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国外社会管理的成功经验和启示
国外社会管理的成功经验和启示
国外社会管理的成功经验和启示
●王国华毕帅辉
社会管理理念先后经历了控制思想、社会规管思想和社会管理论的演变过程。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我国社会发展进入利益矛盾“凸显期”和突发事件“频发期”。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全面加强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同时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如何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管理方式，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已成为国内理论界和实践者关注的热点问题。笔者认为，汲取国外社会管理的成功做法和经验，完善现行社会管理方式，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是值得探索和总结的课题。
一、国外社会管理的主要做法和经验
在西方，社会管理往往以“社会行政”（social administration）或“社会政策”（social policy）的名称出现。20世纪70—80年代，伴随着新公共管理及福利国家改革运动的兴起，社会管理及公共管理领域出现了诸多的新理论——“多中心理论”、“合作网络”、“政策网络”、“福利社会”、“社会资本”、“公民社会”等等。政府主要是对独立于政治、经济领域之外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目的是为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创造稳定的基本秩序和良好的社会环境。国外发达国家进行社会管理的主要做法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府扮演管理者和服务者的角色
现代社会管理倡导政府作为管理者和服务者的角色，提倡政府权力的下放，改变层级式的集权管理体制为平行网络状的互动管理型态，形成一种政府、公众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韩国“新村运动”的成功，充分体现了政府作为管理者和服务者角色的重要性。
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韩国“新村运动”，主要目的是解决当时韩国城乡贫富差距过大问题。运动的初始阶段，政府向全国所有3.3万个行政里和居民区无偿提供水泥，用于基础设施建设；70年代末，政府逐渐退出“新村运动”，全国各地组成以村为单位、以全体农民为会员的开发委员会；80年代，“新村运动”逐渐完成了由民间主导加政府支持到完全由民间主导的过渡。为保障“新村运动”的顺利实施，韩国政府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对“新村运动”的性质、组织关系和资金来源都作了详细规定；设立“新村运动本部”、“新村运动指导部”、“救持会”三级指挥机构，形成了高效的指导网络。“新村运动”成为政府、社会和公民之间的广泛的社会互助发展运动，有力推动了韩国城乡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
（二）依法进行社会管理
相关法规的完善，是社会管理决策科学化、实效化及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支撑。发达国家一般具有完备的法律体系，用以规范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的行为举止，并配以有效的法律监督机制保障法律法规的实施。健全的法制环境维持了稳定的社会秩序，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建立了政府社会管理的“有形之网”。
新加坡是一个高度法制化的国家，法律体系完备，法律监督机制健全。首先，立法完备、详尽、具体。为创建一个秩序井然、遵纪守法的社会环境，国会和政府制定了从政治体制、经济管理、公民权利与义务，到酒店管理、停车规则、公共卫生的一整套详尽、具体的法律、法规和禁令，在是与非、罪与非罪问题上都界限分明，使政府行为、公民举止均有法可依。其次，执法严格，处罚严厉。新加坡对违法犯罪者严格依法处罚且相当严厉。公务人员犯罪不仅会受到刑事处罚，其公积金也将被全部没收。第三，建立有效的法律监督体系。新加坡建立了严密有效的法律监督体系并充分运用现代电子信息技术，来保障法律法规的执行。
（三）非营利组织充分参与社会管理
非营利组织在发达国家社会管理中占有重要地位，已形成一个巨大的产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促进了社会的稳定。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非营利组织比较研究中心在对22个国家的非营利部门进行研究后得出结论：“这22个国家的非营利部门是一个1.1万亿美元的产业，它雇佣了相当于近1900万个全职工作人员。”
发达国家充分利用非营利组织的优势，提高了社会管理的效率。首先，建立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1998年，英国首相布莱尔签署发布了“政府与志愿及社区组织合作框架协议”，在黑人与少数民族志愿组织、咨询和政策评估、政府采购、志愿活动、社区等五个方面确立了合作原则，并适度放宽一些政府补助的政策限制。到2004年，所有的英国地方政府都实行了这一协议。其次，为非营利组织提供资金支持。政府通过直接拨款、税收优惠等措施向非营利组织提供资金支持，共同合作提供公共服务，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和效率。第三，政府通过采办、发放公民票券的形式购买非营利组织提供的公共物品和服务。采办形式、向公民发放票券改变了政府作为公共物品和服务的生产者和提供者的双重角色，建立了社会管理的“准市场”机制。英国在福利体制改革的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曾大力推行政府采办；德国在就业管理中发放就业券，而政府负责对提供者的服务质量进行监督和评估。
