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我国的党政关系（5篇范例）

第一篇：建国以来我国的党政关系

党政关系

一、1949-1957年 “寓党于政”时期

“寓党于政”——党不直接指挥国家政权机关的工作,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是通过政权机关中的党员负责同志和党的组织来实现。

与这种党政关系相适应,建国初年的治国主体主要依靠的是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治国形态明显体现为“依政治国”的特征,即党不直接管理国家事务,国家与社会事务的管理是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导下,在国家政权机关党组与党员负责同志的努力工作下,通过政府的施政行为来实现。

二、1957-1978年“以党代政”时期

“以党代政”——党组织实际扮演了国家机构或政府的角色,行使了直接管理国家事务与社会事务的政府的职能。

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与“以党代政”党政关系模式相应的治国形态就是“依党治国”,党组织等同国家机构,直接行使国家权力。

三、1978-1989年“党政分开”时期

“党政分开”——使党从直接管理国家事务中脱离出来,还“政”于国家政权机关,实现党的领导职能与国家政权机关权力职能分开,使国家政权机关的工作更有效率。

1987 年10 月,中共十三大报告对“党政分开”做了专题阐发。“党政分开”是对1957年以来“党政不分”政治实践的根本否定,是党反思自身执政失误和总结党的领导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四、1989年至今“以党统政”时期

“以党统政”——党必须对社会各个方面实行政治领导、组织领导、思想领导，总的来说就是要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在同级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党的政治领导就是“集中精力领导经济建设,组织、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同心协力,围绕经济建设开展工作。”“实行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组织领导就是“党管政权”、“党管干部”、“党管人才”,按照新时期干部的标准,做好重要干部的选任工作。党的思想领导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贯彻党的思想路线,保证意识形态的正确导向。

第二篇：我国的党政关系

我国的党政关系研究

摘要：

我国党政关系中长期存在的问题，集中起来就是：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权力过分集中于党，而党的权力又过分集中于党的第一书记，党的一元化领导因此而变成了各级党的一把手的个人领导。本文通过对我国党政关系的历史分析认为，党政关系规范化是党在新时期面临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政关系体制的变革应该提上议事日程。党政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是党政分开，党政分开的途径在于党和政之间关系的法治化、制度化，从而规范党在政府中的作用。

关键词：党政关系 体制 党政分开

一、我国党政体制形成的历史背景

我国现存的党政关系体制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就是党把自己混同于国家政权机关,包办代替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工作,直接管理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具体事务,以致党的组织国家化、行政化。

我党是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取得执政地位的,党在革命中,组织群众,教育群众,在群众中取得了非常高的威信。这是我党取得政权的一个基本前提。但这也同时导致党容易包办社会生活的一切,将本来应该由政府承担的工作包揽在自己手中,这导致党政不分体制最终形成。同时,这种体制也是在经济建设的快、慢之争中,为适应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为加强党对政府工作的影响和控制中形成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严峻的国内外形势要求党必须建立一个权力集中的指挥中心,这种权力集中的指挥体现在已经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关系上,就是党的权威远远大于政府的权威。关于党政关系的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内也曾经酝酿要求进行规范,要求改变常常以党的名义下达命令的习惯。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建立的卓越功勋和崇高威望,使得中国共产党不但没有能够及时自觉地改变这一习惯,相反还加强了这一习惯。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我国的全面确立,中国共产党建立起来了高度集中的权力运行机制,党的组织和党的各级干部走到了国家政权的前台,党直接掌握政权,执政党代替政府和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对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实行一元化领导,最终形成“党政一体化、议行一体化、政经一体化、政法一体化、政社一体化”。从此,我国政治生活中以党建政的党政关系最终演变成了典型的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党政关系。

“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一元化领导被无限制地发挥以至于党统领一切,有党无政、有党的政策而没有国家的法律。这种极端化的政治状况,严重窒息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活力,国民经济到了几近崩溃的边缘。党的一元化集权式领导非但没有强化自己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反而面临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党的中心任务的转移决定了党的工作方式尤其是领导方式的转变。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逐步完善,也为党政关系的合理调节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推动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使得传统的党统一切的党政关系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逐渐消失,并为新型的党政关系的建立提供了现实基础和内在驱动力。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如何调整党政关系的思考和讨论再次逐步深入,并达成了广泛的一致:作为居于领导地位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一定要改变传统的党统领一切的领导方式,党政关系规范化是党在新时期面临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在我国经济基础发生重大改变的今天,应该进行变革,否则就不能适应今天的社会现实。因此,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政关系体制的变革应该提上议事日程。

二、党政体制的改革

（一）党政分开的含义

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 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原则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 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 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 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性质不同、职能不同、组织形式或工作方式也不同。应当改革党的领导制度, 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理顺党组织和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司法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 做到各司其职, 并且逐步走向制化。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当然也是我们国家机关的领导核心。但是,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党管理国家,党领导人民也并不等于党管理人民。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就其本质而言,党除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而广大人民最大的利益就是使自己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因为这是广大人民实现其他利益的基础和前提。这就决定了党领导国家政治生活的本质内容,就是组织、引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行使好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党的根本职能在于确定国家的发展方向,制定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纲领、路线和战略目标,决定国家机关活动的大政方针,进行宏观指导。党实施领导的主要方式是提出正确的政治主张,并通过法定程序使自己的主张变为国家的法律,通过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协调工作,通过广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动员、组织和带动广大人民为实现党提出的战略目标和路线方针政策而奋斗。

一般认为,党的职能是决策,政府的职能是执行,因此,党政应当分开。但我国的领导实线表明:从决策,到决策的执行,是一个连贯的不中断的过程。这两个领导阶段的总目的是一致的,只是工作的程序、分工有所不同,一个侧重于决策,一个侧重于执行。政府在发挥自身职能时,实际在按执政党的主张行事;政府职能某种意义上是执政党职能的继续和延伸,是执政党实现自己意志的工具。并且在执行决策的过程中也有决策,甚至是重大问题决策。而我们党所肩负的重大问题的决策职能中也包含了执行中重大问题的决策。如,党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后,不可能就完全由政府去贯彻,其执行中的问题就不过问了。因此,决策职能与执行职能客观上是难以截然分开的,双方实实在在是一种互相交融的有机联系。研究我国的党政关系,自然应在理论上明确党的职能和政权的职能,并在法律上予以规范。但在实际工作中,党政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我国的社会管理实践表明,领导管理工作只能有一个中心,而不能政出多门;社会管理的权力只能统一,而不能分割。如果我们忽视党政之间的有机联系,搞形而上学的党政分开,把党的职能与政府的职能作板块式的分离:党委只管决策、思想政治工作、组织人事等;政府则只管具体执行和经济财政等工作,就会造成统一的社会管理权的分割,防碍领导工作按其内在规律正常运行,也会造成党与行政磨擦,既削弱了党的领导,又削弱了行政领导。

（二）改善党政体制的措施

如何对我国党政关系体制进行变革?或许人们会担心党会因此动摇党的执政地位,其实大可不必。我党执政地位的取得是因为她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并根据民意的变化迅速调整自己的政策。只要能够代表民意,体现最广大民众的要求,就能够获得民众的支持,从而获得、稳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党政关系体制变革的必然结果并不一定就是党执政地位的丧失,而仅仅是执政方式的改变。

党政体制改革应该是渐进的。激进的变革有可能使利益的调整超出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带来剧烈的社会动荡,导致变革的成本太高,并不可取。改革的基本目标是使党由具体政策的执行者,变成大政方针的制定者、民众政治参与的组织者。

