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在适用国民待遇原则方面的典型意义

第一篇：本案在适用国民待遇原则方面的典型意义

本案在适用国民待遇原则方面的典型意义

本案是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处理的关于国民待遇原则的典型案例之一。本案无论是在程序问题上还是在实体问题上都有值得高度重视的地方。

（一）从程序上进一步确认了上诉机构可对专家组的法律分析进行完善的原则

众所周知，大多数国家的国内诉讼法规定，如果下级法院的法律裁定被推翻，那么在程序上允许将该案退回原审法院重新审理。然而，在WTO的争端解决程序中不允许这种做法。当上诉机构推翻专家组的一项法律裁定后，解决该法律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由上诉机构本身完善该法律分析。

本案中，在推翻了专家组关于加拿大货物税法违反了GATT第3条第2款第1句话的裁定之后，上诉机构认为“在本案中，自己能够并且应该通过分析涉案措施是否符合GATT第3条第2款第2句话，来完善对于GATT第3条第2款的分析，假若专家组报告中有充分的理由允许我们这么做”。上诉机构认定GATT第3条第2款的第1句话和第2句话是“密切相关的”，对于货物税法是否符合第2句话的分析是“逻辑延续的一部分”。因此，上诉机构说它将通过分析GATT第3条第2款第2句话来“完善对GATT第3条第2款的分析”。

此外，在欧共体石棉案等许多其他案件中上诉机构均对专家组的分析进行过完善。可见，上诉机构的这种做法已经逐渐形成为一种程序性的惯例。

（二）对GATT第3条第2款第1句中的“超过”一词的认定，采用非全面标准在认定进口产品是否被课以“超过”对国产品的税收时，专家组并没有考察与同类国产品相比全部进口产品是否受到了全面的歧视性影响。相反，专家组仅仅考虑了一种假设的进口不同版本期刊是否被课征了“超过”一种国内非不同版本期刊的税收。

与专家分析GATT第3条第2款第1句相同，上诉机构在分析GATT第3条第2款第2句时并没有考虑加拿大货物税法对进口产品是否有全面的歧视性影响。换句话说，上诉机构并没有认定与全部同类国产品相比全部进口产品受到该措施的影响如何。相反，上诉机构说，即使只有“某些”进口产品与国产品相比受到了不同的税收待遇，就可以认定对进口产品与国产品的税收是不同的。

（三）主观“意图”因素在分析GATT第3条第2款第2句话时依然适用

本案表明，在分析一项措施是否符合GATT第3条第2款第2句时，主观“意图”因素依然起作用。(作者单位：天津财经学院法学系)

第二篇：本案不适用确认判决

本案不适用确认判决

一、基本事实

原告系某物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某股东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向被告提出变更法定代表人申请。被告受理申请后，办理了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并核发了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原告在公司诉其侵权诉讼一案中得知自己的法定代表人资格被变更，随即对公司变更登记事项涉及的文件中的本人签名提出司法鉴定申请，经司法鉴定，认定该公司在进行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时提交的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和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上原告签名不是其本人书写。随后，法院向被告发出司法建议书，建议其依法撤销该公司使用虚假手段骗取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原告也向被告提出了恢复其法定代表人资格的申请。被告未按照司法建议要求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也未对原告申请恢复事项作出答复，而是在此后一年，被告以该公司违反《企业年检管理办法》未参加年检为由，吊销了企业的营业执照。

对于案件事实，当事人均不持异议，但对案件如何处理各持己见。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其合法权益，应当依法撤销公司变更登记行为。被告则认为，涉案公司已被依法吊销了营业执照，撤销公司变更登记已无实际意义，请求驳回原告诉请。

二、问题的提出

本案当事人之所以对案件处理方式持截然不同的观点，主要是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创设的一种新型裁判制度—确认判决。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又不适宜作出撤消判决或履行判决，可以做出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无效的判决形式。何为确认判决、其

适用条件如何、本案是否适用确认判决，成为本案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三、观点综述与法理分析

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裁判方式只有撤销判决的形式，并没有确认判决的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大量的行政诉讼案件不适宜采用撤销判决的方式，比如对于一个无效的具体行政行为，本没有可撤销的内容，如果仍然采取撤销判决，无论是从法理上还是司法实践中都有障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行政诉讼若干问题解释》中确立的确认判决形式，为实践提供了依据。

