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汽车消费信贷市场潜力究竟有多大？（写写帮推荐）

第一篇：中国汽车消费信贷市场潜力究竟有多大？（写写帮推荐）

中国汽车消费信贷市场潜力究竟有多大？

2010年01月18日14:40腾讯汽车杜学明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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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2004年8月，国内第一家汽车金融公司上海通用金融公司成立，中国汽车消费信贷市场步入多样化发展。

汽车消费信贷起源于美国1907年个人购车中的分期付款方式，目前美国贷款购车的比例在80%以上，发达国家信用体系比较完善，个人贷款相对宽松，汽车消费信贷已经成为汽车消费的主要购买方式。

我国汽车消费信贷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在2003年我国汽车消费信贷进入快速发展期，汽车消费信贷余额占汽车销售比重曾达到22.4%，但当时银行对汽车消费信贷监管体系不完善，产生了大量汽车坏账，随后大幅收紧汽车信贷，到08年末，比例已经降至8.5%。而新车上牌量，贷款购车比例不到10%。低于俄罗斯、巴西和印度，我国汽车消费信贷具有很大发展潜力。

目前向汽车消费者提供汽车消费信贷的主要有商业银行和汽车金融公司。商业银行作为国内金融市场发展的主体，最早参与汽车消费信贷市场，2004年之前几乎所有的汽车信贷业务都是由银行办理的。当时由于银行资金规模大、网点众多，还款方便，使得各家银行汽车信贷业务发展迅速，但先行者之路往往是艰难的，由于风险意识的缺失，形成巨额坏账，使得国内消费信贷业务发展受阻。03年10月银监会颁布《汽车金融公司管理办法》。随后2004年8月，国内第一家汽车金融公司上海通用金融公司成立，中国汽车消费信贷市场步入多样化发展。

随后汽车金融公司陆续成立。截至2009年8月，我国共有汽车金融公司10家，资产总额378亿元。2008年汽车消费信贷余额318亿元。汽车金融公司主要由整车企业发起成立，这使得汽车金融公司相对于银行有着更强的风险监控能力。同时汽车金融公司与整车企业的配合使得其对经销商的掌控能力比银行更强，这一方面有利于控制贷款风险，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针对厂商和消费者需求制定促销策略。

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我国经济呈现V型反弹，汽车市场在经历2008年低迷后，随着我国汽车下乡、购置税优惠等政策的支持，2009年我国汽车市场出现强劲反弹，2009年汽车销量达到1200万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国。我国汽车消费市场逐渐步入成熟。这给汽车消费信贷的发展迎来良好机遇。从我国人口构成来看，80后新一代消费群体开始步入而立之年，其具备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对于信用卡消费模式接受度更强，这使得80后的消费能力相对较强，具备一定的购车能力，今后购车群体趋于年轻化，汽车消费信贷比例在未来有望快速提升。

促消费扩内需一直是我国重要经济政策，汽车消费是我国拉动内需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年初制定的汽车产业振兴规划，国家有望推出一系列汽车消费信贷扶持政策，支持符合条件的车企建立汽车金融公司，并为汽车金融公司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相信今后汽车消费信贷将成为汽车市场增长的助推器，更好的促进我国汽车消费市场的发展。

第二篇：红色间谍对内战的作用究竟有多大？

红色间谍对内战的作用究竟有多大？

两岸舆论都将刘斐、郭汝瑰视为决定胜败的重要“红色特工”国共内战在1949年，以共产党的胜利、国民党的失败告终。对于这个战争结果，两岸政治家、史学家都进行过很多探讨，中共特工的潜伏常常被认为是国民党军事溃败的一大原因。郭汝瑰毕业于黄埔军校，早年曾加入中共。他历任国民政府国防部作战厅厅长、国军第22兵团司令等职。1945年通过地下党任廉儒重新与中共取得联系，多次为解放军提供重要情报。1949年，郭汝瑰在宜宾率部起义。刘斐出身桂系，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作战厅厅长、军令部次长等职，有人认为他在此期间，为中共提供了大量情报。刘斐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水利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1992 年，台湾《湖南文献》发表《读“郭汝瑰回忆录”有感》，“众所周知，郭汝瑰和刘斐，是我们在大陆戡乱军事挫败的两个关键人物。”“他们在国军中工作，都在二十多年以上，居然未能发现其行迹的破绽，这是自己的组织不够严密。”然而作者没能举出刘、郭出卖情报的具体例子。军统中将文强是郭汝瑰在黄埔前后期的同学，他回忆，“1959年，全国战犯三百余人集中北京，每每分组讨论，或专题研究时，几乎一致将国民军的失败，归罪于内部出了两大叛徒，一个是蒋介石身边的参谋次长刘斐，另一个是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他们的发言几乎都是痛骂这么两个中将，是中共打入作战统帅部的匪特。”在大陆方面，还没有专门文章论说刘斐为中共特工，但关于郭汝瑰的文章已有不少，这些文章大都称郭为“最大共谍”、“超级卧底”之类。如《党史文苑》发表的一篇文章评论郭汝瑰，“正因为他，蒋介石精心炮制的许多绝密作战计划，常常是还没有付诸实施，就已到了延安总部；也因为他，蒋介石在大陆经营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巩固西南以负隅顽抗的计划付之东流……”郭汝瑰的作为仿佛影响到了内战全局。…[详细]黄埔军校，郭汝瑰毕业于黄埔五期郭汝瑰所提供的帮助，不足以造成国军的大溃败郭汝瑰曾被台湾方面视为丢失大陆的“罪魁祸首”，但事实上，一方面郭汝瑰为中共提供的情报不多，另一方面郭汝瑰没有太多机会干涉国军部署。

