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林党看明朝的政治体制

第一篇：从东林党看明朝的政治体制

从东林党看明朝的政治体制

（经济学院 国贸1001 吴昊天一 1011110112）

摘要：东林党是明代晚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公元1604年，顾宪成等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等讲学其中，“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其言论被称为清议，形成了广泛社会影响。“三吴士绅”、在朝在野的各种政治代表人物、东南城市势力、某些地方实力派等，一时都聚集在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东林派周围。时人称之为东林党。

关键词：晚明政治 东林党 宦官当政病态的政治

东林党是明代晚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公元1604年，顾宪成等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等讲学其中，“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其言论被称为清议，形成了广泛社会影响。“三吴士绅”、在朝在野的各种政治代表人物、东南城市势力、某些地方实力派等，一时都聚集在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东林派周围。时人称之为东林党。

从历史上看，东林党并不是一个政治团体，更不是一个“党”，所谓“东林党”实际上是政敌把它诬为“朋党”之后的一种称呼。历代朝廷大臣权贵，凡是要攻击政见不同者，往往攻击为“朋党”，由此引起党争、酿成党祸的事情是很多的：东汉的党锢之祸，唐代的牛、李之争，北宋的新旧两党，以及本文要说的明代东林党争，都是比较重大的党争党祸。明代党争出现于宦官专权之后。洪武初年，朱元璋为防止宦官专权而令“寺人不过侍奉洒扫，不许干与政事。”英宗朝以后，宦官势力的膨胀，干预政治的能力遂滋长。比如英宗朝王振、宪宗朝宦官汪直、武宗朝宦官刘瑾、熹宗朝宦官魏忠贤等，都曾干预朝政、打击士人官僚。其中最激烈、最残酷的当数熹宗朝魏忠贤集团与东林党人之争。

东林党人因东林书院而得名。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顾宪成等修复宋代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等讲学其中。顾宪成、高攀龙等在书院讲学的八人，被称为“东林八君子”。东林讲学之际，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时。东林人士为匡正时弊讽议朝政、评论官吏，既有鲜明的学术思想见解，又有积极的政治主张。他们要求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纵枉法。这些针砭时政的主张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两者之间因政见分歧发展演变形成明末激烈的竞争局面。反对派将东林书院讲学及与之有关系或支持同情讲学的朝野人士笼统称之为“东林党”而加以无端攻击诋毁。这就是“东林党”的来历。

明末党争中，东林党的主要对手是齐楚浙党。双方从争国本开始，以三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为余波，相持不下。

天启年间，东林党由于扶持熹宗即位有功而命运出现了转机，当时的首辅刘一景、叶向高，吏部尚书赵南星、礼部尚书孙慎行，兵部尚书熊廷弼，都是东林党人或东林的支持者，可以说明朝的军事、政治、文化、监察和人事大权全都被东林掌握，他们从在野的清流成为了主持朝政的主要力量，《明史》记述此时：“东林势盛，众正盈朝。”按理说，这是他们治理国政的最佳时机。然而此时，东林党人与阉党集团之间因朝政争论相互攻击达到公开不可调和地步。

阉党是以魏忠贤为核心人物的宦官集团。熹宗不喜欢管理朝政，只喜欢木工，经常沉溺于此，不觉厌倦，而魏忠贤总是等熹宗做木工的时候故意拿出一大堆奏章出来让熹宗批阅，而熹宗这时总是不耐烦地让魏忠贤去处理，时间长了，朝中大小事务都由要先请示魏忠贤，魏忠贤也就执掌了朝政大权，被东林排斥的齐楚浙诸党争相依附形成了强大的力量。魏忠贤排斥异己、收罗爪牙、建立了便布各地的特务网络，说了魏忠贤坏话，很容易就招致杀身之祸。朝中巴结魏忠贤的人也越来越多，魏忠贤也被人称为“九千岁”。

阉党的行为引起了正直官员的痛恨。杨涟上书陈述魏忠贤的二十四条罪状，但是反而被罢官，从此，魏忠贤就对东林人恨之入骨。天启五年（公元一六二五年）魏忠贤对东林党采取了残酷的镇压行动，他借熊廷弼事件，诬东林党的左光斗、杨涟、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等人（后来这5人加上自杀的顾大章被称为 “前6君子”）有贪赃之罪，大肆搜捕东林党人，许多著名的东林党人冤死狱中，天启六年，魏忠贤又杀害了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7人，（史称“后七君子”）东林书院被限期全部拆毁，讲学亦告中止。

曾经掌握朝政的东林党，在短短四年后就被宦官魏忠贤驱尽杀绝，全部覆没，主要是由于他们在掌握政权的时候坐失良机。作为当权的群体力量，他们没有赶快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国方案，又对阉党的丧失警惕，提出了一个“笼络群奄”的错误政策，姑息养奸，试图劝告魏忠贤不要干政，这显然是没有用处的。面对着日益强大的阉党，他们不用武力做后盾，在阉党步步进逼的时候，一味息事宁人，妥协退让。所以很快丧失了在朝中的优势地位，被阉党轻而易举地消灭，成为千古冤案。

明崇祯帝朱由检即位后，惩处了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同时昭雪平反东林党人冤案。并下旨修复东林书院。东林党人虽然又一度入阁，但不久，到袁崇焕被捕治罪以后，东林党人又被迫退出内阁。

从表面上来看，明朝的统治者消灭了一群不安分子，保证了当权者的权位，是统治者的胜利，但是这对王朝而言与其说是凯歌不如说是挽歌，像东林党人这样不惜一己安危，用自己的信念和道义来扶持王朝，挽救世道，最后却被他们所信任和效忠的统治者所屠杀。一个封建王朝到了靠屠杀忠臣以维持一时的所谓“稳定”时，这个王朝的末日也就来临了。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明朝走向灭亡与晚明病态的政治分不开的，不论是东林党之争还是阉党当政都走不出这个范畴。

说到晚明的病态政治，人们自会联想到宦官专权，然而宦官专权其实不过是病态政治的种种表现之一。病态政治的根源在于政体。明太祖创立了前所未有的集权专制，废除丞相职务，由所谓的“内阁”秉承圣意处理政务。但内阁的意见“票拟”往往是君主施政的主要依据，因此说“内阁”仍具有一定的权力，只不过它的权力完全依附于皇帝的“批红”。对于勤于政务的君主而言，内阁作为其行政秘书，不难予以驾驭;而一旦君主怠于政事，则内阁的权力便会急剧上升，为权力所诱惑的官员也会为了内阁的执掌权而明争暗斗，互相倾轧。内阁首辅要保证其地位，又必须获得那些代行“批红”的权阉的支持，从而形成腐败的官僚——宦官集团，攫取各种政治私利。专制制度下最高统治者的疲软，引发官僚对于权力的争夺，形成政治利益集团，使腐败日益加剧，这是明代一再发作的政治病症，也是一切专制政体难以避免的通病。

