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史读后感

第一篇：洋务运动史读后感

《洋务运动史》是一本政论性历史书籍。全书共分十九章，内容包括：洋务文化教育的开端；洋务路线的改善及战略性转变；采煤工业的兴办和发展；近代海军的筹建等。像所有事物有它们自己发生发展到衰亡的过程一样，洋务运动也有它的发生发展到结束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是各个事件的堆积，而是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发展的。因而我们对洋务运动是有规律可循的。洋务运动既有规律可循，那么我们对它的评价，以及洋务运动时期的人物、事件、工厂企业等一切构成洋务运动这一整体的“零件”，都应放在规律中来加以评述。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前言

正文

第一章 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历史趋势

一、为什么从“资本主义历史趋势”谈起

二、社会经济由制约于封建主义到制约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质的转变

三、反映经济发展规律的变革思潮

四、经济规律与变革思潮的汇流——学习西学

第二章 适逢经济和思潮变革之会的洋务运动的兴起

一、“两害取轻”的抉择

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

三、坚船利炮的购求

四、推动洋务运动全面展开的“练军”第三章“借师助剿”及其对洋务运动兴起的作用

一、“借师助剿”的正义

二、“借师助剿”的历史溯源

三、上海势力促使清廷对“借师助剿”的默许

四、形势骤变和“借师助剿”公开化第四章近代军用工业之一——从安庆内军械所到江南制造局

一、中国近代工业的开端——安庆内军械所

二、安庆内军械所到江南制造局的过渡一一上海、苏州洋炮局

三、“制器之器”的江南制造局创办

四、江南制造局的建制结构与产品

五、江南制造局的资本主义性与民族性第五章近代军用工业之二——马尾船政局

一、建造轮船工厂的历史必然

二、在与内外阻力斗争中创业

三、建造轮船工厂及“衍于无穷”的追求

四、马尾船政局的生产和发展状况

五、突出人才的重要性及其作用

六、船政局发展中的矛盾第六章近代军用工业之三——金陵、天津及各省机器局

一、金陵、天津及各省机器局的创办目的及其概况

二、金陵机器制造局

三、天津机器制造局

四、山东机器局

五、兰州机器制造局

六、近代军用工业的性质与作用第七章 洋务文化教育的开端

一、举办洋务文化教育的指导思想

二、京师同文馆开馆和广方言馆的创办

三、京师同文馆招收正途官员学科学及其论争

四、各主要同文馆发展简况

五、求是堂艺局的创办及其发展第八章 洋务路线的改善及战略性转变

一、列强从加强经济侵略到新的武装入侵

二、由求强到求富的思想转变

三、由“制内”到御外侮的战略性转变和对海军海防建设的强调

四、洋务派集团的新构成第九章 由求强到求富的过渡——轮船招商局第十章 电线电报业的创办与发展第十一章 采煤工业的兴办和发展第十二章 金属矿的开采与冶炼第十三章近代海军的筹建第十四章 海防与新式陆军第十五章 铁路的筹建第十六章 纺织工业第十七章 洋务教育的发展第十八章 洋务运动与各方面的关系——兼论有关洋务运动一些理论问题

第十九章 洋务运动尾声

附录：我和洋务运动史研究

一、洋务运动发展论

二、经济学与历史学相结合三、选择洋务运动史作为突破点

四、从经济和人物入手

五、分歧何在六、评价标准

七、观点的发展

八、洋务运动史研究的展望

后记

读后感

读完夏东元先生的《洋务运动史》，首先对夏先生的史学造诣深表敬仰。过去，我们所接触的，正如夏先生在开篇所说，“洋务运动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我们所使用的高中历史课本，尽管已经没有这样绝对化的否定洋务运动，但至少也还是认为它只是“地主阶级进行自救的一次运动”，还记得我们在背诵其历史意义的时候，说到它的局限性要比它的功绩多得多。而夏先生则是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视角，从正面积极评价了洋务派和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同时也深入分析了洋务派和洋务运动存在着的历史局限。

洋务运动开始的标志，是1861年1月20日（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清廷批准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是我们在高中课本上学到的，夏先生也肯定了这一观点。以前其实并不是非常明确为什么要把这一个事例作为洋务运动的开端，以前在我看来，似乎总理衙门的设立只是政治上行政机构的调整，而不太能想出它如何能作为一个分段线。而夏先生在这本书里明确地给出了原因，即“历史学上的分段线，不可能以生产力或生产关系的表现来划分，因为它们都是渐变的，没有一个明显的标记。”这样实际上为我们的历史分段也提供了一个依据。夏先生还提到，我们应该从政治方面来寻找历史的起止点，特别是某一机构的成立或裁撤作为一个标志，这就为我们划分历史阶段提供了一个依据。具体讲到总理衙门的设立作为洋务运动的起始点的时候，他明确地指出，它“是因为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洋枪洋炮为中心的变革，是从该衙门成立之日才成为清王朝政策和比较全面实践的开端。”总理衙门在整个洋务运动的过程中起到了枢纽作用。它是一个适应对外开放和内部改革的新形势所需要的产物，它的成立表现了清政府开始准备来挽救自身的统治了，是一种外部压力下的变革。

