没有明确的提法和规定，但在理论界及有关实践中确实也有如此理解和操作的。最典型的就是挪用公款进行担保的案件。众所周知担保有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定金这几种形式。而其中有部分形式在设立之时并没有发生物质形式上的财产转移，例如保证只是担保人保证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按约定履行债务或承担责任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处分的也仅仅是国有财产的财产性权利，而并不具体指向哪一个具体的款项或款物。
第二，从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看，明确“公款”包括财产性权利并不与有关法律冲突。笔者认为挪用公款中的“款”只是一个代名词，并不局限于“款项”，这点已经从《刑法》明文规定挪用特定款物构成挪用公款罪得到确定。既然“款”未被确定为款项或款物，就有了延伸理解的空间和法律可行性。此外，根据有关司法解释，挪用国库券做挪用公款论也体现了在司法实践中实际上也有将挪用财产权利作为挪用公款的。因为归根结底国库券并不是货币，它实际上也是一种债权体现，是以国家为债务人的债权体现。
第三，从危害性角度讲，也应当明确“公款”应当包括财产性权利。由于没有物质表现形式，这种挪用将更为隐蔽。但是其给国家所造成的损失和危害并不比一般意义上的挪用公款少。事实上，从会计学角度来讲国家的财产是由固定资产、流动资金、债权等组成的，我们当然不能只保护其中的一方面或几方面，而是应该全面保护。如果我们抱定现状、死守不变，只能使不法之徒有机可乘，从而使国有资产多了一个流失的途径。
三、“借贷”挪用。
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公款的挪用与使用多以借贷名义出现。在一些数额较大的案件中，双方往往订有“合同”、“协议”或“借据”，甚至明确约定借用期限、利息。对以“借贷合同”形式进行的挪用行为如何定性，分歧很大。有人认为，双方系民间借贷关系，属民事法律调整范围，不构成挪用公款罪。另一种意见认为，此类“借贷”行为触犯了刑法，应构成挪用公款罪。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1、“借贷”挪用行为具有严重的违法性。在挪用公款案件中，挪用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如：预付货款、支付定金、虚假联营„„等，“借贷”只是其中一种。但无论何种形式都不能掩盖行为人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目的。因为，这种“借贷”行为本身就具有严重的违法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和《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明确规定：此类违反金融法规的合同为无效合同。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贷款通则》第六十一条规定：“各级行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供销合作社等合作经济组织、农村合作基金会和其他基金会，不得经营存贷款等金融业务。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融资业务”。第七十三条规定：“行政部门、企事业单位、股份合作经济组织、供销合作社、农村合作基金会和其他基金会擅自发放贷款的；企业之间擅自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的，由中国人民银行对出借方按违规收人处以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并由中国人民银行予以取缔。”国务院1998年7月13日发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四条规定，“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的下列活动：„„
（三）非法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资金拆借、信托投资、金融租赁、融资担保、外汇买卖”。第五条规定，“未经中国人民银行依法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立金融机构或者擅自从事金融业务活动”。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以“借贷”名义挪用公款的行为，其“借贷”行为违反了国家的金融法规，是一种非法的金融业务活动。
2、“借贷”挪用是一种情节较重的犯罪行为，应受刑罚处罚。因为，此类“借贷”合同属绝对无效合同，自始至终不受法律保护，只能依照无效合同的处理原则去处理双方的民事法律关系。《合同法》第七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坏社会公共利益。”即合同的合法和公序良俗原则。其第五十二条更明确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自始至终没有法律约束力。第五十九条规定：“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所得的财产归国家所有或者返回集体、第三人。”第一百二十七条还规定“对利用合同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借贷”挪用是一种禁止性行为，并为刑法所追究。最早明确禁止“借贷”挪用的法律规定见于《公司法》，该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挪用公司资金或者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1995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中，首次确立了“挪用资金罪”，并将“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列为主要罪状。修订后的刑法第272条吸收了此规定，并在第二款中规定“准国家工作人员”实施了此罪状之行为的，按挪用公款罪论处。因此，“借贷”挪用不仅为公司法所禁止，也为刑法所禁止。因此，认定利用“借贷合同”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是有法律依据的。
3、“借贷”挪用行为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从挪用公款罪侵害的客体看，此罪侵害的是公款的使用权，即破坏了公款的公用性。“借贷”挪用尽管名义上具有“借贷合同”的某些主客观要件，但更侵害了公款的公用性，“借贷”改变不了将公款挪归个人使用的性质。而且其“借贷”行为本身还违反了有关金融法规，是一种非法的具有较大社会危害性的金融业务活动，破坏了正常的金融活动秩序。因此，从侵害客体上讲，“借贷”挪用行为，比其他形式的挪用行为危害更为严重。如果对此不予以严惩的话，将对国家的财产造成极大的损害，也不利于对挪用公款犯罪行为的制裁，甚至可能会给犯罪分子一种错觉：只要将挪用公款行为往“借贷”上靠，就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了。故而在司法实践中，应将其作为较重情节从严惩处，以进一步体现设立挪用公款罪的立法精神。
另外，司法实践中我们也往往碰到这样的情形：某法人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应朋友的要求，同时也出于为本单位增加利息收入的动机，将公款“借贷”挪用给私有企业使用，双方私下签定了“借贷合同”，并约定了借款期限和高于银行的利息归出借方单位所有，这个合同从某些意义上说似乎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主客观要件的，在实际中也是按“合同”履行过，但后来借款方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期还本付息。对此应如何定性？有人认为，行为人是出以公心、所收利息归公、自己并没有在这当中谋取私利、借款又有书面协议，故不构成挪用公款罪。但笔者认为实则不然。众所周知，任何行为都有目的和动机之分，犯罪行为也不例外。所谓犯罪动机是指刺激、驱使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以达到犯罪目的的内心冲动或内心起因；而所谓犯罪目的则是指犯罪人希望通过实施犯罪行为达到某种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心理活动）。例如，抢劫犯实施抢劫行为的目的是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而动机有的可能是为了给家人治病，有的则是为了赌博，等等。因此就性质而言，目的总是违法，动机则不一定违法。对挪用公款罪而言，“挪用公款”行为的目的是希望非法取得公款的使用权，其行为的实施必然对国家、集体的公共财产占有权、使用权以及国家公职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构成侵犯，至于，其动机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如：“帮朋友”、“为本单位增收”、“为谋取私利”或兼而有之等等，但这都不影响本罪的构成。就象刚才上面举例的抢劫犯，只要他实施了抢劫行为，即便他的动机是将抢来的钱给他家人治病等，遭遇当然令人同情，但这丝毫不影响其构成抢劫罪。当然这在量刑上将予以考虑，是酌定情节，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这仅是一种量的影响作用，而不是质的决定作用。
四、挪用公款案件的取证、认证。
挪用公款案件往往具有证据少、隐藏较深，证据间关联性不明显的特点。这就使得我们在取证、认证方面的工作较为困难。如何解决好这一难题是查办此类案件的首要任务。挪用公款案件中行为人所挪用的公款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所有的货币资金，以及由其管理、使用、汇兑、储蓄的私人所有的货币。这就决定其挪用行为必定会在本单位财务方面留下或多或少可查的财务资料。因此，从检查财务会计账目入手获取犯罪证据，达到突破全案的目的显得特别重要。
1、以企业间的来往账目为突破口查疑取证
目前，许多企业中业务员的职责多为在洽谈业务的同时一并负责回收货款，在回收货款过程中，货款由业务员负责催要并负责保管，此间，很有可能出现挪用公款行为。对于此类挪用线索，首先应从企业账目中详细登录每个业务员某一时间段回收货款的账目记载，查看每笔回收货款的原始凭证与记账凭证，核对付款日期、付款方式和记账日期、记账方式，如记账凭证所载明日期明显滞后于对方企业付款原始凭证日期，且数额较大或付款方式与记账方式不同，则应进一步查明原因，从中发现疑点，揭露挪用公款犯罪。
