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现象的法社会学分析（共5则范文）

第一篇：社会现象的法社会学分析（共）

社会现象的法社会学分析

最近网络上比较受人关注有一则关于死磕派律师的话题。

死磕派律师是一群律师抱团借助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凭借自己庞大的粉丝团和自己的影响力加强舆论对法庭的监督，迫使法官对因为强大的社会影响力而做出的一些让步与妥协。死磕派律师不是传统上在法庭上与控方的直接较量，而是转而与法官进行对抗。打破了控、辩、审平衡的三角关系，使法官与检方站到了一起。

一个律师为什么敢于贸然去挑战法官的权威，在于他们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使社会公众提高对案件的关注度，披露法庭上的一些不合理甚至不合法律程序的现象，对法官进行强大的舆论监督。

第二篇：分析社会现象

(一)好的现象——爱心大姐等

帽子：对于这个现象，我有以下几点看法

首先：肯定这个现象是好的，并且发散描述现象怎么个好

其次：这个现象对于我们今后的工作和生活有什么启示和意义

第三：我们应当深刻挖掘这个现象背后的含义，作为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应该怎么样鞋子：总而言之，我们要发扬这个好的。

(二)不好的现象——贪污腐败等

帽子：这个现象在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而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此有以下看法首先：否定这个现象，可以强调是个别现象，也可以说这个现象广泛存在其次：这个现象的产生有其背后的根源，可以阐述根源，并且深刻反思

第三：要消除这个现象，政府主导，全社会动员等等方案

鞋子：对于这个现象，我们党和政府已经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相信可以消除这个现象。

(三)可评论的现象——超女现象等

帽子：这个现象是一个新兴的现象，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应当辩证的看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将好的描述描述，这个是值得提倡的从消极的方面来看：这个现象也存在什么影响，这个需要否定

鞋子：对待这个现象，我们既不能光看到好的，也不能只看到消极的

第三篇：法社会学典型案例分析

摘要：在当今网络和媒体发达的时代，对有法律意义的典型事件作社会学分析，对中国法治建设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关于轰动一时的肖志军、李丽云事件，苏力教授曾作过详细分析，但从法律社会学层面上看，并不成功，在其论证的经验起点、论证过程和论证结论上都存在诸多问题值得法学人去批评、思考和检讨。

一、起点：事件的回顾与再梳理—什么才是真正的问题自身逻辑、社会情怀和社会共识

韦伯指出：“社会科学产生于对实际问题的关注，而且还受到人们所要实现的社会变革愿望的刺激。” [3]同理，肖志军、李丽云事件作为一个“实际问题”确实给我们提供了对法律问题进行社会学意义上的认识、分析和探讨的一个生活标本，我们于其中观察社会各群体的生活状态、抽出社会关注焦点、寻找法律在适应层面上的漏洞、整合社会大众对法律规范的各种主张，这是社会学分析的基本程序和方法。同时，法律社会学意义上的分析必须克服那种拟定片面事实、局限于单一范畴和方法、预定价值倾向、偏重单方利益的做法。这又如韦伯所说：“某个具体的‘结果’的原因必须从总体条件中去寻找，因为它们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而不是别的方式‘共同起的作用’(act jointy）才形成某种结果的。”

[4]

因此，对肖、李事件来说，它撩起人们内心激情的起始点，以及由此带来的对法律关注、批评和修法建议的各种社会声音、社会背景是我们首先必须面对的，这是我们立论的基础和“总体条件”。

（一）成为公共事件的起因：一尸两命—又一个秋菊式的困惑

肖、李事件中的“最简单的‘可靠的感性’的对象”是什么呢？，那就是本事件中由于医方缺少“临门一脚”，坚守“非签字不手术”的规则，导致李丽云及其婴儿非自然的、非不可抗力的死亡，这无疑是整个事件的起因

[6]

[5]，是生命的逝去让人伧然落泪而奋笔疾书。

法律人不能有半点轻视这种普通人情感的倾向。这种情感的基础聚合力是强大的。首先，这里的权利关注是具体的，李丽云母婴有血有肉、活生生的存在，而非杜撰的“理想的生命体”，所以不存在苏文指出的什么抽象的自由主义和权利口号；其次，现代社会的人本主义水平使我们在面对任何个体生命时，能回到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这样一种彻底的人文境界，李丽云母婴的生命是“值钱的”，所以有理由认为规矩应让位于生命而不是相反 [7]。可以说，即便李之死是“一件事”意义上的（下文将说明肖、李事件在中国不是孤立的），它也未必没有让人反思的价值。

更有社会性意义的是，李丽云母婴之死这个事件不但有足够的论题聚合力而且还有足够的论题散发力。首先，尽管有个人的特殊因素，但肖、李二人相对贫困的状况与民工身份，难免不让人联想到如“同命不同价”案中农村户口方的吃亏、孙志刚案中孙本人的卑微地位造成的惨剧等。在这些事件中，社会不断暴露自身的法律公正问题，这也造就了当事人的弱势地位与媒体关注程度成正比关系的奇特社会现象，中国的人本主义精神也许正是通过这种

途径得到塑造。再则，中国古来就有的濡弱谦下的“民情之常性”，在当今社会这也应该是我们法律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价值关怀。

其次，肖、李事件还直接或间接反应出当今社会不平衡的医患关系和强弱关系

[8]，既即使假定本事件中医生有足够多的如苏文所说的善行如免医疗费、多次规劝肖本人，也实施了许多救治行为等，但人们还是不得不问：肖志军拒签时的无知和心理变态难道只是肖个人的性格使然吗？肖志军对医院的不信任是偶然的吗？管理部门简单一句“非签字不手术”中就没有权利与权利的异化内容吗？

[9]

可以说是本事件中的特殊原因与一些社会普遍原因共同造成了李式死亡惨剧。也可以说社会底层长期存在的医患紧张关系在肖、李事件中得到一次放大并有点变形的重现。

（二）关注焦点：制度修正—起因后的激情理性

尽管面对的是真实的一尸两命，也尽管有很多弱者的情怀和社会不平的愤慨。但大多数人也看到了现有制度框架内医方的合法性和无奈性

[11]

