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初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断想

第一篇：世纪初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断想

世纪初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断想

用断想的方式，对20世纪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深层生存困境作了反思，提出了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时代局限与超越的问题。强调研究教育的思维方式从简单走向复杂的必要，强调教育理论要加强原创性研究。期望新世纪初的中国教育理论有一次从近代向现代的重建式的再生。

关键字

中

国教育理论、时代性、科学主义、生存困境、复杂性研究、复杂思维方式、原创性

随著世纪钟声的敲响，在人们的一片欢呼声中，“轰轰烈烈”的20世纪就这样结束了。一个可以寄予很多期望，又蕴藏著更多不测风云的新世纪开始了。世纪初，对於人们来说，最大的财富是时间，最重要的事情是策划。这是一个需要播种希望的季节，也是人类把握未来的智慧和力量展现最为集中的时期。身处此时，作为一名教育理论探索者，我也不禁反覆自问：在中国的教育理论领域里，我们极需改变什麽？我们可以追求什麽？我们应该做些什麽？似乎可想可说的话很多，但又构不成宏篇大论，於是只能用“断想”来串起这段段的思绪，并想用“断想”引出更多的“宏论”以丰富我们的学报，这也是我作为本刊主编在世纪初的一个小小意愿。

一gt;

中国近代的教育理论[1]是随著20世纪几乎与近代教育同步诞生、形成、变革和发展的，至今它已走完了异常曲折、复杂的世纪之路。纵观一个世纪的历史，悟出的最大道理是：教育理论的发展与时代有著内在的、直接的、多方面和多层次的关联。在一定意义上，教育理论属於“时代学”之列。认识这一点，对於今後教育理论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所谓“时代学”主要指这样一些学科的集合：这些学科的发展需要与条件、方向与内容、研究方法与方法论、研究价值及功能的发挥等，在很大程度上与时代发展状态相关。凡属“时代学”之列的学科，都是与人类和社会发展的实践密切相关的学科。

拿教育理论的发展来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其它国家，近代教育理论的诞生都与社会变革而引起的教育变革直接相关，这对熟悉教育史、教育思想史、教育学科发展史的专业人员来说都不是什麽新的观点。然而，经历了学科由古代向近代的时代转换和逐渐形成了学科的内结构以後，尤其在力主以近代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作为任何学科的研究范式，以近代自然科学形成的科学标准作为衡量一切学科的科学标准的科学主义思潮的长期影响下，几代教育理论研究者中的许多人（包括本人在内），逐渐自觉地用这样的眼光去追求提高教育理论的“科学性”和“专业性”，去寻找教育理论的发展方向。我们曾期望有一种具有像自然科学那麽严密的概念体系的教育理论，它或用推理的方式建构，或用归纳的方式逐级由具体、个别提升到特殊、一般；我们曾期望教育研究能有效地移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从观察、实验、统计分析、定量研究到结论的可检验性、成果的可测量性等等，都成为教育理论科学性的显著指标；我们曾期望研究出来的教育理论能揭示客观规律，能排除价值、意识形态的干扰并具有最大的普适性和永恒性。为此，我们苦苦追求，也为追求不得而时时烦恼，还在追求的过程中渐渐远离了时代和实践，逐渐地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状态。自然，也有一些跻身於教育研究队伍的成员以教育学无须强化专业性和科学性为信仰。表面看来这是对上述科学主义的反逆，颇有革命性，但他们在骨子里还是上述观念的信奉者，其所以进入教育研究的行列，正是因教育研究未达到上述科学性的标准而易进入。在这些人的心目中，教育研究对学科发展的责任并不被看重，被看重的只是其对於他个人而言的敲门砖功能。

在整个学术界，尤其是自然科学界和经济学、社会学等被认为具有硬性“科学形态”的社会科学中的专业人员，也常常用上述科学主义的眼光打量教育理论，不认同其科学和专业的地位，或者说把其看作是自己从事的学科领域中属应用研究的分支。在他们看来，只要应用本学科研究的结论或方法，就足以解决教育理论中的相关问题，教育理论的整体就是各类相关学科应用研究结果的“总和”，并没有什麽独立的教育理论可言。一些从教育理论研究领域走到教育交叉学科研究系列的人员，也有人因此自豪，甚至还有人不再认为教育理论有存在的必要，宣称纯粹教育理论已经消亡。

在社会上，包括多数的民众和一些行政官员，往往把有关教育的知识或视作一种通过个人经验或常识的积累即可获得的东西，或视作一种方法和技巧的知识，与此相关的工作则被视作只要有管理经验和能力，无须专业支撑和研究就能胜任的行政职务。他们可以无顾忌地介入教育领域高谈阔论，也不把教师当作一个专业人员来尊重。教师本身也有类似的倾向，许多人仅仅把自己所教的学科当作自己的专业，把教育方面的理论和知识仅看作与如何教相关，故希望这是一种能给出一套方法或操作模式的知识，若不能满足这一要求，教育理论就被视作无用和脱离实际的东西受到批评和指责

。

20世纪时代和教育实践的发展把教育理论抛到中国这块土地的人世间。然而，在它顽强发展的同时，却在已经形成的科学的“家园”中找不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得不到来自社会对作为专业领域的应有尊重与支持，甚至还遭受来自队伍内部的作贱与轻慢。这就是世纪之交教育理论的深层生存困境。尽管自上个世纪80年代始，中国的教育理论有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然而，对上述教育理论深层次的生存困境却未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深入探讨。今天在我们已跨入一个新世纪、面对一个新百年时，该对这样一个关系教育理论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作出思考和回答了。