1、郭汝瑰在淮海战役期间传递出的9份绝密文件，没能送达解放军之手

有文章说，郭汝瑰曾和任廉儒接触百余次，且曾影响孟良崮战役的结局，但这些都没有一手材料予以证实。郭汝瑰传递情报，可确信的有两次。第一次是为中共方面提供绝密的《国军战斗序列》（据说只打印了13份）。任廉儒的妻子罗莹澄回忆，“在一九四五年下半年，郭曾通过廉儒同志与董老会面，地点是重庆市青年路。第二次是在一九四六年初，郭又与董老会见，还有薛子正同志一道。两次我都担任过放哨。由于他们会见都是很机密的，当时我不好向廉儒打听。解放后，廉儒才向我透露，郭与董老会见是交出了国民党的军事机密（可能是战斗序列表等）。另一个是1947年11月，郭汝瑰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后，曾将《国军整编情况》、《国军重点进攻山东计划》和《1948年12月江防计划及国军京沪地区江防防备图》等9份绝密文件交给中共。以工矿银行员工身份为掩护，实际上是民革成员、中共特工的梁佐华，他“和任廉儒早在二十年代后期就在党内工作，都受罗世文领导”，也参与了对郭汝瑰的联络。他回忆，一次“高级将领会议后，郭汝瑰把国民党作战计划等9件绝密文件交给了任廉儒，要任马上转给地下党负责人。我和任廉儒经过再三慎重考虑，决定交由民革中央军事特派员王葆真转给党。因王在上海时，周恩来曾指定杨琼与李济深、王荷真负责联系军事工作。这样，我们就把这9份绝密文件交给了王葆真，请他转给地下党负责人。这9份文件中有国民党军事布置情况，江南作战计划，太原、武汉、陕甘、西南等地病历配备情况等等详细记载。”但后来王葆真被捕，文件并没有传出去。梁佐华回忆，“1949年春初，在中共领导下，在民革中央军事特派员王葆真主持下，南京、上海地下民革，策划了一次京沪武装起义……南京民革组织，被敌人破坏了，牵连上海……王葆真被捕前，抢先处理了手中的文件（即前述郭汝瑰提供的九种绝密军事文件等），刚刚烧完，敌人即破门而入，王坦然戴上手铐。”罗莹澄的回忆也说，“解放后，王葆真从北京来信说明，他因民革上海地下组织遭到破坏，又恐国民党查出来了，牵连汝瑰、廉儒二同志，遂由他亲自将文件销毁。”这9件绝密文件既没有传给中共，当然也就不会发生任何作用。…[详细]