。甚至人们很同情医方在规则与社会舆论之间两头受气的尴尬。人们真正想讨伐的是用生命换守法的笨拙的法律制度。所以，人们在哀叹和挽惜之余并没有太多停留在对医方的责难之上 制度性问题，也就是“合法制度杀人”问题

[15]

[14]

[13]，而是更多地思考与追问

。进而想到的是制度修改和完善问题。

社会大众的“人死而思变”的心态表面上看是由一种低层而粗俗的人情关爱和内心情感所驱动而形成的，但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认为这是没有法律素养的感情用事那就大错特错了，只要我们去仔细搜集和整理，很多批判和愤者的话语之下隐含的是诸多理性，是激情表达着理性而不是相反，借用马克思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在同这种制度进行斗争当中，批判并不是头脑的激情，而是激情的头脑。”

其实，社会的理性反思之网是完整的。意欲修正制度的激情之维又涉及到能给法律人带来诸多有价值、多层次、多方位的社会性思考，提出了一整套社会与法律方面的系列问题，并不是苏文所轻描的“看似深刻”那样简单。如：救人的最高宗旨与条条框框的规则限制之间的关系如何（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现实生活中特殊领域内医患关系只是一个简单的合同关系吗（社会关系对法律关系的诠释）？肖志军的性格是怎样的环境中形成的（个人与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能否让医生既遵守法律又能救人之命（法律的普遍性与事实的特殊性之间的调和）？悲剧之中是否有医患互不信任的社会根源（法律事件的社会实质）？

[16]

总之，悲情的刺激、激情的呼吁、理性的思考与合理的建议大致构成了人们对此事件的社会反映之链。社会公众对本事件的判断、认识和态度在某些法学家看来也许是“山寨版”的，但也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搬运工和哲学家之间的原始差距，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造成的”。要真正从问题自身出发，让制度回应社会生活，那也就有了一个“回归原始”的过程，即要紧贴社会的常理、常情和常识。而在这方面，一般社会大众的发言水平也许并不比专职法律人差，只不过是“分工”不同罢了。

（三）法律人的接棒

总之，上述材料的梳理表明：从李丽云母婴死亡的社会悲情开始，到最后修改现有条规的方案的提出，这就是一个正常的“问题自身逻辑”，不但其社会情感的基础是牢固的，社会因素的考虑是充分的；而且法规的修订和反思的思路及具体内容也是符合正常法理逻辑的：它是在不根本动摇现有的“签字手术”制度前提下，以有限的自由法学思想渗入到我国现在在总体上尚属概念法学范畴的制度中去，以部分实质推理方法补充整体意义上的形式推理方法。所以，社会多元性话语中隐藏着的是一致性和连贯性极强的“总体条件”。

结语

笔者在论文写作结束之前还有二件事要交代，这可让大家来进一步思考本文提出的问题。一是惊闻已经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讨论的《侵权责任法》（草案）中就有：“抢救危急患者可不经家属签字”的相关内容。据有关报道相关专家提出该条款的动机就来源于“孕妇拒签事件”等社会实例和相应的大众呼声[36]。看来，社会的努力迟早会见实效的；二是最新的调查表明：医方在李丽云就诊过程中并不是“尽了最大努力”和实施了“无可挑剔”的救护行为，相反他们对李丽云之死负有很大责任。同时，肖志军之所以会拒签，原因也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和深刻性经常要远远超出学者所能想到的范围。

参考文献： 费孝通：乡土中国

2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3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

4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法律的文化解释

5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 6王铭铭等：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

第四篇：法社会学教案

法社会学教案

第一编 法社会学基本理论 第一章 法社会学导论 第一节 法社会学的概念

一、法社会学的概念

法社会学是研究法律与社会相互关系，兼具法学与社会学知识与性质的交叉性学科，是法学与社会学结合的产物。

二、法社会学的框架

按不同的学术传统，对法的分类有以下观点： 法人类学的观点：国家的法与非国家的法 法律多元主义的观点：政府的法与非政府的法 法社会学的观点：书本上的法与行动中的法 第二节 法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历史发展

一、法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研究法律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及其过程。（不同观点：研究社会中的法。法的产生过程和社会效果）法学研究三方面：第一，法的必然性（规律）（法哲学）

第二，法的应然性（价值）（法哲学）

第三，法的实然性（法律规定的静态研究）（狭义的法理学）

法的实然性（法律运行的动态研究）（法社会学）法学知识形态的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法哲学、法理学、法社会学（理论法学，共时维度）第二层次：部门法学（实用法学，共时维度）第三层次：法史学（历时维度）

二、法社会学的历史发展

法社会学的产生：

1、社会背景。19世纪末期，为缓和垄断资本主义出现后趋于激化的社会矛盾，西方国家需要以政治和法律的手段干预社会和经济生活，出现了大量的社会立法。如劳工法，最低工资 1 法，环境保护法，住房法，公共交通法。法律作为实现目的的手段被提出，并在社会关系中被研究（法的社会化）。

2、理论背景。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其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向社会学、法学渗透。宗教、信仰逐渐被科学、理性取代。

3、主要代表人物：

奥地利埃利希，法社会学奠基人之一，1913年著《法社会学基本原理》。主要观点：“活法”；

德国韦伯，使法社会学体系化的第一人，1921年著《经济与社会》。主要观点：法是依靠强制人员的一种秩序；法有四种类型：实质的与形式的合理与不合理。第三节 法社会学的学科特征

一、历史主义

考察法律的起源、变化过程，预测法律发展趋势（从历史看现在）

二、工具主义

法是实现社会目的的工具

三、反形式主义

法律现实主义，考察法的实际运行状况

四、多元主义

除国家法以外，法律还有其他形式 第四节 法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一、法社会学范式

范式（paradigm）指一定时期内，科学研究共同体成员在进行常规科学研究过程中所共同遵循的规范、理论与方法论模式。

四种范式：

行为主义范式：通过对法律行为的研究（观察、测量、分析）认识法律现象，强调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经验主义，从现在看过去）