（四）重视社区发展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
发达国家的社区发展程度较高，具有参与社会管理的独特优势，是发达国家重要的社会管理主体。首先，制定社区发展计划，给予社区组织制度和资金支持。在荷兰，一些社区发展计划的组织由政府赞助，地方社区发展组织依靠地方机构获得资金；在英国，为实施某些社区发展计划，内政部激励社区机构建立了社区发展基金。其次，扩大社区发展参与社会管理的范围与内容。发达国家社区发展突破了城乡的限制，参与社会管理的范围得到了延伸，参与社会管理的内容也得到了扩展，环境保护、治安维护、就业培训、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管理大都依托社区开展。第三，建立政府与社区志愿
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美国社区发展合作组织一直是社区发展的主力军，建立了联邦、州和城市社区三个层次的组织网络，并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社区服务和社区发展项目，为搞好社区关系和社区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五）发挥网络媒介信息交流和舆论引导独特优势
美国政府在甲型H1N1爆发后，充分运用网络媒介和手机短信平台，传播事件相关信息和最新进展，构建官方电子舆论平台，实现了对公众舆论的合理引导。首先，充分利用网络进行信息发布。美国政府职能部门与Google合作，完善搜索引擎和关联政府网站（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方网站）中关于甲型H1N1的相关信息，满足公众的认知需求。其次，直接与民众沟通。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方网站首页设有醒目的甲型HIN1流感专题栏，与民众交流疾病的预防措施、最新疫情等。第三，熟练掌握新媒体技术和运作规律，以“软服务”代替“硬控制”。疾控中心和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为需要获得流感信息的用户及媒体合作伙伴提供成套的社会媒体工具，以鼓励草根媒体传播官方信息。
二、国外经验对我国社会管理的启示
纵观国外社会管理的主要做法和经验，审视我国政府现阶段的社会管理，最明显的差距在于社会管理过程中监督环节的无力和不健全，社区管理薄弱。借鉴国外的先进做法和经验，创新社会管理方式，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理念建设：以人为本
正确的社会管理理念，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先导，是确保社会管理实效性和持续性的重要基础。创新社会管理方式，最根本的是要确立以人为本的社会管理理念，达到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理念与制度设计、方法创新和具体执行的有机结合，使人民群众真正享
受到全面社会建设的成果。社会管理是社会服务的基础，社会服务是社会管理的最高境界。社会管理的终极目标是为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满足人们对高水平生活的需求，提高人们生活的幸福感。
（二）体制建设：多中心化
现代社会管理倡导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多中心化”。我国自建国以来先后进行了六次政府机构改革，精简政府机构组成，适当下放政府权力。但是，由于改革过程中寻租、腐败等行为的出现，这种分权式的改革并不彻底，仍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管理发展的要求。因此，由体制内调整向社会分权推进，创建政府、公民、社会三大主体的多中心治理体制，应成为我国政府未来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理性选择。多中心治理体制，创建了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和第三部门相互合作的制度框架，实现了对社会事务的共同治理。我国一些大中城市推行的“党委领导、政府推动、社会组织主导、社区居民参与”的新型社区管理模式，就是对“多中心治理体制”的一种有益探索，也是对“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格局的发展和创新。
（三）资源保证：合理配置与广泛动员
第一，合理配置公共资源。政府公共资源是社会管理最重要的资源保障。合理配置公共资源，一要不断加大公共资源对社会管理的投入。保持政府公共资源对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领域投入的增长趋势，不断提高社会管理财政支出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二要完善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社会管理公共资源配置体制。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推动公共资源投入向基层政府倾斜，充实基层政府实力，提高其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第二，广泛动员社会资源。从国际经验看，政府社会管理投入、非营利组织社会投入、社会捐赠是社会管理资源的三种主要来源。而我国目前的社会管理资源投入主要依赖于政府财政投入，社会资源投入十分有限。因此，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管理，形成社会管理资源投入的多元化渠道，提高社会资源投入占总体社会管理资源投入的比重。
（四）加强和改善网络社会管理
互联网为人们的相互交流、意见表达提供了更为宽广和便利的平台，已成为思想文化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如何应对一个以匿名性、自由性和虚拟性为特征的网络社会的崛起，加强网络社会管理成为了现代社会管理的应有之义。