2、杜聿明对郭汝瑰心存怀疑，制定作战计划时有意躲开他1984年，郭汝瑰在重庆市铜梁县的干部会上讲话时说，“以后我当第五厅厅长、第三厅厅长、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都一直给党保持联系，递送情报。这不是好玩的，一泄露便有杀身的危险。”他还说，杜聿明曾怀疑他。以徐州“剿总”副司令身份，指挥徐蚌会战（淮海战役）的杜聿明回忆，“我心中忐忑不安，觉得上了蒋介石的当，并认为蒋介石、顾祝同是完全听信郭汝瑰这个小鬼（因他是军校第五期毕业生，人又矮小，所以我称他小鬼）的摆布，才造成这种糟糕的局面。我想质问郭汝瑰为什么不照原定计划将主力撤到蚌埠附近，正在犹豫不决之际，见顾祝同等人都同意郭汝瑰报告的这一案，觉得争亦无益，一个人孤掌难鸣，争吵起来，反而会失了蒋介石的宠信。”郭汝瑰因为杜聿明心怀疑虑，所以后来有什么作战计划都背着郭汝瑰。比如杜聿明说到他在1948年11月14日有意全力出兵为黄百韬兵团解围时，他的想法是，“我并不愿对顾、郭二人当面说明我的企图，他们认为我对解黄兵团之围抱消极态度，表示不满。以后我同顾单独讲明我的上述企图，顾表示赞同，我并请顾不同郭讲我的作战计划，顾也同意。我的作战计划为什么不让郭汝瑰知道呢？这是因为早在一九四八年春顾任参谋总长时，我即对顾说过郭汝瑰与解放军有联系，反对郭任第三厅厅长。顾当时批评我：‘你不要疑神疑鬼！郭汝瑰跟我来徐州一年多，非常忠实，业务办得很好。’以后我对顾说：‘我指挥作战的方案，事前绝不能让郭知道。如果郭知道的方案，我就不照原方案执行。’”后来，在要解救黄维兵团时，杜聿明和顾祝同讨论作战方案。他们商议已定后，杜聿明对顾祝同说：“请总长对这一案不在会上讨论。”顾祝同知道是杜聿明还是怀疑郭汝瑰，就回答：“会后我同老头子说，你同他单独谈。”在正式讨论作战方案的会议上，照例先由郭汝瑰讲解战场形势，提出自己的意见。杜聿明在会上驳斥了郭汝瑰的建议，但没有说明自己的计划。在经过一阵讨论后，顾祝同对蒋介石说：“要光亭（杜聿明）到小会议室谈谈。”这样一来就使郭汝瑰没有办法获知杜聿明的军事部署了。由此可知，杜聿明在指挥徐蚌会战时，已经有意不让郭汝瑰知道自己的方案。加之蒋介石有通过手令，直接指挥战争的习惯，那么郭汝瑰也就无法给中共提供有价值的情报了。因此，杨奎松判断说，“战后初期郭还在军务署任职，1946年9月才进入国防部，任负责编制和训练的第五厅任副厅长，11月26日升任厅长。1947年3月免第五厅厅长职，接任负责作战的第三厅厅长职。但不及两个月即被调任徐州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在此前后差不多一年多与中共失掉联络。因此，除了1947年3~5月间有将近两个月左右的时间直接接触到作战计划以外，直到1948年7月7日，郭重新被任命为作战厅厅长一职之前，他并没有能够提供给中共多少特别有战场价值的情报。而即使在郭就任作战厅厅长之后，其情报的战场价值也仍旧有限。”在杨奎松看来，“对于淮海战役，无论是从已知中共所得谍报情况，还是从郭当年日记的内容看，都可以看出郭的情报价值不大。甚至，郭本人这时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也很少真会站在中共的角度去设想一切。”…[详细]

3、纪实文学对郭汝瑰事迹进行了夸大，使其成为名不副实的“传奇共谍”1986年出版《独钓龙潭：郭汝瑰将军风云录》的王钟伦，其人并无史学背景。他在这本纪实文学中详细描写了郭汝瑰与蒋介石、杜聿明等人斗智斗勇、屡屡为中共提供重要情报的故事。据他说，“就在我的小册子和他的《郭汝瑰回忆录》出版之后，《台湾日报》、《世界日报》都不惜版面，以通栏大标题，发表洋洋洒洒的长文《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败已先分》、《郭汝瑰投共始末》，怨毒之气溢于言表，硬把彼军的失败一股脑儿推在他头上，好象没有郭汝瑰，国民党就不会败走台湾。”事实上，作为所谓“纪实文学”，王钟伦这本书中关于“谍战”的大多数内容，都没有依据，出自文学想象。王钟伦书中有一处有趣的“自白”，他写道，“郭汝瑰‘直挂云帆济沧海’，他为蒋介石‘运筹帷幄’——实助毛泽东决胜千里。这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爆发的大冷门。而今，身为《中国军事史》主编、离休后已成学者的郭汝瑰，却对这些事不着一墨，于是，鄙人不得不权充‘史笔’，拾遗补缺。”郭汝瑰即使是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没有说到自己为在国防部做过哪些有利于中共的部署。既然郭汝瑰本人都三缄其口，王钟伦又如何能知道得如此详细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他以各种回忆公开出的片段为依据，加上自己的推论、演绎，使郭汝瑰成为了一个“传奇共谍”。在“纪念淮海战役暨徐州解放5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中国第二档案馆的戚厚杰提交了一篇《一位值得纪念的人——淮海战役中的郭汝瑰先生》。他说淮海战役中，黄维曾有计划突围，但他的方案到了国防部迟迟未获通过。戚厚杰曾就此事问郭汝瑰：“国防部是否您的意思？”他记述道“郭老笑而未答”。郭汝瑰这么一个高深莫测的回答，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让人对戚厚杰推论的真实性生疑。后来一系列以郭汝瑰为题材的文章，如《隐蔽在“国军”决策中枢的红色特工》《一个奉命待机敌营的高级将领》之类，在沿袭王钟伦书中真真假假的故事的同时，也在发挥着自己的创造能力。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郭汝瑰沉思了一下说：‘国民党之败已成定势，蒋介石很可能要从幕前退到幕后，而把副总统李宗仁推到台前。以后的作战将是地域性的各自为阵，不可能有事关全面的大动作，因而国防部也就失去了应有的作用……”作者“发挥”的这样一段文字，完全是不顾常识。蒋介石是在桂系的压力下，被迫“下野”，而非主动要让李宗仁出来做“代总统”。很多文章还误传郭汝瑰曾在1945年5月秘密见过董必武，事实上董必武那时正在旧金山。以这样的历史知识来写史，传播的显然都是谬误。抛开文学想象，郭汝瑰的实际作用其实有限。如高华所说，“建国后论功行赏，郭汝瑰名气虽大，但未起决定性作用，并非如台湾国民党方面认为的，是导致党国崩溃的‘罪魁祸首’，所以郭汝瑰只任南京军事学院普通教员。”…[详细]表现淮海战役的油画没有确切资料证明刘斐是红色特工，其泄密行为多出自猜测刘斐的名头与郭汝瑰不相上下，被很多昔日同僚视为是中共安插在国防部内的重要“共谍”，利用指定作战计划的便利，将情报传递给解放军。然而这种论断多出自于猜测，没有人能提供实证。