功能主义范式：研究法的社会功能及其自身内部的功能。

冲突理论范式：认为冲突是社会的常态，法是社会冲突的产物。通过研究法在社会冲突中的作用，法控制、缓和社会冲突的方式、过程，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来理解法的价值。

建构主义范式：认为人们的实践过程，既是制订、实施和遵循法律的过程，同时又是法律意义建构的过程。日常生活是分析法律与社会关系的切入点。

二、法社会学研究过程

1、研究的逻辑过程

理论（问题）----假设----操作化----检验----理论

2、法社会学解释

指发现法律与社会关系的理论问题，用经验材料加以证明和解释。在此过程中需要理解和掌握的几个概念：

概念：把同一类现象和过程以及共同特征抽取出来加以概括。包括实体性概念和非实体性概念。

变量：含有数值变动的量。用以事物或现象之间的关系。如犯罪率（因变量，要解释的事物或过程）、教育水平（自变量，要解释的事物或过程的原因）

假设：预设的变量关系和尝试性解释。两种假设：研究假设（要验证的假设，证实）和虚无假设（证伪）。

变量测量：通过指标衡量和分析某一现象或过程的特征和变动情况。假设检验：根据抽样调查的样本统计值对假设加以验证。

3、研究阶段

提出和界定问题；回顾别人的相关研究；进行研究设计；收集资料；整理和分析资料；解释从资料中获得的发现；得出结论；发表或出版研究成果。

三、法社会学的具体研究方法

调查研究法。向研究对象系统询问社会背景、态度和行为，以发现社会现象和过程的原因或影响因素的方法。

实验法。在控制某些条件的情况下研究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方法。观察法。有目的地、系统地对研究的变量的变动情况的观察和记录的方法。个案研究法。对单个的个人、机构或团体进行的案例式研究的方法。

历史比较法。对同一事物或过程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出现状况进行比较的方法。

第九章 行动中的婚姻法

第一节 结婚的法律要件与社会预期

一、结婚的法律要件

结婚的法律要件指法律规定的结婚条件及不得结婚的情形。

1、性别 异性，同性

2、主观意识

自愿。对自愿的理解

3、年龄

最低年龄，晚婚年龄

4、行为能力

性能力，其他疾病

5、不得结婚的情形

血缘关系，疾病

二、事实婚絪

事实婚姻是相对于法律婚姻而言的，指夫妻双方未按法律规定进行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关系同居的婚姻状况。

事实婚姻的产生原因：

缺乏法律意识，民间习俗的影响，政府服务和管理的缺失。

我国1980年婚姻法对婚姻的无效或撤销未做明文规定，2001年婚姻法修订以后，强化了程序上的实质审查登记要件，即如果没有办理登记手续，即使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多年，法律也不承认双方的夫妻关系。但同时新修订的婚姻法又增加了补登记制度，为那些共同生活但没有结婚登记的男女双方提供了一个补救的机会和措施，使双方能够更好的得到法律的保护。随后为了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那些诉讼到人民法院要求离婚且又坚持不办理补登记手续的男女双方的共同生活状态应如何认定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五条作出了专门的规定：“未按婚姻法第八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离婚的，应当区别对待：

（一）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自理；

（二）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后，男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在案件受理前补办结婚登记；未补办结婚登记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

结合现行婚姻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可以看出我国在一定的范围内承认事实婚姻的合法性。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认定构成事实婚姻的截止时间是1994年2月1日，在此之前男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法律给予应有的保护，而不问双方共同生活 的时间长短，也不论双方共同生活初期或者某个阶段中可能还不完全符合婚姻关系的实质要求等情况的存在，只要在1994年2月1日这一天之前具备了结婚实质要件的，都可以认定为事实婚姻。在1994年2月1日之后，如果没有办理婚姻登记，则不再是事实婚姻，除非是男女双方补办登记手续，否则当事人基于婚姻而产生的合法权益就得不到法律的保障。

三、结婚要件的社会评价

1、同性婚姻问题

2、婚龄问题

3、血缘关系对婚姻的影响

4、疾病

第二节 离婚的法律要件与社会预期

离婚的法律要件指法律规定的离婚条件。

一、离婚的法律要件

1、感情破裂

2、对感情破裂的认定

《婚姻法》（修正案）第32条所列举了五种具体的情形是：

1）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家庭暴力、虐待、遗弃行为中，受伤害方在婚姻家庭关系中往往是弱势一方——妻子、未成年子女、老人，如果发生在夫妻之间双方更是有长期积怨，很难和好。一方要求离婚的，如不及时处理可能对受害一方极其危险。在判决离婚前，要做好坚决不离一方的工作，以防不测。

2）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所谓“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最高法院2001年12月24日公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界定为：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住。

在处理此类案件时要正确处理好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一方面不以不准离婚惩罚有过错一方，同时应通过调解、判决等审判活动，加强道德教育，对错误思想和行为予以道德上的谴责。对第三者可建议有关组织对第三者予以适当的行政处分。

对确实已经死亡的婚姻，在做好无过错一方思想工作得基础上判决离婚。从长远来看，这对解放当事人自身，促进社会安定团结，预防矛盾的升级、犯罪都是有利的。

3）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对这一类案件，首先应教育帮助有此恶习的一方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改正自己的行为，多关心家庭、承担家务、照料子女。其次要动员另一方给予关心和帮助，促使双方和好。对少数夫妻积怨太深，被告恶习屡教不改，双方关系极为恶劣，确实不堪共同生活的，应准予离婚。

4）因感情不和分居满2年的。夫妻因感情不和长期分居，双方没有共同的生活，互不履行夫妻之间的义务，使得夫妻关系实际上名存实亡，因此夫妻分居2年标志着夫妻关系破裂。所谓分居，是指夫妻人为中断相互之间的共同经济生活、性生活和互相扶助、精神抚慰。

5）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宣告公民失踪，是指公民离开自己的住所下落不明，经利害关系人申请，人民法院经法定程序寻找仍无音讯的，宣告该公民为失踪人。

