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司法尺度 保护房屋权利人

第一篇：统一司法尺度 保护房屋权利人

统一司法尺度 保护房屋权利人、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就《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答记者问作者： 罗书臻发布时间： 2010-11-18 08: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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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91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在公布实施前夕，本报记者访问了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赵大光庭长。

难题不断出现 裁判不够统一

记者：行政的领域非常广泛，房屋登记是房管部门的监管职能之一，在政府职能当中只占很小的比重。在您看来，专就如此之小的领域制定司法解释，必要性何在呢？

赵大光：制定《规定》的必要性至少可从以下四个方面阐述：

第一，房屋登记的重要性。房屋乃人们生存必需之物，其重要性不言自明。房屋登记作为确认房屋产权和流转的制度，一端连着广大人民群众的重大切身利益，一端连着市场秩序和社会稳定，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两个层面上都承载着重要价值。建设好、维护好这一制度，已被《物权法》等法律确立为重要目标，并由有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分别落实。法院行政审判的任务是，通过审理房屋登记案件，保护房屋权利人、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监督登记机构恪尽职守，保障房屋登记制度的正常运转。就房屋登记的重要性而言，制定专门的司法解释应属值得考虑的选项。

第二，亟待解决的疑难问题。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活跃，房屋登记已成矛盾高发领域，案件数量增长快，疑难问题多。2000年以来，全国行政案件数量增长了20%，而房屋登记案件增长了近200%，在94类行政案件中排位升至第二，在案件总量中的占比达8%。不仅如此，具有共性的疑难问题也积累了很多。比如，基于协助义务的房屋登记的可诉性、诉连续转移登记案件的受理、复印件和影印件的举证和证明力、民行交叉的审理程序和判断权限，等等。长期以来，令行政法官倍感困扰，制定司法解释加以解决，无疑可起事半功倍之效。

第三，行政审判与《物权法》的衔接尚有诸多不明。《物权法》对物权登记设有专节，其新规则、新精神如何在房屋登记案件审判中实施、贯彻，比如预告登记、异议登记、查询行为的可诉性问题，裁判如何保护善意取得，行政赔偿中如何适用《物权法》第二十一条，等等，又出现了许多新难题，使审判难上加难。

第四，裁判标准不够清晰。由于上述新老问题比较复杂，极易产生分歧，使得房屋登记案件裁判错误、不当的几率增高，妨碍了审判功能的正常发挥。尤其是不同法院甚至同一法院不同审判部门因理解不同造成的同案不同判的问题，更是广为诟病。虽属个别问题，但危害不小，既损害法院司法权威，又造成部分当事人不肯服判，上访不止，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制定司法解释，以统一司法尺度，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理清法律关系 吸取各方智慧

记者：房屋登记案件中的疑难问题的背景复杂，争议也很大，不广泛吸取各方智慧，就难有妥当的解决方案。《规定》在这方面做的如何？

赵大光：对事物复杂性缺乏透彻的认识，应对之策就难以得法。即便解决问题，也难免制造新的麻烦，甚至麻烦比问题还要多。房屋登记的复杂背景，可从三个方面观察：

第一，利益结构。房屋登记涉及众多利益主体，包括房屋所有权人、抵押权人、地役权人等房屋物权主体，也包括真正权利人、债权人、继承人、配偶等利害关系人。房屋登记案件通常都与上述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搅在一起，增加裁判的难度。比如，房屋几次转让之后，真正权利人对一系列转移登记均提起诉讼，是否受理？又如何审理？就涉及到真正权利人与一系列第三人之间的利益取舍之难题。

第二，民行交叉。在房屋登记中，民事关系和行政关系相互交织、相互作用，使得行政审判与处理房屋民事纠纷的民事审判经常出现矛盾和冲突，如何协调两者，是非常棘手的问题。

第三，难以控制的不确定性。登记机构即便尽到审慎合理的审核职责，登记结果是否正确仍存不确定性，因为很多不可控的因素会影响登记结果。比如有关行政行为违法、公证书、测绘报告、评估报告的错误、有关当事人的造假，等等。