第一、健全制约机制。党政关系不正常的表现主要在权力过分集中,党对行政事务直接干预较多。简单用职能分开和分工合作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实际上治标不治本。因为有些党的组织可以随时改变“分工”的决定。所以,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经常会出现“放权”和“收权”的现象,那就意味着权力依然处于高度集中状态,分工只是一种形式,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就不能从根本上根治,党政关系法治化就无法实现。制约机制的作用就在于:政治生活中每个人或每个集团都依法成为其他人或其他集团的制衡因素,使权力的行使受到必要的约束。一旦超出法律所规定的范围,将受到合法的制约。健全制约机制主要指的是对权力的制约,即对党政权力的管理、约束、控制和监督机制。通过以法制权、以责制权、以制制权,对权力运行进行全程制约,能有效地克服党政权力的滥用和侵权,实现党政关系法治化.第二, 今后凡属政府职权范围内的工作, 都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讨论、决定和发布文件, 不再由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发指示、作决定。这就明确了各级政府在行政管理中作为行政主体的地位。

第三, 党管干部的原则不能动摇, 但必须建立起一套科学的管理制度。要有步骤地和稳妥地实行干部离休、退休的制度, 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 使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并且要逐步制定完善的干部制度加以保证。真正建立起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而下的强有力的政府工作系统, 这不仅不会削弱党的领导, 而且有利于加强党对行政管理的领导。因为“政府工作当然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 政府工作加强了, 党的领导也加强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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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党政关系

党政关系

在我们当今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组织，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而政府则是具体落实党的政策的行政机构。因为共产党是执政党，所以各级政府的一把手必须是共产党员身份者。

党政关系是指政党与政权之间的关系。在我国党政关系，就是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关系。党政关系是我国最重要的政治关系之一，因而成为理论界长期关注的重点问题。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关于党政关系概念本身的理解在理论界并非完全一致。在这个问题上，目前主要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主张，党政关系就是共产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即党与人大的关系。第二种观点主张，党政关系就是党与政府的关系，而党与政府的关系可以理解为政治与行政的关系。关于党政关系的第一种观点主张，党政关系就是共产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持这种观点的人在理论界有很多。他们认为，这里的党就是指中国共产党，政就是指国家政权机关。在我国，国家政权机关就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以党政关系主要就是指党与全国人大的关系，党委与人大的关系是党政关系的首要内容。关于党政关系的第二种观点认为，党政关系就是党与政府的关系，而党与政府的关系可以理解为政治与行政的关系。

政党是近代社会的产物，它的出现顺应了政治民主的趋势。之前的封建社会，皇权至上，难免出现专制。资本主义两党或多党制度较成功地实现了政治与行政分离，亦即党政分开，从而既实现了党对国家生活的领导，又避免了一党执政可能造成的专制。社会主义中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同样克服了封建专制，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党代表着全国各民族人民的利益，对国家事务进行领导。然而，长久以来，我国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从而使得党凌驾于法律、政权之上，很容易滋生专制和腐败。所以，党政分开是势在必行的，它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因此，转变党的领导方式，实行党政分开，完善公务员制度，推行依法治国，加强制约和监督体制，都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不能因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置之不顾。

对于中国党政的关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让我们先看看邓小平同志早期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早在63年前的1941年4月，邓小平同志发表了一篇现在看来都未过时的文章，题目是《关于党与抗日民主政权的关系》，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关于党政关系。邓小平提出了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正确领导原则，认为党对政权要实现指导的责任，使党的主张能够经过政权去实行；党对政权要实现监督的责任，使政权真正合乎抗日的、民主的统一战线的原则；党的领导责任要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但是，由于当时处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的这一光辉思想未能引起全党的应有重视。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一针见血地提出了党和国家现行领导体制中存在的权力过分集中和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严重弊端，提出要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制度，使党“可以集中精力管党，管路线、方针、政策”。因此，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

我理解对党政关系的定位，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总揽不包揽。总揽就是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不包揽是针对长期以来地方党政不分的状况，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首先，要拓宽对党的领导实现形式的认识。党委对同级政府机关的领导是一种实现形式，政府党组对政府的领导也是一种实现形式，而且是很重要的实现形式。政府党组在政府的工作中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也就是实现党的领导。党对政府的领导，主要是通过政府中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党委的重大决策和工作部署。其次，当前主要是各级地方党委应帮助同级政府树立权威，发挥政府的作用，切实解决包揽太多的问题。

一句话，党的领导不是建立在强制力上，而是建立在用先进性、公信力和感召力，赢得人民群众的自觉认同、自愿服从和衷心拥护的基础上。

第四篇：建国以来我国科普发展的历史回顾（范文模版）

建国以来我国科普发展的历史回顾

中国近代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与西方科学的输入和传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对西方科学的逐步深入的认识和理解，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向大众普及科学、重塑国民素质对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具有重要意义。五四新文化运动将赛先生大张旗鼓地请进了中国，很快中国社会上就掀起了一场传播、普及科学的浪潮，并使科学取得了“无上尊严的地位”，对于我国社会的发展进步至今有着深远的影响。许多爱国志士深知赛先生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性，着名教育家蔡元培就指出：“欲救中国于萎糜不振之中，惟有力倡科学化”，“现在中国多不知科学为何物，最要先输入科学思想。” 科学家顾毓琇先生也曾撰文提倡“以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国固有的文化，以科学的知识充实中国现在的社会，以科学的精神光大中国未来的生命。” 科学的宣传和普及始终是近代中国社会及有识之士们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五四运动的一面旗帜──《科学》杂志自1915年创刊至1950年共发行32卷，成为当时传播最广、影响最大、读者最多的一本综合性科技期刊。1934年，在陈望道先生主编的《太白》杂志上首次出现了以小品文形式传播科学知识的科普文章，科学小品文以其短小、生动、活泼的文风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同期的《科学大众》、《科学的中国》、《科学画报》、《通信自然科学》等均是向广大社会公众普及科学的阵地。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先生在五四前夕写的杂文《热风•随感录三十八》中说道：“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这药原来已发明，就是‘科学’一味。” 因而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先生也翻译撰写了大量的科普作品，以促进国人认识科学，达到“改造精神”的目的。教育家陶行知在30年代初提倡科学下嫁运动，意即把科学下嫁给工农大众，并在《申报》总经理史量才的资助下创立了向儿童系统普及科学知识的机构──自然科学园。在这一时期，董纯才、贾祖璋、温济泽、顾均正、竺可桢、高士其等均创作了大量的科普作品，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中国各阶层的知识分子及其学术组织、社会团体都纷纷加入到了向人民大众普及科学的行列。可以说，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科学普及事业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将科普工作视为一项国家事业给予了较高的重视。几十年来，我国的科普工作在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提高国民科学素质等方面功不可没，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本章通过清理我国科普事业的发展脉络，试图概括其发展状况以及我国对科学普及的认识过程，并作简要评述。2-1 组织建设时期（1949—1958）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国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第43条规定：“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曾一度设立了科学普及局，中国化学史专家袁翰青教授任局长。该局负责领导和管理全国的科普工作，提出了“科学普及工作也必须做到明确而深入地为当前的生产建设服务” 的要求。在国家根本大法中写入向广大劳动人民普及科学知识的条文，并在中央政府部门设立科普机构，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1950年8月18日至24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简称科代会）在北京清华大学礼堂召开。吴玉章在开幕词中指出：“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为中国科学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地要努力参加巩固胜利和建设新国家的工作。在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科学工作不再依靠私人的提倡或所谓‘慈善’性的援助，而是明确地成为国家的事务。”科学界“当人民自己掌握政权以后，进入和平建设的时候，要紧的便是怎样做好科学的深入研究和广泛普及的工作。” 科代会明确了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实行理论联系实际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在处理普及和提高的关系上，应当遵循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的“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的原则。为此，会议决定成立“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全国科联”）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全国科普”或者“科普协会”）两个组织。前者以团结号召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以促进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为宗旨；后者以宣传普及自然科学知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技术水平为宗旨。此后不久，1951年10月原中央文化部科学普及局的建制转入中央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因而科普协会就成了我国科普工作的实际推动者和组织管理者。

