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关于对我镇社会贫困群体的调研[最终版]
张戈庄镇人大关于对我镇社会贫困群体的调研
随着经济和社会事业的稳定健康发展,当前全社会对民生工作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提高,就业、上学、求医等一些重点、难点、热点的社会民生问题明显缓解,改善民生的各项措施开始显现实效。但民生问题是不可能一下子就能解决的,它受到一定经济水平和社会制度的制约。在具体工作中,也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现就张戈庄镇困难群体的民生情况作以下调研报告。
一、困难群体基本情况
张戈庄镇困难群体,主要包括五保户、低保户特困残疾家庭、特困优抚对象、低保边缘户、大病医疗救助对象等。其中:前四类人群已纳入定期社会救助范围。截止今年5月底,我镇定期社会救助人数达到429人,约占户籍人口总数的0.9℅。
(一)困难群体的成因
从掌握的情况综合来看,困难群体成因主要有六种因素:一是失业致贫;二是家庭缺乏收入来源致贫;三是大病致贫;四是年老体衰等生理原因致贫;五是重残致贫;六是其他非正常原因致贫,如婚变、超生、赌博、服刑等。如:改革发展产生一些遗留问题。一是土地征用建设用地大幅增加,无地农民越来越多,土地管理和土地征用引发了一系列矛盾。安置途径单一,采取一次性发放安置补助费方式,一些被征地农民处于“失地、失业、失保”的境地;征地补偿较低,大多数没有建立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有些征地补偿不能及时足额发
放到位。二是企业改制问题。其中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引发的企业重组、兼并、破产后资产处理和职工安置问题,企业改制中引发的职工利益保护,拖欠工资、工龄买断引发的矛盾,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
(二)困难群体的生活状况
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已得到了保障,但其在社会的生存和生活中,仍然存在着诸多困难,其心理上仍然承受着巨大压力。一是生活难。基本生活低于最低生活保障,靠低保金过日子,这部分人绝大多数年龄在60-70岁,“上有老,下有小”,家庭生活压力很大。有些农民在乡镇缺乏保障,缺乏生存的本领,生活非常艰难。二是就业难。相对于其他群体,这部分人往往文化水平较低、能力较弱,就业机会相对较少,存在就业无门问题。三是就医难。大部分有病无钱医,特别是重症病人根本看不起病,现在虽然有农村合作医疗,但报销比例偏低。合作医疗也必须是先自己拿钱看病,然后进行报销和救助。四是教育难。主要是子女上学问题,有限的生活费用很难支付起高额的教育费用。五是住房难。有的居住的房子多年失修,或者居无定所,住房满足不了日常生活需要,但自身有没有足够的本钱修建房屋。
二、困难群体救助情况
(一)城乡低保基本实行应保尽保。自建立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来,低保制度日趋完善。低保标准经过了多次调整,截止2009年5月,全镇共有低保对象218户394人,月发低保金41110元;有优抚对象230人,月发放抚恤金8200
元。每年对社会弱势群体、三老优抚对象进行款物的救助,折合金额10万元。将所有低保对象纳入合作医疗保险,每年帮助贫困家庭学生从学校获得国家助学金,对品学兼优困难家庭子女考取大学、高中的,通过慈善救助资助特困家庭学生30多人。通过开展“和谐爱心手牵手,回报社会献真情”结对帮扶活动资助56名学生。每年元旦、春节期间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慰问及“结队帮扶”捐助等活动。对其他困难群众制定了相应的救助政策。
(二)建立了社会救助机制。把健全和完善新型社会救助体系放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切实关心困难群众,努力完善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基础的新型社会救助体系,做到应保尽保、应补尽补、应退尽退,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严把审核关,并定期走访,动态管理。均采取民主评议、公开公示、集中审批申报的办法,建立了村级民主评议小组,逐步形成了民主评议审批审查机制。
三、困难群体救助有待研究改进的几个问题
(一)救助范围有待进一步界定。现行政策往往只有一个标准,没有实行阶梯式救助的办法,造成一些边缘群体生活困难程度反而大于低保户,需要引起重视。国家应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扩大低保范围。
(二)救助资金有待进一步增加。各项社会专项救助标准虽有所增长,但伴随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加上物价上涨等原因,也都迫切需要加大投入、提高标准。
(三)救助层次有待进一步提升。目前实行的社会救助,主要是解决困难群体的基本生存问题,困难群众自身造血功能不足,很难依靠个人力量脱困,社会救助层次较低。
(四)互助平台有待进一步夯实。群众互助平台建设较为薄弱,慈善团体社会影响不够,形式比较单一,工作难以拓展,削弱了社会互助效果。
(五)救助对象有待进一步规范。为了维护稳定的需要而放宽低保准入政策,如:老上访户缠访户、突发事件受害者,其中一部分人员严格讲是不符合政策规定范围的也都纳入了低保,有些困难对象已脱贫,村干部为了不得罪群众而任其领取低保金,导致社会上议论“该吃低保的吃了,不该吃低保的也吃了”,造成负面影响。
四、改善困难群体生活状况的措施
(一)加大临时救助力度。围绕社会救助的根本宗旨和目的,对现行救助政策边缘群体中的特困家庭,加大临时救助力度。今年1-5月共临时救助18500元。
(二)拓宽救助资金筹措渠道。争取上级资金扶持,争取地方财政投入,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的社会救助资金自然增长机制。大力发展社会慈善事业,拓宽社会救助资金渠道。我们倡导企业、个体工商户在自身取得收益的同时,积极回报社会,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三)提升社会救助水平。转变工作思路与观念,在变输血型救助为造血型救助方式上积极探索,在救助管理方法上不断创新,在救助服务上不断改进,在救助实效上加强跟踪。
(四)搭建社会互助平台。发展村志愿者服务队伍,完善
部门结对、领导结队帮扶机制,政府预算基本经费,确保正常运转。
(五)规范救助行为。加大社会救助政策的宣传力度,扩大社会共识。完善社会救助机制,加强制度建设,加大核查和动态管理力度,加大公开公示力度,打造社会救助的“阳光工程”。
无论是强民生还是重民生;是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还是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还是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加强医疗卫生服务——所有这一切,都是以民生为本的重大举措,旨在实现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让人民过上更加和谐富足的生活。张戈庄镇在这条道路上不段的摸索寻找着一条适合的道路,在为群众寻找解决方式的过程中不停的探索着,勇敢的面对困难,解决困难。
