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中介组织活动中存在的腐败现象与治理对策

第一篇：社会中介组织活动中存在的腐败现象与治理对策

社会中介组织活动中存在的腐败现象与治理对策

郑 斌

改革开放以来，我市中介组织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简单粗放的不规范运行向专业化、规范化转变，社会中介组织逐步在发展中壮大，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各类中介机构已达900户，从业人员达3000余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这些社会中介组织在社会管理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广泛、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由于利益格局的调整和管理的不到位，一些社会中介组织不规范运行的问题也日益突出，成为一种新的腐败温床和土壤。中共中央颁布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指出，要“规范并加强对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的管理”。因此，切实加强对社会中介组织的监管，严厉整治在中介活动中的违纪违法行为，无论是推动其自身健康发展，还是对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工作及经济社会发展都显得十分迫

切。

一、中介组织存在的突出问题

1、违规违法经营。有的中介机构在执业活动中，不严格执行执业管理规定。我市工商管理部门近两年在开展严厉打击违法拍卖行为的活动中，先后查处了5家拍卖企业7起不执行有关行业规定的拍卖案件，主要类型有：拍卖企业抽逃注册资本、没有按规定进行备案、未按规定公布举报电话、未设立监拍席、竞买人之间恶意串通等。

2、权钱交易。有的中介机构在执业过程中，由于利益趋动，在与有关公务人员交往中，采取不正当方式，给好处，拉拢腐蚀机关公务人员，滋生腐败行为。去年底市纪委在查处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刑二庭庭长案件中发现，滁州一会计师事务所在执业中，为拉业务向负责

两家企业破产工作的市中级法院庭长分别行贿一次4万元、一次3.4万元。市二家拍卖公司为承接企业破产拍卖业务，分别送给负责企业

破产清算工作的法官五至十万元。

3、出具假证。在法律服务行业中，部分从业人员受到了各种诱惑因素的影响，提供假证据、假公证，为腐败交易提供程序性和技术性支持，做出了损害司法权威，影响司法公正，损害当事人利益的违纪违法行为。市司法局在今年法律服务行风建设年活动中，查处了一个县的律师事务所律师受亲戚之托向法官送购物卡，在执业时提供虚

假材料等违法行为。

4、虚假验资、审计。有的会计师事务所，在企业提供的资料不全等情况下，也为其提供验资佐证，不规范验资、人情验资、虚假验资现象普遍存在；还有的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帮助做假账，提供虚假审

计意见，逃避税收，掩盖问题。

5、评估资产不实。有的在企业改制中帮助腐败分子化公为私，和买受方串通一气，刻意低估国有资产，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在房地产开发中低估土地价格，帮助开发商牟取暴利，高估房地产价格，骗取银行巨额抵押贷款。

6、暗箱操作。在建设工程招标和政府采购中，与供应商、承包商、采购单位及监管机构有关人员互相勾结，暗箱操作，操纵招投标，进行腐败交易等。

上述行为都破坏了公正、有效和规范的市场秩序，给我市的经济

发展环境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二、存在问题的主要根源

1、审批准入把关不严。有的中介组织不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经营条件，没有相关的从业资质，从业人员也无任何专业技术证书以及的执业资格证书。有的为了拼凑规定要达到的专业人员人数，从其

他地方找来正在执业的专业人员挂靠充数，欺骗有关职能部门，非法取得经营资格。有的在年审中弄虚作假蒙混过关。由于审批准入把关不严造成中介技术力量不足，人员素质不高，业务水平低下。另外各种外来的中介分支机构如雨后春笋纷纷冒了出来，他们未到我市相关管理部门登记备案，未经审核，租用一个办公场所，招几个人，便挂牌营业了。冲击挤占市场份额，造成市场竞争混乱。为了生存，迫使有的中介组织和相关利益体串通一气，违规操作，甚至违法乱纪。

2、体制不顺，竞争不公。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社会中介组织应该公平竞争，其竞争的根本是服务质量和服务信誉。但是由于我国渐进式的改革，一些中介机构先天起点不一，有的是从政府机构的娘胎中剥离，仍就与政府职能部门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实际就是部门的附属机构，社会中介组织在性质、职能、经营范围、权责和义务划分上界定不清，而有的真正是应运市场而生，无牵无挂。因此，业务竞争往往不是质量与信誉的竞争，往往成为挂靠单位“实力和权力”的较量。一些政府职能部门为了部门利益，往往垄断与本部门相关的中介业务，给予“嫡系”的社会中介组织种种优惠和支持，排斥或歧视其他的社会中介组织。这些中介机构既从事经营性的社会中介活动，又代行部分政府职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中介组织在处理问题时难以保持应有的立场，背离了社会中介组织“客观、公正”执业的服务宗旨，从而丧失了客户的信任，影响了中介声誉，扭曲了竞争机制，也为腐败产生了可能。

3、监管不力，市场混乱。对社会中介组织的监督管理主要是政府各行业管理部门，如司法、工商、税务等部门。现在由于各部门在中介监管方面存在着自身利益问题，因此，相互协调沟通不够，有的甚至相互推诿，实际上存在着对社会中介组织故意监管不力的问题。加之市场主体日益多样化，中介组织类型繁多，业务差异大，组织形

式、组织制度难以统一规范；还有的中介组织为规避管理，不愿意及时到工商、税务部门登记注册，形成杂乱无章，各行其是的局面，经营管理随意性大。社会中介组织普遍没有健全的、能适应并承担自身法律责任的法律形式，一些中介组织根本无法承担自身行为后果的责

任。

4、业务水平低，发展规模小。大部分社会中介的业务具有鲜明的知识性、技术性特征，专业性很强，决定了其从业人员必须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素质，精通专业业务，通晓国际惯例。目前社会中介从业人员参差不齐，良莠难辨。素质不高，高级专业人员短缺，普遍存在着专业训练缺乏等问题。总体来看，档次偏低，业务水平不高，缺乏权威性，发展活力不强，从业人员的现状和形势发展的要求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而且大部分中介机构规模较小，技术装备水平较低，服务功能不完善。目前，从我市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来看，多数为10-20人左右的规模，只能承接一些小项目，不能适应市场对中介服务高效、快速、准确、权威、方便的要求，限制了行业自身的发

展。

5、管理脱节，查处不到位。大部分社会中介组织的行业资质和从业人员资格的最终审批和颁发权限在省级和国家一级，我市有关行业管理部门只是进行初审和备案，监督处罚的力度不够。行业主管部门自身缺乏管理意识，相互之间沟通较少，缺乏统一的协调管理机制，对市场运行监督不够，对违规违纪的行为查处不力。对社会中介业务指导不足、培训教育不够，没有很好地引导他们规范执业、合法经营。监督、惩处难以到位，有的只发证不管理，有的监管多流于形式，抓

