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法官素质和待遇对司法公正的影响（范文）

第一篇：浅谈法官素质和待遇对司法公正的影响（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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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法官素质和待遇对司法公正的影响

韩鸿翔

同国外发达法治国家相比，我国法官素质和公信度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与此相应的是，我国法官待遇和地位低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两个低”是对我国法官在社会生活中身份和地位的真实折射。

一、“两个低”形成的历史原因

在我国历史上，一直没有形成崇尚法治的文化传统，法律意识基础也非常薄弱。相反的是，人治思想基础非常浓厚，“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不死即为不忠”等等都反映了人们心中君权至上的思想。在诉讼断案方面，老百姓心中也是包公、海瑞等清官情结。其实，人们心中的包公也不是一个纯粹的法官，他集警官、检察官、法官和执行官于一身。在包公身上人们所向往的是公道正派和为民做主，而不是现代法治理念所要求的法官居中依法公正裁判、司法为民。司法为民和为民做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为民做主固有含义便是：“父母官”以权力为依托，在个案中实现公平正义;至于权力运行是否合法，是否遵从既定程序，权力运用的方式能否普遍适用，则在所不问。“权大于法”至今仍是社会民众的普遍心理。人们对法律(法治)的信仰远不及对权力的信仰。

经过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以及短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中华民国时期，几千年来一直都是在君权至上、法为权用的人治思想传统。既便在1954年我国诞生了第一部宪法后，法治思想的萌芽还未形成，就被后来十年文革的惊涛骇浪所淹没。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才开始真正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到党的十五大才提出依法治国方略。所以说，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只是近几十年来才提出的。

在这种传统思想文化观念的支配下，生活实际中，当人们的利益受到侵害而为自己寻求救济之时，通常想到的是找“中间人”来管一管，对于诉讼比较“厌恶”，不到万不得以不为之。在当今，人们对自己权利的救济还有一种中国特色的方式：有矛盾纠纷往往想到的不是找法官，而是上访告状，找“县官”、“市官”、“省官”，甚至“告御状”，即便对法院的判决不满也不例外。人们总希望能换一个更大的“官”来把这些个“小官”管一管，治一治，为自己做主，为自己出气。他们深信“权大于法”。出现这种情况有很多种原因，但是也不难看出，人治思想在人们心理和行为方面的巨大影响，而法治思想在群众中的基础却是多么薄弱。

在中国古代，在职位设置上没有真正意义的法官这一职位。法官和行政长官融为一体，司法权和行政权合二为一。县、州、道、台等各级长官皆可坐堂问案并依律决讼断狱。现在人民法院的前身向前可一直追溯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当时在一些地方的农会才成立过审判土豪劣绅的法庭、审判委员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成立过中央最高法院和省、县、区各级裁判部。这是我国司法制度的萌芽。[1]审判机关诞生之初，便是以中央政府对敌斗争工具和对内调解矛盾机关的面孔而出现的，他属于政府的组成部门之一。到1954年第一部宪法颁布后，人民法院根据规定才不再隶属于政府，不再向其报告工作。但是法院所承担的社会职能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且当时对法官任职条件、待遇等一系列问题，法律也没有另行规定。现实当中，法官一直是参照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来管理的。既便2003年《法官法》诞生后，其规定也未被很好地落实。

由于这一系列历史原因，包括法律文化传统因素，至使一直到今日全社会民众看来，法院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和政府的一般工作部门并无多大差别;法院工作人员(法官)在整体素质和知识结构方面，与一般公务员相比，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正是这种社会责任和人员素质的无差别，最终决定了待遇方面的无差别。于是，相对国外成熟法治国家而言，我国就出现了法官“两个低”的现状。

二、法官的素质与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

现在我们就有了一个问题：法官 “两个低” 的现状是适应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还是与之相悖呢?

我国1993年宪法修正案规定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自此，我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建设转向市场经济建设，经济立法数量大量增加。要发展市场经济，完善宏观调控，国家必须营造一个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只有公平才能激发创造力，只有有序才最大限度地避免财力内耗，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要做到公平有序，就必须制定完备的法律，用法律确定各方权益，规范社会秩序。市场经济就是公平竞争的经济，只要存在竞争，就会存在纠纷，要使纠纷在公平有序的环境中得到解决，就离不开法官通过司法程序依法居中裁决。公平合法有序同样也是对政府行为的基本要求。在行政诉讼中，法院还负有审查政府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合理性的司法裁判权。在历史中形成的，法院作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的格局，正在逐步被打破。可以认为，法院承担的社会职责相对政府的一般行政部门而言，越来越重大了。

1999年宪法修正案规定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近二十年来，全国人大大量立法，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也层出不穷，国务院及各部委、各地方人大、政府的各种法规、规章更是多如牛毛。所规范的内容不限于上文所述的有关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婚姻、家庭、侵权等基本的民事法律，涉及政府各个管理领域的行政法律，以及规范法官和当事人行为的诉讼法律也越来越细化。早期法律秩序通常能够在没有通过适当训练而获得实体法和程序法知识的情况下得经维持。但是，现代社会生活变得愈来愈复杂，法律规范也变得愈来愈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伴随着法律调整的社会生活关系的广泛化和复杂化以及相应对纠纷的解决提出更高的要求，法院的社会责任也越来越重大，早期的未经培训的经验型法官已逐渐让位于经过严格培训的专业型法官。不管懂不懂法律，只要进了法院熟悉两年都能干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这样一来，国家和社会对法官的素质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纵向比较。

同时，相对行政机关一般公务员进行横向比较而言，国家和社会对法官素质的要求也更为提高，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分析得出：

(一)人之常情，理之所在。法官作为双方当事人纠纷的裁判者，处理纠纷理应比双方当事人看问题更全面、更深刻、更在理、更能服众;否则，就不称为法官。故此，法官的素质相对而言，在总体上应高于检察官、律师、以及行政机关一般公务员。此三者，常常是案件的当事人。

(二)、法官不但是处理纠纷的裁判者，而且是终局裁判者。当人们行为出现侵权、违约或其他不当之时，包括行政机关公务员的行政行为有违合法性、合理性或正当性之时，相对人可以到法院找法官寻求救济，法官可依法纠正之。可是，如果当法官的行为不当之时，又有谁来纠正。这是司法终局决定的。因此，法官应当是高素质的，既包括能力，也包括良心，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法官的不当行为。

(三)、现在提倡处理纠纷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两个效果都良好，最终当事人息诉罢访，案结事了。当事人包括的范围太广泛了，一般群众、行政机关公务人员、行政机关都可能成为当事人。这就要求法官能够针对社会各个不同阶层形形色色的人做思想工作，会说理，说的在理，不仅能讲法理，还能讲情理、道理、伦理，并且能讲到当事人的心中。这就对法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广博的法律知识，丰富的社会经验，高超的表达能力，甚至还要有敏锐的政治智慧。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我国现在的法官的低素质的状况已不能再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法官素质亟待提高。那么，法官素质提高到多高才可以?这无法用一个“尺子”去量，但总的目标是达到“令人敬佩”。

三、法官素质与待遇

提高法官素质的方法和渠道有很多，但从根本讲只有两个：一是法院系统内部花费必要的人力物力，提高现任法官素质;二是直接从社会上录用或调入高素质法律人才，逐渐添补法官空缺，逐渐从整体上提高法官素质。第一种方法是解决目前法官素质低的临时举措，从长远来看，第二种方法才是最终提高并保持高素质法律人才从事法官职业的根本之道。道理很明显：法官素质高低不是自己跟自己比，而是相对全社会而言，因此为了整个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国家也应当在全社会范围内，吸收高素质人才进入法官队伍。另一面从社会上吸收人才，也使社会人力资源得到合理利用，节约高素质法官产出的投入成本。