解决上述问题，行政审判自身经验是不够用的，还须借助法院其他审判部门、立法机关及有关行政部门的经验。为此，我们采取了如下步骤：一是充分挖掘现有经验。起草之初，组织全国行政审判力量调研，并选取成绩突出的北京、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六家高院，与最高法院调研小组共同努力，拟写了高质量的司法解释试拟稿。二是广收各方意见。除了征求法院内部相关庭室意见外，还多次召开研讨会，邀请行政法和民法方面的专家学者参加，听取意见。三是全面贯彻法律意图。司法解释能否成功，关键就看能否做到这一条。为此，我们书面征求了全国人大、国务院法制办、建设部以及有关部门的意见，作为把握法律意图的重要基础。

把握法律意图 依法审慎诠释

记者：司法解释的主要目标是贯彻法律意图。那么，只要找到法律意图，解释就有了方向。可问题在于，一部法律的意图相对容易把握，《规定》涉及行政诉讼法、物权法以及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律意图如何把握呢？

赵大光：我们说“法律意图”，隐含之意，法律并非是零散的文字，而是目的统合的系统。它要求我们解释法律，要尊重文义，又不拘泥文义。不仅把握文字的含义，更要看到背后的目的和动机。要做到这一点，就应当联系其上下文，注意法律的整体性。根据问题背景的不同，法律意图既可在一部法律中寻觅，也可在多部法律中寻觅。唯其如此，才能说法律得到了真正的实现。这种操作，在《规定》当中贯彻始终，篇幅所限，仅举几例：

第一，原告资格。诉权保护与善意取得的权衡是其主轴。《规定》第四条认可四种特殊债权人的原告资格，更强调诉权保护的价值；第五条对起诉连续转移登记的原告资格作出限制，则更多地考虑与善意取得制度的协调。

第二，民行交叉及其处理。《规定》第八条规定了民事基础关系先行处理的原则，对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衔接关系作出了合理而又清楚的阐述。

第三，关于复印件、影印件的可采性问题，《规定》第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此有异议的，应当提供证据。该规定在证据规则允许的限度内，合理考虑了房屋登记所面临的实际状况。

第四，登记合法的判决。《规定》第十条规定一律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主要是为了给可能出现的更正登记等行为留下合适的空间，使行政诉讼与行政监管更好地衔接。

第五，登记违法的判决。《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部分判决，主要是考虑到把部分错误的登记全部撤销，则正确的部分可能因对方不合作而难以登记。在行政诉讼法和登记制度的容许空间内，选择了最有利于实质性解决纠纷的方式。

第六，混合过错的行政赔偿。《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将房屋登记机构的赔偿份额与过错挂钩。起草中有一种主张认为，《物权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是无过错责任。照此理解，登记机构即便恪尽职守，仍须为其他机构和人员的过错、甚至纯粹的民事欺诈买单，很难想象立法者会有此意图。联系上下文，我们认为，“登记错误”应指因登记机构过错而造成的错误。

力求获得实效 避免贪大求全

记者：在《规定》公布之时，请您对其实施的前景作出预测。

赵大光：《规定》的条文不多，但容量很大。可以说，每个条文都有针对性，立足于解决真问题，方案论证也考虑了各种有关因素，力求妥当。相信其实施可以对房屋登记案件审判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不过，不能指望《规定》毕其功于一役，解决所有问题。房屋登记案件的问题很多，其中有共性与个别之分，实践需求有急缓之分，研究程度有深浅之分，所以，我们在起草之初就确立了“追求实效，不贪大求全”的指导思想，《规定》针对的都是亟待解决的、研究较为成熟的、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来源： 人民法院报