夫妻一方失踪，客观上已经不履行自己对家庭、对子女、对配偶的责任，维持这种婚姻关系对另一方已无实质意义。因此法院判决解除失踪人的婚姻关系，对及时有效保护婚姻关系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保护有其他利害关系当事人的合法利益，稳定家庭秩序与社会秩序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除了上述5种具体情形外，为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修改后的婚姻法规定了弹性条款，即《婚姻法》（修正案）第32条第2款：“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此外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方式指出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时，对符合“应准予离婚”情形的，不应当因当事人有过错而判决不准离婚。

根据上述规定和要求，确认感情是否破裂，除了列举的5种情形外，还应从下面几方面入手，全面分析、判断：

1）全面分析方法。认定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应用全面分析法与具体理由相结合之方法。全面分析法即在调查研究之基础上对夫妻感情进行全面综合之分析，从婚姻关系的4个层面来进行分析评判。（1）看婚姻基础。婚姻基础是双方建立婚姻关系时的感情状况和相互了解的程度。它是缔结婚姻关系的起点，对婚后感情的建立、矛盾的化解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看婚姻基础就是要了解双方认识的方式、结婚动机及目的。一般而言，婚姻基础好，婚后感情容易融洽，即使产生了矛盾，消除矛盾维持婚姻的可能性也大。反之，婚姻基础差，婚后难以建立起真正的感情，出现矛盾，就难以调和。（2）看婚后感情。在分析婚后感情时，应联系婚姻基础，分析夫妻婚后感情发展变化，判断双方的感情发展方向。（3）看离婚原因。离婚原因是原告提 出离婚的主要依据，也是原、被告在诉讼过程中争执的集点和核心。双方为争取胜诉，常掩饰其离婚的真实动机、扩大事实甚至捏造事实。在分析离婚原因时必须注意查清离婚的真正原因，分清是非、明确责任，正确判断夫妻感情破裂的程度。（4）看夫妻关系的现状及有无和好可能性。在上述三看基础上，进一步透视夫妻关系现状及把握各种有利于夫妻和好的因素，对今后双方关系的发展前途作出预测。

上述四个方面相互联系，是完整的认识结构与整体。因此在认定夫妻感情的问题上，不仅要看到夫妻感情的过去和现在，并且要对夫妻关系前途有所预测。

如夫妻感情尚未破裂，有和好希望，应加强调解和好之工作，即使调解无效，也不准离婚；如夫妻关系确已完全破裂，和好无望，无法调解和好又不能达成离婚协议，应做好不离一方的工作，准予离婚，同时应对子女的有关问题作出妥善安置。

2）参考最高法院1989年有关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于1989年11月21日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中所列举的14种可视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形，凡与《婚姻法》（修正案）没有冲突的，依然有参考价值。即：

1．一方患有法定禁止结婚的疾病，或一方有生理缺陷及其他原因不能发生性行为，且难以治愈的。

2．婚前缺乏了解，草率结婚，婚后未建立起夫妻感情，难以共同生活的。

3．婚前隐瞒了精神病，婚后经治不愈，或者婚前知道对方患有精神病而与其结婚，或一方在夫妻共同生活期间患精神病，久治不愈的。

4．一方欺骗对方，或者在结婚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结婚证》的。

5．双方办理结婚登记后，未同居生活，无和好可能的。

6．包办、买卖婚姻，婚后一方随即提出离婚，或者虽共同生活多年，但确未建立起夫妻感情的。

7．因感情不和分居已满三年，确无和好可能的，或者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又分居满一年，互不履行夫妻义务的。

8．一方与他人通奸、非法同居，经教育仍无悔改表现，无过错一方起诉离婚，或者过错方起诉离婚，对方不同意离婚，经批评教育、处分，或在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过错方又起诉离婚，确无和好可能的。

9．一方重婚，对方提出离婚的。

10．一方好逸恶劳、有赌博等恶习，不履行家庭义务，屡教不改，夫妻难以共同生活的。

11．一方被依法判处长期徒刑，或其违法，犯罪行为严重伤害夫妻感情的。

12．一方下落不明满二年，对方起诉离婚，经公告查找确无下落的。

13．受对方的虐待、遗弃，或者受对方亲属虐待，或虐待对方亲属，经教育不改，另一方不谅解的。

14．因其他原因导致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

外来干涉

二、同居关系的解除

同居关系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同居关系指一种共同生活、共同居住的事实状态。狭义上的同居关系指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双方形成的同居关系。在同居关系中，男女双方共同生活，共同进行家庭生产、经营，生儿育女，已经形成了非常紧密的人身和财产关系。这种关系一旦破裂，便涉及到财产分割及子女抚养问题，因此需要法律对其进行调整。

1、比照事实婚姻的处理

2、单纯的解除（不涉及对财产、子女问题的处理）

3、财产的处理

彩礼的返还问题

4、子女抚养权的处理

5、对男方诉权的限制问题

三、离婚损害赔偿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指配偶一方违法侵害配偶他方的合法权益，导致婚姻关系破裂离婚时，过错配偶对无过错配偶所受的物质和精神损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法律制度。2001年4月28日公布施行的修正后的婚姻法新增规定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该法第46条规定：因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而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这适应了我国新形势下调整离婚关系新情况的需要，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有利于维护合法婚姻关系，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制裁过错方的违法行为。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确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反映了婚姻义务的本质要求，明确了婚姻当事人所承担的婚姻义务和道义责任；它为婚姻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保障，有效地抑制了重婚、姘居等违法行为，并进而达到了维护婚姻家庭稳定和社会稳定的目的；它完善了立法，使婚姻法能从不同的角度对侵犯婚姻权利的违法行为进行调节、规范和制裁，使我国的离婚立法更具科学性、可操作性，并与国际社会的立法相接轨。

离婚损害赔偿民事责任的构成须同时具备有法定违法行为、有损害事实、有因果关系、有主观过错等四个要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对违法行为和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予以推定。

离婚损害赔偿作为一种民事责任和离婚救济措施，主要功能在于填补损害，精神慰抚，预防和制裁违法行为。

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原因包括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而导致离婚等。

