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构建视角下收入分配的矛盾与均衡（共五则）

第一篇：和谐社会构建视角下收入分配的矛盾与均衡

和谐社会构建视角下收入分配的矛盾与均衡

2009-2-10

内容摘要：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也存在一些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在这些矛盾和问题中，收入分配问题尤为突出。本文对影响我国和谐社会构建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及其产生根源进行了探析，并针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了均衡收入分配的相应对策。

关键词：和谐社会，收入分配，矛盾，均衡

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已成为近年来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和焦点话题。亚洲“四小龙”的成功与“拉美化”道路的失败给我们以深刻启示：解决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收入分配问题将直接关系到现代化建设的成败。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可以说是新时期坚持改革不动摇的一个切入点，梳理和明确当前关于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一些问题及其症结，采取相应的举措，更好地均衡收入分配，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当前我国收入分配不均衡的表现

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分配领域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收入分配不公和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公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劳动者的所得与其付出的劳动极不相称，资本收益过高，劳动收益过低，存在着事实上的“资本霸权”；权力资本化现象严重，存在着权力与资本相勾结，共同侵吞社会公共财富的现象；再分配政策不合理，导致普通劳动者在收入分配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具体表现为：

居民总体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这可以通过基尼系数来反映。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收入分配处于高度平均状态，0.2～0.3之间表示比较平均，0.3～0.4之间表示较为合理，0.4～0.5之间表示差距较大，0.5以上说明收入差距相当悬殊。据世界银行统计，我国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前为0.18，目前，我国基尼系数已经上升到0.47(有的经济学专家估计还要超过此数)。这一数字已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不但高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而且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扩大。近年来，我国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在逐年扩大，农民增收难，农村各项社会事业，如基础教育、公共卫生服务、社会保障事业投入不足，严重滞后于城市发展，已经阻碍了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无法规避的大问题。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例，1978年为2.37:1，1985年缩小为1.72:1，1997年又回升到2.47:1，2006年进一步扩大到3.28:1。如果把农村居民收入中常被高估的水分挤掉，把城镇居民享有的隐性和优惠折算成收入，那

么，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比可能是6:1。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1995年36个国家的资料表明，城乡居民收入比一般为1.5:1，超过2:1的国家只有3个，而我国则是这三个国家之一。

行业收入差距日益扩大。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3年，全国职工平均年工资为14040元，其中，非垄断行业职工工资为6969元，电力、煤气、水等垄断行业是18752元，而金融业职工工资高达22457元，其中，证券业达4.26万元，为非垄断行业的6.1倍。而且近五年来，这种行业收入差距还在继续扩大。

地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当前收入分配的地区经济差别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2003年，东部11省市人均GDP达1600美元，而西部12省区市仅为650美元。从全国来看，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呈现阶梯型下降趋势。以个人为例，2005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3255元，东部、中部、西部分别为5123元、2815元、2508元；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可支配的收入是10493元，东部、中部、西部分别为13375元、8809元、8783元，东西差距显著。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不均衡的根源

(一)必然结果：市场化改革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实行的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不分效益高低，不分贡献大小，都是单一的分配标准。这种经济体制和分配方式注重了社会公平，却挫伤了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导致了经济效益低下和共同贫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打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收入分配不再仅仅局限于按劳分配，而是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就意味着必然会出现分配收入的差距。

(二)内在动因：坚持效率优先原则

我国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市场经济规律在经济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价值规律为基本内容的市场经济规律，本身就具有收入差距扩大的内在动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追求的目标是利益最大化，而实行利益最大化的主要经济手段就是按照市场原则和生产要素的贡献获取收入，让贡献大的人得到高收入，从而刺激一部分人劳动和经营的积极性，通过合法劳动和经营，走上了致富的道路，这是积极的、合理的。

(三)经济根源：就业机会不足导致市场供求力量失衡

在劳动力基本权益缺少法律和政策保护下，在劳动力没有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情况下，劳动力的相对不利地位会更加凸显。在与单个而又分散的劳动力对抗中，资本会显示出强势的力量，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劳动力与资本的分配关系。在我国农村大量过剩劳动力和农业就业收入非常低下的情况下，他们在城镇务工的机会成本是非常低的，而务工所带来的收入对于改善生活状况变得尤为重要。为了家庭幸福，为了子女的未来，在资本面前“忍辱负重”也就成为一种无奈的选择。

(四)体制根源：再分配调节不力

再分配调节不力表现在：对高收入者调节不力，当前居民收入方式日趋多元化，政府未能根据实际情况变化建立有效的收入监督及控制体系；对低收入阶层缺乏有效保护，总体投入不足，财政分灶吃饭与社会事务分级管理也使贫困地区低收入保护更显乏力和无助，某些形式的转移支付明显向高收入者倾斜。

(五)文化根源：道德分配

道德分配，即“三次分配”缺位。美国贫富差距同样严重，但美国富裕阶层每年向公益慈善组织捐助，占到了美国GDP的9%。我国的道德分配严重缺位，据有关资料显示，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99% 的企业从来没有参加过捐赠。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对各类困难的群体在政策上、资金上有所倾斜，但光靠政府的力量还是远远不够，富豪慈善家们在人文精神激励下的慷慨解囊十分必要。

解决我国收入分配不均衡问题的对策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一步理顺分配关系，完善分配制度，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有效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已势在必行。根据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要逐步建立平等的居民收入分配格局。

(一)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规范初次分配秩序

不规范的分配秩序不仅损害效率，而且损害公平，因此，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逐步建立起较完善的市场体制，充分保证个人自由创新能力的发挥，这是实现收入分配公正的前提。同时，规范的市场秩序也能够限制和约束由于制度建设滞后而造成的不合理收入。因为良好的市场制度会大大增加交易的透明度，降低交易成本，规范经济人的行为，这对于垄断定价、政府寻租、市场欺诈等，都会具有极强的约束力。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规

范分配秩序，调节不合理的分配行为，打击非法收入，通过规范分配秩序既可以提高效率，同时也可以保证公平。

(二)彻底改革户籍制度，为劳动力流动提供平等机会

传统体制下长期实行的不公正制度严重地限制了农民人身自由，妨碍了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阻碍了农村劳动力流动和转移，使得农民人均收入相对水平和享受的公共服务水平低下。通过消除形形色色的政策障碍，取消各种准入限制和歧视，能够大大降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交易成本，为他们创造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平等的工作条件，并通过他们自身的努力提高其收入水平。

