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发展与改革的政策取向

第一篇：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发展与改革的政策取向

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发展与改革的政策取向

1．教育体制和制度存在很多不适应的地方

人类社会正在发生着两大根本性转变，一是工业化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的转变，二是人们一次性学历教育向终身学习的转变。正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人力资 源开发水平、国民创新能力密切相关，这两大转变是一个整体，既是制度的变迁，更是文化的演进。因此，贯穿人一生的、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正在成为许多国家争 相谋求的政策方向，而信息网络技术形成的新载体新平台，也为学习方式转变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动力和活力。与较完善市场机制下传达出来的信息相关，教育正在全 面适应社会岗位群和人的终身发展的多样化需要，这可以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7年修订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中看出一个趋势，从零级的学前教育逐级到六级的研究生教育，中等教育阶段开始分为职业、普通和综合不同类型；高等教育阶段则把高职高专和本科并列为两类高等教育，而不是有高低优劣之分。（图1）

在世界上任何国家，能够沿着普通学校一直升到学术性学位的，都是少数人，在整个劳动力市场上、职前职业教育、在岗培训、转岗培训、继续教育，从高职高专到专业性研究生学位，其实都是专业和职业教育培训的越来越强的优势，这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力资源分工的大潮流，也是知识社会就业与雇佣结构“网格化”“扁平化”的大趋势。但是，由于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在中国家长、学校和社会用人部门中尚未形成这样的共识，也没有足够的前瞻意识，仍旧把学术性学历学位教育当成“修成正果”的 唯一途径，仍以全日制正规学历教育为中心，人才培养模式缺少多样性和灵活性，致使一些职业学校和高等学校在办学方针、教学宗旨、学科专业设置以及师资配备 等方面，盲目趋同或墨守成规，缺乏主动适应社会需求的动力和活力，有些地区产业吸纳能力有限，加上用人部门的非理性化，已出现所谓“知识性失业”或“过度教育”的问题。

2．学校和社会片面追求升学的价值偏向

近年来，中国教育界实施素质教育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如课程改革、教师队 伍建设、教育信息化、农村办学条件等等。但是，也面临着重重困难，在相当一部分地区，偏好知识灌输和传授，忽视个性发展和能力培养；偏重选拔性考试，忽视 评价多样性；过分强调正规学习作用，忽视非正规学习价值等现象还比较严重，在社会、学校和家庭甚至地方政府形成了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问题。这既有教育思想、内容和方法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有教育结构，体系和制度方面存在的缺陷，还有就业竞争压力巨大的因素，以及社会用人制度过度学历化倾向等外部体制性障碍，多 方面因素交织在一起。

素质教育成为国家政策乃至法律的文本并不难，难的是成为政府、学校和社会自觉拥戴的制度安排和自愿履行的行动规则。

3．财政投入不足，教育系统内外之间资源缺乏共享

多年来，尽管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确在逐年较快增长，而且平均年增幅比80年代末90年代初还要大，占ＧＤＰ比例从1996年的2．5％一度提升到2002年的3．32％，达到了自1989年对此项指标进行监测以来的最高水平。但原来预计2000年后来拖延至2005年的4％目标未能如期实现。特别是2005年经济普查使ＧＤＰ存量多出2．3万亿元，财政性教育经费占ＧＤＰ比例2004年更下降为2．79％，处于低收入国家水平，远低于同期世界4．4％的平均水平（表1）。这在一定程度表明，政府宏观调控教育能力有所弱化，很不利于促进教育公平。表2显示，1990－2004年间，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总投入的比重从85．6％下降到61．7％，年均增幅一直低于同期的社会教育投入增幅，事实上，中央本级财政对教育支出的增长基本能够保证，问题是地方财政没有完全到位。在过去15年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之中，有7年比上年增长16％以上，其中最高的是1994年，当时为落实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刚刚开过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结果一下子比上年增长了35．38％；还有5年增长率处于10－15％之间，有3年低于10％。政府换届之年的教育经费容易出现较低增长状况，如1998年和2003年，分别在9－10％上下，但是1993年是个例外，估计是由于上述《纲要》的推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财政性教育投入具有很大弹性。其深层次的体制原因是，中国的财政预算内外两笔账、决算必高于预算，经常有超预算收入。由于缺乏财政超收收入等比例追加教育的机制，决算时差距很大。

同时，中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公办教育资源配置很不平衡，即使在中央财政逐年加大对于中西部地区教育经费支持的情况下，由于地方财政支持能力强弱不一，2004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状况继续呈现很大的差异，财政拨款最高的地区比最低者而言，小学、初中、普通高中、职业中学和普通高校分别为10．2倍、8．9倍、7．8倍、5．6倍和8．1倍。预计这一状况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改变。（表3）

中国的学校教育体系与社会教育体系之间、教育与培训活动之间的关系尚待理顺，受市场经济利益的影响，教育的公益性有所减弱，政府、学校和各类教育机构之 间出现了错位和缺位现象。学校教育体系与社会教育体系之间、正规教育体系内部之间自成系统、自我封闭，教育资源共享程度不高。目前，绝大多数公办学校在法 定公共假日和学校寒暑假期间，很难向社会学习者开放，图书、实验设备、实习场所均各自配置。特别是职业学校学历教育仍由不同政府部门主管、规划，长期存在 着管理分散、政出多门等问题，劳动部门在执行职业资格准入制度和职业资格证书考核方面，采取不同的尺度，在教育内部同样存在着对职业教育规划和管理分离的 现象。教育行政部门的日常管理工作多集中在公办学校方面，许多地方政府的教育规划，还缺乏对民办教育发展的全局性的统筹考虑。

中国教育发展与改革的政策方向

从现在起到2020年 前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中国教育发展也蕴涵着很大的机遇。按照中国政府的规划，预计在这一阶段，中国将全面巩固九年义务教育普及成果，重在提高质量，促进 教育公平，实现城乡、区域和学校之间的均衡发

展；确定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时间表，促使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整体提高国民素质；职业教育培 训将面向就业和市场需求，办出特色，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保证；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改进发展途径和人才培养模式；因地制宜地推进学习型社会的建设，有条 件的地区可在推进教育信息化和现代化方面走得更快一些。