不住要害实质。

三、治理社会中介组织违纪违法行为的对策

1、进一步推进中介机构的脱钩改制，建立科学合理的管理机制。政府要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使各类社会中介组织在人、财、物关系上与行政机关脱钩，要让中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自主经营、自负

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形成真正独立的法人实体。

2、严格市场准入，提高服务的整体素质。严把市场准入关，要依法对社会中介组织执业资质及其从业人员的执业资格进行审查，没有专业资质和执业资格的，要坚决不允许审报；成立中介机构一定要达到规定的经营条件，不符合条件的坚决不予发证经营。同时，要强化中介组织的自律意识，建立和健全责、权、利相结合的经营管理体制，完善内部机制，合法经营。行业管理部门要加强从业人员的培训

工作，提高业务能力。

3、加强职业教育，培育诚实守信。

对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要进行法律法规、党纪政纪和思想道德教育，引导他们自觉遵守职业道德和行业纪律，树立诚信经营理念。政府有关部门和行业协会要通过工作指导、检查考核等多种形式促使中介从业人员规范执业，按章办事。行业监管机构要切实履行好监管职能，通过中介组织诚信级别评价、诚信记录、诚信公示等制度建立诚信监管机制。行业协会要建立诚信记录档案，把违法违规的中介组织列入“黑名单”，并向社会公开，对失信、失真、失公的中介组织和人员坚决实施市场禁入制度，培育诚实守信、运作规范的中介组织。

4、强化监督管理机制，严肃执法执纪。

构建有关部门和行业协会分工合作开展监管的工作机制，形成监管合力，并落实监管责任人和监管任务。要加大质量监控和年检力度，对本年度出问题受到行政处罚或严重违反执业规范的中介组织，根据相关规定不予通过年检，严重者要依法令其退出市场。严肃查办中介组织的违规违法案件，对破坏我市经济发展环境、违犯规章和制度的社会中介组织，必须严厉查处。在法律上，建议出台一部社会中介组

织法，以便依法中介活动。

第二篇：社会中介组织的腐败成因及治理对策

编者按：

近些年来，我国政府不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和 政府职能转变，一些行政审批事项和准行政职能逐 渐移交给社会中介组织，后者在政治、经济、社会文 化等各个领域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但由于法律 法规建设滞后、制度设计存在漏洞、政府监管不到 位、中介组织职业自律性不强、清廉文化环境不佳 等多方面原因，某些中介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失信、违规、参与权力寻租和商业贿赂等现象也开始滋生 蔓延。本文旨在分析中介组织利用自身特殊职能参 与权力寻租中介组织产生腐败现象的对策。

社会中介组织的腐败成因 及治理对策

中介组织是按照一定的法律、法规、规章或受政府的 委托，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为各种社会主体提供 沟通、监督、鉴定、公证等中介服务的组织和机构的总称。中介组织包括行业协会、社团组织、仲裁机构、评估、鉴证、咨询、信息、经纪等各类中介组织。其中，行业协会、专业评 估、审计类中介组织，即协调、协商与经济鉴证这两大类中 介组织具有协调政府和企业关系、生产要素配置等准公共 服务职能，最容易卷入违规、腐败活动。

是通过中介公司的所谓“咨询费”、劳务费等名义实现的。二 是通过造假，侵吞国有、集体财产，损害股民权益。例如在国 有企业清算、破产、出售、兼并收购以及股份制、股份合作制 改造过程中，会计、评估、律师及投资等中介组织及其工作 人员通过虚假评估、虚假审计等参与蚕食国有资产与集体 财产，为不合格企业“包装”上市，侵害股东权益，参与非法 套取银行资金等；在建设工程招标和政府采购中，招标、采 购代理机构等中介组织勾结承包商、供应商，与业主单位领 导、招标采购代理机构、管理监督机构、采购单位有关人员 恶意串通，搞假投标、串标、围标，侵占国家和单位资金。三

中介组织腐败就是指中介组织及其从业者出于私利目 的，利用授权和特殊职能为寻租者（政府官员和公权人员）寻租，或为请托方（企业、组织和个人）提供便利条件和掩护 的各类腐败行为。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一是行贿及帮助行 贿。一些中介组织为实现其客户委托的事项或为争取获利 机会，直接或介绍利害关系人跑项目审批、跑资金、跑配额 指标，向政府官员提供金钱、有价证券等财物或提供获利机 会。例如送官员金钱、高尔夫会员证，送房子、汽车，替官员 升迁买官，给其孩子出国留学提供费用等。大量商业贿赂正

是参与非法洗钱。洗钱方式五花八门，包括通过“走出去”对 外投资自己人控制的公司或项目，“亏损”后以“交学费”方 式清盘回国交差；通过“引进”自己或自己人在境外注册的 “托儿”公司，以虚增实物投资参股等方式吸走公有资产；通 过对外贸易方式，给境外串通好的公司以赊销商品等方式 发货，最后以降价、亏损倒闭方式“坏账”，侵吞国家和公有 财产等。由于洗钱过程非常复杂和隐秘，漂洗和转换资产往 往需要“制造”并提供合同、票证及相关产权文书等文件，并 通过正常账户来完成，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提供智力咨询

中介组织腐败现象的主要表现及特点

中国监察 2009 年第 15 期

服务的中介组织和专业人员介入“帮助”。

“中介组织腐败”的基本特点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拥有较高的法定权威性。协会、鉴证类等中介组织肩负着 政府指定的责任，履行部分准政府职能，其活动具有法定 权威性。如会计师事务所对企业进行的审计，对经理 厂长进行的离任审计，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均 需要注册会计师出具审计报告或验资报告等。这种法定权 威性为中介组织参与违规谋利提供了便利。其二，高信息 性和信息不对称性。中介组织所拥有的信息垄断优势和不 透明性使其具有两头套利的冲动和机会，并可利用其在供 给者和需求者之间的便利身份违规谋利。其三，腐败活动 的多样性和裂变性。在重大项目审批、行政许可备案、财政 转移支付、专项资金配置、信贷、官员考核升迁，以及医疗、政府采购、工程建设、地价评估、产权交易、资源开发经销 等多个领域的腐败现象中，经常可发现中介组织的身影。中介提供贿赂的手段形形色色，贿赂形式多种多样，包括 以信息费、科研费、劳务费、咨询费、佣金等各种名义赠送 现金或有价证券，给予特殊荣誉、待遇，提供特殊服务等。近年来，有中介组织参与的腐败活动有增生趋势，腐败衍 生品、新变种不断增多。其四，腐败行为的隐蔽性强。中介 组织往往利用其合法身份以及所具有的信息和专业技能 优势进行腐败活动，给核实案情带来很大困难。中介组织 通常与政府及司法机关关系密切，也很善于利用这些部门 作为保护伞、“护身符”，从而达到不引人注目和不被追究、少被追究责任的目的。中介组织参与腐败活动时收取和支 付“报酬”的名目和方式繁多，增加了中介组织腐败的发现 难度。此外，中介组织常常进行的“期权式腐败”极具隐蔽 性和欺骗性，极大地增加了查处难度。