确认判决虽然不是行政诉讼特有的概念，但行政诉讼中的确认判决与民事诉讼中的确认判决截然不同。行政诉讼以合法性审查为原则，行政诉讼不仅确认法律事实或法律关系是否存在，更重要的是确认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行政诉讼中的确认判决是指对涉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予以确认，如确认涉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相对人即可根据此种判决直接请求行政赔偿。在行政诉讼中，确认判决的实质和核心是确认某种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是否存在，而并非为当事人设定、变更或消灭权利义务。

确认判决作为行政诉讼中性创设的一种判决形式，它既可以作为相对人提起行政赔偿的根据，还可用来解决某种法律事实是否存在，某种行政行为对过去、现在、将来的事实是否具有效力，某种法律关系是否存在，是否合法，关系双方当事人在此种法律关系中有什么权利、义务等法律问题。在行政诉讼中，涉案具体行政行为的无效和违法是不同的表现形式。从我国行政权力法定的国情可知，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法律规范赋予的，他不同于民事行为的“法不禁止即合法”，作为行政行为，“法无规定即违法”。由此可见，具体行政行为的无效和违法是两个不同层面问题。行政行为只有在成立后才发生合法与违法的问题，而无效行政行为也是指成立后的行政行为不产生

2任何法律效力，即行政行为因明显、重大违法，其自始至终不产生法律效力。

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又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人民法院可以作出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判决，是确认判决中最常见的一种判决形式。此种判决是针对具有“不可撤销性”的行政事实侵权行为而作出的。行政事实行为是指“行政机关所实施的本身不直接或间接引起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得、失、变更等法律后果的行为”行政事实行为即可能是合法行为，也可能是违法行为。

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公司向被告申请公司变更登记时，提交的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和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上原法定代表人即原告的的签字，经过司法鉴定均不是原告本人韩银拴书写。上述申请变更材料属于虚假材料，不符合法定形式，不具备形式上的真实性。被告依据虚假的材料进行了变更登记，应视为其作出的核准公司变更登记行为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应予撤销。虽然被告在此后作出了吊销涉案企业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但其处罚并不是基于公司的变更登记行为，而是基于未依法进行检验。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因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公司存续，其仍然具有从事一定法律行为的主体资格。被告作出的吊销涉案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仅能使公司失去合法的经营资格，并没有使公司主体灭失，被告的变更登记行为对原告而言仍然具有法律拘束力。撤销一个具体行政行为，是假定该具体行政行为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撤销判决的立法旨在使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具体行政行为失去效力，而且是自始失去效力，从而使行政管理相对人从行政行为的拘束力中解脱出来。故本案被告有关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已被吊销，现撤销该企业法定代表人变更已无实际意义的抗辩意见，没有法律依据。本案涉案公司虽然被吊销了营业执照，但被告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的法律事仍然存在，原告在公司的法律地位依然受到该登记行为的约束。根据

行政许可法的规定，行政许可行为可以由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或者其上级行政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予以撤销。故本案被告变更登记行为未经法定程序撤销，其仍具有行政法律效力。被告虽然吊销了公司营业执照，但这并不构成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行政许可的法律障碍。如果本案采取确认判决，仅确认一个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而不撤销，被告错误的行政许可行为将无法得到纠正，原告在公司中的合法权益仍得不到保障。

第三篇：本案应如何适用离婚过错赔偿制度

本案应如何适用离婚过错赔偿制度

案情：

张某与李某于1991年结婚，1992年生育一子，孩子出生后，李某一直感觉长得不像自己，又听庄邻闲话不少，便怀疑孩子不是自己的。2003年2月双方发生吵打，在吵打中李某将张某致伤，经法医鉴定构成轻伤。3月，张某向法院起诉离婚，要求抚养孩子，并要求李某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李某答辩同意离婚，也要求抚养孩子。诉讼中，张某承认孩子并非与李某所生，李某遂提出反诉，请求张某赔偿其精神损害抚慰金。