当全社会都在要求公平和正义之时，当提高法官素质成为当务之急之时，当法院需要引进、挽留高素质法律人才之时，有关法官待遇的问题就成了一个无法让人回避的问题。我国法官待遇低，已被普遍共认，也已被当前的法官不断流失的实际状况所证实：“近年我国共流失法官1.6万人，其中多数是从西部地区流失的。”“学法律的大学生在毕业就业时首选律师，其次是大公司，最后才是法官。”“律师和法官在待遇等各方面的差距实在太大。”[2]根据北京市司法局公布的数据，2004年度北京执业律师已突破1万名，这些律师的行业收入突破50亿元。业内人士保守估算，这1万名律师中至少有200名的个人资产已达到了千万富翁水平。这就意味着，每50名北京律师中就能诞生一个千万富翁。粗算下来，北京律师年均收入可达50万元。[3]律师界这样高的收入，法官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其实质是劳动力的价格。市场经济，竞争激烈，哪里价格适中，效益好，资源就自然向哪里集中。人才资源的配置亦然，哪里劳动力价格高，人才自身的价值展示得越充分，人才就会流动到哪里。这是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的基本原理。由于我国律师界的收入在总体上远高于法官收入，因此，在我国形成了律师水平高于法官水平不正当局面。就单从这一点讲，让两个针锋相对的高素质的律师在低素质法官的裁判面前“胜败皆服，案结事了”，谈何容易?

这就出现了法官的经济待遇与其责任、义务不相对等的现状。法官的职业特点决定了法官应尽量避免以营利为目的的活动，因而不可能从其他途径获得收入，工资是其唯一的收入来源，国家应保证法官享有相对优厚的待遇。但长期以来，法官的工资序列一直是按公务员的序列进行管理的，没有自己的工资序列，体现不出责任的重大和职业的神圣。而法官作为纠纷的最后裁判者，审判行为作为一种复杂劳动，本身具有的责任特别重大，负担较重。法官审理案件，表面上风平浪静，其实那只是处于风暴眼之中的一种暂时的、虚假的平静。实际上，法院的判决稍有闪失，各种社会矛盾随时有可能呼啸而来。而与其相对应的律师工作则比较轻松，收入水平比法官高得多，同是法律职业，对比显明，“法官下岗当律师”这一本末倒置现象在中国产生就不足为奇。培养法官的廉洁作风笔者也提倡，但法官毕竟不是生

活在真空中，还是要同自己周围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的，受着社会各种思潮的影响，仅加强对法官廉洁自律的教育是不够。人们曾说“法官要耐的住寂寞”，不错，法官应该约束自己的业外活动，不作与法官身份、职业相悖的事情，但是法官最起码的生活质量要保证;法官不可以接受当事人的吃请，但要自己请得起自己;不要出现法官因为不能支付自己子女上大学所需的费用而离职。

要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状，应当从提高法官待遇入手，使各级法院逐步引入与留住有经验的、合格的、多样化的高素质人才，同时也激励现任法官加强自修，提高自身素质，以适应法官职位的需求。“改善法官待遇。这并不是法官自利欲望驱使所至而提出的改革，而是其他国家改革的经验。提高待遇能带动法官素质提高，带动纪律严肃，树立法律权威。”[4]美国作为发达的法治国家，为留住有经验的高素质法官和引入优秀的律师担任法官，提高法院司法能力，在法官待遇方面可为他国之楷模。美国联邦法官“一经任命不仅享有很高的政治待遇，非经国会弹劾，不得免职，而且享受高出一般国家工作人员3-5倍丰厚的经济待遇，由此培育出的法官队伍使得他们忠于法律，忠于国家，忠于职守，始终保持执行案务的公正性和执行职务的廉洁性，自觉地践行法律，以体现法律的权威。”[5]即便如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院约翰•罗伯茨在2007年度报告中陈述：“也决心继续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二十年的追求：为使联邦法官得到合理的薪水”，还在努力呼吁国会增加联邦法官的收入。

[6]

法官待遇包括方面很多，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待遇;二是身份待遇。经济待遇即工资的多少，身份待遇即社会地位和受到尊重的程度，其中经济待遇占主要方面。

在论述法官经济待遇的文章中，有许多是将法官的待遇和电力、银行等部门进行比较，笔者认为这种比较方式不妥。电力、银行等部门现已带有或多或少的企业色彩和风担利润共担的特点，如果遇上一次金融危机，说不定就有几家破产的，即使尽心尽力工作，有时也无法幸免。那么在正常情况下，运营良好，收入较高也无可非厚。但法官不同，法官非因法定原因是不会被免职，更不用担心法院会“破产”。故，法官的经济待遇和电力、银行等部门员工的待遇没有可比性。

法官的经济待遇与之可比的是行政机关一般公务员、检察官、律师。法官和一般公务员、检察员具有可比性，主要是因为他们都是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与律师相比主要是为了从社会各界(包括律师、检察官)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进行入法官队伍。

那么法官的工资待遇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序才算合理。笔者认为，这不是一个具体的数额，而是随时代的展而变化的，并根据地域的不同而不同。总体上的目标是“令人羡慕”;相对律师来讲，法官的收入要高于当地律师的平均收入，或相当于优秀律师的收入。同时相

伴提高法官的身份待遇，最终达到能够吸引优秀的律师、检察官等人才进行法官队伍，不断提高法官素质，以适应经济建设和法制建设发展需要的目的。

但是法官待遇的提高也不可一蹴而就。当前法官的素质还不是很高，社会公信力也不高，还达不到民众敬仰的程度，如果法官待遇一下子提高许多，也会引起不少矛盾和其他行业人员的非议。法官的素质和待遇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相辅相成，相互统一。法官待遇的提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法官素质和公信力逐步提高的过程，同时也是民众心中由信仰权力向信仰法律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不以个人和社会的意识为转移的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四、结语

社会需要称职、优秀的法官，因此我们要提高法官的素质、提高进入法官队伍的门槛;而法官需要公平的待遇，因此我们需要提高法官的经济待遇和身份地位。在一个国家和社会里，如果人们普遍看不起法官，也会普遍自不起法律，那么这个社会也绝对不会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司法公正则距之尚远矣。

浅谈法官素质和待遇对司法公正的影响

第二篇：浅谈法官素质和待遇对司法公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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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鸿翔

同国外发达法治国家相比，我国法官素质和公信度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与此相应的是，我国法官待遇和地位低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两个低”是对我国法官在社会生活中身份和地位的真实折射。

一、“两个低”形成的历史原因

在我国历史上，一直没有形成崇尚法治的文化传统，法律意识基础也非常薄弱。相反的是，人治思想基础非常浓厚，“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不死即为不忠”等等都反映了人们心中君权至上的思想。在诉讼断案方面，老百姓心中也是包公、海瑞等清官情结。其实，人们心中的包公也不是一个纯粹的法官，他集警官、检察官、法官和执行官于一身。在包公身上人们所向往的是公道正派和为民做主，而不是现代法治理念所要求的法官居中依法公正裁判、司法为民。司法为民和为民做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为民做主固有含义便是：“父母官”以权力为依托，在个案中实现公平正义;至于权力运行是否合法，是否遵从既定程序，权力运用的方式能否普遍适用，则在所不问。“权大于法”至今仍是社会民众的普遍心理。人们对法律(法治)的信仰远不及对权力的信仰。

