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立法官职业保障制度的几点建议

第一篇：关于建立法官职业保障制度的几点建议

关于建立法官职业保障制度的几点建议

法官的职业保障是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根基，既是法官职业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考量法官职业化的重要指标。结合基层法院和当前法官待遇的实际，就加强法官的职业保障，我们谈几点看法和建议。

一、法官职业保障之基本内涵

依我国《法官法》和《若干意见》有关规定，所谓法官职业保障，是指法院通过法官职业化建设，建立和完善法官的职业保障体系和运行机制，全面落实法律赋予法官的职业权力和职业地位，从制度上确保法官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同时依法保障法官的职业收入，保护法官的人身安全和合法利益，增强法官职业的尊荣，维护国家法律尊严和司法权威。法官职业保障的内涵较为丰富，它包括法官的职业权力保障、职业地位保障、职业收入保障、职业安全保障、职业教育保障和职业监督保障等内容。职业权力保障是指保障法官应当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坚决排除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任何个人的干预，坚决排除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干扰；职业地位保障是指法官一经任用，除正常工作变动外，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被免职降职、辞退或者处分；职业收入保障是指法官应拥有相对丰厚的经济收入和稳定可靠的物质生活保障，以免后顾之忧，防止钱物的诱惑；职业安全保障是指法官不因履行职责而受到任何打击、报复、诬告、伤害等安全威胁；职业教育保障是指国家和法院应为法官提供继续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机会以及完善和教育培训设施相应的教育培训经费；职业监督保障是指法院通过建立健全符合法官职业特点的监督制约机制，强化法官的自律与他律，完善既能严肃查处法官违法违纪行为，又能充分保障法官申诉、控告权利的程序，以确保法官依法履行职能，公正司法。

二、法官职业保障之有关规定

我国现行法律关于法官职业保障的规定主要有以下一些：我国《法官法》在总则第４条中明确规定：“法官依法履行职责，受法律保护。”并从以下几个方面规定了法官享有的职业保障权利，即：一是法官在依法履行职责时应当具有法定的职权和工作条件；二是法官依法审判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三是法官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者处分；四是获得劳动报酬、享受保险、福利待遇的权利；五是法官的人身、财产和住所安全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六是参加培训的权利；七是提出申诉和控告的权利。法官的职业收入保障见于《法官法》第３４条至第３６条规定，具体内容为：法官的工资制度和工资标准，根据审判工作特点，由国家规定。法官实行定期增资制度，经考核确定为优秀、称职的，可以按照规定晋升工资，有特殊贡献的，可以按照规定提前晋升工资。法官享受国家规定的审判津贴，地区津贴，其他津贴以及保险和福利待遇。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法官法》赋予法官的职业权利，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至今有些职业权利尚未落实或没有完全落实。因此，亟待通过法官职业化建设，建立和完善法官的职业保障机制，全面落实法律赋予法官的职业权利和应享受的职业待遇，维护法官职业应有的尊荣，确保法官依法履行职权。

三、加强法官职业保障之意义

加强法官的职业保障是加强法官职业化建设的一项主要内容和重要保证。人民法院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法官职业化之路进程中，加强法官的职业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一，加强法官的职业保障，有助于全面落实《法官法》赋予法官的职业权力和其他权利，增强法官的自尊意识和责任意识，提升其职业的神圣感和使命感，确保法官依法履行职务，维护司法公正。

其二，加强法官的职业保障，隆其地位，厚其待遇，有助于增强法官职业的吸引力，维护法官职业应有的尊荣；有助于保障司法廉洁，使法官做到一身正气，一尘不染，执法如山，清廉如水，树立司法权威。

其三，加强法官的职业保障，有助于全面推进法官职业化进程，从根本上保证法官职业化建设顺利进行。同时，对于努力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纪律严明、作风优良、品格高尚的职业法官队伍，实现司法公正高效，适应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加强法官职业保障，改进法官职业待遇的建议

根据《法官法》和《若干意见》有关规定，借鉴国外法官职业保障的有益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加强法官职业保障的关键在于全面落实《法官法》赋予法官的职业权利，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官职业保障体系和运行机制，从制度上确保法官依法履行职权，维护司法公正。当前应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建立和完善法官职业保障体系和运行机制：

第一、建立法官职业权力保障制度，确保法官依法履行职权。我国《法官法》第８条规定法官享有依法审判案件的权利，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由于缺乏具体的保障措施，法官在审判工作中受到外界干涉、干预或干扰的现象屡有发生。因此，加强法官职业权力的保障，首先应建立确保法官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的制度。使法官在审判工作中，能坚决排除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任何个人的干涉，坚决排除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干扰。同时人民法院要坚决为坚持依法办案，敢于抵御和排除外界干涉或干扰，公正司法的法官撑腰，决不允许任何单位或个人对他们打击报复。其次，人民法院应通过深化审判权运作方式改革和法官管理制度改革，建立保障合议庭和独任法官能够依法独立审判的内部制度。实践中，要尊重法官的独立人格和职业权力，凸现法官在审判工作中的中心地位。理顺法官审判职务与行政职务的关系，院、庭长平时行使行政管理职能，只有在其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时，才能履行审判职能。因此，要大力推行目前院、庭长直接担任审判长开庭审理案件的做法。全面落实合议庭、独任法官对案件作出裁决的权力。其三，建立法官司法豁免制度，法官依法履行审判职务享有不受民事起诉的豁免权。同时，法官不因客观原因所致的裁判错误而受到责任追究，即只要其行为正当就应推定其已尽职而免除责任，以保证法官义无反顾地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