第二篇：2014年华城镇小学生足球比赛统一判罚尺度

2014年华城镇小学生足球比赛统一判罚尺度

1、开球不可以直接进球得分。

2、被替换下场的队员可以重新上场比赛。队员可在比赛中或死球时随时进行替换。换人时，要在本方的替换区域内进行，必须是先出后入。

3、角球、界外球、任意球、球点球、球门球控制住球后，必须在4秒钟内将球掷出或踢出。

4、凡是由守门员将球发出后，球未经对方队员踢或触及，不得再次触及同队队员传给他的球，违反者将被罚间接任意球。包括回到本方半场内接球或带球回到本方半场内；

5、罚令出场的规定队员一旦被罚令出场，不得重新参加该场比赛，也不能坐在替补席上，应离开比赛场地。该队可在队员被罚离场满2分钟后，由另一名替补队员上场，如在2分钟内，其中一队有入球，则引用下列条款：

◇较多人的一队入球，少人的一队可补充一人；

◇较少人的一队入球，则不能补充队员；

◇场上是4对4或3对3，虽有入球，两队都不能补充队员。

6、踢界外球不能直接进球得分，支撑脚不能完全踏进边界线内，防守队员在球踢出前，离球至少5米。

7、界外球和角球可以助跑。

8、手抛球门球，可以过半场，不能直接得分。

9、守门员在活球状态下接到球，用手抛球直接进对方球门，进球无效。

10、在比赛期间，一名运动员累积三张黄牌，自动停赛一场，红牌自动停赛一场。

11、其余判罚规则不变。

第三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经典案例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经典案例

案例1假冒国际名牌ZIPPO打火机案

2004年12月，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假冒国际著名打火机品牌ZIPPO的假冒注册商标案件作出了民事判决，原告齐波制造公司获得50万元经济赔偿。这是依据中国现行法律所规定的侵犯商标权赔偿的最高限额。

温州人向心忠于2002年3月至7月间，擅自加工制售假冒ZIPPO、BOSS商标的砂轮打火机。后将成品假冒ZIPPO商标的砂轮打火机22560只销售得款2万余元。同年7月，温州市工商局现场查扣ZIPPO商标打火机97370只，价值87633元，BOSS商标打火机5350只，价值4280元。2004年4月，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向心忠拘役6个月，缓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齐波制造公司继续追究其民事赔偿责任。

点评：中国加入WTO后，加大了保护国外知名企业知识产权的力度。齐波制造公司获得最高限额赔偿，正表现了中国司法机关对此类案件的重视。据了解，在已处理的知识产权犯罪案件中，侵犯商标类犯罪占到了90%以上。主要是因为这类案件多涉及驰名商标和著名商标，社会影响面广，惩治呼声高，且这类案件相对于其他知识产权案件专业性较弱，商标真假相对易于识别。

案例

2、中美警方联手侦破美国人在华销售盗版案 2004年，我公安机关与美国移民海关执法部门展开首次实质性跨国执法合作，成功破获了一起美国人在中国境内涉嫌销售侵权复制品犯罪案，查获一个以两名美国人为首的犯罪团伙，捣毁3个盗版DVD存放窝点，缴获21万余张盗版DVD和大量犯罪工具，并冻结涉案赃款人民币22万余元，美金6.7万余元。据首犯顾然地交代，从2001年起，顾然地从一些不法商家购买少量盗版DVD，除自己观看外，开始在网上公开拍卖。2004年3月，顾然地干脆自己设立网站（服务器设在俄罗斯），雇佣人员将每张5元人民币买进的盗版DVD以3美元价格对外销售到美国、澳大利亚等20多个国家。经上海检察机关批准，警方对6名犯罪嫌疑人执行逮捕。

点评：这是中外合作联手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典型案例。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不应有区域、国界之分。此案的查处充分证明，中国警方正积极与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刑事执法机构进行实质性合作，共同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这一世界性的犯罪活动。

案例

3、首例诉请确认不侵犯商标权案

2004年12月，社科出版社诉英国费德里克•沃恩公司的国内首例请求确认不侵犯商标权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宣判。判决驳回了出版社对“兔子小跑图”注册商标的起诉，同时确认社科出版社未侵犯沃恩公司其他9个注册商标的专用权。