其次，对于企业尚有较大数额货款未收回的，应责令被调查企业会计协助我们到对方企业核对双方货款结算情况，核对上次结账至今对方企业返回货款的数额和尚未返回货款的数额是否与本企业入账数额相同，否则，应进一步查明原因，看是哪笔款子出了问题，问题出在哪里，如此款被业务员中途截留，则须固定证据核对截留日期和数额的大小及用途，从中发现疑点揭露挪用公款犯罪。
2、以银行账户为突破口查疑取证
挪用公款行为人大多利用职务之便，采取挪用公款账外循环不入账，故意隐匿财务账目，造成无账可查。此类案件较其他挪用公款案件，作案手段更为隐蔽、狡猾，案件更为复杂，取证认证工作更为困难。在办案实践中要变难为易，最重要的是以银行账户为突破口，通过查阅银行账户对账单和银行的历史传票，核对每笔等额包括一笔对一笔或一笔对多笔的等额收支情况，看其付款去向和收款来源，如其去向与来源相同且不是本单位业务关系户，而是私营企业或个人，则应查明其真实情况，从中发现疑点，揭露挪用公款犯罪。
五、以公款作担保可否按挪用公款罪认定。
司法实践中国有单位主管人员私自用本单位名义为个人贷款担保，致使单位公款被银行划拨抵偿了到期末还的个人贷款。对此种行为定性，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担保只是提供一种保证，并不直接侵犯本单位权益，银行划款是贷款人不归还贷款的行为连带出来的，不是提供担保之人主观上的故意，不能构成挪用公款罪。如果已经造成了重大损失，可按《刑法》第168条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或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处理。另一种意见认为，担保是一种法律关系，擅自以单位名义提供担保意味着用公共财产为个人承担法律义务，如发生划款事实，应按挪用公款罪处理。
笔者同意第一种意见。以单位名义用单位公款为个人贷款进行担保，会使该公款处于高风险状态，并不必然导致侵犯国家公有财产的所有权，只有在贷款人不能到期还款的情况下，单位的公款就会被强行划拨，公款的使用权才会受到侵犯。但行为人对公款使用权侵犯的主观故意内容，不是直接故意，而是间接故意，这与挪用公款罪要求的直接故意不相符合。挪用公款罪行为人在明知自己的挪用行为会发生侵害公款使用权的情况下，并且在行为对象、行为目标确定的情况下，仍刻意追求该结果的发生，其主观方面是确定的、直接的故意；此外，从刑法条文的规定上看，挪用公款行为具有鲜明的目的性，不具有犯罪目的的间接故意不构成本罪。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或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所侵犯的客体恰恰是国有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和经济利益，其犯罪主体是国有公司、企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客观方面亦表现为失职或滥用职权，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产或者严重亏损，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主观方面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所以，从以上的分析来看，对这种担保行为不宜以挪用公款罪处理。
六、挪用公款不退还。
挪用公款不退还的现象，在司法实践中比较普遍地存在。“挪用公款不退还”作为一种挪用公款罪的罪后表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1988年《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就被关注。该《补充规定》第三条将“挪用公款数额较大不退还”的行为界定为贪污罪。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对此还作出解释：“不退还，既包括主观上不想还的，也包括客观上不能还的。不退还，使被挪用的这部分公款遭到不可弥补的损失，这种行为应‘以贪污论’，定为贪污罪。”但1997年修订的《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没有保留《补充规定》的相应内容，而是将“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作为挪用公款罪的一个法定量刑情节，规定这种情形下，对挪用公款的行为人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1、挪用公款“不退还”的时间界限问题。《刑法》将“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作为法定量刑情节规定，所以在实践中必须准确把握，所谓“数额巨大”，究竟是指成立挪用公款罪时的数额巨大，还是指在一审宣判前实际上不能退还的数额巨大？对于这个问题，过去司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争论都比较大。笔者认为，刑法之所以将“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情形规定为挪用公款罪最高量刑档次，其依据主要是考虑到被挪用的数额巨大的公款遭到实际损失。因此，所谓“数额巨大”，应当是指在一审宣判前行为人实际上未归还、不能退还的数额达到巨大。如果成立挪用公款罪时的数额巨大，但是在一审宣判前行为人不能退还的数额没有达到巨大，不能认为是“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情形。具体而言，根据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解释》对各种情形下构成挪用公款罪的不同数额要求，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在一审宣判前尚有5万元到10万元不能退还的；进行营利活动或做其他用途，在一审宣判前尚有15万元到20万元不能退还的，即为“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
2、挪用公款“不退还”是否可以转化为贪污罪的问题。修订后的《刑法》将“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情形，作为挪用公款罪的最高档次的量刑情节加以规定。而更值得注意的是，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是指挪用公款数额巨大，因客观原因在一审宣判前不能退还的”，特别强调了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不退还”仅仅是指“因客观原因”“不能退还”，不包括主观上不想归还。
在法学理论上有人认为，“不退还”既然强调的是一种客观状态，那么行为人挪用的公款只要在客观上没有归还，不论主观故意如何，都说明挪用公款行为客观上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比那些已归还的挪用行为社会危害性要大，因而，需要给以更严厉的处罚。根据这种观点，任何挪用公款后不退还的行为，都是不可能再以贪污罪定罪处罚的了。司法实践中也有人对此表示赞同，认为既然现行刑法取消了挪用公款罪向贪污罪的转化规定，实际上就是否认了挪用公款罪转化为贪污罪的可能性。但是，笔者认为，这种理解和做法是与刑法规定的精神不符的，也会造成挪用公款罪与贪污罪构成之间的混淆。事实上，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中作为挪用公款罪法定最高刑标准的“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只限于因客观原因无法退还的情形，如果行为人有能力归还却不退还，则在主观上发生了转化、对被挪用的未退还部分的公款产生了非法占有的目的，符合贪污罪的构成，对行为人应以贪污罪定罪处罚。而且需要指出的是，只要挪用公款后主观上不想退还，未退还的公款数额达到贪污罪起刑数额标准的，就该部分未退还的公款，就应当认定为贪污罪。
上述“挪用公款罪”有关问题的探讨，对正确理解刑法挪用公款罪的法律内涵，把握挪用公款罪的认证、取证方式，对我们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打击此类犯罪，保护国有资产，提高公务人员的廉洁性具有现实意义。
第三篇：论挪用公款罪的相关问题
论文摘要
我国《刑法》及有关立法和司法解释，对挪用公款罪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不少疑难 问题，笔者认为挪用公款罪应该从如下三个方面进一步完善，一是挪用公款的犯罪主体范围应扩大，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应当成为挪用公款罪的犯罪主体。现行刑法中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划在同一类罪中，两罪的客观表现形式都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侵犯的客体非常相近，表明挪用公款罪主体应与贪污罪主体相同；而且如果将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挪用公款的行为不认定为挪用公款罪，不利于对国有财产使用权的有效保护；二是公款使用者不应只局限于“个人”，挪用公款给任何所有制的单位使用，均应构成挪用公款罪。刑法之所以对挪用公款行为定罪处罚，是因为挪用公款行为改变了公款的使用权能，至于给个人使用还是给单位使用，使用单位的所有制性质如何都不应 影响 挪用公款行为对公款使用权的侵犯，而且有条件地将挪用公款给单位使用规定为犯罪，浪费司法机关运作成本，也不符合 社会 主义市场 经济 的本质特征；三是公款的具体用途不应作为挪用公款罪的核心要件，公款的具体用途不应影响挪用行为对公款使用权的侵犯。把挪用公款的具体用途规定为犯罪构成必备要件，不利于正确把握挪用公款罪的认定，造成部分行为人逃避 法律 制裁。
关键词 挪用公款罪 贪污罪 犯罪主体 立法 研究
我国《刑法》及有关立法和司法解释，对挪用公款罪的犯罪主体、犯罪构成、犯罪的主要表现形式、具体适应法律和立案标准等都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给办理挪用公款案件提供了可操作性的法律依据。但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不少疑难问题，需要立法、司法机关进一步明确和规范。否则，将直接影响对此类案件的查处。