经过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以及短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中华民国时期，几千年来一直都是在君权至上、法为权用的人治思想传统。既便在1954年我国诞生了第一部宪法后，法治思想的萌芽还未形成，就被后来十年文革的惊涛骇浪所淹没。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才开始真正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到党的十五大才提出依法治国方略。所以说，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只是近几十年来才提出的。

在这种传统思想文化观念的支配下，生活实际中，当人们的利益受到侵害而为自己寻求救济之时，通常想到的是找“中间人”来管一管，对于诉讼比较“厌恶”，不到万不得以不为之。在当今，人们对自己权利的救济还有一种中国特色的方式：有矛盾纠纷往往想到的不是找法官，而是上访告状，找“县官”、“市官”、“省官”，甚至“告御状”，即便对法院的判决不满也不例外。人们总希望能换一个更大的“官”来把这些个“小官”管一管，治一治，为自己做主，为自己出气。他们深信“权大于法”。出现这种情况有很多种原因，但是也不难看出，人治思想在人们心理和行为方面的巨大影响，而法治思想在群众中的基础却是多么薄弱。浅谈法官素质和待遇对司法公正的影响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www.xiexiebang.com

在中国古代，在职位设置上没有真正意义的法官这一职位。法官和行政长官融为一体，司法权和行政权合二为一。县、州、道、台等各级长官皆可坐堂问案并依律决讼断狱。现在人民法院的前身向前可一直追溯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当时在一些地方的农会才成立过审判土豪劣绅的法庭、审判委员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成立过中央最高法院和省、县、区各级裁判部。这是我国司法制度的萌芽。[1]审判机关诞生之初，便是以中央政府对敌斗争工具和对内调解矛盾机关的面孔而出现的，他属于政府的组成部门之一。到1954年第一部宪法颁布后，人民法院根据规定才不再隶属于政府，不再向其报告工作。但是法院所承担的社会职能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且当时对法官任职条件、待遇等一系列问题，法律也没有另行规定。现实当中，法官一直是参照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来管理的。既便2003年《法官法》诞生后，其规定也未被很好地落实。

由于这一系列历史原因，包括法律文化传统因素，至使一直到今日全社会民众看来，法院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和政府的一般工作部门并无多大差别;法院工作人员(法官)在整体素质和知识结构方面，与一般公务员相比，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正是这种社会责任和人员素质的无差别，最终决定了待遇方面的无差别。于是，相对国外成熟法治国家而言，我国就出现了法官“两个低”的现状。

二、法官的素质与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

现在我们就有了一个问题：法官 “两个低” 的现状是适应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还是与之相悖呢?

我国1993年宪法修正案规定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自此，我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建设转向市场经济建设，经济立法数量大量增加。要发展市场经济，完善宏观调控，国家必须营造一个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只有公平才能激发创造力，只有有序才最大限度地避免财力内耗，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要做到公平有序，就必须制定完备的法律，用法律确定各方权益，规范社会秩序。市场经济就是公平竞争的经济，只要存在竞争，就会存在纠纷，要使纠纷在公平有序的环境中得到解决，就离不开法官通过司法程序依法居中裁决。公平合法有序同样也是对政府行为的基本要求。在行政诉讼中，法院还负有审查政府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合理性的司法裁判权。在历史中形成的，法院作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的格局，正在逐步被打破。可以认为，法院承担的社会职责相对政府的一般行政部门而言，越来越重大了。

1999年宪法修正案规定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近二十年来，全国人大大量立法，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也层出不穷，国务院及各部委、各地方人大、政府的各种法规、规章更是多如牛毛。所规范的内容不限于上文所述的有关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浅谈法官素质和待遇对司法公正的影响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www.xiexiebang.com 婚姻、家庭、侵权等基本的民事法律，涉及政府各个管理领域的行政法律，以及规范法官和当事人行为的诉讼法律也越来越细化。早期法律秩序通常能够在没有通过适当训练而获得实体法和程序法知识的情况下得经维持。但是，现代社会生活变得愈来愈复杂，法律规范也变得愈来愈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伴随着法律调整的社会生活关系的广泛化和复杂化以及相应对纠纷的解决提出更高的要求，法院的社会责任也越来越重大，早期的未经培训的经验型法官已逐渐让位于经过严格培训的专业型法官。不管懂不懂法律，只要进了法院熟悉两年都能干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这样一来，国家和社会对法官的素质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纵向比较。

同时，相对行政机关一般公务员进行横向比较而言，国家和社会对法官素质的要求也更为提高，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分析得出：

(一)人之常情，理之所在。法官作为双方当事人纠纷的裁判者，处理纠纷理应比双方当事人看问题更全面、更深刻、更在理、更能服众;否则，就不称为法官。故此，法官的素质相对而言，在总体上应高于检察官、律师、以及行政机关一般公务员。此三者，常常是案件的当事人。

(二)、法官不但是处理纠纷的裁判者，而且是终局裁判者。当人们行为出现侵权、违约或其他不当之时，包括行政机关公务员的行政行为有违合法性、合理性或正当性之时，相对人可以到法院找法官寻求救济，法官可依法纠正之。可是，如果当法官的行为不当之时，又有谁来纠正。这是司法终局决定的。因此，法官应当是高素质的，既包括能力，也包括良心，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法官的不当行为。

(三)、现在提倡处理纠纷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两个效果都良好，最终当事人息诉罢访，案结事了。当事人包括的范围太广泛了，一般群众、行政机关公务人员、行政机关都可能成为当事人。这就要求法官能够针对社会各个不同阶层形形色色的人做思想工作，会说理，说的在理，不仅能讲法理，还能讲情理、道理、伦理，并且能讲到当事人的心中。这就对法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广博的法律知识，丰富的社会经验，高超的表达能力，甚至还要有敏锐的政治智慧。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我国现在的法官的低素质的状况已不能再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法官素质亟待提高。那么，法官素质提高到多高才可以?这无法用一个“尺子”去量，但总的目标是达到“令人敬佩”。

三、法官素质与待遇 浅谈法官素质和待遇对司法公正的影响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www.xiexiebang.com

提高法官素质的方法和渠道有很多，但从根本讲只有两个：一是法院系统内部花费必要的人力物力，提高现任法官素质;二是直接从社会上录用或调入高素质法律人才，逐渐添补法官空缺，逐渐从整体上提高法官素质。第一种方法是解决目前法官素质低的临时举措，从长远来看，第二种方法才是最终提高并保持高素质法律人才从事法官职业的根本之道。道理很明显：法官素质高低不是自己跟自己比，而是相对全社会而言，因此为了整个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国家也应当在全社会范围内，吸收高素质人才进入法官队伍。另一面从社会上吸收人才，也使社会人力资源得到合理利用，节约高素质法官产出的投入成本。

当全社会都在要求公平和正义之时，当提高法官素质成为当务之急之时，当法院需要引进、挽留高素质法律人才之时，有关法官待遇的问题就成了一个无法让人回避的问题。我国法官待遇低，已被普遍共认，也已被当前的法官不断流失的实际状况所证实：“近年我国共流失法官1.6万人，其中多数是从西部地区流失的。”“学法律的大学生在毕业就业时首选律师，其次是大公司，最后才是法官。”“律师和法官在待遇等各方面的差距实在太大。”[2]

根据北京市司法局公布的数据，2004北京执业律师已突破1万名，这些律师的行业收入突破50亿元。业内人士保守估算，这1万名律师中至少有200名的个人资产已达到了千万富翁水平。这就意味着，每50名北京律师中就能诞生一个千万富翁。粗算下来，北京律师年均收入可达50万元。[3]律师界这样高的收入，法官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其实质是劳动力的价格。市场经济，竞争激烈，哪里价格适中，效益好，资源就自然向哪里集中。人才资源的配置亦然，哪里劳动力价格高，人才自身的价值展示得越充分，人才就会流动到哪里。这是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的基本原理。由于我国律师界的收入在总体上远高于法官收入，因此，在我国形成了律师水平高于法官水平不正当局面。就单从这一点讲，让两个针锋相对的高素质的律师在低素质法官的裁判面前“胜败皆服，案结事了”，谈何容易?