美国女作家毕翠克丝•波特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在1902年至1913年之间创作了19篇彼得兔系列童话故事，于1943年去世。张润芳女士将其有关彼得兔系列童话故事作品译成中文本，并于2003年3月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2003年5月，沃恩公司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经销商发函并向工商机关投诉，主张该公司已将“彼得兔系列”及图书中的全部“彼得兔”插图注册了商标，中社科出版社使用“彼得兔系列”及“彼得兔”插图侵犯了其注册商标。

社科出版社认为，波特的作品已经进入公共领域，自己已经从译者手中取得合法的出版权，对插图的使用是对原著的直接使用并不构成对被告商标的使用，且未造成普通消费者对商品来源的混淆和误认。遂向北京市一中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不侵犯被告的商标权。点评：此案原告起诉的案由是确认不侵犯商标权，不同于一般的商标侵权案件，在全国属首例。诉请确认不侵犯商标权，是主动维护自身权益的表现，对于维护自身的知识产权和名誉权具有积极的意义。这类案件虽然少，但示范性意义非常明显。

目前，许多国家把轻微的侵犯知识产权行为都视为犯罪，越来越重视用刑法手段保护知识产权。进一步加大对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力度，既是提高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水平，促进我国知识产权的开发能力和我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迫切需要，也是塑造我国重视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大国形象，履行加入WTO后庄重承诺的当然选择。

第四篇：工商总局商评委平等保护中外商标权利人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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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标评审工作中，工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国务院“放管服”改革要求，平等保护中外商标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严厉打击恶意抢注或攀附外国知名品牌商誉的行为，营造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外商投资环境，极大地提振了外企在华投资信心，切实践行了我国政府在知识产权保护上的承诺。

公正裁决增强外企投资信心

“爱丽丝·勋菲尔德教授对工商总局商评委公正执法，坚决制止恶意抢注行为，为他讨回公道感到十分高兴，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LATITE/拉菲的一系列案件，让以拉菲罗斯柴尔德酒庄为代表的众多法国企业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政府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高度重视。”

“商评委的大力支持，对于我们在中国保护商标、维护消费者权益、打击造假者以及商标恶意抢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对于商评委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我们表示由衷的赞赏和敬意。”

这三段言辞恳切的话语，分别来自三封感谢信，写信人分别是勋菲尔德国际弦乐协会主席薛苏里、拉菲罗斯柴尔德酒庄CEO克里斯托弗·萨林、西班牙蒂则诺纺织工业公司负责人。

三位写信人来自不同国家与行业，却不约而同表达了共同的心声：为商评委公平公正的裁决点赞，为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喝彩。

三封感谢信，源于商评委在勋菲尔德SCHOENFEILD商标无效宣告、拉菲庄园商标无效宣告和ZARA商标异议复审三起案件中作出的公正裁决。

实际上，在商评委2017年审结的16.98万起案件中，有很多类似这样的打击恶意抢注行为、平等保护中外商标权利人权益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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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菲庄园一案的代理律师黄莺告诉记者，她所在的部门主要服务国外企业，过去一年中，他们向商评委提交的几百起案件都获得了很好的结果。

“商评委的公正裁决，让国外商标权利人维权的动力更足，对中国法律和中国市场的信心更强。”黄莺说。

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17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中国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升至第二位。

平等保护创造良好营商环境

美国的可口可乐、苹果，日本的索尼、优衣库，法国的香奈儿、路易威登……改革开放40年来，外国企业和产品大量进入中国市场。

商标是市场的风向标。随着外资大量进入，外企在我国申请注册商标数量不断增加，确权纠纷也随之增多。据了解，2017年，商评委共受理涉外商标案件24908起。

涉外案件往往案情复杂，需要提交证据多，适用法律难以把握，平等保护成为衡量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能力的重要标志。

强有力的法律支撑，是平等保护中外商标权利人的基础。目前，我国已建立起符合国际通行规则与本国国情的商标法律体系。2014年5月1日开始施行的新《商标法》强调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中外商标权利人均享有同样的权利，受到同等保护。