中介组织产生腐败现象的成因剖析

社会中介组织腐败现象的表现形形色色，其形成原因 也是多种多样： 一是中介组织法制建设滞后与执法不严。多年来，涉及中介组织活动的大部分领域还缺乏完整明晰 的法律法规。同时还存在相关法规政策不配套，乃至相互 抵触的问题，还有一些相关法律及其条文规定早已过时。对已有的中介组织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又偏弱偏软，往往 是在大案要案被发现和查处之后才牵出参与其中的中介 组织和相关人员。这些年来，我国对中介组织卷入欺诈和 腐败丑闻的赔偿诉讼和刑事诉讼几乎是空白。如证监会对 帮助上市企业搞欺诈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处罚仅限于警告、没收非法所得、罚款和撤销直接责任人的执业资格，最严 厉的也不过吊销许可证。此外，我国反腐败比较重惩处受 贿而轻惩处行贿，往往忽视中介组织通过参与和帮助行贿

LILUN ZONGHENG

理论纵横

而卷入腐败活动的作用和责任。

二是中介组织管理制度不健全。一方面，政社不分、行 政干预为一些中介组织违规腐败提供了条件。我国中介组 织绝大多数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从过 去的政府管理职能中分离出来的，许多行业协会本身就是 政府部门转变而来，一些中介组织表面上和原主管部门脱 钩，实际上仍和政府部门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些中 介组织在组织机构、人员安排、财务关系和执业要求上受 制于主管部门，一些中介组织的领导由现任政府官员兼 任，或担任顾问、名誉会长，或者是刚刚卸任的官员担任。这些或明或暗的关系的存在，导致中介组织往往难以摆脱 参与到“寻租活动”的各个环节，也给它们提供了这样的机 会。另一方面，我国还没有国家级的市场中介组织主管和 协调部门，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各自为政,存在多头管理和 管理乏力并存的现象。

三是一些腐败高发领域的制度设计存在漏洞。在国有 企业改制、重组、土地转让、公共采购、工程招投标等领域，存在法律制度规范过宽、实施细则规定过泛及针对性弱、前瞻性不强，弹性过大，刚性不足等问题。如公共采购目录 及限额规定界定不科学、内容交叉重叠，在参与投标者的 资格门槛、信息披露及资金支付程序等方面存在委托方、举办方自由裁量权过大，监督依据不清等漏洞。这些制度 设计的漏洞正成为诸如招标公开范围小、招标采购对象不 明确、招标和投标程序不规范、假投标、人情标、多方串标、重复采购、高价采购、寻租腐败等的诱发因素。

四是中介组织诚信守法自律机制缺乏。一方面，我国 中介组织及其从业人员道德素质、法律意识不足，队伍建 设滞后，从业人员素质良莠不齐，学历、年龄结构不合理现 象突出。如在全国会计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中，离退休人 员占 70%以上，具有专业职称的中青年人不到 10%。一些 中介组织对员工道德规范和守法操作要求低，疏于监督，甚至鼓励员工为揽活而不择手段。另一方面，行业自律软 弱。目前对中介组织的管理主要侧重于事前审批，行业组 织监管弱化。多数行业自律性监管尚未建立或疲软乏力，许多中介组织没有加入中介行业组织，一些中介行业根本 没有行业协会，更多的则是名存实亡，缺乏对本系统中介 组织经常性的规范监管。工商、消费者协会、舆论媒体等外 部监督对中介组织违法活动的监督往往是在问题曝光之 后，缺乏事前监督和发现机制。

综合治理中介组织腐败现象的对策建议

完善中介组织法律调节体系并提高其执行力。首先，要在对中介组织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清理的基础上，对已有

中国监察 2009 年第 15 期

5理论纵横 LILUN ZONGHENG的法律法规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其次，根据形势发展需 要制订出台一些新的法律法规，填补法律漏洞，形成完整 的、相互配套的中介组织法律调节体系。例如，制订中介组 织法、中介组织执业人员法律责任及违规处罚条例等总体 性法规，补充完善与中介组织正常活动相关的法律法规，填补有关中介组织行贿或帮助行贿的界定、惩罚方面的法 律漏洞。可以考虑在反洗钱法中添加中介组织参与洗钱的 治理与预防规定，扩大洗钱罪的追诉范围，在预防腐败法 中加入预防中介组织腐败的条款等。第三，努力提高规章 制度的执行力，依法加大对中介违规、贿赂等各种违法行 为的惩罚力度，增大中介组织与个人的违法违规的风险与 成本，这是遏制中介组织腐败的关键。

增强中介组织的独立性和公平竞争性。切断中介组织 与政府部门的组织、利益关系，维护中介组织的独立自主 性，是准确界定政府与中介的关系，避免错位和越位，确保 中介组织诚信规范运作、公平竞争的前提条件之一,也是避 免其依托权力搞垄断服务和腐败行为的关键。为此，需要 对现有中介组织进行全面摸底清查，使官办、半官办中介 组织与政府真正“脱钩”、改制，解除政府部门与中介组织 的行政隶属关系,真正实现政社分开。

继续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从源头上消除中介组织 腐败土壤。进一步清理和规范行政审批事项，将保留下来 的行政审批事项名称、法律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 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向社 会公开；推进行政许可办理方式改革，整体推进权力下放、权力规范、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加大权力运行的监督力度，促进“阳光政务”；严格约束政府行为，在政府采购中坚决 落实“管采分离”原则，将采购中心与财政部门脱钩，并促 使各政府部门协同起来完善政府采购招标程序及其监督

机制； 推进公共资源交易市场化建设与市场准入机制，确 定中介组织的过程要公开透明，加大竞争力度，杜绝主办 方单方面内部指定中介组织的做法，防止各利益方围标、串标、评标、收买专家、企业恶意低价中标再追加预算等贪 污腐败问题。