张戈庄镇人大
2009年6月16日
第二篇:关于对我镇各部门
关于对我镇各部门、各站所进行考核的
通 知
为深入推进创先争优、强堡垒做先锋活动扎实有效开展,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以及贯彻落实十二五规划的的工作计划、工作任务,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全面准确了解和掌握各站所、部门运转现状,经我镇党委、政府研究,决定于
****年**月**日对我镇各部门、各站所进行例行考核。
附:《 2011年各站所、部门工作考核实施方案》
党政办公室 2011年12月20日
2011年各站所、部门工作考核实施方
案
为深入推进我镇各项工作扎实有效开展,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及贯彻落实十二五规划的的工作计划、工作任务,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全面准确了解和掌握各站所、部门运转现状,经镇党委、政府研究决定对我镇各站所、部门进行年终考核,具体实施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责任制考核坚持突出重点、实事求是的原则、量化目标,分解指标,强化部门责任,着重考核当年实绩,做到平时工作与年终考核相结合,通过责任制的落实起到激励先进、鞭策后进的作用,使我镇个站所、部门形成你追我赶、争创一流的工作氛围,确保各项工作目标圆满完成。
二、考核原则和对象
考核工作坚持实事求是,公开、公平、公正考核的原则,主要考核我镇站所部门。
三、考核内容和标准 考核根据《2011年经济社会建设目标责任书》、2011年各站所部门所制定的工作计划、工作任务。
四、考核档次
考核档次分为:优秀、基本合格、不合格。
五、考核程序和方式
(一)、自检自查。各站所部门结合实际,对本部门工作落实情况进行自查自评和总结,形成自查报告,于12月30日前交至我镇党政办公室。
(二)、组织考核。考核过程由我镇纪委书记 同志带队,负责组织实施安排。考核办法采取定性与定量、年终考核与日常监督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在各站所部门自查自评、总结的基础上,抽调相关人员组成考核组,对各站所部门进行考核。
考核组主要以鉴定的目标责任书对应查阅被考部门本开展的各项工作进度,以及各项工作任务的落实情况。
六、时间要求
本次考核时间为 天(12月21日—12月31日),考核过程须有相关痕迹记录。
附:
1、2011年镇对各站所、部门的考核组名单
2、各站所、部门自评表
附件1:
2011年镇对各站所、部门的考核组名单
组 长:副组长:成 员:
镇纪委书记)
镇党委委员、党政办主任)
附件2:
第三篇:中国现阶段贫困群体分析
1978年以来,中国的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特别是自90年代初期开始,现代化进程、改革开放、市场经济都在向纵深推进。与之相应的,社会也开始出现了深刻的分化,一个为数众多的贫困群体逐渐形成。特有的社会转型背景,使得中国的贫困群体也具有自身的一些特征,并对中国的社会生活以及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而复杂的影响。认真分析中国贫困群体的基本状况及演化趋势,有益于制定扶贫解困的有效而合理的对策,有助于顺利、平稳地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一、贫困与中国的贫困群体
所谓贫困,是指社会成员生活水准的低下、社会成员发展机会的匮乏以及发展能力的不足。在现阶段,伴随著剧烈的社会转型,中国社会出现了大量的贫困者,形成了一个规模较大的贫困群体,而且有增大的趋势。有必要说明的是,之所以将中国的贫困者称作贫困群体,而不是“贫困阶层”,主要理由是:中国目前贫困者中的许多人往往缺乏最基本的谋生手段,谈不上拥有某种固定的职业,况且中国的贫困者往往是处在很不稳定的过渡状态,因而难以用社会分层的标准予以划定。正如不宜将失业者称为“失业阶层”一样,也不宜将贫困者称为“贫困阶层”。
中国农村贫困群体的成员主要包括:低收入的劳动者,低收入或无劳动收入的残疾人和长期患病者、孤儿、未参加社会保险又无其他收入的鳏寡老人。1996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为5800万人。需要说明的是,目前人们对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统计是以绝对贫困的标准进行的,如果再加上相对贫困的统计口径,贫困群体的人数还要大得多。目前中国贫困群体中最具有代表性者,是城镇的失业者、下岗职工以及农村里的绝对贫困者。
二、中国贫困群体的基本生活状态
与非贫困群体相比,中国贫困群体处在一种非常窘迫的生活状态之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农村贫困群体成员的收入同样是很少的。1996年,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为1926.07元,其中,占总数8%的人的纯收入为800~1000元,5.56%的人为600~800元,1.88%的人为500~600元,1.2%的人为400~500元,0.66%的人为300~400元,0.67%的人为300元以下。
据10万户城乡住户调查,用国际通用的五等分法,以20%的高收入户和20%的低收入户人均收入相比较,1995年,中国城镇居民的贫富收入差距为3.0倍,比1978年的1.8倍扩大了1.2倍;农民的收入差距由1978年的2.9倍扩至6倍多。1995年,中国城乡用人口加权平均,贫富差距约为5倍多。根据世界银行的有关统计数据来看,1992年,中国占社会成员20%的高收入户的收入是占社会成员20%的低收入户的8.6倍,这一数字已高于大多数低收入国家贫富差距的水准,接近美国1985年8.9倍的水准。1995年,中国城市占居民家庭比例7.6%的贫困户户均收入为4812元;占居民家庭比例的5%的富裕户户均收入为80091元,是贫困户户均收入的16.6倍。
应当承认,贫富差距问题是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没有解决好的社会问题。一项统计显示,本世纪70~80年代间,在除了中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中,绝对贫困人数已从6.5亿增加到7.3亿。尽管如此,中国的贫富差距扩大得如此之迅速,在发展中国家中还是不多见的。