1、毛泽东没有说过刘斐是“人民解放军建树最大的人”曾任西北第八战区剿共前敌总指挥、西安警备司令的盛文，他回忆说，自己因为与刘斐不合，没有将胡宗南进攻延安的消息让国防部和刘斐知道。他回忆，“那时的国防部组织并不严密，常常有泄露机密的事情发生，所以延安之役一直到军事行动开始，他们才晓得，所以我判断攻击延安之后，刘斐一定受到共匪的责备：‘如此大的事情你都不晓得！’全世界舆论都为之震惊的大事，主掌作战的刘斐事前毫不知情，这是相当难堪的事。当然他也不是完全无所知，相信他也略有所闻，只看我们从西安到南京几次，每次必到主席官邸，他一定晓得有什么大事，但无论如何不会知道我们正计划五天攻取延安。”盛文言下之意，就是自觉保密工作做得很好。然而我们知道，中共对胡宗南攻打延安的计划早已洞悉，只是这情报不是来自刘斐，而是来自熊向晖。刘斐盛文还举了一个例子，说胡宗南在攻克延安后，刘斐几次三番的在国防部建议，要调胡部的三个军去对付陈毅，以减少在陕北追击毛泽东的兵力。事实上，我们知道，延安是中共主动让出的，而不是被攻克的。中共在陕北的势力，断不会因为多了三个军的敌人就被消灭掉。盛文很“看重”刘斐，他回忆，“听说刘斐投匪后，毛泽东特别对他盛大欢迎，恭维他是人民解放军建树最大的人，这点使我们想到过去他很多计划，尤其是围剿陈毅的计划完全是在替毛泽东解围，事后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加入没有刘斐的这一个计划，我敢说此后的局势绝不致如此，毛泽东在西北眼看就要肃清了。假如肃清了陕西，那么河南、河北的局势也不会如此恶化，所以毛泽东说刘斐是人民解放军贡献最大的功臣。”毛泽东对刘斐“人民解放军贡献最大的功臣”的这个评语，未见他人提及，只有盛文回忆这样一个孤证。1979年1月2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记者对刘斐的采访。刘斐回忆了1949年4月他到北平参与国共和谈，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况。开场是一段闲聊，刘斐回忆，当时毛泽东问“‘刘先生，你是湖南人吧？’我说我是醴陵县人，与主席邻县，是老乡。毛主席高兴地说：‘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哩！’听着毛主席这亲切的湖南口音，我紧张的心情减去大半。”在刘斐之子刘沉刚参与撰写的《刘斐将军传略》中记叙说，“毛主席的这次会见和谈话，对刘斐的影响是极大的。他说：‘毛主席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深感百闻不如一见。’毛主席的谈话，“也坚定了我选择新道路的决心。”中共建政后，刘斐又几次获得毛泽东接见，大都是例行公事，没有一次说到过刘斐曾为解放军提供情报。如果毛泽东真的曾公开讲“人民解放军贡献最大的功臣”，那无论是刘斐本人，还是中共官方，就都没有必要隐瞒刘斐的“真实身份”了。…[详细]