二

在我看来，如果说上个世纪中国近代教育理论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来自时代的推进的话，那麽，它的局限和问题在根本上也在於时代。一方面它是近代科学主义强势影响的肤浅产物。另一方面更是人类社会远未发展到把“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2]”，作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尺的水平；与其相应的关於人类自身和社会发展的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它在原有的科学园地中没有重要地位；人类科学在认识论上还缺乏研究复杂事物的工具等以往时代状态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21世纪将造就一个新的时代。这不仅靠科学、技术的显性变革及发展，也需要来自人类在更广泛和深刻意义上对自身命运与发展的关注。当前，来自科学的发展打破了前面所述科学主义的诸多限制，对新的复杂事物的研究逻辑的探究正在兴起，它标示著可能出现科学家园的重建。1993年成立的以美国社会学教授华勒斯坦为主席的古本根基金会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在他们的研究报告《开放社会科学》的前言中对当今社会发展作出的概括性描述突显了这一点。它指出：“过去三四十年间所取得的巨大的学术成就业已导致了对生活现代型研究，产生了注重研究复杂性的科学。学者们呼吁把普遍主义‘置於具体背景中来加以认识’，这一新兴需要促使不同的文化日益频繁地展开对话。……所有这一切事实上都对社会科学家的实践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从而大大地缩小了各类带有结构和组织性质的学科的地盘。”[3]

面对这样一个陌生的新世纪，我们能无动於衷？可以预见，新世纪教育理论的发展将有新的机遇、问题与挑战，将不只是上个世纪发展路线的简单延续或局部完善。在中国，教育理论将与社会改革开放、教育改革的深化同步，需要完成由近代向现代的转型，即实现教育理论形态上的整体转换。要做到这一重要的历史性转换，就需要教育研究人员打破业已形成或趋近僵化的教育理论的框架，去呼吸时代的新精神、感受时代的新需要、学习时代的新工具、发现时代的新问题，以形成新的眼光和视角，重新审视教育本身和关於教育的理论，找出发展教育理论的新方向与新思路。中国的教育理论需要又一次重建式的再生。唯有如此，它才有可能为中国社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才有可能在新的科学家园中有自己的位置和不可换代的价值。总之，唯有投入到一个新的时代，才能打破过去时代的局限。

三

可以用一些教育理论界较熟悉的主题的研究为例来说明上述观点。

近20年来，我们对於教育的复杂性已形成了一些共识。大家都承认教育与整个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组成因素（或称为系统）之间都有复杂的相互关系；大家也都承认，教育与人的个体发展之间有著复杂的相互关系。所以，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教育与个体发展关系的研究，一向是教育理论中的基本课题，而且几乎在所有的教育学教材中都会涉及这两大关系（有的称两大功能、有的称两大规律，也有一些其它的名称）的论述。尚未形成较为一致观点的是关於两大关系的关系。问题经常以“教育究竟以个体本位还是以社会本位”这种经典的两分方式，或者以“两大关系如何实现对立统一”这种习惯的两分方式提出[4]。显然，这种提问的方式，本身就是把这两种关系看作是可以分割的，可以寻找出一种确定的、唯一的回答，以便作人们行动的依据。在本人撰写的《教育概论》中，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想通过努力寻求出突破简单判断和单一模式的思路。该书中专列了一章“社会、教育与人之相互关系”，从历史与现实中三者关系组合的多种可能状态、教育系统不同层面中三者关系组合的不同状态、以及我们作为社会主义社会教育应如何作出选择等方面，研究了三者以教育功能方式呈现的不同关系形态[5]。当时自感已经作了很大努力，跳出了传统的提问方式和思维方式，在认识上超越了过去的包括自己在内的认识水平，现在看来基本的思路并未变化。前一阶段读到近年出版的由王道俊、扈中平主编的《教育学原理》，其中专列一章论述“教育与人、社会的历史统一”，章中还专列一节集中论述了“教育的两个基本规律的关系”，从规律的角度作出三者关系的判断，指出教育面对是人与社会两种的力量，与两者都有必然联系；两条基本规律必然寓於教育活动之中，并体现在教育活动的一切方面；两条基本规律之间的矛盾和统一是历史的具体的。这也走出了单一关系模式抽象判断的思路。论者还提出了两大规律在教育活动中不同作用和地位的观点，认为社会发展规律具有较强的历史性和特殊性，因而在教育中继承性相对较小，相比而言，人的发展规律对教育的制约具有较强的超历史性和普遍性，因而有更多的继承性等观点[6]。以上两例尽管论述角度不同，但都反映了研究人员对作为研究对象的教育之复杂性的认识在加深，并努力且认真地在揭示与教育相关的多重因素的复杂关系及其抽象本质。但是，就其所用的思维方法和所走的思维路线而言，基本上还是把复杂的事物看作可分解为简单来分别认识，而後把分别得出的结论加以联结，即可形成对复杂事物的总认识。如果我们继续沿著这条思路走下去，也许还能不断提出修正、补充或加深的观点。然而，不可能真正对教育复杂性的整体式关系形成突破性认识。所以，当前对於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改变思维方式，学会用复杂思维的方式来认识复杂事物，以实现认识上的突破性发展。

诸如这样分解复杂对象为简单，然後相加为复杂的思维方式，在对学校教育内部活动的研究中也同样存在。如对教育的认识，我们或是立足於教、或是立足於学、或是给出“主导”与“主体”的关系模式来解释，而没有从双方交互作用、相互锁定、动态转换、共同生成等这样一些思维方式，把教学作为一个复杂的活动整体去认识和研究，从思想方法的角度看缺乏的也是复杂思维方式。从对作为教育活动中的主要承担者——教师和学生在不同意义上的发展的研究来看，也没有做到把人作为一个丰富整体，作为具有能动性和多种发展可能，并在自己的各种实践活动中实现价值选择和生命意义的复杂性来对待，在认识中缺乏的思想方法依然与复杂思维有关。