城市贫困群体成员的固定资产(包括家庭耐用消费品和自有住房两部分)同非贫困者相比,虽说差距相对较小,但仍不容乐观。1995年,贫困户户均固定资产为18548元,温饱户户均固定资产为24447元,小康户户均固定资产为32561元,富裕户户均固定资产为64557元。农村贫困群体的财产状况更是令人寒心。一项对于广西贫困县的调查显示:所调查的200户的住房都极为简陋,多为用树枝和木板围成上下两层的“壮楼”,上层住人,下层养畜,有时人畜同室;多数家庭没有像样的用品,缺衣少被。在200个被调查户中,仅有6户有自行车,9户有缝纫机,有许多人回答不出电视机、录音机、录像机、收录机是什么样子,干什么用的;到1993年底,人均结存钱粮合计不足4元,有56%的被调查户没有一分钱结存。
贫困群体成员用于食品方面的消费支出所占比重较大,恩格尔系数较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1996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的消费性支出为3919.47元,其中用于食品方面的支出为1904.71元,恩格尔系数为48.6%;而困难户人均消费性支出为2175.53元,其中用于食品项目的支出为1283.93元,恩格尔系数为59%,比全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水平高出10个百分点。在恩格尔系数的一般分类中,恩格尔系数58%以上的视为赤贫,51~58%的视为温饱(即勉强度日)。
贫困群体成员在其他主要消费项目的支出均远低于社会的平均水准。1996年,城市困难户在除了食品以外的人均主要消费支出具体状况是:衣著支出208.27元,为城镇居民平均水准的39%;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97.26元,为平均水准的33%;医疗保健支出81.07元,为平均水准的61%;交通通讯支出66.05元,为平均水准的33%;娱乐教育文化服务支出182.78元,为平均水准的49%;居住支出194.38元,为平均水准的65%;杂项商品支出为61.8元,为平均水准的36%。
4.医疗保健状况贫困群体成员的收入低、消费水准低,其营养不良状况是比较普遍的,而且,其心理压力往往也很大,因而他们的患病几率往往要高于非贫困者。所以,随著时间的推移,医疗保健条件将越来越会成为贫困群体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但是,贫困群体的医疗保健条件是很差的,这就加重了贫困群体生活的艰难程度。由于这一问题缺乏较为系统的数据,所以我们只能借助于一些散见的有关数据和资料予以说明。
农村贫困群体成员的医疗条件同样令人担忧。据对北京市房山、平谷、通县、怀柔4县的统计,因经济困难,需要住院的病人中40%未能住院。贫困户中很多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目前已有的合作医疗,大部分集资标准低、覆盖面小,保障能力弱,回报率只占整个医药费支出的2.44~8.4%。
三、中国贫困群体的主要特征
与先发国家和其他的后发国家与地区相比,中国的社会转型很不相同。中国社会要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两种转型,即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和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而且,中国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家,庞大的社会机体使得中国的社会转型具有了更多的变项因素。艰难而复杂的社会转型背景,造成了中国现阶段贫困群体如下的一些特征:
1.同时经受著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双重困扰绝对贫困是指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求得不到必要的满足。绝对贫困的主要原因是生产力的极度低下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发展机会的严重匮乏,其次则是社会经济资源分配体系的不合理和不完善。绝对贫困意味著贫困者的生活处于“生存危机”的状态。相对贫困通常是指社会成员基本生活的满足程度以及发展的机会低于或少于社会的平均值(即社会公认的基本水准)的一半。导致相对贫困产生的主要原因比绝对贫困要复杂一些。相对贫困不仅在于生产力的落后,更根源于经济与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平。相对贫困意味著相对剥夺现象的存在。
而中国现阶段的贫困问题迥异于上述国家与地区以及1978年以前的中国。目前中国既存在著一个较大的绝对贫困者队伍,同时也存在著人数日益增大的相对贫困者队伍。尽管经过20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有了巨大的增长,综合国力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绝对贫困的总人数明显减少。但是,从总体上看,中国的经济水准以及整个社会的现代化程度尚属世界落后国家之列。而且,中国的东部与中西部之间存在著较为严重的发展不平衡。再者,虽然中国开始进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但是,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尚处在初步发育的阶段,远远谈不上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在许多方面存在著明显的夹生现象,这就使得整个社会表现出一种分化有余而整合不足的状态。经济水准的落后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必定会存在许多绝对贫困现象,而社会的非整合性,则必然会导致经济与社会资源分配体制的不合理,并进而造成庞大的相对贫困者队伍和一些新的绝对贫困者。
值得注意的是,相对来说,近年来,中国由于农村的贫困问题比较受重视,扶贫工作做得比较好,因而农村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就总体而言是呈下降的趋势。城镇的贫困问题则大不一样。近年来,中国城镇的绝对贫困人数和相对贫困人数均呈明显的上升势头。
造成上述情形的主要原因是:其一,计划经济体制的深远影响。中国曾经长时期地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平均主义严重。在城镇,国家和单位对于职工的工作、生活几乎是一手包揽。如,单位往往具有一种准家族的色彩,单位对于职工所负的责任、承担的义务过全,似乎是一个融生产和生活于一体的大宗族。从幼儿入托、少儿入学、子女就业,到养老;从住房、医疗,到婚丧,几乎是无所不包。随著改革开放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进程的推进,以往的那种“福利”体系在逐渐地趋于瓦解,但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却没有及时地建立起来。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中国的许多社会成员尤其是城镇的职工往往缺乏一种自我生存意识与能力,缺乏一种竞争的意识与能力。因此,中国的社会成员对于相对贫困的感受尤为深切。