这就出现了法官的经济待遇与其责任、义务不相对等的现状。法官的职业特点决定了法官应尽量避免以营利为目的的活动，因而不可能从其他途径获得收入，工资是其唯一的收入来源，国家应保证法官享有相对优厚的待遇。但长期以来，法官的工资序列一直是按公务员的序列进行管理的，没有自己的工资序列，体现不出责任的重大和职业的神圣。而法官作为纠纷的最后裁判者，审判行为作为一种复杂劳动，本身具有的责任特别重大，负担较重。法官审理案件，表面上风平浪静，其实那只是处于风暴眼之中的一种暂时的、虚假的平静。实际上，法院的判决稍有闪失，各种社会矛盾随时有可能呼啸而来。而与其相对应的律师工作则比较轻松，收入水平比法官高得多，同是法律职业，对比显明，“法官下岗当律师”这一本末倒置现象在中国产生就不足为奇。培养法官的廉洁作风笔者也提倡，但法官毕竟不是生浅谈法官素质和待遇对司法公正的影响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www.xiexiebang.com 活在真空中，还是要同自己周围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的，受着社会各种思潮的影响，仅加强对法官廉洁自律的教育是不够。人们曾说“法官要耐的住寂寞”，不错，法官应该约束自己的业外活动，不作与法官身份、职业相悖的事情，但是法官最起码的生活质量要保证;法官不可以接受当事人的吃请，但要自己请得起自己;不要出现法官因为不能支付自己子女上大学所需的费用而离职。

要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状，应当从提高法官待遇入手，使各级法院逐步引入与留住有经验的、合格的、多样化的高素质人才，同时也激励现任法官加强自修，提高自身素质，以适应法官职位的需求。“改善法官待遇。这并不是法官自利欲望驱使所至而提出的改革，而是其他国家改革的经验。提高待遇能带动法官素质提高，带动纪律严肃，树立法律权威。”[4]美国作为发达的法治国家，为留住有经验的高素质法官和引入优秀的律师担任法官，提高法院司法能力，在法官待遇方面可为他国之楷模。美国联邦法官“一经任命不仅享有很高的政治待遇，非经国会弹劾，不得免职，而且享受高出一般国家工作人员3-5倍丰厚的经济待遇，由此培育出的法官队伍使得他们忠于法律，忠于国家，忠于职守，始终保持执行案务的公正性和执行职务的廉洁性，自觉地践行法律，以体现法律的权威。”[5]即便如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院约翰•罗伯茨在2007报告中陈述：“也决心继续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二十年的追求：为使联邦法官得到合理的薪水”，还在努力呼吁国会增加联邦法官的收入。[6]

法官待遇包括方面很多，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待遇;二是身份待遇。经济待遇即工资的多少，身份待遇即社会地位和受到尊重的程度，其中经济待遇占主要方面。

在论述法官经济待遇的文章中，有许多是将法官的待遇和电力、银行等部门进行比较，笔者认为这种比较方式不妥。电力、银行等部门现已带有或多或少的企业色彩和风担利润共担的特点，如果遇上一次金融危机，说不定就有几家破产的，即使尽心尽力工作，有时也无法幸免。那么在正常情况下，运营良好，收入较高也无可非厚。但法官不同，法官非因法定原因是不会被免职，更不用担心法院会“破产”。故，法官的经济待遇和电力、银行等部门员工的待遇没有可比性。

法官的经济待遇与之可比的是行政机关一般公务员、检察官、律师。法官和一般公务员、检察员具有可比性，主要是因为他们都是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与律师相比主要是为了从社会各界(包括律师、检察官)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进行入法官队伍。

那么法官的工资待遇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序才算合理。笔者认为，这不是一个具体的数额，而是随时代的展而变化的，并根据地域的不同而不同。总体上的目标是“令人羡慕”;相对律师来讲，法官的收入要高于当地律师的平均收入，或相当于优秀律师的收入。同时相浅谈法官素质和待遇对司法公正的影响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www.xiexiebang.com 伴提高法官的身份待遇，最终达到能够吸引优秀的律师、检察官等人才进行法官队伍，不断提高法官素质，以适应经济建设和法制建设发展需要的目的。

但是法官待遇的提高也不可一蹴而就。当前法官的素质还不是很高，社会公信力也不高，还达不到民众敬仰的程度，如果法官待遇一下子提高许多，也会引起不少矛盾和其他行业人员的非议。法官的素质和待遇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相辅相成，相互统一。法官待遇的提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法官素质和公信力逐步提高的过程，同时也是民众心中由信仰权力向信仰法律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不以个人和社会的意识为转移的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四、结语

社会需要称职、优秀的法官，因此我们要提高法官的素质、提高进入法官队伍的门槛;而法官需要公平的待遇，因此我们需要提高法官的经济待遇和身份地位。在一个国家和社会里，如果人们普遍看不起法官，也会普遍自不起法律，那么这个社会也绝对不会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司法公正则距之尚远矣。

浅谈法官素质和待遇对司法公正的影响

第三篇：法官素质与司法公正[范文]

论文摘要

在法制不健全的过去几十年间，司法公正 问题 并不为 社会 所关注。而随着社会的 发展，我国法制的逐步完善，司法公正成了当前社会广为关注的一个问题。本文仅就法官素质对司法公正的 影响 作用，发表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借以推进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进程，最终实现公正司法的目标。

一、司法公正的内涵司法公正，或曰公正司法，其基本内涵就是要在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坚持和体现公平与正义的原则。司法公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本文讲的司法公正是即是指狭义的司法公正，即法官和法院的审判公正。

二、司法公正对法官素质的要求司法公正是社会公众对法制的期望，是执法活动内在的价值追求。法律 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具有调整社会各主体之间利益冲突的作用。任何不公正的司法行为或错误裁判，不仅会招致其承受者的强烈不满，而且往往会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毫无例外都将严重影响司法的公信力和严重损害司法和法律的权威，其危害后果是决不可低估的。

三、法官队伍的现状 分析 自实行改革开放和法制建设以来，我国的法官解决了大量的民事、经济 纠纷，为保障改革开放和促进 现代 化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其功绩不能也不应低估。但另一方面，当我们用冷静、理性的目光审视法官这一特殊群体时，又不得不承认法官队伍的现状远远不能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法官素质的要求。在当前复杂的形势下，法官队伍的总体素质与审判工作不相适应的矛盾，可以说显得从来没有过的尖锐和突出。

四、加强法官队伍建设，提高法官队伍素质首先，严格把好法官的进入制度关，切实按《法官法》进行任用选拔。其次，加强道德素养 教育，树立起人民法官的高尚人格。再次，进行其它方面司法制度的配套改革，以尽快培养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最后，加强司法培训，实行能者上、平者让、庸者退的用人机制。

关键词：法官素质 司法公正 内涵 法官素质要求 队伍现状 队伍建设

在法制不健全的过去几十年间，司法公正问题并不为社会所关注。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法制的逐步完善，司法公正成了当前社会广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在十五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也明确提出，要推进司法改革，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人民群众关注司法公正，是因为它同群众的日常生活和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司法机关关注司法公正，是因为它不仅是司法行为、过程及结果的评价标准，而且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 政治 家们关注司法公正，是因为它在法治国家中，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实现程度，起着晴雨表和平衡器的作用； 理论 家们关注司法公正，是因为它是现代民主和法治理念的集中体现，蕴藏着丰富的法律文化内涵，对它的 研究 和探索，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仅就法官素质对司法公正的影响作用，发表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借以推进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进程，最终实现公正司法的目标。