对于一个专制君主来说，天下的地土民众都是其家产，而将这份财产经营得当，传与子孙，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各级官员则如他的管家与仆人，负责管理家业，维持家中的开支用度。一个善于治家的主人，不仅要选择胜任的仆人，也要密切监督考察，规范其行为操守，还要善于培养仆人们的忠诚度。明太祖支给官员们难以接受的低廉俸禄，但其严苛的监管与残酷的刑罚遏制了官吏的渎职腐败。而时至晚明，荒淫贪婪的明神宗、玩乐无度的明熹宗无暇监管，致使整个官场的腐败登峰造极。隆庆、万历之交明廷推广“一条鞭法”，将诸项赋役归并后折银缴纳，本意在于减化赋役制度，减轻人民负担，然而各级官吏为中饱私囊，在正税外滥行科派，臭名昭著的“火耗银”便源于此时，其少则占正税的十之二三，多则达正税的数倍。百姓艰于完税，不得已或售卖地产，或逃亡他处，或诡寄地产于豪绅名下，极大地刺激了土地兼并，加之明廷动辄滥赏宗室地产，以致催生出一批地跨万顷，田连阡陌的藩王与官僚地主。与此同时，据顾炎武估计，富甲天下的苏州、松江等地，晚明时9/10的民

户沦为无地的佃农。大量的失产民众与严重的两极分化，体现了晚明社会的空前危机，剧烈的社会动荡迫在眉睫。

而由于东林党人在重新执政后的一系列错误措施，在本来就一孱弱的明朝身上狠狠撒下了一把盐。

政治军事上东林党和阉党反复斗争，用党争取代了国是。

天启帝时期，宦官魏忠贤专政，形成明代势力最大的阉党集团，齐楚浙诸党争相依附之，对东林党人实行血腥镇压。

为打倒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两党相互培植人马，打击异已，在对北方军事和内政税收各方面，看问题，做决策，不是对国家是否有利，而是对党派利益是否有保障和增益。

东林党人有执政失误，那要极力保护，以便东山再起，而非东林党的阉党，甚至其它非东林的中立派，如淅党、秦党、楚党等，就是工作再努 力，军事上再正确，也要坚决打击至下岗身死。例如熊廷弼经略辽东，以沉稳为主。但因为熊是楚党,即使熊在辽东经营的再好，东林党人也千方百计要把他拿掉； 而真正丢失辽东广宁重镇的王化贞因为是东林党人，东林党内部一致决策把王的过失推到熊身上，导致熊“传首九边”.明朝最后的统治者崇祯帝是东林子弟，从小接受的也是东林儒生的教育。崇祯帝上台后，东林党人一举除去阉党，独霸朝纲。

经济上东林党维护代表的是东南地区商人地主的利益,对西北、中原、两广广大农民的利益毫不关心。

东林党人提出反对矿监税使掠夺、减轻赋役负担、发展东南地区经济等主张

东林领袖顾宪成不卑货殖，并认为经济人才不仅能有益于一方，而且能有益于国家的财政。

另一领袖高攀龙也十分关注商贸问题，认识到国家征收商税是对整个经济的破坏，指出征收商税是“夺民之财”，提出应取消白粮的钞关复税并保护铺行，体现了扶植工商业发展的利民思想。

高攀龙认为天子不应有私财，而崇祯帝确实是这样做的，衣服都是打补丁的，钱都给了东林官僚和大商人。

在明朝后期，任何国家加强对私人经济活动控制的政策，任何国家试图增加工商业税收的行为，都必然遭到他们在朝廷的利益代言人——东林党坚决一致的抵制排斥，“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几乎成了他们无往而不胜的理论法宝，“农本商末”在他们那里的意思仅仅是你国家要打就只能打农业的主意，你要增加农业赋税，可以商量，你如果想要增加工商业税收，那就休想！

明代的财政在万历之前以农业税为主。

明朝中期张居正一条鞭法改革重在税收，重点从征收农业税，转移到征收工商业税收。这自然大大触动了江南的工商利益集团，在这个背景下，东林党顺应并代表了江南工商业的利益，忽视了北方和中原农民的利益!

万历皇帝心知继续征收微薄的农业税，不但国库不够用，而且农民也无法忍受。万历仍想方设法从江南资本家中收入收税。

由于管理外库的的户部不接受工商税，只收农业税，万历便把工商税收到内库。这就是所谓的万历贪财之迷。

而实际上，万历三大征所用的钱，正是内库的工商税。

通过“廷击”、“红丸”、“移宫”三案的精彩演出，东林党终于在万历死后第一次把持了朝政。他们马上逼迫泰昌废除了各项工商税收。

当时中国各地区的发展及不平衡。江南工商发达，而几乎不用交什么税。

北方各省的农民则难以忍受高高的税收，一遇到天灾更是食不果腹。最后，北方和中原的农民大起义推翻了东林党好不容易抢夺把持到的朝政，也推翻了东林弟子崇祯帝的大明天下。

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崇祯皇帝让太监敲响紧急状态下召集官兵勤王的大钟。

可平时那些在朝廷上慷慨激昂的东林党，无一人出现，早就作鸟兽散了。

崇祯皇帝对东林党的遗恨：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

可见，东林党于明朝有功有过，功不少，但祸及亡国，本人认为，一个被对宦官仇恨少昏头脑的执政党，就算功再多，终有一天会犯下亡国打错。崇祯的遗恨不是没有道理，可叹其从小生在东林党中，自即位开始就逃不出东林党的手心。

总而言之，晚明的病态的政治体制衍生出了宦官当权和东林党执政，这两个虽都有功，但是过大于功。是明朝前期的遗留的政治问题的最后爆发，也是历史潮流的推进，不论如何让评价，历史已去，今人只是痛心明朝的灭亡吧，毕竟这是汉名族最后一次的彻底沦陷。

第二篇：从明朝覆亡观改革

从明朝覆亡观改革

内容提要：明朝有若干不亡之机，但依旧因循了必亡之路。文章认为：其关键在于改革，尤其是体制改革没有抓住时机。有鉴于此，任何朝代欲使改革成功，均须在社会暮气不深之时抓紧进行。如今，坐天下，搞改革，同样不能缺乏紧逼感。