2、至今没有一件史料能证明刘斐是中共安插在国防部的特工蒋介石的私人医生熊丸在回忆中说，“我记得那时蒋先生在黄浦路官邸设地图室，地图室三巨头分别是蒋先生、周菊村与刘斐（为章），三人在南京指挥徐蚌会战。但刘为章本身正是个中共特工，以致我方作战命令共方完全知晓，自然我每战必败。那时大家都觉得奇怪，为什么蒋先生下的命令共方都知道，于是徐州当地几个重要指挥官便稍加变通，提早进攻时间，作战结果才算顺利。后来大家都认为刘为章十分可疑，蒋先生却都听不进去，也没人敢直接告诉蒋先生，故直到最后证实这一点时，蒋先生连想都没有想到。”其实刘斐的“共谍”身份一直都没有被证实。如熊丸这样的猜测还有一些，大都是凭空指责，而拿不出实际的证据。无论郭汝瑰对中共夺取政权功劳大小，至少他自己承认曾为中共提供情报，而官方也没有对此进行驳斥。即使是在纪实文学对郭汝瑰事迹进行了很多夸大的情况下，官方也没有出面予以过干涉。由此可知，如果刘斐确为中共特工，在“文革”后的环境中，他是能自己出来“表功”的。然而刘斐从没说过这个经历。1983年刘斐逝世时，乌兰夫在悼词中说，“他是一位著名的爱国人士，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一位卓越的领导人，也是我们党的一位真诚朋友。”刘斐至少在名义上一直都是一名“党外人士”。恰如杨奎松所说，“传说自30年代即开始暗通中共，导致国民党淮海战役等作战失败的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实际上直到国民党退出大陆，都没有确实证据可以证明其与中共在这段时间里建立有秘密关系。有关刘斐与中共建立有秘密关系的情况，近年所传甚广，但根据并不充分。至少依笔者所见文献档案资料，尚未发现刘在其担任国防部参谋次长期间向中共提供过秘密情报。故笔者倾向于相信刘斐自己的回忆。刘自认为1949年在香港参加国民党军政人员联名宣告脱离国民党之后，被邀请北上参加新政协，使‘历年向往中国共产党的心愿终于实现了’。”…[详细]探求红色特工的真实作用还有赖于更多的解密档案在国共内战中，共产党的情报工作胜于国民党，这是一个被普遍承认的事实。高华在《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主要原因》的长文中，专门列有一项“共产党对国民党军事上成功的情报渗透”，他列举的如张露苹、王超北、沈安娜等发挥了较大作用的谍报人员，其实是普通读者并不熟知的。之所以在大陆政权鼎革后，原国府官员、国军将领会视刘斐、郭汝瑰为中共特工，并津津乐道，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切实的证据，也仅仅是出于推测。首先，这两个人在国防部任要职，有机会获知军事机密；其次，刘斐到北平一去不归、郭汝瑰在宜宾起义的结果，反推他们是潜伏在国民政府中的特工人员。仅凭现在公开的史料，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为中共提供重要情报的究竟是什么人，也无法知道郭汝瑰、刘斐究竟为中共夺取政权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在片段史料和一些回忆的基础上就将郭汝瑰、刘斐视为扭转国共战局的人物，显然不妥。…[详细]解放军攻占南京总统府

第三篇：世界金融危机对大学生就业影响究竟有多大

世界金融危机对大学生的就业影响

今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由金融风暴演变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受其影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趋势明显：出口增长减速远超出预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企业倒闭潮出现，工业利润增长大幅放缓；房地产市场降温；宏观调控下，房地产、钢材、水泥、铝合金和汽车产业投资增速回落；就业率下降，农民工回流，农村隐性失业大量增加；居民收入的不稳定性增大、股市的负财富效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等原因使居民的消费欲望受到抑制，消费增长速度下降。

有专家坦言,受金融危机等多重不利因素影响,今年的校园招聘却来得慢一些、少一些,很多企业还在观望之中。然而今年的应届毕业生的数量再创新高,他们的就业压力可想而知。

而在这个背景下，由于劳动力市场管制以及员工技能上的差异，企业将首先取消新增的劳动力需求。考虑到受金融危机第一波影响的行业的特征，大学生将是这个新增部分的主体。因此，如果没有专项的大学生就业政策，将很难有效解决大学生就业的困境。

2009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将超过600万，比2008年有明显增加。有关人士预测，由于今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届高校毕业生面临着相当大的就业压力。

毫无疑问，这些事件不仅影响到总体就业状况，也必然会对大学生就业产生影响。然而，对于大学生就业而言，最关键的影响因素还是“结构性的”。这些因素包括短期供给超量、区域选择偏好、就业能力不足等方面，其中解决就业能力不足问题将是有效解决大学生就业的根本所在。

在时间结构上，大学毕业生供给超量增长在短期内超出了需求的增长，劳动力市场还需要时间逐步调整。

在区域结构上，大学毕业生就业区域选择偏好差异与政府政策激励上的错位导致实际有效需求不足。

在能力结构上，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能力并不是基于职业路径的需要进行建构与培养，难以满足人力资源市场的需求。

尽管大学生就业当前还面临着不少困难，有些困难可能还需要较长时间的调整，但是，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总趋势来看，大学生就业的前景总体上是非常乐观的，虽然我们不能指望大学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过程总是一帆风顺的。

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升级将为大学生就业创造广阔的空间。特别重要的是，伴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发展对大学生的需求将会更大。政府就业政策的持续优化将会为大学生从学校到工作的转换创造更好的就业环境。此外，为鼓励大学毕业生到特定的地区就业或从事特定的职业，实施高校毕业生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补偿机制是国际惯例。高等教育的持续改革将会逐步改进大学生更好地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就业能力。第一，高等教育改革使得大学更加关注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市场内涵。第二，大学正在将就业能力的市场内涵转化为教学创新行动。第三，通过全方位的职业指导与服务，增强大学生从学校到工作的“市场能力”。