与此相关，政府还要确认发展公共教育的权责，继续加大财政投入，进一步转变管理职能，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动员全社会和教育系统共同努力，使中国尽快完成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根本性转变。为此，中国教育发展与改革的政策方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重新确认正规教育、非正规和非正式学习的功能

目前，国际上对终身学习的宽泛解释是：人们在一生中所受到的各种培养的总和，包括各个年龄阶段的各种方式的教育，如正规、非正规和非正式的各种教育，还 有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社区）教育等。欧盟、澳大利亚等采用的主要是广义定义。终身学习的狭义解释是：按照学习环境的变化，主要指学校教育以后不断 扩展的学习环境和学习内容，具体指学校教育以后的非正规、非正式的教育。韩国采用的主要是狭义概念。尽管各国对终身学习的理解存在着差异，但并没有影响终 身学习从概念到现实政策的转变。（表4）

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正规学校教育特别是公办学校教育，仍将是学习型社会的支柱。为了实现全民终身学习的宏伟目标，中国首先要促进各种正规学校系统与 社会文化教育机构的相互沟通，开发和建设覆盖面广的、灵活开放并且多样化的学习的平台或网络，提供各种学习场所和机会，更大限度地方便全民学习；另一方面是 以终身学习的理念，改革传统教育制度和学习模式，形成有利于终身学习的法规、政策和制度环境。通过试行“学分银行”等方式，记录公民一生中参与学校教育、非正规教育与非正式学习的经历与成果，并建立“学分银行”，对各种非正规教育和非正式成果进行学分认证和积累，并争取社会用人单位的认可与支持，逐渐使学习成为每一公民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权利和需要。

2．强化政府统筹公共教育、促进教育公平的责任

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曾把教育作为纯“公共物品”和由政府包办的消费性公益事业，事实上也只能惠及城镇人口以及在农村地区维持很低水平，显然，这一模式无法适应中国现代化的客观需要。近2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原有相对单一的公办教育，也逐渐演变成为“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及“私人物品”的 系列，特别是经过管理体制、办学体制和投入体制的改革，已经分化为基本由财政支持的教育、财政拨款与多渠道筹资相结合的教育、非财政性资金提供的教育等 等。当中国签订ＷＴＯ教育服务贸易减让表后，带有商业性质的教育服务贸易，还可以通过中外合作办学来提供。况且，除了高福利的发达国家外，公民参与终身学习的成本，很难完全由政府支付。因此，准确定位政府在教育属性发生新变化后应担负的责任，已成为十分迫切的问题。

从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需求看，按照中央政府的要求，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发挥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功能，将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方向。由于从竞争性经济领域中撤退，政府从原来的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转变成为只当合格的“裁判员”，当前中国的各级政府，应该有条件、有能力，在公共教育事业领域负起越来越大的责任。

在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制度框架内，政府的教育责任体现出一个特点，就是向促进教育公平倾斜。但是，在中国的一些地区，有意、无意地误读或曲解政府教育责任的现象时有发生，主要体现在，简单比照经济领域体制改革的做法，借口所谓“教育产业化”、“教育市场化”，而推卸公共财政支持教育公平的义务，放弃对于公办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事业的法定责任。结果，在许多财政原本拮据的地区，由所谓公共教育转制后放大的教育资源，并未惠及中低收入阶层人群，这与“公共服务型”政府新的建设方向是背道而驰的。今后中国任何公共教育改革的实验，如果不能有效地增加处境不利地区群体的利益，也至少做到不应使他们原有的利益受损，一旦受损也有相应的修复补偿机制，政府必须为此负起足够的责任。

今后，中国教育发展面临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就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与力度，也就是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中的政府责任合理定位问题。政府可以根据不同的教育领域选取不同的作为方式，一是“主动作为”，重点在于全力支付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促进区域内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确保国防建设和重大工程人才需求，保障弱势群体基本学习和发展的权利，以教育公平体现社会公平；二是“有所作为”，选择基础学科、边远艰苦行业、事关公共利益而市场又不好调节的部分教育领域，予以稳定的、有效的扶持；三是“委托作为”，选择政府该作为但力不从心的教育领域，或为了提高效率，明确委托授权给第三部门或民营机构来做；四是“不须作为”，引入社会参与和必要的竞争机制，政府仅制定规则和进行监管就可以了。而且，政府促进教育公平，也须包括规则和监管公平在内。

3．加强非义务教育投入效益监管与教育质量评估

目前，在教育规模不断扩展，财政支持能力滞后的形势下，中国某些地区甚至以收学杂费冲抵财政拨款，提留挪用教育正常收费，随时设置专项，教育经费拨款与 使用的种种随意性很大。从部分地区公办学校行为看，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向商业银行贷款，向施工单位欠债，巧立名目乱收费，不向社会实事求是公开收支状况 等。政府财政拨款“缺位”而导致学校收费“越位”，则是一些地区公办教育乱收费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

同时，非义务教育的质量问题也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特别是中国高等教育在大规模扩招以后，虽然在学人数总规模居于世界第一，但由于学龄人口基数庞大，毛入学率仍排在...

第二篇：中国教育发展与改革的政策方向

中国教育发展与改革的政策方向.txt如果你看到面前的阴影，别怕，那是因为你的背后有阳光！我允许你走进我的世界，但绝不允许你在我的世界里走来走去。中国教育发展与改革的政策方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重新确认正规教育、非正规和非正式学习的功能

目前，国际上对终身学习的宽泛解释是：人们在一生中所受到的各种培养的总和，包括各个年龄阶段的各种方式的教育，如正规、非正规和非正式的各种教育，还有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社区）教育等。欧盟、澳大利亚等采用的主要是广义定义。终身学习的狭义解释是：按照学习环境的变化，主要指学校教育以后不断扩展的学习环境和学习内容，具体指学校教育以后的非正规、非正式的教育。韩国采用的主要是狭义概念。尽管各国对终身学习的理解存在着差异，但并没有影响终身学习从概念到现实政策的转变。（表4）