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许多社会成员尤其是相对贫困者尚未充分享受到刚刚摆脱了绝对贫困的喜悦,便已开始感到了相对贫困之苦。其二,民众社会生活层面上世俗化进程的过速推进。1978年以前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受极左思潮以及禁欲主义的影响,民众的基本生活一直处在一种很低的水准。按可比价格计算,居民消费水平指数以1952年为100,到1978年仅增至177.3.贫困群体得到的几种社会支撑在现阶段,中国的贫困群体还无法得到社会保障制度的全面支撑。同经济发展程度相比,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表现出一种明显滞后的情形。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现有社会保障制度的重点是在退休职工的养老以及在职职工的福利方面,而失业保险制度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中最薄弱的部位。因此,中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尚无法有效地保证规模较大的贫困群体的基本生活问题。虽然如此,中国的贫困群体仍然得到了其它一些因素的明显支撑。
4.整合性较弱中国城镇贫困群体成员从行业上看,多来源于纺织、煤炭、森林工业、军工部门的部分亏损、双停企业以及部分地区的政府机关;从地域上看,多在内陆地区、三线地区、计划体制控制严格的矿产和制造业产地;从文化素质上看,主要是由较低文化素质的职工构成。
从理论上讲,城镇贫困群体成员由于文化素质较低,因而其从众心理较强;又由于行业、地域的相对集中,因而便于交流与相互感染;这一切再加上艰难的生活处境,城镇贫困群体成员很容易形成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归属感,具有高度的整合性,并进而演化成激烈的集体行为。但实际情况是,中国城镇贫困群体成员虽然具有相同的意识,但就总体而言其整合性较弱,群体行为很难达到激烈的程度。
四、中国贫困群体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
贫困群体的存在,对于中国社会造成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损伤了社会公正原则并降低了社会的整合程度在市场经济社会,由于人们在能力、生产要素的拥有量以及劳动贡献量诸方面存在著差别,因而造成社会成员、社会阶层之间在社会财富分配方面的差异。应当说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是,这种差距不应过大,不宜超过一定的“度”,它应是以广大社会成员都能够普遍得到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益处为前提条件的。否则,便成为一种不公平的社会现象。
中国现阶段规模较大的贫困群体的存在,严重地损伤了普遍受益这一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则。中国社会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成员的存在,虽然从社会转型的意义上讲是不可避免的。但人数如此之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非正常因素所造成的。这就势必会使许多社会成员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并进而挫伤其劳动的积极性。“不平等及其加剧的趋势成为对发展的限制与障碍的复合体。”
有必要注意的是,在维护普遍受益这一重要原则的同时,我们还应防止平均主义现象的出现。平均主义同样是违背社会公正原则的。在贫困的社会土壤中,极易产生平均主义的观念和行为。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特定时期,从某种意义上看,平均主义对于缓解由贫富差距过于悬殊而造成的社会紧张状态具有某种暂时的有效作用。但是,平均主义是与时代趋势相违背的,它与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毕竟是两回事情。它同样也不是以社会成员的能力、劳动贡献量以及生产要素拥有量的具体情形来规定人们收入分配的。因此,平均主义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有著巨大的损伤作用。
无论是绝对贫困现象、相对剥夺现象,还是平均主义现象,均不利于社会的整合。绝对贫困者对于社会,或者是容易形成一种边缘化的行为方式,或者是容易采取一种抵触性的态度;而相对贫困者对社会则更是容易持抵触性的态度。平均主义会使为数众多的社会成员失去劳动的积极性,会削弱对社会的责任心与信任感。这一切,均会降低社会的整合程度,使社会发展的社会层面动力有所减弱,并增大社会动荡的可能性。
第二,限制了社会成员潜能的开发社会成员潜能开发程度的高低,会对社会的活力产生不同的影响。贫困问题尤其是绝对贫困现象直接制约著社会成员潜能的开发。社会成员潜能开发的具体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成员各项需求的满足状况。这些需求包括生理、安全、归属、尊严和自我实现等多个方面。处在绝对贫困状态中的社会成员,面对的是自身的生存危机,其生活的主要目标取向只能是限于满足生理和安全方面的需求,而无力顾及其他需求层面。在这种情形下,绝对贫困者的潜能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开发。在中国社会,绝对贫困者数量的多少,直接影响到全社会潜能的开发程度。
第三,不利于民主化建设进程的推进中国大量贫困群体成员的存在,不利于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就一般情形而言,绝对贫困者难以有效地介入民主化进程。从其基本的需求来看,他们所看重的是满足基本的生存条件,很难产生主动参与社会事务的意愿和冲动(特殊条件下的社会动员和集群行为除外);从其能力来看,由于长时期地缺乏教育,文化素质较低,而且又长时期地处在封闭的状态,因而很难积极而有效地参与社会性的事务。与绝对贫困者有些不同的是,相对贫困者倒有可能产生某些主动参与社会事务的意愿和冲动。但是,我们稍加分析就会发现,中国现阶段的许多相对贫困者还没有同市场经济相适应,他们所习惯的往往还是以前的平均主义。因此,相对贫困现象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使民主化进程的议题走样。
第四,成为影响现代化模式的一个重要参数中国究竟应该选择哪一种现代化模式,这经常引起人们的争论。从中国社会中存在著庞大的贫困群体队伍这一现实情况来看,中国宜选择渐进型的现代化模式,而不宜采取激进型的现代化模式。在现阶段,中国贫困群体对于进一步改革的承受力是很有限的;他们对于政府的依赖程度较高;而且,大量贫困群体成员的存在,很容易引起社会的动荡,这对于社会的整合与稳定也是极为不利的。鉴于此,选择渐进型的现代化模式应当说是比较妥当的。
五、中国贫困群体面临的进一步压力