世界经济金融危机可能给大学生就业造成的影响，很难预测，但这不能成为大学生就业服务机构难以提供更充分、更客观信息的理由。在危机影响下，众多大学生能否顺利就业，一个关键问题，是看教育部门能不能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服务。有了充分的就业信息服务，才能有效缓解学生们的焦虑。

“世界经济金融危机对今年大学生就业究竟有多大影响？”这个问题，是时下校园里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们最关心的，在企业的招聘宣讲会上、与座谈交流中，他们总会问及。

可是，一遍遍追问，大学生们却难得到答案。

在上海，从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东华大学等高校了解到，进入这些高校开宣讲会的企业数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并未减少。11月25日前，在上海交大开的宣讲会将有202场，而去年同期是172场。同济大学已预约的招聘会也有200多场，在综合招聘会之外，学校还计划增开师资专场和卫生行业专场。东华大学毕业生进入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企业的较多，目前看来这些企业都保持着招聘热情。

由于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减少，薪资水平下降；另一方面，物价同比上涨，大学生就业成本增大，他们对薪酬的预期增加。这些因素导致大学生就业满意率下降。

调查显示，大学毕业生中，选择就业时薪水在1500元以上的被调查者占92.24%，比上年调查时多了12个百分点。其中40.47%的被调查者认为就业后应该拿到2000元-3000元月薪，11.30%的大学毕业生认为就业时应该拿到3000元以上的月薪。

值得关注的是，大学生所学专业和工作岗位日益对口。调查显示，有89.15%的被调查者从事的工作与所学专业对口，这个比例比2006年高出19个百分点大学生就业属于新的增量就业，因此，宏观与微观经济环境变化对其影响很大。在我国，金融行业、外贸行业、与出口相关的制造业受到巨大冲击而降低对新增人员的需求，因此，大学毕业生将会成为受冲击最大的就业群体。

金融危机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有两个关键特征：

劳动力需求不足与新增劳动力需求萎缩。劳动力需求是引致性需求，它取决于产品需求，而产品需求又因为金融危机引发的消费和投资下降而下降，因此，金融危机下的劳动力需求不足很难由供给条件的改善来调整。

对用人单位的问卷调查显示，用人单位急需的十大专业依次为：计算机技术、电子信息、电子商务、机电一体化、市场营销、机械制造、通信工程、英语语言、会计学、医药学等。王星说，总体看，理工类大学毕业生是用人单位急需人才。调查还显示，制造业、通信、光电子、建筑等行业用人单位的就业缺口相对较大。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力资源市场司司长毕雪融女士在分析今年大学生就业的不利影响时说：“因为(全球性金融危机对)经济方面的影响，用人需求可能会下降，一些出口型的企业和外资的企业，有的在裁员，有的停止招聘。”

在招聘会现场，有大批高校毕业生忙着向企业投递简历。他们纷纷表示，今年的工作要比预期的难找，他们已经降低了自己的求职预期，不再过分要求专业对口，并可能会选择去基层或中西部地区发展。

面对金融危机对高校毕业生就业产生的不利影响，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张小建先生表示，相关部门正在部署一些政策措施，例如，国家将继续为大学生到基层就业和中西部地区就业开辟更多途径。

作为促进大学生就业的一项重要举措，本次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周将在中国各地同时开展，预计可提供50余万个就业岗位。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张小建先生说，“此次毕业生服务周，将以举办高校毕业生网络招聘和现场招聘会为主线，同时开展多项活动，比如，面向高校毕业生的职业指导、政策咨询、创业服务、为困难家庭和地震灾区毕业生提供帮扶援助。”

在企业用人方面，通过对学长学姐的走访，我们了解到企业对大学生专业技能（如设计、编程、教学、写作能力等）、一般能力（如极易、推理、理解能力等）、情商、人格特征、工作动机、人际技能、组织能力等多方面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尤其是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企业尤为重视多方面均衡发展的多元性人才。因而，在面试中，企业十分重视考查应试者在团队工作中与他人发生关系时所表现出来的沟通能力、辩论说服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影响力、人际交往的意识与技巧、团队精神等；应试者在处理一个实际问题时的分析思维能力。主要包括理解能力、分析能力、综合能力、想象能力、创新能力、对信息的利用能力；应试者的个性特征和行为风格。动机特征、自信心、独立性、自律性、灵活性、决断性、创新性等。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大学生在校期间因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自信心和自尊心，提高人际技能，如沟通、表达、觉察、同感等能力；参加各种实践活动，以增进实际分析、决策能力；最重要的是，要提前、及时、有意识的做好择业前职业规划。