科普协会以“普及自然科学知识，提高人民科学技术水平”为宗旨，规定了自身的任务是：“组织会员通过讲演、展览、出版及其他方法，进行自然科学的宣传，以期达到下列目的：（1）使劳动人民确实掌握科学的生产技术，促使生产方法科学化，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中，发挥力量。

（2）以正确的观点解释自然现象与科学技术的成就，肃清迷信思想。

（3）宣扬我国劳动人民对于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借以在人民中培养新爱国主义精神。（4）普及医药卫生知识，以保卫人民的健康。”

可见，科普协会一方面重视为经济建设服务，使我国劳动人民掌握科学的生产技术，促使生产方法科学化，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强调用科学的观点解释自然现象与科学技术成就，肃清封建迷信思想，宣扬我国劳动人民对于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培养科学的世界观和爱国主义精神。

建国伊始，百废待新，百业待举。科普协会提出“一面筹建组织，一面开展宣传工作”的方针，首先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普遍建立分会筹备机构，同时结合全国性运动开展科学技术的普及宣传活动。至1955年底，全国科普协会会员已有38000多人，会员工作组有874个，并在110个县、市建立了支会。此时，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并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 1956年，我国经济、文化建设空前高涨，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科普协会的组织建设工作也大大加快了步伐。这一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立了科普协会分会筹委会，至此，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西藏和台湾除外），均建立了科普协会的组织机构。到1958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成立省一级科普协会组织27个，市、县建立科普协会组织近2000个，许多地区在厂矿和农村建立了协会的基层组织。根据1958年6月我国11个省、市的统计，共建立基层组织4.6万多个，会员、宣传员102.7万多人，初步形成了一支浩荡的科普大军。同时，科普协会配合当时国家的中心任务，如抗美援朝运动、爱国卫生运动、工业化建设、向科学进军等展开了广泛的、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活动。从1950年8月科普协会成立到1958年9月，8年间科普协会在全国范围内共开展科学技术普及讲演7200万次，举办大小型科普展览17万次，放映电影、幻灯片13万次，参加人数总计达到10亿8千万人次。

在这一段时期里，科普基础设施建设也迈出了新的步伐。1950年4月，中央文化部科普局决定在北京建立一所以广大工农兵为对象，配合国家建设事业开展科普工作的新的人民科学馆（国家自然博物馆前身），将其作为全国的示范点，以期指导全国各地人民科学馆事业的发展。建馆筹备处成立后，当年就先后筹办了“大众机械”、“动物的进化”、“可爱的祖国”、“苏联的科学技术”等5个展览。科普局撤消后，该馆几经变迁，最终演化成为北京自然博物馆。1957年9月北京天文馆举行了开馆典礼，从此中国诞生了第一座天文馆。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修建的一座大型科普活动专用场所，北京天文馆对普及天文知识和宣传我国在天文学上的成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新中国的科普出版事业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兴办的。最初是编辑出版中央科学讲座的讲演稿，印成科普小册子。1954年，原由上海民本出版公司创办，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科学大众》杂志移交科普协会接管，至此科普协会有了自己的科普刊物。1956年夏，全国科普协会建立了科学普及出版社，许多地方科普协会也纷纷建立了编辑出版机构。到1958年6月底，共有6种发行量较大的全国性科普期刊出版，即《科学大众》、《科学画报》、《知识就是力量》、《学科学》、《科学普及资料汇编》和《天文爱好者》，另有地方性通俗科学报刊32种。全会共出版了文字资料29.9万种，发行6300多万份，还编制了大量的形象资料，如科普箱、挂图、幻灯片等。在建国初期的9年间，党和政府对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中国的科普事业已经初具规模，科学技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得到了空前广泛的传播。这一时期科普工作的特点是：第一，围绕国家经济文化建设，并强调为政治和对敌斗争服务，以配合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如在1952年的爱国卫生运动中，科普协会会员在3个月当中就组织了6000多次演讲；第二，呈现出全民办科普的局面，科普组织遍地开花，蓬勃发展，为以后的深入发展打下了较好的基础；第三，科普工作的重点是在我国大中城市，以工人和干部为主要普及对象。总之，作为起始阶段中国科普工作以科普宣传、组织建设为主，更深入广泛地科普实践活动还有待于下一阶段的具体实施。2-2 广泛实施时期（1958—1966）

1958年9月18日至25日，科普协会与全国科联联合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并宣布科普协会与全国科联合并，从此我国的科普工作归入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2-2-1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建立

1958年2月，全国科联向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并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提交了《关于召开科联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请示报告》。一个月后，科普协会也提交了《科普党组关于召开会员代表大会给中宣部的请示报告》，提出根据各地跃进形势，总会必须采取积极措施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因而有必要“召开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动员广大会员迎接即将到来的技术革命的新任务，健全协会的领导机构，制定协会会章和五年工作发展纲要，推动协会工作的大跃进，使协会更有效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同意全国科联、科普协会召开代表大会，委员会主任聂荣臻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科联、科普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请示报告》。中共中央批准在1958年8月下旬召开。在进行会议的准备工作过程中，全国科联和科普协会都意识到在当时的形势下，科联组织已向工农群众敞开了大门并开展了一些科普工作，同时科普组织也在大搞群众性的科学研究，因而在实践工作中两个组织实际上已经开始走向汇合。各地也普遍要求把两个团体合并，两个组织的干部和科技工作者以及着名科学家竺可桢、茅以升等也提出把全国科联、科普协会进行合并，共同组织成一个统一的科学技术团体，以适应当时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全国科联主席李四光、科普协会主席梁希分别表示同意这种意见。因而在会议召开前夕，中共全国科联党组和科普协会党组联合向聂荣臻副总理并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建议科联、科普合并的报告》。经中央批准后，1958年9月18日至25日，全国科联和科普协会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了联合全国代表大会。

9月23日，大会通过了《关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决议》，正式宣布全国科联和科普协会两个团体进行合并，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科学技术团体，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简称中国科协）。该决议规定：“中国科协的基本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密切结合生产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命运动。”其具体任务有6项，分别是： “（1）积极协助有关单位开展科学技术研究和技术改革的工作；（2）总结交流和推广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和先进经验；（3）大力普及科学技术知识；

（4）采取各种业余教育的方法，积极培养科学技术人才；

（5）经常开展学术讨论和学术批判，出版学术刊物，继续进行知识分子的团结和改造工作；（6）加强与国际科学技术界的联系，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和国际科学界保卫和平的斗争。” 中国科协副主席范长江在作大会总结报告时，结合科协是科学技术群众团体的特点，提出科协工作的总精神是：“坚决依靠党的领导，密切结合生产，放手发动群众，迅速壮大科学队伍，把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不断推向新的高潮。” 我国的科普工作从此由原来的科普协会转入中国科协。