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限于无过错配偶。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法律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讨论越来越多，一时间走向“全球”还是回归“本土”成为判定学术倾向和划分学派的基本标准。对此事关法治发展路径和战略性研究方向的重大问题，不可不仔细省察、慎下结论。

一、全球化时代与法律全球化理论

所谓的“法律全球化”现象，乃是经济全球化和公共事务全球化发展到相当阶段的产物，是在世界范围内呈现出的不同国家和地域间法律交融发展的趋势。它主要表现为：(1)越来越多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超国家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积极介入国际社会的共同事务，在实际上创造和发展着一种崭新的、不同于传统国家法的新规则和新秩序；(2)伴随着科技全球化出现的产业化、标准化以及经济政策的跨国界协调等，法律规则逐渐超越一国官方政策干预而出现日益全球化的趋势；(3)人权、环保、生态甚至体育等问题日益具有国际意义，推行民主化和政治自由、提倡人权保护、打击跨国犯罪以及加强各国司法的交流协作等等，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总而言之，法律全球化可以被理解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经济领域呈现出的一系列超越任何国家、政府控制范围，并在文化、法律及政治领域引发相应变革的现象或过程。

法律全球化的根本特征是“非国家化”(denationalization)，即这种“全球化”已经不同于近代以来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化活动及过程，而是在民族国家的主权性、自主性及其巨大权威日趋减弱，并相对失去其主导作用这样一种高度矛盾和高度分离的状况下，法律服务于“无经济边境”的全球统一大市场的需要，出现某种超国家的影响及后果。传统的民族国家的主权性、自主性及其所拥有的巨大权威趋于减弱，国家概念、主权概念以及国内法关系根本改变或重新被诠释，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的性质及其意义。总而言之，法律的非国家化、多元化和国际一体化、标准化，再加上社会转型、信息化、网络化等其他因素，就为全球性法律现象成为当今世界法律发展的主要趋势以及法律与全球化研究课题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就法律与全球化问题产生的原因及背景，欧美学者达成了学术上难得的一致，即：法律全球化不是一个争议中的问题，而是一个现实，是切近而必然的真实状况。法国著名刑法学家、人权学者米哈伊尔?戴尔玛斯-马蒂教授认为：“法的世界化已不再是一个人们是否赞成或反对的问题，而是因为事实上法正变得越来越世界化。当然法的世界化还是局部的、时断时续的，而且通常是各式各样的危机引发了法的世界化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标志着法律世界化进程的开始；亚洲金融危机也许会对经济法领域的世界化助一臂之力；而皮诺切特案件则会加速常设国际刑事法院的诞生。”欧洲人的观点得到了大西洋彼岸的有力回应。当有人向曾因撰写过《法律与革命》、《法律与宗教》而获得世界声誉的美国法学家伯尔曼(Harold J.Berman)提问说：“法律全球化的时代真的已经来临了吗?”“在即将来临的新千年中，人类的法律和社会将有哪些改变?”时，他指出：“随着新的千禧年的来临，一种新的法律传统——世界法传统——正在形成，它是融汇世界东西南北各色各样文化的不同法律传统而成的，因此将有助于建立世界秩序和世界司法制度。全球数以百万计的人正投入到形形色色的跨国经济活动和社会交往中，他们之间有各种合约上和其它法律上的关系，上述的世界法传统已见于这些关系中。一场赋予正在出现的世界法传统具体形貌的革命已经在进行。两次世界大战和世界共产主义兴起是它动荡的第一时期。它第二时期的表征，则是国际共产主义没落和种族民族主义卷土重来，然而部分的旧潮流反复并没有妨碍世界经济和世界经济法体系的发展。现阶段的运动则致力创造一套世界法(world law)，其内容已不限于经济法，而包含诸如世界环境法和世界人权法，这是这场革命第三时期的特征。”

上述欧美主流学者持有的激进法律全球化观点，其主旨就是认为经济全球化将必然带来法律的全球化，全球范围的法律理念、法律价值观、法律制度、执法标准与原则的趋同化势在必然。在经济上，全球贸易规则的日趋统一，被看作是经济全球化的制度性功能及其必要条件，WTO(世界贸易组织)、WB(世界银行)、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近半个世纪以来制定和不断修改的一整套运行机制和规则，是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支柱和法制架构。在政治上，全球民主化浪潮、人权的国际保护以及超国家联盟(如欧盟)的巩固和发展等，促进了国际政治联系更加紧密和一体化。在文化上，先进的通讯和信息网络传输技术以及贸易、服务、投资和人员流动大大缩短了时空，把全人类史无前例地拉近并连结在一起，这种现实催生出“寰球一村”的全球意识和文化。因此“从更为根本的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法律文化趋同的时代，即随着时间的流逝，法律制度变得更为相似。法律文化，即不同国家的公众对法律的态度也必然如此。趋同反映了经济的相互依赖，以及世界文化的融为一体。

二、民族文化传统的多元性与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法律

如果说激进的法律全球化论者鼓吹的世界法治的前景，就是全球分散的法律体系向全球法律一体化的运动，或者全球范围内的法律整合为一个法律体系的过程。那么，与此相反，法律本土化论者则重申任何法律都是“地方性”的和“多元性”的，无论在历史还是实践之中，均不存在也不可能真正实现所谓法律的“统一性”和“普适性”，那种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宏大叙事”般的现代法律传统是启蒙理念的虚幻构造。因此，就法律或者法治的历史命运而言，世界法律文明的多元存在才具有最终的合理性或者必然性。依笔者所见，法律本土化理论近年来日益受到重视，除了社会和国家法制建设的实践需要外，主要是受到了近代的历史主义法学、二战以后的法律与发展运动(特别是其中的法文化研究)以及最新流行的后现代法学的滋养。