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正规学校教育特别是公办学校教育，仍将是学习型社会的支柱。为了实现全民终身学习的宏伟目标，中国首先要促进各种正规学校系统与社会文化教育机构的相互沟通，开发和建设覆盖面广的、灵活开放并且多样化的学习的平台或网络，提供各种学习场所和机会，更大限度地方便全民学习；另一方面是以终身学习的理念，改革传统教育制度和学习模式，形成有利于终身学习的法规、政策和制度环境。通过试行“学分银行”等方式，记录公民一生中参与学校教育、非正规教育与非正式学习的经历与成果，并建立“学分银行”，对各种非正规教育和非正式成果进行学分认证和积累，并争取社会用人单位的认可与支持，逐渐使学习成为每一公民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权利和需要。

2．强化政府统筹公共教育、促进教育公平的责任

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曾把教育作为纯“公共物品”和由政府包办的消费性公益事业，事实上也只能惠及城镇人口以及在农村地区维持很低水平，显然，这一模式无法适应中国现代化的客观需要。近2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原有相对单一的公办教育，也逐渐演变成为“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及“私人物品”的系列，特别是经过管理体制、办学体制和投入体制的改革，已经分化为基本由财政支持的教育、财政拨款与多渠道筹资相结合的教育、非财政性资金提供的教育等等。当中国签订ＷＴＯ教育服务贸易减让表后，带有商业性质的教育服务贸易，还可以通过中外合作办学来提供。况且，除了高福利的发达国家外，公民参与终身学习的成本，很难完全由政府支付。因此，准确定位政府在教育属性发生新变化后应担负的责任，已成为十分迫切的问题。

从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需求看，按照中央政府的要求，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发挥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功能，将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方向。由于从竞争性经济领域中撤退，政府从原来的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转变成为只当合格的“裁判员”，当前中国的各级政府，应该有条件、有能力，在公共教育事业领域负起越来越大的责任。

在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制度框架内，政府的教育责任体现出一个特点，就是向促进教育公平倾斜。但是，在中国的一些地区，有意、无意地误读或曲解政府教育责任的现象时有发生，主要体现在，简单比照经济领域体制改革的做法，借口所谓“教育产业化”、“教育市场化”，而推卸公共财政支持教育公平的义务，放弃对于公办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事业的法定责任。结果，在许多财政原本拮据的地区，由所谓公共教育转制后放大的教育资源，并未惠及中低收入阶层人群，这与“公共服务型”政府新的建设方向是背道而驰的。今后中国任何公共教育改革的实验，如果不能有效地增加处境不利地区群体的利益，也至少做到不应使他们原有的利益受损，一旦受损也有相应的修复补偿机制，政府必须为此负起足够的责任。

今后，中国教育发展面临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就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与力度，也就是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中的政府责任合理定位问题。政府可以根据不同的教育领域选取

不同的作为方式，一是“主动作为”，重点在于全力支付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促进区域内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确保国防建设和重大工程人才需求，保障弱势群体基本学习和发展的权利，以教育公平体现社会公平；二是“有所作为”，选择基础学科、边远艰苦行业、事关公共利益而市场又不好调节的部分教育领域，予以稳定的、有效的扶持；三是“委托作为”，选择政府该作为但力不从心的教育领域，或为了提高效率，明确委托授权给第三部门或民营机构来做；四是“不须作为”，引入社会参与和必要的竞争机制，政府仅制定规则和进行监管就可以了。而且，政府促进教育公平，也须包括规则和监管公平在内。

3．加强非义务教育投入效益监管与教育质量评估

目前，在教育规模不断扩展，财政支持能力滞后的形势下，中国某些地区甚至以收学杂费冲抵财政拨款，提留挪用教育正常收费，随时设置专项，教育经费拨款与使用的种种随意性很大。从部分地区公办学校行为看，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向商业银行贷款，向施工单位欠债，巧立名目乱收费，不向社会实事求是公开收支状况等。政府财政拨款“缺位”而导致学校收费“越位”，则是一些地区公办教育乱收费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

同时，非义务教育的质量问题也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特别是中国高等教育在大规模扩招以后，虽然在学人数总规模居于世界第一，但由于学龄人口基数庞大，毛入学率仍排在全世界70多位，高等学校的布局结构、校均规模、学生层次、经费收支结构均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其中一个不良的信号是，全国普通高校生均预算内事业费在逐年下降：2000年7310元，2001年6816元，2002年6178元，2003年5773元，2004年5553元。同时，学费水平却未大幅上涨，结果是培养费用总额有所减少，由此引发公众对于教学质量疑问是可以想象的。教育质量问题将是今后的一个关键问题，并不是由政府指令学校如何定位和提高质量，而是学校未来生存、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预计到2020年，当中国的高中阶段毛入学率接近90％，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接近40％时，数量与质量之间的矛盾还会显得更加突出，可能迫使部分故步自封的公办或民办学校“重新洗牌”。

公办学校是提供公共服务的事业单位，政府是公共服务的管理者，今后，中国必须明确公办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的财政经费分配使用的权责，完善并严格执行财务制度，完善财务公开和校务公开制度，对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审计结论要向政府和人大报告，向社会公众公开，将公共教育经费的投入、分配和使用置于公众监督之下。同时，随着现代学校制度的探索和实验，中国将明确区分公共教育领域中的政府、学校和社会的行为边界，政府依据国家行政与教育的法律法规，进行管理、拨款、指导和服务；学校具有法人地位，依法自主规范办学。而且，还要引入更多的社会监督元素，建立政府委托评价、学校自我评价、社会中介评价、公众参与评价等多种途径相互结合的机制，健全教育质量评估和监测的体系。

4．立足中国基本国情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

ＯＥＣＤ报告显示，大多数ＯＥＣＤ国家的富裕程度和财政教育经费的水平远高于中国，但是其公民参与终身学习仍然以谋生和就业为主要导向，尤其是具有较高个人回报的活动，而由闲暇、兴趣、爱好所驱动的学习只能是支流。通常的终身学习活动大都在正规学校、企业培训部门和工作岗位中进行。所以，建设一个学习型社会，学习者的年龄、身份等差别将逐渐淡化。中国要想建设学习型社会，就一定要找到符合基本国情的恰当切入点。中国公民参与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建设，必然越来越体现出以谋生为最主要动力的特点。

中国现阶段社会有两大阶级，即“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还有六个社会阶层，是指“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然而，中国的高校已经迈进了“大众化”的门槛，许多理念却还停留在“精英化”阶段，培