2-2-2 群众性科学实验活动 中国科协的成立，将科学家所进行的大量科普工作同原科普协会的专职科普队伍及广大群众的科学普及和试验活动更加协调一致地结合起来了。《1959年全国科协工作规划要点（草案）》指出，科协工作“应当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紧密结合工农业生产，以解决生产中的关键性的科学技术问题、总结交流并推广生产中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发明创造和先进经验为中心，” 要求各学会配合有关部门为技术革命群众运动贡献力量。科协的工作因而既带有科研攻关的内容，更多的则是技术推广的工作。在“大跃进”的时代背景下，自1959年初，一些省市科协通过学会协同科研、生产、教学部门的科学技术人员开展了以送技术到工厂、农村的技术上门活动。技术上门活动从内容上看，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总结群众生产中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经验，如农作物的技术管理，机械制造、使用和维修等；二是组织先进技术推广队、服务队、讲师团等，推广新技术、新工艺和先进生产经验，如农作物丰产经验、畜牧业的机械化、自动车床等；三是组织攻坚队、医疗队、突击队等进行技术会诊以解决生产中的技术关键问题，如怎样防止小麦倒伏、如何保证煤气发生炉的安全等。技术上门活动规模有大有小，活动时间可长可短，长的一至两个月，短的仅几天。形式多样、方式灵活的技术上门活动对解决当地生产技术问题，促进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实际运用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很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因而很快在许多地区广泛开展起来。据河北、江苏等九省市的不完全统计，到1960年4月，省、市科协及部分专、市、县科协共组织进行了技术上门活动11800次。

在广大农村，1958年以后，群众性的试验研究活动蓬勃开展起来了，农村科学实验活动的广泛开展成为这一时期科学技术普及的主要形式。1961年4月，在全国科协工作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几点意见（草案）》，要求“科协组织一方面要大力加强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基层工作，特别是加强各种群众性科学技术研究小组和专业组的工作，把广大农村的科学技术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并加以培养提高，在农业生产第一线逐步形成一支有力的群众性的科学技术队伍；另一方面要通过各种专门学会，与各业务部门配合，把各行各业的科学技术力量适当调动起来，开展各种服务农业的学术活动。” 在这一时期，农村的科学实验活动发展很快，各级科协开展了大量的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农村科学实验小组1964年全国发展到40多万个，1965年增加到100多万个，参加人数约有700万。仅上海科协在郊县就成立群众性实验小组6200个，有4.6万多人参加活动。

在科普读物出版方面，从1961年起少儿出版社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丛书（共8册），收入科学小品1000多篇，至1964年就印了580万册，“文革”后仍有再版，成为中国科普出版史上一套具有深远影响的科普丛书。科教电影的创作与发行工作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使用面积6万多平方米，有“科学家之家”称号的北京科学会堂也于1964年元旦正式对外开放。

从1958年到1966年的8年间，尽管中间经历了“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的波折，但我国的科普事业还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科普工作的重点从大中城市转向了广大农村，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技术上门活动、群众性科学实验运动得到了广泛深入地开展，成为这一时期我国科普工作的主要形式。

2-3 衰落停滞时期（1966—1976）中国科协成立之后，我国科普工作如火如荼、方兴未艾的大好势头由于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而遭到衰落和停滞。

在“文化大革命”中，科技工作者及科技团体的各级组织均遭到了空前的破坏。科技团体被迫中断活动达十年之久，极个别学会冒着风险、顶住压力进行了一些有限的科普活动，如广州市航海学会顶住了“四人帮”的干扰和压制，坚持开展以普及科学知识为重点的群众性科技活动。1973年，为了适应华南地区航海事业发展的需要，广州市航海学会恢复了组织，围绕急需解决的航海技术问题，编写了各种科技资料近30万份。从1973年到1977年4年间，该学会共举办了200多次报告会、讨论会，参加活动人数达10万人次，还编写拍摄了《船舶避碰》、《船舶救生》等科教影片和幻灯片，编绘了关于帆船防御台风的科学知识的连环画册，并组织宣传队前往全省沿海和沿江各港口，向广大船员、渔民进行宣传普及。“文革”当中，一些科学家也竭其所能艰难地开展科技活动，被称作“没有学会的学会活动”。河南省农学会着名玉米育种专家吴绍 揆教授被下放到商丘县劳动期间，帮助农民办起了科学试验站，向农民传授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培养了一大批农民技术员，使贫穷落后的五里扬大队变成了一个高产稳产的生产队，该试验站1979年被国务院命名为先进单位。着名科普作家高士其面对国家科普工作的一片凄凉萧瑟的衰败情景，更是心急如焚，大声疾呼，在1975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向作政府报告的周恩来总理呼吁：科学普及工作现在无人过问，工农兵群众迫切要求科学知识的武装，请对科学普及工作给予关心和支持。

在10年“文化大革命”的严酷岁月里，我国科普事业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各类科普活动基本上停滞下来。科普出版社机构被撤消，人员被遗散，大批科普刊物被迫停办。1970年，全国总共出版了《科学实验》和《科学普及资料》等两、三种科普杂志。各地科学小报在“文革”当中亦被统统砍掉，使科技报刊事业遭受严重摧残。1972年后，情况才稍有好转，有少数地区由当地科技局主持复刊，并改名为“某地科技报”。2-4 恢复发展时期（1976—1990）

10年浩劫结束后，终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中国科协得到恢复，科普事业重新焕发了生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1977年8月25日至27日，中国科协举办了“科学家、劳动模范同首都青少年科学爱好者大型谈话会”活动，由此拉开了中国新一轮科学普及高潮的序幕。活动期间，黄子卿、杨乐、张广厚、闵恩泽、林兰英、胡传锦、蒋明谦等着名科学家和劳动模范参加了座谈会，鼓励广大中学生学好科学知识，打好数理化基础。这是一次推动青少年科普的大型活动。谈话会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中国科协、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参加谈话会的科学家们相继收到了来自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的中学生、知识青年和一些教师、家长的1000多封来信。这期间，新华书店有关数理化的参考书、自学丛书，几天之内便销售一空。该谈话会在全国起到了示范作用，此后相继有9个省市举办了类似的谈话会，初步掀起了我国广大青少年学科学、爱科学的高潮。1978年3月28日，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周培源以中国科协代主席的身份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就科协和学会工作提出了四点意见，其中第三点为“积极开展科学普及工作，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作出贡献，”要求“科协和各专门学会要运用一切手段，密切结合工农业生产实际，积极开展科学普及工作，”第四点讲到要“推动广大青少年向科学进军”，要求 “大力开展青少年的科学技术活动，”“积极为青少年学习科学技术知识创造良好的条件，提供方便，„„组织青少年进行力所能及的科学实验活动。”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高潮和科学技术浪潮的到来，我国科普事业的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

同一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全国工作重心的全面战略转移对科普工作提出了现实的要求：“在这一项带有战略性、全局性的任务面前，”中国科协“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距1958年第一次科协全国代表大会整整22年后，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种背景下终于在北京召开了。大会确定了今后科普工作的发展方针和基本任务，指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应当围绕四化建设这个中心任务，面向生产，面向群众，面向基层。普及的内容要从生产建设的需要出发，从群众的工作、生活、学习的实际出发，因地因人制宜，既要注意普及自然科学基础知识，也要注意有针对性地普及先进的工农业生产技术和科学管理的知识，以及有关计划生育、保障人民健康和破除迷信等方面的知识。” 这一规定从理论上明确和肯定了我国科普要从四化建设的实际工作需要出发，为发展振兴经济服务，从而为以后一个时期我国的科普工作奠定了发展方向。在1986年6月召开的中国科协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这一方针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和发展：“在今后五年这一关键时期，广大科技工作者和中国科协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奋斗，为实现‘七五’计划贡献才智。”“大力推动科学技术普及和技术服务工作，为振兴地方经济服务。” 在农村，“要努力适应广大农村对科学技术不断增长的新要求，配合‘星火计划’，抓好科技培训和适用技术的普及推广，”培养农民技术员和农民企业家，“帮助贫困农民依靠科技脱贫致富”；在城市，“进一步加强科技咨询服务工作，五年内争取帮助1万个城市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依靠技术进步，降低消耗，提高质量，增加经济效益”；同时，“繁荣科普创作，评选优秀科普作品，组织力量编辑出版向工人、农民传授技艺的科普教材，继续开展破除迷信、卫生保健和其他日常生活化的宣传普及活动。”