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伴随著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改革的逐步深入,中国的贫困群体在不少方面有可能会面临著更大、更多的压力。
为了提高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能力,精简机构和优化劳动者队伍是一件必须完成的改革任务。目前,中国的机关事业单位机构庞大、人员臃肿的局面远远没有改变,企业的闲置及半闲置人员大量存在。据估算,有2000万富余人员集中在国有单位。显然,机构及劳动者队伍的精简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机关事业单位也将出现较大规模的分流、下岗的情形。这就意味著城镇贫困群体成员人数有可能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
发展经济学中的地区收入倒“U
”字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随著收入水平的提高,地区差异最终将趋于缩校中国经济近20年来虽然发展很快,但目前仍处在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历史原因所造成的现有起点、地理位置所自然形成的区位优势以及改革开放进行得较早等原因,使得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出现了较大的差距;再加上劳动力、资金、技术、资源等受要素差异吸引而发生的由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的“回波效应”,又将使这种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在一个时期内保持下去。在这样的背景下,中西部地区贫困群体所面临的贫困问题尤其是相对贫困问题难以迅速消除,其相对贫困人数甚至有可能会明显增加。
长期以来,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福利住房制度已使国家无力继续承受下去,因而住房制度的改革是必须的。但是,从短时期来看,住房制度的改革客观上会加大城镇居民在财产方面的差距。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相对收入差距而言,城镇居民中的低收入者同高收入者在财产方面的差距相对来说要小一些。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大部分城镇居民居住的“公房”尚未统计进去。随著住房制度的改革,住房市场化、商品化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便会实现。住房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是让目前已占有公房的居民按照一定的标准将这些公房作价购买,使之成为自己的“私房”。应当说,这种房子的购买价是比较低廉的。问题在于,目前高收入者所拥有公房的平均面积一般来说要远远大于低收入者(许多贫困群体成员迄今还没有公房可住),而且,许多经济实力比较强的单位甚至通过种种渠道筹资建房或高价买进住房,尔后以低价出售给本单位的职工。数年后,这种通过房改而购买获得的住房一旦进入房地产市场,其价格将远远高于人们现在购买所付出的成本。而住房在居民所拥有的家庭财产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所以,伴随著住房制度改革的结束,中国城镇居民之间在家庭财产方面的差距无疑会明显增大,城镇贫困群体成员的相对剥夺感很有可能会加深。
户籍制度的松动有可能会对城镇的贫困群体构成一定的压力。同其他国家与地区相比,中国自建国以来对于户籍一直采取非常严格的管理制度。这种制度设定严格的城乡界限,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分属两个截然不同的户籍管理系统,农村居民一般来说难以改变自己的“户口”身份。现在看来,这种户籍制度具有明显的先赋性成分,不符合社会公平的原则;而且,限制了正常的社会流动,妨碍了众多社会成员自身潜能的开发,不符合效率的原则。显然,这是同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原则不相适应的。虽然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目前不宜全面改变这一制度,但是作较大幅度的改革恐怕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户籍制度的松动,将会导致大量的农村居民流入城镇工作和定居。这在客观上既会减少城镇贫困群体成员就业的机会,也会增大同一聚集地贫困群体成员的密度,使得城镇贫困群体成员压力更大、心理更为紧张。
如何才能有效地缓解并最终解决中国贫困群体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以保证中国社会的平稳、有效的发展?不少论者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对策方案。这里不拟重复,只想强调这样几点:
其一,应当确保广大社会成员包括贫困群体成员能够不断地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获得益处。这应是一切相关的对策方案应予遵循的原则。1978年以前的30年间,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和禁欲主义的影响,中国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准一直维持在最低的限度内。随著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禁欲主义的瓦解以及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开始极为看重日常生活问题,中国社会成员生活消费的需求呈不断增强的趋势。任何使民众生活水准有所下降的举动均会招致广泛的抵触。所以,在推进改革与发展进程的同时,必须注意使广大社会成员包括贫困群体成员不断地受益,至少应当尽可能地满足社会成员尤其是贫困群体成员日常生活最基本的需要。
其二,建立起系统的、规范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本应超前一步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以释放社会成员所承担的社会风险,增强社会成员尤其是贫困群体成员对于改革的承受力。应当承认,中国的社会保障状况已明显地滞后于改革与发展的进程。因此,目前在这一方面应增大投入,建构起完整的“社会安全网”,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以及社会优抚4项制度。否则,对于贫困群体的救助仍会带有临时性的、随机性的色彩。