养的主要是知识分子，对于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不屑一顾，殊不知，这部分人是在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中拼搏而出的，他们对大学能够提供的继续教育需求很大，而且有着足够的成本支付能力，忽略其需求将是很大损失。同时，中国既然有信心来建设世界一流研究性大学，也应有信心来创办世界一流的职业学校和培训中心。中国的职业教育要办出特色，不仅要面对普通学校应届毕业生的需要，而且要把视野拓展到社会上其他人群，包括为工人转岗培训、农民致富、向城镇或非农产业转移服务，实现更大面积的覆盖，这样的活力才会更强。

目前，中国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还不高，在一些地区的职业教育在校生中，中低收入家庭比例较高，职业教育仍然处于弱势境地，还有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术培训，也是相对薄弱的环节。从世界银行的模式看，若让公共教育服务惠及经济贫寒学习者，不能完全交由市场自行调节，可能有三种方式：一是提供基本知识、技能训练的基础学校或者职业学校，政府需要尽可能提供贫穷学习者的基本资助和财政补贴；二是有一定市场回报率的教育，政府应通过贴息贷款或奖学金等予以资助；三是有很高市场回报率的，政府应对成绩较为优异的贫穷学习者提供全额资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制度的完善，中国政府一定会在资助处境不利群体接受终身学习包括职业教育培训方面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第三篇：我国现行城市管理体制存在问题及发展取向

一、城市管理体制概念的提出

理论界比较认同的城市管理体制的概念，是指关于城市管理的组织机构设置、地位、职责和内部权责关系及其相关的规章制度的总和。城市管理体制是确保城市管理过程得以顺利实施的物质载体和保证，也是支撑城市管理系统的骨架支柱。城市管理体制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从不同的角度就有不同的划分标准，主要包括：城市管理的机构及其职能体制、领导体制、市区街道的层级管理体制等，其核心是各机构间的职、权、责的配置问题。一般而言，城市管理体制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1、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等机构的行政领导体制。它包括城市管理系统中的诸机构间的行政隶属关系，以及各自的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城市管理系统在市政府行政机构序列中的领导与被领导及协调与被协调关系、市政府其他职能机构与它们的关系等。总之，城市管理系统内的各组织机关及其职能机关的关系网络，构成了城市管理体制的主要内容。

2、城市管理系统内各机构的职能及权责关系。城市管理系统各组织机关的职能，由相应的法律法规规定，其权责结构由职能体系所决定。

3、城市管理体制中的市、区、街道“三级管理”体制。首先是三级管理中的职能分工，如市级的宏观决策指导与综合协调职能、区级的分解与协调及决策职能、街道级的执行职能。其次是事权分配及管理原则，如市级的规章政策制定权、区一级的决策指导权、街道的执行处理权。第三是指同一层级上的各管理机构的关系。如区级的规划、建设、管理的不同于市级的体制形式。

4、城市管理系统中的政府、事业单位及企业单位之间的关系定位。城市管理体制中的政、事、企关系错综复杂，彼此制约。这是由于城市管理的特点所决定的。首先，城市管理的许多内容属于社会福利性质的社会性服务范围，是不能以盈利为直接目的的，其工作成果与价值不直接表现为可以估量的物质或货币形态。因此，这类社会组织大多由市政主体的政府来出资或补贴，并得以继续发挥其管理的职能。其次，城市管理的实践中难免与作业联系在一起，这样以来，不论是政府，还是事业单位都难以承担此职能。企业在某种程度上兼有了政府、事业单位的特征，政企关系、政事关系、企事关系纠结于城市管理的全过程。从世界范围的城市管理来看，政府与承担城市管理作业任务的企业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矛盾。

二、影响城市管理体制的主要因素

任何事物都是与周围的事物相联系而存在的，没有孤立的存在。城市管理体制的形成，经历了长期的管理实践，因而与周围事物的联系十分广泛。影响城市管理体制的因素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1、环境。环境是指城市管理体制以外的其它客观事物，包括总体环境和具体工作环境两大类。前者是指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社会、科学技术、教育、人口、资源等。后者则指城市管理过程中同决策、执行、监督等相关联的具体因素。总体环境与具体环境只是一个相对概念，是不断变化着的，总体环境的力量不时地会转变成为影响城市管理的具体环境。

环境对城市管理体制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环境决定了城市管理体制的职能体系和目标体系，它们都随城市管理环境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二是环境决定了城市管理体制的分化和整合。城市管理体制的稳定是因为它与周围环境的协调性大于抵触性；同样，它与环境的不协调就是城市管理体制需要调整和改革的动因。环境的复杂性和可变性，导致了城市管理的不确定程度加大，所以城市管理体制的设计应充分考虑，力求建立一个有弹性的有机结构。这是因为：一方面城市管理体制的运行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系统结构，是同其他相关的环境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城市管理体制是兼容的动态结构，它一直不断地从环境中摄取影响其发展的积极或消极因素。环境的复杂性、可变性愈大，城市管理体制结构的动态性和不确定也随之加大。寻求与环境相适应的城市管理结构体制是人们追求的目标。

2、技术要求。从城市管理体制的特点来看技术的影响，它包括了：

一、城市管理过程中方式方法，如系统方法、管大放小方法等；

二、城市管理过程中各资源因素的性质特点，如执法检查中的车辆、通讯手段等的运用状况等；

三、城市管理实践中的知识含量，如人员素质、决策水平、效率效益等。

技术是最能与城市管理发生直接联系的影响因素，特别是操作上与设计城市管理体制的关联性很大。一般来说，体制规定的操作程序及标准，都是通过技术来实现的，因而体制与技术必须统一起来。技术在体制运转中的作用，大致有三种判断的标准：一是体制中各职能部门的相互依赖程度；二是不同职能单位间的协调途径；三是对外界变化的适应程度。现实工作中，很难给技术在城市管理体制中的作用定一个明确的、划一的标准，它在某些情况下的优势，可能是另一种情况下的劣势。所以，技术与体制的一致性，要求城市管理的实践工作者要区别对待，综合处理，体现出弹性原则。