但是我觉得并不是有些书上说的那样，说是“腐朽的清王朝最后的挣扎”，我认为这种评价未免过于武断，我们应该看到，洋务运动的产生不光是单纯为了维护其统治，这一点从它“自强求富”的口号上应该可以看出，并且包括它所落实的一些措施都是有利于整个生产力的发展的。夏先生指出，总理衙门在新式军用工业的创办中起的作用是显然的，建造枪炮实际上也是洋务运动产生的诱因之

一。由于在鸦片战争中的溃败，使得官僚系统中比较先进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变革的重要性，所以提出先“自强”，先要使国家有一个比较强的军事实力，然后再转到“求富”，发展民用工业来改善人民生活。总理衙门及其制定的一系列措施不得不说对所谓的“同治中兴”有着相当大的作用。美国史学家芮玛丽认为这是“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我觉得未免有失偏颇。应该看到，当时在清政府内本身存在保守派和洋务派两种势力。个人认为洋务派的很多代表人物其实在当时都应该是有着比较先进的思想的人物，至少是清政府的开始衰落使他们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尽管洋务派我们说他们并不算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者，但是，他们至少敢于面对显示，承认当时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已远远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比起那些顽固不化，始终把所谓的封建伦常作为至高无上的真理的顽固派们，要高明得多。尽管说这些洋务派并没有脱离他们本来的阶级，思想或多或少地还是会受到封建价值观的影响，但是我觉得，我们

不能以现在的观点来要求古人，毕竟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当时社会的情况就是如此，要这些大臣能够超越本阶级是在过于严苛。必须要看到，正如夏先生所说，总理衙门的所作所为其实基本上是顺应着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的。至少从我个人来看，我想象不出作为这个阶级的一份子，除了积极进行经济社会上的改革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我很同意夏先生所说，总理衙门并不是如有些人所说的是一个促使中国逐步陷入半殖民地深渊的机构。我们以前高中课本上就是这样所教授的，我觉得这样是在是苛责古人。至少从总理衙门成立的初衷，并非单纯为了讨好洋人而为，尽管说它对外国势力有妥协和有适应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要求的因素，但它成立的很大原因以及最后的效果都是努力促进整个民族工业的发展。如果不成立总理衙门，继续闭关锁国，外国势力还是会侵入中国，这是无法避免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清政府最后是倾向于支持洋务派的主张。

在当时清廷中只存在洋务派和顽固派之争的情况下，洋务派无疑是比较先进的一方，他们同顽固派展开了论战，像铁路修建的问题，还有派遣留学生，设立同文馆等问题，在今天看来洋务派的主张无疑是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洋务派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其实带有早期现代化的成分。他们所实施的措施没有前人经验所借鉴，整个中央传统的政府机构也无法进行有效的管理，所以地方官僚的参与并非完全对中央是一个制约，我们可以看到，像湘军，淮军这样的地方尽管很多人说是地方乡勇壮丁组成的打手队，但其中也并不乏一些精英，如“曾国藩之好才爱才，为当时之最”，“其声望道德极其所成就之事业”对当时士大夫具有极大吸引力。（李鼎芬，《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岳麓书社1985年版）他们为洋务运动的发展同时也奠定了制度上的基础。

因此，对于夏先生在书的最后所提出的观点我表示赞同。夏先生说有些人认为洋务运动是加速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进程，但是他认为其实不然，“洋务运动阻止了殖民地化，延缓了半殖民地的进程，又按动了让资本主义通过的绿灯的按钮，促使了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所以我们当然应当肯定洋务运动在整个历史中的进步作用。像后来官督商办思想，自由劳动力的思想，企业经营的理念等等都是洋务运动对于现代经济制度的一个比较科学的认识，也可以说是对近代思想的贡献吧。

另外使我得到一个新的认识的是，地方买办对于整个中国社会其实有着很大的影响。以前在中国历史的学习中，一直没有很强调买办，以致以前都没怎么听说过像盛宣怀这样的人。现在回顾整个洋务运动甚至整个晚清的历史，发现很多国家利益实际上是买办出卖的，而并非过去把责任全记在像李鸿章，曾国藩这样的大官僚身上。尽管买办本身的力量有限，但是他们可以去挑唆那些大员，也可以作为和外国进行谈判的代理人。就拿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等来看，实际是上海地方买办从自身利益出发，希望“借师助剿”，而李鸿章他们实际上只是“顺应民意”，做了个顺水推舟的买卖。而外国侵略者在中国扶植的代理人，实际上很多都是从地方买办开始渗透的，通过商业利益收买他们来对中国的各方面进行控制，甚至还支持地方买办发动政变。所以当我们在批评洋务派的一些官员在“出卖国家利益”时，也不应该把地方买办给漏掉，不能把所有的罪责都归到洋务派的大员甚至洋务运动本身上。另外要补充的是，这些洋务派领导人借师助剿实际上一方面当然是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另外一方面也是“师夷长技”的一个延伸，通过“借师”来对外国军队外国武器外国战法有一个直接感性的认识。