第一，要建立政府与公民之间良性互动的网络社会关系。网络制度建设是建立政府与公民之间良性互动的网络社会关系的基石，更是加强网络虚拟社会管理、促进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的首要因素，其核心内容是正确处理互联网、政府、公民之间的关系。网络制度建设应使互联网成为政府与公众之间沟通的桥梁，应对政府信息公开、公民诉求表达等做出规定，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和参与权。
第二，发挥网络媒体优势，促进网民有序政治参与。发挥网络媒体信息传播的优势和网络互动平台交流沟通的优势，及时了解民众诉求；发挥互联网的监督作用，创造公民监督政府的有利条件，积极推行网络问政、网络反腐等有效监督手段。同时，要提高网民的媒介素养和政治参与的组合化程度，建立政府治理与网民政治参与的良性互动路径，引导网民有序政治参与。■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信息要素分析与政府治理研究”[批准号10BTQ046]的研究成果
（作者王国华系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毕帅辉系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责任编辑/兆丰
第二篇：国外反腐倡廉的成功经验及其启示
国外反腐倡廉的成功经验及其启示
反腐倡廉的成功做法
1、专门立法依法治腐
上述国家均为崇尚法制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法治理念深入人心。它们在打击腐败时，首选的武器自然是法律。
早在20世纪初，北欧国家就开始制定反腐败法律，强调预防与惩治相结合。瑞典于1919年、1962年、1978年制定和完善了《反行贿受贿法》。芬兰在20世纪20年代制定了《公务刑法》。丹麦则在其刑法的有关章节中明确规定了有关贪污受贿罪的罪刑规范，对贪污罪的刑罚大大高于其它经济犯罪的处罚标准。新加坡在1960年颁布了该国第一部《防止贪污法》，此后又根据形势变化的需要对其进行了多次修改，从而使其更加完善，且更具可操作性。同时，新加坡政府还推出了《公务员惩戒规则》，这是对《防止贪污法》的补充。1988年又出台一部专门惩治腐败犯罪程序法——《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
2、独立机构专司反腐
为了治理腐败现象，这些国家都设立了高效、独立、专司反腐的机构，负责彻底查处各类腐败案件。
新加坡于1952年设立贪污调查局。2000年，该机构与专事查处非法交易的商业事务局合署办公。它不但拥有很大的权力而且直接隶属政府首长，还有独立而不受政府官员干扰的法庭作支援，其职能主要有三方面：接受举报和调查相关情况；调查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防止腐败法》第15条还授予调查专员可以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逮捕违法人员；通过审查公共部门的工作方法和程序发现存在的问题来预防腐败。
瑞典于1998年成立国家经济犯罪署，专门治理经济罪，主要管辖斯德哥尔摩、哥德堡等大城市。在中小城市和边远地区，则通过与地方检察机关的警局合作实现目标。203年，瑞典又成立国家反腐败办，专门负责调查政府腐败和各种贿赂案件。
加拿大于1878年成立了负责反腐败的机构——审计署。它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内设一专门委员会负责向谇报告工作，委员长会主席一般由反对党代表担任，其职能主要是监督政府财政支出。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于1989年成立的独立反腐委员会是一个公共权威机构，独立于政府部门，具有重要权力；通过公正的调查，揭露腐败事件；向公共部门提供警示建设和预防措施，防止腐败事件发生；在公共部门和社会团体中，开展有关反腐败的教育，宣传新南威尔独立反腐委员会任务的活动。其目的是维护公共利益，防止社会诚信破坏，指导公务员的行为，揭露和最大限度地减少潜藏于公共部门中、并可能造成恶劣影响的腐败现象。
3、透明政府阳光拒腐
在这引起国家，官员的财产都是公开的，人们对官员的财产有疑问可以投诉，有关部门应调查并向人们作出解释。
在瑞典，从1766年开始，公民就有权查阅官员直到首相的财产与纳税状况的国家
在芬兰，政府档安馆及共共部门的所有档案不仅专家学者开放，也对新闻媒体和公众开放，以接受公民和媒体的监督。此外，芬兰法律还规定，任何人都不得开设匿名账户，每个公民和团体的收入与财产每年都要在纳税表上予以公布，税收当局有权了解公布，税收当局有权了解全国所有账户的情况。
后来，北欧国家都实行了金融实名的存款制度和官员财产信息公开制度，成为名副其实的阳光和透明官员。
4、严格执法利剑惩腐
这些国家，在惩治腐败行为时，可以说是剑锋所指，所向披靡，真正做到了“执法必严”。
在新加坡，事无巨细均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并“严”字当头。公职人员哪怕接受一听中咖啡、一盒香烟、吃一顿饭都被视为违法，都要受到惩罚。《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对贪污受贿更是作出了严厉的惩罚规定。公职人员贪污受贿一经查实，不仅要处以5—7年的监禁，还要没收无法说明来源的一切财产，同时没收本人的公积和退休金。该国环境发展部前政务部长曾接受了印尼商人赠送的7张机票，携带家人旅游，被发现后不仅被撤职，还被判刑4年。原国家发展与建设部部长郑章远算得上是新加坡的开国元勋，曾为“政府组屋”建设立下汗马功劳，新加坡贪污调查局发现他两次受贿50万元，便他拒不承认，最终在铁证面前畏罪自杀。
在芬兰，公务员接受金钱、珠宝、家电、低息贷款、公费旅行均被视为受贿，甚至接受荣誉头衔和有关部门的推荐也不例外。公务员如果被指控受贿，罪名成立，将被立即免职。
5、倡行廉德文化御腐
长期以来，北欧国家塑造了较高的公民道德水准和良好的社会风气，人们对通过旁门左道满足个人欲望的行为嗤之以鼻，认为只有通过自己的劳动所得到的财富才是合理的。
芬兰在初中教育阶段就开设了社会学课程，学生在高中阶段便系统地学习法律知识，因此，青年人在步入社会之前就具备了基本的法律知识和遵纪守法的观念。芬兰年轻人从大学毕业进入公务员体系后，最重要的就是弄清“腐败”界限，即接受礼品或受请吃饭的上限是什么。流传最广的一句话是“公务员可以接受一杯热啤酒和一个冷三明治，但如果喝上葡萄酒那就危险了。”
