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浅析国有企业面领的新情况、新问题
浅谈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
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当前，国有企业领导人员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和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面对种种诱惑，如何保持廉洁从业，如何开展有效的纪检监察工作，建立健全监督预防机制，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下面我就自身认识国有企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谈以下几点。
一、企业的纪检监察工作无明确的法律依据
在党的十七大关于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深化国企改革中，虽然对企业的一切活动及组织形式必须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在国家目前颁布的《公司法》、《行政监察法》等法规中，均没有对纪检监察组织在企业中的地位、作用和工作方式做出明确规定，使得纪检工作缺乏应有的法律依据，影响工作的正常开展。《公司法》中对公司党组织的活动只规定了“依照中国共产党章程办理”，《行政监察法》更是只在“行政监察若干问题问答”中说“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仍然可以根据需要开展内部监察工作，从需要出发，制定本单位有关监察工作的规章制度”。这在重视党建工作的企业中，纪检工作还勉强可以套用，若不重视，纪检监察组织的削弱程度就可想而知了。企业监督职能的主
体虽然还有职代会、离任审计等，但各监督主体分别属于不同的组织，不同的领导管理，未能在整体上形成沟通交流机制，所以，尚未形成监督合力、信息不对称、资源不共享，实质是一种程序上的走过场，形同虚设，不能真正起到监督作用。
二、现行党风廉政建设的许多办法和规定政策界限模糊。
这些年，我们制定和出台了许多党风廉政建设的办法和规定，这些办法和规定没有考虑社会经济领域的经济行为。但是，作为企业，大量遇到的经济领域的经济行为，如果非要企业参照文件中的规定和办法去做，在具体的工作中，就会有一些政策界限很难把握。如业务应酬与大吃大喝，合理让利与收受贿赂，承揽工程中的经营活动与公款送礼装修办公楼、购买小轿车与塑造企业形象等。对于这些情况，我们纪检监察部门拿不出更好的解决办法，只好是一律附上“参照执行”。或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使纪检监察的条规办法很难适应。
三、理想信念不坚定
剖析涉案人员违纪违法的思想根源，无不与理想信念的蜕变、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扭曲有关，面对金钱和美色的诱惑，有的人放松了学习和思想改造、信仰出现危机、心理产生失衡，当他的权力失去监督，他的贪欲就会占据上
风，就这样便滑向违法违纪的深渊。
四、党风廉政教育管理缺乏协同性。反腐倡廉宣传教育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治本之策，也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抓党风廉政教育，企业党、政、工、团等各职能部门应都有责任，理应互相配合齐抓共管。但在企业具体实际工作中，年初工作安排有任务，年度工作没有落实，平时也只落到了纪检部门一家身上，各部门没有形成合力和整体效应，协同性差，从而削弱了党风廉政教育的效果。
五、纪监体制和队伍素质不适应，将使案件查处工作难度加大。现行的企业纪监体制缺乏办案的独立性和权威性。监督和查处主要是靠纪委和监察部门，而其监督机构的设置及监督的方式方法大多是从党和政府的监督体系中演变而来，有一定的不适应性。纪委要受同级党委的领导，监察部门受厂长领导，由于人、财、物和个人命运受制于监督客体，“四项职能”的履行将会遇到困难，有时还会受到权力的阻挠和干扰。特别是纪委书记一般又在行政上兼职，既是监督人员又是监督对象。决策权和监督权一体化，领导者可以确定监督内容和程序，监督和查处工作往往落空。此外，涉外调查取证是目前企业纪检监察机构力所不及的。与公检法机关的协同办案还未形成网络和合力。队伍素质不适应，人才结构、知识结构和业务水平不适应。
六、案件查办相对滞后。当前国有企业纪检监察主要任务是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案件的查办相对滞后，主要表现为：一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违法违纪手段隐蔽，查处难度大。二是案件查办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办案效率不高，理论知识学习少，仅凭过去的经验办案，分析总结能力不强，常常走弯路，事倍功半。三是纪检监察干部参加专业培训少，视野不够开阔，工作方法落后，进而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受到限制。四是办案装备滞后。主要是办案设备短缺，比如：摄像机、笔记本电脑、保险箱、专业经费等。
第二篇：“新医改”遇到的“新问题”
大家看谈医改：
A.媒体公众：“新医改”遇到的“新问题”
“新医改”方案启动以来，遇到的难题是什么？我省公立医院改革的方向和重点是什么？昨天上午，河南省推动新医改及五大工程建设研讨会在省人民会堂隆重召开。与会领导、专家及各市相关医院负责人就“推动新医改以及五大工程建设”等焦点问题进行了研讨。
“新医改”遇到新问题
1、“小病进社区”，可患者感冒还往大医院跑
郑州市“医改”进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很具有代表性。
据介绍，郑州市辖九区、六县（市），市区常住人口300余万人。十年来，通过省、市、区公立医院主办，企事业医院、城区内乡镇卫生院改造、转型和向社会公开招标等多种途径，共建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45个、社区卫生服务站135个，服务人口261.5万人。
郑州市2008年率先推出了“片医负责制”这一新的社区卫生服务模式，但郑州市卫生局妇社处的有关负责人说，依据省、市《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精神，社区卫生服务目前还缺乏有关房屋使用、人才引进、资金补助、医疗保险等相关配套文件的政策支持。社区首诊制尚未实行，“小病在社区，大病去医院”的格局尚未真正形成，患者就诊还集中在大型综合医院，造成相对性的“看病难”，社区卫生服务的发展也受到制约。“建议政府出台相关政策，以充分发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优势”。
2、全科医学人才缺乏
按照国务院有关指导意见，每一万名居民要配备2~3名全科医师，但郑州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全科医师数量还有一定差距。由于多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是由基层医院转型或上级医院设点，工作人员以前都是专业性较强的临床医生，缺乏全科医学知识。
另外，社区卫生工作人员与大医院医生相比，受尊重程度较低，而且培训考核、职称评定等政策尚不配套，缺乏吸引优秀人才进社区、扎根社区的有效激励机制，依然是制约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的关键环节。“建议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设编定岗，人员工资纳入财政供给。”郑州市卫生局妇社处的相关负责人建议，出台相应政策为社区卫生服务人员搭建有利于业务发展的平台。
3、社区看病报销不顺畅
一方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都是非营利性的公益性医疗机构，而申请加入医保的门槛费和日常维护费用过高，使得一些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对医保望而生畏。
另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审批是根据规划建设随时进行的，而医保的审批一年只有一次，这使得一些新建成审批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不能及时加入医保。郑州市卫生局妇社处的相关负责人建议，医保部门随时审批，以确保社区居民能及时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享受到医保服务。
4、建立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
目前医疗纠纷解决主要有医患协商、行政调解和诉讼三种途径，但实践中遇到诸多问题难以达到应有的效果。据对郑州市属12所二级以上医院不完全统计，2006年、2007年、2008年3年发生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医患纠纷达210件。“2009年上半年，郑州市已发生10余起因医疗纠纷引发的恶性事件”。
因此，郑州市卫生局医改办有关负责人在报告中建议，卫生部门组织医疗机构按规定向保险机构交纳医责险；司法局牵头成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免费受理纠纷并调解；如医疗机构有过错由保险公司负责赔偿，为患者开辟第三方公正、公平、高效且免费的调解新途径；卫生、司法部门共同建立专家库，第三方调解委员会组织调查、依法调处，同时，公安部门也要严格执行政府令，快速介入等。
公立医院医改方向
1、公立医院费用将由政府“埋单”
“公立医院改革需要围绕体制、机制、结构三大方面进行改革。”河南省卫生厅医政处处长田常俊在会上做了《新医改形势下的公立医院改革与管理》的报告。他说，由于公立医院的改革涉及发改委、劳动保障、药监、卫生、财政等多个部门的协调问题，所以公立医院是所有改革中的难点，同时也是医改的主题。
在提到政府投入问题时，他表示，国家出台的有关政策中已经明确：对于专业公共卫生机构，政府将全额预算予以保证。而同时，国家允许社会力量创办医院，承担公共卫生任务的，“非常明确，两个字‘购买’”。按国家规定，政府可采取购买服务等方式核定补助。
而对于基层医疗机构所需的基本建设费用也将由政府安排，这其中包括运转费、人员编制等费用，在进行绩效考核后，政府按绩效考核进行核补。此外，人才培养等问题也将由财政部门合理补助。
对于公立医院，首先牵涉的基本建设等投入也将由相关部门列入专项报告，政府将逐步安排，“虽然是逐步，但也带来了希望”。此外，对于突发应急事件时发生的费用，也将由政府专项补助。
3、医院编制需要“松绑”
对于公立医院的编制问题，也是需要改革的内容。田常俊提到，公立医院的编制制度20多年来基本上没怎么变过。如今，医疗机构想进个研究生，也需要多级领导进行研究，“想要留住人才，必须对编制问题进行‘松绑’”。
同时，医疗机构还可以引进“理事会”、“董事会”为构架的运行结构模式，田常俊说，中央打算先搞试点，然后逐步推广。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谈到《新医改的新动向》时也提到，公立医院也可以引入社会资本开分院，或引入社会资本开诊所，公立医院并购公立或者民营的社区医疗机构，让本医院的医生在自己投资的诊所中“多点执业”。
而对于供方投入多元化的医院，也可以针对不同人群提供服务。比如，社会资本进入的领域可以开展高端服务，面向高收入人群。而纯政府投入的综合医院则面向普通百姓。
4、与医保政策对接还需协调
公立医院改革的同时，医保政策也需要进行对接。田常俊说，目前不少医院的病人都需要加床才能住进去，有的科室住院人数远远超出住院床位，多出10%~20%还算比较正常，有的甚至多50%.这其实非常不利于医疗安全。而这与一些医保制度的设置有关。“一些项目只能住院才能报销”。他举例，白内障做的人工晶体植入手术，在香港一些医院，手术后可以直接回家，不需要住院，但目前省内的医保政策上规定，不住院不能报销。而这与医疗机构要求缩短住院天数、简化流程、加快床位周转来降低患者费用相矛盾。“这也造成了医疗资源的极大浪费”。
此外，他认为，在公立医院改革过程中，需要着重抓的问题，合理用药仍然是关键。他举了一组关于抗生素的数据，据调查，我国人均年消费量在138克左右，而这一数字是美国的10倍，全球第一。而真正需要使用抗生素的病人数不到20%，80%以上属于滥用抗生素。这个问题目前已成了严重影响人们身体健康的因素。为此，他提到，我省要落实合理用药培训制度，还要加强临床医生查房制度。B.国务院：医改体制性结构性等深层矛盾尚未解决
2012年02月22日 17:24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2月22日电 据中国政府网消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2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会议指出，当前医改还面临一些较为突出的矛盾和问题，特别是体制性、结构性等深层次矛盾尚未解决。
会议指出，当前医改还面临一些较为突出的矛盾和问题，特别是体制性、结构性等深层次矛盾尚未解决。必须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把改革持续推向深入。
会议称，“十二五”期间，要以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核心，在三个方面重点突破：
一是加快健全全民医保体系。巩固扩大基本医保覆盖面，重点做好农民工、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从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以及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和困难企业职工参保工作。提高基本医疗保障水平，到2015年，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政府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360元以上，三项基本医保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均达到75%左右。改革完善医保支付和医疗救助制度。积极发展商业健康保险。
二是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新机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范围逐步扩大到村卫生室和非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继续支持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标准化建设，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培养15万名以上全科医生。