(三)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社会成员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竞争力

市场经济决定了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首先是提高其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投资虽然见效慢但却是解决贫穷问题的根本途径。政府的社会政策应当在创造平等的教育环境上发挥更好的作用，做到公平分配城乡教育资源。为此，加大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加大力度对青壮年农民进行有针对性的职业培训，为他们进入其他行业创造条件；改革高等教育体制，改变不合理的招生名额分配办法，逐步调整高校的不合理布局和不平等的高校资金投入，为全体社会成员接受高等教育提供平等的机会。

(四)科学分配公共财政资源，增加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资金投入

要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就需要不断增加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对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及公共物品供给制度进行改革与创新。公共物品的供给要实行城乡统筹，按照公共物品的类别、层次，确定城乡各类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科学合理地划分各级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职能边界、职责和义务范围，实现向统筹城乡发展、城乡协调平衡的公共物品供给体制和制度的根本转变。

(五)实施反贫困战略，切实解决城乡贫困人群收入过低问题

解决贫困问题，要从促进再就业、通过职业培训提高低收入者的劳动力素质；政府在初次分配中，要调整工资和剩余价值的分配关系，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权重，把最低工资标准提到维持当时当地劳动力的再生产水平；政府在进行二次分配时，要实现“底线公平”，即社会成员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不了的基本问题，要通过政府、企业、个人之间的一种恰当关系加以解决，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将更多的社会成员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六)完善高收入人群收入税收调节体系，发挥税收政策的调节作用

据统计，2006年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数额，占整个税收总额的比重为7%，远低于发达国家30%～50%的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8%～12%的水平。由此可见，我国个人所得税与世界各国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为有效调节个人收入，特别是高收入者的收入，应尽快建立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体，辅之以利息税、遗产税、增予税、特别消费税等税收调节体系，对个人所得的存量、增量及其转让进行有效调节。

综上所述，在当前历史条件下，重视收入分配的不均衡问题，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倡导公平正义，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辅之以有效的政府调节，把长期措施和短期手段很好地结合起来，既是我国社会经济长远发展的需要，更是解决目前收入分配不均衡的根本措施，这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赵人伟.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2.李建立.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现状及对策思考[J].宏观经济研究，2001(10)

3.陈宗胜.非法非正常收入对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响及其经济学解释[J].经济研究，2001(4)

4.朱力.对“和谐社会”的社会学解读[J].南京社会科学，2005(1)

第二篇：矛盾的统一性和斗争性与构建和谐社会

矛盾的统一性和斗争性与构建和谐社会

矛盾的对立统一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矛盾是反映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对立统一关系的哲学范畴。对立性和统一性分别体现了矛盾的两种基本属性。

矛盾的统一性是指矛盾双方互相依存，互相贯通的性质和趋势。它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矛盾的对立面相互依存，互相为存在的前提，并处于一个统一体中；二是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相互贯通，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毛泽东说：“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矛盾的斗争性是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相互排斥、相互分离的性质和趋势。矛盾的同一性和矛盾的斗争性是相互连结、相辅相成的，没有斗争性就没有统一性，斗争性寓于统一性之中，没有统一性也没有斗争性。在事物的矛盾中，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矛盾的统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矛盾斗争性的绝对性体现了物质运动的绝对性，矛盾统一性的相对性体现了事物静止的相对性。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与有条件的相对的统一性相结合，构成事物的矛盾运动，推动事物的发展。

矛盾的统一性和矛盾的斗争性在事物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矛盾的斗争性和矛盾的统一性在十五发展过程中是相互结合共同发生作用的。”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于2004年9月提出的重要执政理念，胡锦涛主席指出，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哲学上说，和谐是矛盾的一致特殊的表现形式，体现着矛盾双方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矛盾统一性与斗争性相统一的社会。

社会和谐就是社会矛盾的同一性方面。所谓和谐社会，指的就是社会矛盾体系中的诸方面、诸要素之间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相互依存、相互贯通、彼此共生的稳定状态。例如，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是指人发展时要考虑自然的承受能力，人类不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繁荣；统筹城乡、统筹东西部发展，便是要使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能更好的协调，能够更好的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但是这种和谐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只有矛盾双方处于平衡、协调、合作的情况下，事物才展现出和谐状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要求的和谐都是在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实现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工作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这样的矛盾要求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矛盾的对立性，是我们改革开放以及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动力。中共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这一科学论断至关重要，说明了我们在长期的和谐社会建设中要坚持矛盾统一性与对立性的的这一基本观点。在不断解决这些矛盾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社会在不断发展不断进步，不断和谐，在对这些矛盾的认识与解决中，达到了各因素的统一。

所以，矛盾的统一性与斗争性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意义。我们要既看到和谐社会中相互统一的部分，也应看到，和谐社会也是有矛盾存在的，那些认为和谐社会不会有矛盾的观点是错误的，没有矛盾的社会是不存在的。正是这样的矛盾，正是我们在不断处理矛盾中，社会才可以变得更加和谐。马克思的实践观与生态环境

马克思的实践观与生态环境

作为人类自由、自觉活动的实践一直被深生态学者狭隘地理解为对自然的单方面的改造和控制，而无论从实践概念本身还是其现实历史性上来说，实践都不是生态问题的诱因。文章分析马克思的实践观中的生态意蕴，进而阐明，人类与自然是实践基础上现实的、历史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互动中的创造与被创造的主体关系，同时，生态问题解决的策略中，实践仍然是根本的方式和载体。

劳动实践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问题伴随着人类控制、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而日渐凸显，已发展成为影响和制约人类存续发展的时代问题，其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西方绿色理论将人类实践同生态学对立起来，他们认为实践理论中人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的过分强调，无限的发展生产力以及专注于改造自然、忽略自然对人类的制约作用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是生态问题的根本成因。那么，实践中的人与自然到底应该怎样理解呢？