加强中介组织行业自律和诚信建设。要强化行业自 律，建立广泛的行业协会以及跨行业联合会。行业协会会 长应由行业会员推选而不能由行政领导兼任或行政任命。行业协会要制定规则，加强对会员单位和从业人员执业操 守的监督和对违法行为的惩戒。行业监管应把主要精力放 在审核经营资格和审批收费标准上，加大对中介组织的年 检力度，及时掌握中介组织及其从业人员执业情况和违法 违规情况。要提高从业人员执业素质与守法意识。把好中 介组织从业人员任职资格关，严格资格考试准入制度，实 行执业资格审查和登记备案管理制度，实行评级或年审制 度，规范人才流动机制，加强对整个行业从业人员的专业 和法律培训，强化职业道德建设，尤其要加强中介组织的 诚信建设，强化信用管理。

对中介组织的活动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管。首先，构建联合执法监管机制。协调行业协会及行政、工商、财 政、审计、监察、金融等部门，形成对中介组织及有关人员 腐败行为的跨部门联防联控机制。如工商部门、物价部门、行业协会等要建立健全中介组织执业准则和收费标准体 系，不定期抽审中介组织出具的会计审计报告、评估报告 等，及时发现其参与寻租、贿赂、销赃、洗钱等活动的违法 犯罪事实。其次，整合和强化纪检监察机关、检察机关、法 院和公安部门等不同部门之间的横向协作，发挥联合监督 的作用。第三，强化多渠道监督。发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媒体和群众监督作用。

重点防范和治理腐败高发领域的中介违法活动。从现 实情况看，重大工程投资建设、国有企业改制、土地转让评 估、贷款抵押资产评估、公司上市及财务审计、政府采 购等是中介组织腐败的多发领域。需要在土地、房地产、医 药、政府采购、工程建设等重点领域建立统一招投标中心，凡一定规模的使用国有资金建设的工程项目招标投标、土 地使用权出让、国有和集体所有产权交易、政府采购，必须 在独立的跨部门统一招标投标中心进行，逐步将所有应当 通过市场配置的公共资源纳入统一招标投标中心进行招 标投标，在统一招投标过程中建立健全中介组织参与执业 的规范程序，完善中介组织资格准入、公开竞争遴选、公开 评估程序和结果等机制，杜绝暗箱操作。□

作者单位 /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

CFP

第三篇：论我国当前腐败现象及其治理对策

论我国当前腐败现象及其治理对策

2012级

临床药学专业二班

祝明月

125010201 何谓腐败？就语义而言，是谓腐烂。“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中的腐败即为此义。腐败就是公共权力被滥用，而且社会利益受到损害。其实质是某种公共权力的蜕化和变质。其主要表现是权力官僚化、权力商品化和权力特殊化。腐败现象给一个社会所带来的危害是巨大的。它不仅浪费了社会财富，造成经济秩序的紊乱，破坏了经济建设，阻碍了经济发展，而且严重地影响了政府形象，败坏了政治的清正廉明；更有甚者，它导致了社会风气的恶化，以致社会呈病态化，道德水准下降，是非正义感丧失。社会为腐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目前，腐败问题是各国都存在的通病，而我国腐败现象发展迅猛的势头，既危及和破坏法律的权威性和有效实施，又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动摇着我国社会的政治基础。据国有资产管理局的统计材料显示，从1982年到1992年间，国有资产流失大约5000亿。其中大约3300亿是官僚主义失职、贪赃枉法、管理混乱等造成的。腐败分子侵吞的国家资产和社会财富，相当于每年GDP的3%--5%被吞食。2005年9月28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北京举行的“亚太反贪腐倡议”研讨会上发表报告指出，随经济改革，中国的贪污问题日益猖獗。近几年来，情况更为严重。我国的腐败事件不仅越来越多，而且金额越来越大，腐败现象非常严重。腐败不仅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也危害着人民的利益。腐败分子不仅自己通过贪污受贿侵占国家资金，而且通过其他不正当手段，使国家巨额资金和大量财产流入不法分子手中。更为严重的是，腐败分子以权谋私，权力进入市场，直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建设。倘若任其滋生蔓延，泛滥成灾，必将严重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导致国家经济的崩溃。腐败损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腐败压制群众的民主权利，腐败挫伤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监督世界各国腐败行为的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2012年12月5日公布2012年全球廉洁指数，涉及176个国家或地区，中国大陆仅得39分，位列第80。腐败对于一个正在变革中的社会具有极大的危害性。能否抑制腐败，消除腐败现象，关系到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的健康发展，因而成了发展中国家走上现代化之路的关键。对于今天的中国，尤为重要。邓小平同志的话可谓一针见血：“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

因此，中国开始竭力展开反腐行动，秉承着“老虎苍蝇一起打”的新理念，反腐新序幕从此揭开。打虎拍蝇”，剜除毒瘤。从李春城、刘志军，徐才厚，再到***，一个个彪形“老虎”被揪出来，查处级别越来越高，落马速度越来越快；，一只只群众身边的苍蝇被拍扁，只要违犯党纪国法，一样严惩不贷。力度空前的“反腐风暴”横扫全国，铁腕反腐赢得深得民心。这是习近平上任以来赢得民心的一大政绩。而中国的反腐行动也同时吸引了全球媒体的关注，虽然有“反腐是否会进行到底”的质疑，但是外媒的报及评论更全面地总结了我国多项反腐举措与成效。

从历史上看，美国在西部开发过程中和19世纪末20世纪早期，是腐败的高发期，特点是贪污受贿数量多，以权谋私现象严重。美国用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逐步建立了一套较完善的反腐败体系。与其比较，我们中国的也需要方向性理念。腐败现象既有历史文化的因素、新旧体制交替特殊时期的因素、体制和法制建设的因素，又有社会成员本身各方面素质的因素，是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等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因此，不仅要注重治标，从制度层面上去遏制腐败现象，更要从道德文化建设、弘扬社会成员的民主法治意识等方面去清除腐败得以滋生的土壤，彻底根除腐败之本，做到“标本兼治”：

首先，深化改革，尽快完成由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建立一个完善的、规范化的市场体系。其次，完善监督体制。腐败是权力的异化，绝对的、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第三，加强法制建设。必须制定各种反腐败的法律，建立和完善立体的、多方位的反腐败的法律体系，不给有贪欲者留有模糊、疏漏等可趁之机。第四，道德自律和政治责任感的建立。第五，弘扬以“公正理性”为核心的民主价值观念，建设一个良好的法治社会。

总之，对腐败现象的蔓延，我们要正确认识其复杂根源，并对症下药，不仅治标，健全各项制度，更要治本，提高民众民主意识，真正做到“标本兼治”。当然，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这个任务尽管很艰巨，但可以相信，违背历史发展和基本人性的腐败是必然可以得到彻底根治的。不久的将来，清正廉明、风气纯正必将成为我们社会风气的主流。