三是积极推进公立医院改革。深化补偿机制改革，破除“以药养医”机制，推进医药分开、管办分开。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规范诊疗行为，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2015年要实现县级公立医院阶段性改革目标，全面推开城市公立医院改革。
2011关于李克强总理深化医改讲话点评
评级变动：维持（首次）评级
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同志在全国深化医改工作会议、国务院深化医改领导小组第九次全体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深化医改的讲话。讲话肯定了从2009年开始的新医改的成绩，同时也看到了医改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出了深化医改的方向。
基本药物制度开弓没有回头箭：落实资金改变机制
讲话大篇幅的提到基本药物制度，成绩是显而易见的，医保覆盖率95%以上、基层医疗机构药价下降30%左右，群众就医负担初步减轻。既然是世界性的难题，在基本药物制度的执行当中也遇到了很多的阻力，如基层医疗服务人员动力缺失、基层医疗机构诊疗人次下降和基本药物采购量低于预期等等……而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资金落实不到位。在谈到所遇到的困难时，总理认为要高度重视地方医改政策和资金落实不到位的现状，而且提出要“采取有效措施认真解决”。鉴于山东省由于地方政府先行垫资而基药执行情况好于资金不足的安徽，我们认为落实资金能促进基本药物制度的顺利执行。
除了资金问题，总理还认为机制和制度滞后是改革进程不一致的原因之一，因此在医改思路一节中总理提到了要在“建机制”上下比“增投入”更大的功夫“要以实施基本药物制度为切入点，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综合改革，深化绩效工资、建立新的补偿机制、用人机制和收入分配机制，发挥医保支付资金的重要补偿作用，逐步调整服务收费项目”。基层医疗机构是切断“以药补医”制度的起点，只有当新的机制在基层医疗机构顺利运转、基本药物制度在政府办基层医疗机构完全推行之后才可能向上层的医院深入公立医院改革。虽然基本药物制度在推行中暴露出种种问题，但“开弓没有回头箭”，如果资金落实和机制改变后基本药物制度在基层医疗机构将走出目前的困局，为后续公立医院改革提供良好样本。
公立医院改革从试点到加快步伐：县级医院是重点
基本药物制度是医改初期的工作重点，目前的重点是公立医院改革。“县级医院覆盖9亿多人口，是连接大医院与基层机构的桥梁和纽带，也是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关键一环，改革提升县级医院是公立医院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因此讲话提出要加快县级医院改革试点步伐，逐步消除“以药补医”，合理控制医药费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改革的成果也要通过公立医院改革来巩固，除了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其他医疗卫生机构逐步全面配备并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只是讲话中未提到其他医疗卫生机构的级别、使用基本药物的比例和保障“优先”使用的制度。
支付制度改革也是公立医院改革的一个重点，但讲话没有具体提到支付制度改革的方向和力度，我们认为，支付制度改革一定是和公立医院改革相辅相成的，没有合适的补偿机制，支付制度改革将无从谈起。
虽然讲话提出“在县级医院和大医院试点取得成果后将公立医院改革的成果全面展开”，但我们还是坚持前面的观点，基层医疗机构的改革是基础，是公立医院改革的样本，在补偿机制不到位的前提下大力在县级医院甚至大医院的层面推公立医院改革会面临比基层医疗机构改革更多的问题。
提高保障水平和方便群众报销等因素：释放有效医疗需求近几年我国医药行业的高速发展与医改的政策红利密切相关，医保收入和支出水平的大幅增长与医药行业收入的高增长相呼应。收入等于量乘以价，而量即指有效医疗需求。医改的实施从覆盖人群比例提高、保障水平提高和及时结算等方便群众报销的措施三个层次释放了我国居民的有效医疗需求。未来随着覆盖人群比例已经提高到极限，未来有效需求的释放将来自于保障水平的提高、消费者自负比例提高、及时结算/异地结算、门诊统筹比例提高、基层医疗机构建设完善等因素的拉升。政府的投入主要集中在新农合基金，而新农合基金的主要报销终端在县级医院，如果县级医院改革的进度不至于影响到有效需求释放，以县级医院为主要销售终端的产品将维持高增长。
“保基本”到“促非基本与多元办医”：拉动高端医疗需求
讲话可喜地多次提到“基本”与“非基本”的区别，在“基本”这个层面，国家要减轻患者自负比例，但是在“非基本”这个层面，还有消费升级的大故事可讲，“非基本”这个层面拉动的将是高端医疗需求，而高端医疗需求对医保基金并不敏感，其增长与消费升级和保健意识提升有关。同时讲话中还提到多元办医的格局，从“保基本”到多元办医的渐进，一方面可以拉动高端医疗需求，另一方面还可激发公立医院改革的内生动力，因此政府有动力促进多元办医，对医疗服务板块形成利好。而上市公司中的通策医疗[19.71-1.15% 股吧 研报]和爱尔眼科[20.36-0.68% 股吧 研报]有可能从这一渐进过程当中寻找到好的并购标的或者顺利新设医院。国产医疗设备近年经过海内外市场锤炼，不但具备高性价比，产品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有望在多元办医潮流兴起之际受到非公立医院采购者的青睐，对医疗器械板块内生产影像学设备、监护设备的公司如理邦仪器[19.38-2.76% 股吧 研报]、宝莱特[28.69 1.02% 股吧 研报]、鱼跃医疗[18.49-0.54% 股吧 研报]等将形成利好。深化医改 且行且观察
在讲话里我们可喜地看到总理提到了使医务人员收入水平随着经济社会和卫生事业发展而逐步提高，也看到医改将成为我国经济调结构的重要方向，将提高医疗服务支出在GDP中的比重，这两个小小的变化让我们看到了改革舵手为我们描绘的美好蓝图。讲话向我们释放的落实资金改变机制提高保障等积极信息也坚定了我们医药板块投资的信心，具体的投资逻辑和标的请看我们近期推出的策略报告
C.卫生部长：医改已下定决心 再深的水也要趟
今天起，我们把视角对准部分改革的重点领域。这些领域的改革取得了哪些关键性进展，面临着怎样的困难和挑战，如何调动最大的力量攻坚克难……来自这些领域和地方的负责人，将结合具体的改革实践畅谈经验和体会。今天，我们邀请卫生部部长陈竺，一起走进医改前沿。
新医改是改革开放以来进行的最为深刻的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目前已进入“深水区”，正在“全面攻坚”
医改之复杂，在于涉及了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需方与供方、医生与患者、改革与投入等多方利益关系
再深的水也要趟。我们只有勇于首先改革自己，才能得到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理解
改革需要与时间赛跑。改革越深入，越无法孤军奋战
“全面攻坚”更需“顶层设计”
本报评论部：在深化改革的重点领域中，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无疑最牵动人心。2009年深化医改全面启动，一个多月前，国务院又印发了《“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新一轮医改中，“顶层设计”的意识更为明确。这是为什么？
陈竺：这一轮医改是改革开放以来进行的最为深刻的一次。我们首次确立了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的基本理念。从2009年4月启动至今的3年来，参加基本医疗保障的人数已经超过13亿，占到了95%以上，特别是新农合制度让广大农村人口享受到了基本权利；基层综合改革取得重大进展，所有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均已建立了基本药物制度，70%以上的地区拥有了达标的县乡级医疗卫生服务机构。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老百姓得到了实惠，也表明了改革方向的正确性。
如今，医改已进入“深水区”，各种体制性、机制性的障碍躲不开、绕不过，处于“全面攻坚”阶段。我们有个强烈感受：强化顶层设计、完善政策体系、注重宏观指导、加强末端治理，是推进医改的战略性举措。
本报评论部：如何才能确保“顶层设计”的科学性、操作性、持续性和有效性呢？
陈竺：医改是一道世界性难题，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没有“顶层设计”就举步维艰。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在不断调整改革医保制度。我们的体会是，不管选用什么模式，都必须尊重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规律，注意制定与本国国情匹配的改革目标和路径。
从路线设计上，3年来，医改大体沿着“局部试点总结经验更大范围试点进一步总结”的路径推进。这样做，是希望把改革的风险降到最低。像公立医院改革，我们采取了“先易后难、先基层后中心、先农村后城市”的做法。为什么？因为县级医院担负着9亿中国人特别是农民的看病就医任务，是连接城乡卫生资源的枢纽，特别是近3年公共财政投入大，县级医院服务能力不断增强，且费用相对较低，因此改革成本也相对较低。从县级医院做起，可以实现居民看病就医90%不出县，有利于优化城乡医疗资源合理布局。
一个好的顶层设计，应该是在中央层面明确基本的理念、原则和基本路径，尊重地方的首创精神，还要注意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特别是将地方自主决策和加强顶层指导有机结合起来。
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牵涉面广，但一定要明确责任主体，这样才能增强改革动力，提高改革效率。
以更大勇气和智慧破解“利益关系”
本报评论部：医改之所以复杂艰巨敏感，在于它是涉及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需方与供方、医生与患者、改革与投入等多个维度的世界性难题。怎么处理这些关系呢？
陈竺：医改之难，就难在如何处理好这些利益关系。坦率地说，看法不少，议论很多，有些还存有分歧。但这不要紧，改革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在探讨争论中凝聚和扩大社会共识的过程。
事实上，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我们取得了不少共识。比如，过度市场化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和医疗卫生行业的基本属性，而过分强调政府“大包大揽”在现行经济条件下并不现实，也不符合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规律。再如，财政投入是重要保障，但是单纯的投入增加并不意味着服务效率的必然提高，还必须靠体制机制改革作为匹配。又如，“保需方”需要建立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但确保群众受益，又要通过对公立医院基础设施投入和实行绩效工资改革等多种途径“保供方”。带着这些共识，我们会以更大的勇气，找到重点突破口，深化医改。
本报评论部：改革穿行在“两难”之中。不过，我们注意到，医改并没有畏难，恰恰在迎难而上。像公立医院这一群众关切、利益关系复杂的改革，已列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目前，有破题的方向了吗？
陈竺：公立医院的改革是块“硬骨头”，会对解决当前百姓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有重要意义，但涉及的利益链条很长，不可避免地触及药品生产流通、医疗机构、医务人员、患者等不同领域和群体的切身利益。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卫生部下定决心：再深的水也要趟。我们只有勇于首先改革自己，才能得到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理解，得到兄弟部门的支持。
有人担心，如果破除以药养医机制，但政府投入却不能到位，对医院的发展运行不利，最终还是会转嫁成老百姓的负担。
其实这种担心不必要。人们只看到政府直接拨款10%这个比例太小，却忘了，医保也是政府对公立医院的投入，而且是更主要的投入方式。事实上，现在多数县医院，50%左右的收入已经来自新农合。随着基本医保水平的提高，它会成为公立医院改革的最大动力和保障。更何况，去年全国门诊量达到了62.7亿人次。只要理顺医疗服务价格、提高医务人员的劳动报酬，取消以药养医不仅不会影响医务人员的收入水平，还有利于从制度上化解当前的医患矛盾。
近来，陕西省加大财政投入，已在全部县级公立医院革除“以药养医”。去年底，浙江开始在6个县进行公立医院改革“以药养医”试点，通过调整价格、支付方式改革、加大财政投入等综合措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受到地方、群众和医疗机构的欢迎，拟年内在全省推开。今年，这场改革将在全国300个试点县推开。
所以，深水区的改革虽然难度较大，但我有信心，只要认准方向，找准路径，敢于调整利益关系，一定会有所突破。
改革在与群众的期待赛跑
本报评论部：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既要有信心，也要有耐心。但往往百姓的期待和诉求非常急迫。对此，您是否有压力？
陈竺：必须承认，目前医改的进度效果与百姓的期待还有一定距离。改革需要与时间赛跑，同时，改革越深入，越无法孤军奋战。这既是压力，也是我们深化改革的动力，更需要顶层设计。
我们现在面临许多迫在眉睫的难题，包括各种利益关系能否协调处理好，医患关系如何正常，政策环境怎样完善，等等。而如果论“最大担心”，则是人才问题，尤其是基层人才队伍建设。不夸张地说，它将关系医改的成败。
为什么这么说？从国际上看，医改成功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国民的健康长寿；从改革因素看，决定医改成败的一个关键环节，是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而群众最强烈的呼声、最直接的评价，就是看能否解决好“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这一切，都指向了基层医务工作者队伍建设。我国慢性病死亡人数已占因病死亡总人数的85%，这意味着绝大多数人需要的是日常社区诊疗和护理。而现状是什么呢？大医院的医生不愿到基层去，基层需要的大量全科医生十分紧缺。人力资源不足，质量不高，结构不合理，政策支持不到位，这都是制约人才队伍建设的重大障碍。