一、挪用公款罪的犯罪主体范围应扩大 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即挪用公款罪的犯罪主体为国家工作人员。而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二款规定贪污罪的犯罪主体除了国家工作人员以外，非国家工作人员也可以构成，即“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2月作出《关于对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挪用国有资金行为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规定此类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国有资金归个人使用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定挪用资金罪处罚。笔者认为欠妥，这类人员应该成为挪用公款罪的犯罪主体，理由是： ㈠挪用公款罪的产生过程表明其主体应与贪污罪主体相同
挪用公款罪产生于1988年1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自产生时起就与贪污罪有着相同的主体，包含“受委托经手、管理公共财物人员”，1995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将原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中的非国有公司、企业人员和非国有公司、企业委托经手、管理公司、企业财物人员的同种属性犯罪分离为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这时，挪用公款罪和贪污罪仍然保持着相同的主体。1997年10月1日修改后刑法进一步完善了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的主体，使其仍然保持着相同的主体，而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的主体却出现了明显的不同之处，给人们对立法本意产生了诸多揣摩。
现行刑法中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是依据犯罪主体而划归贪污贿赂罪同一类罪之中的，两罪原则上应该有相同的犯罪主体。况且两罪的客观表现形式都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侵犯的客体又非常相近，一是侵犯公共财产的所有权，一是侵犯公共财产的使用权；主观均表现为直接故意；只是在犯罪目的和犯罪手段上有所区别，两罪有许多相同属性，有很多必然的联系，又经常相互交织在一起，好似一对孪生兄弟。将“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经营、管理国有财产的人员”排斥在挪用公款罪犯罪主体之外欠妥。㈡挪用公款罪同样需要强化国有财产的保护
刑法将“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这一类非国家工作人员纳入贪污罪主体范围之中，体现了法律对国有财产的重点保护，充分体现了强化保护国有财产的立法意图，这一立法意图应该贯穿于整部法律当中。同样做为保护国有财产不受侵犯的挪用公款罪不应该受到法律的冷落。也就是说，根据刑法的规定，为了保护国有财产的安全，即使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也可以构成贪污罪。就挪用公款罪而言，虽然其社会危害性对国有财产的危害小于贪污罪，但毕竟侵犯了国有财产的使用权，也可能会造成十分严重的经济损失。因此，根据严格保护国有财产的需要，将刑法关于贪污罪犯罪主体的特殊规定适用于挪用公款罪，符合立法意图。反之，如果将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挪用公款的行为不认定为挪用公款罪，而定性为挪用资金罪，司法实践中容易引起混乱，不利于对国有财产使用权的有效保护。㈢挪用资金罪与挪用公款罪所侵犯的客体存在差异
挪用公款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公款的使用权。这里所指的公款是公共财产，即包括属于国家性质的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拥有的属于国家所有的钱款，也包括在上述国有单位管理、使用或运输中的私人钱款，其范围相当宽泛。而挪用资金罪所侵犯的客体是本单位资金的使用权，所谓本单位资金不言而喻，即是本单位所拥有并为本单位所支配的资金。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国有资金归个人使用的行为侵犯的客体是国有资金的使用权，国有资金是公款毫无疑问，但绝不能一概地视为本单位资金。因为行为人挪用的国有资金是受国有单位委托管理、经营的国有财产，其所有权应为国有单位所有，而非挪用人本单位所有，挪用人所在单位对该国有资金只负有管理或经营权。被挪用后受损失的是国家，侵犯的客体是公共财产使用权。因此，将“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国有资金归个人使用的行为”规定为挪用资金罪，不符合该罪所侵害的客体要求，简单地将该行为以行为人的主体身份划归挪用资金罪中是不 科学 的，也不是严谨的。笔者建议，将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后增加一款：“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有上述行为的，以挪用公款论”。
二、公款使用者不只局限于“个人”
高法《解释》第一条将“挪用公款给私有公司、私有企业使用的”解释为“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将挪用公款给单位使用规定为犯罪，为完善挪用公款罪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该解释公布以后，曾引起了有关人士和学者的广泛关注，有人认为，该解释是司法解释的扩大化，即有条件地将“私有单位”解释“个人”，使法律地位本来平等的公有企业和私有企业遭遇了不平等的法律待遇。也有人认为，该解释仅将挪用公款给私有公司、企业使用的规定为犯罪，而没有将挪用公款其他所有制形式的单位使用规定为犯罪，是司法解释失之过窄，有失刑法的公正与合理。人大《立法解释》将以个人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的或者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的，规定为挪用公款罪。从立法的角度，将挪用公款给单位使用规定为犯罪，但附加的“以个人名义”、“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谋取个人利益”等条件，从 理论 和实践上看均存在问题，其理由主要有： ㈠有条件地将挪用公款给单位使用规定为犯罪有悖于刑法理论
1、刑法之所以对挪用公款行为定罪处罚，是因为挪用公款行为改变了公款的使用权能，至于给个人使用还是给单位使用，使用单位的所有制性质如何都不应影响挪用公款行为对公款使用权的侵犯。刑法规定挪用公款罪的三种情形中，只有第一种情形“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强调了“归个人使用”，这种情形中有必要对“归个人使用”予以界定，而后两种情形“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性活动的”“、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中并未要求“归个人使用”，况且立法上使用了“或者”并列性词语，在理解上不能将前者条件附加给后者，也就是说，在后两种情形中，挪用公款给个人还是单位使用均应构成犯罪，在司法解释、立法解释及司法实践中，片面地附加“归个人使用”、“以个人名义”、“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谋取个人私利”、“单位为私有企业、私有公司”等条件都不够科学和严谨。
2、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二款是挪用资金罪因犯罪主体而转化为挪用公款罪的条款，是对挪用公款罪的补充与完善。这一条款明确规定，任何国有单位从事公务人员和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从事公务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资金借贷给他人如果符合挪用资金罪的行为特征，即依照挪用公款罪定罪处罚。这里的“他人”是广义上的法律概念，既包括 自然 人，也包括法人单位；既包括私有制法人单位，也应该包括公有制法人单位，因此说，在挪用资金罪向挪用公款罪转化过程中，将挪用的公款借贷给任何所有制形式的法人单位使用，都应构成挪用公款罪。
3、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二款，将挪用资金行为规定为挪用公款罪，无疑是要体现对代表国有单位从事公务人员的从严要求，对其危害社会行为的从重打击，因为挪用资金罪是较挪用公款罪之轻罪，触犯轻罪行为，依重罪处罚是立法初衷的体现。如果这一立法初衷在实践中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甚至出现与立法初衷背道而驰的结果，不能不说是立法的一大失误。如某国有证券公司经理私自把本单位上百万元公款借给某国有开发公司从事营利性活动。如果暂不考虑证券公司的所有制形式，该经理将本单位资金借贷给他人（某国有开发公司）进行营利性活动，这里的“他人”法律没有界定，应该包括国有法人单位，所以依据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一款应当定挪用资金罪。但是由于该经理身为国有公司经理，依据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二款，应对其以挪用公款罪定罪处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立法初衷。然而，事实上却不尽人愿，尽管证券公司该经理身为国有公司经理，属刑法第九十三条二款以国家工作人员论之列，但是属于挪用公款给国有企业使用，不构成挪用公款犯罪，这怎么能体现出立法者的良苦用心。因此，只将挪用公款给私有公司、企业使用规定为犯罪有失偏颇。㈡有条件地将挪用公款给单位使用规定为犯罪，浪费司法机关运作成本