第四篇：谈当前腐败现象的特征、成因及治理与对策

谈当前腐败现象的特征、成因及治理与对策

发布者:管理员 点击次数:763 日期:2009-9-12

安徽凯安律师事务所 黄迎春

社会腐败现象古今中外普遍存在，随着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且有逾演逾烈之势；社会腐败现象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政治领域有钱权交易、买官卖官，在经济领域有钱权交易、商业贿赂，在司法领域有钱权交易、徇私枉法等等；当前社会腐败现象已经危及到了社会的政权、经济、司法、军事及文化等各方面，其甚至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社会发展的重大阻力。因此，分析和研究我国当前社会腐败现象的特征、成因及治理与对策等，对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健康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在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具有积极的作用。

一、我国当前腐败现象的特征

（一）、社会腐败现象具有广泛的行业性和地区性

从古至今，中国的腐败现象也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无一例外的存在着，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封建社会的腐败应以政治腐败为主，历史上多以钱权交易、买官卖官的形式进行表现；而社会发展到今天，我国的腐败现象应该说已经发生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政治、经济、司法等各个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腐败现象，政治上主要表现在人民代表或行政正副职的贿选，大量的买官卖官及领导干部生活的腐化；在经济上主要表现在商业企业的负责人或个私企业的负责人等以商业贿赂的形式与部分领导干部相勾结，形成官商联合经济，或部分领导干部怂恿和支持自己的子女开办公司，并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垄断一种产品的生产或销售及一项工程的招投标建设；司法上主要表现在司法人员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等。可以说，只要存在经济运转的地方就有腐败现象的存在，只要有行使权利的地方，腐败现象就会产生。权利和金钱已经成为腐败得以存在的基础，金钱和权利也成了社会腐败得以发展的催化剂和生长剂。

近年来，我国的经济腐败呈现上升趋势，经济腐败涉案人数急居增长。80年代初期，我国沿海地区的腐败案件的发案率比内地高，且腐败案件涉案价值较大，而近年来，腐败案件由沿海向内地辐射之势，内地的高官司法腐败率和涉案价值不断增加。几年前的犯罪人员多是厅处级以下人员，而现在的涉案人员为省部级和省部级以上的领导人员涉案也是屡见不鲜。几年前的腐败案件涉案价值在几万、几十万、几百万的大案、特大案多发生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而如今几百万、几千万的特大腐败案件在内地以至于国家的贫困地区也时常出现；甚至发生在一个乡村或一个企业。

（二）、社会腐败者追求经济利益具有澎涨性

近年来，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些企业的负责人便瞄准了些经济主管部门的领导干部，他们不择手段地拉拢、腐蚀这些人，利用领导干部的权利企图垄断一个行业的产品生产，一个重大的工程项目的招投标建设或一片土地的开发建设等，其目的是为了获取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而权利者也是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等当官理论，大肆收敛钱财，这就是他们能与企业的负责人能够走到一起的原因。商人和权利者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心态进一步澎涨下，其可以轻而一举的形成官商经济。近年来出现的成克杰受贿案，胡常青贪污、受贿案，肖作新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及现已移交司法部门进行处理的王怀忠受贿案等等均是由此而产生。

（三）、社会腐败的隐蔽性

由于我国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的历程较短，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及行政机关公务员及司法人员的素质较低等客观因素的存在，我国的社会腐败现象具有一定的隐蔽性。（1）腐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易显露。社会腐败人员均为公职人员，他们均是利用职务之便在单位内部实施各种腐败犯罪，其侵犯的对象又是属于国家或集体的公共财产或与利益获得或即将获得者存有不正当的钱权交易等。因此，其他人既不容易了解腐败者的腐败内幕，而又不容易与其发生直接的利益冲突；故不易被别人发觉。（2）社会腐败的手段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公职人员一般文化水平较高，阅历比较丰富，对自己职务范围内的情况熟悉，并深知本行业的管理机制中的漏洞等，因此，他们在实施犯罪活动之前均有比较充分的准备时间，并有较完备的规避措施，一般人很难发现。比如贪污案件是这类腐败案件典型的代表。（3）社会腐败者的特定权力具有自身的保护功能。社会腐败中的贪污、受贿和徇私枉法的主体是一种特定身份，是将公共权力异化为私人权力的结果；正是由于他们财物管理的特定性和权力的特定性就必然带来了“自我保护”的功能，他们实施各种犯罪前多打着“公平”、“合法”执行职务的幌子，其理所当然不会受到阻碍。

二、社会腐败的成因

社会腐败的形成原因是怎样的呢？笔者认为，产生社会腐败的原因主要是权力缺少限制和规范。腐败产生于权力本身而且与权力的限制程度有关，对权力限制越少，产生腐败的可能性就越大。纵观社会上的腐败现象，无一不与权力缺乏有效的限制相关。正是因为行政机关握有重大项目的审批权而未加制约，所以才会出现一张批文能换取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的贿赂的权钱交易；正因为公安机关有决定拘留和劳动教养的权力而未加制约，所以会出现“提钱释放”的不正常现象；也正是因为税务机关享有减免税的权力而未加制约，所以就能出现一次宴请流失上百万元税款的惊人之举；因为没有建立有效的错案追究制度，法官们便凭借着所谓的自由裁量权进行徇私枉法，因而冤案、错案屡见不鲜。与国外的行政权利、司法权利相比，我国的行政权、司法权，特别是对公民、法人的人身财产权发生重大影响的行政处罚权、许可权等，在权利范围、幅度及强制力等方面都很大。这种权力体制为腐败的产生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可以断言，国家权力本身就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常言道：“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化。” 腐败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缺乏公开性和透明性。长期限以来，由于我国法律很少规定行政机关公开其文件及权利内容，因而，形成了“内部行政”、“秘密行政”的习惯；这在客观上为行政机关公务人员贪赃枉法，幕后交易提供了天然的屏障，加之我国社会舆论受到种种限制，因此，腐败问题日益猖镢。

三、社会腐败现象的治理与对策

（一）、限制行政权利

我们知道，行政权缺少限制和规范是产生行政腐败的主要原因，所以，防治腐败应当从规范行政行为入手，将任何可能滥用的权利限定在严格的范围之内，并辅之以公开化程序化的措施，这是防治腐败的必由之路。如何限制行政权利，笔者认为，首先要削弱行政的处罚权；要削弱行政处罚权必须通过制定行政处罚法及相关的法律，明确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的范围、幅度及种类等来实现。

另外，我国还有一个容易产生腐败的行政权就是行政许可审批权。由于审批权有利可图，因而，行政许可权便成为行政机关及公务员贪污、受贿的重要手段。实行行政许可权与利益相分离的原则，保证行政机关在办理许可事务时不收取任何费用。