本报评论部：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基层人才队伍强不强，既是医改成功的“果”，也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因”？
陈竺：对。人民群众得实惠是医改的最终目标，这一目标能否实现，医改措施能否全面落实，关键在于广大卫生人员能不能积极主动地投入医改。当然，基层人才队伍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同样需要顶层设计。
总之，困难很多，我们也在积极努力用“中国式方法”破解这道难题。特别希望，在改革过程中，能得到全社会的关注、理解、包容和支持，为医改提供重要的力量支撑。
【背景链接】
新医改这样“设计”
核心理念：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是向全民提供的公共产品；
基本原则：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
基本路径：统筹安排，突出重点，循序渐进；
重点内容：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基本药物制度，基层医疗卫生体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公立医院改革。
“十二五”重要举措
重点突破：加快健全全民医保体系，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新机制，积极推进公立医院改革。
统筹推进：继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优化卫生资源配置，加快人才培养和信息化建设，加强药品生产流通和医药卫生监管体制改革。
加大投入：实现“十二五”期间医改投入力度和强度高于前三年的要求，切实落实“政府卫生投入增长幅度高于经常性财政支出增长幅度，政府卫生投入占经营性财政支出的比重逐步提高”。
C.北大教授：新医改方案仍存在三个问题
2009-01-22 11:13:46 来源: 网易财经
北京大学中国医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国恩教授认为，新医改方案酝酿很久才出台，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好事，但是方案中8500亿投入却存在3大不可忽视问题，没有详细界定。
网易财经讯 2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2009-2011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
那么，新医改方案在解决“看病难、看病贵”有多大作用？医药体制格局会有哪些变化？这个方案存在哪些瑕疵？带着一系列问题。网易财经第一时间同医改“市场派”的代表人物、北京大学中国医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国恩教授进行了连线。刘国恩认为，新医改方案酝酿很久才出台，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好事，但是方案中8500亿投入却存在3大不可忽视问题，没有详细界定。
五项改逐条解读
新方案中明确，从今年到2011年用3年的时间，要重点抓好五项改革，使“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明显缓解。刘国恩认为，五项改革中的“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是这次医改取得的最大成果，因为这样保险覆盖面会加大，会降低老百姓因病致贫的风险。
而方案中提出“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刘国恩说，这样明确地确定了医保由国家买单的部分，给老百姓分担了部分看病费用。刘国恩说，第三项关于“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目的是动员社会资源、调动医院从业人员服务积极性，会有积极影响。而关于第四项“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刘国恩认为，需要增加财政补贴投入，只有补贴多了、个人缴费降低了才能实现逐步均等化。
最后一项关于“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在刘国恩看来，就是为了扭转公立医院计划色彩过浓的难题。由于没有具体细则，从公布的方案内容上看，刘建议应从增量和存量两个角度去修正现在公立医院存在的弊端，即通过多元化方式来办医院，吸收大量入社会资本进入。
8500亿投入存在3大问题
为保障上述五项改革，3年内各级政府预计投入8500亿元。刘国恩说，8500亿存在3大问题。第一在缺少制度化的细则，8500亿具体花到什么地方，在新方案中并没有具体说明。刘国恩担心，在没有细则的情况下钱被花到非制度建设领域。过去由于没有细则性的规划，中国医药体制内出现了哪里呼吁多、就给钱多的，非规制性的局面。第二8500亿投入配置途径没有明确。如果还按照以前的以计划方式，用行政的渠道从上到下、层层调拨，起到效果与预期就会有很大的差距。“因为医药体制中有很多黑洞是填不满的，所以应通过市场方式，把资金通过保险方式，直接补给需方的民众，这样不但直接惠民，而且权利部门的权利也会相应减小。”
第三没有明确8500亿如何解决医疗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8500亿无疑是国家加大了对医药的补贴，民众的保障性提高了，也就是能部分解决“看病贵”的难题。但是中国还存在着医疗服务水平跟不上的“看病难”的问题，8500亿在该如何解决，在新方案中还没有具体说明。
对医药板块影响甚微
新医改方案出台利好消息，很多分析人士认为，3年内各级政府预计投入8500亿元刺激，在经济寒冬的今天，会对医药板块产生积极影响。
对此，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常务副会长于明德认为，会产生积极影响。因为2008年医药行业利润会实现接近25%左右的增长，而2009年这个增长幅度也不会低于20%。根据网易财经了解，目前很多PE和VC已经把目光集中在医药卫生领域，2008年出现了很多成功案例。
中信证券医药行业分析师姚杰对网易财经表示，新医改方案对整个行业来说会产生较大的影响。例如，医疗器械等行业都将受益，而行业的龙头公司将会表现较好。同时，姚杰认为，由于新医改方案并没有出台细则，对于2009年医药板块的整体走势，以及影响还有待观察。在刘国恩看来比较悲观些，“现在新医改方案出台是在预期之中，市场对该预期利好消息已消化殆尽，所以对医药板块影响甚微。”
虽然在医改过程中，政府一度公开征求意见。但刘国恩认为，改革应更开放一些，力度更大一些，因为整个方案还存在很多改善空间。
D．网民热议：医改的原则和成功的标准是什么？
提交时间：2012-03-27 14:58:17
1、取消顺价加成，建立固定加成政策——医院和医生的制衡
2、建立利润率的内部考核体系和外部监管手段——政府和医院的博弈
3、只对部分药物实行固定加成——药企和医院的制衡
4、建立基本药物医院专卖制度——医院和社会药店的制衡
5、注射液（含耗材，如一次性注射器）执行零差价政策——医院和护士的制衡
6、改革门诊收费制度——医院的分工
7、关于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政府和器械企业的博弈
8、三级公立医院改革——医院的竞争
9、改进药品招标制度——政府和药企的博弈
10、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患者之间的利益平衡
为什么医改被称为世界性难题？各级政府财力有限、调动医院和医生的积极性、提升医药/器械产业竞争力和维护十几亿人民健康福祉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医改的本质是一个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如何博弈和妥协的问题。医改的高难度要求政策制订者必须具备理解复杂性的能力。好的政策必须有量化指标，直接涉及民生的政策不仅要让官员看得懂，而且要让百姓一听就明白。
医改的原则和成功的标准是什么？
医改必须坚持安全第一、经济第二的原则。
衡量医改是否取得阶段性成功的标准有三个：过度使用注射制剂的问题有没有解决？临床首选基本药物的问题有没有解决？三级医院的运营成本有没有降低？
如果针对这三个问题进行评估，新医改是失败的。政府增加财政投入助长了畸形消费，政府的钱是纳税人的钱，新医改说到底是在让百姓花冤枉钱。卫生系统要真正实现“三好一满意”，就必须针对这三个问题建立让官员和百姓都容易使用的量化考核指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确定了医改的五项重点任务。其中涉及的五个问题是官员和老百姓都要明明白白的。药品顺价加成是最邪恶的、基本药物零差价销售是最愚蠢的、《基本药物目录》是最有智慧的、《处方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53号）》是最有勇气的、基本医疗保险是最不公平的。围绕这五个问题，我将对现行政策怎样兴利除弊提出可行的操作思路。
1、取消顺价加成，建立固定加成政策——医院和医生的制衡
好政策让坏人行善，坏政策让好人犯罪。顺价加成就是在鼓励院长和医生共同犯罪。医生收取回扣可以提高药品价格，药品价格提高10元，医院只能获得1.5元的利润。院长为什么要阻止医生收取回扣？
药品加成没有错，但是，顺价加成必须改为固定加成。无论医生使用1元药品还是10元药品，医院都可以获得1.5元的相同利润。院长关心的不是价格，是利润。固定加成完全可以实现在提高医院利润的同时，降低不合理药价的目标。在固定加成制度下，医生收取回扣不仅不会增加医院的收入，而且会增加医院的资金成本，院长才会有足够的经济动机禁止医生收回扣。让医院院长事前阻止医生犯错的代价比让法院院长事后惩罚犯罪行为小得多。
2、建立利润率的内部考核体系和外部监管手段——政府和医院的博弈
据《人民日报》白剑峰消息，卫生部长陈竺指出，“十二五”期间，我国将全面取消以药补医，理顺补偿机制。这是最严重的决策失误。《“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存在重大缺陷。全面取消以药补医意味着，卫生系统成功要挟了政府，同时又逃避了社会监督。
“以药补医”自始至终就是医改最受瞩目的问题。卫生系统强烈要求取消“以药补医”是在转移视线。官员和百姓请注意，以药补医和药品回扣是不同的问题。各级政府必须从自身利益和百姓利益出发否定取消以药补医。全面取消以药补医是把药品高消费的成本通过政府间接转嫁给老百姓，不会解决药品回扣问题，不会提高医疗质量，更不会提高百姓健康。
当年，“以药补医”的出发点就是要适当降低政府财政负担，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推倒重来，而是要专注于解决药品回扣问题。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市场化道路，市场化不是替罪羊，错的是相关部门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跟不上，社会监督机制不健全。
使用10元/支的药物可以获得1.5元，使用100元/支的药物可以获得15元。院长当然愿意和医生狼狈为奸。如果两种药物都可以获得10元利润，院长为了降低资金成本，增加利润，会主动打击医生的首选高价药行为。顺价加成是国家发改委屡次降价毫无作用的政策根源。零差价或医药分开是懒政思维，没有经济动机的院长不会主动承担打击药品回扣的责任。
固定加成可以实现遏制药品回扣和降低监管成本的双重目标。药品销售利润率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从全国、省、市、医院、科室，一直到医生个人层层量化考核的指标。我们应当充分利用技术进步提升医疗质量，我们应当试点医院全市联网，要在“十二五”期间建立全国统一标准的公立医院信息管理系统。
3、对非基本药物的注射制剂实行固定加成，口服制剂继续执行顺价加成——药企和医院的制衡
卫生部不要急于将按项目付费改为按病种付费，首先要扎扎实实地解决好滥用药物问题。固定加成政策会引导医院优先使用低价药。但是，药企如果不能通过提高价格增加利润，就会丧失开发新药的动力，这将损害百姓的长期利益。所以，我们只能针对部分药品实行固定加成。
过度使用注射制剂是最普遍和最严重的腐败行为，滥用抗生素和中药注射液事频发的实质是滥用注射制剂。过度使用注射制剂不是医学问题，是经济问题。卫生部应当勇敢承认，没有经济手段引导，仅依靠大众科普教育、医生职业道德教育和主管部门行政法规无法解决过度使用注射制剂，特别是滥用可抗生素问题。
为了降低急、重症患者的药费负担，又要保护药企创新动力，对非基本药物的注射制剂实行固定加成，非基本药物的口服制剂继续执行顺价加成是一种妥协和平衡。并且，国家发改委要严格限制注射制剂的利润空间，所有注射制剂的利润空间不得超过同类口服制剂。
4、建立基本药物医院专卖制度——医院和社会药店的制衡 社会药店体系的存在可以减少医院和药企在口服制剂领域相互勾结的现象，所以，我们不需要对口服制剂执行固定加成政策。
现实生活中，没有几个患者从药店购买药品后再返回医院接受注射，开放药物注射市场又会大幅增加药物不良事件。医院是为了实现差异化竞争首选注射制剂。我们无法利用社会药店体系解决过度使用注射制剂问题，过度使用注射制剂现象却为我们提供了解决临床首选基本药物的操作思路。我们应当全面禁止社会市场销售基本药物，只允许医院市场销售。并且，基本药物的利润空间要高于同类非基本药物。这样，医院为了与药店竞争会首选基本药物。
《国家发改委剖析药品“降价死”》一文写到，在大医院可能买不到的青霉素，其实在农村等基层市场用得非常普遍。而一些药品降价后，放下身段转战基层市场，对于收入比较低，原来用不上这些药的群体不完全是一件坏事。如果这确实是国家发改委的工作人员所言，那就表明决策者素质低下是医改失败非常重要的原因。
临床首选基本药物是对所有医院的要求。基本药物不是基层药物，它是防治疾病必须的、安全有效的、公平可及的药。任何药物都存在副作用，基本药物的使用时间更长，销量更大，它的疗效和不良反应更加明确，相对价格也更低。
临床首选基本药物首先是为了提高用药安全，降低政府和消费者支出只是附带结果。为了提高用药安全，不能只要求基层使用基本药物。
基本药物零差价是巨大错误。不需要政府干预，充分的市场竞争已经让基本药物价格明显低于同类非基本药物，百分之九十九的患者不是买不起基本药物，而是医院不肯使用基本药物。医院为了与药店竞争，不肯使用口服制剂，大医院为了与小医院竞争，不肯使用基本药物。主管部门为了用药安全建立药物分级管理制度，大医院为了经济利益钻制度漏洞。青霉素的适应症与美洛西林重叠很大，大医院不肯使用青霉素，喜欢使用美洛西林是典型例子。大医院用的是好药，小医院的药不管用的错误观念已经形成，打破传统是需要勇气的。
在通货膨胀的大背景下，药品凭什么只准降价，不准提价？事实上，即使青霉素利润高于美洛西林，价格仍远低于美洛西林。建立基本药物专卖制度是解决这些问题的第一步。
5、注射液（含耗材，如一次性注射器）执行零差价政策——医院和护士的制衡 为了提高用药安全，降低急、重症患者的经济负担，注射液（含耗材，如一次性注射器）应当执行零差价政策。同时，肌肉注射费必须提高，必须取消肌肉注射、静脉注射和输液的收费差别。降低患者经济负担、提高医院利润和增加护士收入是可以兼得的。国家食药监局发布药品不良反应信息通报，提醒医生和患者关注维生素K1注射液引起严重过敏反应的风险。在多年前有维生素K1口服片剂，预防和治疗的效果同样很理想，“但是药片太便宜了，100片才1块多钱，厂家因此停产。如果有口服药，何必打针呢？”究竟是企业不肯生产，还是医院不肯采购？这又是一个鸡和蛋的问题吗？