公者无私之谓也，平者无偏之谓也。面对法律规定的严格审限的压力，商评委坚持遵循国民待遇原则和平等保护原则，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公正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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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翻阅上千页的证据材料，分析评述每一项评审请求，总结提炼每一个事实理由……少则千字、多则万字的一份份裁定文书，凝结着商评委审查员的心血与汗水，无声地彰显了公平与正义的力量。

南京理工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徐升权表示，商标品牌是创新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商标注册便利化改革提升了我国商标品牌制度运行效率。平等保护营造的良好营商环境，使国外商标权利人在我国从事商业活动的成本大大降低，是我国知识产权制度自信的重要展现。

强化保护助力高质量发展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这是中国对世界的承诺，也是对世界的昭示。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凡是在我国境内注册的企业，都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实行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

面对新形势，以知识产权保护支撑更高水平的“引进来”和“走出去”，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让外企愿意来、方便进、留得住，是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高质量发展呼唤高水平保护。过去5年中，商评委强化党建锤炼队伍，攻坚克难确保审限，公正裁决维护公平，创新机制优化服务，商标评审便利化水平显著提升。商标评审文书全部即时上网和案件口头审理实践的开启，更为国内外商标权利人所关注并纷纷给予好评。一系列新制度新机制的推出，为新时代完成新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商评委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案件剧增，2018年工作压力更大。商评委将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以确保如期完成审理工作；强化“互联网+政务服务”运用，加快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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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网上评审申请系统；增加口头审理案件数量，不断提升审理水平；加强打击恶意抢注专题研究，促进诚信申请，继续平等保护中外商标权利人权益。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商评委党委一班人表示，站在改革开放40年的时间节点上，商评委将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以更加开放的思维谋求发展，为我国的商标品牌事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第五篇：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查阅权范围的司法尺度解读（模版）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查阅权范围的司法尺度

摘 要 股东查阅权，作为股东的一项基本权利，在保护中小股东权益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股东查阅权范围的宽与窄直接影响到股东权益的实现程度。如何科学地行使该项权利，掌握好股东查阅权范围的司法尺度，维系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利益平衡，是摆在司法工作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关键词 责任公司 股东查阅权 股东权益

作者简介：李如霞，南开大学滨海学院讲师，郑州大学民商法硕士，研究方向：民商法、经济法和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中图分类号：D92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1)11-098-02

股东查阅权是股东获得公司相关信息的重要途径，它在保护中小股东权利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恰当地做到既保护股东的查阅权，又减少对公司利益的损害，维系股东与公司之间利益的平衡，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笔者以实践中产生诉讼较多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查阅权为核心，具体分析股东查阅权的范围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先看一个案例：2005年王某通过受让股权方式成为A公司的股东。2006年王某起诉A公司，请求法院判决：（1）A公司向其送交2004、2005的财务会计报告；（2）送交2004、2005的审计报告；（3）提供2004年1月至2006年8月期间的会计账簿、相关记账凭证及原始凭证，供其查阅、复制。

被告A公司辩称：（1）王某是2005年4月新加入的股东，无权查阅其加入公司之前的文件；（2）王某要求公司送交审计报告，查阅和复制公司的记账凭证及原始凭证，没有法律依据；（3）王某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但没有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履行提出书面请求的前置程序，公司有权拒绝；（4）王某在担任A公司总经理期间，没有将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提交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因此无法提供审计报告。综上，请求法院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

本案中的股东王某要求查阅的是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审计报告、会计账簿、记账凭证和原始凭证。这些资料，其是否都有权利查阅，其行使查阅权的范围到底有多大呢？

二、股东行使查阅权的范围

在司法实践中，股东要求查阅的资料一般包括：公司章程、股东名册等登记信息资料；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等经营信息资料和财务会计报告、会计账簿、会计凭证等财务会计信息资料。