第四篇：丁咚：中国对朝鲜究竟有多大影响力？

中国对朝鲜究竟有多大影响力？

——与C教授的对话

5月27日下午，我将那篇短期内浏览量超过600万人次的文章《金正恩为什么突然向中国服软？》，放到一个内部互联网络平台上（参与者都是全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研究的精英），晚上我就看见国内某著名大学的C教授（因是内部论坛，为尊重参与者，此处隐去真实信息）留了一条评论：

“...大国将会继续主导朝鲜半岛进程，而中国将会扮演其中的关键角色。"

这个判断，很符合中国媒体评论的传统，但是不是高看了中国的影响力，还需时间检验。

另外，金正恩领导下的朝鲜的作为，在美国与其战略邻国的诸多精英眼中，中国【继续、从来】脱不了干系。中国所处实际的情形是不是像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呢？

C教授

以下是我的回复，也是我就这一问题进一步思考的结果，仅供参考：

谢谢C教授提供的宝贵评论。

下面就您提出的问题，作些讨论。

第一个问题，大国主导，朝鲜半岛政治，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一个心照不宣的“事实”，从宗藩时代的明清与朝鲜关系、到日占时代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控制，再到冷战时期朝鲜对苏联一边倒的态度，都是如此。但在冷战之后，局面变得复杂化，有几个因素：

1、中国再也无法发挥明清朝代对朝鲜的影响力；

2、随着苏联势力的退出，朝鲜半岛的影响力量呈现多元化格局，美国、日本包括俄罗斯都试图影响朝鲜半岛历史进程；

3、朝鲜自主意识增强，试图摆脱大国制约，自主决定朝鲜半岛的政治日程。

不过，无论朝鲜怎么挣扎，它都无法改变作为大国盘子上的“一道菜”的根本地位，比如大国要求朝鲜半岛无核化，其次，无论它多么想走出大国阴影，都无法做到，包括经济民生、国家安全乃至金氏政权的稳固统治地位，它都无法完全自主，必须仰赖外界特别是中国。

但在另一方面，朝鲜也在尽最大可能削弱中国的影响，比如清除亲中派，使其免于形成气候；按照自己的调子行事，比如朝核问题，比如废止六方会谈问题，比如它试图单独与美国媾和，等等。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外交官说，中国对朝鲜的外交影响力并非如外界想象的那样（崔天凯），官方舆论的基调也是朝这个走的，目前。

不过诸位也看到了，金正恩虽然做了一系列小动作，但最终还是得派遣特使到中国示好，表现出软化立场的姿态。对于他这么做的诚意如何，其实我在结尾也提到了：朝鲜半岛持续一段时间的不正常的混乱情形将会逐步改善。朝鲜的狂热将会周期性的进入新一轮冷却期。也就是说，从朝鲜的一贯表现看，金正恩的示弱仅仅是权宜之计，为了摆脱目前内外交困的局面。等到朝鲜局面好转，势必进入新一轮循环。

从中国的角度看，它为朝鲜付出了很多，安全的、经济的、政治的、外交的，可谓不遗余力。然而，这些付出所得到的回报却令中国政府寒心。中国对朝实际影响力很小，朝鲜在朝核问题上我行我素，甚至对六方会谈显示出极端鄙视的态度，在不知会中国的情况下，单方面宣布停止“六方会谈”进程，使得中国长期的努力打了水漂。甚至，朝鲜还对中国渔民实施了野蛮的抢劫行为。这些都可视为朝鲜对中国阳奉阴违、藐视中国影响力的具体例证。

所以，我认为，新一代领导人在大的外交战略进行调整的大背景下，对朝鲜的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而且表现在具体的行动上。比如中国高调同意美国主导的制裁朝鲜核试的决议，带头执行制裁，而且可以肯定，在中国渔民被抓后，国内舆论汹涌（鄙人文章也发挥了推波助澜之作用），中国政府肯定通过两国沟通的渠道向朝鲜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这个压力想来和以往相比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联系到近日金正恩特使崔龙海访华，习近平有意出京考察，一直等到崔龙海代表金正恩作了若干稍表诚意的表态后，才在最后时刻回京接见了崔龙海。可以设想，如果崔龙海没有在会见王家瑞、刘云山的时候发表那些言论，习可能就不会见他，让他无功而返。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在现实环境逼迫下，中国对朝外交正在发生战术性变化，将原先对朝鲜的潜在影响力变为具体行动。

而这么做的动机，一方面朝鲜半岛无核化是中国战略利益所在。朝鲜半岛拥核，中国首当其冲受到巨大威胁。另一方面，中国受到“韬光养晦”战略之影响，对朝鲜半岛事务缺乏有效的应对，导致朝核问题不断激化，朝鲜的战争边缘战略和大国制衡战略，越玩越离谱，长期以来确实成了“夹心饼干”，处在美日韩和朝鲜之间，两头受气，两头不讨好。这一点，我同意C教授的观点。