第二，建立法官职业地位保障制度，确保法官非因法定事由不可更换或受处分。法官职业具有稳定性、独立性、专属性等特点。因此，为有效保障法官职业地位和法官身份的稳定性，应把《法官法》赋予法官的职业地位和权利落到实处，从制度上保证法官地位和身份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被动摇。即法官一经任命录用，除正常工作变动外，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任何单位、任何部门不得将其免职、辞退或者给予降职或其他处分，以保证法官地位和身份的稳定性，增强法官职业的神圣和尊荣。实践中，各级法院特别是上级法院要依法保障法官的职业地位，坚决支持法官严格依法办案，秉公执法。

第三，建立法官职业收入保障制度，维护法官职业应有的尊荣。我国《法官法》对法官的职业收入问题虽作了规定，但各地经济状况不同，具体标准和经费来源并不一致，差异较大。实际上，地方法院的经费主要来自于地方财政，在我国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法院，法官还不能按期领到足额的工资和相关津贴，一些法官经济困难，生活清贫，在社会上没有职业尊荣可言，一些法官难以提升职业的神圣感和自豪感。同时，法官职业收入缺乏保障，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法官面对各种利益诱惑的自律能力。为此，切实加强法官的职业收入保障，积极争取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建立法官职业收入保障制度，确保法官能够按期足额领取工资和相关津贴，并逐步提高法官待遇，实行“以薪养廉”，增强法官职业的吸引力就显得尤为迫切。结合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和司法改革的实际，我们建议实施法官等级津贴制度，逐步提高法官的待遇。考虑到目前国家对法官等级津贴标准尚未作出统一规定，我们建议先参照司法警察警衔津贴的标准，对法官按《法官法》规定和最高法院统一部署评定的现职法官发放法官等级津贴，待条件成熟时，可逐步试行法官年薪制，以上所需经费应纳入各级财政预算，进行逐级核拨。

第四，建立法官职业安全保障制度，实行法官职业安全保险。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全民法律意识、权利意识的日益增强，法院已成为社会各种矛盾的显示屏，同时，作为社会各种纷争最终裁决者的法官已处在社会各种纷争的焦点和矛盾漩涡之中，法官的职业风险也越来越大。一些地方当事人报复、围攻、故意伤害、甚至杀害法官的事件屡有发生。因此，法官在依法履行职务、认真细致做好案件当事人思想疏导工作，加强自身安全防范措施的同时，建立法官职业安全保障制度，把《法官法》关于法官享受保险待遇的规定落到实处，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为此，我们决定在全市法院建立这一制度，除已对法官实行财产、医疗保险外，为全市法院每一位在职法官实行职业安全保险，法官的职业安全保险包括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险额每人每年１０万元。以增强法官抗御职业风险的能力，切实保障其职业安全。此外，人民法院应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和制止一切对法官打击、报复、诬告、伤害的行为，依法维护法官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坚决支持其依法履行职务。

第五，完善法官职业教育保障制度，提高法官职业素质。一是改革现职法官培训制度。对此我们将以国家法官学院在常州教学实践基地和常州市法官培训中心为依托，大力加强对现职法官的职业培训。建立健全与法官选任相适应的法官职业专门培训体系和培训机构。不断提升法官的法学理论水平，使其对法律知识有广泛的涉猎和深刻的理解；同时不断增强法官的审判实践经验和职业技能，提高驾驭审判活动的能力，以适应新世纪审判工作的需要，实现司法公正高效。二是完善法官继续教育制度。在完善法官继续教育的内容上，应注重法学理论与审判业务相结合，提高审判业务素质与调查研究能力相结合。在教育培训的方法上，课堂讲授退居辅助地位，组织法官开展读书、讨论、辩论和调查研究，撰写学术论文、案例分析文章和法律文书等，提高法官的审判业务素质和调研能力，应成为法官继续培训的主要方法。同时应以法官形成和发表的调研成果（包括学术论文和案例分析文章）来检验法官的学习效果。在教育培训的目标上，应逐步实现“三个转变”，即从知识型培训为主向能力型培训为主的转变，从普及型教育培训为主向专业化培训为主的转变，从临时性培训为主向规范性培训为主的转变，培养高素质的专家型、学者型职业法官。同时要不断完善法官继续教育培训的设施，加大经费投入。