本案在审理中，对于双方提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是否应当支持，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张某的请求应当予以支持，李某的请求于法无据，不应当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3)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离婚诉讼前，张某被李某殴打致伤，经法医鉴定为轻伤，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中规定的对家庭暴力的解释，“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李某殴打张某致其轻伤，构成家庭暴力，李某的行为，侵害了张某的生命健康权，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禁止家庭暴力”这一原则性

规定，不仅给张某身体造成了一定的伤害后果，同时也给张某的精神上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害。因此，对于张某要求李某赔偿其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关于李某的该项诉讼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四种情形中，仅在第二种情形中规定了“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无过错方可以请求赔偿这种情形，没有规定李某提出的“有配偶者与他人生子”这种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条中规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张某与婚外异性虽生一子，但并不是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而是偶然的发生不正当性关系导致生子，虽然给李某精神上也造成了一定的损害，但是这种情形不包括在四种情形内，法无明文规定。因此，对于李某要求张某赔偿其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

第二种意见是，张某的请求应当予以支持，理由如前所述。李某的请求，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中规定的四种情形中未明确规定，但是张某具有明显的过错，如果不予支持则显失公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条中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张某在婚后与婚外异性发生不正当性关系并怀孕，违背了该项原则。张某从怀孕、生子至离婚诉讼前，一直未将这一事实告知李某，以争取李某的谅解，说明张某存在隐瞒真相的故意，其行为严重违背了夫妻应互相忠实的原则。李某与张某结婚十二年后，才得知抚育了十一年的儿子并非是自己亲生子，李某因此所遭受的社会舆论压力及其精神打击是巨大的，所致李某的社会评价力降低是显而易见的，其精神上的痛苦将可能伴随终生，不论是从时间上，还是行为

方式上及造成的后果上分析，可以说均超过了张某因家庭暴力所受到的精神损害，张某的行为同时也违反了公序良俗及良好的道德规范，李某所受到的损害事实与张某的行为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张某作为过错方应该承担赔偿责任。仅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中的四种情形未明确规定，而驳回李某的此项请求，不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利于倡导良好的道德风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人格尊严权乃属民事权利之一，对人格尊严权的侵害已经列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的受理范围，该司法解释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结合婚姻法的立法本意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虽然仅规定了四种情形，但并未排除根据其他情形请求损害赔偿，在此种情况下，完全可以根据民法通则及婚姻法关于夫妻之间应当忠实的原则规定，参照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精神，支持李某要求张某赔偿其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第四篇：原规划指导思想和意义

一、“创模”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

通过“创模”活动，认真践行科学发展观，加快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加大城市环境保护力度，改善城市环境质量，提高城市环境管理水平，能够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同步可持续发展，促进环境优化经济增长；通过淘汰落后产能和工艺，治理污染，实现结构调整转型，实现企业新跨越，全面推进传统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向绿色现代化城市迈进；能够改善环境，建设宜居城市，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能够推动深化环保工作，实现环保生态建设新跨越。具体体现在：第一，“创模”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可以提高城市形象，是扩大开放，吸引外资重要的基础条件，是城市的无形资产，是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来溪投资，促进经济建设的重要载体。第二，“创模”有利于增大城市的环境容量，增加城市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力，为全市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更大的环境空间。第三，“创模”有利于提高城市环境质量，改善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第四，“创模”有利于环境保护工作全面深化和拓展。通过“创模”，能够进一步激发全市人民参与环境保护的热情，调动全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环境保护工作。第五，“创模”有利于促进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污染综合控制能力和环境保护监管能力，增强城市生态环境功能。综上所述，“创模”不仅对加快推进“三都五城”建设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对促进本溪市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全面建设新本溪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践行科学发展观，以创建环境保护模范城市为目标，以环境优化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发展，加快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加大城市环境保护力度，改善城市环境质量，提高城市环境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指数，全面促进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努力把本溪建设成经济发达、社会祥和、环境优美、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宜居城市。