首先，劳动实践是人与自然联系的根本方式，不存在人的实践关系之外的自然界，也不存在脱离了任何具体生态环境的人类实践。第一，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人是自然的存在物，是自然有机体的一部分，这不仅表现在人作为与其他一切自然生物一样的生物体特性，也表现在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必须依赖自然而存在。第二，实践是人类在自然界中存在、并创造社会生活的根本方式，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实践，形成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运动和能量信息交换，“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56—57。第三，在现实的历史层面上，人类发展史与自然发展史是实践的统一体。这一方面表现为具体的生态环境产生不同类型的社会生产方式和文明形式，另一方面也表现为不同的社会生产和文明形式对环境的改造作用。

其次，人与自然是平等的主体际关系。在马克思经典理论中，实践一直是被作为人类控制自然、改造自然的活动来理解的，这造成了深生态学对马克思控制自然思想的狭隘理解。自然在历史和社会文明，尤其是物质中，是一个积极的、能动的“伙伴”，和人一样具有“自主性”和“目的性”，表现在自然具有不依靠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运动和发展规律，它不以人的单独的类的发展作为主旨，而是以全面的自身的发展为最终目的。人与自然的主体际关系具体地表现在实践客观现实性、自觉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的特征之中。第一，实践的客观现实性不仅体现在活动过程和结果都具有客观性，还表现在实践必须依靠客观现实的物质生产条件、生产资料和具体的生产组织形式才能得以开展，它的成果也必须以相应的客观形式表现出来；第二，实践的自觉能动性也不仅体现了人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创造性活动，也表现在人的生产实践必须符合外部世界的尺度，必须正确地认识客观规律，正确认识自身的需要；第三，实践的社会历史性不仅体现在社会生产无法超越现存的社会史，也表现在社会生产必须基于一定的自然史。

最后，人与自然的统一根本地体现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运动之中。人与自然紧密相关的主体性具体表现在人的实践创造的人类史和自然史的高度统一当中，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过多地关注生产方式转型中生态变迁的作用，但后继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中内在地包含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涵。自然的生产力是生产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而自然的生产关系，是受着自然条件制约着的劳动过程中形成的协作方式，是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生物和它们生活于其中的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自然生产力的客观性表现在自然的生产力决定着人类劳动中的生产资料、再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自然的生产关系的客观性表现在人必须遵循和保持自然系统内部的各种依存的联系。自然以内在于人类实践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方式发挥着其主体性，它与人类的实践互动方式，产生了文化、社会、劳动和自然的整体。人作为既是自然物又是属人的特殊物种是这一互动过程的集中体现。

劳动实践与生态危机关系。既然劳动实践在理论上并不具有导致生态问题的可能性和必然性，那么现实中劳动实践又是怎样与生态危机紧密相连的呢？

首先，私有制与雇佣劳动使劳动发生异化，进而促使人与自然关系异化。人与自然的对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和发展中日渐产生并加剧的：“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2]274。第一，私有制迫使劳动力同生产资料相分离，原本类的生产活动变为了维持个人生存的基本手段，而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垄断，更在全社会层面上使类生活变成了家庭个体的谋生以及个人的生存，并且使生产资料和自然成为了人劳动的直接对象，而不再是互动的主体；第二，雇佣劳动在私有制和生产资料的集中的基础上产生，它将劳动力和生产资料都作为生产的要素纳入到利润的追求当中，于是人与自然统一的生命体变成了利润链条上两个可计算的零件，人和自然异化同步发生。

其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割裂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割裂了人与自然之间原有的天然的、交互的联系。第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通过掠夺资源、过度生产和排放，割裂了自然界自身的物质变换，将利润的增值逻辑应用到自然界；第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割裂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这种变换不同于第一种形式中简单的能量交换，而是基于一定制度形式下的与自然和人的本性相对立复杂的、动态的相互依赖关系，它表现为不同的文明和劳动组织形式。资本“从人那里夺走了他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人类与自然最初的对立形成了，并通过技术理性和异化消费进一步促进生产和强化人与自然的异化，使人失去了实现自我的总体性追求，自然由决定生产方式的主体变为生产索取和消耗的对象，自然之间有机的物质变换变成了生产—消费—垃圾的单向循环。科学技术的两重性

论科学技术的两重性

马克思对科学技术的伟大历史作用的认识是科学是“历史的强有力的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邓小平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理论，于1988年提出的精辟论断。这个精辟论断也揭示了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当今世界，科技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越来越大，并已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最重要因素。

所谓科学是指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反映客观事实和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及其相关的活动，它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技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技术包括生产技术和非生产技术，狭义的技术是指生产技术，即人类改造自然、进行生产的方法和手段。而科学与技术是辩证统一体，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活动，它是在人类实践基础上产生的，又反过来影响着人类社会。任何事物都是辩证的，科学技术也不例外，科学技术作为社会主体活动的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也有着利与弊两个方面。科学技术作用的实现要受到一定客观条件，诸如社会制度、利益关系等因素的影响，也要受到一定主观条件如人们的观念和认识水平的影响。此即我们的众多学者常常所说的“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的缘由或依据。

为什么会出现“异化”呢？科技中的科学(主要是自然科学或基础科学)本质上是非功利的，它不仅揭示了事物具有的确定的属性、规律，要将其变成现实，须经主体能动的选择，科技之所以会产生双刃性社会效应，是由人类自身和一系列社会因素造成的：第一，价值观的偏差：作为合目的性的科技活动，是同满足主体的某种需要、利益相联系的，对科技的极端效益至上的功利主义利用，导致科技的工具理性膨胀，价值理性失落，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日益分离，使人的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陷于严重的危机之中，但这决不是科技的罪过；第二，认识上的局限性：在一定条件下,受实践水平的限制，人们对自然整体性联系的认识不足，往往陶醉于新技术应用带来的经济增长的欣喜之中，忘却它给自然带来的不良后果；第三，社会因素的制约：受特定社会关系制约的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它对社会起到的是正效应还是负效应，关键在于谁在使用它，做对谁有利的事情。因此，科学技术虽然发展了，但是发展不足。科学技术活动的主体尚未意识到某一项科学技术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或者意识到了但没有找到克服其副作用的手段和方法。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一、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生产方式的变革。首先，发展促进劳动资料（主要是生产工具）的变革，例如炼铁技术的发展使得铁器应用于农业生产，代替了石器工具；机械农机的使用代替了手工农具。其次，促进劳动对象的变革。例如：海洋探测技术的发展是人类的生产活动扩展到海底，航空航天技术的发展使人类的步伐迈向了广阔的宇宙等。再次，促进劳动者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