最后洋务运动我们说它失败了，并且把甲午战争的失败作为其标志。但是正如这本书里谈到，种种实业的兴办并未因为其失败而停止，总理衙门也未停止工

作。我们不能因为战争的失败而彻底否认洋务运动的功绩。洋务运动不是从中国社会本身的资本主义的萌芽发展起来的，而是对西方经验结合中国国情的一次直接利用，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算得上是一次创造，它在经济，社会，思想等各方面都对整个国家造成了影响，我想至少使人们在思想上又有了一些开阔的认识吧。它没有推翻清王朝，并不是由于它本身有什么大的失误，而是本来这场运动就是由统治阶级发动的，由于清王朝在政治上已经积重难返了，所以它在这方面的作用有限。正如书中指出，最后它让位于更先进的维新，乃至后来的辛亥革命也是一种必然，但我们不应因此而忽视它对后两者潜在的影响作用。正是由于洋务运动对社会的改造，对新思想的引进，才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更能“开眼看世界”。

对洋务运动的肯定，实际上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体现。我们不能光从阶级的立场来分析这些历史事件，而应当还是从整个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进步来评价，洋务运动不仅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并且也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对于中国后来的改革和革命都有着直接的促进。所以这样看来，我们说洋务运动是先进的，是对社会有积极意义的。还给洋务运动一个公正客观的历史评价，我想这就是夏东元先生这本《洋务运动史》的最大意义和特色。

第二篇：洋务人物

洋务人物简介

曾国藩生平

曾国藩（1811--1872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从湖南双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以一介书生入京赴考，中进士留京师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37岁任礼部侍郎，官至二品。紧接着创见因母丧返乡，恰逢太平天国巨澜横扫湘湖大地，他因势在家乡拉起了一支特别的民团湘军，历尽艰辛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死后被谥“文正”。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而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重心人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时，而且一直延至今日。从而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一)少年得志仕途亨通

曾国藩，字伯函，号涤生。1811年出生于湖南省双峰县井字镇荷叶塘的一个豪门地主家庭。祖辈以农为主，生活较为宽裕。祖父曾玉屏虽少文化，但阅历丰富；父亲曾麟书身为塾师秀才，满腹经纶，作为长子长孙的曾国藩，自然得到二位先辈的爱抚，他们望子成龙心切，便早早地对曾国藩进行封建伦理教育了。曾国藩6岁时入塾读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时能读周礼，史记文选，并参加长沙的童子试，成绩俱佳列为优等，可见他自幼天资聪明，勤奋好学。至1832年他考取了秀才，并与欧阳沧溟之女成婚，踏上了人生的一大台阶。曾国藩刚28岁便考中了进士，从此之后，他一步一阶的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力门生。在京十多年间，他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文渊阁直阁事，内阁学士，稽察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暑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曾国藩就是沿着这封仕途之道，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从文才上看，曾国藩的仕途畅通是与他好学有关，他学习孜孜不倦，苦读日夜不息，尤其在京参加朝考进入庶常馆学习后，“日以读书为业”。勤于求救，不耻下问，博览历史，重视理学，还读了大量的诗词古文，才华横溢，满腹经纶。官吏中如此勤奋好学者实不多见。由于他博览群书，涉猎文献，故在政治上有自己的独特观点：如要统治者“内圣外王”，要自如地运用儒法思想治理天下。他推崇程朱理学，认为程朱理学正统于孔孟之道，后君臣应以习之。尤其他曾主张或奏明皇上，提出治理天下之办法，涉及吏治与廉洁，选材与用材，物质与财用，兵力与兵法等。他应诏陈述政治主张说：“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人才不乏，欲作用而激扬之，则赖皇上之妙用，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臣观今日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肯振作起来，将一遇困难，国家必有乏才之患。”要想使官员振作起来，又须皇上以身作则。他从理论乃至实践上都极力标榜封建伦理道德，来维护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从武将上说，他本不具备先决条件，然而正是由于他的步步青云，得到了皇上与同僚们的青睐，他感皇恩，谢皇意，甘为保主子尽心尽力，表现在为建湘军呕心呖血，精心操劳练出了一支战斗力赛过绿营的正规军，为镇压太平天国立下了赫赫战功，为清王朝西拼东杀，征战毕生，直至卒死在两江总督的宝座上。

二)曾国藩之思想学术

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在政治家，对“乾嘉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火，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庠之风”，“痛恨次骨”。他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已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至于关系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脚踏实地，洁已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曾国藩将农业提到国家经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已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

治学论道之经

曾国藩是清末著名换理学大师，学术造诣极深。他说：“盖真能读书者，良亦贵乎强有力也”，要有“旧雨三年精化碧，孤灯五夜眼常青”的精神。写字或阳刚之美，“着力而取险劲之势”；或阴柔之美，“着力而得自然之味”。文章写作，需在气势上下功夫，“气能挟理以行，而后虽言理而不灰”。要注意详略得当，详人所略，略人所详，而“知位置者先后，翦裁之繁简”，又“为文家第一要也”。为文贵在自辟蹊径，“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清韵不匮，声调铿锵，乃文章第一妙境”。