也许，正因为如此，在我们的眼中，教育世界和教育活动是苍白的、清晰而刻板的，是不会有意外与惊喜的，是无所谓创造和发现的。因而用以描述这种世界和活动的语言，也只能是冷静而无色彩的，乾枯而令人无奈的。

四

在当今的学术领域里，关於复杂事物和复杂性的研究已异军突起，引起不同科学领域内，尤其是面对复杂对象研究人员越来越多的关注。整个20世纪不断出现的自然科学在对宏观和微观世界物质运动领域内的一系列重大新发现，打破了牛顿物理学一统“科学观”天下的局面，从而使科学哲学家重新认识科学的涵义。令人深省的是，这场科学观的变革恰恰是从自然科学领域里开始的。正如华勒斯坦所指出的那样：“从自然科学领域里的一些新的发展趋向来看，它们强调非直线性甚於强调直线性，强调复杂性更甚於强调简单化。此外，它们还强调不可能排除测量者对测量活动本身的影响，对於某些数学家来说，它们甚至还强调定性解释方法比单纯数量上的精确性更加优越，因为後者在准确性方面反倒更受限制。最重要的是，这些科学家强调‘时间之箭’的作用。总而言之，自然科学现在似乎更接近於以前遭到蔑视的‘软性’社会科学，而不太接近於备受嘉许的‘硬性’社会科学。”[7]与此相关的是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也关注复杂理论的探讨，从系统论等“老三论”，到自组织理论等“新三论”，现在已进入到多学科参与研究的复杂学和由此作出学科研究方法论转换後形成的研究成果的突现。[8]他们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科学家园的前景，复杂科学将至少是这个家园中的崭新一族。

教育理论的研究完全可以列入这一族中，在某种意义上，它还可能是人世间复杂问题之最。教育不仅是人类每一个文明社会和个体人生旅程所不可或缺的东西，是联结人和社会的重要纽带，而且，它还具有与其它社会系统不同的功能，那就是它连结著、聚焦著人类文明的历史、现实与可能的未来。教育是一种人类社会所特有的更新性再生系统。[9]从这个角度看，人类世界还有什麽会比这还要复杂呢？现在的问题是，当许多学科的专家加入到复杂性研究，或者说用复杂的思维方式重新认识自己的研究对象时，我们面对著最复杂的研究对象——教育的研究人员，是否感受到、意识到这一点，并积极地行动起来？如果说，以传统科学标准构建出来的科学宫殿不可能有教育学的位置，那麽，在新的科学家园的建造中，我们会不会因还在追寻“昔日旧梦”而丧失作为成员的资格呢？

五

还想到和想说的是关於中国教育理论的原创性问题。

上个世纪中国教育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西方和苏联等国外影响，本人曾用“引进”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理论诞生时就有的“娘胎里的记号”来比喻这一现象。就拿最近20年来说，情况有所改善，但教育学科中许多新兴学科的诞生几乎大多走的是这一条捷径。对於一个学科建设“後发”的国家而言，这种现象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是不可避免和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如若因长期如此而形成了一种“学术心态”，唯洋人是瞻，理论想发展就从国外搬，这恐怕就成问题了。其实，这里不仅有我们自己的特殊心态问题，还有与前面相同的认识上的问题，即我们相信存在著不论时空变化与否都具有普遍规律价值的教育理论。因而我们在看到国外教育的新理论时，就把它作为可很快移植的东西搬过来，相信它的普遍真理性。尽管有时也会感到有一些不适切性，但往往把此归咎於我们的“落後”。这可以视作社会科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在中国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状态有了改变，中国的教育学科建设和理论建设，已经开始意识到克服这种倾向的必要，并努力在研究中作出矫治，有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关注研究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并用研究的方式介入到这一伟大的历史实践中去。这是本人认为可以提出原创性问题的背景之一。随著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随著中国科学研究事业、包括社会、人文科学的研究越来越得到支持和重视，可以预料，在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21世纪中国教育理论的原创性也会得到发展，中国教育理论界将取得越来越大的与国际同行在真实意义上的双向交流与对话的可能。

这里，有对原创性的理解问题。有人把“原创性”与“封闭性”、与拒绝文化交流、对话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不合“全球化”潮流的观点。这也许是1958年教育大革命和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以批判“西方资产阶级”、“苏修”教育思想，骂倒一切、唯我独尊，以创建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为口号，行政治斗争为实式的“原创”在人们头脑中所留下的痕迹引出的看法。然而在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在人类科学文化和通讯传播已进入到信息社会的今日，谁还会从排斥国际对话、无视已有科研成果的意义上强调原创性和实现原创性？但是，要提高原创性，确实需要在吸收的同时，克服唯洋是高的心态；要提高学术批判和独立发现思考的能力；要增强原创意识和对原创研究的支持；要形成看重原创研究的氛围与环境。这是一个“学术土壤”的改良和营造的过程。