经济主战场的确定，使得我国“科普工作和经济建设结合日趋紧密，”而且“各地实践表明，这种技术与经济的结合，赋予了科学技术的普及以强大的内在动力。”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高潮的来临，我国的科普工作，尤其是农村科普工作进入了一个兴旺发达的时期。在科协三大召开之际，全国已组织成立了4.1万多个乡镇科普协会，6万多个专业技术研究会。“他们在各级科协和学会的支持指导下，从技术承包入手，通过科普宣传、技术服务、技术示范和技术培训等群众欢迎的形式，由技术能手牵头，普及适用技术，带动广大农民科学务农，开辟新的生产门路，脱贫致富，” 这一时期，中国科协共创办乡镇农民技术学校13000多所，参加生产技能培训的农民达到8000多万人次。至此，随着农村专业技术研究会的大量建立和发展，全国完整地建立起了以县科协为枢纽，以乡镇科协（科普协会）、农村专业技术研究会为基础的农村科普网络体系，各种各样的技术培训、科普宣传、科技扶贫、技术服务等项活动得到了深入广泛地开展。科普的手段、形式也日趋多样化。80年代初开始推广使用的科普宣传车发展极为迅速，这种科普宣传车装备有电影、广播、展览等设施，专门运送科技人员携带科普资料下乡开展科普工作，到1987年一度增至638辆。日益增多的科普车奔驰在全国农村各地，对“老、少、边、穷”地区产生的效果尤为显着，很受当地农民的欢迎。同时，大量的科普配套服务机构也纷纷建立起来，科普服务事业得到很快发展。

这一时期，科普的研究、创作、出版事业也恢复了勃勃生机。中国科普创作协会、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科普研究所的前身）相继成立。1978年，科普出版社重建，在此后10多年里科普出版社共出版科普图书2000多种，累计发行2亿多册，先后创办、恢复和出版了科普期刊7种，即《现代化》、《知识就是力量》、《科普创作》、《科学大观园》、《大自然》、《中国科技史料》、《气象知识》等。同时，全国各出版社出版了大量科普读物，有的发行量高达几百万册，并且科教电影、电视片也纷纷问世。仅1979年和1980年两年出版的科学小品集、科学电影剧本、科学童话、科学幻想小说等就远远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前十几年里的总和。全国科协和学会系统主办的科普期刊达到76种，科技小报42种，加上其它部门和单位所办的科普报刊、科学副刊、专栏等总数不下几百种之多。1984年，我国十大畅销书中就有两种是科普图书，一本是《迎接新的技术革命──新技术革命知识讲座》，发行142万册，一本是《养鸡500天》，发行123万册。在这段时期里，随着我国科普事业的复苏和蓬勃发展，对科普的理论认识和探讨也提上了议事日程。1978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科普创作座谈会上，会议代表发出了建立科普学的呼吁：“科学总是在实践中产生的，我们已经有了二十八年科普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什么不能大胆地把这些经验上升为理论，提出‘科普学’这一名称？” 1979年，在成都市科普创作协会学术年会上，周孟璞、曾启治宣读了论文“科普学初探”，初步探讨了我国科普学的研究对象、内容、方法以及科普学与科学学、教育学等其它学科的关系，并建议从理论科普学和应用科普学两个方面开展研究。在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曾二人再次提出了创立和开展研究科普学的问题，得到了一些参会代表的赞同。这样，建立科普学的问题就在我国公开提出来了。

科普学的提出引发和促进了对我国科普工作的理论总结和探讨。同时，我国一批久负盛名的科普作家、科学家的科普作品选集、文集相继出版，对我国科普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实践和理论问题，如科普工作的重要性、科普工作的内涵、科普与科研、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等等也纷纷发表见解。钱学森认为，“学”就是要找出一点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科普学实际上是科学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性质上也是社会科学，是科学社会教育学。袁清林则通过把传播学上着名的R•布雷多克模式的7个问题（即谁，说了什么，在什么情况下，为了什么目的进行，通过什么渠道，对谁，取得什么样的效果），转化成为科普学体系结构的7个要素，从而从传播学的角度第一次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和自谐的科普理论体系框架。我国的传统科普观也因而在这一时期得以逐步形成。在我国，科普是“科学技术普及与推广”的简称，也就是说科普“不仅要普及科学知识，而且要普及应用技术。” 因而，“普及科学知识，推广科学技术，使科学家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就成了我国“传统科普的概念。” 纵观我国科普事业，可以看出我国科普工作大致涵盖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进行科学技术的宣传；第二，通过学校教育传授科学技术的基础知识；第三，围绕国家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通过职业培训，传授推广生产中的实用技术，即科普宣传、科技教育和科技服务。相应地，我国科普工作的重点对象是领导干部、青少年和广大农村群众。在传统上，我国的科普事业主要是配合政府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来开展工作，其中大部分时期里科普工作的主要内容是紧紧围绕国家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通过普及推广实用生产技术达到增加产量、发展经济的目的。

2-5 反思探索时期（1990—1998）

1990年9月，中国科协管理中心首次在我国进行了全国性的公众科学素质的试调查，由此开了对中国公众科学素质进行调查并进行国际比较的先河。1992年中国科协和国家科委有关部门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对我国公众的科学素质进行抽样调查，调查结果首次收入《中国科技指标》（中国科学技术黄皮书）。此后，每隔两年，即1994年、1996年中国科协均对我国公众的科学素质进行抽样调查，其结果以及与世界多国公众科学素质的对比情况受到国内、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中国公众科学素质的低下水平日益引起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注意和忧虑，加之90年代初，中国社会上掀起一阵阵封建迷信、反科学、伪科学的浪潮，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和潜在的隐患。迷信、愚昧、反科学、伪科学活动的日趋泛滥、频频发生，达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这些与现代文明相悖的现象，日益侵蚀人们的思想，愚弄广大群众，腐蚀青少年一代，严重阻碍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因此，采取有力措施，大力加强科普工作，已成为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 与国外相比我国公众在科学素质方面的巨大差距，以及国内面临的严峻社会现实状况促使人们把更多希望的、同时还有审视的目光投到了科普工作上。我国的科普工作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思索、学习、再发展的新时期。

1991年5月23日至27日召开的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我国科技工作者有责任“大力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结合各项学术、科普活动大力倡导科学精神和职业道德”，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和科学观念“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驱除愚昧、迷信和落后的观念。” 同年9月，首届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在安徽黄山市召开，会上对我国传统科普工作进行了重新审视，认为“科普作为社会教育，其最根本目的是解脱愚昧，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在提高劳动者素质过程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科普工作的最终目的是推动社会进步。”提出我国“科普工作要在发展中不断改革和完善运行机制，重点是做好提高人的科学素质的工作。” 1994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当前科普工作发出了《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的文件。1996年9月，中宣部、原国家科委、中国科协就落实94年文件精神再次发出了《关于加强科普宣传工作的通知》。这两篇指导性的文件明确提出“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科普工作的重要任务”。指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是关系到我国21世纪发展的根本性、战略性的工作。”在普及内容方面，“要从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的教育普及三个方面推进科普工作”，在继续做好以往的科学知识和适用技术普及推广的同时，要把宣传科学思想、普及科学方法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科普宣传既是科普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这一时期在将科普工作视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的同时，科普工作在提高公众科学文化素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和意义也被充分认识到了。