注射制剂的价值链很长，即使没有社会药店的竞争，医院也会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优先使用注射制剂。三级医院用塑料袋，二级医院用塑料瓶，基层医疗机构用玻璃瓶，住院患者用精密注射器，门诊患者用普通注射器等等。卫生部如何看待这些潜规则？它们是否属于医疗腐败？据媒体报道，吊袋取代吊瓶让青岛市民每年多花2000万。全国有多少个像青岛这样的城市？
6、门诊收费制度改革——医院的分工
我们可以通过改革门诊收费制度遏制滥用注射制剂现象。医院分工不合理正在损害百姓健康，并造成政府财政和医疗资源的巨大浪费。《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指出，为保证药物在体内能最大地发挥药效，杀灭感染灶病原菌，应根据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相结合的原则给药。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和其他β内酰胺类、红霉素、克林霉素等消除半衰期短者，应一日多次给药。氟喹诺酮类、氨基糖苷类等可一日给药一次(重症感染者例外)。为何在门诊患者中广泛存在给药次数不规范现象？“输液好得快，吊针防血栓”真的是因为百姓的科学素质低下吗？
我国历史上的许多成语故事已经完全脱离了原来的意义。宋国有一个养猕猴的老人，他很喜欢猕猴，养了一大群猕猴，他能理解猕猴们的心意，猕猴们也能够了解那个人的心思。那位老人因此减少了他全家的口粮，来满足猕猴们的欲望。但是不久，家里缺乏食物了，他想要限制猕猴们吃橡粟的数量，但又怕猕猴们生气不听从自己，就先骗猕猴们：“我给你们的橡树果实，早上三颗，晚上四颗，这样够吗？”众多猕猴一听很生气，都跳了起来。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给你们的橡树果实,早上四颗，晚上三颗，这样足够吗？”猕猴们听后都很开心地趴下，都很高兴对那老人服服帖帖的了。
朝三暮四的故事提供了解决滥用注射制剂的博弈策略。我们需要拉开医院之间的初诊费差距，三级医院初诊费减去二级医院的初诊费要大于或等于注射费的两倍，二级医院初诊费减去一级医院的初诊费要大于或等于注射费的五倍。同时，二、三级医院必须对使用注射制剂的门诊患者提供免费治疗，取消复诊费，住院患者必须坚持收费。肌肉注射、静脉注射和输液的收费差别不仅要取消，而且不同医院要采用同样的收费标准。使用注射制剂的门诊患者一般需要接受五至七天，每天一次的输液治疗。初诊费的提高足以弥补二、三级医院在注射制剂市场的利润损失，并且有利于患者由上级医院向下级医院分流。医院关心利润，患者关心价格，我们可以做到皆大欢喜。我们要引导门诊患者首选口服制剂，必须使用注射制剂者尽可能选择在基层医疗机构接受治疗。我们首先考虑的不是金钱，而是提高医疗质量和用药安全。下面对一些热点问题背后的利益分配提出看法。
现在不是试点药事服务费的理想时机。它无助于提高医疗质量，也不是提高医院和医生收入的最佳方式。
“大病进医院小病进社区”的提法是逻辑错误。百姓有能力自己判断病情，还需要去医院吗？百姓不会为了省钱，请庸医看病。更好的提法是“诊断去医院 治疗回社区”。老龄人口和公务员的政府免费体检由二级医院负责。我们要鼓励二级医院在体检市场竞争，限制其它医院进入这一市场。例如，我们可以向老年人和公务员发放只在二级医院有效的医疗券，谁回收的医疗券多，谁获得的政府补贴就多。
门慢病种（或称门规病种）患者必须在公立的一级和社区医疗机构买药才能报销，在其他地方买药只能自费，公务员尤其不能例外。疫苗接种群体也是如此。我们要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鼓励公立的基层医疗机构在这些市场竞争，让它们有足够的经济动机为特定的患者群体做好服务。
二级医院要成为全科医生培养和输出基地，一级医院和社区医疗机构是辅助。全科医生制度的推广需要有前瞻性。不要太担心农村地区卫生力量薄弱，中国不会永远是农村社会。人口集中和交通便利会让二、三级医院的竞争优势越来越明显。二级医院和三级医院实现错位竞争可以让政府少花冤枉钱，减少医疗资源浪费。全科医生数量不足的问题不存在，让二级综合性医院的医生转型就可以解决。全科医生制度不能成为卫生系统向政府要钱的幌子。国发〔2011〕23号文件的精神是好的，但是脱离实际。不要企图替百姓做选择，要学会让百姓自己做选择。“首诊在基层”是错误的提法，不利于保证医疗质量和安全。“大医院人满为患小医院冷冷清清”的问题不解决，全科医生制度就是在制造浪费。
7、关于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政府和器械企业的博弈
药价是葫芦，服务是瓢，现在不是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的理想时机。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必须与提升器械产业竞争力相结合，必须与有利于诊断技术进步。下面举一个小例子说明。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指出，抗菌药物品种的选用原则上应根据病原菌种类及病原菌对抗菌药物敏感或耐药，即细菌药物敏感试验(以下简称药敏)的结果而定。因此有条件的医疗机构，住院病人必须在开始抗菌治疗前，先留取相应标本，立即送细菌培养，以尽早明确病原菌和药敏结果；门诊病人可以根据病情需要开展药敏工作。细菌药敏试验是一种非常有前途的技术。我们需要想办法将医生用药经验智能化，降低医生用药的随意性。我们应当采用倒逼机制推广药敏试验技术。三级医院的住院病人和门诊病人都必须进行药敏试验，并且，试验价格不得超过50元/人。我们必须让三级医院产生价格亏损，必须为此项技术创造规模足够大的刚性需求。随着技术的创新和普及，当技术成本下跌后，我们要再把它推广到二级医院。
药敏试验的价格和成本要与与血、尿常规看齐。政府必须向器械企业发出明确的市场信号。
8、三级公立医院改革——医院的竞争
三级公立医院改革必须有利于解决“大医院人满为患小医院冷冷清清”的问题。我们必须树立这样的目标，所有三级医院的医疗服务收费标准和运营成本不得超过省会和直辖市的二级医院的平均水平。
我们必须有量化指标，省会和直辖市每千人口病床数、副主任（含更高职称）医师的数量、三级医院的数量不得超过地级市的平均水平。我们需要懂得使用经济杠杆达成上述目标，地级市副主任（含更高职称）医师工资水平北京化，其他工作岗位工资水平本地化。请注意，秦皇岛人民币要比北京人民币值钱。“红旗渠之乡”的食管癌治疗水平与国内很多大医院相比大概也并不逊色，其名声甚至远播海外。他们是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培养出来的。在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等大医院，癌症手术之后通常使用一次性吻合器，病人需要为此额外支付数千元。前者则在手术后基本上都采用成本极低的手工缝合。手工缝合不仅给患者降低了治疗费用，还可大大减少吻合口狭窄、返流性食管炎等并发症，其效果优于一次性吻合器。
为什么存在这种差异呢？医疗服务业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北京的医院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北京的医生却不是参考全国百姓的工资水平领工资，而是参考北京百姓的工资水平领工资。“看病贵”是一个价格背离价值的问题。省会和直辖市普遍存在“大医院人满为患小医院冷冷清清”的问题，“看病贵”又是一个地方医院与上级或其他单位医院竞争失衡的问题。
第四代领导人是智商最高的一代，在艰苦地区的工作经历也培养出了同情心，但行事过于谨慎，不怕负责任，害怕犯错误。诸葛亮一生谨慎，却犯下失街亭和斩魏延的大错，蜀国仍然被魏国所灭。下一代领导人不需要更高的智商，需要像数学王子高斯那样无知者无畏，必须有任正非的危机意识，必须有大胆尝试的深圳精神。
我们应当充分利用市场经济中价格背离价值和地区失衡的问题，推进三级公立医院改革。美国的萨默斯把污染企业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我们为什么不能把省会和直辖市的三级医院向地级市转移？地级市的三级医院为什么不能向县级市转移？在《地产泡沫怎么挤》中会再次涉及这个问题，如何通过医院搬家和建设养老型城市解决未富先老问题，实现经济平稳、可持续增长？
现在的卫生部是打着维护百姓利益的旗号保护医院的既得利益。三级医院是卫生部的亲儿子，天下有几个父母对亲儿子大义灭亲？由技术型干部担任卫生部一把手是个错误，发改委和社会保障部没有看管好政府的钱袋是更大的错误。前者的政治觉悟不够，后者的专业水平有限。
6家卫生部直属医院划入上海是错误决策。卫生部所属医院得到的经常费用拨款，通常占其总收入的4%。而来自上海市卫生管理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2005、2006和2007年，上海市财政对10家市属三级综合医院的经常费用补助，分别占其业务收入的6.1%、5.7%和6.2%。也就是说，上海市属医院所获得的财政经常费补偿，比部属医院要高出两个百分点左右。卫生部与地方争利益是目光短浅的，完全没有考虑百姓利益。江西省长和卫生部长可以对调，北京协和医院长和解放军总医院长可以轮流担任秦皇岛市长。我们有决心把首钢搬出北京，就要有更大的勇气把北京和天津的三级医院搬到秦皇岛和承德，把上海的三级医院搬到江西九江。我们要建设养老型城市和医疗产业特区。秦皇岛和承德要成为全国性养老和医疗经济特区，宁夏、贵州和江西要成为区域性特区，朝鲜和海南要成为国际性特区。在《能源棋局怎么下》中会再次涉及这个问题。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中央政府应重点支持上述地区发展房地产业和医疗产业，停止对上述地区的工业投资。地区失衡，有利有弊，中国太大，不能千篇一律。上述地区的社会工资水平要低于周边省份的百分之七十。不是只有工业化，才能现代化。我们应当充分利用价格背离价值的问题，建立更低收入、更高质量的新型发展模式。同样的病，自己掏钱花一万，政府埋单花两万，其中个人花八千。虽然政府帮助百姓省了两千元，却有一万元纯粹是浪费。三级公立医院搬家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第一步。
9、改进药品招标制度——政府和药企的博弈 基本药物必须在中国以高于印度的价格出售。欧美专利药可以在中国以高于印度的价格出售，作为交换，欧美必须在中国建立面向发展中国家市场的生产基地。
药品回扣问题已经明显阻碍制药企业提升竞争力。我们要从提升制药产业国际竞争力角度思考如何改进药品招标制度。
《医药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是一篇缺乏深度，只有小学水平的作文。
原研药制度对提高我国制药产业竞争力没有任何帮助，不过是让老百姓充当白老鼠。发改委系统必须对现行招标体制存在的问题承担首要责任。
《基本药物目录》不是新生事物，是医保药品目录分类的升级版。卫生部也许没有意识到，《基本药物目录》为提升我国制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指明了方向。
国家发改委要学会利用药品目录提升我国制药产业的竞争力，要像美国那样懂得国家营销。商业竞争的最高层次是标准之争。扶持原研药是方向性错误，我们应当思考如何把《基本BASIC药物目录》升级为《经典CLASSIC药物目录》，把中国的药物目录推广为全球标准，不能被动地接受美国FDA标准。
在国际市场，我们既竞争不过印度仿制药，又竞争不过欧美专利药。如何选择摆脱困境的路线决定了如何改进招标制度。下面借鉴狄拉克提出反粒子理论的逻辑提出一份提升制药产业竞争力的问题清单。
中国能够在全球医药市场获得的利润上限是多少？
全球市场可以划分为专利药和仿制药。两者的利润和销量比例是多少更有利于中国实现利润最大化？
仿制药市场可以划分为基本药物和非基本药物。两者的利润和销量比例是多少更有利于中国实现利润最大化？
复方丹参片和复方丹参滴丸两种完全不同的市场形态能够提供什么启示？ 我们应当鼓励哪个市场进行充分竞争？支持哪个市场实现寡头竞争？ 我们在哪个市场能够更有效地积累对外扩张的利润？ 我们如何把基本药物市场的本土竞争优势扩展到全球市场？ 我们需要如何改进招标制度，才能在基本药物市场建立竞争优势？ 我们如何从专利药市场获得更多的利润？ 我们如何利用药品目录与欧美药企博弈？
欧美人均收入高于中国，中国人均收入高于印度。这意味着，同样的药物在欧美能够以高于中国的价格销售，在中国能够以高于印度的价格出售。即使如此，欧美药费占个人收入的比例仍有可能低于中国，中国低于印度。虽然中国人口规模超过欧美，但是高价专利药市场的有效需求低于欧美。我们如何利用这些市场差异？
重庆的公租房和微型企业具有全国性推广价值，药品交易所是一个败笔。《处方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53号）》第十六条规定，医疗机构应当按照药品通用名称购进药品。同一通用名称药品的品种，注射剂型和口服剂型各不得超过2种。第十七条规定，医师开具处方应当使用药品通用名称。两项规定已经揭开真相，医院和医生拥有自由选择药品生产厂家的权利是药品回扣难以遏制，各地招标制度形同虚设的根源。尊重用药习惯的潜台词就是允许医院吃药品回扣。在同一座城市，药物通用名、剂型、规格一致，部属医院使用国产药、省属医院使用进口药、市属医院使用合资药的现象必须消除。剥夺医院选择药品生产厂家的权利是提升制药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性的第一步棋。发改委系统必须成为药品招标的主导者，卫生系统必须坚决配合发改委系统。最后，提出几条具体的招标制度改进措施：
药品招标必须实行属地化管理。部属医院、省属医院、市属医院等所有公立医院必须参加由所在城市市卫生局发起的招标，严禁自行组织招标。卫生厅制订全省统一的基本药物采购目录，卫生局制订全市统一的非基本药物采购目录。采购目录采用统一的规则，同一通用名称药品的品种，注射剂型和口服剂型各不得超过2种。
省发改委负责全省统一的基本药物招标，市发改委负责全市统一的非基本药物招标。招标采用统一的规则，同一通用名称药品的品种，注射剂型和口服剂型的中标生产企业各不得超过3种。
国家发改委制订全国统一的基本药物零售价，任何地方不得擅自降价。
最终，基本药物注射剂型和口服剂型的生产厂家将被淘汰到不超过五家，其他仿制药物则不应少于五家。
10、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患者之间的利益平衡
政府医疗保险改革的重点应当是是将退休人口医保起付线与个人养老金挂钩。
养老金双轨制是最大的社会不公平，医疗保险制度不是双轨制而是多轨制。养老金越高，获得的医疗保险待遇越高。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如果再分配问题存在严重的不公平，百姓又岂能相信政府坚持共同富裕的决心？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涉及多方利益，把这个问题留给下一代领导人是不合适的。
官员、医生和教师退休以后获得兼职和返聘的机会远大于建筑工人和收银员。前者的退休待遇明显高于后者。优先提高企业技术人员待遇的思路更是愚弄百姓。人们在计划经济时代是没有选择的，政府包办一切是能够接受的。我们已经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自由选择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政府包办一切是不能接受的。社会再分配体制改革才是市场体制改革中最后的攻坚战。我们应通过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推动商业保险市场的发展，适度放大民营资本进入医疗市场的空间。