本文提出的原创性是指以本国教育发展需要和问题为研究的本源，通过各种不同手段获取原始性素材，或作原始性（相对於“验证性”）的研究，进而得出在国内或国际范围内富有独特性和创新性的理论（或其它形态的研究成果）。也就是说，中国教育研究的原创性至少是由问题的原发性、研究素材的原始性、结论的独特性和创新性等要素综合构成。它未必一定关涉到学派创建、基本原理的突破等重大研究，但确实要求是从中国这块独特的文化土壤和现时需要中生长出来的“珍品”。它不是少数人的专利，只要少数人去做却可。大家期望和为此努力许久的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教育体系和教育理论的建构，正是要通过大量的、不同类型和方面的原创性研究的积累才有可能实现。因此，教育研究中原创性的提出，不仅有发展理论的价值，还有推动中国教育实践发展的意义，同时使教育理论在投身中国教育实践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获得滋养、焕发精神，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同生共长，创造一种新型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原创性研究指导下的改革实践中相互推进。

中国教育理论原创性发展，还涉及到学术领域里的民族自信心问题。说到这些，在我眼前就会出现以陶行知先生为代表的，把自己的身心和智慧全部献给民族教育事业和为创建中国教育理论奋斗一生的一批先辈高大的身躯。在他们面前我常有愧。自感对本民族的精神和文化大义，缺乏深层的理解和体悟；对本国教育事业的艰辛和大众受教育的状态，缺乏深入的了解和切肤的感受；对推进这一事业的发展，缺乏强烈的责任和持久的行动。当今，在我和同行者中又常常太多地把自己当作理论工作者，太多地在书本中讨生活。但是在理论的领域里，又太少有原创的自信。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在与发达国家相比中的诸多落後，销蚀了我们不少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爱心。现在在有些人的心目中，甚至连祖国语言教育的价值都不如学外文重要了。也许这也是时代局限的一种表现吧。新世纪的中国在为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小康的奋斗中，在摆脱贫穷和落後的过程中，迫切需要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民族创新活力的焕发，这不能没有民族自信心的增强。为此，作为教育研究人员的我们，可以也应该从增强中国教育研究的原创性做起，在新的世纪里，把我们的心与中国的教育大地贴得更近，为中国的教育理论与教育事业能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而多作努力。

一个偌大的中国，一个拥有最多教育人口的中国，一个进入了21世纪的中国，不能没有原创的教育理论。

第二篇：当代中国教育发展

当代中国教育发展

一、建国初17年的教育历程

（一）1949年---1952年

(1)接管和改造旧学校,掌握学校的领导权

(2)改革旧学制、颁布新学制,实行全日制学校、干部学校、业余学校同时并举的“三轨制”,为工农特别是工农干部提供受教育的机会;(3〉所有设施都向工农劳动人民开门;

(3)清理教师队伍,对教师进行思想改造

(5)对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以便更切实际地为经济建设的需要服务。这一过程大致到1952年底结束。

(二〉1953年~1957年

1953年2月7日毛泽东在政协一届四次会议的闭幕式上,提出了今后三大任务:第一,要加强抗美援朝的斗争；第二,要学习苏联;第三,要在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反对官僚主义。

1.建设社会主义国民教育制度的原则。它强调学校的国家性、统一性、非宗教性、男女平权和普及初等义务教育。

2.教育目的。它规定培养全面发展的成员为教育的任务,实现这一任务最主要的途径则是掌握自然、社会和思维科学的各科知识,并实现“门门五分”。

3.教学为主的思想。它强调智育的首要性,主张德育主要也是通过教学来进行的。同时它也就强调教学过程中教师、教材、课堂活动的主导作用。

(三〉1958年~1965年

1958年开始抛弃苏联的教育模式,寻求符合中国国情的,体现中国人未来社会理想的教育模式。一场新的教育探索与变革开始了。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其要点是在一切学校中,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今后的办学方向是学校办工厂和农场,工厂和农业合作社办学校;走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实行党委领导下教育专门队伍和人民群众结合,学校内部和教工、学生群众结合。这些方针与当时“大跃进”的形势相配合,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浪潮。全国高校、中专校学校数和在校学生数迅猛增长。

1960批评“文教战线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瞎指挥风”,集中研究了教育工作中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问题,强调通过调整建立完善的教学秩序,大力提高教学质量,压缩了学校规模和数量。至1963年,全国高校由1960年的1289所合并为407所,在校生由96万压缩至75万,中专由6225所载并为1355所,在校生由222.6万压缩至45.2万,中小学也进行了必要的调整。

第一,教育事业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既要克服学习苏联过程中一定程度的脱离实际、脱离生产、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的缺点,又要纠正1958年以来发生的生产劳动、政治运动过多,以及伤害广大教师积极性的“左”的错误。

第二,应当有机地促进教学、生产、科学研究的三结合,这种结川合应以教学为主,必须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明确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课堂教学是基本形式,教师在教学、科研活动中起主要作用。师生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必须有所限制。

第三,办好学校,党组织要善于团结知识分子,建立教师爱护学生、学生尊敬教师的同志式的尊师爱生关系。

第四,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不应求高、求纯、求一律,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成为共产主义者。对不同年龄层次的学生确立不同的要求。

二、“文革”十年(1966-1976年)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长达10年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教育革命是这场大革命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首先是要夺取教育的领导权,派遣工人、农民和解放军进驻学校,领导学校;其次,认为学校的中心任务是开展对资产阶级的批判,文化要学习,但更要到工厂、农村、军营向工人、农民、解放军学习,要到社会革命实践中学习。再次,否定了以往教育整套的招生、„分配„„试图阻起如新的社会主义教育模式。

文革中报道过许多“教育革命的典型”。这些经验概括起来表现为如下诸多个方面:(1)工人阶级的领导;(2)分散在农村学习;(3〉反对“智育第一”(4)半工半读,勤工俭学;