新加坡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末发动了自上而下的“文化再生运动”，推动以儒家文化为核
心的东方价值观。1991年正式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确立了新加坡国民“国家至上，社会为行；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的五大价值观，并提出“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德作为新加坡人的具体行为准则。其中，廉耻就是廉洁奉公，反对各种形式的腐败。
6、落实制度细节防腐
这些国家在预防和惩治腐败时主要采取了以下制度：
（1）现代文官制度。西方国家克服了早年的恩赐官职制、政党分服制的种种弊端，逐步发展为如今的政务官和事务官分开的现代文官制度。其中占职位少数的事务官由考试录用。政务官官职不得作为竞选的许诺；事务官不受政务官更迭的影响，其升迁实行考绩制，不犯过失即不得被解职。
（2）公务员日记制度。新加坡政府每年发给公务员一本日记本，公务员随身携带笔记本，随时将自己的活动记载下来。日记本定期接受检查，由主管官查毕签名后发还。如果发现有疑点，要交贪污调查局一旦从另外的渠道查明公务员有贪污腐败的行为，该主管官也将作为知情不报者予以相应的刑事处理。这种具有“连环保“特征的考核方式，不仅迫使公务员本人而且也包括其主管官员都必须对公务员品德负连带责任。
（3）财产早报公开制度。在新加坡，每个公务员在任职之初，必须详细申报个人财产，包括其担保人或家庭成员所拥有的投资和利息情况；若财产在任职有所变动，应自动填写变动财产申报清单，并注明变动原因；每年7月1日，各政府部门的职员必须填报个人财产申报表，申报财产如果说不清来源，特别是有关部门调查时，不能能以满意的答复，这部分财产就会被推定为贪污所得。
（4）高薪养廉制度。新加坡制定了一套较为完善的《中央公积金制度》（CPF），为公务员提供甚为丰厚的退休金。这一制度规定，所有参加社会工作的人员，包括政府公务员、企业职员、一般工人等，每月个人出资、政府出资，存入个人公积金账户，工龄越长，公积金越多。若任内没有出现贪污受贿或其它渎职违法行为，退休后就可提取这份公积金。据统计，高级公务员司局级到岁退休时，公积金总额大约有80—90万新元，相当于人民币400—500万元。因此，新加坡公务员是个非常令人羡慕职业，始终居于社会高收入阶层。高福利伴随着的是高要求，一生衣食无优的前提是一生勤政廉洁。
（5）集中采购制度。北欧国家解除了政府对企业的行政管制，减少了对经济的干预，让资源充分地市场化、私有化，这样，从源头上断绝了钱权交易的机会；同时，政府对于办公用品、市场建设、公共服务等，都实行集中采购、招标投标的制度。
（6）举报人制度。新加坡政府实施举报人制度，并加强对举报人的保护，积极鼓励和支持公众参与反腐倡廉，使贪赃枉法者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7）监督制度。在芬兰，监督包括议会监督、法院监督和政府内部监督。司法总监和议会督察员是政府机关中的最高检察官，其主要工作是依据宪法监督总统、内阁成员以及政府其他官员是否遵守法律，履行职责。监察官员一般均由著名法学家担任，每年都要到全国各地
巡视，倾听民众意见，接受和审理普通公民对官员与公务员的举报。在新闻舆论监督方面，通过自主的新闻报道、转播、调查、评论等，发达国家的各级官员都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一言一行都得十分谨慎小心。在公众监督等方面，任何公民都可依法自由检举和揭发政府官员的违法行为。
（8）控权制度。以丹麦为例，以前，该国警察局内部没有纠察处，1995年，丹麦议员认为，警察不能自己监督自己，必须实行他律，所以在当年取消了纠察处，在全国各地警区设立了由议员、群众代表和律师组成的警察诉讼委员会，负责处理诉讼警察案，有权决定对警察渎职及其他违法行为进行调查。
第三篇：国外反腐倡廉的成功经验及其启示
国外反腐倡廉的成功经验及其启示
作者:范洪保
更新日期:2009-5-7
腐败，就像一个纠缠不休的幽灵，困扰着每一个国家，严重威胁着各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侵蚀着执政党的执政基础。为此，各国都在进行不懈地探索，试图遏制腐败的发生，可在多数国家反腐效果每每差强人意。令人振奋的是，有几个国家的做法却取得了巨大成功。
根据最近几年透明国际组织发布的全球清廉指数(CPI)，排在全球前10位的最清廉国家分别是：2005年，冰岛、芬兰、新西兰、丹麦、新加坡、瑞典、瑞士、挪威、澳大利亚、奥地利；2006年，芬兰、冰岛、新西兰、丹麦、新加坡、瑞典、瑞士、挪威、澳大利亚、荷兰；2007年，丹麦，芬兰、新西兰、新加坡、瑞典、冰岛、荷兰、瑞士、加拿大、挪威、澳大利亚；2008年，丹麦、瑞典、新西兰、新加坡、芬兰、瑞士、冰岛、荷兰、澳大利亚、加拿大。
这些国家的政府何以如此廉洁？它们采取了哪些措施？取得了哪些成功经验呢？对我们有何启示呢？
一、国外反腐倡廉的成功做法
1、专门立法依法治腐
上述国家均为崇尚法制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法治理念深入人心。它们在打击腐败时，首选的武器自然是法律。
早在20世纪初叶，北欧国家就开始制定反腐败法律，强调预防与惩治相结合。瑞典于1919年、1962年、1978年制定和完善了《反行贿受贿法》。芬兰在20世纪20年代制定了《公务刑法》。丹麦则在其刑法典的有关章节中明确规定了有关贪污受贿罪的罪刑规范，对贪污罪的刑罚大大高于其他经济犯罪的处罚标准。新加坡在1960年颁布了该国第一部《防止贪污法》，此后又根据形势变化的需要对其进行了多次修改，从而使其更加完善，且更具可操作性。同时，新加坡政府还推出了《公务员惩戒规则》，这是对《防止贪污法》的补充。1988年又出台一部专门惩治腐败犯罪的程序法——《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
2、独立机构专司反腐
为了治理腐败现象，这些国家都设立了高效、独立、专司反腐的机构，负责彻底查处各类腐败案件。
新加坡于1952年设立贪污调查局。2000年，该机构与专事查处非法交易的商业事务局合署办公。它不但拥有很大的权力而且直接隶属政府首长，还有独立而不受政府官员干扰的法庭作支援，其职能主要有三方面：接受举报和调查相关情况；调查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防止腐败法》第15条还授予调查专员可以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逮捕违法人员；通过审查公共部门的工作方法和程序发现存在的问题来预防腐败。