3、社会心理系统。这是人本观点在城市管理中的借鉴和推广的结果：行为主义管理学认为，管理的核心主体是人，“人”的感情、价值观、态度、期待和愿望的影响等构成了人的价值观。但同时，影响“人”行为的因素还包括由诸多个体组成的群体的社会心理系统。它既包括个人的行为与动机、地位与作用的关系，也包括由个体所构成的群体心理。籍此，城市管理的实践也越来越多地关注“人”及社会的心理因素对体制的影响。

4、战略目标。战略是指决定城市管理体制的性质和根本方向的总目标。它与社会的经济、政治体制密切关联，是城市管理过程中衡量、评判和纠偏的标准。战略目标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划分标准，如：总目标、分目标、长期目标、中期目标、既定目标、暂定目标等。战略目标在我国往往与“远景规划”、“战略构想”等是同义词。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城市管理体制是指城市管理系统内的职能配置、机构设置、决策、执行、监督及其与系统外相关事物之间所形成的网络关系。不管从哪一点来认识城市管理体制，其过程都是统一的：即为了实现城市管理总体战略目标的需要。而且，城市管理机构的职能配置、机构设置、管理程序等都是以其所担负的任务〈战略目标的实施过程〉为前提的。城市管理的诸多构成因素都受制于战略目标，城市管理的过程就是战略目标实施的不同阶段。一旦战略发生改变，城市管理体制从职能配置到组织机构乃至保障性的政策、法规等也都必须发生改变。

三、我国现行城市管理体制及其形成的历史背景

我国现行的城市管理体制呈现出多元模式并存的特点，概括起来有三种态势：规划、建设、管理合一的大建委模式；建设与管理合一的模式；规划、建设、管理各自分离的模式。

这种城市管理体制，是伴随着长期的城市管理的实践而逐步产生的。我国现行城市管理体制的形成最早可以追溯到建国初期。但是，真正对现行城市管理体制产生实质影响的还是改革开放以后。在这二十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加强城市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战略中的核心地位，强化城市的辐射功能是我国城市发展的主线。现行的管理体制就是在这一进程中逐步形成的，其中经济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则是直接促进我国城市管理体制形成的两大背景要素。特别是在最近十年里一直与我国城市管理体制的形成、发展所息息相关。这一时期主要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88年至1993年。期间，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在城市铺开，并进行了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五次机构改革。城市经济建设的推进，必然对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提出新的要求。这一阶段的城市管理体制主要围绕三个方面作了相当大的改革：一是抓住城市管理转变职能的突破口，重新调整、凸显了城市的建设职能；到九十年代时，随着《城市规划法》的实施，城市的规划职能逐步明确，并在城市管理体制中初步占有了应有的地位。但是相关的城市市政等管理职能一直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二是实行简政放权，赋予了区级政府一定的权力。这一时期权力下放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条块结合，以块为主。为了便于领导，区级普遍设立了同市级的相应机构，并明确了市、区两级的职责权限和任务分工。由于没有相关性的法律法规作保障，在向区、县下放权力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如市、区两级的职权界定太细，操作中出现的新情况，市、区两级都难以应付；规划权的下放造成违章建筑很是普遍，等等。三是调整城市管理的内部结构。这段时间刚好是我国城市建设的酝酿准备阶段和大规模城市建设的起步时期，所以城市建设成为城市工作的重点之一。在向建设倾斜的过程中，一些诸如“基础设施先行”的口号和方针很明显地反映了这些结构的调整趋势。总之，这一时期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成就不很显著，政企不分、行政干预建设行业的企业行为十分普遍，改革的进程还有待继续深化。

第二阶段是1993年至今。这是我国历史上城市管理体制改革步子迈得最快，取得成果也最显著的时期。这一阶段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背景也是两个：一是按照1992年召开的十四大所确立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理顺体制，理顺关系；二是第六次机构改革的推动，从转变政府职能深化城市管理的机构改革。这几年来的改革成就可以简单概括为：

1、进一步以转变职能为切入口，优化城市管理的内部结构，初步明确了规划、建设、管理的职能分配框架，并着手解决以往城市中普遍存在的轻规划、重建设、轻管理现象。

2、逐步明确并初步界定了市、区、街道三级管理体制的格局，“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原则和要求也在进一步的完善过程中。

3、加强了城市管理的法制建设，颁行了一大批的有关城市管理的法律和法规，城市管理初步走上了有法可依的轨道。

4、重点强化了城市管理的执法监察工作，初步形成了综合执法与专业执法相结合、权力监督同群众监督及社会监督相补充的执法监察的框架体系。

5、本着政企分开和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着力解决城市建设职能界定宽泛、政企不分的问题。

四、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几个取向

科学合理的城市管理体制必须能够体现管理客体(管理对象)的要求，并能与周围的环境相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背景决定了城市管理体制的性质，并框定了它产生效力的范围。我国现行的城市管理体制基本上还沿袭着原计划经济的旧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必须作出改革、调整。那么，什么样的城市管理体制才能体现出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呢？这是关系到未来城市管理体制改革方向的重要内容。

1、职能体系上必须体现出合理性。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市管理体制，它的职能体系的合理性要求对城市管理在内容形式、价值取向和方法手段上都能够体现出市场经济的要求。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体系，其合理性表现为：

首先在形式上，避免走向两个极端：即事无巨细、统办统揽的职能定位极端；全盘推向市场、由市场主宰的职能虚位极端。城市管理是一种投入大、见效慢、重复性极强的浩繁工程，政府统包统揽肯定会出现“管不了也管不好”的局面。然而，统统推向市场更不可取，利益驱动会使本来利小或无利可图的福利性的城市管理陷入无序混乱的尴尬境地。合理的职能定位，一是能体现出宏观指导性〈如订立法律规章、颁发政策等〉，二是能体现出市场性。

其次，在价值取向上，应该体现出“强其所应强、弱其所应弱”的职能定位。西方发达国家城市政府职能的主要取向，是遵循其传统的政治价值观：“管得最少是最好的政府⑨”--政府职能“弱”的价值取向。然而，市场经济对城市管理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如发达的市场条件、健全的保障制度、完善的基础设施、宽松的运行环境等等。这些反而是城市管理职能“强”的价值取向的表现。