(5)以科研、生产带动教学的“三结合”体制(6)在社会运动中学习;(7〉没有明确的入学标准;(8)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9)建立工农教师队伍。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教育改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整个改革、开放新形势的出现,开始恢复了广大教师的社会地位。1978年恢复了高考制度,继而重新颁布了《高校六十条》、《中学五十条》和《小学四十条》,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等。这在总体上恢复了60年代初期的教育思想和基本措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基本路线,对外开放汲取了世界各国教育发展的有益经验,推动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邓小平1983年为北京景山学校的题词中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成为此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战略方针。80年代的中国教育改革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展开的。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认为必须从教育体制入手,有系统地进行改革。核心的内容包括:

(1〉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有步骤地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一一地方化;

(2)改革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和毕业分配制度,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一一权力下放。这两条为教育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为教育的多元化和真正办出富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奠定了基础。

1993年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到本世纪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再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建立起比较成熟和完善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实现教育的现代化。

1997年9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实行科教兴国战略,进步明确要切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尊师重教,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大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稳步发展高等教育。优化教育结构,加快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步伐,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重视受教育者素质的提高,培养德智体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第三篇：中国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

中国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

桑新民,华南师范大学未来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教育学博士生导师，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教育部现代远程教育专家顾问组成员。1989年获霍英东奖，1993年获曾宪梓奖。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基本法》起草工作。1995年以“国际访问者计划”的身份，对美国进行教育专题考察，并被美国教育研究会聘为境外会员。目前主要致力于探索教育基础理论同当代信息技术有机结合的未来教育研究与实验新模式。

2001年12月初中国电化教育协会在深圳召开了协会成立十周年庆典大会，桑新民教授（以下简称“桑”）应邀作了专题报告，会后本刊记者刘德亮（以下简称“记”）专程到广州对他就我国教育技术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专访。

记：作为教育技术理论研究工作者，您如何评价我国教育技术学科的发展历程？

桑：教育技术学是当代信息技术与教育相互联系的纽带，是教育学科群中一门发展极其迅速的新兴分支学科，该学科的研究成果对推动和指导我国教育信息化、教育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为了更深刻地理解当前本学科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有必要作一个简单的历史回顾。

我国的教育技术学是从电化教育学演变而来，在发展中先后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是“电化教育”阶段，这一名称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当时正值以电力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之时。“电化教育”顾名思义，是在教育中运用了以电力为能源的教学工具和手段，从而提高了教学效率，从其内容和形式来看，则主要是指在教学中运用了视听技术以及后来的影视技术。

第二是“教育电视”阶段，20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影视技术向教育领域的扩展，教育电视逐渐成为现代教育技术的一个新的生长点，并使电教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是技术含量大为提高；另一方面不仅研究电视技术与媒体，而且研究教育内容与呈现、传播方式，这使电教研究的教育含量也大为提高（但若从教育思想和观念来分析，教育电视基本是单向传播与灌输的教学模式，因此仍然是传统教学观念与模式的延续。）。

第三是“现代信息技术”阶段，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多媒体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教育技术领域经历了一场更加深刻的变革，并成为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制高点！对此是有不同看法的，因此需要论证。

在以往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中，教育技术的地位并不重要，因为教育技术仅仅是教学手段，而且传统教学手段对教学过程和效果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以多媒体和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当代信息技术不仅以惊人的速度改变着人们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且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与学习方式，现代教育技术由此发生了两方面的变化：

（1）从教学手段扩展为新的教育环境，并引起教学模式的变化；

（2）从教学手段扩展为教育资源，并引起课程与教材模式的变化；

此二者的结合，进一步导致了整个教育目标与评价体系的变化！这充分表明教育技术在教育实践中地位的明显提高。

记：从理论层面来看，近年来我国的教育技术学科出现了哪些明显的变化？

桑：从理论层面来看，1993年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专业目录调整时，将《教育技术学》从原来附属在《教学论》中的三级学科提升为独立的二级学科，并设立了博士点，这促使我国教育技术研究者更多地关注世界教育技术学前沿的进展。比如，美国教育技术“94新定义”的引进和研究对我国教育技术领域的发展产生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我个人认为，这些影响突出表现在以下三点：

其一，从重视教的研究转向重视学的研究，尤其是建构主义教学模式的研究和教学过程双向互动的教学设计；

其二，从重视硬件建设、媒体使用与管理，转向重视学习过程（不仅是教学过程）和学习资源建设；

其三，从孤立地研究和发展技术、提供设备与技术的维修、服务，到重视技术与教育之内在结合，尤其是信息技术在新环境下学习与教学模式之创新，正在孕育出一大批既懂技术又懂教育的新一代教育技术工作者和新一代教师，他们不仅代表中国教育技术发展的未来，而且代表中国教育的未来！

以上这三点变化，使教育技术从教育发展的外围深入到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与前沿，真正成为教育现代化的生长点和制高点！并使教育技术学在教育理论中的地位开始发生实质性变化，必将逐渐对整个教育基础理论的现代化改造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记：作为教育技术领域的研究人员，您如何看待网络文化现象？

桑：我在这里特别要呼吁重视网络文化的研究。国际互联网向教育领域的迅速扩展，不仅创造着一系列全新的教学形式，而且开拓了一个全新的网络文化与教育时空。从网络文化的广阔视野中深化网络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探索，这是当前世界范围内教育研究的热点与前沿课题。我国在信息技术和网络经济的发展方面始终紧紧跟踪着世界前沿，但在网络文化的研究方面则明显滞后，由此导致网络教育发展层次和水平的相对滞后，这不仅是令人遗憾的，而且是令人深思的。