一、司法公正的内涵司法公正，或曰公正司法，其基本内涵就是要在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坚持和体现公平与正义的原则。广义的司法包括法官、检察官和警察等司法人员的司法活动，在这里，司法指狭义的司法，即仅指法官和法院的审判活动。公正的含义包括公平、平等、正当、正义、不偏不倚等。［1］本文讲的司法公正是即是指狭义的司法公正，即法官和法院的审判公正。公正是人们追求的一个崇高的价值、理想的目标，也是执法者永恒的主题。共产党员讲正气，执法人员讲正义。罗马法学家在《法学总论》中称：“正义是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部分这种坚定而恒久的愿望。”现在，社会各界都在关注司法公正这一问题，在人民法院工作中也是言必谈司法公正。因为司法公正是人民法院工作的灵魂和生命，也是我国司法改革要最终实现的目标。人民法院在实现依法治国方略的进程中，能否发挥重要作用，归根到底就是看人民法院能否充分发挥审判职能，能否确保司法公正。所以，确保司法公正，既是党和国家的要求，也是人民群众的期望；既是依法治国、实现法律公正的应有之义，也是每一位法官应始终不渝追求的人生目标。人民法院存在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有效地维护和实现司法公正。司法公正分为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所谓实体公正是指裁判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都是正确的。对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供了充分的保障，并对违法犯罪者给予了应有的惩罚和制裁。所谓程序公正又称形式上的公正，指司法程序必须符合公正、公开、民主、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的基本保护、切实保障法官的独立公正以及充分体现效率的原则。［2］实现司法公正，不仅要有合理的司法体制和完善的司法制度，而且要依靠司法人员主持正义，严格依法办事。《孟子.离娄篇》云：“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3］马克思曾指出“要运用法律就需要法官。如果法律可以自动运用，那么法官也就是多余的了。”［4］党的十五大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近年来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和调整，大量的法律法规的出台颁布，标志着我国已步入了依法治国的快车道。但如何使法律得到正确实施，除了依法行政外，司法是极其重要的法治手段，而司法裁判又是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一环节的执法活动最终保护了人民、惩罚了犯罪，维护了社会正义和秩序。这一环节的执法活动即审判活动如要实现最大限度的公正，就必然要求其实施主体－法官有很高的素质，甚至法官必须是整个社会的最精英人物，否则难以保障司法裁判的公正性及整个社会利益平衡。法官必须是一个专门化的特殊的法律职业群体，而不是一个普通的公务员，对法官的素质要求要比对公务员的要求还要高，未经过长期的法律 学习和实践，就是再高级的公务员也是不能胜任做法官的。正如17世纪英国普通上诉法院首席大法官爱德华•柯克在抨击教会关于国王可以亲审案件的观点时说过一段惊世名言：“法律是一门 艺术，它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掌握，在未达到这一水平之前，任何人都不能从事案件的审判。”［5］

二、司法公正对法官素质的要求一般而言，法官审理案件，有明文规定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可资遵循，只要“按图索骥”，依法审判即可。其实不然，法官本人的素质如何，对是非的评断，法律的理解和适用关系极大。法官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审判的质量和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社会公众对法制的期望，是执法活动内在的价值追求。法律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具有调整社会各主体之间利益冲突的作用。也就是说，当事人之所以把纠纷诉诸法律，是由于他们相信执法者会给他公正的处理。如果通过法律，结果都不是公正的，那法律在人们心中就会一文不值，老百姓有冤屈也就没有了说理的地方，这无异于没有法律时的弱肉强食。可见，司法不公是最大的不公，正像英国著名学者培根所说的，“一次不公正的判决比多次不法的行为为祸尤烈。因为不法的行为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判决则把水源给破坏了。”江泽民同志也指出，“如果执法人员不秉公执法，甚至执法犯法，贪赃枉法，群众就会失去对法律的信任，进而失去对党和国家的信任。”然而，我们所必须面对和承认的现实是：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中确实不同程度地存在司法不公的问题，而且一个时期以来，这个问题已成为社会各界广为关注的热点。任何不公正的司法行为或错误裁判，不仅会招致其承受者的强烈不满，而且往往会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毫无例外都将严重影响司法的公信力和严重损害司法和法律的权威，其危害后果是决不可低估的。毫无疑问，司法不公现象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 时代 背景，是在 历史 与现实、体制与机制、外部环境与内部条件、主观与客观等各种因素的相互影响和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我们不否定外部环境、体制因素和客观条件对司法工作的影响和制约，有时这种影响和制约甚至是巨大的，起决定性作用的。但是，如果认为这些是导致司法不公的唯一的或根本的原因，这种认识至少是不全面的，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为什么在相同或者类似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和客观条件下，有不少的法官却始终能够以清廉、公正的行为和形象赢得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护？这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在分析和寻找司法不公的原因时，必须眼睛向内，着力从自身上，从主观上，从工作上找根源，诸如审判人员素质是否适宜、指导思想是否端正、权力是否受到有效制约、工作作风是否严谨等等。人民法院无论是推进司法改革，还是维护司法公正，成败与否，关键在人，在于是否拥有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因为法官作为审判的组织者，其对法律的理解、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对于保障程序公正，实现审判公正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法官的行为决定着法律实施的恰当与否，决定着法律是否能够在社会中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而最终决定着司法公正实现的程度。从一般意义上讲，素质是指事物本来的性质。人的素质是指人的某些先天的特性和后天经社会实践获得的知识与能力的综合，既包括先天性的生理素质，又包括后天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社会素质。法官的素质，除具有人的一般的素质特征外，还应具有与从事审判工作相适应的专业素质。近年来，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包括法官的素质，已越来越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被视为加强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目标的重大措施提出。早在1980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要大力加强政法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建设，他特别强调要对法官进行训练，严格考核。他说：“一般资本主义国家考法官条件很严格，我们更应该严格，除了必须通晓各项法律、政策、条例、程序、案例和有关的社会知识外，特别要求大公无私、作风正派。”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专门提出要加强司法队伍的建设，大力提高司法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专业素质，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过去，我们讲法官素质，一般讲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两个方面，这是十分重要的，但现在看来不够全面。鉴于法官职业的特殊性，还应加上司法人格素质的特殊要求。这就是说，一名优秀的法官，不仅应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高超的司法水平，而且还应具有高尚的道德水准和健全的司法人格。司法人格是职业法官道德操守、法律意识、司法理念以及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执法如山、刚正不阿精神和气节的集中体现。由于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社会上腐败之风泛滥，无孔不入，法官难免受其影响，面对各种利益的诱惑，意志薄弱者就身陷其中而不能自拔。要抵御种种利诱，只有不断增强品德修养，才能提高免疫力，处污泥而不染，秉公执法、恪尽职守而不动摇。只有这三个方面同时具备，才能构成一个比较完善的司法主体。同时，只有这样的主体，才能真正担当起法律守护神的重任，才能在司法主体素质和主观方面确保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也才能自觉地维护并始终不渝地追求实现公正司法这一最终目标。

三、法官队伍的现状分析自实行改革开放和法制建设以来，我国的法官解决了大量的民事、经济纠纷，为保障改革开放和促进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其功绩不能也不应低估。但另一方面，当我们用冷静、理性的目光审视法官这一特殊群体时，又不得不承认法官队伍的现状远远不能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法官素质的要求。在当前复杂的形势下，法官队伍的总体素质与审判工作不相适应的矛盾，可以说显得从来没有过的尖锐和突出。法官队伍的总体素质不高，这是当前社会各界已达成的普遍共识，其突出表现如下。