第六，完善法官职业监督保障制度，强化法官的自律与他律，维护法官的申诉、控告权利。一是要建立和完善符合法官职业特点的监督制约机制，首先要充分发挥诉讼体制本身的监督制约作用，并进一步健全法官自律机制，增强法官的司法廉洁意识。同时，每个法官都要主动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权力监督，依照法定程序接受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积极接受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舆论监督，实现司法公正。二是要建立法官职业准入监督保障制度。严格按照《法官法》规定的条件选任法官，确保不合格人员进不了法院，当不了法官。三是要建立和完善法官申诉、控告权利保障制度。要建立和完善既能严肃查处法官违法违纪行为，又能充分保障法官申诉、控告权利的程序，切实维护法官的申诉、控告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

第二篇：法官的保障制度

司法的独立与公正需要从身份、职务、经济 等各方面保障法官的独立。按照美国学者普郎克（thans e.plank）的观点，司法独立乃是指“制度性的独立（institational independence），即需要靠一系列制度予以保障和落实。他认为这些制度应包括法官的终身制和退休制、固定的和充足的收入、任职资格的要求，有限的司法豁免。缺乏任何一项制度，司法的独立都是难以实现的。[1]我认为，为保障法官严格执法、独立公正地审判案件，需要建立法官的身份保障和经济保障制度。

一、法官的身份保障

所谓法官的身份保障，是指为解除法官后顾之忧，使其免受外部干扰而依法行使职权，法律 规定法官一经任命，便不得随意更换，不得被免职、转职或调换工作、只有依据法定条件，才能予有弹劾、撤职、调离或令其提前退休。[2]实行身份保障制的目的，在于免除法官不受免职和调离等的威胁，使其能独立地依据法律进行审判，确保裁判的公正。

法官的身份保障制度始于英国。在17世纪，英国著名大陆官柯克（coke）为维护司法的独立与公正，不愿完全听命于国王，而与国王时常发生冲突，后被詹姆士国王一世解职。以后查尔士一世（1625—1649），查尔士二世（1660—1685），詹姆斯二世（1685—1688）经常解除不按王室意见作出裁判的法官。[3]在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詹姆士二世被废黜，威廉（1689—1702）和玛丽（1689—1694）先后被邀请担任国王，英国的法官开始实行身份保障制，即只要行为良好（good behavior）即可以继续担任法官，而不必屈从于国王意志。1701年英国议会正式制定了《王位继承法》（act of settlement，1701）其中规定，法官行为良好便继续留任，其收入固定，除非由议会基于合法理由弹骇。1760年的《乔治三世法》（actof i georgeⅲ）重中，法官在履行职责期间，只要行为良好，即应继续留任并享有充分的职权。而国王依据议会提出的合法的理由可以解除法官的职务，至此以后，英国一直实行法官身份保障制度。1876年英国的《上诉管辖法（appellate jurisdiction act）和1981年的《最高法院法（supreme court act 1981）均规定法官行为良好即应留任，除非议会提出合法理由，才应将法官免职。

英国的法官身份保障制度为美国所接受。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曾宣布英殖民者的暴行之一是：“他把法官的任期，薪金数额和支付，完全置于他个人意志的支配之下”。[4] 1787年的美国宪法第3条规定：“最高法院和低级法院的法官如行为端正，得继续任职，并应在规定期间得到他们的服务报酬”。根据该条，一般解释为只要法官不犯有“重罚及轻罚（high crime and misdemeanor）”并遭弹劾，则应继续留任。

大陆法国家也完全采纳了法官的身份保障的制度早在877年，德国著名法学家耶林在其名著《论法的目的》一书中，提出立法应保障法官职位的不可侵害性、法官不可被任意免职、调职、减薪及应给法官作出适当的报酬，还以使法官充分实现其良知，并对抗个人或国家权力的干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威玛共和国的法律已承认法官不是一般的行政官员，而是“从事审判的公务员”，其职务应保持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法基本法特别将法官与公务员区分开，认为“法官应独立行使职权，并仅服从法律，”法官原则上实行终身职。如基本法第97条规定：“正式任用的法官，非经法院判决，并根据法定理由，依照法定程序，在任职届满前，不得违反其意志，予以免职、永久或暂时停职、或转任或令其退休。法律得规定终身职法官的退体年龄。遇有法院的组织或其管辖区域变更时，得转调法官或令其停职，但须给予全额工资。”根据基本法的规定，法国法官法第8条进一步规定“可以被任命为终身职法官者，须于取得法官任用资格后，至少已从事审判工作三年。”德国法官除处于试用和备用期的法官以外，原则上都为终身职，只有到达法定退休年龄才能退休。

在日本，宪法没有明确规定法官的终身制，而仅规定最高法院法官在任期10年后，要交付国民审查，如未经多数国[5]民投票罢免时，应继续留任。下级法院的法官任期为10年，并可以连任。按照日本学者的一般见解，法官虽有一定的任期，仅在任期届满以后，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其再任。