第五篇：公司原规章制度对后来员工适用吗

公司原规章制度对后来员工适用吗?（新）

[前言]人员流动是每个公司不可避免的问题，而公司的原有规章制度不一定顾及到每个员工，这就会因新员工对公司原有规章制度的不满和质疑而引起纠纷，但是因为个人再重新制定规章制度对公司来说是很不现实的问题。面对这种情况，公司该怎么办？下面，针对网友提供的具体案例，中顾网邀请了北京丹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劳动法专家——沈斌倜律师为我们进行解答。网友提问：

我公司在成立时，就经过民主程序合法制定了公司的规章制度，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公司员工也随之增加，对于新来的员工我们也按照规定把原规章制度对其公示，但后来我们发现，对于后来的员工违反公司规定，我们按照原规章制度对他们进行处罚时，后来员工都表现出明显的抵触，还表示公司制度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对他们不适用等类似话语，这种情况致使公司秩序无法正常进行。请问：（1）公司的原规章制度对于后来的员工可以适用吗？如果不能适用，公司不能就因为一个人再重新制定制度。（2）原规章制度对后来的员工仅仅也是公示吗？如果这样的话，成立一个公司，先招一个员工，然后按照法定程序制定规章后，再大量招人，这样合法吗？ 沈斌倜律师解答：

企业规章制度，是指企业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并结合企业自身的特点制定的，明确劳动条件、调整、规范劳动关系以及当事人行为的各种规章、制度的总称，一般表现为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劳动纪律和奖惩办法等，也常被称为员工手册。《劳动合同法》第4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劳动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履行劳动义务。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在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实施过程中，工会或者职工认为不适当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或提供建议，通过协商予以修改完善。用人单位应当将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公示，或者告知劳动者。《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19条的规定，用人单位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在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的情况下，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由此可见，合法有效的规章制度是劳资双方权利义务的重要依据，在发生劳动争议时，合法有效的规章制度关系着劳动者权益的保障，但是新员工没有参与原来的规章制度的制定，原规章制度可以适用他吗？如果不适用，就如问题所提，那么是不是说单位每来一个新员工，该规章制度就要重新制定呢？如果可以不用重新制定而自然的适用新员工的话，是不是会出现先成立一个公司，招聘一个员工，然后按照法定程序制定规章，然后再大量招人损害后来员工的利益呢？等一系列问题。

沈律师的答案是：单位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可以适用新员工，前提是想新员工公示——即向新员工公示后的规章制度对新员工有效。问题中所担心的会不会出现先成立一个公司，招聘一个员工，然后按照法定程序制定规章，然后再大量招人损害后来员工的利益呢？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出现的，但是确是不好操作的，因为前规章制度并不是自动适用新员工的，需要向新员工公示，新员工有权提出异议，对于该异议，劳资双方应当协商解决。如果双方谈不拢，劳动关系无从建立，也就不存在损害后来员工权益的情况了。当然，在现实生活当中，资方处于优势地位的情况多一些，而一些处在技能不高，专业性不强岗位的员工“不好意思”或者“不敢”提出异议，导致自己权益受损的情况还是大有所在。这种情况下是劳动者自己对权力的放弃，法律不保护权利的沉睡者。

当然，制定一份相对公平的规章制度既是保障员工权益也是为了企业良好发展。沈斌倜律师建议企业在制定规章制度时应该兼顾公平和效益，应当向专业人士咨询，以减少因此产生的纠纷。

案例：某食品公司于2008年10月经过法定程序制定了规章制度。刘某等5人于2009年2月入职，公司以合同附件形式向刘某发放了公司规章制度。2009年5月，公司因刘某严重违犯公司的规章制度，而与刘某解除劳动合同。事后刘某以公司规章制度没有经过他们这些后来入职的新员工同意为由，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公司则认为规章制度已经过民主程序，且在后来新招员工时也要求员工对此予以签名确认，刘某是因为严重违纪而被解除劳动关系，不同意支付赔偿金。双方协商不成，刘某便申请了劳动仲裁。该案的争议焦点正是经过民主程序的规章制度对新招的新员工是否适用的问题，该案经仲裁庭查证核实，公司在刘某入职前经过民主程序通过了规章制度，在刘某入职时又组织刘某签名确认，该规章制度对刘某而言也是有效的。因此公司以刘某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劳动关系是合法的，无需支付赔偿金,仲裁委最终裁决驳回了刘某的申请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