其三,注意培育社会层面的力量。现在,政府对于扶贫解困问题包揽的事情过多,如救助、再就业等等,事无巨细地承担一切。政府行为的过于泛化,实际上是降低了政府办事的效率和做事的周密性。应当看到,随著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社会层面的各种因素在迅速发育,诸如社会中介组织、社区等事物将在社会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所以,如果将一部分扶贫解困的事情交给社会层面去办理,其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第四篇:社会流动群体党建工作的调研报告
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新形势下,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xx市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高度,提出了全面开展流动群体党建工作的新要求,作为新兴领域党建纳入基层党建统筹推进范畴。这是xx基层党建工作的一次重大突破,流动群体党建工作的创新理念和积极实践,为加强基层党的建设提供了崭新的空间和有力的依托。
一、流动群体党建工作命题的提出
流动群体党建(本文的流动群体主要是指具有地理区位流动或社会地位流动特征的各种社会群体,包括进城务工创业的农民工群体、大学生群体等,流动党员是流动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区别于固定群体党建的一种新模式,以非固定单位的“社会人”为主要对象,以区域性分块管理为组织原则,以社会化管理服务为基本手段,把“社会人”培养成“组织人”为根本要求的“非单位”党建模式。流动群体党建的核心思想是:通过党的工作把“社会人”培养成“组织人”,把“社会人”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当时提出这个命题,主要基于以下三点考虑:
1、这是推动发展的需要。xx作为民营经济先发地,涌现了大量新经济组织,既吸引了大量的“新xx人”,又促成了为数众多的“xx人”在外谋生创业。据统计,全市现有非公企业13万多家,占全市工业企业总数的98.8%,有175万多“xx人”在全国各地务工经商,近300万“新xx人”来xx创业谋生。比如,我们xx人在xx有40多万人,其中武汉的就有17万人。xx省在我们xx有48万人,其中武汉就有5万人。据初步统计,xx人在全国各地创办工业企业1.88万家,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960家,产值超亿元工业企业180家,创办商品交易市场240个,成立市级xx商会149家。“新xx人”遍布xx各行各业,有76%的以进城务工为主,为xx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保障;“新xx人”已经成为促进xx城市建设与繁荣、支撑xx持续发展的重要生力军。如何使这些“在外xx人”和“新xx人”更好地服务于xx发展,迫切需要加强流动群体党建工作。因此,对xx来说,加强流动群体党建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这是凝聚人心的需要。流动群体是工人阶级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员比较集中的地方,团结凝聚其他社会阶层人员,把流动中的优秀人才集聚到党组织周围,就必须加强流动群体党建工作。“在外xx人”中聚集了大批创业人才和经商能人,其中有的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社会职务。“新xx人”中聚集了大量经营管理和实用技能人才,相对学历较高、年龄较轻、素质较好。这些流动群体中的先进分子,正是流动群体党建的重点工作对象。在外xx人和新xx人,两者加起来500多万人的群体,集中了大量精英分子和先进分子,是巨大的党建资源宝库。因此,要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的高度,充分认识到流动群体党建工作的重要性,把流动群体党建工作放到重要位置抓紧抓好。
3、这是促进和谐的需要。由于户籍制度等原因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分割,客观上难以对流动人员一视同仁、公平对待,非国民待遇、非同城待遇的情况时有发生。流动群体的流动尽管是自由的,但所带来的问题却相对集中,而且带有普遍的社会性。比如,农民工工资过低、劳动时间过长、劳动强度过高,社会保障缺乏,子女入学难,医疗缺乏保障,拖欠工资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存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对社会稳定和谐而言:一是可能失去缓解社会内部矛盾的一支重要力量,社会发展就会平添许多不稳定因素;二是将制约流动群体融入当地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深度,客观上减损流动群体对当地社会的贡献度;三是可能诱发各种非正常的利益团体和“自发组织”,甚至出现帮派势力,加剧社会的不可控性。因此,加强流动群体党建工作,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流动群体党建工作的几个特点
1、要看到流动群体党建工作对象的特殊性。与传统体制中的固定单位人相比,流动群体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流动群体大致有以下特点:一是流动群体的个体经济趋利性十分明显。流动群体价值观呈现多元化,经济趋利性明显增强,对经济利益看得比较重;相反,流动群体对精神的追求和政治上的进步相对不太重视,入党愿望比较淡薄,是党员的也不愿亮明身份。二是流动群体内部的个体差异较大。具体表现在个人素质上,既有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民工群体,也有高水平的柔性流动人才;在从事行业上,以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为主,也有文教卫、自由职业者等;流动党员在对党的感情上,既有刻意回避组织管理的,也有有心纳入新的组织管理却又苦于缺乏途径的。三是流动群体的工作稳定性较差。他们所从事的一般是一些流动性较强的工作,所以一个地方的流动群体在数目和分布上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具体表现为“候鸟式”迁移,多为“钟摆式”和“兼业式”周期性流动。四是流动群体对党组织的认同感普遍不强。目前各地对流动群体的管理服务基本处于无序状态,加上传统党组织重制度管理、轻人性关怀,使流动群体对党组织的认同感普遍不强,党组织的吸引力普遍不高。如我市共有流出党员大约26000多名,占全市党员总数的7.5%左右。他们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人员素质相对较好。外出党员文化程度相对较高、年龄较轻、创业致富能力较强。在外出党员中,经商、办企业占53.1%,高中以上学历占26.2%(目前xx市农村党员队伍中高中以上学历占16%),45岁以下的青壮年党员占61.3%.二是流动区域分散性。xx市外出党员遍布全国各个地方,其中在省外占51.9%.三是人员构成多样性。既有农村党员、复退军人和机关企(事)业单位外流人员中的党员,近年来又出现大量返乡大(中)专毕业生党员外出流动。从以上流动群体和xx流动党员的特征分析,可以看出流动群体的自身特殊性和共性特点。