反思十九世纪以来中国人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的态度，也许能给人更深刻的启示。鸦片战争对中国人的教训是沉重的，它使中国开始正视自己在科学技术上的落后，但中国人首先看到的是西方的坚船利炮，并开始从西方引进洋枪洋炮，但却忽视甚至拒斥西方在科技创新背后的文化创新、思想创新、制度创新和教育创新，致使中国只能亦步亦趋地跟在洋人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后面爬行，失去了一次又一次跳跃式发展的机会。

如今，人类走出工业文明，步入信息时代的序幕已经拉开。中华民族要想在这场历史性变革中实现跳跃式发展，不仅需要有经济创新、科技创新，而且要有文化与教育的创新。在某种意义上，后者比前者更重要、也更艰难，因为它不仅需要创造前者的社会心理土壤，而且需要源源不断地为前者提供一代新人；同时，这两者又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文化教育的创新不仅需要有新的物质基础和条件，而且必须插上现代信息技术的翅膀。

从教育发展的视野来看，当前迫切需要在全体国民中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中，传播新世纪的文化价值观念，并据此改革教育模式，在新一代人身上塑造信息时代所必须的品格、能力、思维与行为方式，使我国广大教师和学生尽快适应日新月异的数字化生存新环境。这是世界教育改革发展的大趋势，也是加速我国教育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记：在网络时代背景下，我国教育技术界应该如何面对机遇和挑战？

桑：面对这样的时代背景，教育技术也不再是以往教育技术工作者孤军奋战的舞台。在教育信息化的强大潮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三个战场，五支队伍，会师网络教育和现代远程教育：

三个战场：1）遍布全国的广播电视大学系统正在经历着艰难的数字化改造，成为我国现代远程教育的重要战场；2）高校校园网络教育和远程教育是近两年突击组建的方阵，不仅发展迅猛，而且实力雄厚；3）中小学网络教育和网校远程教育人数众多，前景广阔。

五支队伍：1）教育技术专业；2）开放教育（电大）系统；3）高校成人教育+网络中心；4）网上教育专家；5）IT产业：网络公司和教育软件产业。

传统的电教插上了现代教育技术的翅膀，成为推动教育现代化的一个强有力的杠杆，要做的事情显然很多，我认为首先必须更新教育技术观念，在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建设中取得实质性突破。

长期以来，我国教育技术学的理论基础主要局限于物理学、无线电电子学、影视技术等自然科学与技术学科，以及传统传播学、心理学、教育学。近年来，不少教育技术学者开始较多地关注现代心理学、教学设计、系统科学，由此推动了教育技术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化发展，这是十分可喜的，但教育技术学最深层次的基础理论应该是技术哲学和教育哲学，因为这决定了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工作者的技术观和教育观，并由此决定了他们的教育技术观。当前，现代信息技术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传统电教的内容、形式、功能、价值，在这样的历史变革面前，置身其中的教育技术工作者，首先应该更新的正是技术观和教育观，以及作为二者之内在统一体的教育技术观！只有用先进的教育技术观指导，才能从千变万化的教育技术景观和五花八门的教育技术理论中，深刻、科学地把握教育技术的本质及其演变发展的趋势和规律！

记：同传统教学模式相比，网络化教学模式有哪些特点和优势？

桑：网络化学习模式的主要特点：1）近程与远程交互的跨时空协同学习；2）自主性、个性化的自我构建式学习；3）任务驱动式的综合与分科相结合的非线性—网络化学习； 网络化教学模式的主要优势：跨时空、大信息量、交互性和个性化是网络化教学水平和实力的主要标志；丰富的学习资源和方便的获取方式是网络化教学发展中的难点；个性化、远程化、智能化的教育评价和考试模式是网络化教学健康发展的指挥棒；能否尽快培养出一批能够理解和适应网络文化，并能参与网络文化创造的优秀教师队伍，是网络化教学成败的关键，因为只有依靠这支队伍，才能成功创造出新型的远程学习与教育模式。

记：随着整个社会生活的网络化、信息化，我国教育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桑：随着二十一世纪的降临，整个社会生活越来越走向信息化，并导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教育越来越走向网络化、虚拟化、国际化、个性化。目前全国各大学校园网已经普遍建立，近5至10年内，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都将发生一场历史性的变革！如何使广大师生尽快适

应这种日新月异的数字化生存新环境？这是我国教育界必须着重研究和思考的重大课题。互联网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在消费者、用户，而最广大、也最具潜力的两大领域正是电子商务和远程教育！许多有远见的战略家和有实力的企业家，尤其IT产业都看好网络教育和现代远程教育这个网络经济、文化、技术发展的新生长点，抓住这个生长点，不仅能推动教育的全面改革和跳跃式发展，而且会全面推动信息产业乃至整个网络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因此，对远程教育的战略研究已经开始从一个部门、领域关注的课题，上升为跨领域、跨学科关注和研究的课题，特别是各国高层领导、决策者所重视和关注的课题。

记：我国教育技术专业的发展很快，您认为我们教育技术界应该着重研究哪些课题？

桑：当前迫切需要加速我国教育技术专业发展的规范与创新，走向国际化与民族化、科学化与现代化的内在统一。为此需要加强对本学科世界前沿的追踪研究，倡导与相关学科和领域的交流合作，鼓励不同学派的争鸣，为确保本学科的健康发展，建议研究以下课题：

1．当代信息技术前沿跟踪与教育应用研究；

2．教育技术学理论基础与基础理论研究；

3．国外教育技术专业的培养目标、课程结构、教学模式、评价管理模式及优秀论著与教材的引进，尤其是《教育技术学》这门课程的教学目标和教材体系亟待更新，这是专业的标志性课程和基本建设，也是专业吸引力的关键之所在！