1996年2月，建国以来首次全国科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一批科普工作先进集体、个人受到表彰。大会总结指出，科普工作的任务仍然是“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但同时强调“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更好地发挥科普工作在提高国民素质、增强综合国力方面的重要作用。” 随着全国科普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建立，我国科普工作将逐步纳入政府部门的职能工作计划，显示出中国政府对科普工作的高度重视。同年5月，中国科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对科技工作者提出了“以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为己任，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提高科普工作水平的要求，从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科普工作以及科普工作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日益受到政府和社会的普遍关注。1996年岁末，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确定了第一批对公众开放的科普教育试点基地，共5个，分别是中科院物理所、化学所、植物所、古脊椎动物所与古人类研究所和计算机网络中心。1997年11月，中国科学技术领域里的最高奖“国家科技进步奖”首次为科普图书颁奖，两部科普着作（《高技术知识丛书》和《简明科学技术史话》）获得了该项奖励的三等奖。中国科技界更是对我国科普事业表现出了高涨的热情，1995年和1996年连续两年里，在中国两院院士评出的当年十大科技新闻（重大科技事件）中均有有关我国科普工作方面的事件。同时，许多德高望重的科学家身体力行地积极投入到科学的普及宣传和反对伪科学的活动之中。国际上，国家政府对提高本国国民科学素质的日益重视和加强参与以及发达国家公众理解科学运动的普遍高涨对我国政府及学术界均产生了一定影响。1995年10月中国科协成功地举办了第四届公众理解科学国际会议。在这前后，国外科普工作的成功经验、科普方式以及对科普的认识、观点被大量介绍进来。在介绍、评价国外公众理解科学活动的同时，国内也对我国传统科普工作的内涵和目的等多个方面展开了较为广泛的讨论。

在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开逊研究员做了“公众理解科学技术”的报告，表达了中国科学家对现代科普的新认识。张开逊认为，让公众理解科学技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科学观念和科学思想；第二个层次是促使公众理解科学技术本身的特点、发展规律、局限性以及科学技术和人类其它活动的相互关系；第三个层次是使公众理解科学的生命在于创新，理解自己是科学的主人，从而参与到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中来。作为发明家的张开逊认为，公众理解科学的最高境界就是公众参与到科学研究事业的探索、创造、发现和发明之中。

既是天文学家也是科普作家的卞毓麟深刻认识到了科学普及对于现代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意义，1992年针对我国的现实发出了“科学普及太重要了，不能单由科普作家来担当”的呼吁。卞毓麟要求作为科学传播链中“第一发球员”的科学家们承担起科学普及的主体责任。关于我国科普的对象，卞毓麟认为应当是全方位的社会公众，尤其应注意到新时期市场经济大潮中涌现出来的新群体──企业家和经济管理者。在科普的内容上，卞毓麟提出三个方面：即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的意义（功能），这一点与国际上测定科学素质的三个层次是非常吻合的。

随着“科普”一词日益频繁地见诸报端，对我国传统科普的概念也出现了新的认识。侯青云认为，我国传统的“普及科学技术”过于从科学的功利主义出发，实际强调和重视的是实用技术在经济生活中的转化和应用，其内涵是十分狭窄的。他建议用“普及科学文化”来代替“普及科学技术”，从而将普及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等纳入其中，更明确地引导人们理解和认识科学的目的和本质，培养科学的自然观和世界观。

现代社会的发展对科普工作提出了更新和更深入的要求，我国传统科普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也预示着新的发展。在现代社会中科普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科普的目的是什么？科普究竟应当向公众普及些什么？科普的主体、对象应如何确定？科普的方式有什么新的变化？新时期我国应当建立怎样的科普工作运行机制？科普工作与我国一些传统相关领域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直至今天，这些问题仍在不断促使人们对我国的科普工作进行更深入的认识和思考。与此同时，传统和现代的交织、中国与世界的汇合仍在继续推动着我国的科普事业向前生机勃勃地演进下去。注释文献 蔡元培，《科学界的伟人》序，高平叔主编，蔡元培文集（科学技术），台北锦绣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5年，第399页。顾毓琇，“中国科学化”的意义，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5年夏季号（第2卷，第2期），第422页。

叶永烈主编，中国科学小品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转引自艾华，“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知识就是力量，1979年第1期，第5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1页。

沈其益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263页。

转引自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组织宣传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简史，1988年，第8页。

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暂行组织方案要点──1950年8月22日科代会议第四次大会修正通过，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480—481页。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组织宣传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简史，1988年，第32页。毛泽东，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45页。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组织宣传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简史，1988年，第39页。同上，第38页。

丁西林，关于科普会务的报告，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618页。

科普党组关于召开会员代表大会给中宣部的请示报告（1958年3月4日），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723页。

关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决议，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743--744页。

中国科协副主席范长江总结报告，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746--749页。1959年全国科协工作规划要点（草案），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779页。关于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几点意见（草案），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874页。

沈其益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78页。

周培源，科学技术协会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摘要）（1978年3月30日），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984、985页。

裴丽生，大力开展群众化社会化的科普活动，把科学技术及时送到八亿农民手里──在“农业（包括多种经营）技术承包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1077页。

周培源，同心同德，鼓足干劲，为实现我国科学技术现代化而奋斗──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1980年3月15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9页。

周培源，团结奋斗，为实现“七五”计划贡献才智──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1986年6月23日），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1272、1273页。同上，第1273—1274页。

王顺同，在中国科协农村科普协会（科协）工作经验交流会上的总结讲话（1984年3月8日），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1197页。

周培源，团结奋斗，为实现“七五”计划贡献才智──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1986年6月23日），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1269—1270页。

沈其益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357页。参袁清林，科普学引论，学术期刊出版社，1989年，第23页。

全国科普座谈会简报第14期，这里转引自中国科普作协，成都科普学研究小组，科普学文汇，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7页。涂元季，“我是赞成科普学的”──钱学森谈科学普及，中国科学报（科普周刊），1997年5月16日，第3版；另参见涂元季，钱学森的科普观（下），科技日报，1996年11月3日，第2版。

参袁清林，科普学引论，学术期刊出版社，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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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已进入建立科学文化的阶段──首届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会议纪要，科普研究，199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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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90年代中国科技工作者的历史责任──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工作报告（1991年5月23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3—24，27页。

科普已进入建立科学文化的阶段──首届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会议纪要，科普研究，1991年第6期，第1-2页。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科学技术科普工作的若干意见（1994年12月5日），科技日报，1994年12月14日，第1，2版；中共中央中宣部、国家科委、中国科协，关于加强科普宣传工作的通知，中国科协报，1996年9月5日。

******，在全国科普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共中央、国务院等领导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6年2月。

朱光亚，团结拼搏，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而奋斗──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1996年5月27日），中国科协报，1996年6月9日，第二版。

科普着作首次入选国家科技进步奖，科技日报，1997年11月17日，第1版。参见“两院院士评选‘96中国重大科技事件”，中国科学院院刊，1997年第2期，第115页；以及“两院院士评出中国十大科技新闻”，科技新闻，1996年第1期，第46页。张开逊，公众理解科学技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7--128页。

卞毓麟，科学普及太重要了，不能单由科普作家来担当，科学，1993年第2期。卞毓麟，“科学宣传”六议，科学，1995年第1期，第23--26页。

侯青云，如何全面认识“科普”词义的内涵？中国科协报，1997年8月28日，第2版。

第五篇：建国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制度创新的路径分析

建国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制度创新的路径分析

回首新中国走过的50余年的发展历程，在国内经济得到不断发展的同时，对外贸易也得到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从1979年开始的对外贸易制度改革，大大地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但是相对于发展来说，我国目前对外贸易制度的创新还是相对落后了。加入世贸组织后，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的对外贸易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这迫使我们必须加快对外贸易制度的创新。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斯曾提出过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他认为：人们过去对制度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是历史在起作用。因此，对我国对外贸易制度创新问题的研究，重点应该是了解本国制度变迁的惯性和趋势，在总结我国对外贸易制度创新和发展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对外贸易制度创新之路。