瑞典于1998年成立国家经济犯罪署，专门治理经济犯罪，主要管辖斯德哥尔摩—哥德堡等大城市。在中小城市和边远地区，则通过与地方检察机关和警局合作实现目标。2003年，瑞典又成立国家反腐败办，专门负责调查政府腐败和各种贿赂案件。
加拿大于1878年成立了负责反腐败的机构——审计署。它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内设一专门委员会负责向议会报告工作，委员会主席一般由反对党代表担任，其职能主要是监督政府财政支出。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于1989年成立的独立反腐委员会是一个公共权威机构，独立于政府部门，具有重要权力：通过公正的调查，揭露腐败事物；向公共部门提供警示建议和预防措施，防止腐败事件发生；在公共部门和社会团体中，开展有关反腐败的教育，宣传新南威尔士独立反腐委员会任务的活动。其目的是维护公共利益，防止社会诚信破坏，指导公务员的行为，揭露和最大限度地减少潜藏于公共部门中、并可能造成恶劣影响的腐败现象。
3、透明政治阳光拒腐
在这些国家，官员的财产都是公开的,人们对官员的财产有疑问可以投诉,有关部门应调查并向人们作出解释。
在瑞典，从1766年开始，公民就有权查阅官员直到首相的财产与纳税状况的国家。在芬兰，政府档案馆及公共部门的所有档案不仅对专家学者开放,也对新闻媒体和公众开放,以接受公民和媒体的监督。此外,芬兰法律还规定,任何人都不得开设匿名账户,每个公民和团体的收入与财产每年都要在纳税表上予以公布,税收当局有权了解全国所有账户的情况。
后来，北欧国家都实行了金融实名的存款制度和官员财产信息公开制度，成为名副其实的阳光政府和透明官员。
4、严格执法利剑惩腐
这些国家，在惩治腐败行为时，可以说是剑锋所指，所向披靡，真正做到了“执法必严”。在新加坡，事无巨细均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并“严”字当头。公职人员哪怕接受一听咖啡、一盒香烟、吃一顿饭都被视为违法，都要受到惩罚。《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对贪污受贿更是作出了严厉的惩罚规定。公职人员贪污受贿一经查实，不仅要处以5—7年的监禁，而且还要处以最高10万美元的罚金，还要没收无法说明来源的一切财产，同时没收本人的公积金和退休金。该国环境发展部前政务部长曾接受了印尼商人赠送的7张机票，携带家人旅游，被发现后不仅被撤职，还被判刑4年。原国家发展与建设部部长郑章远算得上是新加坡的开国元勋，曾为“政府组屋”建设立下汗马功劳，新加坡贪污调查局发现他两次受贿50万元，但他拒不承认，最终在铁证面前畏罪自杀。
在芬兰，公务员接受金钱、珠宝、家电、低息贷款、公费旅行均被视为受贿，甚至接受荣誉头衔和有关部门的推荐也不例外。公务员如果被指控受贿,罪名成立,将被立即免职。
5、倡行廉德文化御腐
长期以来，北欧国家塑造了较高的公民道德水准和良好的社会风气，人们对通过旁门左道满足个人欲望的行为嗤之以鼻，认为只有通过自己的劳动所得到的财富才是合理的。
芬兰在初中教育阶段就开设了社会学课程,学生在高中阶段便系统地学习法律知识,因此,青年人在步入社会之前就具备了基本的法律知识和遵纪守法的观念。芬兰年轻人从大学毕业进入公务员体系后,最重要的就是弄清“腐败”的界限，即接受礼品或受请吃饭的上限是什么。流传最广的一句话是“公务员可以接受一杯热啤酒和一个冷三明治，但如果喝上葡萄酒那就危险了。”
新加坡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末发动了自上而下的“文化再生运动”，推动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方价值观。1991年正式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确立了新加坡国民“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的五大价值观，并提出“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德作为新加坡人的具体行为准则。其中，廉耻就是廉洁奉公,反对各种形式的腐败。
6、落实制度细节防腐
这些国家在预防和惩治腐败时主要采取了以下制度：
（1）现代文官制度。西方国家克服了早年的恩赐官职制、政党分肥制的种种弊端，逐步发展为如今的政务官和事务官分开的现代文官制度。其中占职位少数的政务官由党派轮流充任，占职位多数的事务官由考试录用。政务官官职不得作为竞选的许诺；事务官不受政务官更迭的影响，其升迁实行考绩制，不犯过失即不得被解职。
（2）公务员日记制度。新加坡政府每年发给公务员一本日记本,公务员随身携带笔记本,随时将自己的活动记载下来。日记本定期接受检查,由主管官查毕签名后发还。如果发现有疑点,要交贪污调查局进行审查核实,否则,如果贪污调查局一旦从另外的渠道查明公务员有
贪污腐败的行为,该主管官也将作为知情不报者予以相应的刑事处分。这种具有“连环保”特征的考核方式,不仅迫使公务员本人而且也包括其主管官员都必须对公务员品德负连带责任。
（3）财产申报公开制度。在新加坡，每个公务员在任职之初，必须详细申报个人财产，包括其担保人或家庭成员所拥有的投资和利息情况；若财产在任职后有所变动，应自动填写变动财产申报清单，并注明变动原因；每年7月1日，各政府部门的职员必须填报个人财产申报表，申报财产如果说不清来源，特别是有关部门调查时，不能给以满意的答复，这部分财产就会被推定为贪污所得。
（4）高薪养廉制度。新加坡制定了一套较为完善的《中央公积金制度》（CPF），为公务员提供甚为丰厚的退休金。这一制度规定，所有参加社会工作的人员，包括政府公务员、企业职员、一般工人等，每月个人出资，政府出资，存人个人公积金账户，工龄愈长，公积金愈多。若任内没有出现贪污受贿或其它读职违法行为，退休后就可提取这份公积金。据统计，高级公务员司局级到岁退休时，公积金总额大约有80—90万新元，相当于人民币400—500万元。因此，新加坡公务员是个非常令人羡慕的职业，始终居于社会高收人阶层。高福利伴随着的是高要求，一生衣食无优的前提是一生勤政廉洁。
（5）集中采购制度。北欧国家解除了政府对企业的行政管制，减少了对经济的干预，让资源充分地市场化、私有化，这样，从源头上断绝了钱权交易的机会；同时，政府对于办公用品、市政建设、公共服务等，都实行集中采购、招标投标的制度。