（二）、公开行政

实行公开行政，使行政部门公开所有涉及公民法人权益的内部工作制度及程序；使行政立法机关及时向社会公布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和命令，使公民了解行政机关的权利、职责，工作性质及工作目的，以便于有关部门有效地予以监督；其次，是在具体执法管理过程中，公开执法依据、理由及结果；在许可程序中，公开许可条件，竞争申请者的名单，各自条件及申请期限、最终结果等内容，便于竞争者之间及他们对许可机关的监督，防止幕后钱权交易。另外，公开行政机关负有领导责任，担任领导职务者的必要个人资料，如合法收入，兼职情况，亲属职位联系及生活条件等等。

（三）、健全行政程序

健全行政程序是预防腐败的一大法宝。无论是内部削减权力，还是外部严加控制，由于执法人员的素质及程序的漏洞，腐败现象仍然可能发生，因此，通过制定行政程序法规范行政权力是多数国家防治腐败的重要经验，如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纷纭制定程序法限制和规范行政机关行使权利；从而达到减少或消除腐败的目的。对于行政权利，特别是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的程序监督，离不开司法保障；法院在审查任何行政行为的活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该行政行为的程序化，如果对行政自由裁量权无程序要求，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就丧失了对它的监督审查标准。同时，行政程序化是以司法监督为保障的，只有让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面临违反程序就要受到司法制裁的危险，才可能保证他们遵守各项行政程序。应该说，在有司法保障的前提下，为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设定行为程序，这才能真正地缩小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使行政行为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的范围，才可能相应地减少行政权力而滋生的腐败。所以，健全行政程序也是防治腐败的一个重要途径。

（四）、加大法律对腐败的惩罚力度，狠狠打击腐败犯罪

我国现行刑法虽然对贪污受贿等腐败案件设定了死刑，但对其他涉及腐败的犯罪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和国家工作人员赎职罪等设定的刑罚较轻，另外，还有的社会腐败行为没有规定为犯罪等等。我国在建国初期，对贪污受贿犯量刑较重，上百元，上千元的行为都有处以死刑，而我国修改后的新刑法，对于贪污受贿犯罪的处罚过宽，贪污受贿百万元，甚至受贿数百万元也不处以死刑，如蚌埠烟厂的李帮福和云南红塔集团的储时键等，以至于酿成贪污受贿犯罪多有发生。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设定的刑罚较轻，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放纵了这一方面的犯罪，笔者认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本身就涉嫌贪污、受贿或其他犯罪，对此罪设定刑罚较轻不利于该类案件的侦破，同时可以诱发更多、更大的犯罪。其应以贪污受贿罪论处。

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赎职犯罪和徇私枉法案要提高量刑幅度，严惩上述犯罪，使之为赎职和徇私枉法所得到好处付出更大的代价，让其真正感受到赎职和徇私是得不偿失。

另外，应将性贿赂规定为犯罪，社会腐败的重要原因是钱和色，纵观这些纷纷落马的腐败高官，多是为钱所迷或为色所迷，可以说金钱贿赂和色相贿赂具有同等的位置和数量，且是相辅相成的。因此设定性贿赂犯罪并予以坚决的惩罚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十分现实的。

（2003年10月25日）

第五篇：社会中介组织发展中的问题和对策研究

社会中介组织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原文出处】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60

1【原刊页号】47～50

【分 类 号】D01

【分 类 名】公共行政

【复印期号】20060

4【作 者】郭国庆/陈凯/焦家良

【作者简介】郭国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凯，焦家良，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近年来，我国社会中介组织发展迅速。但是，由于相应的规范与制度没有及时出台，管理体制没有理顺，以致造成了社会中介组织发展中存在诸多问题，如官方色彩浓重、法律法规滞后、诚信出现危机等。为了确保社会中介组织更好地发挥作用，必须理顺政府与中介组织的管理关系，加快社会中介组织管理的法制化，进一步规范社会中介组织的内部治理结构。

【摘 要 题】非政府组织

【关 键 词】社会中介组织/宏观管理/政府行为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人民日报，2005-10-19.[2] Ronald Coase.The Nature of the Firm[A].1937.In Coase.The 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M].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33-55.[3] 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4] 郭国庆.正视中介服务业发展中的问题[N].光明日报，2003-2-20.[5] 郭国庆，王海龙.论社会中介组织的内部营销[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5):39-42.中共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对加强中介服务“规范发展各类中介组织”、推进“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等问题做出了全面部署。[1]事实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历史进程中，大量社会中介组织在促进市场交易、推动经济发展等各方面正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应看到，社会中介组织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体制不顺、法规滞后、管理混乱、信用欠佳等问题，严重影响着其服务功能的发挥。如不及时改变这种现状，社会中介组织就很难适应我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对外开放水平全面提高的新环境，也很难顺利完成“十一五”规划所赋予的历史使命。本文拟就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及改进政府管理的若干对策做一初步探讨。

一、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现状

（一）社会中介组织的分类

社会中介组织，一般是指那些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商品生产者与经营者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为市场主体提供信息咨询、培训、经纪、法律等各种服务，并且在各类市场主体包括企业之间、政府与企业、个人与单位、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之间从事协调、评价、评估、检验、仲裁等活动的机构或组织。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社会中介组织是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具有政府行政管理不可替代的作用。

目前，我国社会中介组织形式繁多，按照社会中介组织发挥作用的形式、提供服务产品的特点，我们认为可以分为如下五类：(1)法律、财务服务机构，主要是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和资信评估鉴定机构、公正和仲裁机构等组织。(2)自律性行业组织，主要是由企业单位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的各种行业协会、商会等自律性组织。

(3)咨询性服务机构，主要有咨询中心、信息中心、培训中心、企业营销策划中心、投资项目评估机构等组织。(4)市场交易社会中介组织，主要指各种经纪商、拍卖行，人才交流中心、职业介绍所等组织。(5)监督性社会中介组织，譬如消费者协会质量检查所和计量检查站等。

（二）社会中介组织的性质

交易成本的存在是社会中介组织存在和发展的主要理论依据。科斯定理的一个重要引申是，如果所有的交易成本都为零，则不论生产和交换活动怎样安排，资源的使用都相同，各种制度的或组织的安排提供不了选择的根据。这种情况下，不仅经济组织是随机决定的，而且实际上谈不上有什么组织。但是组织或各种制度的安排确实存在而且不断变化，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节约交易费用。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提到，“如果企业内部组织的交易比通过市场进行同样交易所费较少是可能的话，企业就会成为经济体系中的一个角色”，也就是说企业是作为市场的某种替代而存在。[2]同样，降低交易成本的需要使得社会中介组织从企业组织中分离出来，成为企业组织的一种替代。社会中介组织把若干能够为市场提供某种专项服务的要素组合成一个有机整体，避免了要素各自进入市场时，由于要素与市场主体之间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高额交易费用；同时，还可以避免各要素独立作用所引发的资源利用不充分而产生的高成本。[3]因此，在市场交易日益频繁和复杂的今日，通过社会中介组织的服务，市场主体能够大大降低交易成本，获取更多收益，这是社会中介组织存在的根本原因。