尽管各国大都采纳了法官身份保障制度，但对法官仍有退休年龄的限制。如德国法官法第48条规定：“任职于联邦各终审法院之终身职法官，自年龄68岁开始退休，其他法官自年满65岁开始退休”。日本“法院组织法”第50条规定：“最高法院的法官于年满70岁时退休，简易法院的法官于年龄70岁时退休”。其他大陆法国家也大都设有退休年龄的规定。[6]在美国，1937年国会专门制订了退休法，规定了法官的退休 问题，其中规定联邦法官年龄70岁可以退休，而美国各州的法律也大都有退休的规定，如加州规定，法官年龄70岁且任职10年以上，或年满65岁而已任职20年以上者，可以退休并领受全薪。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与大陆法国家所不同的是其并未采取到达法定年龄便强制退休的办法，而是采取自愿退休的制度，即达到退休年龄以后，是否退休由法官自己决定，任何人不得命令其退休，退体后的法官被称为资深法官senior judge），仍然可以选择案件进行审理，法院可以邀请其参与一些案件的审理。由于存在着退休制度，所以尽管国外的法律大都声称其采纳了法官终身制，实际上终身制只是指在一定期限内非依法定的原因而不被免职，并不意味着法官必须永远留任。

还需要指出的是，实行法官身份保障制，并不意味着法官在任期间，绝对不得被免职。事实上，在特殊情况下，依据法律的规定，也可以对法官予以免职。德国法官法将免职分为“当然免职”和“应予免职”二类。该法第12页规定：“法官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当然免职：

一、丧失„„德国人之地位者；

二、未经最高主营机关之许可而在外国设定住所或久居外国者；

三、非依法律规定担任其他公法人之公职或官职者；

四、被任命为职业军职或定期性之军职者。又依同条第二项：法官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应予免职：

一、拒绝为法官之宣誓者；

二、任命时为职邦议会议员或邦议会议员，而未于最高主管机关限定之相当期间内放弃民意代表之地位者；

三、任职时已达法官退休年龄者；

四、法官本人以书面请求辞职者；五已达退休年龄或已不堪胜任职务而其任职关系未因开始退休而终了者”。根据日本战后宪法第78条“法官，除经裁判决定，因身心障碍，致不能执行职务之情形以外，非经正式弹劾，不得罢免”。可见法官身心障碍而无能力承担职务也是被免职的原因。在英国根据《上诉管辖法》和《最高法院法》法官实行身份保障制，然而1971年的法院法（courts act 1971）第17条允许大法官（lord chancellor）对于行为不端（misbehaviour）的巡回法院的法官予以免职，业余法官也可以被大法官免职。不过，自从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颁布以来，在英国仅有一名法官（sir jonah barrington）被罢免。[7]在美国，罢免法官必须经过弹劾程序，而且必须确认该法官已构成犯罪。比较两大法系的经验，可以看出，大陆法系大都规定了判决命令退休制或免职制，即规定法官因身心障碍，不能胜任职务时，根据该法官所属法院院长的声请，由有关法院经一定的程序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决定是否命令该法官退休。采纳法院判决方式也是为了防止行政干预司法的人事。而英美法中并没有关于判决法官退休的规定。比较而言，大陆法的规定似乎更好管理。因为法官如确因为心神丧失、不能胜任职务，如继续担任法官，对国家和个人并无益处。在出现此种情况以后，如本人不主动提出提前退休，则应当采取强制其退休或免职的措施。

我们 目前 并没有设立法官的终身制，从实践来看，尽管法官的职业仍然是“铁饭碗”，但法院的改革已不断引入竞争和淘汰机制，在许多地 方法 院内部已采取法官职位的竞争上岗制度，这是否与法官职务的终身制和稳定性要求不相符合？我认为，从 中国 的实际情况出来，通过竞争上岗、考核选拔等淘汰机制，使一批高素质的法官脱颖而出，而素质较低甚至根本不能胜任法官工作的人离开没官的工作岗位，或在法院从事其他工作，这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对我们多年来因缺乏严格的法官任职资格制度所造成的问题而采取的一种补救措施。如果通过这些制度的推行，真正能够建立一批具有较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在此基础上实行终身制，应当是顺理成章的。