各民族文化传统对法律制度有着深远的影响，这早已是学者们的共识。孟德斯鸠是最早关注历史文化因素对法律之影响作用的法学家之一。他指出，一个现实社会中的法律并不是一组普遍有效的分类原则，而是特定人们的文化的组成部分。法律与国家政体、自由、气候、土壤、民族精神、风俗习惯、贸易、人口、宗教都有关系。既然法律是它赖以存在的文化的一部分，不同的(民族)文化决定了不同的法律的存在，那么，就很难想象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能够轻易地移植到另一个社会，认为法律的普遍移植以及法律的世界化(全球化)从根本上说就是不可能的。德国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萨维尼则认为，法律制度是特定时代特定人们文化的一部分，它的发展依赖于民族精神。“法律如同一个民族特有的语言、生活方式和素 质一样，都具有一种固定的性质，这种现象不是分离地存在着，而是与一个民族特有的机能和习性，在本质上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具有我们看到的明显的属性。这些属性之所以能融为一体是由于民族的共同信念，一种民族内部所必须的同族意识所致。”“法律随着民族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民族的力量加强而加强，最后也同一个民族失去民族性一样而消亡。在萨维尼的眼中，历史是不能切断的，民族文化的传统必不可丢弃。那种“只相信普遍适用的自然理性，不顾各民族具体历史情况及其差异”、仓促制定全德民法典的建构主义主张，只能是一种法律的“幻想”。

建设“现代法治”成为以世界各国竞相效仿欧美国家的新一轮国际化浪潮的基本目标和神话。人们相信，世间确实存在着一些普遍的、永恒的关于法律的原则和原理，这些原则和原理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可以解决一切现实的、具体的问题。这样的现代法推广运动尽管在日本、香港等少数国家和地区取得了部分成功。但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法律移植却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冲突和问题。)秩序是在社会中形成的，是人们在自身的行为方式变化后相互间的预期和行为方式的磨合。正是基于这种进化理性主义的确信，一些人类学者和社会学者，诸如克利福德•吉尔兹、根特•弗兰肯伯格、格雷•多西、罗伯特•塞德曼等通过对世界文明的边缘(亚非拉的原始文明)地区进行法文化状况的调查研究，从而认定法律在其基本意义上，乃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进而多元法律共存以及对法律的“语境思考”和“文化解释”成为法学研究的基本主题。法律本土化理论在近年来的兴盛还与蓬勃发展的后现代主义思潮(Post-Modernism)密切相关，后者是前者的理论利器，前者则为后现代主义找到新的论说领域。(注：一般说来，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左右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一种泛文化思潮，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它以西方国家二战后进入所谓“后工业社会”的社会转型为历史背景，对西方近现代主流思想文化进行解构、批判、怀疑，表现出强烈的“反叛”倾向。其基本立场和方法渗透到法学领域后形成诸般“新说新论”。诸如法律解释学、批判法学、系统论法学、制度法学、女权主义法学、生态法学、种族批判法学、法律与文学等，通常又被称为后现代法学。)这样的后现代法学，主要有如下观点：其一，现代法治体系作为一种启蒙主义的主观创造，之所以将世界范围内的其他种种“地方性”法律形态取而代之，拥有全球法律话语的某种“霸权”和应然地位，关键在它的“暴力性”，而不是它的“真理性”。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欧工业文明的崛起，具有鲜明地域色彩的罗马法传统和西方法治观念与其坚船利炮以及“福音”传教士一起，“征服”了世界的大多数地区。表现在社会政治统治方面，就是“法治”一词的崇高化和必然性化。“走向法治”成为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唯一选择。尽管这种选择也有其合理性，却也不能因此证明它有超出其他类型法律的 先天优越性或科学性。其二，现代法治观是一种建构主义的法治观。无论是自然主义法学还是实证主义法学，都确信人类共享着或理应共享着一种全球普适的法律观，强调全球法律趋同的重要性和必然性。尽管找寻各个文化体之间普遍存在的价值，并以之为基础促进彼此的交往和沟通是社会的内在需要。但过分强调法治的普遍性，就可能漠视甚至扼杀特定区域法文化的多样性和合理性，进而用僵化代替活泼，用单一取消丰富。事实上，无论是法的理念、原则还是程序、规范，它们都只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一种认识论框架，都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是历史地被规定的东西，根本不是什么本质不变的东西。法律上的多元性、非同一性是生活世界的本来状态，法律从来都是不确定的，也绝非“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固定规则体系。然而，普适主义法律观却轻易抹煞了这种实际生活世界的非同一，将文明多元状态解释为人们启蒙程度的不同以及文明进化程度的不同，表面上似乎认可法律的多元性，实际上却隐含了对形而上学的偏执与辩解。这种基于因果论和线性进化论的法哲学研究范式或“法律发达史”阐释，只不过是理性主义的历史统一性预设，而不是历史本身。其三，现代性的正统法理学将法律塑造为一元化的规则体系，或主权者意志的统一体，即试图将法律文本编织成一个无缝之网，其中不断产生和重复权威的平衡。而后现代法学则主张法律是“地方性”和“多元性”的，不存在法律的统一性和中心性；提倡不同话语、文化间的平等对话，提倡一种国家法与民间习惯的相互宽容和自主创造的精神；保护那些处在权力边缘或社会底层的人的基本权利要求等等。

显而易见，与现代法治理论高歌猛进式的一元论和普适主义相比较，后现代法学看到了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提出法律文化的地域性与多元化，主张“多元的社会，多元的法”，应该说是有其合理性的。故此，如欲推动一国法制秩序趋于良善、和谐以及效率，关键并非全盘照搬“西方化”的法律概念、法律规范以及法律原则，也不在于提出多么高亢嘹亮的法制口号，或者列出什么样的立法、司法工作进度表，而是应该瞩目于解决一个个具体的法律问题，增进人们在具体社会场景中对个案处理的确定知识，在极为不同的法律语境中理解与寻求法律治理之途。正是基于这种对法制问题的“语境化”理解，催生了中国学者对所谓法治“本土资源”的强烈关注。