养老和医疗保险应当只保留职工和居民两种体制。居民养老金按照当地社会月平均工资的80%的单一的最低标准领取，职工应按照单一的工资比例缴纳保险，领取的养老金则不应超两倍的当地社会月平均工资。多缴不应当设置上限，多得必须明确设置上下限。其实，政府没有财力增加社保投入，也能获得百姓理解，不患寡而患不均才是再分配改革的核心问题。
政府的社会保险应当是强制性的和非福利的。我们已经有比较完善的商业保险市场，高收入群体对政府保险不满意，可以再选择商业保险。我们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医疗市场，但不能以公平竞争的名义向民营医院开放政府保险市场。能够不依靠政府医保患者生存的非公立医院才有竞争力和市场价值。非公立医院自己会发现细分市场，明星生孩子和整形不需要政府报销，政府调整医保起付线就是对民营医院最好的支持
75%的医疗保险报销比例已经足够高，政府应当学会利用起付线的价格杠杆调节市场。工作人口住院可能面临失业问题,他们的医保起付线可以保持不变。退休人口不应设立统一的起付线，应当以两个月的个人养老金为标准。
E美国:医改存在哪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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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医疗保险制度简介
美国没有全民的医保体系.根据医保资金的来源其医保体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组成部分:
1、政府医疗保险计划
政府医疗保险计划主要包括Medicare、Medicaid、以及现役军人、退伍军人及家属和少数民族享受的免费医疗,这部分保险费用的部分或全部由政府提供.Medicare:联邦医疗保险计划.为65岁以上的老人和65岁以下某些残疾或肾衰竭的病人及接受社会救济部门与铁路工人退休计划救济的人提供的全国统一医疗保险计划.由联邦政府负责管理,各州间政策统一.Medicare目前承担了大约4400万人的医疗保险,随着二次大战后婴儿潮中出生的人步入老年,估计在25年后美国享受这一保险计划的人将上升至7700万人.Medicaid:联邦医疗援助计划.政府向收入低于贫困线的65岁以上老年人、残疾人和有幼儿的家庭提供医疗服务的救济措施.联邦政府提供一部分项目经费,各州根据本州居民的收入水平来确定获得医疗援助的资格、标准及保险的覆盖范围.CHIP:联邦儿童医疗保险计划.向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提供的基本医疗保障.其目标人群是那些家庭收入不符合医疗援助准入条件但又不能负担私人医疗保险的家庭的儿童.现役军人、退伍军人及家属和少数民族享受的免费医疗,这部分保险费用全部由联邦政府提供.2、雇主为雇员提供的医疗保险
美国法律规定,全职雇员超过7人的公司,雇主必须为全职雇员及其家属购买医疗保险,雇员本身也要负担比较少的一部分费用.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产物.当时由于工资管制,雇主们通过提供医疗保险做为额外的福利以吸引员工,从而使这一方式逐渐普及.从目前来看,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覆盖了美国四分之三的工薪阶层,包括其配偶及亲属,共1.6亿美国人口.3、个人投保
没有雇主也没有资格享受政府计划的人可以花钱加入保险公司提供的医疗保险计划.在美国大约有1000万人是通过个人购买的形式来拥有医疗保险.然而,个人投保不享有税收优惠,而且保费根据个人的年龄和健康状况有很大的差别.那些健康状况很差,预计会有较大医疗支出的申请人往往会被保险公司拒之门外.二、美国医疗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
美国现有医疗保险制度绝对是一个“高成本、低收益”的典型------虽然支出了最高额的医疗费用,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技术,但其国民所享有的医疗保健的水平却与之相去甚远.1、高成本----巨额的医疗费用支出
美国医疗费用支出占GDP的比例,在60年代约为5%,70年代约为8%,80年代约为10%,1995年以来已超过15%.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这一比例在2009年将达到18%,人均8300美元,据估计,在现有体制下,这一开支到2017年将达到GDP的20%,人均升至13000美元.这一水平大致是经合组织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两倍.无论其相对值还是绝对值都是世界之最.巨额的医疗费用支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快速上涨的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险费用所造成的.这10年来,美国医保费用的增长速度是其他物价上涨速度的4倍,远高于家庭收入的上升,据统计,2000年到2006年,美国工作者家庭的医疗保险费用上升了84%,而同期个人收入仅增20%.巨额的医疗费用开支加重了政府、企业和个人的负担,造成了很多恶果: 政府财政难以为继.政府支出占美国医保费用总额的45%,如果包括税收补贴,政府支付的总医保费用已接近60%.庞大的医保开支成为纳税人的沉重负担,不仅如此,由于经济萧条导致税收减少以及医疗费用上涨过快,美国政府支持的医疗保险信托基金预计到2016年告罄.从长期来看,快速上涨的医疗费用是维持联邦财政收支平衡的最大的挑战.危害到了产业的发展.例如汽车产业,据报道,通用汽车公司每卖出去一辆汽车平均要负担1500美元的医疗保险的成本,甚至比其用钢成本还高.高额的医疗费用使得越来越多的人难以负担.据统计,在美国有占总人口15%的人,近45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其中80%是工薪家庭.据相关人士估计,在现有体制下,随着医疗费用的持续上升,这一数字在2019年将达到5400万人.随着医疗保险费用的持续上升,越来越多的雇主不愿意为员工提供医疗保险.与八年前相比,现在从雇主处得到医疗保险的人已经减少了将近200万,而且还在继续下降.哈佛大学在2005年2月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每年宣布破产的400万个家庭中,有200万是由于家庭中有人生重病却又缺乏足够的医疗保险而引起的.2、低收益----国民享有的医疗保健水平与其支出相去甚远 在美国平均每年有10万人因医疗过失致死.美国5岁下儿童死亡率是葡萄牙、西班牙或斯洛文尼亚的两倍.世界卫生组织发现美国妇女在分娩时面临的死亡风险是希腊、西班牙或德国的三倍以上.美国人口预期寿命低于欧洲其他国家.慢性病的发病率在过去20年中上涨飞快,有超过1亿3千3百万,占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患有至少一种慢性病.除了不必要的痛苦和过早死亡之外,这些慢性病每年耗费惊人,达1.7万亿美元.摩纳哥金赛全球研究机构认为,如果拿美国医疗体系所获得的收益相对应的支出来衡量,美国每年在医疗上要多花费6500亿美元,平均每人2100美元.F广东:医改指导意见“难产” 医院担心先试先死
来源：金羊网—羊城晚报 作者：张小磊 李耀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小磊，通讯员李耀文报道：根据广东省卫生厅的计划安排，今年全省选取25家有条件县级公立医院开展医改。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日前在接受羊城晚报采访时表示，本轮改革，在国家公立医院改革大方向下，由各地市自行决定方案。“但在配套政策不完善，补偿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很多县级医院都表现出了自己的担忧，害怕先试先死”。
医改指导意见“难产”
廖新波表示，公立医院的医改关键就在于政府政策与财政上的支持。医改成功与否，能否彰显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并且同时提升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是关键。
据悉，从新医改初始阶段开始，广东省就着手制定本省的公立医院改革指导意见，迄今已经三年时间。但迟至今日，该方案仍在酝酿当中。
按照国家医改整体方案，进入到公立医院改革阶段后，政府对于医院的基础设施建设，医疗设备采买，人员、科研项目的投入都应该主动承担起来。医院只负责治病救人，进行公益性经营，这样才能既保证公益性，又让医务人员有足够的积极性。“而现行的方案和政策，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是难于调动的，你取消了以药养医后，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该如何体现，激励机制如何界定，都需要指导意见和配套方案予以明确”。
试点医院积极性不高
“目前广东全省的政府办社区卫生机构都已全面推行基本药物制度，取消药品加成。这本来是方便就医的好事，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配套政策的缺失，相当部分基本药物遭遇一招标即死亡的尴尬。”廖新波直言目前的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后，不少地方盲目扩大基药目录属典型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临时性举措，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廖新波表示，由于补偿机制不到位，进入招标环节的基本药物，要么就是价格昂贵难以入围，要么就是价格低廉，厂家不愿生产。基本药物在政府办社区卫生机构缺药、断供的现象时有出现，并不利于市民在社区就医。
据悉，目前县级公立医院对于医改的积极性并不高，关键就在于取消15%的药品加成后，县级医院的补偿来源不明晰。“县级医院都不愿先试先死，目前我个人的初步设想是，实行基本药物制度后的试点县级公立医院，暂不取消15%的药品加成。待配套政策完善后，再予以循序渐进的推广”。
第三篇：群众路线的新问题与新突破
群众路线的新问题与新突破
钟国兴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群众路线的新问题和新突破。
群众路线是中央在战争年代提出来的，现在我们进行群众路线教育，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现在群众路线出现了哪些新问题，需要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需要在哪些方面实现新的突破，这应该是我们非常关注的问题。现在请大家有什么问题提出来。
一、中央为什么要抓群众路线
嘉宾：钟老师，我想问一下,现在中央为什么要抓群众路线呢？ 钟国兴：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
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进行群众路线教育，是因为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尤其是搞市场经济，并且是在信息化、全球化和高新技术时代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带来了许多复杂的新问题。首先，它带来了社会各个方面的多样化、多元化，比如社会的经济成分多元化，原来我国是单一的公有制，现在我国有民营经济、个体户、合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等等。另外，就业方式多样化，原来只是在一个单位里就业，每个人都有一个单位。如果在农村，是村子里面的农民。现在社会上有各种行业的各种工作可以选择。还有生活方式多样化。文革的时候，大家基本上都穿一样的衣服，现在大家穿的衣服五颜六色，各种新潮的东西都有，生活方式比较自由了。市场经济也带来了各方面观念的多样化，社会文化的多样化。这些多样化使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干群关系也发生了很多变化。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问题越来越复杂，现在的问题比原来复杂好多。文革刚结束的时候，社会问题非常多，百废待兴。但是其实问题比较简单，就是吃饭的问题。但是，吃饱饭以后问题就复杂了，因为当时人们以为，解决吃饭问题就实现共产主义了，什么要求都没有。但是中国有一句话叫“饱暖思淫欲”，人饱暖之后什么都想、什么都要。那问题就复杂了。人要求一多，社会政府满足不了，这就会出问题，干群关系就紧张了。
还有我国这些年发展方式的原因。我国过度重视经济发展，把经济发展、GDP摆在第一位，为了发展经济采取了好多措施。这些措施有的是跟群众的利益冲突的，甚至是强烈冲突。于是用城管去管、靠拆迁，就导致了许多社会问题。
现在的干群关系问题越来越多，还有好多原因。许多网民在网站上、帖子里宣泄一些对社会不满的情绪，甚至是极端的情绪。甚至有的网民（包括年轻人）不知道文革是怎么回事，只知道文革是来打倒领导干部，斗地富反坏右的，所以要求再来一次文革。这种极端情绪，在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蔓延的趋势。
现在社会上不断有群体性事件发生。前几天媒体报道，北京好多家银行的职工聚集起来，采取集体散步的方式来反映对银行系统一些政策的不满。群体性事件还有瓮安事件、乌坎事件等等。有的是挺小的一件事，结果闹成几万人、十几万人的大规模事件。这种事件在社会上每年都发生好多起，这些都反映出干群关系的紧张。有的人在路上开车跟人发生刮蹭，就因为说“我是公务员”，导致好多人去指责他，结果酿成大的群体性事件。有的人就因为说一句“我爸是什么”，结果全国的网民都讨伐他。这些都反映了干群关系的问题。这种问题对社会存在着很大的危险。有些小的偶然性事件上升为大的群体性事件，大的群体性事件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失控，变成更大规模的事件，影响党和政府的威信，甚至对政权有一定影响。
所以，对这些问题不能掉以轻心。好多人习以为常了，觉得整天发生这些事件、整天有人不满，也无所谓。不能无所谓。执政党一旦觉得无所谓，那么，一忽视就有可能出更大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对这么多问题，中央要求再在全党搞一次群众路线教育活动，这是非常必要的。这件事情应该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特别是领导干部的高度重视。
二、把干部和群众隔开的因素
嘉宾：钟老师，我还想问一个问题，现在到底是什么把干部和群众给隔开了呢？