关键词：明朝覆亡 改革

明朝欲亡者有二，不亡者有三。欲亡者，一为“土木堡之变”，赖于谦等忠臣义士渡逾之；一为“甲申之变”，思宗露死煤山。不亡者，容后细述之。概言亡与不亡，关键视改革成与不成。

不亡者，一曰：明成祖朱棣遣郑和下西洋。斯为自明以来第一转机。永乐三年(1405年)，郑和奉诏携蒋宾兴等率军二万七千余人，分乘二百多艘大船下西洋。其船最大者，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座舰用九桅。其时国力、军力、技术力，世无相畴者。中华民族向无恃强凌弱，殖民他国之传统，但借“下西洋”扬威之际，扩大影响，促进贸易，开拓市场，为国家厚植国本，凭添无限发展生机，当为应有之义。然，谋国者计不出此，仅限于宣谕皇威，搜罗珍奇异宝，尽为赔本买卖外，不作拓展经济之战略延伸。此殊属世所憾者!故明成祖一死，仁宗朱高炽甚觉糜费，乍嗣位即宣布“罢西洋宝船”，俄而又指定郑和以“下番诸军守备南京”，此事遂寝。若不然，当世之君明眼烛世，知时机之来，展宏图，举大略，“下西洋”岂非出现西方美洲“地理大发现”之机缘!是乃明初第一次放弃改革、发展之良机。

不亡者，二曰：张居正改革。隆庆元年(1567年)，张居正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辅政，半年后上穆宗《陈事疏》，并经恩准允行。其内容为：(1)省议论。一切章奏，务从简切；是非可否，明白陈直。毋得彼此推诿，徒托空言。(2)振纪纲。皇上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刑赏予夺，一归公道，而不必徇乎私情。(3)重诏命。敕下部院等衙门，凡大小事务既奉明旨，须数日内即行题复。„„如有违限不行奏报者，从实查参，坐以违制之罪。吏部即以此考其勤惰，以为贤否。(4)核名实。凡京官及外官，三、六年考满，毋得概行复职，滥给恩典。须明白开具称职、平常、不称职，以为殿最。酌情裁与，稍加差等。(5)固邦本。皇上轸念民穷，加惠邦本，凡不急工程，无益征办，一切停免，敦尚俭素，以为天下先。慎选良吏，牧养小民。(6)饬武备。申严军政，设法训练。六条改革，试行十年，“海内肃清。用李成梁、戚继光，委以北边，攘地千里，荒外警服。”南方少数民族“累世负固者，次第遣将削平之。力筹富国，太仓粟可支十年。冏寺(太仆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幸，严考成，核名实，清邮传，核地亩，一时成绩炳然。”(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明朝自成祖、仁、宣以降，朝野泄沓成风，六部、九卿、科道仰承宦官鼻息，锦衣卫、东厂、西厂特务横行，张居正以超人之铁腕，扭转政风、土习，令行禁止，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边境太平，户口繁衍，百姓家给人足。一时间，营造出转贫为富，化弱为强，人所期盼之胜景。然，此种改革乃是不触动根本政治体制之人治式改革，缺乏制度保障，难免人在政存，人亡政息。迨至万历九年六月张居正一死，神宗不忧反喜，再无昔日如芒刺背之感，加之群小奋起反攻，一代人杰落得个追官夺爵，没产充公，后人自经、充军、幽闭，惨不忍睹。其改革成果亦在万历二十年(1592年)，因日本丰臣秀吉发兵入侵朝鲜，中日两国大战七年，丧师十余万，国力消耗殆尽。此乃明朝中晚期人治环境下，不实行根本政治制度改革，或谓改革不彻底，丧失起死回生之第二机遇。

不亡者，三曰：明思宗治国理政出现之转机。确切地说，那是明末之回光反照。彼时，社会疾患已深入肘腋，病入膏肓。外有北元压境，日日劳师糜饷；东有倭患扰边，中日朝鲜交兵，经济滑向崩溃边缘，关外赓继满清虎视，朝夕持械寇击；况且，天不作美，旱涝濒仍，饥民嗷嗷待哺，李自成、张献忠揭杆而起。是时，命且不保，谈何改革!但崇祯皇帝非平庸之辈，算得上勤政、有为之君。其可称道者，一曰：斥罢阉党。天启七年(1627)八月，熹宗去世，思宗即位。三个月后，崇祯帝下旨斥罢权倾一时之阉党，恶贯满盈之魏忠贤，遣送安徽凤阳。途中闻下诏逮捕，畏罪自杀。另一作恶多端之阉竖崔呈秀，遣送回藉。闻下诏逮系，投缳自尽。崇祯二年，思宗复颁布“逆案”名单，将数百名逆党一一定罪。二曰：为蒙冤官员平反昭雪。如：有“廉吏第一”美称之兵科给事中杨涟，与御史左光斗等已故官员，追赠官爵、谥号；一应未死者，重新起复为官。三曰：为扭转辽东局面，重新起用袁崇焕，任命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添注左侍郎。四曰：节俭勤政。明朝中后期诸帝，宪宗喜欢女色，武宗耽于渔猎，世宗独好清修颐养，神宗有始而无终，光宗视女色胜过生命，熹宗只配当木匠。此辈皆有一个共同特点：不肯坐朝理政!以致奏章积山，迄至霉烂变质，无人一读，国政几于瘫痪。崇祯帝一反其先辈所为，生活清苦，不迩声色，不殖财货，禁止殿宇熏香，不准衣饰侈僭；于危急之秋，“焦心求治，旰食宵衣，恭俭辛勤，万几无旷，即古之中兴之主，无以过之。”(张岱《石匮后集》)故“崇政始政，天下翕然称之”(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得到社会高度评价和认可。但明思宗在积重难返之世，命运实在太过恶劣；加之刚愎自用、多疑、躁切、擅杀之秉性，使人惧如伴虎，且又误中满清皇太极之反间计，错杀良将袁崇焕，自毁长城；安内攘外两难选择中，复首鼠两端，不能始终如一，终致漫患无治，身死国弃。

明朝有不亡之机，但依旧因循必亡之路。其要在于改革不能收起死回生之功!有以下诸端可鉴：①国家经济力有限，政府掌握资源同为有限，历史提供给侪辈之机遇、时间亦复有限。但凡掌权者由国初悚惕勤政，走向政怠宦成，玩世不恭；社会大致亦由安定繁荣走向矛盾积聚、烽烟四起之过程。此乃历史周期率在各个朝代之自然体现与反映，即政治权威之发展趋势，往往呈递减耗散状行进，明朝亦复如此。当国者在形势大好之机，满足于已有成绩，自吹自擂，自我陶醉，苟且于目前，不为万世太平计，结果在歌舞升平中自娱而娱人矣！此其教训和特征之一。②不改革不行；但想改革，不抓住机遇，同样不行。明初和前半期，国力强大，社会暮气不深，当为改革之大好时机。错失前期改革、发展之良机，迨至中晚期已处强弩之末，方由张居正推动改革，确有些勉为其难。崇祯朝经济停滞，社会不靖，领导者个人权威丧失，山穷水尽之时，即便是诸葛武侯当世亦莫能转势矣。此其教训和特征之二。③改革，只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同样不行；只进行政治体制细枝末节改革，不进行根本政治制度改革也不行。张居正改革人亡政息之教训，即在于兹。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前车已覆，后车当鉴。