第三，在管理手段上，要善于运用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这里行政手段的运用职能必须首先得到确定。一般说来，城市管理的手段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即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其中的经济手段要求城市管理的职能体系能够更多地体现经济杠杆的作用，实现间接管理。而法律手段则是为了实现规范化的管理目标，当然，其途径是要注重法律法规的运用。最后在对外关系上，城市管理体制的职能结构应该体现出开放性的特点，能够不断与体制外的环境进行必要的物质、信息和能量交换。这实质上属于城市管理资源配置方面的研究领域。

2、在组织机构的数量上，应该体现出精简性。

相对精简的数量结构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这是因为：

一、市场经济体制使城市管理的职能结构有别于计划经济条件的职能体系。市场机制与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转变，削弱、甚至彻底废止了部分职能。作为职能载体的机构相应作出调整，因而也势在必然。

二、市场经济使城市管理也要与成本和效率挂勾起来。一定规模的行政组织机构与管理人员队伍必须与社会资源和财力相适应。否则，将造成运转不灵、效率不高等弊端。控制机构数量的最有效方法是搞好编制工作。市场经济要求机构编制部门不但要健全相关的法制，而且还要按照最低数量原则设置部门和职位，科学地分解职能：一方面是控制机构数量；另一方面是压缩人员编制，减少职位设置，杜绝闲职和冗员，做到每个职位都定事定责。

3、操作运用上，要体现出弹性原则。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要求城市管理体制在付诸实施的诸环节中，能够根据管理对象和外部环境的变化，相对灵活地作出调整。市场经济的变化性很大，机械地沿用刚性约束的体制是一种僵化的做法。在操作运用中必须做到将体制的机械的刚性与环境变化的灵活的适应性结合起来，具体做法是：首先，以体制的刚性约束性为基础，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弹性操作的前提是不应该同体制的基础特点相抵触，需要保持城市管理体制的正规性和固定性。其次，必须控制城市管理体制的基本结构模式、基本职能结构、基本组织结构及其与其它部门机构间的关系。比如，同属城市管理体制的规划部门与综合管理部门分别实行“条条”、“块块”管理就比较适合我国的国情，不必遵循城市管理体制的“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原则约束。再次，关于体制的规范，要权责明确，使操作的弹性空间有约束，不能随心所欲、无章无法。

4、在信息的收集、整理及运用结构上，应该呈现网络化的特点。

现代管理与信息的关系非常密切，信息是决策、执行、沟通、检验反馈等一系列管理活动的依据。特别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市管理，一方面由于社会事务的增加，管理中不断出现一些新问题、新情况，造成信息量的增长。另一方面，信息所反映的城市管理的内容涵盖了方方面面，错综复杂。再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生活节奏加快，市场信号也越来越快，反映这种变化的信息也出现了快捷性的特点。正是由于信息的诸特点，造成城市管理对信息的依赖性越来越大。所以，城市管理的体制自身也必须具备对信息的学习、研究和利用的功能，而保障和强化城市管理体制的信息利用功能最便捷的手段是形成网络化的信息结构。信息结构是一个开放性的结构，要求在城市管理系统内部形成一个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相互连成一个整体的系统，以便及时地收集、反馈和处理信息。城市管理正是通过对信息的分析、综合、总结，才能加深了解和把握管理对象及外部环境，通过检查和调整，不断提高决策和管理水平。

第四篇：谈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

谈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

从文革后恢复高考，八十年代的校长责任制，九十年代的应试教育，在到现在的素质教育，可以看出中国的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不同时期的教育改革，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就拿九年义务教育来说，它的实施，给乡村教育教学带来了福音。我是一名来自农村的学生，我想如果我生活在我父母的年代，我现在肯定没读书了。所以，很感谢教育给我们农村的学生带来出路。

诚然，教育能改变人的一生，也是一个民族能够兴旺发达，自立自强的根本。中国教育是不断在改革，但仍然没有跳出应试教育的怪圈。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教育制度可谓是十人评价九人摇头啊，我们天天要求素质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可是，看看我们的高中教育，无不是只重视升学率，每年一个学校能考上多少个清华、北大，整天学生是埋首于故纸堆之间，作题、作题、还是作题。尤其是一些高考大省，像山东，以及一些县立高中，只要高考资源不能在全国各地相对平均的分配，这个问题就很难解决。我想要跳出这样的怪圈，我们不能一心的去指望教育部门。因为我们是社会中的人，学生除了学习书本知识之外，还应多积累社会经验，学习技能技巧。

除了素质教育的问题之外，还存在着教育产业化的问题。几时教育变成了一种产业，尽管国家一直都不承认这个问题，可是教育已经成了一门产业，教育的收费问题真是一大顽疾，西部的许多地区的孩子上不起学，农村的许多学生上不起大学，在一些大城市里面有高额的择校费。听老师说过，现在许多的博士生将其导师称为“老板”。那一些“老板”为什么会产生，也就是教育产业化的缘故吧。

最先我谈到了九年义务教育，九年义务教育的免费问题近年才解决。为什么世界上有许多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如我国，却已经实行了九年义务教育的免费，像古巴、东南亚的许多国家，而我们却在口口声声的说以目前的形势看，中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我想问一下，到什么时候我们才具备呢？十年前我们这样说，十年后我们还是这样说，真是悲哀啊，教育是一长久投资长久收益的行业，其在我国现代化中的作用不可忽视。

日本明治维新后，大约1860年左右实施9年义务教育。美国了1920s,范围扩展到全国，年龄5-18岁（个别州不同）都应入学。除了一些杂费，教育费用从税收中提取。古巴在1976年在宪法中规定，公民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必须接受免费的义务教育......而我国呢?1986才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

中国教育制度中的这些问题，之所以不能解决，还大程度是我们的政府在纵容，在现在的社会，一方面，国家在改革中强调效率，另一方面，却又在忽视公平，许多的利益群体的幕后操纵，是现今中国存在的许多的问题的原因之一。