钟国兴：的确，这个问题是一个挺重要的问题。现在大家都觉得领导干部和群众之间有很大的距离。这个距离是怎么产生的呢？比如说四川万州的一个事件，就是因为一个人的车跟别人刮蹭，他说“我是公务员”，然后就聚集起了几万人，最后发生了冲突，酿成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就这么一句话，它反映了群众和公务员之间有距离，甚至反映出群众对公务员有非常大的情绪。而且他们的情绪平时宣泄不出来，最后通过一个事件偶然地爆发了。还有刚才讲到的“我爸是什么”。“我爸是李刚”到现在已经好几年了，但是人们都没有忘记这句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群众对一些领导干部的腐败、专横跋扈等行为不满。还有现在的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的一些行为，群众觉得太出格，对人没有起码的尊重。社会上的一些资源被他们占用，包括找工作之类的。这样就形成了对立情绪，这是因为腐败问题造成的。
社会上有一些东西比腐败更严重、让群众更反感。但是社会上还没有提高到这种高度来认识。比如，在计划生育、拆迁、城管、截访等过程中，好多地方实际上不是政府机关直接来面对群众，而是用了一些编外人员，是临时招聘的。有的是社会的闲散人员出面来对付群众。比如说原来搞计划生育，这是我们的基本国策，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的地方为了控制生育，对群众强行罚款。除此之外，还把他们家的东西当时就搬走，甚至有的地方到拆房子的程度。这就是靠的社会上的一些闲散人员、甚至是不三不四的属于恶势力的人员，来出面来对付群众。后来搞拆迁更是如此。有的地方就是依靠黑恶势力来拆群众的房子。到现在都不断有这种事件发生。城管除了打死人的，还有最近西宁、哈尔滨打伤人的事件，还有北京的一个孩子暑假实习摆摊而被城管打的事件等等。还有截访的，群众上访，好多地方都出动人来截，有的出动警察、政府的公务员来截，有的就组织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来截。在这些事件中，许多地方政府是利用社会上的一些黑恶势力作为政府的代表来面对群众。政府和群众之间是他们作为中介的，那群众对政府怎么看？刚才的问题，群众和干部之间被什么隔开了？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在一些地方被这种黑恶势力隔开了。群众为什么有那么大情绪？是因为这些势力来参与。而且这么用他，流氓就会变成恶势力，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就会变成恶势力，恶势力就会变成黑社会。
除了这些，领导干部和群众还被别的方面给隔开了。被什么呢？比如豪华轿车。有的地方官员坐的轿车是完全超标的，现在是不管大官小官都坐轿车，而且有的坐的车非常好、非常豪华。再比如豪华的办公楼，有的一个小科长办公的房间好几间，不光是办公室，还专门配有休息室、会议室。而且他们非常得意，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他说钟老师你看我房间多大，一百多平米，里面的家具都是什么什么木的。坐到这种办公室里面，我不知道他们跟群众之间还有什么感情。
干部和群众现在就是被这些东西隔开了。干部对群众没有感情，群众对干部也没有感情。干部认为群众是刁民，群众认为干部是腐败分子。习近平讲过，要禁止盖豪华的办公楼，禁止领导干部办公室超标。在这方面本来有严格规定的。最近中央正在抓这件事，配合群众路线教育，我觉得非常好。其实很多问题早就应该抓了，这么下去干群关系不只是非常冷漠，甚至会变得变成敌对关系，那是非常危险的。前些年就有人写文章说，我们的干群关系、党群关系，原来是鱼水关系，但是现在在有的地方变成了水火关系。这并不夸张，确实是在有的地方成为了这种关系。
三、靠什么做党、政府和群众间的中介
嘉宾：老师，我想问您一下，为什么现在群众对党有一些不满？
钟国兴：这就是因为，干部和群众被一些问题隔开了。群众和政府之间，在一些地方被黑恶势力、被豪华办公条件给隔开了。
还有一个方面是，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政治体制改革有一些方面还没有完全跟上。比如党政关系。我们党的执政方式是直接来面对群众的。改革开放以后，曾经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提出，党和政应该适当分开。但是现在在基层，比如说群众有什么意见了，是由党委书记来直接处理。党委书记跟当地的县委书记和县长没什么区别。这样群众对政府有不满，对党也就不满。党是靠政府来执政的，如果党政分开，就应该由政府来直接处理各种事情，党不来直接处理。党负责什么呢？党是一个政治集团，它应该是一种集团行为，靠党的代表大会、党的委员会来开会、定事，具体事情不去干预。党负责一个地区、整个国家的战略。具体事情政府代表党来执行。这样问题就好解决了，出了问题政府来面对群众、来解决。解决得好社会上当然应该肯定，解决得不好，是政府没有代表党来处理好。党会批评政府，对政府提出更高的要求。这样群众直接面对的是政府而不是党，遇到什么问题可以说是县长没处理好。没处理好就撤掉，党再建议一个更合适的人来做工作。当然这要通过县的人民代表大会来选。这样群众就不会直接骂党。现在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党和群众之间没有一个缓冲的环节，以党代政问题严重。所以，群众的情绪直接对着党来宣泄，是会影响党的威信的。
群众把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当做党的代表，那个领导干部腐败堕落，那个领导干部专横跋扈，那个领导干部干什么事群众都去骂他。这种问题如果不解决，党的威信就会降低。现在好多干部观念没有转过来。文革的时候社会上存在着那种专政的观念：党和政府就是搞无产阶级专政的，就是来进行社会控制、压制那种敌对势力的。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在计生、拆迁、城管、截访等问题中采取的许多强制性措施，强化了一些干部对群众进行强制的观念。党和政府之间没有明确的分工，导致群众好多情绪是对着党。另外，政府和群众之间也缺少必要的中介。在西方国家，政府是小政府，事情很少。德国有的市长业余时间开出租车，有的市长业余时间给别人掏烟囱。但是，我国政府好多事情都是自己直接去干，比如发展经济，政府整天抓这件事，抓GDP。前两天我让《学习时报》约一个美籍华人写一篇文章，他那篇文章说美国政府不讲GDP。中国的领导干部到美国去，反复问他们市长一句话，你们城市GDP是多少。美国市长说不知道，然后问秘书。秘书也不知道，说我们回去给你查一下吧。中国的市长、市委书记不理解，说他怎么能保密呢。美国市长说，我不管GDP，GDP多少跟我没有关系，我就把给群众的服务做好。接着有人问，那你们GDP有虚夸假报的情况吗？美国市长说，虚夸假报没有必要，它跟我们工作考核没有关系。另外，如果地方的GDP数字虚夸假报翻一倍，那税收为什么没上来，你为什么没有利用钱给群众做更多的好事？钱到哪去了？这就是一个问题，会惹来好多麻烦。议会会质问你，媒体会质问你，社团会质问你。第一美国市长不关心GDP，第二是他不敢虚夸假报，虚夸假报对他来讲没有用。发展经济是社会的事，不是市长直接去抓项目。当然政府要给经济发展创造一定的环境。
我国很多事情都是政府自己来抓。西方管理社会，有些事情政府做不了就靠社团来做，它有各种各样的社团。社团是一种自我管理的组织，有行业协会和各种群众协会。政府还靠社会工作者来给社会提供服务。比如，有专门给老人提供服务的，有专门给孩子提供服务的，有专门给残疾人提供服务的。西方社会有各种各样的、各个方面的社会工作者，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队伍。他们的成员都是专业的，他们学习这方面专业知识，然后提供服务，群众可以对它做出评价。社团的经济支出，是政府买单。社团服务不好社会会批评它，政府可以不选择它，这样群众就不会在这些方面跟政府发生直接的冲突。包括心理咨询机构，来给群众提供服务，有的也是政府来买单。比如有的国家是针对特殊人群的，就是政府来买单。
我国社会就缺少这种社团、社工组织。政府什么都去干，又干不好。政府是一个管理机构，去搞这些服务不可能干好，也干不了，也干不过来。但是我国就没有这些机构，政府对群众就是管理、要求、发号施令，那群众能不反感吗？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的好多问题复杂化了，政府应该善于依靠一些中介组织来做事。在这方面我国还差得很远。其实这种组织在社会上发挥作用是很大的。比如说，深圳富士康公司曾经有13跳。后来富士康好像也偶尔有员工跳楼的情况，但是连着13跳，再没有出现。这有各个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深圳当时马上派了社会工作者、心理咨询师到富士康做员工的工作。富士康的员工是在生产线上，天天重复做一个动作。比如说拧螺丝钉就拧螺丝钉，锤子敲什么东西就一直敲，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要敲。重复一个动作，这种行为就是强迫的，人的心理就容易出现强迫，就会反复琢磨一件事。比如说有一个人跳楼了，给他赔款几十万。这个工人就琢磨，要是给我家几十万，那我父母早过上好日子了，我孩子上学就不愁了，我要跳了就值了。一般的人有这样的念头，他就不去想了，当然他不会跳。但是如果思维是强迫的，他就一直想，控制不住自己了，最后就跳下去了。人的心理出现问题了，社会给他的心理服务没有跟上。这些问题要靠这方面的一些专业人员来解决。但是现在我国社会缺少这些服务。
前几年我到山东新泰，那个县连续多少年没有大的群体性事件，上访的人非常少。他依靠的是什么呢？依靠群众组织平安协会，就是群众里一些有声望、有影响、受尊重的人组成协会，遇到问题了，他们给群众做工作。经济支出由政府来买单。有些比较困难的事情他们做得很好。比如，当地有一个回民村，一个汉族的青年开车撞死了一个回族青年。回族群众不满意，认为赔偿也不到位，群众就要集体上访。这时政府出面就容易用权力来压制，群众就容易反感，政府就没有回旋的余地。而且，政府出面即使是非常客气，百姓也会觉得它是靠权力来做工作的，会有一种压力感。这时候政府是让当地的平安协会，回族里有声望的阿訇和老人，还有其他的有影响的一些人来做工作，最后就协调得非常好，没有成为群体性事件。
因此，党和政府的观念要改变，要党政分开，让政府来面对群众。有一些事情政府也不能直接、完全面对群众，要靠社团和社会工作者面对群众，靠社团的自我管理，靠社会工作者专业的工作，这样才能把问题解决好。好多问题是靠多方面来解决的，不是仅仅重视群众路线、走群众路线，问题就能解决。所以，我们应该用一种新的思维来思考群众路线问题。
四、方法论上的突破
嘉宾：老师，我想问一下，方法论上要有什么样的突破？
钟国兴：在群众路线方面，过去的方法论一直是比较简单的。解决群众的问题，一方面要教育群众，另一方面要靠强制，要求群众做什么。有些干部过去那种专政的观念还没有转变过来，还是居高临下发号施令，要求群众如何如何。市场经济要求换位思考，要站到他人的位置来思考。企业生产的产品必须要站到消费者的角度来考虑，消费者需要什么产品，生产什么样的产品消费者用起来才顺手、才舒服、才觉得美观。市场经济要求人换位思考。古人就要求我们换位思想。古代有句话，叫“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这里“易其心而后语”，讲的就是换位思想。就是说君子要跟别人“易其心”，把自己的心跟他人的心换一下位置，来跟人说话。所以叫“易其心而后语”，就是首先要换位思考。现在好多领导干部因为有了权利，居高临下发号施令习惯了，就不会换位思考了。有一个地方党校的校长说，我发现一个问题，开研讨会的时候，一些领导干部怎么不会讨论呢？他说知识分子一个问题争论好半天都争论不完，再见面还争论，但是领导干部呢？开会就自己说自己的，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互相之间没有交锋、没有争论。他们不是在争论，不是在讨论问题。他们的习惯，第一是对上汇报工作，第二是对下发号施令。讨论问题讨论不起来，就是领导干部不会换位思考，不会跟人平等地交流。这是领导干部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如果不能跟人平等交流，不能换位思考，怎么走群众路线呢？他根本就没有站在群众的位置上来想问题，跟群众也没法沟通。群众在一起说群众的话，一件小事说半天，领导干部就不会跟他讨论，那就不可能走好群众路线。
另外，领导干部要学会系统思考。现在的社会问题比原来复杂好多，因为市场经济把整个社会经济变成一个自我运行的系统。而且，市场经济又跟信息化、全球化、高新技术发展连在一起。全球化使整个世界都连为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巨系统。这要求我们，在这个时代看任何问题，都要从系统的眼光来看。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就要想到有好多问题还需要解决。如果单纯解决一个问题，就会制造出好多复杂问题。比如说拆迁，它涉及群众的很多问题，而且不是钱能解决的。比如，从一个繁华的小区搬到一个偏远的地方，在那儿买东西怎么办、上班离远了怎么办、孩子上学怎么办、去医院怎么办，这些都是群众非常关心的问题。政府说我给你钱，给钱就能解决吗？我给你房子，我拆一套给你两套，那房子就能解决这些问题吗？解决不了的。政府就会想，我给你这么多好处你还不拆，这不是无理取闹吗？然后就采取暴力措施，或者让地痞流氓上，或者让警察上，强制性拆迁。这就出问题了，群众当然反感。群众没有不愿意过好日子的，没有说各种条件都给弄好了但就是耍赖的。如果那个地方有好处，有一个好学校，而他的孩子就等着上学，那他为什么不赶快搬了，让孩子去上学？为什么还要折腾？这些问题要系统地来解决，而不是简单地解决一个问题。
在这方面有一个例子，就是河南的南水北调。这个工程涉及整个河南人，二十多万人要搬迁。搬迁是个复杂的问题，涉及二十多万人的搬迁，很容易闹群体性事件，很容易让群众不满。我认识河南的水利厅厅长、办公室主任，现任许昌市委书记的王树山。我了解到，河南这二十多万人搬迁，没有大的群体性事件发生，群众最后都比较满意。我问王树山，为什么河南搬迁这么顺利？他说，要把群众关心的问题首先想到，把各个方面都安排好，群众就会非常愿意搬。如果强制群众搬，那肯定会出群体性事件。他们就是首先搞调查，群众要求什么、想解决哪些问题，所以搬到新的地方，政府事先都给安排好了。群众当然特别满意了。这用现在的一个词讲，叫做“系统思考”。群体性组织强调要系统思考，用系统的方法来思考问题。
科学发展观也要求用系统的方法来思考问题。科学发展观里有一种方法叫做统筹兼顾。胡锦涛对此有一个解释。2008年，胡锦涛去看望钱学森的时候，跟钱学森谈了一段话。他说：“钱老，您在科学生涯中建树很多，我学了以后深受教益。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就读过您的有关报告。您这个理论强调，在处理复杂问题时一定要注意从整体上加以把握，统筹考虑各方面因素，这很有创见。现在我们强调科学发展，就是注重统筹兼顾，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胡锦涛讲清了，他是在80年代初期在中央党校听钱学森的报告，学了钱学森的系统工程学，运用里边的系统方法来看社会问题，然后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在科学发展观里，这种方法叫做统筹兼顾。钱学森是把国际上流行的系统方法运用到工程管理上，提出了系统工程学。科学发展观的方法是系统方法，要求我们用系统的方法来看问题、解决问题。