1、从整体上看，法官的法律专业知识素质偏低。在发生诉讼的场合，法律是通过法院的判决具体表现出来的。由于现代社会的法律越来越多，纠纷也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法官只有在具备良好的法律素养下，才能正确地裁判纠纷。因此，各国都对法官的任职资格规定了很高的标准，都通过严格的程序挑选法官。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官职业是一个极受社会尊重的职业，法官选任的条件也非常严格。比如在英国，除了治安法官外，所有的法官都只能从出庭律师中选定。根据规定，地 方法 院法官必须有7年以上的出庭律师经历；高等法院法官必须有10年以上出庭律师的经历，或者2年以上地方法院法官的经历；担任最高上诉法院法官的职务，要具有15年以上出庭律师的经历或者担任高等法院法官2年以上的经历。由于这些条件的限制，所以在英国，即使是地方法院的法官也不会非常年轻，40岁以前被任命为法官是非常少见的。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英国的法官职业有着其他职业不可比拟的尊严和荣耀。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官的地位虽低于英美法系国家，其主要原因是在于法官的选拔条件较低。但在这些国家中，新毕业的法律专业的学生，在实习期结束后，只有通过国家司法 考试，才能成为法官。如在德国入选法官必须经过两次考试，第一次是在考生接受完法学院的三年半教育之后；只有通过了第一次考试，才能再接受为期两年的培训，然后再参加侧重于解决实际问题的第二次考试；只有通过了第二次考试之后，才能够被任命为见习法官。因此，像德国法律系的学生要想取得法官职业资格，至少需要7年的法律学习和实践。日本选拔法官的条件和程序更为严格，法律专业的大学生首先要通过淘汰率高达95%－98%的司法考试，通过第一次考试后的少数幸运者，还要接受由法务大臣任命的司法考试审查委员会主持的第二次考试，才能成为司法研修生。司法研修生在成为法官前还须在司法研修所学习和培训两年，然后还须参加第三次考试，通过者才有资格进入法官行列。显然，西方法治发达的国家正是运用这种激烈的竞争性考试和严格的选拔程序，才保证了法官具有很高的法律素养。与法治发达的国家相比，我国对法官任职资格条件的要求是比较低的。1979年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甚至不要求法官具有法律知识。1983年对该法进行修改，增加了具有法律知识的要求，但仍然不太严格。1995年颁布的《法官法》作了学历上的要求，法官必须是高等院校毕业的，包括获得法律专业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的；而且要取得法官资格，必须一律经过初任法官资格考试，只有考试通过者，才能被任命为法官。我国的《法官法》虽然将法官入门的起点规定为大学本科以上，然而我国法官学历的实际情况离这不算高的起点尚有相当大的距离。由于我国现在的法官队伍是形成于《法官法》颁布之前，因此从这支队伍的来源看，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政法院校的毕业生，二是复转军人，三是通过社会招干途径考入法院的高中毕业生。从人数比例看，后两部分人的数量远远超出第一部分人的数量。

第四篇：促进司法公正 法官应具备的素质 讲稿

促进司法公正 法官应具备的素质

没有高素质的法官，就不可能有高水平的审判。因此，要实现公正与效率这一人民法院工作的世纪主题，就必须大力加强队伍建设，提升法官素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一章总则中，对为什么要制定法官法，法官是什么，法官的义务和权力等作了原则规定。第一条规定：“为了提高法官的素质，加强对法官的管理，保障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保障法官依法履行职责，保障司法公正，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第二条规定：“法官是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第三条规定：“法官必须忠实执行宪法和法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四条规定：“法官依法履行职责，受法律保护。”

而古今中外的政治家、思想家、法学家对法官是什么则作出了充满文学色彩的描述。作为英国著名法官、律师和哲学家的培根对法官的素质曾作过这样的阐述，他说：“法官应当博学而不只是止于聪明；法官应当受到尊敬而不只是止于受到欢迎；法官应当深思熟虑，而不是止于自满，自信。但只有这些仍不够，正直才是法官之命脉与圣德。”这些描述不仅仅是更是一种期望。

因此，提升法官素质，对于促进司法公正，维护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利益，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

法官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法官法》第九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担任法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和良好的品行；身体健康。由此可以看出，法官应该具备四个方面的基本素质，即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品行修养、身体素质。

（一）政治素质。政治素质是一个法官首先应具备的素质。良好的政治素质是担任法官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政治素质应当包括：拥护党的领导、热爱祖国，忠于宪法和法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较强的组织性、纪律性和大局观念，有较强的政治理论水平。《法官法》第七条规定，法官应履行下列义务：

（一）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

（二）审判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秉公办案，不得徇私枉法；

（三）依法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

（四）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维护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五）清正廉明，忠于职守，遵守纪律，恪守职业道德；

（六）保守国家秘密和审判工作秘密；

（七）接受法律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这是对法官政治素质的具体要求。

（二）业务素质。良好的业务素质是担任法官必须具备的基础条件。业务素质应当包括：具备一定的法律理论水平和审判业务水平；掌握一定的与审判工作相关的专业知识，有一定的审判工作经验。《法官法》第九条第（六）项规定，担任法官必须是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具有法律专业知识，从事法律工作满二年，其中担任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应当从事法律工作满三年；获得法律专业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或者非法律专业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具有法律专业知识，从事法律工作满一年，其中担任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应当从事法律工作满二年。

（三）品行修养。高尚的道德情操，良好的品行修养是担任法官的重要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中对法官应具备怎样的品行修养作了详细的规定。一是保障司法公正。法官在履行职责时，应当切实做到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并通过自己在法庭内外的言行体现出公正，避免公众对司法公正产生合理的怀疑。法官在履行职责时，应当忠实于宪法和法律，坚持和维护审判独立的原则，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不受来自法律规定之外的影响。法官在审判活动中，除了应当自觉遵守法定回避制度外，如果认为自己审理某案件时可能引起公众对该案件公正裁判产生合理怀疑的，应当提出不宜审理该案件的请求。法官应当抵制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辩护人或者案外人利用各种社会关系的说情，并按照有关规定处理。法官不得违背当事人的意愿，以不正当的手段迫使当事人撤诉或者接受调解。法官应当公开并且客观地审理案件，自觉接受公众监督。但是，法律规定不公开或者可以不公开审理的除外。法官在审判活动中，应当独立思考、自主判断，敢于坚持正确的意见。法官在审判活动中，不得私自单独会见一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法官在审判活动中，应当避免主观偏见、滥用职权和忽视法律等情形的发生。法官在履行职责时，应当平等对待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不得以其言语和行为表现出任何歧视，并有义务制止和纠正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员的任何歧视性言行。法官应当充分注意到由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宗教信仰、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和居住地等因素而可能产生的差别，保障诉讼各方平等、充分地行使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法官审理案件应当保持中立。法官在宣判前，不得通过言语、表情或者行为流露自己对裁判结果的观点或者态度。法官调解案件应当依法进行，并注意言行审慎，避免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对其公正性产生合理的怀疑。法官对与当事人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有关的措施和裁判应当依法说明理由，避免主观、片面地作出结论或者采取措施。法官应当尊重其他法官对审判职权的独立行使，并做到：

（一）除非基于履行审判职责或者通过适当的程序，不得对其他法官正在审理的案件发表评论，不得对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案件提出处理建议和意见；