一、我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的历史回顾

1.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对外贸易制度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国家统制的对外贸易制度，其特点是高度集中，国家集外贸经营权和管理权为一体，政企不分、国家财政统负盈亏。在30年的时间里我国之所以采取这样的贸易制度是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来源于苏联的经济体制及其对外贸易的模式。在建国初期由于没有经验，经济体制采取了苏联式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与这种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对外贸易就是实行国家统制型的贸易制度；二是来源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教训。历史的教训使得我国在开展对外贸易活动的过程中，往往存有戒备心理，过分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忽视对外经济交往，认为这样就可以减少对发达国家的依附，这必然促成国家统制的贸易制度的形成。

尽管国家统制的贸易制度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使得我国无论在贸易范围还是在规模上都受到很大限制。据统计，1979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为293.4亿美元，其中出口为136.6亿美元，出口额只占世界出口额的0.83%，居世界各国和地区第32位。原有的对外贸易制度存在管得过宽、统得过死、不利于调动微观主体积极性的缺点。

2.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对外贸易制度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逐步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与此相适应，我国的对外贸易制度也从国家统制型转向开放型。我国1979年以来的对外贸易制度的转型，是与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紧密相连的。我国之所以实行对外开放的决策也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新中国成立后30年经济长期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内发展，闭关锁国，同国外发展的差距扩大了；二是战后不仅发达国家而且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先后选择了对外开放的道路。很多国家和地区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分享了参与国际分工所带来的益处，并使得自身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历史和现实警示我们，如果不顺应时代的潮流、不实行开放的政策发展经济，我国就有可能被开除“球籍”的危险。所以，改革开放是我国历史与现实的选择。

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先导、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的对外贸易，其体制、机制和政策随着对外开放的进程而不断深化与发展。从1979年到2001年，我国的对外贸易制度变革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即下放外贸经营权（1979—1986年）、推行外贸承包制（1987—1990年）、取消外贸财政补贴、进一步完善承包制（1991—1993年）和实行汇率改革、取消承包制、加强宏观管理（1994—2001年）阶段。经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我国的对外贸易制度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外贸体制从集中垄断走向放权和联合对外；外贸政策从管制走向开放，从保护走向自由；外贸运行机制从计划实施走向宏观调控和依法治贸。从整体上看，该阶段基本上建立了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开放型、相对自由化的对外贸易新制度。

这一时期我国外贸制度的变革和创新大大地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206.38亿美元发展到2001年的5097.7亿美元，扩大近25倍。占世界贸易的位次由1979年的排名第32位上升到第6位。对外贸易增长率年平均为15%左右，大大

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的水平。

3.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对外贸易制度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入世后我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我国的对外开放也呈现出新的特点：由政策导向型的开放将转变为同国际经济接轨的制度型开放；从有限范围和领域的开放将转变为全方位、宽领域的开放；从单边、自主的开放将转变为双向、多边、有法律约束力的相互开放。我国经济将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对外开放的新特点也对我国现有的对外贸易制度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

诺斯制度变迁的“路径理论”认为：利益诱致是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因。一种制度如果能使各方的利益达到最大化，人们就不会有改变这种制度的动机和要求；反之，社会对新制度的需求就会变得十分强烈。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制度不能满足人们利益最大化是一种常态，因此，制度也就处于生生不息的变迁之中。

如上所述，我国的对外贸易制度经过20余年的变革和创新，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但是在加入世贸组织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的对外贸易制度还存在诸多的问题和差距。例如，我国的外贸经营权尚未完全放开。私营和民营企业获得外贸经营权的门槛过高，国有企业经营进出口业务依然具有垄断性，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经营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外贸经营权还是实行审批制。再如，外贸制度透明度不高。如行政管理、外贸政策等透明度不高。还有，我国的进口体制缺乏统一性。这些问题的存在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在对外开放新阶段发展的制约因素，从而也孕育了我国对外贸易制度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创新。

二、我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的路径分析

总结我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的历史，可以发现，我国对外贸易制度走过了一条从管制到放松管制、从集权到分权、从计划到市场的创新之路。历次对外贸易制度的变迁既是对前一次外贸制度的继承，又是对前一次外贸制度的否定。我国的外贸政策在很长时间是采取严管制和高保护的政策，历次的制度变迁都在逐步放松管制，并或多或少地引入自由化的因素。外贸体制以外贸经营权为例，从原先只有外贸部所属的专业外贸公司才有权经营对外贸易到其他部委的外贸公司、到地方的外贸公司、再到工业企业和三资企业，都体现了从集权到分权的特点。外贸运行机制从完全的指令性计划到指导性计划、再到国家只进行宏观调控，每次制度安排都在逐渐引入市场的因素。可见，我国外贸制度的变迁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体现了路径依赖的特点。

国际环境的变化是我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的外在推动力量。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迫使我们走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又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苏联的经济模式有着强烈的示范效应，在我们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只能照搬苏联的模式。所以，建国后的30年的时间里，我国实行的是统制的贸易制度。冷战结束，世界的形势走向缓和。在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下，加上成功国家和地区的示范效应，推动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外贸制度的实施。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不能脱离国际环境去发展自己的经济。这促使我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的潮流，也推动我国对外贸易制度的创新，实行更加开放的贸易制度。

利益诱致是我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因。诺斯认为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因是主体期望获得最大的潜在利益，正是获利的期望无法在现实的制度安排中实现，才导致了新制度的形成。系统考察建国后我国对外贸易制度的变迁，可以说我国对外贸易制度的变迁都是利益诱致的结果。国际贸易的主体是国家，建国后的外贸制度的变迁的过程是国家不断追求潜在利益的过程，每一次外贸制度的创新都是在旧制度无法获取潜在利益时发生的。但国家主体利益的获取是通过调动微观主体———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而获得的。下放外贸经营权的制度安排，初步调动了地方和企业开展对外贸易的积极性，形成对企业的激励机制，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外贸承包制所形成的激励机制则进一步调动了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并且使监督和组织的成本大大降低。但下放经营权和外贸承包制只是浅层次的变革，其中潜在的利益推动了深化改革和新的制度安排的出现。

我国对外贸易制度的变迁以强制性变迁为主。制度变迁可以分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前者指的是一群行为主体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所引起的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实施的变迁，后者指的是由政府法令所引起的变迁。回顾外贸制度变迁的历史，我国的外贸制度的每一次安排和创新都是由政府做出理性的选择并颁布相应的法令强制实施的。例如，国务院先后在1998年和1990年底分别颁布了《关于加快和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对外贸易体系若干问题的决定》等相关法令文件强制推行和完善外贸承包制。1994年7月1日实施的《外贸法》则为深化改革和新的制度安排提供了法律的保障。政府对外贸制度的选择，不仅对当时的制度生成、固化起重要作用，而且对今后制度的变迁也有着重大的影响。

我国对外贸易制度的变迁是核心制度创新与配套制度创新的结合。制度创新不是孤立的，一项制度安排的效率不是独立于其他制度安排之外动作的结果，而是制度结构整合的结果。每项制度安排都必定联结着其他制度安排，共同融合在制度结构之中，其效率还取决于其他制度安排的完善程度。或者说，任何一项制度安排都是制度结构中其他制度的函数，一项制度安排的改变，都可能引起其他制度安排或整个制度结构的效率发生变化。以下放外贸经营权的制度创新为例，国家为调动外贸经营的积极性，核心的制度创新是下放外贸经营权，同时还进行了外汇、外贸计划管理体制以及外贸行政管理的配套制度创新。所以，在制度创新中，必须集中精力抓住核心制度创新这个关键，核心制度一旦确定，就成了配套制度变迁的制度环境。