4．国外优秀教育技术专业网站资源研究；

5．教育技术专业的文化、艺术基础研究；

6．我国教育技术专业办学模式，合理分布与发展规划研究。

记：您是如何看待我国教育技术专业的基础理论建设？

桑：我个人认为，教育技术必须有教育理论基础、技术基础、艺术基础这三大基础支撑，而将这三大基础整合起来的，则是信息技术新环境下的教学设计理论与实践；

教育技术的教育基础理论主要包括：信息时代的学习理论、课程与教学理论、教育传播理论，这三大理论都面临深刻的历史变革（如教育传播理论正在从电视时代的单向传播发展到互联网时代的交互式传播新模式，这显然必须超越作为经典传播学理论基础的戴尔“经验之塔”！）将这三大理论整合起来的是系统科学方法论；

教育技术的主要技术基础包括：多媒体技术（这是前台技术，其中包含了非线性编辑等数字时代的教育电视技术）、数据库技术（这是后台技术）、通讯技术（包括天网、地网和人机通讯技术），将这三大技术基础整合起来的是人工智能技术（各种复杂技术要想在教育中广泛采用，必须人性化、“傻瓜化”，也就是智能化）；

教育技术的主要艺术基础包括：语言文字艺术（口才与文才是传统教育工作者必须具备的艺术基础）、数字视觉艺术、数字听觉艺术（后两者是多媒体时代教师和学生不可缺少的艺术修养和艺术表现能力），将这三大艺术基础整合起来的是尚未引起教育技术研究者足够重视的数字文化艺术。

以上这些应该成为教育技术专业适应数字化生存挑战所必须开设的课程体系之内在结构，也是教育技术专业每一个合格毕业生所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显然，这样的毕业生在网络教育迅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必然供不应求，而且从物理系、计算机系和教育学、心理学系都培养不

出来！

记：我国的教育技术作为一个独立的本科专业，您对教育技术专业课程有什么构想？

桑：我国教育技术作为一个独立的本科专业，是1983年才建立的，在将近二十年的学科建设发展中，本专业广大研究者们进行了艰苦的探索，逐步开设出了不同风格的专业课程体系，但由于本领域技术发展太快，理论涵盖的范围又太广，因此本专业的基础理论与课程体系至今尚不够完善，大部分课程是从其他专业照搬或移植而来，其基础理论建设显然还不尽人意，最明显的莫过于作为教育技术学理论基础的《电化教育学》或《教育技术学》至今还缺乏理论深度和较为完整的范畴—理论体系。教育技术学作为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其人才培养和课程体系不仅应该区别于物理系、计算机系和教育学、心理学系，而且必须有其不可替代性！记：您在国内率先开设教育类公共课程《步入信息时代的学习理论与实践》，对此您有什么感受？

桑：我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较深入地研究了信息时代对学生素养提出的挑战和新要求，结合中国实际从3个层次6个方面提出了信息素养的内在结构。教给学生信息时代该怎么学习，尤其在信息技术条件下怎么学习，让学生总结自己学习的个性、特点，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学会自主学习、协作学习、学会运用信息技术高效地学习，学会在研究和创造中学习等（文字版教材2000年11月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本门课程的新型学习与教学模式探索中，我们创造了可视化、层次化的教学目标模式，让每个学生都参与到个性化学习目标的制定与评价过程中来，并运用创作个人学习主页的方式进行大学生在网络环境下学习与创新能力的综合评价；用资源库代替教材、教参，并由师生共同编写和创建本门课程的教材和教学资源库，形成基于网络资源库的课程与教材新模式；我们还在国内率先提出：不能把信息化环境中学习新模式的探索仅仅局限在多媒体和网络上，必须把“三个世界”的学习经验综合起来，充分利用多媒体和网络所创造的虚拟现实学习之独特优势，引导和促进学生在经验世界和语言文字世界中学习活动与学习经验的整合，不断促进和提高学生在“三个世界”中学习的自主性、协作性和创造性，这才是信息化环境中成功学习与教学模式的奥秘之所在。（《“网校”远程教育模式的反思与畅想》，《中国教育报》“制高点”栏目99年6月28日）。这门课程的开设受到大学生的普遍欢迎，获2001年国家级教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目前我们正在将这种新的学习模式推广到中小学和教师培训体系中，并承担了全国唯一的中学信息技术教育国家级骨干教师培训班，运用当代信息技术和全新的培训理念，正在创建“跨时空、超文本、自组织、个性化”的高效学习与培训新模式。

记：您是怎样理解哲学、未来教育与教育技术之间的关系？

桑：我最初的专业方向是哲学，主要感兴趣的是历史哲学和文化哲学，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转向教育哲学和未来教育的研究与实验。在未来教育的研究中，我强烈感受到教育发展有两个重要的生长点，其一是当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必将导致教育领域产生一场历史性的变革；其二是激烈竞争和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使个体的心理健康受到严峻挑战，迫切要求教育系统加强对健康个性的系统培养。于是我从九十年代初期开始学习计算机，研究多媒体和网络对教育产生的影响，由此一发而不可收，直至九十年代中期完全转行专门从事现代教育技术的研究，当然主要还是教育技术的基础理论研究。所以，我在教育技术研究领域还只能算是

一个新兵，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客串”。

由于有哲学和教育学的学术背景和实践基础，所以，我从事教育技术基础理论研究也有某些独特的优势。近十年来，我将教育基础理论研究同当代信息技术理论与实践以及大学和中小学教育改革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在学习理论、课程与教学理论、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以及教育信息化理论与规划等研究领域进行了研究。