下面讨论一下法官的免职和辞退制度。在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均规定了法官的任职权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员会行使，免除法官的职务也必须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任免权限和程序办理，然而，与国外的法官身份保障制度相比，我国免除法官职务的事由是很宽泛的。例如根据法官法第13条，法官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提请免除其职务：（1）丧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2）调出本法院的；（3）职务变动不需要保留原职务的；（4）经考核确定为不称职的；（5）因健康原因长期不能履行职务的；（6）退休的，（7）辞职、辞退的，（8）因违纪、违法犯罪不能继续任职的；（9）因其他原因需要免职的。其中一些规定缺乏明确的标准和解释，例如因违纪不能继续任职、“因其他原因需要免职的”，需要作出明确的解释，否则标准过于宽泛，法官将缺乏足够的身份保障。根据法官法第38条“法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予以辞退：（1）在考核中，连续两年确定为不称职的；（2）不胜任现职工作，又不接受另行安排的；（3）因审判机构调整或者缩减编制员额需要调整工作，本人拒绝合理安排的，（4）旷工或者无正当理由逾假不归连续超过15天，或者一年内累计超过30天的；（5）不履行法官义务，经 教育 仍不改正的”，这一规定显然将辞退法官的理由规定的较宽。

应当指出的是，我国现行法律关于免除法官职务和辞退法官的决定，与国外的法官身份保障制度相比较，因免除、辞退法官的理由过宽、而不利于法官的职务的稳定。例如，国外的法官身份保障制度不存在着所谓因法官“经考核确定为不称职的”而应被免职的规定，也不存在“不胜任现职工作、又不接受另行安排”而应被辞退的规定，更不存在因法官旷工等原因而予以辞退的规定。从这个意义上，我国并未实行法官身份保障制度，当然，从实际情况来看，由于法官整体质不高，确有可能时常出现某些法官考核不合格，不胜任现职工作的情况，这主要是因为我们严格掌握法官的任职资格和条件、未能对法官予以严格挑选的原因所造成的，由于进入法院任法官容易，某些人也对自身崇高职业不够珍惜，法官的一些违纪违犯行为难免发生。所以，总体来说，我国法官法的上述规定仍然是符合我国目前法院的实际情况和法官的整体素质的。

然而，从依法治国，实行司法的独立和公正，保障裁判质量和裁判正义考虑，借鉴国外的法官身份保障制度仍然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这一制度有利于法官的职务的稳定，从而有利于法官职业的专业化和整体素质的提高。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将法官等同于一般的干部，强调其 政治 表现、注重行政级别的安排，而忽视了法官职业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因此，在各地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院长、副院长时常被调进或调出，新调进的院长和副院长经过一段时间刚熟悉了法律知识和审判业务，又因各种原因而被调出法院，从而使法官的职务极不稳定。事实上，法官应当实行合理流动，但职务应当保持稳定和固定，无法定的原因不得随意将法官调出，否则极不利于法院法官职业的专业化。另一方面，这一制度有利于保障司法独立，使法官不受任何外来的威胁或干涉，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从实践来看，许多地方的法院的法官听命于行政领导的指导，偏袒本地当事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法官身份上缺乏保障，如果胆敢违抗指示，便极有可能被调离、降级、撤职。可以说没有完备的法官身份保障制度，司法的独立和公正是不可能实现的。当然建立法官身份保障制度的前提是必须严格法官的任职资格，对法官实行严格挑选，一旦按照严格的选任程序选定某个法官，则应对其实行充分的身份保障。

第三篇：论法官职业保障制度的建立

论法官职业保障制度的建立

一、当前我国法官职业保障的现状

在法官权利保障方面，社会各界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当前中国法官的压力大，地位低，收入少。《法官法》至今已实施多年，但法官的职业保障问题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实践中，法官执业过程中困难重重。

（一）司法权社会化的障碍

受司法与行政合一的中国传统诉讼体制的影响，我国的司法机关在设置上按行政区域划分逐级设立，且各级法院的人事权现阶段主控于地方组织人事部门，经费保障依赖于地方政府。在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的历程中，没有司法部门相对独立的人事管理机制与经费保障机制，保障法官实质性上的职业独立性便仅具有了法律概念上的意义，实在是令人担忧。根据笔者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基层法院的经费保障、人事任免、职级评定、人才选拔与交流等都受到地方相关部门不同程度的制约，甚至基本上由地方党政部门全盘掌握，法院作为具体的用人部门却没有实际上的用人选择权。

（二）司法权行政化的障碍

受现行司法体制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司法权在法院内部也被行政化。从法官职业保障的角度分析，司法权行政化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加以研究：一是对法官人事的行政化管理。法官是一种很独立性和专业性的职业，是司法权的法定载体，具有主体地位。因此，对法官的人事管理必须不同于对行政人员的管理，但从司法实践来看，对法官的业绩考核、选拔任免、交流调整等全部移置了行政机关对行政干部的管理模式，这种管理体制并不符合法官职业特点，不利于法官职业化建设发展。二是对法官职权的行政化运作。法官依法办案是法官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核心，但从基层法院的实际看，多数法院在审判权的行使上采取了一种“折衷”手段，即法官依法审判与领导审核把关相结合，这表面上看是对审判权的慎重行使，但实质上却是对法官依法办案的一种行政限制，裁判文书的自下而上签发即是对法官职权的一种行政化剥夺，也潜在地降低了法官的司法责任心，影响法官对审判权行使的严谨性。