（三）社会中介组织的功能

社会中介组织介于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及各市场主体之间的特殊地位和性质赋予了其协调沟通、降低交易成本、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等方面的功能和作用，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我们认为，社会中介组织的服务功能主要有如下几点：

1.协调政府与市场主体的关系。在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的背景下，社会中介组织由于居间性所充当的政府与企业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尤为突出。一方面，通过社会中介组织验证、评估、代理等服务，使政府承担其对市场主体应履行的职能，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同时社会中介组织也可以将市场主体的相关要求和建议反映给政府部门，作为政府制定相应宏观调控政策时的重要参考；另一方面，社会中介组织要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管理与监督，政府因此可通过社会中介组织将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宏观指导、调控意图传达给企业，企业据以调整自身经营行为。这样既提高了政府的管理层次、管理效率、效果，又符合市场经济对政府职能转变的客观要求。

2.通过专业服务，提高市场主体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经济的发展得益于分工的深化和由此带来的效率提高和成本降低，然而分工的深化却使分工的不同分支之间的交易需要更多的专业知识，更为复杂的交易程序，同时分工的深化也提高了市场交易发生的频率，交易成本由此越来越大。社会中介组织通过向企业提供高度专业化服务，帮助企业完成日常经营过程中各种繁杂的事物性工作，最终达到降低交易费用，促进交易发展之目的。譬如企业中关于审计、报关、运输、经营纠纷等事务，均可交由社会中介组织处理。

3.行使社会监督职能，维护正常市场经济秩序。目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市场主体竞争日益激烈，市场中既存在企业间恶性竞争、盲目竞争的现象，也存在少数企业采用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竞争优势的情况，这些都严重扰乱了正常市场经济秩序，影响了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在提供服务的同时，根据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可对发现的非法交易、不正当竞争等非法行为进行揭露或举报，促使有关部门对相关市场主体予以调查并采取相应惩处措施，从而有效起到监督市场主体行为，维护正常市场经济秩序的作用。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指出，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就必须“加强技术咨询、技术转让等中介服务”。[1]社会中介组织在实现“十一五”规划所确定的各项战略目标中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二、社会中介组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增长和进步，我国社会中介组织获得了迅猛的发展，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一）社会中介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有待理顺

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的关系不当，社会中介组织难以保持独立性、公证性。社会中介组织的独立性是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唯有保持独立性，社会中介组织才能真实、公正、客观地执行中介职能。然而我国现有的管理体制却使社会中介组织难以保持独立性。目前，对我国社会中介组织的监督、管理主要由政府相应业务主管部门、登记机关（主要指工

商管理部门）及行业协会共同履行。在这个管理体系中，登记机关侧重于社会中介组织准入时的资格审查；行业协会属于行业自律性组织，在政府主管部门与社会中介组织之间发挥桥梁与纽带的作用，并依法管理社会中介组织，但目前其行使的管理职能往往不能到位，而且领导职务一般由政府业务主管部门人员直接兼任；政府业务主管部门则负有指导行业协会工作，并对社会中介组织执业情况予以检查的职责。由于脱钩改制前，政府主管部门与社会中介组织间存在密切的上下级隶属关系，构筑了彼此间错综复杂、难以割舍的人事、业务、收益等方面的往来，因此尽管前几年我国进行了社会中介组织的脱钩改制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过去关系的存留，仍无法割断它们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时至今日，许多社会中介组织的业务获取仍然在相当程度上依靠政府主管部门的眷顾，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目前社会中介组织管理体系依然以政府主管部门对社会中介组织的管理作用为主。这样，只要搞好与政府主管部门的关系，即便服务质量不够好，收费价格不够合理，社会中介组织仍然可以承揽大量业务，这严重削弱了社会中介组织的独立性，降低了中介服务市场的效率，扭曲了竞争机制，使提供规范服务的社会中介组织处境尴尬。不难想象，处于这种处境下的社会中介组织自然会产生“寻租”行为，以谋求更大利益。这种行为不但扰乱了市场正常竞争秩序、浪费了大量资源，而且大大不利于政府部门的职能转变，并为政府官员腐败提供了土壤。

（二）社会中介组织的法律法规有待健全

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不够健全，社会中介组织管理缺乏足够的制度依据。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国家对经济的指导和调控主要通过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进行，较少运用行政手段，所有市场主体都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经营活动，这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社会中介组织作为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体而言法制建设滞后，不能适应社会中介组织发展需要的情况，并造成社会中介组织管理缺乏足够的制度依据，规范管理沦为空谈。目前，我国已经对一些重要的社会中介组织、中介服务颁布了相应的法律、法规，譬如《注册会计师法》、《律师法》、《证券法》等，但这些已经出台的法律在许多方面尚不够健全和完善，难以充分发挥法治作用。而更多的社会中介组织则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其管理主要是依据一些行政条例和行政规定（如条例、守则、办法）等行政法规来进行，这在代理、评估、咨询等业务领域尤为明显。依靠行政法规进行管理，会对社会中介组织的管理产生两个方面的不利影响：一方面囿于发展地区经济、行业经济的目的，行政法规会带有地区局限性，使得地区、部门条块分割的现象严重，致使管理混乱，无法形成统一管理的格局，地区封锁、行业封锁等现象大量存在，破坏了正当竞争的秩序；另一方面，与法律相比，行政法规内涵不够明确、严谨，对其外延的理解、把握也因人而异，这种情形下，社会中介组织更加无法摆脱对政府主管部门的依附关系，无法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同时，处于这种外部管理环境下的社会中介组织缺乏统一有效的监督管理部门，无法实现对社会中介组织的统一管理，缺乏社会中介组织发展的整体规划和宏观调控，造成了社会中介组织布局不合理，结构不合理的情况。[4]

（三）社会中介组织的自律机制和内部管理亟待加强

自律性是社会中介组织的重要特征之一。但现阶段，许多社会中介组织内部及行业内部均尚未建立起完善的规章制度、自律机制，内部管理混乱，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诚信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不择手段承揽业务。不管不顾社会中介组织内部承接业务的相关流程、规定，通过压低服务收费标准，向业务单位有关人员支付回扣、好处费，以及诋毁竞争对手的方法和手段达到承接业务之目的。更有甚者，无原则的迁就客户，通过许诺向客户提供虚假材料、虚假认证，协助客户欺骗政府、社会大众而获取业务。损害了众多投资者利益的“银广夏”事件、“创维”事件，都是上市公司和中介机构典型的造假案例。在承揽业务这一过程中，许多社会中介组织忘记了自身的服务本位，陷入了逐利第一的误区，是内部管理不足的直接体现。