（二）不得擅自过问或者干预下级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

（三）不得向上级人民法院就二审案件提出个人的处理建议和意见。法官除履行审判职责或者管理职责外，不得探询其他法官承办案件的审理情况和有关信息。法官不得向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辩护人泄露或者提供有关案件的审理情况、承办案件法官的联系方式和其他有关信息；不得为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辩护人联系和介绍承办案件的法官。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应当避免受到新闻媒体和公众舆论的不当影响。法官在公众场合和新闻媒体上，不得发表有损生效裁判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的评论。如果认为生效裁判或者审判工作中存在问题的，可以向本院院长报告或者向有关法院反映。法官根据获得的情况确信，其他法官有可能或已经违反法官职业道德，或者其他法律工作者有可能或已违反职业道德，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采取适当的措施向有关部门或者有关机关反映。二是提高司法效率。法官应当勤勉敬业，全身心地致力于履行职责，不得因个人的事务、日程安排或者其他行为影响职责的正常履行。法官应当遵守法律规定的诉讼期限，在法定期限内尽快地立案、审理、判决。法官必须杜绝粗心大意、无故拖延、贻误工作的行为，认真、及时、有效地完成本职工作，并做到：

（一）合理安排各项审判事务，提高诉讼效率；

（二）对于各项司法职责的履行都给予足够的重视，对于所承办的案件都给予同样审慎的关注，并且投入合理的、足够的时间；

（三）在保证审判质量的前提下，注意节省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辩护人的时间，注重与其他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共事的有效性。法官在审判活动中应当监督当事人遵守诉讼程序和各种时限规定，避免因诉讼参与人的原因导致不合理或者不必要的延误。法官在执行生效法律文书时，应当依法采取有效措施，尽快予以执结。三是保持清正廉洁。法官在履行职责时，不得直接或者间接地利用职务和地位谋取任何不当利益。法官不得接受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辩护人的款待、财物和其他利益。法官不得参与可能导致公众对其廉洁形象产生不信任感的商业活动或者其他经济活动。法官应当妥善处理个人事务，不得为了获得特殊照顾而有意披露自己的法官身份；不得利用法官的声誉和影响为自己、亲属或者他人谋取私人利益。法官及其家庭成员的生活方式和水准，应当与他们的职位和收入相符。法官不得兼任律师、企事业单位或者个人的法律顾问等职务；不得就未决案件给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辩护人提供咨询意见和法律意见。法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如实申报财产。法官必须向其家庭成员告知法官行为守则和职业道德的要求，并督促其家庭成员不得违反有关规定。四是遵守司法礼仪。法官应当严格遵守各项司法礼仪，保持良好的仪表和文明的举止，维护人民法院的尊严和法官的良好形象。法官应当尊重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人格尊严，并做到：

（一）认真、耐心地听取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发表意见；除非因维护法庭秩序和庭审的需要，开庭时不得随意打断或者制止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发言；

（二）使用规范、准确、文明的语言，不得对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有任何不公的训诫和不恰当的言辞。法官开庭时应当遵守法庭规则，并监督法庭内所有人员遵守法庭规则，保持法庭的庄严，并做到：

（一）按照有关规定穿着法官袍或者法官制服、佩带徽章，并保持整洁；

（二）准时出庭，不缺席、迟到、早退，不随意出进；

（三）集中精力，专注庭审，不做与审判活动无关的事。五是加强自身修养。法官应当加强修养，具备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和良好的品行，忠实地执行宪法和法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法官应当具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和对社会现实的深刻理解。法官应当具备忠于职守、秉公办案、刚正不阿、不徇私情的理念，惩恶扬善、弘扬正义的良知，正直善良、谦虚谨慎的品格，享有良好的个人声誉。法官有权利并有义务接受教育培训，树立良好的学风，精研法理，汲取新知识，提高驾驭庭审、判断证据、制作裁判文书等各项司法技能，具备审判工作所必需的知识和专业能力。法官在日常生活中，应当严格自律，行为检点，培养高尚的道德操守，成为遵守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的楷模。六是约束业外活动。法官从事各种职务外活动，应当避免使公众对法官的公正司法和清正廉洁产生合理怀疑，避免影响法官职责的正常履行，避免对人民法院的公信力产生不良影响。法官必须杜绝与公共利益、公共秩序、社会公德和良好习惯相违背的，可能影响法官形象和公正履行职责的不良嗜好和行为。法官应当谨慎出入社交场合，谨慎交友，慎重对待与当事人、律师以及可能影响法官形象的人员的接触和交往，以免给公众造成不公正或者不廉洁的印象，并避免在履行职责时可能产生的困扰和尴尬。法官不得参加带有邪教性质的组织。法官在职务外活动中，不得披露或者使用非公开的审判信息和在审判过程中获得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以及其他非公开的信息。法官不得参加营利性社团组织或者可能借法官影响力营利的社团组织。法官可以参加有助于法制建设和司法改革的学术研究和其他社会活动。但是，这些活动应当以符合法律规定、不妨碍公正司法和维护司法权威、不影响审判工作为前提。法官发表文章或者接受媒体采访时，应当保持谨慎的态度，不得针对具体案件和当事人进行不适当的评论，避免因言语不当使公众对司法公正产生合理的怀疑。法官退休后应当继续保持自身的良好形象，避免因其不当言行而使公众对司法公正产生合理的怀疑。

（四）身体素质。良好的身体素质是法官履行审判执行职责的保证。

第五篇：做人民法官扬司法公正

做人民法官扬司法公正

“人民法官为人民”这一重大命题，深刻揭示了人民法院、人民法官的性质和宗旨，回答了“为谁掌权、为谁司法、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自开展主题活动以来，我院在地方党委和上级法院的领导下，始终坚持“三个至上”，围绕建设“平安阜宁”主线，突出“公正与效率”主题，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和“司法公信建设年”教育活动,深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扎实推进“人民法官为人民”活动，提高了队伍素质，为审判工作和地方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我院被省高院表彰为审判管理先进单位、在县目标考核中荣获先进部门等称号。

一、深入开展学习研讨，加大队伍建设力度

深入学习实践，注重成果转化。我院把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有机结合，并轨推进，确保工作不脱节、不重复、不紊乱。同时，把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的成效落实在审判执行工作中，按照“高、快、好、省”和办“铁案、精品案、和谐案”的要求，在确保审判质量、效果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加快办案节奏，提高办案效率，及时高效化解矛盾纠纷。呈现出四个特点：

一是领导率先垂范。坚持院领导率先垂范、带头学习、带头宣讲，带头实践。努力在勤奋学习、善于思考上作表率，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上作表率，在勇于实践、锐意创新上作表率，促进全院共同提高。如我本人带头深入调研并撰写的调研报告《论如何为沿海大发展提供司法保障》；纪检组组长刘智明亲自为挂钩学校学生做

法制宣讲。班子成员还结合“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要求，分为5个小组深入一线调查研究，对如何坚定法院工作的思想路线，如何通过法院工作服务发展大局进行了深入研究，撰写了调研报告8篇，认真撰写学习心得体会，每人都完成了2篇心得体会。

二是教育形式丰富。在抓好集中学习、个人自学、专题辅导、庭室讨论等基本学教形式的基础上，坚持“请进来，走出去”做法，如苏大法学院的黄院长讲授《新时期的法院如何开展工作》；邀请了省政法委领导为法官讲授《传统文化与法官职业道德修养》，加强法官的职业荣誉感的培养；组织干警赴苏大进行法律轮训。