二、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生活方式的变革。例如改变人们的交往方式、消费方式、学习方式、休闲方式以及娱乐方式。

三、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思维方式的的变革。正如科技影响思维主题、思维客体和思维方式，使联系方式的变革，扩大人们的交往，开阔了人们的视野。

四、科学技术发展是现代社会生产及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和增长点所在。最明显的是科学技术发展推动产业结构的变化，自从工业革命后大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工业迅速发展，逐渐超过了农业的比重，第三次科技革命后第三产业不断发展，成为比重最大的产业。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消极作用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由于人与自然规律和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不够，或缺乏对科学技术消极后果的强有力的控制手段而产生的。如，在发展现代工业的过程中，违反自然规律，破坏生态平衡，造成环境污染，在农业生产中滥用农药、化肥导致土壤板结以及开发利用核能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正如最近发生的人本核电站核泄漏问题一样，都对人类的发展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

二、与一定的社会制度有关。科技在不同的制度下，有时会“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利”。世界上的霸权主义者利用现代科技发展武器，入侵他国，造成大量生命财产的损失，就是一个例证。

目前，“全球问题”的出现如人口增长过快、粮食短缺、能源和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为解决科技进步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需重构科技活动的合理性机制，保证科技最大限度地造福于人类：第一，要对科技有全面正确的理解，健全科技成果应用的评价制度：应把技术水平、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联系起来，并要对科技成果的应用建立科学的评价制度，进行预测、评估、控制和监督，保证其产生正效应，而把负效应控制在最低点；第二，发挥政府决策功能，加强科技立法。有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可使符合人类利益的科技活动从法律上予以保证并得以有效的实施，确保科技活动有所为、有所不为；第三，增强全社会的科技伦理意识，提高科技主体的科技责任感。从根本上解决科技应用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不仅取决于科技评价制度和法制保障，更取决于人类自身的素质,取决于人类科技伦理意识的提高。为此，一要进行科普教育，让民众了解科学，提高其科学文化素养，增强科技意识，崇尚科学精神；二要进行伦理道德教育，让民众能正确认识人与自然、人与人间的关系，形成科学的生态伦理观念和科学的人道伦理观念；同时要提高科技主体的科技责任感。为了实现科技服务社会，造福人类的目的，必须加强对科技主体的科技道德教育，提高其道德素质。任重而道远。价值规律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如何使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

价值规律是商品按照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价值量进行交换的规律。按照这一规律的要求，商品生产者的个别劳动时间等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便可以正常经营，如果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便可以获得较多的收益，个别劳动时间越低，在竞争中越处于有利地位，收益也越多。但怎样才能有效地降低个别劳动时间呢?只能靠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根本途径是在生产中采用科学技术。因而，价值规律的作用必然刺激商品生产者为降低个别劳动时间而在生产中不断改进技术。每个商品生产者在一心获得更多收益和竞争压力的驱使下，都力求采用先进技术，改进生产方法，加强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便必然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任何社会形态中，都存在着按比例合理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这是一个普遍的经济规律。而在商品经济社会中，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规律，是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实现的。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价格围绕商品的价值上下波动，实际上成为市场的晴雨表，给生产者提供信息，让他们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怎样生产。当某种商品价格涨到价值以上，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生产者就把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投入这些部门，导致这些部门的生产扩大和供应增加；当某些商品的价格降到价值以下，出现供过于求的情况，生产者就把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从这些部门抽出，导致这些部门的生产缩小和供应减少。价值规律就是这样自发地调节社会劳动在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它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指挥着社会资源按比例合理地配置。

作为价值规律实现形式的供求机制、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统称为市场机制。在商品经济产生和发展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市场机制是价值规律发挥分配社会劳动作用的惟一机制。直到当代，市场机制仍然是价值规律起作用的基础性机制。

市场机制的特点是它的自发性，千百万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在价格信号的诱导下自发地调节各自的生产和交换活动，而他们这种互不相属、各行其是的经济活动，又引起价格信号的进一步变动，从而引发新一轮调整。

市场机制的优点是：首先，市场机制能够通过不断的微调，使社会的生产和需求自动趋于一致，从而使价值规律的要求作为一种自动趋势表现出来。其次，在现代经济中，市场机制的这种“自动化”的优点显得更加突出。

现代经济的特点是：社会分工日益细密，产品种类数以百万计，技术创新呈加速状态，人们的消费偏好多种多样，社会需求结构与供应结构空前复杂。几十年前，我国经济运行没有达到这种程度，通过计划机制、行政指令直接配置社会资源，已暴露出严重的弊端。如果在经济已有了相当发展的今天，仍坚持用传统的计划机制来配置社会资源，其后果如何，不难想见。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我们通过“自动化”的市场机制收集、处理和发布有关生产与消费、供应与需求的巨量信息，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必将推动我国经济迅速发展。

我们要全面地认识价值规律的作用，它既有调节社会资源配置的一面，也有局限性的一面。这表现在：

首先，市场机制在收集、处理和发布经济信息方面存在着缺陷，因此商品生产者根据价格信号来调整对资源的配置，难免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他们根据价格的涨落来扩大或缩小生产，往往一哄而上或一哄而下，并不能恰当地达到供求平衡，从而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其次，市场的不完全，致使市场机制作为商品生产者行为的调节机制，是不完全的。这种调节往往是一种事后的调节。因为商品价格的涨落变动，是在供求关系已经失衡，原有资源配置不合理的状况已经暴露的情况下发生的，这种事后的调节不可避免地会伴随着社会资源的浪费。

最后，这种自发调节作用，引导生产者乐意生产价高利大和见效快的产品，只顾追逐私人局部利益的短期行为，而不愿投资于微利或见效缓慢的公用事业、基础设施、基础工业，因而不利于社会资源的中长期合理配置和产业结构的优化。