天不借年，时不我待。明思宗遭遇之悲惨，值得一读：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八日夜，“内城陷”，一阉奔告。上曰：“大营兵安在?李国桢何往?”答曰：“大营兵散矣。皇上宜急走。”其人即出，呼之不应。上即同王承恩幸南宫，登万岁山(景山)，望烽火烛天，徘徊逾时。回乾清宫，„„因命进酒，连沃数觥，叹曰：“苦我民尔!”以太子、永王、定王分送外戚周、田二氏。语皇后曰：“大事去矣。”各泣下。宫人环立，上挥去，命各为计。皇后顿首曰：“妾事陛下十有八年，卒不听一语，至有今日。”皇后拊太子、二王恸甚，遣之出。后自经。上召公主至，年十五，叹曰：“尔何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挥刀断左臂，未殊死，手慄而止。命袁贵妃自经，系绝，久之苏，上拔剑刃其肩。又刃所御妃嫔数人。召王承恩对饮，少顷，易靴出中南门„„走安定门，门坚不可启，天且曙矣。帝御前殿，鸣钟集百官，无一至者。遂仍回南宫，登万岁山(景山)之寿皇亭自经。„„太监王承恩对缢。上披发御蓝色，跣左足，右朱履，衣前书曰：“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是日，天上细雨霏霏，崇祯帝年二十五，以发覆面，露死在煤山(今景山)雨地里。„„皇朝之末日便如此了局。时至今日，已逾三百六十余年，吾侪读之，仍觉如骨梗喉。岂非懔乎、惕乎!政治体制改革，能不“只争朝夕”欤?当年打江山、闹革命，毛泽东号召人们读《甲申三百年祭》；如今坐天下、搞改革，焉能没有紧逼感!

第三篇：从蔡邕《独断》看汉代公文形态与政治体制的变迁（共）

从蔡邕《独断》看汉代公文形态与政治体制的变迁

刘后滨，广东社会科学

提要：从公文书形态和运作机制的变迁入手，是了解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成长性变革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本文首先考证《独断》有关公文书的记载，旨在纠正一些流行的误读。将奏事文书与对奏事文书进行批复的诏敕文书对照起来，有利于了解当时政务申奏与批复的运作机制。在此基础上，结合汉代政治体制的变迁，论证《独断》所记载的公文书只是蔡邕所处时代的制度，而不能以之涵盖整个两汉时期的情形。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2）04－0103－06

中国古代帝国对政务的管理，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依靠公文书运作进行的文书行政。公文书运作系统总体可分为上行文书和下行文书两条线索。臣民向官府和君主奏事以及下级官府向上级官府和朝廷奏事的文书，构成了上行文书；皇帝的命令文书和各级官府下发的政令文书，构成了下行文书。各类文书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名称和形态。如臣民和各级官府向君主奏事文书中与“奏”有关的一类，在秦汉以后诸朝，就有着奏、奏案、奏抄、奏状、奏疏、奏札、奏折等不同的名称。国家政务普遍的裁决程式是由各级官僚向皇帝申报有关事务，经皇帝批准后予以实施。

其实，历史上各种不同名称的文书，都具有各自的时代性，其背后都体现着不同的体制。人们一般只注重其名称和文体的变化，如明人吴纳《文章辨体》和徐师曾《文体明辨》（注：吴纳《文章辩体·序说》，于北山校点；徐师曾《文体明辩·序说》，罗根泽校点。二书合印，香港太平书局1965年8月。）承《独断》和《文心雕龙》之说，皆列“奏疏”一目，统叙其文体之变。即使在今人的研究中，论及名称之变背后文书形态变化者很少，更鲜有从这种变化论及体制变迁者。而笔者目前的研究中，比较注重制度在随着形势变化中而发生的成长性变革。这种自下而上的成长性制度变革，由于不是统治阶层有意识的制度改创，只是在实际运作的过程中发生着悄然的变化，故流传下来的记载相当缺乏。而从公文书形态和运作机制的变迁入手，正是了解这种成长性制度变革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文书在处理国家政务中的作用至秦汉时期已经十分显著，出土的云梦秦简《内史杂》规定：“有事请也，必以书，毋口请，毋羁请”。由于文书行政的发达，到汉代已是“公府掾多不视事，但以文案为务”（注：《北堂书钞》卷68引《汉杂事》。）。所以刘勰《文书雕龙·章表》说：“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

现存最早记载公文书形态的文本，是东汉末年蔡邕的《独断》。本文旨在结合汉代政治体制的变迁，论证《独断》所记载的汉代公文书只是蔡邕所处时代的制度。由于《独断》一书流传不广，又未有很好的整理本。其中有些文句的理解，在笔者看来，一些已有的相关论著中存在着严重的误读。所以首先必须对《独断》有关公文书的表达进行考证。

《独断》将皇帝的命令文书分为策书、制书、诏书、戒敕四类（注：以下据影印《钦定四库全书》本。下文未特别注明者，皆准此。又四部丛刊三编据明弘治刊本与此同。）：

策书。策者，简也。„„起年月日，称“皇帝曰”，以命诸侯王、三公。其诸侯王、三公之薨于位者，亦以策书诔谥其行而赐之，如诸侯之策。三公以罪免，亦赐策，文体如上策而隶书，以一尺木，两行，唯此为异者也。

制书，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诏三公”，赦令、赎令之属是也。刺史、太守、相劾奏申下，土［颖作上］迁，书文亦如之。其征为九卿，若迁京师近官，则言官，具言姓名。其免，若得罪，无姓。凡制书，有印，使符下远近皆玺封，尚书令印重封。唯赦令、赎令，召三公诣朝堂受制书，司徒印封，露布下州郡。