依使用公款单位的所有制形式，认定挪用人是否构成犯罪，理论上不科学，实践中也不好操作。一方面，法律规定公款的挪用人对使用人的性质必须明知。如果挪用人主观上不明知公款使用单位的所有制性质，或以不明知为理由推卸责任规避法律，仅以公款使用单位的所有制性质来判定是否构成犯罪，这有客观归罪的倾向，不符合主客观一致的定罪原则。另一方面，将使用公款单位的所有制性质作为构成挪用公款罪要件，无形要加大司法机关的运作成本，浪费司法资源。实践中，有挂靠国有、集体实为个人投资、个人经营的单位；有个人承包、租赁的国有、集体单位；也有委托给个人经营的国有、集体单位；还有国有民营单位等等，这类单位表面上持有国有或集体的营业执照，实际却是个人营利性经济实体。检察机关办案中不仅要收集、提取行为人挪用公款的证据资料，还要收集、提取证明有关使用单位注册资金来源及公司章程、验资证明、营业执照等证明股权状况、企业性质的证据材料，以判断单位的所有制性质，无形中加大了司法机关的工作投入。第三，在实践中这些证明企业性质的证据也是很难获取到的，致使有些案件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只因公款使用单位的性质难以确定而搁浅，一般情况下判断企业的性质可依据企业的《营业执照》，因为它是国家授权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发给经营单位取得合法经营权的凭证。但遇到上述情况时，根据有关法规和司法解释，检察机关无权直接否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发的营业执照中核定的企业经济性质，只能向原登记机关提供充足的材料和检察意见，以使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重新核定其性质。1987年12月至1999年6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先后下发了6个有关核定企业性质的部门规章，这些规章有的已不适时宜，又没明令禁止，有的前后矛盾，无所适从，而且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也因没有充分依据不愿为检察机关出具证明材料。可以设想，在诉讼中核定企业性质，必然加大检察机关工作投入和诉讼成本，浪费司法资源，降低诉讼效率。
第四篇：挪用公款罪辩护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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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用公款罪辩护词
挪用公款罪是一种只能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构成的犯罪，如果是其它人有类似行为的话，也不能构成该罪。挪用公款罪辩护词一般是由专业的刑辩律师做出的，接下来由赢了网的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一个挪用公款罪辩护词范本，欢迎大家阅读!
审判长、审判员：
受张某某的委托，吉林享和律师事务所指派我担任其辩护人参加本案庭审，现就张某某涉嫌犯罪的事实及法律适用，发表如下辩护意见，法律咨询s.ying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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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法庭合议时予以研究。
首先，本辩护人同意公诉机关对“张某某构成挪用公款罪”的指控。张某某虽然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并没有发生危害社会的后果，具有免予处罚的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
一、2009年6月29日张某某挪用“通五指挥部”15.5万元公款准备用于某某公司企业资质升级增资，因张某某同时决定将某某公司的16万余元的存款与“通五指挥部”被挪用的公款置换后分流保管。因挪用公款行为未产生社会危害后果，应该视为犯罪情节轻微。
2009年6月29日因交通运输局领导要求某某公司办理企业资质升级，某某公司筹措的200万元增资资金中有15.5万元的保管人魏某某不在通化，张某某决定先用王金发保管的“通五公路指挥部”50万元待发奖金中的15.5万元串一下，魏某某回来后再把钱还上。王金发取钱交给某某公司后，张某某当即向魏某某保管的存折登记人杜某某交待该存折上的钱是指挥部的奖金。杜某某在检察院笔录中称“张某某告诉我的，因为我们工程指挥部请示局里要将这笔奖金发下去，但局里没有是否发奖金的明确意见，所以这个存折就先由张某某保管，后来由刘永福保管。”“2009年我和张某某都在工程指挥部工作，他是副主任，我是总工。有一次张某某找我，说‘通五公路有点奖金，现在暂时不能发，先以我名义存到银行，密码让我设，存折由他保管，法律咨询s.ying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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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以后再说’。”根据杜某某的证实，应该认定：张某某在决定挪用公款的同时，又决定用某某公司的存款置换挪用的公款并作为公款分流保管的事实成立。
由于杜某某的证实与张某某的供述笔录基本吻合，可以证明：张某某用某某公司存款与挪用的15.5万元公款置换后“分流保管”是客观真实的，而且是同时发生的。2009年6月21日至12月11日期间，存折上有168816.57元存款。因张某某决定挪用15.5万元与分流保管的存款没有时间的脱节，并没有发生危害社会的后果。所以该挪用公款行为应该视为情节显著轻微。
二、某某公司虽然属于民营企业，但与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所确定的挪用公款罪中的私有公司和私有企业有明确的区别。另外张某某对某某公司性质的判断失误是导致张某某无意触犯刑法的重要原因。
某某公司是2003年因公路处事业机构改制所产生的集体性质的民营公司，是由公路处组织分流人员组建并报请交通运输局同意后设立。公司股东投资比例平均承担，张某某的股份比例与其他股东相同，其董事长职务是组织委派形成的，并不是根据股权比例被选举担任的。
由于最高法院两个司法解释中仅规定了挪用公款罪涉及私有企业和私有公司，与某某公司的民营企业有区别，如何理解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如何确定某某公司在本案中的性质和地位，对张某某的量刑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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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要。因法律对民营有限公司是否属于私有公司和私有企业没有做出明确规定，而张某某在决定挪用公款时确实对某某公司的性质判断有误，应根据其主观上无犯罪之故意，确认其犯罪情节显著轻微。
另外，某某公司成立后，主要管理人员一直被“通五指挥部”调用承担政府的工程项目管理，在这种情况下，张某某作为组织上委派的董事长，在主观意识上仍然把某某公司视为公路处下属转制企业，这种判断上的失误，导致其在决定挪用“通五指挥部”待发奖金时，无意识地触犯了法律。也就是说，张某某在决定挪用公款时，并无犯罪之故意。
杜某某与魏某某当时都在“通五指挥部”担任职务，杜某某是总工程师，魏某某是动迁处长。这二人当时虽然都是某某公司的员工，但张某某决定挪用公款并决定分流保管公款时，这二人都在“通五指挥部”任职，分流保管资金记在杜某某名下应该视为由通五指挥部人员保管。因此，对张某某决定挪用公款后，应该根据分流保管事实成立这一情节认定为情节轻微。
三、张某某应视为自首并应从轻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根据刑法第六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法律咨询s.ying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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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的，以自首论。”张某某接受调查时，侦察机关只掌握了50万元待发奖金的来源不合法的情况，并没有发现张某某是否有挪用公款行为。张某某对挪用15.5万元公款一事，是主动交待，如实供述。当时侦察机关并未掌握其涉嫌挪用公款的犯罪行为，所以张某某主动交待这一行为属于最高法院规定的自首行为。张某某在检察机关没有发现其犯罪之前，主动交待了挪用公款的事实，应按自首论，并应在法定刑以下从轻处罚。
三、张某某挪用公款并未引发社会不良后果，并在案发前全部归还，应该从轻处罚。
张某某在本案中挪用公款的行为是在一个特殊背景下发生的，即张某某首先对某某公司的性质一直有错误判断，把该公司看作是公路处下属改制企业。所以，张某某在决定挪用15.5万元公款为该企业增资时，认为是应该办理的正当业务。但事后张某某又决定将杜某某记名存折上的15.6万元作为公款分流保管，所以存折上始终保持着较大的余额。由于挪用的公款置换后，存折并没有脱离有效的监管，也没有发生危害社会的后果，所以，应该视为张某某犯罪情节轻微。
另外，本案恰恰由于张某某决定将挪用后15.5万元与某某公司的存款置换后予以分流保管，才使该部分存款在王金发去世后没有造成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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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而王金发保管的34.5万元公款，在其去世前私自转存，其去世后被家属作为个人遗产予以提取。所以张某某挪用公款后又决定用置换后的公款分流保管，客观上起到了保护公款不受损失的作用。
由于张某某挪用公款的行为没有产生危害社会的后果，且又在案发前全部偿还，应该视为犯罪情节轻微，并从轻处罚。
五、此案的法律适用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规定的，《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包括挪用者本人使用或者给他人使用。挪用公款给私有公司、私有企业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
公诉机关指控张某某行为构成犯罪的理由是：民营公司应属于私有公司。张某某在某某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所以张某某挪用公款给某某公司使用，就属于归人个使用，就构成犯罪。
辩护人认为：这种认定属于刑法禁止的比照适用的推定。由于最高法院的解释中规定的“挪用公款给私有公司和私有企业使用，属于归个人使用”与法律规定的民营公司有较大区别，所以张某某挪用公款给某某公司升级增资行为，在没有实际办理企业升级业务的情况下，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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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公款并未发生实际危害社会的后果，应该属于犯罪情节显著轻微。