必然的结论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价值规律的要求要通过自发的和自觉的两种机制——市场和计划的结合来实现。现在，连长期将经济“自由放任”奉为神圣教条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市场机制的缺陷也有了认识，从而建立起政府调控、产业政策等一系列旨在弥补市场经济缺陷的政府干预机制。一些西方国家还曾实行经济计划，对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在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路线、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党的群众路线论文

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第一次提出了“群众路线”这个概念。信中指出：“关于筹款工作，亦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此后，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在党的工作中更加自觉地运用了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并使其不断丰富和完善。

“一切为了群众”，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目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群众观点在党的工作中的应用，也是党的基本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仍然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推动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前进。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群众路线，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总书记又在2012年11月17日《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文章中指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如果我们脱离群众、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最终也会走向失败。我们要适应新形势下群众工作新特点新要求，深入做好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工作，虚心向群众学习，诚心接受群众监督，始终植根人民、造福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要从人民伟大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办好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的实事，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是我们党的老传统，也是新时期新要求。只有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党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和奋斗的，但是党永远只是人民的一小部分；离开人民，党的一切斗争和理想不但都会落空，而且都要交得毫无意义。我们党要坚持革命，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就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我们党在领导中国人民的长期斗争实践中，创造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提出和坚持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密切联系群众的群众路线。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从认识论上说，也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这就把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群众路线的工作路线有机统一起来。要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首先要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向群众做调查工作。做到从群众中来，只是完成了领导工作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将这些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的领导意见再回到群众中去，使群众认识到这些意见是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的，号召群众实行起来、化作他们自觉的行动，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转化成为人民群众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力量。当代中国根本的决策规范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既反对精英主义，又反对大众主义（或称民粹主义、平民主义，要求无条件代表社 会普通民众的利益，反对任何精英特权和官僚等级），它寻求的是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即群众路线既有精英主义的成分，又有大众主义的成分。

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要积极研究并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切实提高有效开展群众工作的本领。要认真研究经济社会生活的新变化和群众工作的新特点，积极探索和掌握适应新形势要求的做群众工作的新途径新方法新机制，善于运用说服教育、示范引导和提供服务等方法凝聚和激励群众。要帮助广大群众正确认识改革中出现的暂时困难，引导群众自觉地与党和政府同心同德。要重视与群众及社会团体的直接交流，了解群众的所思所想，切实做到亲民爱民为民。要把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作为我们群众工作的重点。要认真体察群众愿望，关心群众疾苦，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时刻挂在心上，从人民群众热切盼望的具体事情做起，尽心尽力帮助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把群众工作做深、做细、做实。要把群众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作为工作的重点，针对不同时期群众反映最普遍、最强烈的问题，集中力量，千方百计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让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要把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作为我们群众工作的重点。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是党的群众观点的具体化。坚持群众路线，就能保证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保证党的各项工作的成功。历史经验充分表明：党的成长与壮大、革命的胜利与发展，都与群众路线息息相关。当党正确地制定和实行群众路线时，革命就胜利、发展；反之，党和人民的事业就会遭受损失、失败。

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哲学依据

用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原理来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 矛盾的普遍性是指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始终。承认矛盾的普遍性是坚持辩证法的前提。我们在任何时候对待任何事物都要实事求是，趁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

时时有矛盾，事事有矛盾，但是不同的矛盾又各不相同。矛盾的特殊性是指具体事务的矛盾及每一个矛盾的各个方面都有其特点。承认矛盾的特殊性有重要意义，这是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前提。一方面，这有了利于我们正确解决矛盾。

矛盾的普遍性欲特殊性是辩证统一的：第一，矛盾的普遍性欲特殊性是相互联接的。一方面，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另一方面，特殊性中包含着普遍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相联系而存在。第二，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相互区别的，共性只是包括个性中共同的、本质的东西，个性总有许多自己的特点，是共性包括不了的个性比共性丰富得多。所以二者不能相互代替。第三，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系之间的关系是共性和个性、一般和个别、绝对和相对的关系。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原理是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基础：1.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原则。2.同时又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注意中国的特点。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又是一个穷国，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又不均衡，现在正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3.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各方面的方针政策，就是把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只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才能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

“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的原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原则的哲学基础，也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哲学依据。”

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是从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总结概括出来的，对各国具体实践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是矛盾的普遍性；各国的国情、环境、历史条件又不同，具体实践必然有自己的特点，这事矛盾的特殊性。二者相结合才能找到设和自己国情的正确道路，搞好革命和建设。

因此，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既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共性，又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体现出中国特色这一个性。在所有制方面，我们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势共存；在分配形式方面，我们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共存；在政治上，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在指导思想上，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有这些，都是共性和个性相统一。

第三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矛盾与意义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矛盾与意义 在构建和谐的过程中充满了矛盾，如何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中的矛盾已成为我们研究的一个课题。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不是要消灭一切社会差别、根除一切社会矛盾，也不是不问是非地追求一团和气，而是在承认社会差别和社会矛盾的基础上，科学认识和正确对待各种差别，妥善处理和有效化解各种矛盾，不断消除不和谐因素，积极增加和谐因素，使社会逐步走向和谐。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一个在竞争中产生多样性与差异性的过程，也是一个在合作中增强同一性与联结性的过程；既是一个以多样性与差异性来丰富社会生活、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以同一性来保持社会稳定、增强社会团结的过程。

当前，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在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这就要求我们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不断化解社会矛盾中促进社会和谐。

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这表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这一战略举措，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我国改革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可能更复杂、更突出。要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就必须正确应对这些矛盾和问题，花更大气力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大力促进社会和谐。这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重要前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把握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有力应对来自国际环境的各种挑战和风险的必然要求。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国际形势继续处于深刻复杂的变化之中。我国的改革发展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和有利条件，同时又必须清醒地看到，当今世界仍很不安宁，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在这样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我们要有力应对来自外部的各种挑战和风险，必须把国内的事情办好，始终保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局面。这是我们集中全党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保障。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体现，也是我们党实现执政的历史任务的重要条件。这要求我们，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必须正确认识及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必须抓紧解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突出问题和困难；必须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营造良好的人际环境，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只有把这些工作都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做好了，我们党才能不断增强执政的社会基础，才能更好地实现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任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到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关系到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全党同志一定要从战略全局的高度，深刻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自觉承担起