我国的对外贸易制度变迁是自创式制度创新与借鉴式制度创新的结合。自创式制度创新是依赖自我设计、自我建构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创新由于没有先例，没有他方的制度创设经验和绩效可供参考，制度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理论的预期分析。这样有可能创新更有效率的制度，也有可能创设出更缺乏效率的制度。因而，自创式制度创新的初始成本较高，预期可信度较低，具有较大的风险，摩擦性成本较大而动力较弱。借鉴式制度创新是借鉴他方已经创设的具有一定效率的制度变迁。当他方制度运作产生强大的示范效应、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和说服力时，借鉴式制度创新就会出现。这种制度创新的初始成本、风险性、摩擦成本较小，创新的动力较大，可以在比较大的制度空间里进行选择。我国的对外贸易制度在建国初期采用了借鉴式的制度创新，照搬苏联的模式，教训是很深刻的。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外贸制度在借鉴市场经济制度的框架内进行了大胆的自创式制度创新，注意解决本部门的新问题、新情况，取得了非凡的成功。这种自创式制度创新与借鉴式制度创新的结合是我国今后外贸制度创新的重要依据之一。

三、我国对外贸易制度的创新方向

目前，我国对外贸易制度的创新应该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和世贸组织的总体框架下进行。

传统的贸易政策大致可以分为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两大类，这两类贸易政策之争一直贯穿在几百年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过程中。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的加剧，建立在竞争优势基础上的战略贸易理论及其相应的管理贸易政策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所接受，这种管理贸易政策兼有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特点，突出了对外贸易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主张国家采取法制化的政策手段管理对外贸易，并通过广泛参与双边、多边的国际经济合作和协调各国的经济贸易政策，增强本国在国际谈判中的博弈力量，维护和提高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从世贸组织的基本规则和运行机制可以看出，尽管世贸组织以自由贸易为宗旨，但同时它又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组织，允许成员在其规则下，对贸易和国内产业成长进行有限但有效的扶植和管理。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世贸组织制定的组织框架和各种协议和规则也是“披自由贸易之皮，行管理贸易之实”。

从全球范围内管理贸易政策的实践来看，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国家已经普遍采用了这一政策体系，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受制于有限的国内市场和弱小的高新技术产业，很少采用战略贸易理论和管理贸易政

策。但我国作为工业部门比较健全、制造业生产和出口能力不断扩张的发展中大国，则有条件实施促进产业竞争的管理贸易政策和与之相对应的贸易制度。

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后，虽然分享了多边贸易体制带来的各种权利，但也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伴随着国内市场开放程度的提高和贸易壁垒的拆除，国内工业将面临着国际竞争的压力。而在出口激励手段受限的情况下，国内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也必将遇到一定困难。因此，尽管在未来较长的时期内我国工业发展的比较优势依然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以及中等技术水平的加工制造业，但如果要从根本上增强我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实施纯粹的自由贸易将很难满足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中长期目标。而着眼于形成动态比较优势和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在世贸组织规则下，实施有管理的贸易自由化战略则是我国现实的选择。这一战略的核心在于低程度的产业保护、灵活规范的进口限制和温和的出口鼓励政策相结合，强调政府对结构调整的积极干预，通过综合运用世贸组织允许的关税、反倾销与反补贴、保障机制等一系列政策手段，使我国的对外贸易制度的定位趋向于中性化，具体政策手段趋向于弹性化、柔性化。所以，我国对外贸易制度的创新方向应该遵循这一战略思路，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展开。在宏观上，按照世贸组织规则和有管理的贸易自由化战略的总体要求，可以在以下几方面进行对外贸易制度的创新。

1.创新外贸领导体制。需建立新型的外贸领导体制，更新外贸领导体制的观念。作为政府管理机关，从根本上说更是服务机关。作为我国外贸的各级领导部门，它们的主要任务应是制定不同层次的外贸发展战略、外贸方针政策和外贸立法，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使我国经济朝着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

2.创新外贸管理体制。以前外贸管理体制在变革的过程中，始终存在“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现象。如何实现政企分开、简政放权，建立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真正做到集中与分散、统一管理与经营灵活的有机结合，我们认为政府应考虑重视行业管理的作用，成立相应的行业商会，在行业商会中成立行业进出口商会。

3.创新外贸计划体制。经过多年变革，外贸计划体制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仍然存在着国际市场上按市场经济原则办事，国内市场上按计划经济原则办事，盲目追求完成计划的现象，这种割断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联系的行为，事实上促成了官商不分、政企不分。因此，我们应当进一步创新我国的外贸计划体制。

4.创新外贸价格体制。我国的外贸价格是一种双重扭曲的价格，商品的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不挂钩，与国际市场相比，我国初级产品国内价格过低，而工业制成品国内价格偏高。这种价格扭曲的现象，再加上我国实行地区倾斜政策，各个地区之间外汇留成比例不同，造成了企业经营条件不同，无法公平竞争，无法以市场衡量企业的经营效益，这也是世贸组织成员特别关注的问题。因此，有必要立即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价格扭曲的现象。

5.创新进口管理体制。（1）根据对外承诺，选择适当时机分步将关税总水平调到发展中国家应有的水平，一般认为15%比较合适；同时，基本实现关税政策的统一和规范运作，确立较为合理的关税结构。

（2）进一步减少和规范非关税措施，对于确属幼稚产业的少数商品保留进口配额管理，对于少数敏感性的农产品实行进口关税配额，按照世贸组织规则给予一定期限的保护，取消其他非关税措施。（3）进一步提高进口管理政策的统一性和透明度，确保进口政策制度在全国的统一实施。（4）经过一定的过渡期逐步放松对进出口经营权的限制，最终向登记制过渡。（5）与经济体制整体配套改革进程相适应，逐步实现外贸政策的中性化，以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经济效率为目标，最终建立竞争性的进口体制。

6.创新出口管理体制。（1）在计划管理方面，应把计划列名的出口商品降低到最低限度，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资源性商品以及关系国家战略利益的商品，要具体定位、测度，并力争科学化、合理化。

（2）出口许可证管理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3）进一步完善外贸企业的自负盈亏机制。（4）加强工贸、技贸、农贸结合，积极进行各种跨部门的联合、联营，使出口贸易实体多元化。同时，外贸公司也要进行改造，逐步走上实业化、集团化和国际化经营的轨道。

7.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要进一步下放外贸经营权，将目前审批制逐步改为按规定的条件，经过登记自动获得认可，减少进出口配额和许可证的管理环节，按效率、公正、公开的原则改进发证办法。内贸和外贸的管理应逐步统一，能够精简合并的机构应尽快精简合并。对外贸主管部门的职能应当放在制订和实施外经贸发展战略、出口产业政策上，综合运用经济的、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保证对外贸易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

在微观上，按照世贸组织和有管理的贸易自由化战略的要求，进行相应的配套制度创新。

1.积极探索企业制度创新。有条件的企业应进行股份制变革，变单一的国有制外贸公司为多家法人持股，并允许职工持股的有限责任公司。允许企业破产、兼并、合并，鼓励效益好的公司通过兼并、合并或联合等进行集约化经营。建立董事会制度和经理负责制，改革企业内部的管理，使职工尤其是经理人员的责、权、利相匹配。逐步打破企业经营范围的限制，实行一业为主，多种经营，走实业化、集团化、国际化经营道路。积极推行出口代理制，转变经营作风。

2.创新出口退税制度。根据不同企业的特点，分类管理。借鉴国际经验，采用先进技术手段管理退税，既要防止骗税，又要方便企业及时退税。

3.创新进出口商会体制，提高商会权威。增加企业在商会中的发言权，使商会充分发挥向政府反映企业意见和要求、进行行业协调管理、监督企业守法经营、维护行业共同利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