（6）举报人制度。新加坡政府实施举报人制度，并加强对举报人的保护，积极鼓励和支持公众参与反腐倡廉，从而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强大的声势，使贪赃枉法者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7）监督制度。在芬兰，监督包括议会监督、法院监督和政府内部监督。司法总监和议会督察员是政府机关中的最高检察官,其主要工作是依据宪法监督总统、内阁成员以及政府其他官员是否遵守法律,履行职责。监察官一般均由著名法学家担任,每年都要到全国各地巡视,倾听民众意见,接受和审理普通公民对官员与公务员的举报。在新闻舆论监督方面，通过自主的新闻报道、转播、调查、评论等,发达国家的各级官员都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一言一行都得十分谨慎小心。在公众监督等方面,任何公民都可依法自由检举和揭发政府官员的违法行为。
（8）控权制度。以丹麦为例，以前，该国警察局内部设有纠察处。1995年，丹麦议员认为，警察不能自己监督自己，必须实行他律，所以在当年取消了纠察处，在全国各地警区设立了由议员、群众代表和律师组成的警察诉讼委员会，负责处理诉讼警察案，有权决定对警察渎职及其他违法行为进行调查。
二、几点启示
前面提到的全球最廉洁国家的成功经验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1、把“法治”的理念树立好。
各国的成功实践证明，法治能够从根本上抑制腐败，而人治则容易催生腐败。因而，必须要树立依法治腐的理念。
经过多年的努力，在这方面我国已经取得较大进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初步实现了有法可依。据统计，我国现行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法规制度已多达1200余件。然而，现存反腐败立法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一，我国的反腐败法律法规多以党内文件（条例）、规定、规划、办法等形式存在，迄今为止，我国仍然没有明晰的、便于操作的反腐败专门立法。其二，不少法规具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急性、阶段性的弊端。其三，一些法规原则性太强，具体规范较少，缺乏操作性。其四，许多法规都缺少严谨的程序规定。
因而，树立依法治腐的理念，首先要制定一套完善的廉政立法。不仅要有廉政建设的基本法，对反腐败的机构、权限、人员及职责、腐败的种类、惩罚措施等予以规范，而且要有相配套的各项具体法规，如贪污腐败举报法、财产申报法等等。
2、把法制的尊严维护好。
古人云：“徒法不足以自行”。光有好的法律还是不够的,关键是能否很好地贯彻执行。将清廉指数居于前的国家和清廉指数落后的国家相比，其根本区别并不在于有没有反腐败的法律，而在于法律是否得到严格执行。最清廉国家把法律当作至上权威，维护法制尊严是全民的共同责任，在那里法律就是“高压线”，凡腐败者必受罚，法制的刚性得到充分实现；而在腐败盛行的国家，法律被肆意践踏，形同虚设，“人治”高于“法治”，各种“潜规则”、“关系网”大行其道，腐败者逍遥法外，法律成了可以随意扭曲的“橡皮筋”，弱不禁风。严格执法，使得向腐败者望而生畏；懈怠执法使得腐败愈演愈烈。
由此，我们必须彻底坚定执法理念，坚决抵制执法犯法、徇私枉法、以言代法、以言废法等非法行为。在执法时要顶住压力、排除干扰、铁面无私、一视同仁。
3、把独立的机构设置好。
国外成功的反腐经验表明，设置专门机构防治腐败势在必行。
当前，我国的廉政建设部门包括党的内部监督机构——纪律检查委员会、政府系统的监察机构——监察部门、隶属于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机构——反贪污贿赂局。但是，我国目前缺乏一个像新加坡贪污调查局那样的独立而又有高度职权的廉政权威机构。
况且，在我国目前情况下,廉政建设部门的财权、人权、物权都受同级政府的管辖和约束，其工作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当地官员的影响，因而很难保证自己的独立性、权威性和超然性。
由此，新加坡、加拿大、瑞典等国设立独立机构开展反腐败工作的做法事非常值得借鉴的。
4、把透明的信息公开好。
反腐实践还证明，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权力必须在阳光下操作。
腐败的形式虽多种多样，但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缺乏公开透明，使得掌握权力者能够利用权力搞暗箱操作或私下交易。没有公开透明，没有人民充分的真正的知情权，惩治腐败的一切举措都将成为一纸空文。
在我国，公开透明的信息资源还是比较短缺的，信息渠道也不够通畅，群众难以有效地参与监督。为了实现透明化，一方面，必须实现公共信息的公开透明，保证人民的知情权。信息公开要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为原则，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及个人隐私之外的一切公共信息，都必须通过科学具体的机制和程序及时地向人民群众公开，国家机关、领导干部及公职人员的权力、义务及责任，制度规范等具体事宜也要向社会公开。另一方面，必须彻底改变权力的授予、运作及结果公开的模式，变“少数人选人”为“多数人选人”，变“少数人任命”为“差额选举”。再一方面，必须完善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让群众监督领导干部财产的来源及变化情况，随时对领导干部进行监督。
5、把廉政的文化建设好。
清廉国家的实践表明，廉政文化对公共权力的异化具有重大的防范作用，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
廉洁自律是政府官员必须具备的品格。政府官员优秀的表率和垂范,可以起到良好的学习榜样和标杆作用。弘扬廉政文化，在全社会营造出一个清正廉洁的风气和氛围可以起到有效地预防腐败作用。在社会转型时期，执掌公共权力的公务人员面临着各种利益的诱惑，其对公共权力异化的承受能力变得十分脆弱。廉政文化可以通过建立公务人员自身的价值理念来弥补法律的空缺，自觉拒腐防变。