二、法官职业保障的相关规定

我国现行法律关于法官职业保障的规定主要有：

《法官法》总则第4条中明确规定：“法官依法履行职责，受法律保护。”并从以下几个方面规定了法官享有的职业保障权利，即：一是法官在依法履行职责时应当具有法定的职权

和工作条件；二是法官依法审判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三是法官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者处分；四是获得劳动报酬、享受保险、福利待遇的权利；五是法官的人身、财产和住所安全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六是参加培训的权利；七是提出申诉和控告的权利。

《法官法》第34条至第36条规定：法官的工资制度和工资标准，根据审判工作特点，由国家规定。法官实行定期增资制度，经考核确定为优秀、称职的，可以按照规定晋升工资，有特殊贡献的，可以按照规定提前晋升工资。法官享受国家规定的审判津贴，地区津贴，其他津贴以及保险和福利待遇。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法官法》赋予法官的职业权利，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至今有些职业权利尚未落实或没有完全落实。因此，亟待通过法官职业化建设，建立和完善法官的职业保障机制，全面落实法律赋予法官的职业权利和应享受的职业待遇，维护法官职业应有的尊荣，确保法官依法履行职权。

三、建立法官职业保障制度的途径

法官职业保障与独立审判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互为因果。法官职业保障制度的建立应当以法院独立审判为前提。能否真正确立独立审判制度，法官职业保障就成为其一个重要方面。

（一）确保法官独立公正地审判

法院应当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法官独立审判及责任制，将独立审判落实到法官个人，确立法官在诉讼中独立的地位、权利和责任。法官的独立审判，首先要求法官独立公正地审判，为此需要完善一整套机制，可以通过制定严格的法官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达到，从制度上进行制约和限制，以保障司法公正。

（二）完善法官选任考核制度

法官的选拔应由专门机关负责进行。初任法官除必须经过全国司法统考过关外，还应从事法律工作一定年限。对法官实行考核，在我国已经形成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就在其第八章专门规定了“考核”。不过从实际运作来看，对法律知识的考核往往流于形式。具体表现在：一是内容过于简单、公式化、单一化，不足以考出真水平；二是考核均由法院内部自己掌握，甚至是本院自己组织，缺乏约束。真正意义上的法官考核，应该不仅仅是对某个或某些概念、名词的记忆或解释，而应是对法律的实际掌握和运用，对具体案件的分析及判断，对证据的辨别和取舍以及公开审理中对法庭庭审的组织驾驭，办案质量、判决书的制作、庭审的表现等。《法官法》规定，将法官等级分为若干级别，每个级别内部可再细分，以刺激法官不断努力上进。另外，确定法官等级不应与工龄、行政职务和级别进行套用，应该使法官等级成为法官技术性的评价，彻底否定其行政性。

（三）给法官以身份保障

法官职业保障的中心是保障法官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实现司法公正。我国《法官法》第8条规定法官享有依法审判案件的权利，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由于缺乏具体的保障措施，法官在审判工作中受到外界干涉、干预或干扰的现象屡有发生。实践中，要尊重法官的独立人格和职业权力。要理顺法官审判职务与行政职务的关系，院、庭长平时行使行政管理职能，只有在其主持独任庭或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时，或者参加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时，才能履行审判职能。因此，要大力推行目前院、庭长直接担任审判长开庭审理案件的做法，全面落实合议庭、独任法官对案件作出裁决的权力。法官不因客观原因所致的裁判错误而受到责任追究，即只要法官履行职务的行为正当就应推定其已尽职而免除责任。以消除法官依法独立审判的后顾之忧，保证法官义无反顾地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只有保障了职业权力，才能更好的树立和提升法官的职业地位。法官职业地位具有的稳定性、独立性、专属性等特点，是与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紧密相联、互为依存的，非经法定程序不被动摇，其职业地位与职业权力代表的都是法官职业的神圣与尊荣，因此，各级法院特别是上级法院应把《法官法》赋予法官的职业地位落到实处，要依法保障法官的职业地位，坚决支持法官严格依法办案，秉公执法。

（四）给法官以较高的经济待遇

法官职业在社会公众中有地位，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有足够的吸引力，使社会上的优秀人才愿意从事并长期从事法官工作。要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恐怕要涉及到精简法官数量、提高法官素质、提高法官待遇等诸多问题。法官的物质待遇应当与其职业地位和特征相适应。西方国家的法官待遇相当优厚，使得法官职业成为人人向往的目标，自然也带动了法官整体素质的提升。我国《法官法》对法官的职业收入问题虽然作了规定，但各地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具体标准不同，且地方法院的法官待遇经费主要依赖地方财政。从全国的法官整体看，法官职业收入尚未进入高收入阶层行列。