以苏力为代表的法律本土化论者批驳了法律现代化和法律全球化的观点，提出：“我们不能误以为现代法治必定要或总是要以制定法为中心。社会中的习惯、道德、惯例、风俗等从来都是一个社会的秩序和制度的一部分，因此也是其法治的构成性部分，并且是不可缺少的部分。”如果“立法者或法学家对理性的过分迷信，即将法律等同于立法，同时将那些社会自生的习惯、惯例、规则完全排除在外，这种做法实际上不利于社会秩序的内部生成和自发 调整。在这一进路中，社会变成一个可以仅仅按照理性、按照所谓现代化的目标、原则而随意塑造的东西。”而对于当前许多法学者言必称英美欧陆的状况，他们指出：“任何借鉴的目的只能是为了在中国的建立和确立法治，使之成为人们的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而不只是了解一点外国的情况。不能把外国的东西视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终真理或永恒真理。其实外国的东西也都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即其有效性也是与一定的时空相联系的。”客观地说，这种观点对于改革开放之初充满法律建构主义狂想的法律界和实务界而言，不啻是一剂清醒良药。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当前中国学者们主张的“法律本土化”术语在其应用层面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含义：其一，就是将理论研究的目光投射到市场经济和民间社会的实践中间，主张到中华民族的实际生活中去寻找社会和法律的关联域，侧重于研究制度的历史传承，研究由民间社会和社会公共体自发创制与选择法律的法制建设模式。他们反对脱离“本土”实际而奢谈对法治理想的理解和信仰，强调对法律规范作用的实用化理解和对本土法律资源的重视和理解，而不是简单地照搬西方法治的经验。这种“本土化”观点又可理解为学者的“法律本土化”。

其二，就是站在维护国家主权之现实合理性的基础上，主张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更加维护和强化由本国政府及其制定法体现出的法律的“国家化”。他们基于现实的主权国家立场，认为虽然全球化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是全球化并不能取代甚至消灭国家主权深刻的现实合理性。尽管人类共同利益在国际关系中的分量愈来愈重，但围绕国家利益的冲突、对话与合作，仍具有更基础的意义。国家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的功能与权威无可代替。市场经济的全球性扩张非但改变不了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多样性，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它还会加剧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贫富分化。在当下受资本控制、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基础的时代，全球化的扩展必然是通过造成中心与边缘、霸主国家和依附国家的外在不平等形成的，其后果必然是两极分化和全球范围内的不公正。因此认真考虑什么是全球化?哪种全球化?是资本主义模式的全球化，还是社会主义模式的全球化?我们是主动参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还是另辟蹊径找寻新的全球化?等问题，显得极为重要。归纳起来，这种“本土化”观点的实质乃是以国家或国家成文法为中心，由政府推进的法制建设模式，因此也可称之为国家主义的“法律本土化”。

显而易见，学者们的法律本土化观点和政府所持的本土化观点二者间存在着分析立场和研究进路的重大分歧。前者具有进化性、实用性、保守性和民间性的特点，后者则体现出建构性、权威性和国家性的特点。但毫无疑问，二者都有一定的理论合理性和现实意义。因此，在具体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法制事业的过程中，如何稳妥而积极地协调好二者间的关系，至关重要。

三、寻求全球性与本土性的最佳结合

如上所述，如果仅从字面涵义来看，“全球化”(Globalization)与“本土化”(Localization)似乎是一对相互矛盾的概念，因为全球化强调的是世界一体化的趋势，本土化则强调本地特色，具有某种脱离一体化的趋势。但实际上，地方化与全球化之间并非是一种完全对立的关系，甚至二者之间还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全球化经济的“无国界活动”和“地球村经济”的形成，对民族主权国家的主权及其法律体系提出了挑战。而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都应该采取相应的对策以确保其不被排挤出局，并在尽量使本国避免或减少损失的前提下，力求获得最大的民族利益。应该说，迄今为止，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产生、发展、变化的主要原因，相互尊重主权仍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现时代国家职能的调整并非意味着主权的弱化，二者并不是此涨彼消的对立范畴。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就认为：“即使国家的自治和作用由于超国家的趋势而减弱，也没有出现一种足够的东西来替代它，并成为回应全球变化的关键单位”(注：参见[美]保罗•肯尼迪：《为21世纪做准备》，127页，新华出版社，1994。)。

历史的事实一再表明，人类社会既有保持区域及民族特色的要求，同时也有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及相互融合的需要。数千年来，整个人类社会正是在这种相对独立性与交叉融合性共存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味地排斥外来因素的影响，无目的地维护所谓自身特色是没有前途的选择。“本土化”也不是搞闭关自守，不是小国寡民，而是在积极适应全球化大潮的前提下，尊重自己的历史传统与现实条件，建设自己的法制体系。对外开放并不意味着必然会失去自身特色。而是在深刻理解本国国情的基础上，主动出击，将随着全球化而来的外国资本、技术、思想及其法制资源择善而从，为我所用，把握好“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和契机，并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将自己的活动空间向外延伸。只有这样，才能不被全球化浪潮所淹没，并在维持生存的基础上壮大自己。

全球化的力量是强大的，但本土化的力量同样显得深厚。全球化本身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国际性标准，国际性规则规范为世界各国共同接纳和遵守，各国在接纳和遵守这些国际标准和国际规范时，又往往把它们与本国的传统和特征结合起来使之本土化。当今世界，各民族、各地方、各种非国家角色的特殊性和独立性向纵深发展，地方自治、社区运动、非政府组织正成为新的政治热点。“全球化思考，本地化行动”已成为跨国公司的普遍准则。以目前广受关注的区域一体化趋势和各种形式的地区性合作组织的建立为例，当今世界上包括发达国家 在内的所有国家也都没有坐等全球化的到来，而且在全球化趋势明朗化以前就已经感受到了来自外部的压力及未来可能出现的生存危机，既主动应对“国际法的国内化”的考验，也积极迎接“国内法的国际化”之挑战，既承认全球化的客观发展趋势，又主动出击，尽可能获得全球化时代的最佳回报。当前，以欧盟为代表的国际联合趋势日益发展，从商业贸易到经济(货币、人员、资源、技术等)一体化，从立法、司法一体化到“欧洲(联盟)大厦”在21世纪的地平线上崛起，就是在维持国家个性和促进国家联合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的结果。实际上，学者们提出法律“本土化”的用意也不在于抱残守缺，回归传统，而是主张面对当下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矛盾，如国家与社会、理想与国情、变法与守成等，更不是一味地“以外化中”，而是善待传统，并从传统出发，发现和培育那些合乎我们自己社会经济需要的法律制度，解决我们的问题，解决当下的问题。因此从有利于中国法制建设发展的意义上说，全球化与本土化与其说是对立的，不如说是互补的。