学习型组织的方法也是系统方法。学习型组织讲五项修炼，即：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团体学习、系统思考。科学发展观的方法是系统方法，学习型组织的方法还是系统方法。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代就是整个世界都成为一个巨大系统的时代，一些问题非常复杂，没有简单的问题。面对这个时代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解决就会把问题复杂化，解决一个问题就会制造出好多问题，解决一个简单问题就会制造出一系列复杂问题。用系统的方法才能把问题解决好。河南的南水北调，王树山就是用系统的方法来思考问题，就把问题解决好了。用简单的方法还是复杂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这个怎么来理解呢？
我们可以联系《西游记》来看。在《西游记》里，猪八戒就是用简单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猪八戒头脑简单，而且还有其他的毛病，贪吃，见了好吃的就想吃；还好色，见到美女就往跟前凑，就想重新犯高老庄的生活作风错误，结果总是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他不断地制造问题。他制造出的问题，孙悟空都给解决了，孙悟空靠什么？孙悟空不是像猪八戒那样，就事论事地简单地考虑问题，他怎么看？他有一个动作，是翻一个跟头到云层上来看。他这么来看是看什么呢？他是站到高处看整体，看事物之间的联系，看整个系统。他这是在进行系统思考，系统地来看问题。有时候他自己也看不清楚，尽管孙悟空非常聪明，但是他不耍聪明。他还去找专家，翻跟头去找观世音菩萨、太上老君来帮助解决。当然，有时候在团队里，他也发挥猪八戒、沙僧的作用，大家七嘴八舌出主意，最后解决问题。整部《西游记》告诉我们：你会系统思考，就会像孙悟空那样，全面地认识问题，深入地研究问题，系统地解决问题，解决问题会非常漂亮。不会系统思考你就是猪八戒，解决一个问题就制造出好多问题来，解决一个简单问题会制造出一系列复杂问题来。对群众如果采用强制的方法，那就是猪八戒式的做法。把问题系统地思考，系统地研究，系统地解决，那就是孙悟空式的做法。如果不能转变思维，不能系统地解决问题，那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还会增加，社会矛盾还会增多。所以转变思维方式、转变工作方法，这是非常关键的。哪位还有什么问题？
五、坚持群众路线的困难
嘉宾：钟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群众路线没有人愿意走？
钟国兴：是，这是一个很普遍、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的党一直在讲群众路线，但是群众路线现在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走？有的地方搞群众路线，要求领导干部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到老百姓那，一个月或一年要保证多少天，我觉得这个很难做到。同吃同住同劳动，在过去那是真做的。现在有多少领导干部真坚持了？有些地方让领导到老百姓那让老百姓签字，这样防止造假。领导干部让老百姓签个字很容易的，在我们家住了10天，其实一天都没住。有各种各样的好条件，有非常好的办公楼办公室、有好车、有好宾馆、好饭店，为什么一定要愿意到老百姓那去，跟他们搞三同呢？为什么愿意去走群众路线呢？做什么事都是要有动力的，没有动力怎么去做它？如果说要求，要求只能持续一段时间。只能搞运动，要求搞一年、搞三年，三年以后还能坚持吗？不可能坚持的。
有人说，战争年代我们就走群众路线，这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是的，战争年代我们确实走，而且走得非常好。战争年代为什么走？因为如果不走群众路线，群众不保护你、不支持你，你就掉脑袋，就活不下去。共产党的军队、领导干部，为了生存必须走群众路线，不走不行。那时是有动力的，这时没有动力，没有动力怎么走？就要要求大家走，跟大家讲群众路线的重要性，要提高认识、进行教育。教育当然是必要的，但是提高了认识，单纯地进行教育，那就能走群众路线吗？如果这种方式能够做到，那反腐败的问题早就解决了。提高人的认识，单纯地进行教育就能解决问题，这是长期以来一种路径依赖。共产党在刚起家的时候，是靠从西方引进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灌输给大家，把阶级斗争的观念灌输给老百姓，靠这个成功的。后来，凡是做什么事，就首先进行教育提高认识，靠这个来解决问题。当然进行教育提高认识是非常必要的，但这只是解决问题的第一个环节。还要靠一系列的实际环节来解决。如果仅仅提高认识进行教育，那什么事都做不成。而且如果没有具体的实实在在的措施来解决，那单纯的空洞的教育和认识，只能让大家反抗，不可能解决问题。
那么我们靠什么来解决群众路线问题？靠机制。战争年代必须走群众路线，因为所有行为都是要靠群众来评价的，群众评价不好，就会很危险；群众评价好，就能不断走向胜利。在战争年代，我们有一种机制，让领导干部必须走群众路线。但是现在缺少这种评价机制，缺少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之间这种制约机制。所以就应该建立起这种机制，领导干部要由群众来评价、由群众来监督，而且是在各个方面。这样才能使领导干部必须走群众路线，不走不行。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是老布什的儿子，他不仅是官二代、富二代，而且是总统二代。小布什退休以后习惯在街上捡狗粪，官二代、富二代、总统二代，退了休以后捡狗粪，你相信吗？他为什么能把捡狗粪都变成一种习惯了，这值得我们思考。在我国，家里稍微有点钱，父母是一个科级干部、处级干部，孩子会养成这种习惯吗？那为什么？我觉得跟他的选举、跟老百姓的制约有关系。他必须要接近群众，必须要跟群众打交道，所以他能养成这种为社会服务的习惯。当然，我国一再讲，不能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但是我们不能闭上眼睛，说人家什么都不好。我们应该思考我们的问题，必须建立一种机制，来解决群众路线的问题。中央这次进行群众路线教育，是从提高认识入手，并且要求我们查找问题、反思问题，建立制度和机制来解决问题。不是简单地提高认识、靠教育本身来解决问题。离开这些措施，靠教育本身提高认识来解决问题是软弱无力的，是没有效果的，甚至只有负面的效果。能不能解决问题，关键就在于能不能建立一种领导干部和群众之间良性互动的机制。
六、怎样释放群众的正能量
嘉宾：老师，我想问一下，怎样才能释放群众的正能量？
钟国兴：“正能量”现在是社会上一个流行的词汇，大家非常关注。因为社会上释放出来的负能量太多了，对社会的发展起到很大的破坏作用。人都是有能量的，不让他释放正能量，他就会释放负能量，这能量就会以另一种方式出来。就像在家里教育小孩，不引导他好好学习，他的能量出来，他就会瞎折腾、调皮捣蛋。正能量和负能量之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那么怎么让老百姓的正能量释放出来，而且让负能量也变成正能量呢？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非常重要。
要解决这个问题，建立一种群众和领导干部之间良性的互动机制，领导干部学会换位思考、系统思考、系统地解决问题等等，这些都是必要的。另外，非常重要的是，群众和领导干部、党和政府之间，要建立一种认同感。现在群众对领导干部的好多行为不认同，那就容易反感，负能量就出来了。如果大家都认同、支持，正能量就出来了。
这个说起来比较复杂，但是举一个例子就容易理解了。比如，中央出条了八项规定，现在好多高档饭店没人去，好多生意不行了，有的停业了。原来是大吃大喝，有的一桌几万、几十万，现在很少了。为什么原来刹不住的吃喝风，现在突然就刹车了？为什么中央的这个规定这么灵？这是大家都觉得挺神奇的一件事。它不仅是中央一纸命令就能解决的，也不是各级机构天天去抓这件事就能抓得过来的。对这个问题，我还搞了一点社会调查。我问一些领导干部，你们愿意天天吃饭吗？他们说不愿意啊，谁愿意天天吃啊，一顿饭跑好几桌，天天喝酒，一天喝一两斤酒。那为什么吃呢，他们说应酬，没办法，领导干部好多人也不愿意吃。我说为什么原来控制不住，现在怎么一下就不吃了？是怕什么呢，怕中央规定？中央规定是有作用的，但不可能把全国大吃大喝的嘴全管住啊。我说那你们怕纪委来查？回答说纪委查的过来吗？我说究竟怕什么？他们说：怕网民、怕曝光。网民一个手机、一个照片、一个微博、一个微信，就给曝光了。当然，如果中央不提要求、不发文件，网民有天大的力量也不行，网民反映实情没有人管也不行。他们怕的是什么？既不是单纯地怕中央，也不是单纯地怕网民，怕的是中央高层和网民联手互动。中央有了规定，网民按照这个规定来监督，网民发现了问题，有关部门来处理。所以八项规定产生了一种神力，马上把吃喝风给刹住了。所以，八项规定出来之后，就把网民的、把社会的正能量激发出来了，而且是一种巨大的社会正能量。群众也一下看到希望，振奋起来了，对这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评价非常高，这就是激发正能量的一个典型案例。
好多城市的领导每天琢磨这个城市怎么发展，城市形象怎么打造。我见过一个二线城市的领导，他说钟教授，我听说你给好多城市搞过形象策划设计，像我们这种城市，需要怎么办？你给出个点子。我说，我给你出的点子只能是个别的点子，除了专家出点子之外，最好让群众、全体公民来出点子，把他们的潜能给激发出来。像这种城市，要把城市形象打造出来，需要多少个大的点子呢？需要几十个大的点子，每一个大的点子里边，要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小点子。这些点子都像一个个灯泡，通上电，整个城市形象就亮起来了。当然专家要起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利用这个机会，让群众来参与。群众中有好多负面情绪，而且好多人有能力、有头脑，但是没有机会。应该通过一个途径，让群众来给城市的某一方面——经济发展、城市形象、文化发展等等——出主意、想办法。征集办法、征集点子、征集方案，最后颁发奖金、颁发重奖、给予荣誉。这样群众的正能量就激发出来了，城市领导的威信就提高了。如果这些有本事、有能力、有头脑的人正能量激发不出来，那么负能量就出来了。社会上那么多各种各样的段子，都是有智慧、有头脑、有能力的人搞出来的，那都是负能量的一种表现，要把这种负能变成正能量。群众毕竟不专业，还需要一些专家从专业的角度，来提升群众的这种方案。
反腐败的最终解决，就是要把老百姓的正能量给激发出来，使群众的正能量和领导干部队伍的正能量，形成一种良性互动。这样群众路线就能落到实处，党和群众、政府和群众、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就会变好，社会发展问题就能系统全面地得到解决。群众里潜藏着巨大的能量，这种能量如果不从正面渠道释放出来，就会从负面渠道释放出来，变成负能量。从正面渠道释放出来就是正能量。我们要把群众的负能量变成正能量，在群众的正能量和群众路线教育激发出来的领导干部的正能量之间建立一种机制，形成良性互动。这样社会问题才能解决，党、政府
和群众的关系才能改善，干群关系才能改善，群众路线教育才能取得实效，各种社会发展问题才能解决好，才能实现科学发展。
非常感谢大家提出问题，今天就讨论到这，谢谢各位。
第四篇：ABC县新农村建设新问题新探索
ABC
县新农村建设若干问题的探索
内容摘要：ABC县新农村建设取得了显著的初步成效，同时也还存在一些不足，制约影响新农村建设的困难还比较多，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创新思路，探索出可行的对策。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 对策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同时是一项长期任务。2006年以来，ABC县县委、县政府通过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开拓创新，强化引导，加大帮扶，发挥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不断推进新农村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新农村建设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程，在一些客观因素因素的制约下，我县在建设实践中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怎样解决好这些问题，克服困难，笔者有幸参与了我县相关的系列调研，进行了一些初步探索。
一、ABC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效初显
ABC县自2006年党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以来，在中央宏观政策的指导下，安排部署相应资金，组织物力财力人力,使新农村建设呈现出开局良好，进展顺利，总体稳健，群众满意的局面，同时为今后进一步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
（一）农民生存状态得到改善
长期以来，我县大部分农村地区的人居环境不能令人满意。“露天厕、泥水街、压水井、鸡鸭院”，是我县农民生活居住环境的形象描述。农村的房舍、街道建设缺乏规划，浪费大量土地；通行条件差，给农民的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由于缺少硬件设施，加上农民的不良生活习惯，垃圾污染严重。另外，随着一些农村地区非农产业的发展，工业污染问题凸显，亟待改变。我们的建设克服了系列现实困难。农民以前一直很疑惑，既然水、电、路和有线电视都通到了家门口，何必再搬迁到新的地方呢？要在条件具备的地方实施社区集中居住，搬迁难度会很大，建设成本无法估量。最近几年的建设使通村通组公路硬质化比重明显提高，水、电、有线电视改造等也基本结束，农民现有的居住条件和质量明显改善。
（二）农民整体素质大步提高
乡风文明本质上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内容包括文化、风俗、法制、社会治安等诸多方面。近年来，虽然一些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较快，但文化生活却单调乏味，同时一些不良文化有所抬头。农村文化建设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还不适应，与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适应，主要问题是文化基础设施落后，现有资源尚未得到有效利用，文化体制不顺、机制不活。经过几年的建设，实验区域的农民过上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
（三）村庄建设有了科学规划