（五）建立法官职业安全保障制度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全民法律意识、权利意识的日益增强，作为社会各种纷争最终裁决者的法官已处在社会各种纷争的焦点和矛盾漩涡之中，法官的职业风险也越来越大。一些地方当事人报复、围攻、故意伤害、甚至杀害法官的事件屡有发生。因此，法官在依法履行职务、认真细致做好案件当事人思想疏导工作，加强自身安全防范措施的同时，建立法官职业安全保障制度，把《法官法》关于法官享受保险待遇的规定落到实处，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六）大力完善法官职业教育保障制度

一是改革现职法官培训制度，建立健全与法官选任相适应的法官职业专门培训体系和培训机构。不断提升法官的法学理论水平，使其对法律知识有广泛的涉猎和深刻的理解；同时不断增强法官的审判实践经验和职业技能，提高驾驭审判活动的能力，以适应新世纪审判工作的需要，实现司法公正高效。在我省，各级法院的初任法官都必须经湖南高院审批并且培

训，有力地保障了法官上任后对审判权的正确行使。二是完善法官继续教育制度。在教育培训的方法上，课堂讲授退居辅助地位，组织法官开展读书、讨论、辩论和调查研究，撰写学术论文、案例分析文章和法律文书等，提高法官的审判业务素质和调研能力，应成为法官继续培训的主要方法。同时应以法官形成和发表的调研成果来检验法官的学习效果。在教育培训的目标上，应当培养高素质的专家型、学者型职业法官，同时要不断完善法官继续教育培训的设施，加大经费投入，确保培训工作能够顺利进行。

第四篇：法官职业漫谈

武陵区法院“法官职业道德教育活动”征文

法官职业漫谈

行政审判庭 戴成龙

说到法官这个职业，有人认为：当前法院案子多，事情杂，法官工作辛苦，待遇差，社会形象也不怎么好，法官不是什么好职业；也有人认为：法院是个好单位，“吃了原告吃被告”，油水足，当法官好，堂上一坐，法槌一敲，好不威风。这或许是现世对法官职业两种极端的功利性评价，我想每个法官都可能听到过上述类似的言辞，当时的反应不外乎一笑了之，亦或愤然驳之，事后细想，忿忿不平者有，心安理得者有，忿忿不平而后心安理得者亦有。其实，不管外界评价如何，法官心里总有杆秤，度量着法官这个职业的成败得失、荣辱兴衰。笔者试图通过本文，来解读法官职业的起源、职业要求、职业良知，以期对正在进行的法官职业道德教育活动有所裨益。

法官者，司法之官也。司者，主管、主持、经办之意也；法者，定分止争也。法官职业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分工不断细化的产物。具体来讲，人类社会的发展导致国家、法律的出现和私力救济在一定程度上被禁止，纠纷的解决渐渐依赖于法律的规定，并由国家强制力予以保证，这需要第三 人依据法律来裁判（即司法），于是，法官职业诞生了。古希腊神话中，正义女神身着白袍，眼蒙丝带，左手提天平，右手持利剑，象征着纯洁、理智、公平及正义，此可谓西方社会最早的司法图腾，至今有些西方国家的法院仍立有正义女神的塑像，奉她为“裁判之神”。中国最早的法官应该是皋陶（gāo yáo，又作皋繇），他与与尧、舜、禹同为“上古四圣”。皋陶曾经被舜任命为掌管刑法的“理官”，以正直闻名天下，被奉为中国司法鼻祖。传说，皋陶使用一种叫獬豸的怪兽来决狱，獬豸类似羊，但只有一只角，很有灵性，有分辨曲直、确认罪犯的本领。皋陶判决有疑时，便将这种神异的动物放出来，如果那人有罪，獬豸就会顶触，无罪则否。据史料记载，皋陶为大理时，天下无虐刑、无冤狱，那些卑鄙的小人非常畏惧，纷纷逃离，至使天下太平。这些关于法官的美好传说，无不在表达法官职业被赋予的社会功能——解决纠纷，惩恶扬善，以及其彰显的社会价值——公平、正义、秩序，等等。

法官职业与法律有着密切的关系。古人云：徒法不足以自行。这大概是说，仅有法律还不能达到治理社会的效果，法律的实施需要法官的“司法”。西颜有云：法官乃会说话的法律，法律乃沉默的法官。这句话表明法律和法官相辅相成，法官因法律而生，法律有法官而活。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在其《法学导论》一书中说：法官就是法律由精神王国 进入现实王国控制社会生活关系的大门，法律借助于法官而降临尘世。这应该算得上是对法官职业最富有诗意的表述，法官通过组织、主持一系列的司法活动，让原本冷冰冰的法律条文在一个又一个案件中变成活生生的法律教案，展现在当事人面前，展现在世人面前，展现在历史面前，最终让法律“降临尘世”。

作为专业人士，法官每天都要与法律打交道，法律关系的认定，诉争焦点的归纳，证据的采信，事实的确认，文书的撰写，无一不需要法律知识的支撑，所以，法官必须熟知法律、精研法理。我国法官职业化的途径之一是以通过统一的国家司法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作为法官职业准入的“门槛”，使法官具有相同的法律知识背景，从而提升司法权威，促进司法统一。这一制度的出台表明法官必须是拥有丰富法律知识、具备良好法律素养的专业性人才。