诏书者，诏诰也，有三品：其文曰“告某官官（注：按：“告某官官”，《四库全书》本如此。宋本《唐六典》卷九中书令之职条引《独断》作“某官某官”，《太平御览》作“某官云云”。《丛书集成初编》本作“告某官某”，汪桂海将“某官”理解为官名，后一个“某”理解为某官之姓名。见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3页。），如故事”，是为诏书；群臣有所奏请，“尚书令奏”之下有“制曰”，天子答之曰“可”，若下某官云云，亦曰诏书；群臣有所奏请，无“尚书令奏”、“制曰”（注：《四库全书》本无“曰”字，作“无尚书令奏制之字”，据《唐六典》文字补入。）之字，则答曰“已奏如书”，本官下所当至，亦曰诏书。

戒敕。刺史、太守及三边营官被敕，文曰“有诏敕某官”。是为戒敕也。世皆名此为策书，失之远矣。《独断》对于策书的概括，文义甚明。其主要的应用场合是对于诸侯王、三公的除免和诔谥。制书则有一些地方需要略加考释。其中“刺史、太守、相劾奏申下，土［疑作上］迁，书文亦如之”一句，汪桂海断为“刺史、太守、相劾奏，申下土，迁文书，亦如之”，并说此段文义不明（注：汪桂海：前引书，第30页。）。本文的理解是，刺史、太守和诸侯国相进行劾奏的文书本身并不是制书，而只有对这种文书进行的批复（即所谓申下）才能成为制书。而“土迁”一语殊不可解，在没有确切证据之前，本文疑其为“上迁”，即指刺史、太守和相的升迁。下文“其征为九卿，若迁京师近官”，就是对刺史、太守、相“上迁”的具体表述。若，及也，或也。如此，则制书的应用场合甚明，主要是用于九卿和郡国守相的任免。汪桂海认为制书主要用于两个方面，一是下给三公，令三公向全国颁布赦令和赎令；一是任免九卿或京师近臣。（注：汪桂海：前引书，第30－31页。）恐不确。不确之处有二：一是“制诏三公”并非下给三公，而是文书的用语，是汉代的制书经三公下颁的一种程式；二是制书不仅用于任免九卿或京师近臣，还应包括郡国守相，如其在后文中所举诸例。至于赦令和赎令，是制书应用的特例，对于印封和颁下都有特殊的规定。

《独断》对于诏书的概括，后人可能存在严重的误读。如诏书的第二种形态，一般理解为：群臣有所奏请，尚书令奏之，下有司曰制，天子答之曰可，若下某官云云。（注：参看大庭修：《秦汉法制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6页；汪桂海：前引书，第32页。）从《独断》对制赦文书的记载看，则蔡邕是根据文书的用语进行划分的。策书、制书、诏书、戒敕的划分非常明确，不至于在讨论诏书的时候又说“下有司曰制”。制书和诏书在这里有着截然的区分。因为诏书有两种形态是对奏事文书的批复，为了更好地理解诏书的文书特征，有必要与汉代的奏事文书进行对照分析。《独断》将群臣向君主陈事的上行文书分为章、奏、表、议四种：（注：括号内《唐六典》指《唐六典》卷8门下省侍中之职条引《独断》文字。）

凡群臣上书于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

章者，需头。称“稽首上书”。谢恩陈事，诣阙通者也。

奏者，亦需头。其京师官（注：《唐六典》无“其京师官”四字。）但［《唐六典》但作上］言“稽首”，下言“稽首以闻”。其中者［《唐六典》者作有］所请，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台，公卿校尉送谒者台（注：《唐六典》“台”后有“通者”二字。）也。

表者，不需头。上言“臣某言”，下言“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上”。文多用编两行，文少以五行，诣尚书通者也。

公卿校尉诸将不言姓，大夫以下有同姓官别者，言姓。章口（当作曰）报“闻”，公卿使谒者，将大夫以下至吏民，尚书左丞奏闻，报“可”。表文报“已奏如书”。（注：按：自“章口报闻”至“表文报已奏如书”这一段文字还是很不好理解。《唐六典》的引文似乎更明确些，作“报章曰闻，报奏曰可，其表文尚书报云已奏如书”。）凡章表皆启封，其言密事，得帛［帛，《唐六典》作皂］囊盛。

其有疑事，公卿百官会议，若台阁有所正处，而独执异议者，曰驳议。驳议曰“某官某甲议以为如是”，下言“臣愚赣议异”。其非驳议，不言议异。其合于上意者，文报曰“某官某甲议可”。以上关于陈事文书的表述，是按照文书的用语、应用的场合和通奏的途径进行分类的，尤其是文书的用语被特别强调。章称“稽首上书”，用于谢恩陈事，是由陈事者诣阙交由公车通送的。奏则上言“稽首”，下言“稽首以闻”，应用的场合是有所陈请，以及举劾官员的不法行为，通奏的途径则根据上奏者的身份不同而有所不同，如果是公府上奏，则送御史台，如果是公卿校尉上奏，则送谒者台。表则上言“臣某言”，下言“臣某诚惶诚恐，稽首顿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上”。通奏的途径是诣尚书通者也。这里的问题是，表的应用场合没有交代。而表恰恰是当时应用最普遍的一种奏事文书。

其中“公卿校尉诸将不言姓”一段，涉及文书的署名、批复用语及封盛问题，乃针对章奏表综括而言，而非专指表。不过，批复用语是分别说的。按照《唐六典》所引用的《独断》，报章曰“闻”，报奏曰“可”，其表文尚书报云“已奏如书”。尽管整个两汉时期的陈事文书形态有着不断的变化，但在《独断》里，蔡邕是将章奏表三种陈事文书明确区分的，对章的批复用语是“闻”，对奏的批复用语是“可”，表则由负责呈递的尚书进行批复，用语为“已奏如书”。

从奏事文书的批复用语看，用于谢恩陈事的“章”，批复用语是“闻”，其实是不要批复的，皇帝知道了便可以。而有所陈请以及举劾官员的不法行为的“奏”，是需要皇帝批复处理意见的，批复用语为“可”。这正好与诏书的第二种形态相合，即“群臣有所奏请，‘尚书令奏’之下有‘制曰’，天子答之曰‘可’”。广泛应用的奏事文书“表”，由尚书报云“已奏如书”，与诏书的第三种形态相合，即“群臣有所奏请，无‘尚书令奏’、‘制曰’之字，则答曰‘已奏如书’”。

综上所述，蔡邕记载的公文形态已经是一套相当发达的文书系统，不同政务文书的申奏与批复，各有固定的书写程式。不过，由于现有记载的简略和出土材料的缺乏，还很难对其应用范围进行严格的区分，尽管有学者如汪桂海等在这方面开始努力。其中还透露出京师官、公府、公卿校尉、将大夫以下至吏民等不同的上书者身份，但是否因奏事者身份不同而使用不同的陈事文书，这一点还不是很明确。