持家教子之术

著名历史学家钟书河先生说过，曾国藩教子成功是一个事实。无法抹杀，也无须抹杀。曾国藩认为持家教子主要应注意以下十事：

一、勤理家事，严明家规。

二、尽孝悌，除骄逸。

三、“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

四、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

五、联姻“不必定富室名门”。

六、家事忌奢华，尚俭。

七、治家八字：考、宝、早、扫、书、疏、鱼、猪。

八、亲戚交往宜重情轻物。

九、不可厌倦家常琐事。

十、择良师以求教。

疆场竞斗之计

曾国藩以编练湘军起家，书生治国，镇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其军事思想内涵极丰，确有过人之处。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国强”，“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主张军政分理，扣负其责。他购买洋枪、洋炮、洋船，推进中国军队武器的近代。治军以严明军纪为先，同时着意培养“合气”，将士同心，他认为“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选择有四点要求：“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实识，四曰营务整齐”。曾国藩军事思想中最丰富并值得今人借鉴的是其战略战术。如“用兵动如脱兔。静如处女”，主客奇正之术，“扎硬寨，打死仗”，水师不可顺风进击，善择营地，“先自治，后制敌”，深沟高垒，地道攻城之术，水陆配合，以静制动，“先拔根本，后翦枝叶”等等。

处世交友之道

曾国藩对交友之道颇有见地，他认为交友贵雅量，要“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要集思广议，兼听而不失聪。“观人之法，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处世方面，曾国藩认为，“处此乱世，愈穷愈好”。身居高官，“总以钱少产薄为妙”。“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为人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笑而忘之”。“功不必自已出，名不必自已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曾国藩写有格言十二首，基本上概括了他的处世交友之道。

修身养性之诀

曾国藩总结了修身十二款：敬、静坐、早起、读书不

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亡不能、作字、夜不出门。他认为古人修身有四端可效：“慎独则心泰，主敬则身强，求人则人悦，思诚则神钦”。曾国藩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守笃诚，戒机巧，抱道守真，不慕富贵，“人生有穷达，知命而无忧。”曾国藩认为：“养生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贫，三曰节欲，四曰每夜临睡前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养生之道，“视”、“息”、“眠”、“食”四字最为要紧，养病须知调卫之道。

褒贬不一

“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

正如辛亥革命中的怪杰章炳麟对曾国藩的评价一样，近百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曾国藩褒扬者有之，斥骂者也不乏其人。早在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时，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送其绰号“曾剃头”。到了1870年“天津教案”，不少人骂他是卖国贼，以致曾国藩也觉得“内咎神明，处咎清议”，甚至有四面楚歌之虑。辛亥革命后，一些革命党人说他“开就地正法之先河”，是遗臭万年的汉奸，建国后的史学界对他更是一骂到底，斥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地主买办阶级的精神偶像、汉奸、卖国贼、杀人不眨眼换刽子手等等，予以全面否定。历史是各种复杂因素的有机组合体，历史从物也是如此，对复杂的历史人物予以简单、片面的肯定或否定，都是不客观的，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实事求是的要求。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曾国藩的研究逐步深入，对他的评价也相对客观。随着有关曾国藩的小说和传奇故事的出版，越来越多的人对其产生兴趣，他们希望能透过作家描述的人物形象更多的了解曾国藩的学识、见解和主张，更直接、更清晰、更深入地窥见他的内心世界。

三)轶事点滴

毛泽东“独服曾文正”之谜

毛泽东年青时，曾对曾国藩倾服备至，现藏韶山纪念馆的光绪年间版《曾国藩家书》中，数卷扉页上都有毛手书的“咏之珍藏”。他曾说：曾国藩建立的功业和文章思想都可以为后世取法。认为曾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孕群籍而抱方有”，是国学的入门书。曾国藩治军最重视精神教育，毛一生很注意这点。曾“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毛建立红军之初便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蒋介石推崇曾国藩之谜

蒋多次告诫他的子弟僚属：“应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书版及书礼”，“曾文正家书及书礼......，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他审订《曾胡治兵语录注释》时说：曾氏已足为吾人之师资矣。在黄浦军校，他以曾国藩的《爱民歌》训导学生。他说我认为曾、左能打败洪、杨是他们的道德学问、精神与信心胜过敌人。

“誉之为圣相，谳之为元凶”之谜

曾国藩曾被人推许为孔子、朱子以后，再度复兴儒学的圣哲；建树功业、转移运世的伟人贤者，清朝咸同中兴第一名臣。然而，也有人骂他是民贼、元凶、汉奸、民族罪人、擅权滥杀的“曾剃头”、好名失德的“伪君子”。

《曾国藩家书》影响历史不衰之谜

太平天国失败后，清廷对权重势大的曾国藩极度猜忌，曾为表明心迹，做出了有违个人性格的事刊印《家书》。

违朝廷大禁纳妾之谜

五十一岁时，咸丰帝大丧期间，秘娶小妾，“违制失德”，故有人斥其为“伪君子”。终生以“拙诚”“坚忍”行事曾国藩“貌之过人者，眼作三角形，常如欲睡，身材仅中人，行步则极厚重，言语迟缓。”

“一生爱钱”之谜

三十岁时，作一件青缎马褂，遇庆贺及新年时穿一次，三十年后，衣犹如新。在南京总督府任内，要求夫人和儿媳们，每晚要绩麻纺纱，下厨作饭。

四)大事年表

1815年（嘉庆20年）5岁在家识字读书。一年后入家塾“利见斋”。1872年（同治11年）62岁2月27日，领衔上奏：促请对“派遗留学生一事”尽快落实。并提出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推荐陈兰彬、容闳为正副委员常驻美国管理。在上海设立幼童出洋肄业局，荐举刘翰清“总理沪局选送事宜”。3月1日，时发脚麻之症，舌蹇不能语。3月12日，午后散步署西花圃，突发脚麻，曾纪泽扶掖回书房，端坐三刻逝世。是月，清廷闻讣，辍朝三日。追赠太傅，谥文正。6月25日，灵柩运抵长沙。