(二)、第二条规定“对挪用公款罪，应区分三种不同情况予以认定：(一)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构成挪用公款罪。……挪用公款数额巨大，超过三个月，案发前全部归还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罚。(二)挪用公款数额较大，归个人进行营利活动的，构成挪用公款罪，不受挪用时间和是否归还的限制。在案发前部分或者全部归还本息的，可以从轻处罚;情节轻微的，可以免除处罚。
根据该条规定，张某某挪用公款行为没有“归个人使用”，某某公司因最后没有升级，挪用行为未发生实际后果，所以应该对张某某考虑为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并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情节轻微的，可以免除处罚。”
(三)，《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
四、(二)挪用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行为的认定“以个人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的”、“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的，认定是否属于“以个人名义”，不能只看形式，要从实质上把握。对于行为人逃避财务监管，或者与使用人约定以个人名义进行，或者借款、还款都以个人名义进行，将公款给其他单位使用的，应认定为“以个人名义”。“个人决定”既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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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人在职权范围内决定，也包括超越职权范围决定。“谋取个人利益”，既包括行为人与使用人事先约定谋取个人利益实际尚未获取的情况，也包括虽未事先约定但实际已获取了个人利益的情况。其中的“个人利益”，既包括不正当利益，也包括正当利益;既包括财产性利益，也包括非财产性利益，但这种非财产性利益应当是具体的实际利益，如升学、就业等。”
根据该条解释，挪用公款给其他单位使用并构成犯罪的要件是“归个人使用”、“谋取个人利益”、“以个人名义”、“个人决定”，张某某挪用公款没有归个人使用，也未谋取个人利益，也没有以个人名义出借公款，只有“个人决定”一个要件符合该解释。张某某虽然在三个单位领取工资或者津贴，但与挪用公款无关。由于张某某当时只是根据领导要求企业升级的指示，从工作角度出发决定挪用该笔公款，并未谋取个人利益，挪用公款后立即决定用某某公司同额度存款置换后采取分流保管措施予以监管，应该视为张某某犯罪情节显著轻微。
(四)、《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四(六)“申报注册资本是为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作准备，属于成立公司、企业进行营利活动的组成部分。因此，挪用公款归个人用于公司、企业注册资本验资证明的，应当认定为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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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条规定，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构成犯罪是指“归个人用于公司、企业注册资本验资证明的。”张某某挪用公款行为条规定相似但不相同。因某某公司不属于张某某个人所有，而属于公路处改制后设立的集体性质企业，该挪用公款行为与法律解释不一致。张某某决定挪用15.5万元公款的同时与决定分流保管同时设立。由于某某公司没有办理升级，该款没有实际使用。所以，张某某涉嫌的挪用公款罪，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应从轻处罚。
(五)，《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四(七)“挪用公款后尚未投人实际使用的，只要同时具备“数额较大”和“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构成要件，应当认定为挪用公款罪，但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根据该条规定，张某某行为符合挪用公款犯罪条件，但具备挪用后尚未投入使用和情节显著轻微的两个要件。
1、公诉机关认定挪用15.5万元公款用于某某公司升级注册资本事实发生的同时，但因使用某某公司存款置换并“分流保管”事实的同时成立，挪用的公款未发生实际使用的后果。
2、张某某挪用的公款的目的是用于某某公司增资，但某某公司因不具备升级条件，增资款没有实际使用。张某某同时又决定用某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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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了网s.yingle.com 的存款代替挪用款，置换后分流保管的公款未脱离实际控制。所以应该确认：张某某犯罪情节显著轻微，符合最高法院规定的从轻处罚条件。
(六)2001年9月18日最高法院审委会1193次会议通过的《如何认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有关问题的解释》规定“第一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个人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自然人或者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私营独资企业、私营合伙企业等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第二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谋取个人利益，以个人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单位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第三条本解释施行后，我院此前发布的司法解释的有关内容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不再适用。”
最高法院的这个司法解释强调的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第一种情况是“以个人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自然人或者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私营独资企业、私营合伙企业等使用的”，某某公司是具有法人资质的有限公司与该司法解释规定的私有企业性质不一致。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第二种犯罪情形规定的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谋取个人利益，以个人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单位使用。”而张某某确实没有谋取个人利益。基于这两种情形，辩护人建议法院启动司法解释程序，根据此案的特点逐级向上级法院请示对挪用公款案件中如何确定民营公司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私有企业和私有公司。以保证此案准确定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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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
五、此案应该借鉴国内同类案件的判决，遵循同罪同刑的原则定罪量刑。
我国刑事审判虽然不适用判例法，但根据我国刑法同罪同刑的原则，应该借鉴已有判例，对张某某适用免予刑事处罚。
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最近判决的某航天科工部门研究院原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朱某挪用公款45万元的案件，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鉴于被挪用的公款朱某已在案发前归还，案发后又能如实供述所犯罪行，结合本案具体挪用公款、谋取私利的情节，犯罪情节轻微，不需判处刑罚，可对其免予刑罚。”
张某某在本案中挪用公款的原因是其对某某公司性质及与通五指挥部关系上的判断失误，其主观上没有侵犯公款之犯罪故意，即其犯罪是无意识触犯了法律。而且在本案中，张某某既没有将挪用公款用于个人业务，也未谋取任何私利，没有发生危害社会的后果。被挪用的公款在案发前已经全部归还，符合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中的犯罪情节轻微情况。所以法院应该借鉴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的同类案件的判决结果，根据同罪同刑的原则对张某某免予刑事处罚。
综上，张某某虽然在挪用公款一案中涉嫌犯罪，由于主客观一系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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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张某某没有犯罪之故意，也未想实施危害社会的后果，只是当时的情况特殊，出于对某某公司与指挥部的关系及公路处的关系判断上的失误，致使其在不经意间触犯了法律。由于某某公司没有办理升级，挪用的公款与某某公司的存款置换后被分流保管并未实际用于增资，且在案发前已经全部归还。张某某是在侦察机关没有掌握挪用公款犯罪行为之前主动交待这一挪用公款行为，属于法律规定的自首行为。另外，张某某社会表现一贯良好，其在某某公司的技术管理地位极其重要，是否追究其刑事责任将影响某某公司的生存与发展。所以建议法庭在对张某某量刑时即要考虑法律打击犯罪的严肃性，同时也应该考虑社会教育的效果，即对张某某如果能够免予刑事处罚，可以更好地达到本案的审理目的。