我县在新农村建设前85.6%的乡镇没有切实制定村庄规划编制，农村村庄规划工作的重要性没有摆上应有的位置，这主要源于干部群众对规划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现有的村庄规划编制也不全面、不科学。一是重中长期规划,轻短期规划和计划。虽然制定了新农村建设发展规划,但新农村分阶段建设的规划还不够明晰具体,对村容村貌建设要达到什么要求、生产发展要达到什么程度、生活宽裕要达到什么水平等,都缺乏具体的量化标准。二是重局部规划,轻整体规划。有的镇只重视某个村某个点的规划,而对全村甚至全镇新农村规划缺少通盘考虑。同时,有的村规划起点低、水平低、层次低,质量不高,缺乏科学性、指导性。据调查,有的村规划生搬硬套其他村,不能体现自身特色;有的村规划与全县及所在镇的发展规划、村镇建设规划、土地使用规划等不相衔接,存在重复建设、投资浪费的隐患；有的村即使有了规划,但由于镇领导的更换和干预,随意变动,不严格执行规划,影响了规划的严肃性；还有不少村对新农村建设的规划没有考虑,存在“跟着感觉走”的情况,不利于面上实施,导致不少村居只见新楼房、不见新村庄。在新村镇建设过程中的经验告诉我们，要特别注意两点：一是要尊重农民意愿，在国家、社会力量的支持下，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量力而行，避免搞成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二是要根据当地的文化传统等，做一个长期规划，在规划过程中不能搞一刀切。
(四)农民主体作用切实发挥
近几年来，我县经过新农村建设的农民思想观念得到大幅改观。改变了有的农民由于在思想认识上对新农村建设存在偏差,对新农村建设的意义、内容和措施认识不够,对新农村建设仅仅是寄希望于上面有资金下来,改变了村民等、靠、要较为严重的依赖思想,在许多新农村建设点上普遍存在政府包办代替现象也得到改变,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开始调动起来。
二、ABC县新农村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由于体制、政策、认知和偏好等方面的原因,导致目前我县新农村建设在主体角色的定位、建设目标的确定、工作重点的选择和实施行动的安排等微观和宏观方面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
（一）对新农村建设认识不足
我们干部群众对新农村建设的认识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存在一定的距离。对于我县的干部群众来说，主要存在以下认识不足之处：一是“简单化”。重硬件、轻软件,重规划、轻执行,重建设、轻管理,对新农村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认识不足。二是“片面化”。以偏概全,只注重形式,将新农村建设等同于“新村”建设,少数基层干部过度热衷于新村庄建设,乐于村庄建设的外观,过分强调村容村貌的整洁,甚至把建了几栋楼房作为新农村建设 的成功典型,以村庄楼房多寡来衡量新农村建设的成效,严重忽视了全面发展,忽视了在公共服务、精神风貌、科技教育建设等方面开展工作。三是“短浅化”。在基层,哪里简单就抓哪里的现象还比较突出,把新农村建设仅仅定位于硬化几条路、改几户厕、装几户自来水、粉刷几栋房子等简单的村庄环境整治,忽略了生产发展、乡风文明建设对事关农村长远发展,如对农业生产、农民增收等问题,缺乏足够重视,措施乏力。
（二）制约新农村建设要素不少
我县新农村建设面广、量大、任务重,必须先行试点,再全面稳步推进。通过对示范村建设情况的调查和分析,当前存在政策、资金、土地等瓶颈制约要素。一是政策不够完善。从中央到地方,虽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有的政策存在不确定、不连续、不合理等因素,如以工补农怎么补,城市带农村怎么带,政府增加的支农资金如何补等,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影响了镇、村和农民的积极性。二是资金筹集难。不少村集体经济薄弱,农民富裕程度较低,建设主体投资乏力。同时,县、镇两级由于财力所限,对新农村建设的投入不足。三是土地制约明显。1998年土地二轮承包时不少村没有预留中心村用地,即使预留了,有的也已被置换为工业用地,或被重新发包,有的与现在的中心村规划不相符合,导致能建新村庄的地方不在规划内,规划的地方不能建新村庄。加之新农村村庄建设、产业发展等涉及转换用地的政策不明确,使土地调整、置换、募集比较困难,造成不少村新农村建设用地迟迟不能到位。
（三）新农村建设存在诸多误区
毋庸讳言，ABC县新农村建设和全国其他各地区一样，在实践和认识上也是存在一些建设误区的。主要是：一是“政府建设”的误区。许多地方发展县域经济囿于一个县域行政边界之内的设计、运作，形成“县级政府经济圈”现象。这一模式也用到新农村建设之中。突出表现在：结构雷同，发展路子互相照搬，在政策优惠上互相拼杀，在资源整合上互相掣肘，在产业区域分工上不协调等。
二是“干部建设”的误区。在许多地方呈现出政府超强干预模式、干部经济模式、政绩经济模式、指标经济模式，发展思路受领导干部个人影响大，往往是新官新思路，新年新口号。新农村建设要大发展，需要领导干部进行“自我革命”，自觉放弃权力，管市场不管企业、管服务不管事务、管规划不管计划。千家万户的自我积累、千家万户的自觉投入、千家万户的走向市场、千家万户的研究管理、千家万户的创造财富、千家万户的承担风险。老百姓经济是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推动力量。政府发挥的应是“促进性作用”，主要体现在：首先，制定“秩序规则”，维持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竞争秩序；其次，制定“过程规则”，目的在于最低限度地介入经济过程，在于为市场竞争打通道路，并以此为限。
三是“全能建设”的误区。新农村建设虽是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建设，但不能搞成“大而全”式的“经济大拼盘”。各县域的历史人文、产业基础、自然禀赋不同，决定了县域产业发展的差异性。新农村建设要研究比较优势，跳出“全面发展”的圈子，在产业发展战略选择上，坚持特色型原则，“扬长避短”，“扬长”就是要有所为，重点利用特有条件发展特色产业，利用优势资源发展优势产业；“避短”就是要有所不为，有所放弃，不搞“鸡零狗碎式”经济。
（四）新农村建设资金难统筹
我县财政支农资金对农民急需的水利和道路等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远远不够。“十五”时期以来，政府新增财力的使用在逐步向“三农”倾斜，财政对农业投入的绝对量在大幅度增加，但支农资金的使用管理存在诸多问题：投入渠道多，资金分散，难以形成合力；支农资金挤占挪用现象普遍；政府投入重农业“大动脉”，轻“毛细血管”。在取消农业税以后，多数地区还难以将农村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各级政府基本建设投资的范畴。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是目前我国农业投入方面的一个薄弱环节。城市对农民工“经济接纳，社会排斥”。目前，我县是一个农业大县、人口大县，在我县加工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已分别占68%、80%和50%。总的来看，当前关于农民工的政策和管理制度还没有真正摆脱城乡分割体制的影响。农民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问题比较突出，特别是拖欠和克扣民工工资的现象比较普遍。农民工进得了城，但留不下来的问题仍很突出。低价征地是当前损害农民利益的最突出问题。
三、进一步推进ABC县新农村建设的思路探索
我县新农村建设下一步建设的关键是，如何解决好当前面对的困难，探索出新的工作思路，夯实基础，切实推进新农村建设。
第一，要认真编制新农村建设规划,构画新农村建设蓝图。按照“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认真做好各项规划,尤其是乡(镇)村建设规划,要充分尊重民意,突出特色,坚持人与自然和谐,注重利用土地,保护耕地,不搞千篇一律。建设规划要经村民充分讨论,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专业机构指导、相关部门审定,坚持科学合理,统筹兼顾。
第二，要加快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增产增收。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我县新农村建设的核心,主要有以下途径:一是以优质稻米、生猪、家禽等主导产业为依托,发展特色农业,以绿色无公害大米、蔬菜等为带动,发展高效规模农业;二是发展农业产业化,延长产业链,增加农产品附加值,扶优扶强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增加农民的收入;三是培植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提高农业组织化水平,以合作经济组织搞好农 4
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四是大力实施品牌战略,积极推进标准化生产,整合品牌资源,打造一批拥用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含量高、市场占有率高的农产品知名品牌。
第三，要切实落实各项支农政策,让公共财政受益于农。国家将通过各类项目逐步加大扶持新农村建设的力度,我县各相关部门和基层组织要将各项目如期保质地在农村落实。对帮助农村发展科教、文卫事业的项目,应保证全面落实;对农业各种直接经济、物质补贴和奖励,应及时发给相关受益人；对各种保障性福利,应及时搞好申报审批,使农民享有公共财政福利。
第四，要积极创新投资机制,改变投资方式。建设新农村,投入是关键,政府是主导,农民是主体。建设新农村从根本上说是亿万农民的伟大事业,农民应当在建设自己的家园中成为现代建设的优秀价值主体和创造主体。要积极探索建立“各级政府拨一点,涉农资金捆一点,受益群众出一点,包扶单位帮一点,社会各界捐一点,政策优惠让一点”的融资模式。政府应发挥公共财政“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落实一定的启动资金和补助资金。
第五，要发展农村社会事业,提高保障水平。一是加快发展农村教育事业。重点巩固农村九年义务教育,抓好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和寄宿制学校建设,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二是加强农村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扎实推进“一池四改”(沼气池、改厨、改水、改圈、改厕),大力整治村容村貌,彻底改变农村脏、乱、差现象;三是尽快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如尽快扩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范围,完善农村大病医疗求助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特困群众社会求助、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制度;四是加强农村文化和体育设施建设,加强村镇文化活动中心和村民健身休闲中心建设,积极开展健康有益的文体活动。
建设新农村，是缩小城乡差距、全面建设小康的重大举措。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实现这个目标，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我县必须用新农村建设来统领“十一五”时期的农村工作，按照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坚持城乡统筹发展，进一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道路，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公共财政范围，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努力消除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促进资源在城乡之间合理配置，建立城乡社会事业和基础设施共同发展的运行机制，让广大农民能够像市民一样拥有洁净方便的自来水、清洁的燃料、整洁的厨房、舒适方便的卫生条件和平坦的道路。推动新农村建设迈上新的台阶。
第五篇：新医改面临的新问题及解决方案
新医改面临的问题及解决的方法
一、新医改对成本核算提出了新的要求
新医改摒弃了市场化路线，提出了基本医疗服务由政府、社会、个人三方合理分摊，承诺政府在基本公共卫生体制中的责任，不断增加投入，使居民个人基本医疗卫生费用负担有效减轻，为维护公立医院的公益性，缓解老百姓看病就医难的问题，实施方案还明确，要推进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逐步将公立医院补偿由服务收费、药品加成和财政补助三个渠道改为服务收费和财政补助两个渠道。公立医院属于差额补助单位，政府只负责对公立医院承担的公共卫生任务给予专项补助，保障政府指定的紧急救治、援外、支农、支边等公共服务经费。所以医院要得到长足的发展，关键还是要依靠自身的改革。
医院现在推行的是一种较为粗放的成本核算方法，缺乏一个准确的量化标准，已无法适应新医改的需要，当前采用的成本核算方法未将诸如人员成本、材料成本等纳入成本核算的范围，它无法真实地反映各科室在医疗活动中所消耗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价值，更无法为决策提供依据。
二、解决方法
（1）首先必须提高对医院全成本核算及预算管理的认识，尤其是增强院领导及各科室主任的认识，使他们认识到实施全成本核算的重要性和紧迫性。（2）其次对全成本中涉及到的间接费用分摊标准，如水电费、垃圾清运费、对外宣传费、绿化费等经院领导和各科室主任的协商共同确定，成本核算人员严格按照相关的成本分摊标准进行成本归集。
（3）加强成本控制，严格审核费用开支，降低运行成本。医院同时应精简机构，合理设置岗位，以岗定责、定员、定酬，通过实施绩效考评和激励机制控制人员成本。财务部门可协助医院成本费用开支范围、标准，费用开支的申请、审核、审批及支付程序，严格各项费用开支，降低卫生材料成本，对各科室的卫生材料购进、领用、分配等环节进行管理和控制。并结合业务量的波动，加强医院水电能源消耗管理，对办公费进行动态定额、定量管理。
（4）同时定期分析、考核成本管理的效果，将实际发生的成本与目标成本、上年同期成本、同行业成本进行比较，查明成本升降的原因，对有效降低成本的方法要积极推广，对实际发生和预算的差异要认真分析原因，寻求降低成本的方法和途径。对不适宜的成本定额要及时修改，保证指标的合理性。
（5）为调动员工降低成本的积极性，促使医院各科室合理分配医疗资源，应将各个科室期间内的费用、控制指标、服务效率指标纳入绩效评估，对其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估，并将科室成本管理的效果直接与个人效益挂钩。只有切实实行医疗成本核算，才能适应新医改下的医疗环境，增加医院的原始积累，降低医疗服务成本，减轻患者的负担，推动医院的良性循环，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最终提高医院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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