股东会会议记录和公司财务会计报告是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就允许股东查阅的公司资料。公司章程是属于公司必须在公司登记机关备案的资料，一般公众均可查阅。董事会和监事会作为公司的经营管理机构和监督机构，其工作必须处于被代表的股东监督之下，因此也必须赋予股东查阅和复制其会议决议的权利。2005年修改前的《公司法》只允许股东查阅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但由于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造假的可能性比较大，尤其是在我国市场经济的法律规制还不尽完善的时期，造假的财务会计报告比比皆是，以至于法律将财务会计报告真实，无虚假记载作为有实力的公司的一个重要条件，因此社会要求直接查阅公司账簿等资料的呼声很高。顺应现实，2005年修改后的《公司法》第三十四条明确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可以查阅公司账簿。

下文仅就《公司法》没有明文规定的股东名册、审计报告、会计凭证等公司资料的可查阅性进行讨论。

（一）股东名册

股东名册是有限责任公司必须置备的，用于记载股东及其出资的数量、时间及出资方式等事宜的簿册。根据《公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条例》（以下简称《公司登记条例》）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姓名或名称、出资额、出资时间和出资方式属于公司登记事项，因此公众可以通过公司登记机关查阅公司股东的姓名或名称、出资额、出资时间和出资方式。但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查询股东信息的目的不仅在于知悉公司的股东组成及其出资额，更在于通过查询股东信息知悉股东的联系方式，与其他股东商议股权转让、公司管理等事宜，甚至还会谋求获得“在野”股东的支持或其委任，以与控股股东或者现任的管理层争夺公司的控制权。

相对于这个目的而言，仅有公司登记是不够的，因为《公司法》仅要求公司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股东的姓名或名称，《公司登记条例》虽然将《公司法》的规定丰富为“提供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即提供自然人的身份证或企业法人的营业执照等，但这些资料在人口迅速流动的现代，仍然显得不够直接与详细。既然股东名册是股东为了正当目的联系其他股东所必需，那么法律赋予股东查阅股东名册的权利就是应当的。但现行《公司法》没有明文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可以查阅公司的股东名册，公司也往往以股东名册中包含的股东通讯信息属于股东个人隐私，拒绝其他股东的查阅。

本文认为，尽管《公司法》没有明文规定股东查阅股东名册的权利，但《公司法》关于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行使股东权利的规定就暗含股东有查阅股东名册的权利。并且，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要求任何股东的联系方式不应对其他股东保密。同时，《公司法》明文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有权查阅股东名册，从“举重以明轻”原则出发，既然人数众多，资合性强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都可以查阅股东名册，那么人数较少，人合性特点突出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查阅股东名册的权利应当是不言自明的。因此，若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提出查阅股东名册之诉，可以参照《公司法》规定，予以支持。

（二）审计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以下简称《会计法》）的规定，注册会计师及其所在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财务会计报告审计后，做出的报告即为“审计报告”。同时，根据该条的规定，如果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经过审计的，出示公司财务会计报告时，应同时出示审计报告。由此可知，审计报告是不具有独立性的，它依附于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而存在，所以股东一般没有必要单独提出查阅审计报告的诉讼请求。

然而，司法实践中，股东要求查阅审计报告的请求是否都能得到支持呢？在本文引用的案例中，公司辩称因王某在担任公司总经理期间，没有将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提交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因此无法提供审计报告。这一抗辩理由是否有法律依据，审计报告是否存在的证明责任在哪一方呢？

对此，比较普遍的看法是：根据《公司法》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依法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本条的“应当”一词，说明公司每年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提交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的义务是强制的，公司必须履行。在诉讼中，公司不能以自己未能履行法定义务的行为作为抗辩理由，因此应当支持股东查阅公司审计报告的诉讼请求；如果公司没有将财务会计报告提交审计，法院可以根据股东的请求，责令公司将财务会计报告提交审计后，将审计报告与财务会计报告一并送交股东。