和谐社会建设的历史任务，脚踏实地做好构建和谐社会的各项工作。

第四篇：构建和谐社会视角下防范金融风险法律制度的完善

构建和谐社会视角下防范金融风险法律制度的完善

作者简介：林越，广东省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理事、广州市法学会会员、广东省邮政储汇局高级经济师。

摘要：由于金融业具有高风险特征，完善有效防范金融风险法律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和重要内容，本文分析我国防范金融风险法律制度的现状及存在问题，从构建和谐社会角度探讨如何进一步完善防范金融风险法律制度。

关键词：和谐社会；防范风险；金融法的完善

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体现了我们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和谐社会是社会的各种要素和关系相互融洽的状态，是一个内涵相当丰富的概念。它涉及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多重关系的和谐，涵盖了人们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金融业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和谐社会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和谐社会视角下的金融业必须具备审慎经营、安全稳健、有序竞争、良性发展等特征，而这一切的实现必须以完善的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的法律制度作为坚强的后盾。

一、完善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法律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担负着货币供应、资金融通、资本形成、风险管理、支付服务等一系列特殊功能，其业务和影响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金融的稳定，关系到经济的稳定、社会的稳定，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和重要内容。然而金融业是极具高风险的行业，“从某种意义上讲，一部金融发展史就是一部金融风险史”金融具有高风险源于其基本特征：一是金融体系具有天然的脆弱性。（1）金融机构无不具有高杠杆经营的特点，亦即自有资本相对于总资本比例很小，这就意味着金融机构消化资产损失、抵御风险的能力极其有限。（2）金融机构特别是作为信用中介的商业银行，在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的过程中，借短贷长，扮演着流动性转换的角色。这种功能虽然于资金融通和资本形成极具价值，不可或缺，却不可避免地使金融机构陷入资产负债流动性失衡的困境。如果金融机构流动性管理失当，当宏观经济出现不利波动、市场信心发生动摇的时候，它就可能面临流动性危机，轻则蒙受损失，重则酿成倒闭悲剧。（3）金融业本质上是风险经营业。风险所在，也就是金融业商机之所在，它一方面要在市场中捕捉并承受，另一方面则要利用信息、技术和人才优势化解风险。成功的风险管理，可以为金融机构带来可观的风险收益，而失败的风险管理，则必然形成其相应的风险损失。（4）在高杠杆经营和资产负债流动性不相匹配的情况下，市场信心是金融机构持续经营的先决条件。但是，市场参与者的自利性，市场透明度的严重不足，信息分配的不对称，常常导致市场对单个金融机构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信心发生崩溃。二是金融危机具有强烈的传染性。零星的、少量的、局部的金融机构危机，容易触发大范围甚至是全面的金融系统危机。当一家或少量金融机构爆发危机，社会公众可能对其他金融机构包括优质金融机构产生怀疑，甚至丧失对整个金融体系的信心，酿成金融恐慌；当一个国家爆发金融危机，国际投资者将会减少或抽走投资，使其经济矛盾加深，陷入危机的可能性加大。三是金融危机具有严重的外部性。金融业因客户群体数量巨大及其本身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外部性表现得更为强烈、更加明显。如果再加上人为的道德风险等因素，金融体系本身的脆弱性还会进一步加剧，其外部负效应也将被进一步放大，会形成高昂的社会成本。（1）危机金融机构的往来客户和同业，无论债权人或债务人，都难免遭受损失，债权人会丧失部分债权本息，债务人需要新辟融资渠道。（2）一定区域内的金融机构，特别是同类的金融机构，信用评价可能受到负面的影响，进而筹资成本上升，经营困难加大。（3）在出现系统性金融危机的情况下，金融体系机能受损，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国民经济势必遭受破坏性影响，而与危机相伴的信用短缺现象，则会阻碍经济的复苏。（4）如政府处理危机不当，不能有效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甚至威胁政局的稳定。（5）为处理金融危机，政府通常不得不负担巨额的财政支出，并因此而引发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二、我国防范金融风险法律制度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金融法制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建立了以《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证券法》、《保险法》等以规范金融监督管理行为、规范金融经营主体和经营行为为主要内容的基本金融法律制度。而在行政法层面上，又有《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等法律约束金融监督管理者的行政行为。在民商法律层面，也有《票据法》、《担保法》、《公司法》等法律规范民商事行为。

但是，目前的金融法律制度是在发展新兴市场和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制定的。面对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金融业对外开放进程的加快以及金融业自身创新动力的日益增强，现行的金融法律制度安排已经难以适应变化着的金融业的需要。当前，我国金融体系中存在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与一些法律制度的缺失或不协调有关。具体表现在：

一是有关征信管理法规的缺失，影响了征信业的发展和金融机构对借款人信用状况的评估。征信体系是为解决金融市场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而建立的制度。随着经济活动日趋复杂化，金融机构越来越需要依赖专门的征信部门或借助于社会征信机构，来加强对借款人信用状况的调查和分析。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未把征信体系的建设提到议事日程。近几年，我国现代征信体系的建设开始起步。对企业和个人的征信，由于直接涉及到公民隐私和企业商业秘密等问题，是一项法律性很强的工作。但在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中，由于尚没有一项法律或法规为征信活动提供直接的依据，由此造成了征信机构在信息采集、信息披露等关键环节上无法可依，征信当事人的权益难以保障，严重影响了征信业的健康发展，进而造成我国金融机构对借款人信用状况的评估处于较低水平。企业或个人在金融交易活动中存在多头骗款、资产重复抵押、关联担保等违规行为，未能被相关金融机构及时识别而导致资产损失，与我国征信体系建设的滞后有很大关系。