因此，在美国及其战略盟友眼中，中国由于将朝鲜当作冷战以后对中国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屏障，对朝鲜过于纵容，使朝鲜动辄玩钢丝绳游戏，将半岛局势推到危机的边缘，然后火中取栗。这不是假设，应该说是有事实依据的。中国实质上被这种背后的因素所左右和制约，才造就了一个脱离出政治游戏规则的“麻烦制造者”。

诸多情况显示，中国新一届领导层决心改变在朝鲜半岛被动“挨打”的状态，在新一轮朝核危机爆发后，开始采取有别于以往的对策，对朝鲜动真格的。朝鲜的状况十分脆弱，中国的反应立即产生直接的效果。民生凋敝的情况雪上加霜，外交也陷于困境（正如前文所说），金正恩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战略伸缩空间大为减少，因此急匆匆派遣心腹访华，意在打消中国的疑虑，稳住中国，并突破自己面临的困境，巩固执政地位。

在此期间，中国的影响力毫无疑问会得到增强，从根本和长远角度来说，朝鲜更无法摆脱大国的决定性影响，它自主决定朝鲜半岛未来的梦想很难成为现实。不过，我们也不能对此过于乐观，因为一旦朝鲜局势改善，不排除它会重施故技，继续玩弄两手战略，诱导大国在朝鲜半岛争权夺利，自己从中渔利。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手法越来越难以奏效，在中国改变对朝政策的情况下。它充其量只是昙花一现的“成果”，成为独裁者脸上涂抹的金粉，然而它们迟早会变成碎屑随风飘舞，直至不知所踪。

第五篇：学习成绩究竟有多重要

学习成绩究竟有多重要

——来自麻省理工留学生的惊人反思

在大多数中中国父母的眼里，孩子的学习成绩似乎比什么都重要，但真的如此吗？朋友的孩子十多年前在麻省理工学院留学，毕业后一边工作一边修了个MBA学位，后来在一个世界顶级的IT公司工作，当时在周围中国人圈子里轰动一时，亲朋好友都觉得她很能干。但每当别人当着她的面表示要让自家孩子以她为榜样时，她都露出哭笑不得的表情。一次过节聚会，她讲了她自己对于子女教育的一些反思。

她说从小学到高中，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她的学业成绩都是全校第一，在麻省理工学院时也是处于上游。但是工作以后，她是同学中最不起眼的一个，属于在事业上没有什么成绩可言的人。同学中有大牌律师，有州众议员，有公司CEO。有个同学毕业后就冒险加入一个才组建的小公司，后来成为千万富翁。而同学中有几个华裔孩子在校时学业优异，努力踏实，智力超群，可大学毕业后这些同学都是规规矩矩的打工族，就职于大公司，后续的事业发展普遍不如美国同学。

反思自己的成长过程，她认为我们的文化中对孩子的培养有误区。因为父母在她小时候就看重她的学习成绩，所以她也把取得好成绩看得极重，每次考试她都特别紧张，怕出错，这种情形后来就发展成了谨小慎微的性格，做事求完美而缺乏冒险精神。

刚毕业的时候，她曾到谷歌公司应聘，当时它成立时间不长，急需人才，虽然她敏锐地感觉到了搜索领域的前景，但求稳的心态让她最终还是选择了另外一家已闯出名牌的大公司。她的同在硅谷工作的美国同学当时极力劝她选择谷歌，说如果以后这家公司不行了就再找工作好了，实在不行还可以回学校读个硕士，有什么好怕的？可她就是没敢冒这个险。现在谷歌的成就有目共睹，如果她当初选择留下来。。。

她说实际上他们家现在的收入也算挺高，但她有钱自己不会花，觉得只有工作才是正经事，其他的都是浪费时间。这就是小时候形成的只有学习才是正经事的观念的后遗症。她没有什么兴趣爱好，作为一个人，她觉得自己的生活太单薄、太谨小慎微、太没有色彩，她绝对不要自己的孩子再像自己一样，要让孩子尽情地玩，将来有兴趣有能力就上名校，否则就算。重要的是孩子要快乐、身心健康，对自己有自信、对生活有热情。

在中国父母眼里，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孩子上大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家长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孩子的学习成绩和进名校相关的活动中，而其他很多方面被忽视，特别是孩子的自我认同感、自信心、冒险精神、不畏失败百折不挠的精神和勇气、享受生活的能力等，这些是她和美国同学相比缺乏的。事业都是在大学以后建立的，名校招牌在找工作时有点用处，后来很快会被工作经历所取代。一个人若想取得成功，性格的培养非常重要，超过上名校。记得一篇文章说过：小学重态度，中学重品行，高中重品质，大学重成绩，将来重选择，不可颠倒，因为教育没有回头路可走。在这方面，家长的教育、引导很重要。这位麻省理工学院留学生的经历，值得我们关注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