故而，必须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固本函源。第一，应从培养正确的荣辱观念抓起,要通过教育使人们充分认识到腐败带来的严重后果,积极树立清廉信念;第二，从小就向孩子灌输“俭以养德,廉以立身”的廉洁思想,培养他们“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是非观念;第三，还应宣传廉洁典型,倡导淡泊名利，使廉洁自律成为公务人员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四，培养提高国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从思想源头上预防腐败,增加民众对反腐败知识的了解,加强民众对腐败问题的认识,提高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和意愿,减少社会文化习俗产生的腐败。
廉政文化建设的过程虽然漫长，成效也不能迅速体现，但是一旦廉洁光荣、贪污可耻的思想深深扎根在人们的心灵中，弥漫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那么贪污腐败滋生的土壤将会渐渐贫瘠，干部、官员的自我道德约束机制会逐步塑造得坚不可摧。
6、把人民的目光凝聚好。
在清廉国家，不仅政府在为人民“守夜”，人民群众自己也在“守夜”，对各种腐败现象保持高度警惕。它们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反腐败不仅仅是政府和执政党的责任，更是全体公民的共同责任，只有充分调动人民群众，让充分保障群众对腐败现象的监督权，才能使腐败现象无处藏身。
俗话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对打击腐败现象有着极高的热情。目前，在我国已被查处的腐败案中,有60%至70%的案件是通过群众举报而发现的。
可是，现实中的“官本位”思想和其他不良的体制机制阻碍了群众的眼睛。许多案例显示，一些群众正当的检举、揭发、意见、建议没有被认真对待，一些群众的正当诉求被当成无理取闹，甚至出现受理单位与被举报人串通从而使举报人遭受不利的情况，群众与反腐机构间的信息传递未能顺畅进行，多样化的监督尚未实现。由此，在二者之间建立起正常可靠且安全通畅的联系通道不仅是当权者决心反腐的表现，更能获得最有效的社会支持。
三、结语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由于国情的差异，国外的反腐倡廉举措及其成功经验并不完全适合我国，但是也给了我们许多启发：必须从本国与他国的实践中揭示反腐倡廉的规律性，借以提高工作的针对性和高效率；必须既重视依法治腐，强化法制的刚性特征，又要抓好廉政文化建设，做到“刚柔并济”；必须把独立机构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更要把执法必严作为核心理念；既要做好公共信息的透明化，又要坚定人民群众是做好反腐败工作的真正的力量来源和强大后盾。
第四篇：国外税收宣传成功经验及启示
国外税收宣传成功经验及启示
税收宣传是税务部门的一项经常性的重要工作，我国长期以来一方面秉承税收宣传工作的传统，另一方面不忘合理扬弃，大胆创新，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同时我们也看到，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以及税务工作各种元素的变化，税收宣传工作面临着愈来愈多的机遇和挑战。许多新形势、新要求的出现，使税收宣传显现出工作疲软、前进乏力、发展迟滞的状态。从国际上看，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在税收宣传方面经验丰富，成果显著，本文将通过简要介绍其宣传经验，从而得出有利于推动我国税收宣传工作健康、有序发展的一些启示。
一、世界各国税收宣传经验
（一）把宣传寓于服务之中
世界各国的税收宣传都把对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宣传放在首位，并着重强调“服务”，是这些国家纳税人自觉纳税的观念深入人心，征纳环境秩序良好。
1.免费提供申报表和延长工作时间。为尽可能减轻纳税人的纳税成本，以激励人们自觉遵守税法，不少国家的税务局除免费提供申报表外，还在某些地区延长工作时间，请税务人员就有关问题向纳税人进行详细讲解。
2.免费提供电话服务。纳税人可免费打电话到税务局，询问关于税收方面的信息，索要表格或出版物，或询问关于其个人税收账户的信息。
3.个人联系。有关资料表明，美国大约有4500万纳税人是通过纳税人服务系统与税务局联系的，税务工作人员每年都要向税务名册上的纳税人邮寄税务表格和说明。另外海年大约有700万纳税人拜访税务局的办公室，以寻求帮助。
4.志愿者计划。一些国家的税务局为了帮助那些自己不能填写报表又用不起税务代理的纳税人，发起了志愿者行动。志愿者还对老年人提供税务咨询，帮助老年人履行纳税义务，志愿者不领取任何报酬。
（二）广泛应用传播媒介
很多国家和地区税收宣传中，传播手段多样、途径广泛，这也是这些国家纳税观念深入人心的主要原因。
1.免费提供出版物。许多国家的税务局都出版“税务指南”等特殊的税务出版物。加拿大税务当局为配合实施新的商品和服务税，曾出版过近90种专门的小册子，这些出版物一般都不直接向纳税人收费。
2.利用大众媒介。许多国家都广泛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介向纳税人传播信息，如智利的报纸专门刊发税务增刊。近年来，也有的国家开始利用电子媒介向纳税人提供信息和材料。提供录像带和录音带。一些国家税务机关专门发行有关各种税收问题的录像带，并将这些录像带分发到私人录像带商店，免费提供给消费者看。墨西哥税务局还把录像带分发到地方税务分局，纳税人可以到当地税务局去看。还有的国家为视觉困难者提供录音带。
3.广告委员会。为使宣传效果达到最佳，美国请广告委员会帮助设计税务宣传方案，通过各种媒体，将“尽早填报，准确填报”等信息传给公众，从而使尽早、准确填报申报单的人数越来越多。
（三）宣传与教育紧密结合税收教育在不少国家和地区得到重视，这种教育往往是涉及面十分广泛，且分门别类，针对不同的个人和群体采取不同的方式，使税收观念深入人心。
1.媒体宣传。不少国家的税务局都利用媒体向纳税人进行宣传教育，通过一些人们感兴趣的税务话题，使纳税人明白社会如何得益于各种税收，不承担公平税负的人会受到哪些惩罚等。
2.学校设立税务课程。美国有被称为“了解税”的教学计划，对14岁～18岁的中学生进行教育，课程的主要内容是解释征税的必要性，以及如何填写简单的纳税申报表。菲律宾对学生教育也很重视，在初中和高中加入税务课程。