当然，对于中国教育现存问题可能一时半会解决不了。但是，既然已经意识到了，现在我们就应从国家，社会，家庭，个人几个方面去努力，将问题解决。对此，我深信不疑。

第五篇：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思想政治教育造就中国思想真空与文化沙漠

单一形式和内容、呆板落后的思想政治教育，让中国人失去了吸纳、鉴别多元文化和思想的机会，失去了站到人类文明成果巨人肩膀上继续创新的可能。失去思想自由和可能的民族正在走向思想真空与文化沙漠。我们曾经拥有光耀千古的灿烂古文明，我们正在成为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

二、应试教育摧毁中华民族科技创新的根基

应试教育的典型特点是死记硬背，是刻板地继承人类文明的成果。须知：人类文明是阔步前行的，再高效率的亦步亦趋（跟踪发展），也只能是跟在别人的屁股后头检粪渣。应试教育把人类文明发展过程的成果视为真理，而真理是永无止境的。应试教育束缚了人的头脑，根绝了中华民族科技创新的源泉。

三、教育日趋功利化，传统文化断了根

教育功利化趋势日趋显著，英语、计算机、钢琴、汽车等考证成为学生追逐的热点，中国语言和中国传统文化成了被遗忘的角落，传统文化薪火传承的链条已经断裂。没有了中国文化，我们还是中国人吗？

四、义务教育不义务，农村教育遭重创

在2005年国家宣布在2007年国家宣布“全国农村将全部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和2008年国家宣布“全面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之前，中国是世界上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收取书本费、杂费等费用的10个国家之一。义务教育不义务，在三农问题严重的中国，子女教育成为农村教庭沉重的负担。再由于县乡村三级摊派的教育经费投入机制和这两年免除农业税的浪潮，乡村财政几乎被釜底抽薪，农村教育经费随之成为无源之水。许多农村学校关门大吉、许多农民子弟无学可上（很多是有学上也上不起）。九亿农民在国民中所占的比例之大，足以决定性地影响着中国国民素质的整体水平。谁说中国的国民素质正在不断提高，这不明摆着是在走下坡路吗？

五、素质教育不素质，教师成了替罪羊

素质教育的口号不知道喊了多少年了，先后开展素质教育试点的学校和地区，也逐渐醒悟过来了，什么素质教育？升学率升不上去，谁都饶不了你。大环境不变，小气候兴不起风浪，只能自找苦吃。素质教育试点重返应试教育轨道已经不新鲜了。不过有一点确实颠扑不破的真理，不管是应试教育、还是素质教育，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最终都要汇集在教师身上。君不见现在的教师从学生进校门到放学回家都得死盯着学生，学生是苦了累了，可老师过的又是什么日子啊？现在的教育不仅是在摧残学生，同样也在摧残教师啊？可在很大程度上，教师却成了教育失败的替罪羊，有那么简单吗？

六、教师地位日衰微，谁人甘心三斗粮

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中国自古及今都如此而已。只是现在的教师地位更加不济。

有人看到深圳教师的工资很高，就以为地跨东西南北、人分城镇乡村、地域贫富有别的960万平方公里上的老师都成为了高收入阶层了，实际上在经济发达地区教师收入也只处于一般水平，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教师工资拖欠问题一直就没有真正得到解决，拖欠教师工资与拖欠民工工资已经成为贫困地区并行不悖的两大亮丽风景。

现在有多少人愿意当教师？长期以来，师范生都是一些家庭困难或者成绩比较差的学生的必然选择，教师找对象现在也成了问题（农村教师更是如此），教师这个行当处于社会负向选择的涡流中，有人把现在的教师称为“臭老九十九”，以示与“臭老九”曾经拥有的“崇高地位”作比较。

七、浮夸造假成一统，检查评比浪推浪

中国教育界曾盛行各种检查评比，而且一浪高过一浪，级别也一个比一个高。从卫生评比、校园绿化、治安评估、德育评比到教学评估，而且这些评比多数和学校的经济命脉挂钩，在评比中得不到好成绩，就意味着失去一个方面的发展资源。再加上中国文化的劣根性（见利忘义），在中国教育部门出现了整系统、整建制的造假运动，不但学校领导亲自上正指挥，大张旗鼓地叫嚣“谁砸了学校的饭碗，我就要砸谁的饭碗”，所有教师集体参与，并且组织学生帮忙，真是通过造假实践培养学生的好机会。

八、教育内容大缺位，生活教育放一旁

教育应该向人们传递的知识和经验可以粗略地划分两大类：一是生活方面的知识与经验；二是工作方面的知识与经验。前者有助于提高人们生活的质量，后者有利于增强人们从社会中获取资源的能力。而我们的教育内容正好缺失了“生活教育”这一半。所以，我们的许多学生能够考试考高分，却不知道如何安排日常的衣食住行。社会上有些人在工作上很有成就，就是不能摆不平家庭关系，调整不好自己的心理和生理，最终走向了自毁。生活教育的缺失使我们都成了不会生活、不会享受生活，而以生活为负担或痛苦的人。我们活着难道不是为了更好地生活吗？

九、专业教育使人成机器，摧残人性没商量

通识教育是美国大学本科教育自19世纪后期以来的一个重要传统，几乎所有大学都有详尽的通识教育计划。而我国高等教育基本沿用前苏联的专业教育模式。这种教育内容狭窄的专业教育模式为学生提供某一学科的专业训练，学生毕业之后虽然也能够从事相应的专业研究，或者谋得相应的职业，成为社会生产大机器中的一个零件。至于作为人的生命是否需要关爱、身体健康是否需要保障都不在教育视野之内。中国教育摧残人性没商量。

十、教育管理瞎指挥，教育公平成妄想

中国的教育管理部门是强势管理部门，学校的各种资源都掌握在教育部门的手里，再加上我国教育多年来一直存在着的“不懂教育管教育”的现象，中国教育行业的乱象也就不言而喻了。而教育公平，对于中国普通百姓而言则只能是一个妄想！别的不讲，不同地区高考分数线的天差地别，就足以说明一切！

当前我国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若干建议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关系到几代人发展的大问题，中国现在虽然是教育大国，但还远不是教育强国。教育问题已成为中国当代突出的社会问题，教育的现状非常不容乐观，人民群众对当前教育不满意的地方很多，问题涉及到各个层面，有些问题关系到国家的长期发展和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亟待解决。我认为，当前教育的突出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素质教育流于形式，应试教育实质未变，甚至变本加利