法官职业不仅需要知识的积累，更需要经验的积累。“法律的生命不在与逻辑，而在于经验。”这是每一位法律人熟知的格言。社会生活与社会交往是复杂的，呈现在法官面前的每一个案件都是社会现实的一面反光镜，更多的时候，法官需要借助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对社会现实的深刻理解去剖析，以探求案件的来龙去脉，去伪存真，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判断，形成法律真实。经验来自于法官的个人生活与社会交往，比如走入婚姻生活几十年的老法官办理婚姻家庭类案件 时，往往能对当事人的想法表示理解，迅速找到案件切入点，抓住主要矛盾，解决纠纷；而未婚的年轻法官，由于涉世未深，更由于缺乏对婚姻和家庭深刻的认识，办理此类案件自然会逊色不少。经验也来自于工作中业务上的不断积累，法官对于所接触的每一起案件，都会在脑海中留下印象，当案件数量到了一定程度时，大脑中将会形成一个“案例数据库”，在将来遇到某个似曾相似的案件时，法官会找出既往案例进行比较，以帮助处理当前的案件。这个数据库的利用效果会非常好，利用率也非常之高，而且具有法官自己的个性。根据“经验”这一法官职业的必备要素，笔者认为，理想状态下，初任法官选拔对象应该是年龄较大，并且具备丰富的人生阅历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深刻理解的饱学之士。

法官职业是讲求职业良知的。司法裁判权的行使涉及到公民的财产、身份、自由，甚至是生命，而当事人一生中可能只到法院打一次官司，这唯一的一次诉讼经历将形成他对法官、法院甚至是整个国家司法现状的固有看法，因此，掌握此权力的法官必须慎言慎行、不偏不倚。法官的职业良知在于常怀对人民的忠诚之心，对法律的敬畏之心，对当事人的责任之心，公正高效的处理所承办的案件，廉洁文明的履行各项司法职责。

法官从上古走来，积淀了几千年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法官于专家中产生，汇聚了几十载的精修细研与人生阅历； 法官在良知中生存，体现了独特的道德力量与道德勇气。作为法官，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个职业的肇始，也有必要了解从事这个职业必备的条件，更有必要了解这个职业蕴含的道德要求。总之，全面的、准确的认识我们所从事的职业，不断提升我们的职业荣誉感和职业认同感，才能于纷繁复杂的外界评价中保持自身清醒的头脑，才能于波涛汹涌的市场经济大潮中保全自身高贵的品格，才能于前辈们开辟的道路上不断进取，创造辉煌！

第五篇：法官职业认知

美国司法学会在协助提名法官过程中，会提出若干评价标准，具体包括年龄、健康状况、办事是否公道正派、司法素养、敬业精神、职业技能、社会责任、与人共事能力、写作能力、决策能力、表达能力以及行政管理能力、人际关系处理能力和ADR的精通程度等。

在 司法素养方面，美国司法学会有如下的描述：法官在工作中需要与律师、社会公众和法院工作人员打交道，这就需要法官具备高尚而又完美的品性，即法官素养。法 官素养包括许多高贵的品质，例如高贵尊严等；一个受人尊重的法官必须冷静智慧地处理各项事务，并保持相当坚定的信念；具备优良司法素养的法官应当能够娴熟 地行使权力；司法品行也应具备敏感度和同情心；一个有同情心的法官会对法庭上当事人的情绪有敏感的观察，并且知道每一个案件对当事人而言都至关重要。最 后，被提名的法官必须具备极大的耐心。耐心可以做到性情平和，并在案件审理中保持克制。

同时，在评价法官素养方面，被提名的法官应回答以下15个问题： 1.他/她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吗？ 2.此人是否有爱发脾气的名声？

3.此人在和他人包括下属交往中，一向和蔼可亲吗？ 4.此人曾经藐视过法庭吗？如果有，具体是什么背景？ 5.此人经常以咄咄逼人的方式说话吗？ 6.此人处事机敏得体吗？ 7.此人容易与人相处吗？

8.此人在不同情形下对待不同的人能随机应变吗？ 9.此人和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能友好相处吗？ 10.此人尊重下属吗？

11.此人是否具有包容心并且具有自我克制力吗？

对于现任法官询问的问题还包括：

1.此人重视律师的论辩主张和证人的证词吗？ 2.此人在法庭上是否尽可能避免情绪化的言行？

3.此人在主持开庭过程中是否独断专行、态度强硬？是否比其他人更加频繁地认定当事人或律师有藐视法庭的行为？ 4.此人是否曾因司法素养问题受到过上诉（级）法院的批评？

可以看出，美国司法学会对提名法官的要求非常严格，尤其是在法官素养方面，它能确保美国法官的素质，为司法公正奠定良好的基础。

（编译者单位：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