李鸿章（1823～1901）

晚清军政重臣，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字子黻、渐甫，号少荃、仪叟。安徽合肥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中进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咸丰三年（1853）受命回籍办团练，多次领兵与太平军作战。1858年冬，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1860年，统带淮扬水师。湘军占领安庆后，被曾国藩奏荐“才可大用”，命回合肥一带募勇。同治元年（1862），编成淮勇五营，曾国藩以上海系“筹饷膏腴之地”，命淮勇乘英国轮船抵沪，自成一军，是为淮军。旋经曾国藩推荐任江苏巡抚。地方实权既握，又于江苏大力扩军，采用西方新式枪炮，使淮军在两年内由6000多人增至6、7万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地方武装。后淮系军阀集团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李鸿章到上海后，同外国雇佣军（后组建为常胜军）出犯太平军。1863年和1864年他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和湘军一起镇压了太平天国。

从60年代起，李鸿章积极筹建新式军事工业，仿造外国船、炮，开始从事标榜“自强”的洋务事业。1865年分别在上海和江宁（今江苏南京）创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制造局。同年，署理两江总督，调集淮军数万人赴中原对捻军作战。

1866年，继曾国藩署钦差大臣，专办镇压捻军事务。次年，授湖广总督。其后，采取“就地圈围”、“坚壁清野”等战略，相继在山东、江苏间和直隶（约今河北）、山东间剿灭东、西捻军。1870年，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从此控制北洋达25年之久，并参与掌管清朝廷外交、军事、经济大权，成为清末权势最为显赫的封疆大吏。

李鸿章从19世纪70年代起，进一步扩大洋务事业，因标榜“自强”进而“求富”，主要以“官督商办”的形式创办了一系列民用企业。同时，又着手筹办北洋海防，以外购为主，自造为辅，于光绪十四年（1888）建成北洋海军。为培养“自强”“求富”所需人才，还创办各类新式学堂，并派人赴欧美留学。所有这些洋务事业，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外力量对比悬殊的格局，使李鸿章产生了严重的“惧外”思想，在对外交涉中始终坚持“委曲求全”的方针。1901年11月去世。谥文忠，晋封一等侯。著有《李文忠公全集》。

张之洞

数晚清历史人物，曾国藩、李鸿章之后，应该就是张之洞。的确，在晚清历史上，张之洞足堪与曾国藩、李鸿章后先比肩，如时人所谓“是湘乡（曾）合肥（李）一流人物”，“功业在曾胡（林翼）左（宗棠）李而外独居一席”。然而，与曾、李等人以赫赫军功而封爵拜相的仕宦经历不太一样，张之洞的人生历程则别有一番意味。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别号壶公、香严、无竞居士、抱冰老人等，生前人多以南皮、广雅、香帅相称，死后又因谥号而被称为张文襄公。祖籍直隶南皮，生于其父任职贵州兴义府知府时的官邸。13岁回原籍南皮应试，中秀才，16岁中顺天乡试第一名举人（解元），26岁中会试第三名进士（探花），顺利地取得正途入仕的资格。随后，长期任职翰林院等闲职衙门（其间外放湖北学政与四川学政），成为京师清流党要角。1881年初，46岁的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这是张之洞生命历程中的一个转折点，从此开始了他的长达20余年的封疆大吏的政治生涯。他先后担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并两次署理两江总督。这期间，张之洞举办了大量的洋务事业，成为后期洋务派的领袖人物。1907年，年届古稀的张之洞进京入阁拜相（为军机大臣和内阁大学士），登上传统仕途之极峰，实现了一个传统官僚士大夫最高的人生理想。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两年之后，张之洞的生命走到尽头。

张之洞的一生，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几乎与一部晚清史相始终。那是一个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大变动时代，所谓“千古未有之变局”。内忧与外患交加，危机与生机并存。中国向何处去？这样一个关系到国家与民族前途出路问题的时代中心课题，严峻地摆到了国人的面前。作为一个传统的官僚士大夫，张之洞的所作所为与所思所想，能否跟上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呢？

张之洞最具影响力的思想是由《劝学篇》所构建的“中体西用”文化观。关于中西文化关系问题，张之洞明确标举：“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在中西新旧矛盾激烈冲突的形势下，他试图采取一种调和折中的态度，正如他所自叙是“权衡新旧，会通中西”。在处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方面，不是平列对待，而是有主次之分、先后之序和本末之别；具体而言是，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先西学为后，取西学之长补中学之短，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辅以西方近代文化之所长，使中国文化得以改造与创新。表现在政见上，他并不完全守旧，而是主张有限度的变革，即在激进派的趋新与顽固派的守旧之间寻求一条稳健的变革道路。他所坚持的是中国的伦常名教，这是中学的核心内容；同时，他也主张学习西政、西艺，不仅是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还可以有某些制度层面的变革。他说：“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这是他的“中体西用”论的基本思想。这种文化观在当时与后世影响至深。梁启超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了那个时代的“流行语”，“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颇为时下学界推崇的学术大师陈寅恪，在论及中国学术思想创新的路径时曾经精辟地指出：“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他还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张氏复生，不知如何感慨系之。