问题分析：

自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颁布以后，我国开始全面推行素质教育，但10年过去了，素质教育现状仍然堪忧。目前的教育，特别是中学教育，由于必须面对中考和高考，许多学校虽然形式上在搞素质教育，但实质上仍不同程度地受到考试的束缚，或明或暗在搞应试教育。某些地方的应试教育的甚至更加变本加厉，学生的考试负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由于应试教育仍然大行其道，素质教育所推崇的让学生个性能力自由发展、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教育目标似乎遥遥无期。

这种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还是教学质量评价制度（以下简称评价制度）没有根本改变，如今以考试分数、升学率为主的评价指标仍然是许多地方教育部门对学校进行考核的主要指标（硬性指标）。如果评价制度不变，素质教育在现实中还会让位于比较实际的可量化的应试教育，素质教育变成口号和空谈！

解决建议：

本人认为，以应试教育为核心的评价制度是素质教育不能推行的根本症结所在。从根本上解决素质教育问题，必须彻底改变现有的评价制度，采取新的评价制度，让评价制度更加科学化、多元化、符合教育自身的规律，而且可操作性要强，避免流于形式。

因此建议：由教育部牵头联合地方教育部门成立专门研究和推进教学质量评价制度改革的部门，集思广益，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推进教学质量评价制度的改革，这一工作应该提上日程，而且刻不容缓！

二、教育功利化倾向严重，教育目的发生扭曲，忽视德育教育

问题分析：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素质全面发展的人，教师的作用除了传授知识还有责无旁贷的育人责任，前副总理李岚清指出：“素质教育从本质来说，就是以提高国民素质为目标的教育。”目前我们的教育功利化倾向严重，教育方向严重偏离了素质培养这一根本教育目的，特别是忽视了德育教育和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德育是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陶行知说：“千教万教教人做人，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目前我们的教育对德育的重视远远不够，导致培养的学生往往智商很高，但人文道德素养低下，近几年在教育界频发的很多恶性事件与此有很大关系。另外培养的学生只会考试，眼高手低，实践创新能力低下，与国外学生相比差距比较大，这是个老问题，直到现在也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我总结有以下几点：

1、各级学校行政化、官僚化倾向严重 许多教育官员和学校负责人根本不懂教育，管理方式简单、粗放、违背教育和教学基本规律。学校作为教育场所，也经常受到行政方面的过多干扰，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自主性，最终导致学校管理人员和老师变得被动、官僚化、丧失了应有的教育创新活力，无法按照教育规律办事，影响了学校的教学质量，同时，也直接造成了教育界一些不良之风、“潜规则”（如走后门托关系、择校风）盛行和权钱交易等腐败问题的滋生。

2、应试教育扭曲了教育的目的和方向 应试教育现在可以说是积重难返，受应试教育体制的影响，在中高考这个指挥棒的引导下很多学校和老师把提高考试成绩作为唯一教育目标，忽视了学生的全面素质特别是道德素质的培养。

3、教师群体的道德素质整体在下降一些老师受功利浮躁的社会大环境影响，放松了对自身的道德修养要求，变得更加急功近利，把教学作为谋利手段，利用课外时间大肆从事有偿家教和其他经济性活动，损害了老师教书育人的良好社会形象。

4、“考试经济”大行其道，已成为教育改革的巨大阻力有中国特色的“考试经济”在我国已经形成了一条庞大的上千亿规模的产业链，这条产业链完全是围绕应试教育而建立起来了，与现有的应试教育制度形成了牢固的利益结合体，而且日益向规模化、资本化方向发展，其利益关系牵涉到方方面面，错综复杂，其触角已经延伸到了每一个学校和家庭，给教育改革带来重重阻力。“考试经济”不但加重了学生的课业负担，还给家长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同时每年大量印刷的内容几乎重复的考试辅导资料，浪费了大量资源和财力，劳财伤民。

解决建议：

教育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从多方入手来解决才行。这么多年的教育改革实验证明，单靠国家管理部门自上而下利用行政或法律手段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教育问题的，还有赖于身在教育第一线的包括教师在内的各阶层人士的自上而下的不懈探索和努力求索，要问计于民，取智于民，教育的伟大智慧在人民群众中。

1、减少教育的行政干扰

道家的老子说过：“治大国，如烹小鲜”，他强调要按照事物的自身规律办事，减少不必要的外力干扰。治国如此，治教育同样需如此。教育是育人的事业，一定要以育人为本，学校要避免过多的行政性干扰，少掺杂一些的功利因素，恢复校园应有的人文气息和学术氛围，加强人文教育。

2、依靠教育家办教育

要想把教育事业做好，就要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开放思想，开放学校办学自主权，尊重教育自身规律，依靠教育家来兴办教育。温家宝总理提出的“鼓励教育家办学”是非常有远见的思想！我们国家当前和未来需要一大批以教育为终生志业、献身教育事业、淡泊名利的优秀教育家来发展教育，国内外大量成功的教育实践也表明：由教育家来兴办教育是最好的选择，因为他们能始终能把“教育质量”摆在首位。特别要鼓励和支持优秀教育家兴办私立学校（建议今后将“民办学校”改称为“私立学校”以与国际接轨！），促进私立学校长足发展，与公立学校形成良性的竞争，允许这些优秀的私立学校进行大胆的教育改革实践，私立学校探索的一些好的办学经验反过来又可以带动公立学校的发展。特别要强调的一点是，要借鉴国外先进的办学模式，由教育家通过企业家慈善捐助或社会慈善机构出资的方式投资兴办教育，一方面，保证学校的公益性和非营利性，另一方面，由教育家进行具体教学管理，由热心教育事业的企业家和社会贤达人事组成董事会参与学校发展的重大决策并对教学质量进行有效监督，保证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健康持久发展。

3、加强师德建设，建设人文校园，促进学习型社会的发展

通过组织各种文化讲座、培训、学习班，努力提高教师的素质，特别是道德素质和人文素质；建设人文校园，通过开展丰富的学术文化活动，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培养学术型和专家型教师；鼓励优秀老师做教育家、思想家，在学术上和道德上成为学生的楷模，用人格魅力和一身正气感染学生，帮助学生塑造健全的人格，成为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