三是实践措施扎实。我院深入贯彻“以人为本”理念，加大司法救助力度，把保护社会弱势群体诉讼权利作为落实司法为民宗旨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尽可能使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都能及时得到司法救助。自开展活动至今共减、免、缓缴诉讼费258件，价值652663元。除此之外，还从便民诉讼角度出发，开展“法官进农村学校”活动。将法律知识送到乡间田头，校园角落并及时地询贫困学生生活、学习情况，结成帮扶对子，向他们赠送学习用品和书籍，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爱，为此我院涌现出像“送法天使”---季益岭等盐城市知名法官。

四是成效比较显著。通过深入开展学习实践活动，我院的审判、执行工作进一步发展，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去年共受理各类案件6836件，审执结6830件，在市法院年终考核中成绩中游。接待群众来访203人次，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也已全面核查并解释。通过加大执行清案力度，去年共执结案件1126件，人均结案数为80件,执行和解率达到90.14%。民商事案件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多元并举、案结事了人和”，去年，调撤率达到85.3%，同期提高5个百分点；由法院信访办化解解了大量突发性、群体性矛盾纠纷，今年共化解此类纠纷7件。通过细心、耐心的工作解决了一些积累已久的难案、老案，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社会的对立面。如阜宁县罗桥镇安兴村村民刘海涛伤残赔偿一案得到了完满的解决，当事人很感激法院司法为民、关心弱势群体的细致工作，送来了锦旗。在案件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全院干警乐于奉献，加班加点，不断提升审判、调解能力，在保质保量完成工作任务的同时，积极做好群众工作和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工作，努力把“司法强保障”的实践载体落到实处，得到了当事人的好评，今年1到5月份共收到当事人送来的锦旗6面。

二、充分加强法院文化建设，落实司法便民措施

我院文化建设重点以提升法院形象和队伍素质入手，发挥文化建设服务审判工作和队伍建设的功能，呈现出三强化、三突破的特点。一是强化荣誉意识，维护法院良好形象。着力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和审判作风建设，充分营造廉政文化氛围。严格落实“五个严禁”规定，使干警时刻绷紧廉政弦。切实发挥班子成员和庭室负责人的“一岗双责”作用，加大队伍管理力度，严抓严管，防微杜渐，确保队伍不出问题。二是强化学习意识，提高自身业务素质。在全院开展“榜样就在身边，我该怎么学”大思考活动，以先进法院为标杆，认真查找工作中有待加强的薄弱环节，创新工作思路，提高业务技能，推动法院整体工作向更高层次迈进。举办了本院法制纵横论坛活动，今年已有两篇论文在最高院和人民法院报举办的征文活动中获优秀奖的好成绩，积极选派干警参加省、市法院各类培训。三是强化服务意识，打造便民工作品牌。对法院立案大厅进行升级改造，突出便民特色，擦亮服务窗口，打造便民品牌。倡树便民文化，开展“六查六议”大讨论活动，引导干警对破解法院发展难题有更深入的认识。我院成立了 “劳动人事争议巡回法庭”，1到5月份共审劳动人事争议案件15件切实维护了老百姓的利益，取得了“案结事了人和”的良好效果，当事人及社会各界普遍反映较好。

三突破：一是在服务大局上求突破。注重增强干警的大局意识和服务意识，牢牢把握“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工作主题，以作为求地位，以服务求发展。强化诉前调解工作，在当好法律顾问，开展法律服务、化解矛盾等工作的同时，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有针对性地制定改进服务措施。如组织青年干警到辖区内重点企业开展普法宣传，并赠送法律书籍，服务经济发展。如我院与开发区、澳洋工业园区合作建立了涉企案件通报制度，快速涉企纠纷，优化加快阜宁建设的司法保障。对影响辖区发展稳定的重点难点问题，对因经济利益关系调整和民生等问题引发的群体性矛盾纠纷，不等不靠，提前介入，及时化解，有效避免了群体性突发性事件的激化。如4月份依法快速化解一企业因劳资纠纷突发的集体罢工事件。二是在司法为民上求突破。扎实开展好“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全面构筑巡回审判、诉调对接、网上办两位一体的便民诉讼网络。以基层法庭为依托，在各乡镇设立巡回办案点，广泛开展巡回审判活动，方便群众诉讼，减轻群众诉累，如我院在板湖镇板村设立了巡回审判点和调解示范点。今年我院还与阜城镇联手建立调解工作机制，为及时化解辖区矛盾纠纷做了大量的调解工作。充分发挥当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陪审员、人民调解员的作用，把大量纠纷解决在基层和诉讼之前；今年部分乡镇没有一件纠纷起诉到法院，也没有一件矛盾激化的纠纷。三是在科学管理上求突破。完善审判质量监督管理，逐案配发《审判流程监督卡》，规范流转环节，推进审判提速；强化审判公开，保障当事人知情权。加强人事管理，将庭室考核与庭室负责人个人考核相结合，实现对干警定性考核到量化考核的转变。规范司法政务管理，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变事后服务为事前服务，努力达到精细化、无缝隙要求。

三、坚持先进典型引导作用，多措并举提高队伍活力

党员模范作用充分发挥，始终保持先进性。深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进一步提升干警的理论素养；向身边的典型学习，利用我院先进典型多、层次高优势，发挥他们的引导作用。通过发现、培养、推广、宣传典型展现了人民法院、人民法官的良好形象。

一是坚持模范教育。组织开展“党员是一面旗臶”等活动，要求支部书记做支部委员的旗臶，支部委员做党员的旗臶，党员做非党干警的旗臶，通过层层“从我做起，向我看齐”，努力营造一种敬业爱岗，热忱为民、无私奉献的工作氛围。如最近开展的向知名法官季益岭学习活动，对干警很有触动，身边的人，身边的事最有说服力。

二是坚持鲜活教育。结合主题教育组织干警到盐阜红色圣地重温入党誓词。五四青年节期间组织干警参加卡拉OK大奖赛，既丰富了干警的文化生活，陶冶情操，又起到很好的激励作用。随着学习和教育的不断深入，党员的思想境界逐步提高，作风更加良好，“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进一步成为干警的自觉行动。

四、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活动开展以来，我院在院党组的高度重视下，虽然积累了一些经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为民意识有待进一步增强。由于现今法院案多人少的问题突出，每个法官都承担着巨大的审判压力，部分法官为了完成审判工作而忽略了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沟通，工作比较粗糙，没有体现司法为民的本质。二是司法能力有待进一步调高。新型案件的出现，审判工作的压力增加，人民对法院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迫切需要全院干警的调研、调解、审判、文书等司法综合能力提高，但同时存在着严重的工学矛盾，应合理制定轮训计划。针对存在的问题，下一步我院将继续结合 “发扬传统 坚定信念 执法为民”主题活动的开展，努力打造领导肯定、人民满意的法院，使法院工作更上一层楼。一是深化司法为民意识。结合解放

思想大讨论活动，破除落后陈旧思想，结合人民法院人民性的坚实理论基础、深刻思想内涵、丰富实践内容，提高司法为民的自觉性，主动性。二是加大党风廉政建设。在“大反思”、“大检查”的基础上，加强职业道德和廉政纪律教育，牢记“五个严禁”，突出抓好容易滋生腐败的重要部门、岗位和人员。三是建立长效工作机制。活动开展过程中形成的“首接人”制度，“大走访”制度等要根据法院的具体工作安排形成机制，分配到各庭室负责，成为法院工作的日程安排。四是加强完善监督机制。严格落实“五个严禁”，进一步拓宽监督渠道，在原有的举报电话和举报邮箱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大走访”活动，直接向人民群众了解法官是否有违纪违法行为，直接询问人民群众对法官的满意度。将全院干警的一言一行臵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下，有利于法官转变工作作风，真正把司法为民落到实处。

作者：江苏省阜宁县人民法院院长：于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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