蔡邕的记载即使在公文书的名称上可以涵盖整个汉朝，如《文心雕龙·诏策》所说这几种皇帝命令文书是“汉初定仪则”的结果，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文书的具体形态上，它一定不包括西汉初年的情形。因为，西汉初年的制度，“群臣有所奏请”的陈事文书本身，并不出现“尚书令奏”之字，也不可能由尚书令直接下某官。尤其是“表”，据《唐六典》所引《独断》，其表文尚书报云“已奏如书”，本官下所当至，是由尚书直接批复上表者的。此外，“凡制书，有印，使符下远近皆玺封，尚书令印重封”，制书由尚书令印封下达外朝的程式，也说明尚书令已经掌握了很大的政务裁决权。从下文的论证和引用的实物史料看，文书上有“尚书令奏”之字以及其表文尚书报云“已奏如书”的情形，出现在尚书台实际上成为内廷辅政机构和决策机构的制度背景下。而所谓“事归台阁”，“三公之职，备员而已”的局面，仲长统说是从东汉初年光武帝时形成的。（注：《后汉书·仲长统传》。）仲长统所说的局面，实际上是尚书台成为宫中的辅政机构，但没有取代三公府成为执掌朝政的宰相机构。（注：参见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3页。）而尚书台从纯粹的呈递上下文书的机构，转变成为按照任务的性质分工、参与谋议和谏诤、直接将奏事文书下达给有关官员的机要之司，则是在东汉中后期的事情了。（注：参见祝总斌前引书，第135—136页。）

显然，蔡邕并未将整个汉朝的公文形态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加以考察，所记主要应为其所处时代的制度。我们用它来概括整个汉朝的文书制度，无疑是非常危险的，很容易导致对一些基本文献和实物史料的误读。

在西汉，丞相、御史大夫和列卿等公卿大臣可以直接上书于皇帝。在公文程式上，“臣昧死以闻”或“臣昧死请”之后，紧接着就是皇帝对这些文书进行批答用的“制曰可”，（注：关于西汉公文的具体程式，还需要严格的论证。基本情况可以参看前引大庭修和汪桂海的论著。）中间并没有其它的环节。在这种公文形态中，公卿大臣作为皇帝私人助手身份的色彩很重。

从何时开始，形成了《独断》所说的那种文书形态和运作机制呢？文书形态的这个变化，实际上就是汉朝政治体制的变迁历程。此种文书形态的背后，体现的是尚书成了皇帝批办政务文书的私人助手，而作为帝国官僚主体的公卿大臣与皇帝之间多了一道隔阂，宫、府合一的国家形态转变为宫、府分离的国家形态。

西汉前期也有尚书之官在文书传递过程中所起作用的记载，（注：如《汉官仪》说“初，秦代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发书，故号尚书。尚犹主也。汉因秦置之”。《唐六典》卷一说“初，秦变周法，置尚书于禁中，有令丞，掌通章奏而已。汉初因之”。）还有一些相关的经过转写的文书资料，（注：如《史记·三王世家》载霍去病请立诸皇子为王的上书，其后有“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书奏未央宫”一句，接着是“制曰：下御史”，然后是“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书令、丞非下御史，书到言”。这条材料说明尚书令在奏、下文书过程中的作用，但不能说明文书本身出现“尚书令奏”的字样。而且尚书令还要将批复后的文书下御史，而不是直接下达具体的上奏人或执行人。）但我们还无法论明“尚书令奏”落实到文书本身，以及尚书令将批复后的陈事文书直接下达有关九卿或郡国长官执行，而不通过丞相御史或三公这种制度出现的具体时间。其间一定有一个相对长的日积月累的变化过程，可以从以下几个时期来稍加分析。

第一，汉武帝时期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随着地方政务和边疆形势的变化，帝国事务大量增加，政治体制随之发生了重大转变。一方面，丞相人选出身构成的变化及其职权的削弱，中朝官的作用突出，九卿的职权加强。元人朱礼在《汉唐事笺》前集“宰相”条中有一段评论：“自武帝以公孙弘为丞相，其后儒者始相继秉轴„„既任之以相，乃使侍中出入禁闼，辩论数黜大臣，以侵外庭之权，九卿更进用事，而天下之务不关决于宰相”。在“三公”条中又称“武帝假宠大司马之权而不任宰相，故终汉之世大司马专国柄，而宰相具位，奉行文书而已”。另一方面，原有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格局被打破，中央对地方事务的干预加强，遣使巡行之事多了起来。朱礼评论说：“文帝在位最久，未尝遣使。遣使之烦，自武帝始。„„故劝农种麦，则遣谒者，存问鳏寡，则遣博士”。（注：［元］朱礼：《汉唐事笺》前集卷6“遣使”条，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影印本。）

这两方面的变化都会引起文书制度的变化。祝总斌先生强调了随着奏事文书的增加而形成了中朝官领尚书事的制度，（注：祝总斌前引书，第87页。）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究，新增加的大量文书在运行程式上是否还遵循原有体制呢？

《后汉书·光武帝纪》注引《汉官仪》称“尚书四员，武帝置”。《汉书·成帝纪》“初置尚书五人”条主引《汉旧仪》曰：“尚书四人为四曹，常侍尚书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尚书主刺史、二千石事，户曹尚书主庶人上书事，主客尚书主外国事”。尽管没有直接材料证明后者所指为武帝时制度，但联系前一条材料看，应是武帝置尚书四员时的分工情况。所谓“主某某事”，即负责某一方面的文书呈递工作，也就是“通章奏”。这是按照上书者的不同身份进行的分工。由于各方面文书的增加，尚书的任务繁重起来，“尚书奏事”因此具有了特定的含义。当所有臣民奏事都要经过尚书奏达之时，汉初那种文书奏行皆由御史的机制便改变了，所以，也正是在汉武帝时期，“左右曹、诸吏分平尚书奏事”成为制度。（注：参《宋书·百官志》和《晋书·百官志》。）汉武帝时期政治体制及文书运作机制的变化，应该是汉朝文书形态变化的一个重要背景，其相互影响的过程还有待进一步探究。