在“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张之洞既不完全认同激进派的趋新，也不彻底附和顽固派的守旧，而是始终徘徊于两者之间。在张之洞去世后两天的《时报》发表时评说：“张之洞之得名也，以其先人而新，后人而旧。十年前之谈新政者，孰不曰张之洞、张之洞哉；近年来之守旧见者，又孰不与曰张之洞、张之洞哉。以一人而得新、旧之名，不可谓非中国之人望矣”。张之洞是兼具新、旧两面性格的人，他是那个过渡时代典型的过渡性人物的代表。或许正因如此，在激烈的新旧冲突之间，他既可左右逢源，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又是两面受敌，时常有如临深履薄。同样也许正因如此，关于张之洞的评价问题，在他生前死后，各方议论不一，毁誉交加。斯人已逝，往事如烟。毛泽东在谈到近代中国工业发展史时如是说：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诚然，历史可能有多种评说，但历史应该不会忘记这位长髯飘飘操着南方口音的矮个子北方人———南皮张文襄公。

张之洞生平大事

1906年，授军机大臣，兼管学部。他注重教育，对清末教育有很大的影响。

1879年清朝特使崇厚与俄国擅自签订极力反对的《里瓦几亚条约》。

1884年中法战争时，由山西巡抚升任两广总督，起用退休老将冯子才，在广西边境击败法军。又设广东水陆师学堂，立广雅书院，武备文事并举。

1889年调任湖广总督，在英、德支持下，成为后起的洋务派首领。先后开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马鞍山煤矿、湖北织布局、湖北缫丝局等重轻工业企业，并筹办芦汉铁路。

1894年任两广总督。曾上疏阻和议，要求变通陈法，力除积弊。

1898年发表《劝学篇》，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以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反对戊戌变法。

1900年，义和团运动崛起，他力主镇压。

1903年，强调办学首重师范。

第三篇：青年运动史感受

学青年运动史感受

一学期转瞬即逝，在这一学期中通过学习，我进一步了解了有关青年运动的历史，同时我深深地被这一群走在时代前列的热血青年所震撼和感动，其中最令我感动、印象最深刻的是“五四运动”和“大跃进”。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身份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而且在对德和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北京政府竟准备在“合约”上签字，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5月2日下午，获悉和会拒绝中国要求的消息，北京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对付方法，高工学生代表夏秀峰当场咬破手指写下血书。会议决定5月3日在北京召开学生大会。会上北大学生谢绍敏当场咬破了中指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十分悲壮。

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学校等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冲破军警的阻挠到天安门前集会演讲后举行游行示威，提出了“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遭到军警镇压，并逮捕了学生代表。学生游行活动受到广泛关注，各界人士给予支持，五四运动在全国迅速扩展，由学生罢课到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席卷全国。28日，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对德合约上签字，至此五四运动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五四运动中的青年爱国、有民族、不畏强权，用生命点燃未来，唤起了民族的觉醒，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勇敢坚持甚至舍弃生命。五四运动精神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体现，我在历史中看到满腔热血的青年。

五四运动的影响是很深远的，为了纪念五四运动，传承五四精神，我们还常常举办一系列活动——一如“五四青年歌手大赛”等活动，现在我们青年同样走在时代的前列，积极参加抗震救灾，积极参加西部建设，积极参加北京奥运志愿者服务，积极参加迎世博志愿者队伍„„，我在现实中看到了活力四射、多才多艺、有社会责任感的青年。尽管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时代却拥有同样的品质，同样的“五四精神”，任何时代的青年都忘不了“五四精神”，都受到“五四运动”的深深影响。

青年是满怀热情的，但有时他们的热情往往被人所利用做了错事，“大跃进”就是其中的典型。

1958年，中共中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一方面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等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长期贫穷落后的现实使人们急于摆脱困境，以求国家早日富强，但另一方面却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处于时代先锋的青年的自然地走在了“大跃进”的前方，在“大跃进”中青年表现了极高的热情，做了很多好事，但也做了一些蠢事错事，这种违背客观规律，人为掀起的“大跃进”并未使青年的向往如愿以偿，带给他们的却是困惑和苦难。

爱国不能单靠自己的一腔热血，更需要的是理性，我们必须明白只有将理性和感性结合才能做到真正的爱国，而不会被坏势力所利用。

我不仅想到几年前小泉参拜靖国神社，顿时极少数隐藏于我国的敌对分子开始利用青年的热情挑起事端，有些青年四处高喊“抵制日货”的口号，有些甚至集会上街游行，见日货就砸，导致了一部分地区政治的动荡，交通阻塞，也影响了广大市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其实，社会已经发展，我国已不是当初的闭关锁国，而是已经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大家族，经济互相依赖，谁也离不开谁，单纯的抵制日货反而会导致中国经济下滑，失业人员上升，政局变得更加动荡„„无论从哪方面观察我们应当从历史中总结经验，学会理性爱国，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国的更好更快发展。

让我们更好地了解青年运动史，更好地解读，更理性地爱国，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承担起振兴中华的责任，使我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第四篇：读《五四运动史》有感