与上述观点不同，本文认为，《公司法》是对公司财务会计报告强制编制的规定，并非是对公司财务会计报告强制审计的规定。理由是，该条中“并依法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只是一个授权型规定，即在有其他法律规定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应当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才有义务将财务会计报告提交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如果没有其他法律规定，公司可根据自己章程的规定或实际情况自主决定是否需要审计。将本条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财务会计报告的相关规定对比，其含义就更清楚了。《公司法》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这一条直接用“并经”，而不像第一百六十五条中的“并依法经”，其含义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必须经过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属于强制审计的规定。对此，如果小的有限责任公司每年进行审计，成本过高，建议区分对待。最终本条的规定由“并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法审计”改为“并依法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反映出立法思想的变化。既然一般有限责任公司没有义务必须将财务会计报告提交审计，则股东请求查阅和复制公司财务会计报告的审计报告时，必须证明审计报告的存在，或者证明有法律或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有义务将其财务会计报告提交审计。

（三）会计凭证

在公司财务会计信息中，最基础的就是会计凭证。会计凭证包括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是公司日常收支情况的最直接证明。对于其是否能被股东查阅，存在一定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公司法》没有规定股东有查阅公司会计凭证的权利，因此公司会计凭证不在股东查阅的范围之内。另一种观点认为，股东可以查阅会计凭证。学者对此论证的理由则有所不同。首先，会计账簿也存在造假的情况，如果只允许股东查阅会计账簿,股东可能无法获得充分、真实、全面的信息；其次，小股东之所以在大股东和管理层面前沦为弱者，主要的制度根源在于小股东无法查账，而小股东最急需、控股股东和高管最害怕的查阅对象乃为会计账簿的原始凭证，允许股东查阅会计凭证，符合设立股东账簿查阅权的目的。

本文赞成第一种观点，理由如下：第一，《会计法》明文规定了公司财务会计报告、会计账簿和会计凭证是三种不同的会计资料，而《公司法》仅规定股东可以查阅公司财务会计报告和会计账簿，而没有规定可以查阅会计凭证，其隐含的意义就是会计凭证不在股东查阅权的范围之内。需要说明的是，《公司法》与《会计法》对于会计账簿的用词不同，但其内涵是一致的。第二，《公司法》对公司财务会计报告和会计账簿规定了不同的查阅方式，由此也可以得出会计凭证不在股东查阅范围之内的结论。《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对于包含公司经营信息较少的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股东可以基本不受限制地查阅，并可以复制；对于包含公司经营信息较多的公司会计账簿，就只能查阅而不能复制，并且还从程序上、目的上进行了限制。那么对于包含了更多的公司日常经营信息的会计凭证，不允许查阅，是符合法律逻辑的。第三，支持股东查阅公司会计凭证最主要的立论基础在于会计账簿存在虚假情况，需要通过查阅会计凭证以核对会计账簿。但实际上会计凭证也存在非常严重的失真，难道还要进一步赋予股东查阅公司所有文件的权利吗？这是没有必要也是不能实现的，仅靠赋予股东查阅权不能完全解决中小股东的保护问题。最后，不支持股东行使会计凭证查阅权并不意味着就不能保护股东的权利，股东可以在提起其他股东诉讼的同时，在初步证据的支持下，申请法院对相关会计凭证进行证据保全，并可申请审计，从而间接达到核实公司账簿的目的。

三、结语

股东查阅权作为股东知情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股东了解公司经营和财产状况，做出决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在处理股东查阅权范围方面的案件时，应谨慎对待，掌握好司法的尺度。根据以上分析，可知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查阅权的范围是比较广泛的，除公司会计凭证以外，公司其他的登记信息资料、经营信息资料和财务会计信息资料等，均可以由股东加以查阅。但应注意一点，股东在行使查阅权时不能违反法律为其设置的相应的限制性条件规定。

注释：

①1993年《公司法》．

②《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

③梁上上．论股东表决权．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④赵旭东主编．新旧公司法比较分析．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

⑤其他法律，诸如《证券法《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等有对公司财务会计报告强制审计的特殊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