第二，从西汉成帝到东汉光武帝时期的变化。祝总斌先生论证了成帝时期尚书制度变化的意义主要在于分曹办事，有了固定的曹名和职掌；又指出东汉前期尚书的职掌一般还是按照上奏文书者的身份加以分工的。（注：祝总斌前引书，第90－93页，第135页。）《后汉书·百官志》记“成帝初置尚书四人，分为四曹”之说并不可信。（注：祝总斌前引书，第92页。）成帝时尚书有五曹，《百官志》注引蔡质《汉仪》曰：“三公尚书二人，典三公文书”，“（常侍曹尚书）主常侍黄门御史事。世祖改曰吏曹”。这个说法与本注所记其它诸曹职掌相符，即五曹分别负责三公、常侍黄门御史、郡国、凡吏及外国夷狄所上文书。东汉初年大体应延续此种设置与分工。尚书分工负责文书接收保管的制度已经很完善，尚书令掌“奏、下尚书文书”（注：《后汉书·百官志》。）的职掌也更加明确。这是汉武帝以来尚书制度的完备化，但还没有脱离传递文书的范围。

第三，东汉中后期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尚书的职掌逐渐转向按任务的性质进行划分。祝总斌先生已经敏锐地指出，由按上奏者身份分工到按事务性质分工的演变，是尚书权力发展的必然趋势，并为魏晋以后代替三公府准备着条件。（注：祝总斌前引书，第136页。）传递文书的尚书取得对某一方面事务文书进行谋议参决的职权之后，这种职权一旦落实到制度上，一定要反映到文书本身，成为文书的规程。否则，就没有制度的保证。蔡邕所说群臣有所奏请，“尚书令奏”之下有“制曰”，天子答之曰“可”的文书规程，应该就是在这种制度变革的背景下形成的。此种形态的文书，还未见到实物史料，有些转写的史料，如记录灵帝光和四年太常“奏”和批复诏书的《无极山碑》，大抵可以反映此种形态。碑文略曰：

光和四年［缺］月辛卯朔廿二日壬子，太常臣耽、丞敏顿首上尚书：谨按文书云云。请少府给圭璧，本市祠具，如癸酉、戊子诏书故事报。臣耽愚矸，顿首顿首。上尚书，制曰可。大尚承书从事，上［缺］月十七日丁丑，尚书令忠奏洛阳宫。光和四年八月辛酉朔十七日丁丑，尚书令忠下。光和四年八月辛酉朔十七日丁丑，太常臣耽、丞敏下常山相［缺］从事下承［缺］用者如诏书。书到言。（注：《隶释》卷3，参见严可均辑、许振生审订《全汉书文》卷108，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年。）碑文并非照录当时公文的原文，而是记录对祭祀无极山之事进行请示和批复的经过，大致是由常山相上太常、太常上尚书、尚书奏皇帝及皇帝批示后尚书令下太常、太常下常山相的程式。按照《独断》的记载，这份太常上尚书的文书，应是用于“其中有所请”的“奏”，批复用语是“制曰可”，但文书的用语却与“上言稽首，下言稽首以闻”不合。是实际运作中的文书形态，当比《独断》的记载要复杂，且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其中“上尚书，制曰可。大尚承书从事，上［缺］月十七日丁丑，尚书令忠奏洛阳宫。光和四年八月辛酉朔十七日丁丑，尚书令忠下”一段文字，恐是根据批复奏事文书的诏书进行的转写，“尚书令忠奏洛阳宫”的字样未必不是文书的原文，然后是“制曰可”。

需要强调的是，《独断》中关于汉代文书形态的记载，并不能涵盖整个两汉时期的文书制度，只是两汉文书形态演进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尽管不同时期的具体文书形态还不是很清楚，整个汉朝文书形态的变迁轨迹也无法完整地勾勒出来，但以《独断》有关记载和其它汉代文书的研究成果为前提，结合学界已有的对两汉政治体制变迁的论证，我们还是可以简要条缕出汉朝奏事文书形态的演变与政治体制变迁之间的关系。章表奏议四种形态的文书，即使从文书的名称上说是适用于整个两汉时期的文书，但其应用范围、批复程序和奏递途径等，随着两汉时期政治体制的变迁，势必发生着不断的变化。而蔡邕记载到《独断》里的情形，只是其所处时代公文书的形态而已。

第四篇：从教学改革看

从教学改革看科学发展成就

教育事业涉及千家万户，惠及子孙万代，决定国运兴衰，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重要基石，是关乎社会繁荣昌盛的千秋伟业。

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是我党科学判断世界形势准确把握时代本质要求，从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出发，作出的一项造福当代，福及千秋的英明决策。全面贯彻落实社会发展观，特别是建设创新性国家，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不断增强综合国力，迫切地需求大量人才。所以更要将发展教育事业，推动教学改革的工作放在首位。

我所在的高中：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第二中学是一所有着悠久历史的学校。近些年来学校推进了“重课堂、抓实际、求实际”教学改革活动，从根本上转变教学模式，扎扎实实地推进教学改革。同时学校还突出了党员教师的带头作用，集中力量对优秀的教师、党员进行表彰，激发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

一；教师是教育质量的根本

教师是教育事业的灵魂，是教育质量的根本。保障教师的的合法权益激发教师工作的积极性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乐于从教，是社会对教师的合法权益的承诺以及保证。目前，我国已经通过相关的法律及制度对教师的合法权益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教师的权益有了保障。

我所在的高中在对教师的保障下足了功夫，严格落实各种保障制度，比如福利的发放，带薪休假等。。无不体现了学校对教师的关怀。而且学校还定期组织环境轻松愉悦的茶话会，让教师可以和校领导面对面交谈，说出心中的疑惑，说出心中的建议，这种活动对青年教师尽快融入这个群体有着巨大作用。

教师的“出身”在学校的发展中有巨大的变化，从留校任教到师专，到现在的全国重点师范院校甚至是研究生，教师层次的提升显示着国家对教育人才培养的重视。而且免费师范教育的回归体现了我国教师培养体系的多元化。拥有一支具有高度凝聚力，富有务实创新精神，拥有专业素质及综合能力的教师队伍是学校真正的财富。所以，学校的教师队伍建设是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

我所在的高中为每一个刚刚进入工作岗位的教师制定了成长计划，并且制定有经验有能力，业务素质高师德出众的老老师进行传帮带，定期组织领导听课。加速了教师成长的速度，提高了教师养成的质量。

二，教育思路的改变

在课堂教学中，首先必须高度重视教学方法的改革。教学过程是师生交往共同发展的互动过程。所以只研究教师的教法而不注重学生学习方法的探究是不正确的。要重视学生学法的探究。

（一），提高学生自学能力

自学能力毋庸置疑是一个人才必备的能力

（二），教师营造合作学习的氛围

（三），培养创新精神。

第五篇：历史真的很精彩——从《明朝那些事》说起

历史真的很精彩

——从《明朝那些事》说起

各位领导，各位同事：

今天就是明天的历史。古语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很荣幸能有机会在这里与大家分享历史这个主题，分局《明朝那些事》的阅读感悟，说实话有点班门弄斧，一些观点和见解不妥之处，望各位海涵。