二是现行企业破产法律制度的严重滞后，非常不利于金融机构保全资产。企业破产法律框架下对金融机构债权人的保护程度，直接关系到金融企业资产的安全状况。当前企业破产法律制度主要包括：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企业破产法（试行）》、适用于其他企业法人的《民事诉讼法》第十九章（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一系列司法解释。上述法律规定没有很好的体现对债权人的保护。就破产法中的制度构建而言，国际上普遍采用的破产管理人制度没有建立起来，现行破产法律规定的清算组制度弊病很多，在清算中往往漠视债权人的利益；就程序而言，现行破产法律在破产案件的管辖与受理、债权人会议、监督制度等方面的规定不很健全，这也进一步削弱了法律对破产债权人保护的力度。作为金融机构债权保护最后手段的破产法律未能充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这就可能导致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不断形成和累积，面临的信用风险增大。

三是混业经营问题的法律制度存在空白，增加了金融体系中的一些潜在风险。近两年，随着金融业并购重组活动的逐渐增多以及金融业分业经营的模式在实践中逐步被突破，跨市场、跨行业金融风险正成为影响我国金融体系稳定的新的因素。目前跨市场、跨行业金融风险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一是目前已经出现了多种金融控股公司组织模式，既有中信公司这一类的以事业部制为特征的模式，也有银行设立证券经营机构和基金管理机构这一类的以金融机构为母公司的模式，还有以实业公司为母公司下属金融性公司的模式。从母公司的视

角来看，上述金融控股公司提供的产品既涉及银行产品，也涉及证券产品。但由于对金融控股公司缺乏有效和全方位的监管，存在着金融产品损害消费者（投资者）利益、内部关联交易以及集团内一个公司的金融风险传导至其他公司甚至整个集团等诸多风险隐患问题。二是银行、信托、证券、保险机构在突破分业经营模式过程中，不断推出的各种横跨货币、资本等多个市场的金融产品或工具隐含的风险。如银行推出集合委托贷款业务和各类客户理财计划等等。由于现有的法律制度无法解决与金融控股公司有关的法律问题，金融机构开拓的新业务缺乏严格的法律界定，潜在的金融风险必然要加大，并容易在不同金融市场之间传播扩散。

四是存款保险制度的欠缺，不利于有效保护存款人的利益。我国从计划经济转轨到市场经济体制，金融机构摆脱了国家行政机关的附属地位，获得了经营发展的独立自主地位，金融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但长期以来由国家承担风险的做法使金融机构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风险意识淡薄，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极易漠视风险的存在，加上体制转轨时期诸多因素使得我国金融机构资产质量低下、银行呆账率很高，金融机构出现亏损，甚至严重资不抵债时有发生。

三、以构建和谐社会战略为指导，完善防范金融风险法律制度

我国的金融改革和发展正向前加速推进，同时防范金融风险的任务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和艰巨。由于金融行业固有的风险性质，金融立法尽管不能从根本上消灭金融风险，但完善的法律法规却是防范金融风险的一个重要手段，当前，要以构建和谐社会战略为指导，进一步完善防范金融风险法律制度，形成金融机构与政府监管部门之间、金融机构与客户之间、金融机构业务产品之间和谐的关系。

（一）完善监管体制，形成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协调的关系

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努力，我国已初步建立了金融监管的法律体系，法律手段的运用在加强金融监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我国的监管体系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一是金融监管主体间的相互协调问题。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联席会议制度只是论坛式的，并不能有效解决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方间的相互协调问题。随着世界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及金融监管难度的加大，我国必须将三大监管主体间的相互协调问题上升到法律制度层面，尽快建立三大监管主体间有效的相互协调机制和信息共享制度，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二是对金融监管主体的再监管问题。重权力、轻制约是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这在金融监管上则体现为立法对金融监管主体权力的规定较为全面，而对自由裁量权的制约却很少涉及，这就导致了我国金融监管具有相当程度的随意性。完善监管体系，核心是实现监管法治化。具体是指：第一，职权法定，即监管权的取得源于法律，监管者应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行使权力；第二，程序法定，即监管权的行使应遵循法定且合理的方式、步骤、时限；监管权的发挥应贯彻公 开、参与原则，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第三，责任法定，一方面，监管职权与职责统一，法律赋予监管者职权，就是赋予其义务和责任；另一方面，监管者因违法失职、滥用职权给相对方的利益造成不利的影响，应给相对方提供法律上的救济途径，以保障相对方的合法权益；第四，体制法定，即金融监管权在不同的政府机构之间科学、合理配置。

（二）坚持保护存款人和投资者利益、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取向，形成金融机构与客户之间良性的关系

一是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自70年代以来，由于出现金融动荡不安的形势，不少西方国家纷纷以不同形式建立起适合于本国国情的存款保险制度。随着我国金融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很有必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以保护存款人的利益，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二是尽快出台有关征信的法律法规。目前，信用风险仍是金融机构面临的主要风险。贷款和投资活动要求金融机构对借款人和投资对象的信用水平做出判断。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金融机构的这些判断并非总是正确的，借款人和投资对象的信用水平也可能会因各种原因而下降。因

此，金融机构面临的一个主要风险就是交易对象无力履约的风险，即信用风险。诚信是金融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应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建设，完善立法，用立法的方式规定企业和个人的各种信息必须进入征信系统，切实将诚信建设纳入法制轨道。三是要尽快完善《破产法》，根据《破产法》的基本原则，考虑金融机构破产的特殊性，尽快制定《金融机构破产条例》。

（三）加快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形成金融产品之间互补的关系

1999年11月美国政府颁布了“金融现代化法”，废除了多年来主宰美国金融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这标志着国际金融市场的主流已经由分业经营转变为以全能银行为基础的混业经营阶段。全能银行可以提供包括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证券等多种金融服务，具有更强的市场竞争能力。德国、英国等欧洲国家早就允许银行混业经营了，待到日本、美国先后也跨出这一步之后，在国际金融舞台上分业经营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可是，按照现行的商业银行法，中国的金融机构必须严格区分银行、证券和保险业务。一旦外资银行进入中国金融市场，人们就会发现被自己的商业银行法束缚着手脚的中资银行将很难同外资银行竞争。在这个问题无非有两种选择：第一，要求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也分业经营。由于外资银行已经完成了混业经营的整合期，即使他们在表面上挂出几块牌子，并不能在实质上削弱其竞争力。第二，在拖不住外资银行的情况下，只有给中资银行公平竞争的待遇，让中资银行也取得混业经营的自由。因此，立法机关适当超前立法，最终完成金融业混业经营的立法，为我国实行混业经营提供国内法的依据，尽快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以加强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戴相龙主编：《领导干部金融知识读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年版。