读《五四运动史》有感

聊城大学东昌学院 成洁萍

五四运动已成为历史，但它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已确定，到现在每年的五月都有不同规模和主题的纪念活动，就说明五四没有被人们忘记。五四对中国产生如此大而持久的影响是作者周策纵先生致力于研究的主要动机。他说“五四”运动是活历史，它的精神还活着。周先生提到，五四时代的主要前提是：从思想知识改革着手对传统重新估价创造出一种新文化，发展教育是富强之道，真正的富乃是知识，因而五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有合于未来潮流之处，所以只到今天人们依然在五四的指引下前进和探索。

五四运动仅是1919年5月4日那天青年学生的游行示威吗？周先生认为是复杂现象，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以及新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各种政治和社会改革等。由于对五四的争论很多，他尽量以史实和当时经历过五四人的谈话记录为依据，透过原始资料，让五四替自己说话。所以，周先生说五四运动是思想和政治相结合的运动；新知识分子企图通过中国的现代化来实现民族独立、个人解放。从本质上看是思想革命，领导者是知识分子，更准确的说是新知识分子，他们的主要目的是维护民族的独立与生存，核心工具是民主与科学，基本精神是抛弃旧传统并改造一种新的现代文明以拯救中国。新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中处于中心，所以本书始终坚持关于新知识分子如何形成，如何领导五四运动，近而影响整个社会这么一条线索来展开的。促成该运动有两种人，一种是视“二十一条” 签定为国耻的爱国者，另一种是处于该运动核心地位的新青年知识分子。

新知识分子主要是通过创立社团和创办杂志来宣传新思想，唤醒民众，开起对中国国民思想的启蒙之路。《新青年》通过对传统的批判和新文化、新思想的介绍，杂志的销路一直看涨。陈独秀强调推翻腐败的传统和唤醒中国青年，带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倾向；胡适则强调通过学术，教育和文化改革；但主编们更关注的是思想文化领域。在该杂志新思想的宣传下，知识分子举起科学和民主的大旗，向中国的旧文化和旧传统发起了的攻击，通过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集中对束缚当时人们思想的传统伦理观进行批判。在此感召下，一批有影响的社团纷纷创立，如北大学生创办的《新潮》、留日学生创办的《国民》杂志等。若说《新青年》面对的是年长和层次较高的文化批评者，《新潮》面向的就是中学生，因为这些年轻主编受新式教育引导，关注点是知识，正如傅斯年所说他们这代人的担当起帮助国民克服对世界思想无知的重任，集中关注西方的科学。正是这批新主编们比《新青年》的主编们走的更远，所以他们直接领导了后来的五四事件，并对中国20-40年代的思想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民》的创办背景与《新潮》有区别，它的创办者更多是刚从日本集体回国的留日学生或一些活跃的知识分子对北京政府与日本的亲密关系不满，如李大钊、曾琦创办的少年中国学会，主旨就是提倡爱国主义，关心社会各界包括教育和工商业。他们集中致力于联合新知识分子和民众来共同参加爱国救国活动。同时，在新思潮和新思想的感召下，毛泽东和朋友们在长沙创办了新民学会，宣传新思想和新文化。

国民对巴黎和会及山东问题处理不满是五四事件的导火索，民族意识随着新思想的不断传播和中国危机的加剧，五四运动爆发。因为参加和会前，国民对西方抱有幻想、寄予重望，他们认为中国能收回对山东半岛的主权，但结果令人失望。于是，北京11所高校学生牵头的五月四日游行示威开始了，要求“内惩国贼和外争国权”。随后各地学生罢课支持北京，一直到工商、劳工界的罢市、罢工，五四运动从知识分子转向了普通民众，扩大到全国范围。五四事件发生背后的真正原因、造成的影响，是作者更为关注的地方。

新知识分子在办杂志宣传新思想时就思考如何使新思想通过知识界传给普通大众。在当时，中国国民大约有80%不识字，要使他们接受新思想，就必须创造出不同于古文的文字，白话文应运而生，新文学革命也开始了。新诗，新小说等多种文学题材成为中国文坛的主流。白话文运动的意义在与消除知识分子和平民的鸿沟，通过语言的改变，动摇了知识分子在语言乃至社会的权威，他们开始为平民写作。当然，白话文的贡献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人的社会心理和观念。知识分子主动与平民联系，把新思想的传播付诸于实践，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出现了，这与蔡元培要求北大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和社团活动密切相关。一向不问国事的中国百姓突然关心起国家的危亡并关注着巴黎和会与知识分子的大力宣传和新闻媒体的关注是分不开的。而这个演讲团在五四示威后的半年里成为工厂和乡村的主要话题，学生们也从中获得了关于中国现状的第一手资料。随后的演讲团从街头转向农村，平民对演讲内容兴趣不大，他们便开始转变方式。1920年讲演团开办工人夜校，加强对工人的教育。夜校的开办最终使思想的启蒙走向大众。