以上意见，请法庭合议时予以研究 辩护人：
2012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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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权利与权益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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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商品经营者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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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责任纠纷如何归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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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应成为经济法主体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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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上的消费者义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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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监管信息发布暂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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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责任制度中损害与妨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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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条文解释 http://s.yingle.com/w/xf/5944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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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技术监督局产品质量认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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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试论挪用公款罪的若干实务问题
摘 要根据《刑法》第384条的规定：“挪用公款犯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行为”。挪用公款罪是一种由国家工作人员构成的职务犯罪，由于其对公共财产使用权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双重侵害，历来为我国刑法严厉打击的一个重点，也是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的罪名。新的刑法典颁布实施后，最高司法机关先后对挪用的对象、如何认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挪用的主体、共犯等问题作出了一系列司法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2年4月28日作出了《关于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对挪用公款罪的若干疑难问题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解答。但是由于在司法实践中，案件具有的复杂多样性，对于挪用公款罪的主体、侵犯对象、共同犯罪等问题仍存在一定的争议，本人试图运用刑法理论和各种司法解释，以解决实践中出现的多种认识分歧。本文从挪用公款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挪用公款罪中共同犯罪成立条件、挪用人与使用人对公款具体用途认识不一致的处理，挪用公款罪中的数额计算特别是多次挪用公款的具体处理，以及对“挪而未用”的案件怎样定性等问题进行了各种意见的综合分析，浅谈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和个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期和司法实践的结合更加紧密，并对司法实践有所脾益。关键词：挪用公款罪 共同犯罪 数额计算 挪而未用引 言挪用公款罪是一种由国家工作人员构成的职务犯罪，由于其对公共财产使用权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双重侵害，历来为我国刑法严历打击的一个重点，也是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的罪名。1997年新的刑法典颁布实施后，最高司法机关先后就挪用的对象，如何认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挪用的主体、共犯等问题作出了一系列司法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2年4月28日作出了《关于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对挪用公款罪的若干疑难问题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解答。但是由于司法实践中案件的复杂性，对于挪用公款罪的主体、侵犯对象、共同犯罪等仍存在一定的争议，本文试就挪用公款罪若干实务问题进行探究，以期为挪用公款罪的正确适用作出努力。
一、挪用公款罪概述根据《刑法》第384条的规定：“挪用公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行为”。所谓挪用公款，即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主管、经手或管理公款的职务便利，不经合法批准擅自动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准备用毕归还的行为。但并非所有挪用公款的行为都能构成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只有具备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才能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结合刑法规定和立法机关、最高司法机关的一系列解释，下面对本罪的一系列构成要件逐一进行分析。
（一）挪用公款罪的主体挪用公款罪的主体系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除此之外的人能否构成挪用公款罪，存有不同的看法。为了统一认识，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2月13日作出了《关于对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挪用国有资金行为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的司法解释。该解释中明确，“对于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国有资金归个人使用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定罪处罚”，也就是说，对此类案件应以挪用资金罪定罪处罚。那么这些‘受委托人’中的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可以成为挪用公款罪的主体”。我个人认为是不可以的，因为刑法没有规定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可以成为挪用公款罪的主体，所以，就算是国家工作人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资产，如果其利用职务便利挪用国有资金，其行为仍不构成挪用公款罪，而应以挪用资金罪定罪处罚。这里的关键是要区分“委托”与“委派”的不同区别，这里的委托与刑法第93条第2款规定的“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所讲的“委派”不同，后者的受委派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因此，我个人认为既使受委托者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也只能按挪用资金罪定罪处罚。[!--empirenews.page--]