虽然我不是学历史的，但我喜欢历史，喜欢通俗历史、文化历史、平民历史。

2006年，因为易中天的《品三国》和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掀起了从平民角度解读历史的热潮。从此，历史不再那么晦涩难懂、历史不再如教科书那般枯燥乏味，我也如痴如醉地迷上了历史。

2006年3月，《明朝那些事》首次在天涯社区发表，2009年3月21日连载完毕，边写作边集结成书出版发行，一共7本。从明太祖朱元璋出生讲起，到明思宗崇祯帝朱由检自缢、明朝灭亡为止。以史料为基础，以年代和具体人物为主线，并加入了小说的笔法，对明朝十七帝和其他王公权贵和小人物的命运进行全景展示，尤其对官场政治、战争、帝王心术着墨最多，并加入对当时政治经济制度、人伦道德的演义。相信很多人都看过这本书，所以就不再对该书内容作过多介绍，仅谈谈个人近年来阅读通俗历史的一些体会。

一、历史使人自信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拥有最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南北朝期间，五胡乱华，北方汉族被匈奴、鲜卑、羯、羌、氐五胡屠杀，几近灭绝。然爱国将士们每每以北伐中原、收复失土为己任，反而促进了中国第一次民族大融合。辽宋金元时期，以文为重、高度发达的宋朝，被处游牧时代的蒙古族所灭，但是蒙古族入主中原后，横跨欧亚的大元帝国，却将首都设在北京，最终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政权，在历经康雍乾三朝后，却巩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也基本上奠定了中国的版图„„

当你了解中华民族历经异族侵略、帝国殖民仍矗立不倒，源远流长的五千年历史，你能不为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而自豪吗。而且，你还要佩服你的祖先，这么多战乱、这么多异族侵略、殖民，仍然坚强地生存下来是多么的厉害，所以你，又是多么的了不起。

人们时时感叹老去光阴速可惊，念念不忘终将逝去的青春。于是，原来满怀梦想，大都变成了颓废堕落，少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之豪情。为什么？最主要就是缺自信，缺的就是对自己的信心。那么，我想说，历史可以给你自信。

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左宗棠，1832年，30岁的他才参加在省城长沙举行的乡试，因“搜遗”中秀才，但此后的6年中，3次赴京会试，均不及第。1852年，当太平天国大军围攻长沙，长沙危急之际，40岁的左宗棠一生的功名才从此开始。

周武王的首席谋士、最高军事统帅、西周的开国元勋，齐国的缔造者，齐文化的创始人，亦是中国古代的一位影响久远的杰出的韬略家、军事家与政治家姜子牙。他年过六十，满头白发，仍在渭水钓鱼等待文王，佐周灭商，成就功业。

这些不老传说的历史，让一代代人信心满满地继续追求下去。

二、历史使人明智

伟人毛泽东从少年时代起就爱读历史，特别爱读《三国演义》和《三国志》。1936年他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当时，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左传》、《水浒》、《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外出专列上携带的大批古书中，《三国演义》和《三国志》是必备的。一天，毛主席正在车上阅读《三国志》，张治中和罗瑞卿进来，在谈话间，毛主席说：„吕蒙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读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的《吕蒙传》。”

事实上，《三国演义》中有许多战例，其虚实分合，攻守进退，以小打大，以少胜多，应战应和，应擒应纵，胜负

得失，都有可鉴之处。毛泽东从中学到不少军事知识、战争知识。对此，他从不讳言。古田会议后，为了阐述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的道理，毛泽东给大家讲了《三国演义》中老将黄忠大败夏侯渊的故事：“黄忠本来年老体衰，很难取胜夏侯渊。可是诸葛亮使用了„激将法‟，把黄忠的勇气鼓动起来了。于是黄忠表示：如不斩夏侯渊于马下，提头来见。结果，黄忠果然杀了夏侯渊。”

毛泽东在浩瀚的历史海洋中，找到了修身、治国、平天下的谋略。

那么不懂历史，不看历史是怎样？记得历史上有个最牛的教书先生，就是北宋开国功臣、“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赵普是黄袍加身的预谋者，是“杯酒释兵权”的导演者，是北宋中央机构改革方案的泡制者。然而，一生三度为相，位高权重，为宋太祖所倚重的赵普，却有一次被宋太祖在朝堂用笔涂脸。为什么？因为他不懂历史。宋史记载，赵普青少年时足智多谋却不好读书。宋朝建国之初，宋太祖赵匡胤要赵普命名一个新的年号，他要求这个年号是前人没有用过的，在赵普的建议下，使用了“乾德”二字。岂料几年以后，北宋平定西蜀，在西蜀宫女的物品中，发现一面铜镜，上面竟然有“乾德四年铸”几个大字，赵匡胤大为吃惊，拿出来问：“他们怎么会有乾德四年铸的东西？”在场的人面面相觑，无言以对。于是召来学士询问，学士说：“这必定是西蜀的东西，当年伪蜀王曾经用过这个年号。”太祖听后大怒，当即用毛笔

涂抹赵普的脸，愤怒地说：“你哪里比得上他！”赵普脸上被涂后十分羞愧，直到第二天上早朝，得到宋太祖批准才将墨水洗去。

三、历史使人担当

中华民族历来就是一个不缺英雄、不缺气节、不缺担当的民族。“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屈原，“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精忠报国”的岳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纵观历史，每到国家民族危急关头，总有敢于担起救民于水火的英雄横空出世，担当起力挽狂澜的重要使命，使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就是这气节、责任和担当！

“文革”中小平同志曾两陷逆境，但他再度出山时，仍决然表示：“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这是小平同志的担当。

最近看了一篇很有气节、很有责任、很敢担当的文章，就是周小平写的《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看了后，我热血沸腾，感触很深。当前转型期的中国矛盾不断积累叠加，精神文化阵地百舸争流，原有的世界观、价值观被否定。互联网上80%的声音都是在咒骂政府，先是咒骂警察，后是咒骂城管；先是仇官，然后又仇富。网络舆论阵地已经沦陷，公众拼命骂中国捧美国，这是信仰的缺失信号。但，试问：一昧地崇洋媚外、攻击政府，最后，政府跨台了，经济崩溃了，国家四分五裂了，人民就幸福了？你移民到了国外就能得到尊重了？

看看历史，哪有附属国的主权，哪有被奴役者的权利？邓小平的担当小康了中国。那么，快要迷失了自己的当代中国人，又是谁站出来担当？也许历史会告诉我们答案。我只希望，中国古代高度文明被毁灭的崖山悲剧不会再重演。

历史真的很精彩。“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