记：您对研究我国教育技术领域的青年学者有什么建议？

桑：在实践和理论研究中，我深切地感受到，在当今世界中，个体的学习能力已成为一项最基本的生存能力。教育最终总要落实到个体的学习行为上，教育质量的高低从本质上分析取决于学生学习能力、水平、效益的高低。尤其重要的是：信息化的社会环境与对学生学习规律的研究成果相结合，正在创造出各种高水平、高效益的崭新学习模式，如何尽快适应和驾驭这种新的学习环境与学习模式，已成为当今世界舞台上一场最激烈的竞争，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对个体学习行为和社会学习环境的研究与创新不仅已成为当前世界教育改革的重大突破口，而且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数字化生存方式和新型学习模式的创造和普及，将彻底改变千百年来以教师讲授、课堂灌输为基础，劳动强度大、效率低的传统教育教学模式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人才选拔、聘用模式，实现教育中人力、物力资源的多层次开发与合理配置，使人口最多的中华民族步入创造性人才涌流的伟大新时代！

第四篇：20世纪初天津电力行业的发展。

20世纪初天津电力行业的发展。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了天津，都统衙门（各国侵略军司令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的）接收了对天津的统治，对天津市地区行使管辖权。(见，天津历史政府委员会会议记要，插第19.，20页。)

天津第一家发电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法租界建立起来的（1902年），发电量不足100千瓦，仅供本租界部分地区使用。1910年该厂迁到了法租界26号路，扩大了规模。天津最大的发电厂是1906年由比利时商人与中国地方政府合建的比商电车电灯公司发电厂，该厂在河北金家窑，初建时发电容量为12800千瓦，并生产直流电供有轨电车使用。该发电厂向意大利、奥地利、俄国租界和新旧城区供电。同时，各国租界也先后建立小型发电厂，如1906年英租界建成天津使馆界发电所，到1928年发电容量7000千瓦；同年日租界也设点灯部，1927年扩大成发电厂，发电总量为2000千瓦；1908年德租界也建成北辰电业公司。但是，上述这些发电厂规模都很小，发电量有限，只限本租界部分地区使用。[1]《天津商会档案》中国商人也曾筹建生产能源的工厂，如1904年候补同知穆云湘拟仿照上海电灯公司办法，招股30万银两建天津閤郡电灯公司。[2] 1911年宁子福、李子香等巨商在商部立案，组织瓦斯电灯公司，股本百万银两，华商七成日商三成[3]。然而这些计划均未实现。

天津各发电厂建成后，各国租界的居民和公共建筑广泛采用电灯照明。天津中国城区最初使用电灯者不多，如1909年比国电灯电车公司建立“已经输载，本埠商民„„燃电灯者甚属寥寥”[4]。但是先进的事物毕竟是有生命力的，电和电灯逐渐被城市居民所接受，成为城市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

至于天津为数众多的工厂，如纺织、面粉、化工等大型工厂则多自备发电设备，天津六大纱厂总发电量可达14000千瓦，寿星、福星等面粉厂、裕津皮革公司、振华造纸公司和久大制盐、永利制碱公司都自己拥有锅炉或马达。

到了20年代末，城市基础设施日益完善，电力行业也随之发展。

到20年代末，天津各发电厂总发电容量约33000千瓦，整个城市上没有大型发电厂和能够解决工厂动力的供电系统。[5]

电力是城市的一个枢纽，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

[1]《天津商会档案》

[2]《大公报》1903年12月20日。

[3]大公报1911年10月5日。

[4]天津商会档案，二类第2188卷。

[5]參見姚嘉桐《天津电力工业发展简史》，《太难进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

第五篇：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简介

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是由教育部、财政部支持发起，在民政部登记成立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于2006年3月30日正式挂牌运行。其宗旨为：向海内外广泛募集资金，重点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同时亦支持一些地方解决在改革发展教育事业过程中遇到的特殊困难。其目标为：努力办成全国最好的基金会之一。

截至2012年年底，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共募集社会捐赠款物26.82亿元，开展“建设未来——中国建设银行资助贫困高中生成长计划”、“宏志教育推广专项基金”、“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吉利教育资助计划”等助学项目30个，资助各级各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18.54万人次；开展“中国移动西部农村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中国移动爱心图书馆（室）”项目、“香港邵逸夫基金支持内地学校建设项目”、“汶川地震灾区学校重建项目”等助教项目312个，按照捐赠者的意愿支持各地教育事业的发展。

截至2012年年底，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共接受政府委托项目资金38.75亿元，开展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教育助学项目，资助中西部地区县镇农村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210万人次；开展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滋蕙计划，奖励中西部地区品学兼优的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20万人次；开展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励耕计划，资助中西部地区家庭经济特别困难教师6万人次；开展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润雨计划，资助中西部地区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到校报到的路费和短期生活费21.19万人次，资助中西部地区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幼儿教师1.4万人次，同时还资助解决一些地方在教育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特殊困难或突发紧急事件；开展“台湾学生奖学金”和“港澳及华侨学生奖学金”项目，奖励在内地高校就读的台湾、港澳及华侨学生4.08万人次。

从成立至今，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始终坚持公开透明的原则，充分发挥自身灵活高效的特点，配合政府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助学助教项目，切实做好教育领域拾遗补缺的工作。通过七年的努力，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的工作得到社会各方面的肯定，先后于2008年被民政部评为“4A级社会组织”并授予“中华慈善奖”，2010年被民政部评为“全国先进社会组织”，2013年被全国妇联评为“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集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