总而言之，经济(法律)全球化进程中的全球性与本土性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是一个相反相成的过程，是一个悖论，但却是一个合理的悖论。因为它既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实，又是一种合乎规律的发展趋势，同时又有利于人类社会的进步。我们既不能以全球化为由盲目“清除”我们的民族特色，也不能以民族传统和历史积淀为由去阻碍全球化的洪流，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全球性与本土性的统一、开放性与保守性的统一，而在这种统一中寻找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走向繁荣文明之途。

第五篇：社会现象考前综合分析

社会现象考前综合分析

【题目】千名工人齐声唱红歌 “从小爷爷对我说,吃水不忘挖井人,曾经苦难才明白,没有共产党哪有新中国„„”10月1日晚,在宿迁市宿城区府广场,一曲《在灿烂的阳光下》拉开了千名一线工人欢庆祖国62华诞的序幕。谈谈你对“唱红歌”的看法。

【题目类型】综合分析之社会现象类题型

【易错点】

考生容易犯以下几种错误：

其一，分析不全面。

在论证“唱红歌”的意义和价值时内容空洞，不能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对“唱红歌”进行分析，致使论点论证不充分，说理不全面。

其二，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

考生在论证时，多数同学都可以想到红歌有哪些正面意义，传唱有何积极影响，但是很少有同学能够联系到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从民生和文化建设的角度对“唱红歌”进行深层次的剖析。

【思路点拨】

这道面试题属于综合分析里的社会现象类题型，要求考生对一项政府措施发表看法，属于积极社会现象类题型。观察考生能否对问题全面、客观的提出看法和分析，从而测查考生的综合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包括观点的明确性、针对性、鲜明性;分析的深度、广度、逻辑性;表达的条理性和说服力等。

本题要求考生分析和阐述的政府提倡的“唱红歌”。在答题时，考生只要灵活运用“主体分析法”，本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如果从“红歌”这个主体出发，考生应该想到红歌本身有何特点，在现今传唱有何重要意义;如果从发起唱红歌的“政府”这个主体出发，考生可以阐述政府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如何创新方式方法，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参考答案】

千名工人齐声唱红歌 “从小爷爷对我说,吃水不忘挖井人,曾经苦难才明白,没有共产党哪有新中国„„”，老百姓真心喜欢，社会各界充分肯定，已经成为重庆人的文化自觉和生活时尚。尤其是欢庆祖国62华诞更是广受社会关注。

“唱红歌”可以唤起人们对红色历史的记忆，可以加深人们对我党历史的了解，可以带领人民重温我党救国救民百折不挠的精神，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推进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第一，红歌既是历史的产物，也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唱红歌就是唱积极健康、催人奋进的歌。

红歌是艺术，更是历史实践的真实产物。红歌不仅产生在革命年代，也产生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有着具体内容的综合艺术。红歌倡导主流价值，能净化人们的灵魂，鼓舞人们参与改革开放的热情，也给中国的文化事业尤其是歌坛带来新的气息，对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培养有着重要的意义。政法干警面试真题

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歌颂祖国的歌曲属于“红歌”，歌颂改革开放、歌颂劳动人民、歌颂人民军队、歌颂民族团结和家乡美好的歌曲同样属于“红歌”。

红歌包括“主旋律音乐”，但在高扬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旗帜、奏响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主旋律的同时，“唱红歌”对文化的吸纳是五湖四海的，凡是积极向上、能感染激励人的歌曲，都是“唱红歌”提倡和鼓励的范围。

这些新老红歌有着十分深厚的群众基础，见证了不同时代人们的奋斗，记录了人们的情感和心声，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第二，“唱红”高潮迭起、久唱不衰，源于群众的自觉和自愿。

毛泽东同志曾讲：“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

实践证明，广大人民群众参加任何一项文化活动，兴趣是基础，但兴趣来源于活动文化内涵的吸引力，取决于对活动内容的掌握和理解程度，理解得越透，参与度越高，兴趣也就越大。“唱红歌”之所以能够高潮迭起、久唱不衰，主要源于群众的自觉和自愿。

唱红歌不分场所、不拘条件，老百姓乐于参与、便于参与。一个人可以唱、三五成群可以唱，千人能合、万人能唱。老百姓参与这些活动从封闭走向开放，从看台走向舞台，由观众变为演员，由听人唱，变为自己唱，进一步形成了自主意愿、自觉行动、自然状态。使“唱红”自然化、生活化、常态化。

第三，“唱红”是一种群众性文化活动，有利于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实际上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范畴。

开展“唱红歌”活动，是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内容，本质上是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范畴，是各级党委、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应尽之责。唱红歌是群众自我教育、自我完善、自我提高的好形式。全社会逐步形成了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巩固和发展了心齐气顺、风正劲足的精神风貌。

第四，“唱红”成本低成效大，是一项费省效宏、为民利民的民生工程。

有人说，花钱“唱红歌”，不如把钱花在解决民生上。这话不无道理。但是，“唱红歌”也是一种文化民生，而且是一项费省效宏、为民利民的民生工程。中国的改革发展到了今天，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同样重要。“唱红歌”活动是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有效途径，“唱红歌”活动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导航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文化繁荣的发动机、社会和谐的黏合剂，“唱红歌”活动能够有效提高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科学化水平，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更加通俗化、具象化、大众化、实践化。

但是，“唱红歌”不能仅仅流于形式，不能大搞形式主义，盲目跟风，甚至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唱红歌要深入到实质，因此唱红歌不仅要唱，还要传承精神，真正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素质，同时在工作中积极主动将党的精神作用于实际工作，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办实事。

重温历史，高唱红歌，为祖国62华诞献礼，各地政府应广开平台，激发人民群众的热情，以唱红歌看红色电影等系列轰动表达对祖国的热爱，注重实效，增强民族凝聚力，更好的促进改革开放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