这些知识分子不断加强新思想的传播，使国民产生了强烈的民族意识，五四事件演变成全国性的运动。这也是新知识分子与其他社会势力大规模合作的开始，一系列活动对中国后几十年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者认为五四运动先是思想革命，其次才是当时社会平衡方面发生的实际变革。在思想上五四运动的影响集中在知识分子内部的观念和政治上的分裂，知识分子内部可分为自由主义者、左派分子、国民党部分党员和进步党的部分党员。自由主义者坚持从思想和教育入手对中国进行改革，避免涉及政治纠纷主张解决实际问题；后来自由主义者转向保守和消极，无视经济问题的紧迫，躲避政治，最后躲入学术研究的“象牙塔”中。左派知识分子主要是宣传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渐进党，他们在1919—1920年提倡一般的社会主义理想，后来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影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如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主张直接参加政治运动）而进步党处在胡适和陈独秀之间，特别是1919年梁启超率团参观法国之后，他认为西方的科学万能论已经破灭，应该用辅助意味的政治运动消除文化运动的种种障碍。政治观念上的不和，使知识分子内部关于如何改革和建立什么样的国家产生了巨大分歧。该分歧的出现与五四事件直接相关。支持这场现代化运动的西方学者杜威，罗素等认为该运动的发展将创造一个强大的中国。但多数西方在华经济利益代表坚持维护他们的特权。在巴黎和会上国民对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计划”未能实行的失望以及英法等国对日本的妥协，同时在五四事件开始时他们的不支持不反对到后来镇压态度的转变等一系列行为使中国青年感到失望。与此同时，苏维埃宣布放弃一切在华租界，使一些知识分子重新调整方向开始投向共产主义，1921年11月北大马克思学生研究会成立，李大钊和陈独秀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

中国现代意义上民族的形成，五四运动做出巨大贡献。新知识分子致力于重新估价传统以创造新文化的过程，而这种工作须从思想知识改革着手：用逻辑推理来代替盲目的伦理教条，用理知来说服、解放个性，发展独立思考。他们试图打破长期束缚民众的封建思想，唤醒民众，开启思想启蒙之路。实现这个目标的主要方法就是新知识分子掀起的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白话文的最大贡献是民众认为语言文字不再是知识分子所独有，不再是权威而是能改变人的社会心理和观念，于是民众和知识分子形成一个共同体成为可能。中国开始走向新的发展道路。

第五篇：读《五四运动史》有感

读《五四运动史》有感

讲到五四运动，我们就会想起那一群热血的学生与工人们，他们用自己的行为证明了我们民族的强大，追其本质其实就是一场思想洗礼，为什么五四运动对中国的影响这么大也就是周策纵先生这本书所致力于研究的，在这本书里，对于五四运动本身的叙述，是本书的精彩部分。作者以生动、感人的材料，具体地描写了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的酝酿和发动以及这场斗争向全国的发展。周先生说“五四”运动是活历史，它的精神还活着。本人觉得五四运动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当然，它既继承丰富了新文化运动，又推动了后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再一次无产表现了阶级的力量是惊人的和有力的！作者引用当时报刊的话来评价五四运动，指出“这是一个全民的运动，不是任何武力所能压制得了的”。

当然，我们不能说五四运动就是那一场游行示威和罢工罢学，在这本书里，周先生则认为其实是个很复杂的行为，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以及新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各种政治和社会改革等，当然由于对五四运动的争议太多，周先生也是尽量让五四运动的事实来说话，他用史实记载来说明明五四运动是一场思想和政治相结合的运动，一些新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中起着核心的作用，所以本书始终坚持关于新知识分子如何形成如何领导五四运动，近而影响整个社会这么一条线索来展开的。

五四运动的导火线也就巴黎和会的失败，中国人对于不能收复山东半岛不能理解，也不能释怀，于是那积压的多年的怨恨和多年的屈辱在中国蔓延，于是北京的十一所高校的学生首先发起游街示威，要求“内惩国贼和外争国权”。随后各地学生罢课支持北京一直到工商、劳工界的罢市、罢工。五四运动从知识分子转向了普通民众，扩大到全国范围。五四事件发生背后的真正原因、造成的影响是作者更为关注的地方。

当时的思想是如何这样迅速的传播在全国的呢？想那会识字的又有多少，尤其是生硬难懂的文言文呢，于是白话文就应运而生了，各种新的文化题材都出现了，许多知识分子写易懂的文章给大众群体看，平明百姓让知识分子的思想得以实现，也让不关心国家大事的百姓们懂得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正是由于知识分子的不断的传播，使国民产生了强烈的名族意识，也让五四运动一步步成为全国性运动，这也便是知识分子与其他大规模合作的开始，这些对中国以后几十年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者认为五四运动先是思想革命，其次才是当时社会平衡方面发生的实际变革。五四运动的原因使知识分子内部产生了各种矛盾，他们一开始提倡社会主义理想，后来受布尔什维克主义影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而也有人认为西方的科学万能论已经破灭，政治观念的不和，于是在关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就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在巴黎和会上国民对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计划”未能实行的失望以及英法等国对日本的妥协，同时在五四事件开始时他们的不支持不反对到后来镇压态度的转变等一系列行为使中国青年感到失望。这都是五四运动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影响和进步。

五四运动带来的巨大影响绝不是一句两句就可以说的完的，在这场运动中，再一次证明了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要想带动全体大众，思想上的改变时最重要的，在这场运动中，白话文的出现至关重要，它拉动了大众，让文字不在只属于知识分子的，也不再是那么遥远难以看懂的了，于是让知识分子和大众联系在了一起，最终取得了一次完整的胜利，让中国走向了一个新的道路。当然，我们要注意的问题是所有的历史问题都已过去，请我们不要用现在的眼光去认为当时的怎么不好或怎么好，所有的历史都是在自己特定的时间，特定的背景和特定的思想主流，不同时代的人所拥有的文化和价值观也不同，还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所以我们只能用批判的态度来看待所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