［3］朱崇实主编：《金融法教程》，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4］张忠军：《论金融法的安全观》，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4期。

第五篇：矛盾学说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迪

矛盾学说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迪

10班环境学院 200911181031

马克思、恩格斯如实地反映了可观世界的矛盾本性，创立了唯物辩证的矛盾学说。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之始，就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作为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并把他直接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活动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历史的经验教训启示我们，今天，我们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澄清以往对于唯物辩证法矛盾学说的某些模糊认识，全面准确地理解唯物辩证法矛盾学说，树立科学的矛盾观，形成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思想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矛盾观有三个基本要点：第一,，对立性和统一性是现实事物矛盾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根本属性，也即是作为哲学范畴的矛盾的根本内涵。第二，矛盾的对立性和统一性这两种根本属性石固有的。第三，矛盾的对立性和统一性之间是绝对和相对的辩证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唯物辩证法矛盾学说的核心思想，是我们当今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把这些辩证思想贯彻到现实活动中, 就必须反对“斗争哲学”和“融合哲学”这两种错误倾向, 就必须自觉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基本方针。只有这样, 才能形成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科学的理论和思维方法。

在分析和谐社会与解放思想的关系时, 和谐社会与矛盾学说的关系的话题是不可回避的。和谐社会与矛盾学说之间的关系, 的确是一个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它不仅关系到对待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的态度问题, 而且也关系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问题。那种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地理解就是矛盾学说, 就是斗争哲学的观点,显然是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既包括矛盾学说, 也包括和谐理论。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 这是最高层次的和谐社会。因此,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直接来源和基础。

和谐社会不否认社会依然存在矛盾。我国社会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各种矛盾还依然存在, 包括阶级与阶级之间的矛盾、阶层与阶层之间的矛盾、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 还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矛盾、地区之间的矛盾。当然也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既然还存在各种的矛盾, 就必须运用矛盾学说来认识矛盾, 透过各种纷繁复杂的矛盾现象, 认识矛盾的本质, 为解决矛盾找到正确的办法。但是, 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的矛盾观与在和谐社会的条件下矛盾观, 存在本质上的区别。这种区别表现: 第一, 两者认识矛盾的出发点不同。进入21世纪以后我们认识矛盾的出发点不能不作出

重大调整, 即把国内矛盾与巩固执政地位, 与维护国家安全联系起来为认识矛盾的出发点改变为以争取广大人民最大限度的支持作为认识矛盾的出发点。

第二, 两者认识矛盾的落脚点不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中国共产党始终认为日益增长着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生产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最主要矛盾, 尽管阶级矛盾还依然存在, 但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第三, 两者认识矛盾的侧重点不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 认识矛盾的侧重点是矛盾的对抗性特点。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也承认矛盾的存在, 但其侧重点已转移到矛盾的同一性方面, 特别注重矛盾双方能够处在一个共同体。

国际经验表明当前我国正处于“关键发展期”，也是“矛盾凸显期”。正确把握和处理这一时期的各种社会矛盾, 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矛盾问题的探讨取得了巨大成就。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矛盾学说对于当前诸多社会矛盾问题的处理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一、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

社会和谐的根本是社会基本矛盾在运动中的协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 毛泽东是系统地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第一人。20 世纪50 年代, 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 阐发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基本观点, 形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体系。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但是, 与旧社会的基本矛盾相比, 又有根本的不同。从毛泽东的论述可见，矛盾需要和谐，和谐只有在矛盾的不断运动、不断解决中才能达到。

我们今天讲和谐, 正是针对不和谐说的。若我们的社会不存在不和谐的问题, 提构建和谐社会本身就失去了意义;而有不和谐, 就是有矛盾。正是因为有矛盾, 才要和谐;；也正是要和谐，才要协调矛盾，社会就是在不断克服和化解矛盾的历史进程中走向和谐的。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道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要在妥善处理各种矛盾中不断前进的过程, 就是不断消除不和谐因素、不断增加和谐因素的过程。”由此可见, 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就是要在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动态平衡中正确处理和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 不断克

服各种不协调、不稳定因素, 实现社会整合和社会稳定有序发展。

二、立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手段。毛泽东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特点，但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与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的判断结合起来，从而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认识上发生偏差: 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

当今社会各种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表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解决此矛盾，最关键和最根本的是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而科学发展观则是我们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只有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只有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才能保证科学发展观真正落到实处，二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之中。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正是立足于解决现阶段中国社会纷繁复杂的各种矛盾。

三、科学判断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

毛泽东指出, 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是

在这种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掌握了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动权。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进程中，也必须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牢牢掌握认识和处理各种矛盾，特别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主动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建立在对当今社会现实科学判断的基础上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指出：当前我国依然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必须正确处理才能积极推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须牢牢掌握矛盾转化的主动权, 即创造促进两类不同性质矛盾转化的条件：一方面，要最大限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另一方面要恰当地处理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四、理性承认与正确把握人民内部矛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

人与人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根本前提，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即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民主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本要求，是促使社会和谐运行的最有效机制。重视民主政治建设，充分发扬民主，能极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从而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构建不能建立在专制基础上，也不是靠个人权威来维系的，它存在于民主之中，没有充分的社会民主, 就无所谓现代社会的和谐。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许多意想不到的新问题、新矛盾日渐显现，也引发了多种矛盾。而这些矛盾都是非对抗性矛盾，是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大前提之下的具体利益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主题，是一个事关全局的大问题。一定要深刻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特点，探索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途径和有效办法。正反经验表明，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做法，正确认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主题，并坚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始终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社会就和谐，事业就发展；否则，社会就动荡，事业就受挫。党和政府必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统筹各方面的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矛盾作为和谐社会建设的动力，是通过人对矛盾的正确认识和有效解决来实现的。要正确理解矛盾斗争的绝对性和矛盾同一的相对性，突出同一性的作用。要把握矛盾双方主次地位在不同时空中的转换，处理好主要矛盾和飞主要矛盾的关系，以形成和谐社会建设的方法论原则。要坚持矛盾共性和个性的统一，明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