2、要看到流动群体党建工作的艰巨性。由于流动群体的流动性、复杂性和综合性,其党建工作与传统单位党建工作相比有明显的不同之处,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探索。如果不从根本上去改革创新,现有状况将难以得到真正改变、难以有实质性作为,具体表现为:一是覆盖面不够。随着社会转型和市场发展,大量“社会人”频繁流动,“支部建在连上”传统党建理论的基础条件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如果党建工作仅局限于传统体制“单位”之中,显然已不能适应迅猛发展的形势需要。如何使党建工作领域从“单位”向“社会”延伸,是实现全面覆盖的必然要求。二是有效性不足。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党组织是建立在行政化的垂直隶属关系的基础之上的,表现为“以条线为主”的党的组织架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类经济、社会组织不依附于某个“上级单位”,流动群体不依附于某个“固定单位”,而是按市场经济规则进行重新整合。这就需要探索一种以“区块为主”新的组织设置,弥补现有组织体制的不足,增强党建工作有效性。三是影响力不大。从“直接领导和行政控制”到“间接领导和管理服务”,流动群体党建的管理方式面临创新。在新形势下,如何依靠非权力的、社会化的管理服务方式,在流动群体中树立起党组织的“非权力性权威”,从而实现间接领导和协调管理,是流动群体党建必须调整和创新的难题。因此,面对这样一个特殊的工作领域,我们必须做好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从流动群体的实际出发,大胆探索实践,创新工作思路,改进工作方式,拓展工作覆盖,开辟崭新天地。
3、要看到流动群体党建工作的服务性。流动群体分布在各行各业,流动群体所在组织,大多属于“两新”组织和基层组织,而这些组织中的党组织又大多不掌握行政资源、财力资源等方便开展工作的优势,流动群体党建工作如果不能为这些组织的发展服务,不能为维护流动群体的合法权益服务,不能为维护社会和谐的公共利益服务,其地位只能被“边缘化”,为流动群体所抛弃。我们知道,传统党建理论偏重于制度管理、思想教育,强调自上而下管理和服从,在制度性安排之外基层党组织、党员不能向党提出任何个性化的要求。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度性安排利益缺失的情况下,这种注重管理和服从的工作思维已经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必须切实加以改变。随着政府、社会和企业职能的分离和变动,越来越多的“单位人”转换成“社会人”,有的还成为纯粹的“经济人”.这就更加需要坚持以人为本,强化服务意识,寓教育、管理于服务之中,通过以人性化的关怀服务,把党员和群众凝聚到党的周围。因此,流出地和流入地要联合起来,改变传统的工作方式,树立“服务第一、管理第二”的理念,逐步形成流入地为主、流出地为辅的管理服务新格局。
三、流动群体党建工作的基本思路
按照“运行联动化、组织网格化、服务人性化、载体品牌化、整合社会化”的要求,以流动群体为主要对象,以区域性分块管理为组织原则,以社会化管理服务为基本手段,通过党的工作把“社会人”培养成“组织人”,把“社会人”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
(一)运行机制联动化。这是实现流动群体党建有效对接的机制保证。按照以流入地党组织为主,流出地党组织和流入地党组织共同管理的原则,加强跨省、市、县合作,强化流出地和流入地党组织的共同责任,改变地域之间、城乡之间相互隔离的工作状态,加强联系沟通,互相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流动群体党建工作。
(二)组织体系网格化。这是实现流动群体党建有效覆盖的组织基础。要打破固定单位党建的组织管理模式,形成以“区块”为组织设置基础,以综合党组织为领导核心,各类组织和党员共同参与的,跨地理区位、跨所有制、跨行业、跨部门、跨隶属关系的新型组织形态,实现全面覆盖,做到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党的工作。
(三)管理服务人性化。这是实现流动群体党建有效凝聚的根本保证。要改变传统的教育管理方式,坚持以人为本,把服务放在第一位,大力推进服务中心(站点)建设,从党员实际需求出发,科学设置服务载体,拓宽服务内涵,提供有效服务,维护合法权益,以服务渗透管理,以关怀实现凝聚,把各类先进分子集聚在党的事业中来。
(四)载体措施品牌化。这是实现流动群体党建有效影响的重要推手。要按照“工作主题化、主题载体化、载体具体化”的要求,注重党建品牌建设,不断丰富主题内涵,创新载体措施,大胆探索实践,集中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形成具有本地特色的经验做法,树立一批“叫得响、推得开”先进典型,以点带面向纵深推进。
(五)资源整合社会化。这是实现流动群体党建有效推进的重要途径。要通过着力完善资源整合机制,改造资源整合流程,统筹发挥行政资源、市场资源、社会资源、党组织资源、信息资源、网络资源等作用,实现网络内外资源更广泛、有效直接地整合利用,并聚焦到提高流动党建工作的有效性上来,聚焦到服务流动群体上来。
四、加强流动群体党建工作的对策建议
(一)运行机制上-实行联动化的合作方式,有利于形成流动群体党建双向互动的新格局。
在运行机制上,基本方针是“以合作求发展”.流动群体党建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工作难度大,必须树立“全国一盘棋”理念,建立完善城乡一体化、区域一体化的流动党员教育管理新机制,实行“双联双管”,建立纵横联系,做到开放协调、兼容并包,实现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形成双向互动、共同管理的工作格局。
第一是实行双联双管机制。按照《关于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工作的意见》要求,在认真履行流出地党组织各项职责的同时,主动加强与流入地党组织联系与协作,实行流动党员委托协议管理,变静态管理为动态管理,变单一管理为双重管理,不断探索建立“资源共享、组织共建、活动共抓、作用共促”的流动党员双向共管模式。积极探索创新“双联双管”(省内联建、省外联管,属地主管、原地协管)的方式和途径,使流动党员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编入党的一个组织,都能参加党的活动,都能享受党员权利,都能发挥党员作用。
第五篇:我镇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汇报
我镇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汇报