（二）挪用公款罪的客体与对象挪用公款罪侵害的客体为复杂客体，既侵犯国家财经制度以及国家公职人员的职务廉洁性，也侵犯公共财产的所有权。挪用公款罪一般情况下主要是侵犯公共财产所有权中的使用权。如何确定挪用公款罪侵害对象的性质与范围，直接关系到是否构成挪用公款罪。针对整个挪用公款罪而言，结合刑法第384条第1款、第272条第2款来看，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应包括以下三个部分：其一，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等国有单位所有的货币资金属于公共财产的组成部分，其公有性质没有疑义。其二，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货币资金，即集体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所有的货币资金，这也属于公共财产的组成部分，其公有性质亦无疑义。其三，其他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非国有或非集体单位所有的货币资金。这些资金不一定都属于公共财产，那么国家工作人员挪用这些单位的资金是否构成挪用公款罪。根据刑法第185条和第272条的规定，非国有公司的资金也可以成为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
（三）挪用公款罪的主观方面挪用公款罪在主观上是故意，而且表现为直接故意，即行为人明知是公款而故意违反财经制度和有关规定挪作私用，对其行为所产生的使国家、集体对公款使用权的暂时丧失的后果也是清楚的。因此，行为人的犯罪心理状态，只能是直接故意，间接故意或过失不可能构成挪用公款罪。关于挪用公款罪的主观条件，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行为人挪用公款后主观上想归还，但客观上没有能力还，以及行为人挪用公款后客观上有能力还，但主观上不想还这两种情形，应当如何处理；二是如何认定携带挪用公款潜逃的行为？1998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5条规定：“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是指挪用公款数额巨大，因客观原因在一审宣判前不能退还的”，第6条则指出：“携带挪用的公款潜逃的”，依照刑法第382条、第383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即按照贪污罪定罪处罚。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不退还”应理解为主观上想还，因客观原因在一审宣判前不能退还的。
（四）挪用公款罪的客观方面根据刑法第384条第1款规定，挪用公款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行为。其必须具备以下几个要件：其一，行为人必须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是挪用公款罪客观表现的重要条件，在挪用公款罪中，所谓“职务上的便利”，依照最高人民检察院《立案标准》对贪污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解释，是指利用职务上主管、管理、经手公款的权力及方便条件，也即利用自己职务范围内所享有的某种权力的有利条件。这一条件即是作为职务犯罪的一个本质特征，也是侵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廉洁性的重要外在表现。其二，挪用公款必须是归个人使用。这是挪用公款罪在客观方面的根本性条件。本人认为，对于挪用给其他单位使用，强调“以个人名义”是必要的，因为挪用公款无单位犯罪。但“以个人名义”是复杂的，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将挪用给单位使用分为两种情形，具体如下：[!--empirenews.page--]
1、以个人名义将公款[1][2][3][4]下一页 供其他单位使用的。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解释，此种情形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这里关键是对“以个人名义”的理解。本人认为，“以个人名义”的本质特征是个人行为而非单位行为，具体即指打着个人的旗号。实践中多表现为在单位的出借款条上或者其他提供款项的文件上签的是个人的名字，且无单位的公章，这样，虽然把单位的公款借给了其他单位，但手续上反映的却是个人把钱借出。
2、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的。这里的“以单位名义”是指出借、提供公款的主体清楚地写着单位的名称，而非个人的名字，而“个人决定”既包括行为人在其职权范围内的决定，也包括超越职权的决定。例如某国有公司经理来某，个人决定将公司20万元现金借给某私营公司使用，并让该公司出具了一张收到该国有公司23万元的收据（其中3万元系该国有公司欠来某个人之款，国有公司暂无偿还能力，这样算该私营公司代该国有公司先偿还来某个人欠款）在此案件中，由于来某作为该国有公司的法人代表，其具有借款给其他单位的职权。“为个人谋取利益”，关键要看两点：一是为个人谋取利益而不是为单位谋取利益。这里的个人利益不排除本人的亲戚朋友的利益；二是这里的利益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但也不排除经济利益以外的其他利益。再如前例中来某，其谋取的尽管不是直接经济利益，但能使其个人借款提前非正当得以偿还，亦应符合“谋取个人利益”之特征。其三，挪用公款有三种形式，并且刑法对其分别规定了不同的定罪条件，具体如下：
1、“非法活动型”。即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赌博、走私等非法活动的，构成挪用公款罪，不受“数额较大”和挪用时间的限制；挪用公款给他人使用，明知使用人用于非法活动的，以挪用公款5000元到10000元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数额起点；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立案标准》规定，挪用公款罪中的“非法活动”，既包括犯罪活动，也包括其他违法活动。也就是说，被挪用的公款无论是被个人用于进行诈骗、走私等犯罪活动，还是被个人用于一般的违法活动，都能构成挪用公款罪。实践中在执行上述解释中主要的问题是对“非法活动”如何理解。何谓“非法活动”，我国法律没有具体界定其范围，目前理论上对此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非法活动包括一切违反国家法律，法令和政策的活动；一种观点认为，非法活动应限定在刑事违法活动的范围内。本人认为，这两种观点均不全面，第一种观点扩大了非法活动的范围，容易导制打击面太大的的后果；第二种观点过分缩小了非法活动的范围，容易出现放纵犯罪的现象。
2、“营利活动型”。即挪用公款数额较大，归个人进行营利活动的。何谓营利活动，法律上没有明确界定，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也有不同理解，尤其对如挪用公款私自存入银行取息的行为，理论界就存在着三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就挪用公款私自存入银行取息的行为来说，虽然得利，却非经营，所以该种行为不应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第二种意见认为，挪用公款作为个人储蓄存入银行，挪用人的目的是占有公款利息，挪用公款是占有利息的一种手段，应以贪污罪论处。第三种意见认为，这种行为应属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目前在司法实践中认可的是第三种意见。本人也认为第三种意见是合理的，因为“营利活动”不同于“经营活动”，营利活动包括一切谋取利润的活动。[!--empirenews.page--]3“、超期未还型”。即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超过三人月未还的。这里关键是对“超过三个月未还”的理解。对此理论上曾有不同认识。一种看法认为，“超过三个月未还”是指从挪用之日起三个月没有归还的挪用款项。这里包括案发时（被司法机关、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机关发现的）尚未归还挪用款项并且时间已经超过三个月和发案时已经归还，但归还时已经超过三个月两种情况。至于挪用公款超过三个月但在案发时已经归还的，只能做为影响量刑、相对从宽的一种情节。另一种看法认为，“超过三个月未还”仅仅指挪用时间已经超过三个月而在案发时又尚未归还这一种情况，如果挪用数额较大的资金虽在三个月内未归还，但是在案发前已归还了，不宜作为犯罪处理。目前，在司法实践中采用的是前一种意见。
二、挪用公款罪的共同犯罪问题由于实践中挪用公款罪往往以共同犯罪的形式出现，且在司法实践中认定上存在一定的困难，所以我们有必要对本罪共同犯罪成立的条件、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的共同犯罪等问题作专门、深入的探讨。
（一）挪用公款罪中共同犯罪成立的条件以共同犯罪人是否均有国家工作人员这一特定身份为标准，可以将挪用公款罪的共犯分为两大类，即单纯由两个人以上具备国家工作人员主体身份的挪用人构成的共犯和由具备挪用公款罪特殊主体身份的人与非特殊主体之间构成的共犯。对于第一种情形较易理解，但实践中大量的共犯属于第二种情形，那么第二种情形中挪用人与使用人的行为是否构成共犯，本人认为应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1、就主体要件来讲，首先共同犯罪的成立需要两个以上的犯罪人为条件。具体到挪用公款案件，如果挪用人或使用人中有一人因为某种原因尚不构成犯罪，则不能认为二者存在共同犯罪问题。比如，使用人本是想用公款从事非法活动，为博得挪用人的同情，顺利取得公款，却向挪用人谎称因子女上学等急需钱用，挪用人因受蒙蔽，挪用给其2万元，后使用人从事非法活动，并在三个月内偿还了这2万元，此案中因挪用人不知道使用人是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因此，对挪用人只能考虑其行为是否满足“超期未还型”挪用公款罪的构成条件，而结合此案情，挪用人的行为显然尚不构成犯罪。相应地，他也就无法与使用人一起构成“共同犯罪”。其次，由于挪用公款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对于不具备特殊身份的人是否能够构成挪用公款罪的共犯。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解释》第8条规定：“挪用公款给他人使用，使用人与挪用人共谋、指使或者参与策划取得挪用公款的，以挪用公款罪的共犯定罪处罚。”显然，该《解释》中的“使用人”既可以是国家工作人员，也可以非国家工作人员，2、就主观方面要件来说，首先，共同犯罪的成立必须是各共同犯罪人之间具有共同犯罪的故意。在共同的挪用公款案件中，挪用人与使用人之间的共同犯罪故意的认定非常复杂。如果使用人不知道其所使用的款项是挪用人挪占的公款，或者即使使用人知道他所用的款项是挪用人挪占的公款，但在事先他与挪用人之间无共同的挪用公款的故意，则均不能认定为挪用公款罪的共犯。