2.执业不规范，执业制度流于形式。在执业过程中，许多社会中介组织工作人员不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偏听业务单位一面之词，走完调查过场后，便作出符合客户利益的结论。这一情况，往往由于市场及市场主体均发育不够成熟以及监管不力等原因而没有受到惩罚，同样情形的不断反复使得社会中介组织内部逐级复核、签字确认的质量控制、管理制度流于形式，难以真正起到监控执业质量的作用。这也使得许多社会中介组织经营中隐含着巨大的风险。

3.人员素质低，构成不合理，执业道德差。社会中介组织需要一批专门人才提供高智力的服务。从国外的经验看，社会中介组织是专家集团，其主要执业人员应该是具有高学历并具有实践经验的专门人才。而我国社会中介组织由于历

史及内部管理不足的原因，整体而言从业人员的素质低下，执业道德差，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工作敷衍了事，有些社会中介组织甚至有一半以上是离退休人员。可以说，这也是我国市场交易效率不高，欺诈行为屡见不鲜的一个重要原因。

[5]

4.行业协会的自律、管理功能发挥不够。目前，我国各种行业性社会中介组织仍比较少，而且受限于我国目前法律制度、管理体系的不完善，以及政府部门职能转变的进程，这些协会的自律功能、对社会中介组织的管理职能远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

三、完善社会中介组织管理的若干对策

市场主体、社会公众的不信任既提高了社会中介组织服务的成本，又不利于社会中介组织的健康发展。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中介组织在服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必须不断加强和完善政府对社会中介组织的管理。当务之急，尤其需要政府部门作出如下努力：

（一）理顺政府与中介组织的关系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信用经济，不仅要求社会中介组织依法经营、诚实守信，而且要求社会中介组织的宏观管理者信守承诺，为社会中介组织创造一个可以预期的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事实上，我们在强调社会中介组织必须诚实守信、保持独立性、公正性的同时，对一些政府权力部门道德约束的关注远远不够。在我国经济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对理顺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间关系而言，后者比前者更加重要。政府主管部门与社会中介组织间之所以会出现屡斩难断的关系，固然有社会中介组织方面的原因，但最为主要的是有些政府部门没有切实履行法律、行政法规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通过权力运用，为某些关联中介组织招揽业务，使这些部门中依然存在进行“寻租”活动的机会和市场。理顺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间的关系，政府主管部门必须规范自身行为，真正做到依法行政，依靠制度、法规制定决策并予以实施，坚决摒弃单纯按领导意图、自身利益行事的方法，在根本上杜绝政府主管部门指定社会中介组织领导，派遣业务人员、提取业务收入等不正常的现象。这样，摆脱了对具体事务的管理，政府对社会中介组织的调控应该主要集中在布局和结构、发展规范等宏观问题上，努力建立、健全社会中介组织体系，这对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大有裨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提出“继续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可谓切中时弊。[1]

（二）加快社会中介组织管理的法制化

面对类型繁多，数量巨大、迅速发展的社会中介组织，我国的相关立法显得滞后。我们认为，目前而言，法律法规建设的重点应当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抓紧制定社会中介组织的法律、法规，尤其针对那些性质重要、对经济生活影响比较大的社会中介组织。通过法律、法规界定这些社会中介组织的性质、职能、经营范围、责任、权利和义务，由此明确社会中介组织主体资格、市场行为制约及其与政府、社会的关系等等。这样，监管部门就可以依法维护行为规范、正当竞争的社会中介组织的合法权益，有效打击采用各种非法手段破坏正常市场经济秩序的社会中介组织，并使之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社会中介组织的外部监督和管理则因法律依据更具权威性、制度性。此外，对已有的相关法律法规，譬如《注册会计师法》、《律师法》等，还要不断健全和完善，使之更加明确，操作性更强。二是加强执法力度，依法管理社会中介组织。法制观念淡薄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意识产物，这种思想观念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存在，也造成执法上存在力度不足等诸多问题。譬如，对社会中介组织的违法行为没有进行及时而严肃的查处，造成一些违法乱纪行为屡禁不止，既扰乱了经济秩序，也扭曲了社会中介组织整体形象。因此，立法及时跟上之后，就需要司法部门强化执法力度，严格法律制裁；政府监管部门严格依法执行对社会中介组织的间接管理职能。需要强调的是，司法部门执法行为应当既面向非法社会中介组织、非法行为，又面向违规政府部门、违规行为等，社会中介组织由此方能真正实现管理的法制化。

（三）规范社会中介组织的内部治理结构

自律性作为社会中介组织的重要特征之一，应该在社会中介组织的治理结构、内部管理中得到充分体现，并在实践中发挥积极作用。可是，我国社会中介组织自律性较差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配合规范政府行为及加快相关法律、法规建设这两项改进措施，改善社会中介组织内部管理应当着重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社会中介组织作为一种民间组织，应当采用合伙制、公司制等权责清晰，治理结构清楚的组织形式，从而在成立伊始就在体制上以独立的姿态存在于政府与企

业之间。唯有如此，社会中介组织才能从根上摆脱对政府的隶属或依附关系，并依靠自我发展、自我约束树立起良好的社会信用。同时，清晰的治理结构明确了社会中介组织人员的责权利，有利于责任意识和法律意识的增强，有利于对内部管理重要性的认识及内部管理的实施。二是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严格违规处罚。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譬如财务管理制度、执业制度等，可在社会中介组织内部形成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内在机制，这种机制是社会中介组织有效运作、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尤其是当社会中介组织具有一定规模后，这一内在机制的作用更是得以凸现。社会中介组织人员必须遵守已经颁布的各项规章制度，执业中所有环节处理均要严格按照执业规范、流程、标准进行，保证执业结果的高质量，最大限度降低因执业不当而可能承担的经营风险、法律风险。否则，社会中介组织应按照相关惩处规定对各项违规人员予以严厉查处，由此切实促进社会中介组织人员行为的规范性，提高内部管理强度。三是加快行业协会的建设，强化对社会中介组织的监督、管理功能。一方面应加快各社会中介组织行业协会的建设步伐，构筑完善的社会中介组织管理体系；另一方面加强已有行业协会对社会中介组织及从业人员的管理力度，既要组织行业内培训，提高业内执业水平和职业道德水平，又要对违法乱纪的社会中介组织和个人予以通报批评、经济处罚，直至追究法律责任，通过这些方式、方法强化行业内部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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