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安排布署,我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研究部署,统筹安排,积极探索社会管理新理念、新举措、新办法,不断提升社会管理水平,最大限度地增加了社会和谐因素,有力地维护了我镇的稳定局面。结合我镇实际,现将我镇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如下:
一、“三位一体大调解”工作
我镇的“三位一体”调解工作网络体系,由镇党委领导,综治办具体负责,整合法庭、派出所、司法所、工商所、民政所、土管所、信访室部门力量,配备必要的办公设备,聘请了3位具有多年基层工作经验的老同志担任调解员,实行统一接待,归口处理,对疑难矛盾纠纷进行指导、协调。镇司法所对各村的民调员进行季度考核,量化考核标准,按考核结果发放补贴。同时针对当前农村常见的热点、难点问题,聘请有经验的律师定期对民调员进行了业务培训,大大提高了他们的调解水平,真正起到了第一道防线的积极作用。
二、“城乡一体化”治安防控工作
今年以来,我镇组建了20人的巡逻队,各村也组建了5人以上的联防队员,镇巡防队与村级联防队信息互动,联治联防,形成了横到边纵到底的网络体系。建立了XX、小李庄村综治防范工作示范村,建立综治制度并上墙,完善各项
1基层基础工作,起到了带头示范作用。在科技创安方面,我镇加科技创安的力度,全镇投资200多万元在15个村安装了电视监控装置,在进出村的主要路口、活动广场等重点部位安装了视频头,24小时不间断监控,有力地震慑了犯罪分子,减少了偷盗抢案件的发生,提高了群众的满意度。
三、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
我镇组织开展了对不在学、无职业青少年、服刑在教人员未成年子女、农村留守儿童等青少年群体的摸底调查,帮助钟庄村一名服刑在教人子女联系了省少保中心,解决了其上学难的问题。辖区内流动人口2501人,农民工子女在本地就读的有101人,育龄妇女778人,镇卫生院开展健康咨询活动1次,开展公益讲座6次,对流动人口中的0-6岁儿童进行计划免疫1130人次,对0-3岁儿童健康体检584人次,流动人口孕产妇健康体检117人次,给流入我镇的外来人口提供了与本地居民同等的服务和优惠政策。开展了农民工参加工伤和基本医疗保险活动,加强了农民工工资支付的监督检查,依法查处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6起,有效地维护了农民工兄弟的权益。
四、社区矫正与安置帮教工作
截止目前,我镇共有刑释解教人员32人,社区矫正对象28人,对他们全部建立了帮教档案。今年以来,进一步加强了对社区矫正人员的管理工作,为每一位矫正对象配备了手机定位卡,24小时处于开机状态,这样我们通过网络便
能准确地掌握他们的行踪。另外,每月除让其按规定进行思想汇报外,还定期组织其开展义务劳动,使其对以前所犯的错误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便于其更快的回归社会。
五、妇女维权体系建设工作
我镇妇联组织各村成立了妇女维权站,牌子、职责、工作内容等规范上墙。组织各村妇女主任学习政策、法律常识,掌握维权工作理论、提高了依法维权的能力。今年以来,共受理妇女法律维权事件12件。
六、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体系建设
我镇团委在各学校组织开展了“法制安全大讲堂”活动,结合青少年生活、学习有关内容开展了法律素质和安全自护教育,引导、教育青少年树立法制观念,提高了法制修养。
七、社会治安重点地区排查整治
开展了以城乡结合部、网吧、宾馆招待所、加油站、项目工地等地段为重点的流动人口监督检查与治安重点区域排查整治工作,结合人防、技防、物防的措施,深入开展了平安创建活动。把学校、幼儿园及周边地区安全作为排查整治的重点,强化对“两抢一盗”违法犯罪活动集中区域的整治力度,增强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八、综治维稳中心建设
按照上级要求,我镇整合综治、司法、信访、公安、法庭、妇联、土地、城建、民政、工会等部门资源成立了XX镇维稳中心。维稳中心自成立以来,贯彻执行上级有关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平安建设、维护稳定等工作部署,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刑释解教人员帮教、“法轮功”等邪教预防和处置、信访问题协调处理等项工作。今年以来,维稳中心共排查统计矛盾纠纷、信访苗头20起,解决18起,2起正在协调解决。
下步工作打算:
我镇东临省会,西靠太行山,是省会的西大门,典型的城乡结合部,镇区内流动人口众多。近几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青银高速、槐安路、沿山公路、省环保局,南水北调、石太铁路等公益占地致使耕地急剧减少,现在恒大金碧天下、安检厅、国资委等项目还需要征用大量土地,失地农民越来越多,失地农民保障问题急需解决。下一步工作中,我们要把落实“社会管理创新”与推进基层政府工作创新发展有机结合起来,着眼服务发展、服务民生、服务稳定,着力解决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体制性、机制性、保障性问题。
一、因地制宜探索建立失地农民保障机制。我镇多个村因项目征地致使土地减少,农民生活丧失保障,例如大王庙村因省环保局征地后人均耕地不足2分,经与征地项目协调给予村民享受粮食保障和老人享受最低生活保障,解决了村民后顾之忧,赢得了群众的满意。我镇所辖村地理位置优越,开展旧村改造、社区化建设,村中耕地不足,为解决村民的生计问题,村里给全体村民入城镇养老保险。下一步,根据各村自己的实际情况,我们将帮助村积极与征地项目单位合作探索解决失地农民保障问题。
二、加强社区管理,搞好社区服务。我镇现有龙泉花园、新新家园、丽景园、富康园等几个小区,存在流动人口多,治安隐患多、矛盾纠纷多等特点,加大了管理难度。下一步我们将探索成立居委会,负责管理本小区卫生、计生、治安、三产等服务。今后将积极与项目单位协商,督导他们在小区建设幼儿园、市场、居委会等配套设施,镇政府将触角下延,配备专门工作人员,为小区居民提供优质、全面的服务,建设和谐家庭、和谐社区,进而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
三、实行公共财政,财力向民生倾斜,我镇实行了老党员补助、80周岁以上老人补助,合作医疗补贴,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今后我们将继续加大民生投入力度,解决好民生问题,从源头上做好维稳工作。
以上是我镇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所作的工作和下一步打算,与其他兄弟乡镇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今后我们将立足自身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深化管理创新,为建设富裕、秀美、和谐新城镇做出贡献。
镇人民政府
2011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