3、就客观方面要件来讲，共同犯罪的成立必须是两个以上的人具有共同犯罪的行为，如果没有共同的犯罪行为，则谈不上共同犯罪的成立。本人认为，只有使用人在主观上与挪用人具有挪用公款罪的共同故意，客观上实施了与挪用人共同商议、策划挪用公款或主动指使挪用人挪用公款时，才能对使用人以挪用公款罪的共犯定罪处罚。这里需要“共谋”与“指使或者参与策划的具体行为”共同具备。[!--empirenews.page--]
（二）挪用人与使用人对公款具体用途认识不一致的处理刑法针对被挪用公款的不同用途，设定了构成挪用公款罪宽严有别的三种条件，所以，当挪用人与使用人共同商议、策划挪用公款，但二者对公款具体用途认识不一致时，如何根据被挪用公款的用途，认定各人成立犯罪所适用的构成要件，则直接影响到罪与非罪和罪责的轻重。有一种观点认为，当二者对公款具体用途认识不一致时，他们的目的、动机上一页[1][2][3][4]下一页 存在很大差异，二者的故意内容不同，不能认定为共同犯罪故意。本人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妥当的。在挪用公款罪中，犯罪故意的内容是行为人明知是公款而仍然挪用，至于公款的使用，则属于犯罪目的，不属于犯罪故意的内容。因此尽管使用人与挪用人对公款的预期用途有不同认识，但仍然不能否认其共同故意的成立。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2条第3项第2款规定：“挪用公款给他人使用，不知道使用人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或者非法活动，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构成挪用公款罪；明知使用人用于营利活动或者非法活动的，应当认定为挪用人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或者非法活动。”这个解释为司法实践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准则。但是，当挪用人明知使用人要用于营利活动或者非法活动而挪用公款，但而后使用人并未将公款用于营利活动或者非法活动，而是用于其他活动的怎样认定，本人认为，如果使用人在与挪用人共谋，指使挪用人挪用公款或者参与策划行为时，是为了将公款用于非法活动或营利活动，但使用人在取得公款后实际上将公款用于非法活动及营利活动以外的其他用途的，则对使用人和挪用人均应按照公款的实际用途确定是否构成犯罪及量刑。
三、关于挪用公款罪的数额计算问题多次贪污、受贿的，累计计算，刑法对此已明文规定，多次挪用公款的是否累计计算，刑法没有规定，尽管相关司法解释对此作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但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
（一）对现行司法解释相关内容的几点个人看法挪用公款数额的认定，对于挪用公款罪的定罪量刑具有重要意义。在一次性挪用公款的行为中，挪用公款的数额认定没有问题。对于多次挪用公款在案发前均未还的，挪用公款数额累计计算，也不存在什么争议。但是对于多次挪用公款，并以后次挪用的公款归还前次挪用的公款的情形，如何计算挪用公款的数额，司法实践中则存在着争议。1998年“高法”《解释》第4条规定：“多次挪用公款不还，挪用公款数额累计计算；多次挪用公款，并以后次挪用的公款归还前次挪用的公款，挪用公款数额以案发时未还的实际数额认定。”然而，从目前司法实践来看，这一司法解释仍无法完全适应实际需要，具体来讲，我个人认为有以下问题：其一，这一司法解释只列举了“多次挪用公款不还”和“多次挪用公款，以后次挪用的公款归还前次挪用的公款”这样两种情形，而对于其他许多多次挪用公款时的数额认定问题，仍无法合理解决。实践中，除了“多次挪用公款不还”和“多次挪用公款，并以后此挪用的公款归还前次挪用的公款”这两种情形外，多次挪用公款还存在“多次挪用公款，每次均分别归还”，以及“多次挪用公款，在前次挪用公款已部分归还的情况下又挪用公款”，以及“多次挪用公款，案发时部分归还”等情形，这些情形如何处理，司法解释并未一一规定。[!--empirenews.page--]其二，按照1998年“高法”《解释》的规定，对于“多次挪用公款，以后次挪用的公款归还前次挪用的公款”的情形，应当按照案发时未还的实际数额认定。但是，这样做的结果，使定罪量刑丧失公正公平性。例如某邮政储蓄所主任赵某，在2000年5月至2004年5月四年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先后16次将58万元公款挪给他人进行营利活动，期间，赵某与使用人因惧怕事情败露，曾以转账的方式分六次还款34万元，此34万元无法明确确定是否是用前次挪用的公款归还，而相关行为则属于在前次挪用的公款已部分归还的情况下又挪用公款，如果此34万元予以扣除不累计计算，无明确的司法解释，若不予以扣除，按58万元计算，则又失去量刑之公平性。因为比之以后此挪用的公款归还前次挪用公款的行为，实在没有质的区别。
（二）对多次挪用公款的具体处理那么，对于多次挪用公款的数额究竟如何认定呢？我个人认为，挪用公款罪作为一种严重侵犯公款使用权的犯罪，其社会危害性需要从四个方面来综合分析，一是数额，总体讲数额越大，则社会危害性也越大，成正比；二是用途，进行非法活动比进行营利活动危害性要大，进行营利活动又比用于一般活动危害要大；三是是否退还，退还的比不退还的危害性明显要小；四是时间长短，挪用时间越长危害性就越严重，成正比。如果仅考虑上述四个因素中的某一方面，就不能正确地揭示其社会危害性，也难以科学地计算数额。结合以上四个方面，对于多次挪用公款的数额分别认定：
1、多次挪用公款均未还的，数额累计计算，这一点毫无争议。
2、多次挪用公款用于非法活动、营利活动的，累计计算挪用公款数额（包括案发前已归还的），其中以后次挪用的公款归还前次挪用的公款的，也应累计计算挪用公款的数额，而不能以案发时实际未还的数额认定。因为考察具体用途，根据刑法，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或者进行营利活动，不受挪用时间和是否归还的限制，因此，既使案发前已全部归还的，也应累计计算。
3、对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用于非法活动及营利活动以外活动的，无论以何种方式归还，通常应以案发 时实际未还的数额认定。但是对于“数额巨大”的，因其单次挪用行为已构成犯罪，应当累计计算。
4、基于以上原则，对于多次挪用公款，其中有用于非法活动，有用于营利活动，也有用于其他活动的，应当在扣除案发前已归还的个人用于其他活动部分累计其挪用公款数额。
四、对于“挪而未用”案件的定性问题“挪而未用”案件在司法实践中非常常见，但因其此类案件的复杂性，且没有对此类案件的相关司法解释，在司法实践中认定此类案件具有一定的难度。
（一）理论界对“挪而未用”案件的三种定性意见司法实践中往往发生一些行为人将公款“挪而未用”的案件，对于这些案件能否认定为挪用公款罪、是挪用公款既遂还是未遂、其构成要件具体如何确定等，存在有三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如果行为人挪用公款是为了将公款使用于个人需要，或者从事牟利活动，或者进行非法活动，或用于其他个人用途，时间很短，不足三个月时间，对此挪而未用的情况，一般不构成挪用公款罪。第二种观点认为，“挪用”，从文义上分析，应包括挪用和使用。因此，只有挪用并实际使用了公款的，才构成挪用公款罪既遂，换言之，如果是挪而未用，即在挪动公款后尚未及实际使用的，应认为是挪用公款罪未遂。第三种意见则认为，挪用公款罪的既遂并不以公款是否已被实际使用，而是以公款的占有权是否已被非法转移为标志，既使是挪用公款后尚未及使用的，仍然应当认为已构成既遂的挪用公款罪，而不能认为是挪用公款罪未遂。[!--empirenews.page--]
（二）本人对“挪而未用”案件的理解本人认为第一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如果行为人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对进行非法活动而言，不需要数额和挪用时间的限制，即构成挪用公款罪；对进行营利活动而言，只要“数额较大”，没有挪用时间长短的限制。因此对于这两种情形，只要数额达到构罪标准，成立犯罪应该不存在问题。那么，对于此种行为是属于既遂还是未遂呢？本人同意第三种意见，即属于挪用既遂。理由是：对“挪用”一词，更为妥当的理解应是“为用而挪”，其中“挪”是挪动，即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擅自将公款的占有权非法转移到自己的名下；“用”是使用，即让自己或他人非法使用挪用的公款。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因为，一旦公款被非法挪用，即公款的占有权被行为人非法转移到自己或他人手中，此时，公款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就已经遭到实际侵害，危害结果既已发生，至于公款是否已被实际使用，对此毫无影响。若以公款是否被实际使用作为挪用公款罪既遂的标志，不利于保护公款的合法占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有放纵犯罪之嫌。但是，“挪而未用”的案件按挪用公款罪的既遂处理，并不意味着挪上一页[1][2][3][4]下一页 用公款罪不存在未遂状态，例如：某机关的出纳员，意图挪用公款50万元给其男朋友进行炒股使用，当其将转账支票开好，一切手续都齐备，正准备去银行将50万元划到其男朋友指定的账户上时，被领导发现，及时制止。由于其已着手实施挪用公款的行为，但因其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就应当认定为挪用公款罪的未遂。[参考文献][1]向朝阳主编：《中国刑法学教程》，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2]赵秉志主编：《刑法新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3]郑广宇：《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罪案定罪证据解析》，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4]陈兴良主编：《刑法案例教程》，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5]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热点疑难问题探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6]郭立新、杨迎泽主编：《刑法分则适用疑难问题解析》，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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