3.小型企业税务研讨会。许多国家为初入商界的人制定了这一计划，主要是向他们介绍有关税收信息和提供帮助。研讨会的课程一般由税务局设计，由税务工作人员在税务局讲授，也可以由税收专家在社区学院或教育中心讲授。
4.税务诊所。美国联邦税务局每年都与商业性的电视台联系，在2月初的一个星期天，通过公共电视频道和有线电视网向全国播出“税务诊所”节目。节目中请纳税人与税务官员、会计师和律师讨论有关纳，税的话题，同时安排热线电话，邀请公众参与。
二、对我国的启示
（一）在服务中强化税收宣传。树立“以纳税人为本”的服务观念，税收服务要深入纳税人中间，诚心诚意听取纳税人意见，掌握纳税人需求，在保障纳税人需求的同事有效进行税收宣传。保障纳税人合法权益，从实际出发，科学简化工作程序，减少审批手续，认真落实“一站式服务”、延时服务、预约服务、远程服务等。在基层成立纳税服务志愿队伍，是志愿服务成为税收宣传和税收服务中的常态。
（二）创新宣传的形式和载体。建立全国统一的税收宣传与服务免费电话，向纳税人提供税法信息，解释税收政策，接受税收咨询。多运用技术含量高的宣传载体，在有影响的广播电视栏目中开设税收固定栏目，拍摄播放电视宣传资料，加强与新闻单位的联系，即使全面地将相关税收信息传递给没提以供宣传。进一步完善网络，推进网络宣传的“平民化”，在条件成熟时首先为大型企业和重点纳税人建立门户网站，为他们提供多种多样个性化的纳税服务。
（三）税收宣传与税收教育结合。将税收宣传引入学校，在中、小学及大中专院校的正规系列教育中开设税法课，普及税务基本知识，对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宣传从小做起。还可以采取其他形式的税务教育，如为培训中小学税务教育教师、辅导企业和个人纳税而开办纳税辅导班，从整体上提高全民自觉纳税意识。
第五篇：国外生态城市建设成功经验
国外生态城市建设成功经验
2006-8-
211 引言
生态城市思想提出后，有关的示范建设也在世界上广泛展开，目前国外已有不少城市取得了建设生态城市的经验和效果。1992年美国在加州伯克莱实施了生态城市计划，其理念和做法在全球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新加坡经过几十年努力，已建设成为举世公认的花园城市和生态型城市。澳大利亚的哈里法克斯生态城项目是该国第一例生态城市规划，不仅涉及社区和建筑的物质循环规划，还涉及社会与经济结构，它走出传统商业开发的老路，提出了“社区驱动”的生态开发模式；怀阿拉市则充分融合了可持续发展的各种技术，包括城市设计原则、建筑技术、设计要素与材料、传统的能源保证与能源替代、可持续的水资源使用和污水的再使用等，解决了该市的能源与资源问题。巴西的库里蒂巴以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规划典范而享誉全球，其公交导向式的交通系统革新与垃圾循环回收入项目、能源保护项目曾荣获国际大奖。日本的九州市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以减少垃圾、实现循环型社会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城市建设，提出了“从某种产业产生的废弃物为别的产业所利用，地区整体的废弃物排放为零”的构想。德国Erlangen市率先执行“21世纪议程”有关决议，采取多种节地、节能、节水措施，修复生态系统，进行综合生态规划，成为德国“生态城市”先锋市。西班牙马德里与德国柏林合作，重点研究、实践城市空间和建筑物表面用绿色植被覆盖、雨水就地渗入地下、推广建筑节能技术材料、使用可循环材料等，改善了城市生态系统状况。此外印度的班加罗尔、巴西的桑托斯市、意大利的罗马、美国的华盛顿、克利夫兰和波特兰大都市区、俄罗斯的莫斯科、澳大利亚悉尼、坎培拉等城市都提出建设生态城市的目标或开展这方面研究。建设成果突出、影响较大的工作有美国加州伯克莱生态城市计划(1992)、克利夫兰和波特兰大都市区、印度的班加罗尔，巴西的库里蒂巴和桑托斯市、澳大利亚的怀阿拉市和Halifax生态城市建设计划(1994)、新西兰的Waitakere市、丹麦的哥本哈根、日本东京生态城市建设计划(1993)等。当前的趋势是从传统上那些小城市／镇延伸到一些开发时间较长、城市空间较大、产业形态复杂的国际大都市，如：东京、纽约、伦敦这样的全球性大都市，以及像新加坡、香港、汉城这样的洲际性大都市。与生态城市已有的丰富理论相比，这些实践并不完善，也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生态城市建设，这些城市只是在向生态城市迈进的道路上走得更近一些，但却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去学习和总结。
当前我国学界对国外生态城市建设的研究，还停留在案例介绍阶段，对这些成功的经验并未有全面和系统的总结。本文试图深入分析当前较为成功的建设案例，对其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和梳理，以图为我国的生态城市建设提供一些借鉴和启发。国外生态城市建设成功经验
总结国外影响较大的生态城市建设案例，其成功的经验主要在于明确而具体现实的目标体系、具体的项目、突出的重点领域、城市建设与生态建设的一体化、详细的分工实施体系、广泛的公众参与，加上具有明确法律地位和角色定位的推进和实施机构及完善的法律条例、市场化的管理体制等作为支撑条件。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生态城市建设经验，并不是对已经存在的“生态城市／镇”的建设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因为尚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城镇)，而主要是叙述和总结以“生态城市”为目标的生态城市建设试验和实践过程。即使是那些并没有明确提出要建设“生态城市”的城市或地区，只要其实践活动对“生态城市”建设具有积极的、可借鉴的意义，我们仍然把这些实践当作生态城市建设的实践来对待。
2.1 明确而具体、现实的目标
西方国家的生态城市建设，一开始就非常注重对目标的设计。面对纷繁复杂的城市生态问题，这些目标的设计者并没有好高骛远地想要一下子改变一切，提出诸如在我国生态城市
建设中经常提出的如“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等等宏大而空洞的目标，而往往是从小处入手，非常具体和贴近现实，能够直接用于指导实践活动。如丹麦生态城市建设的阶段性环境目标是：试验区内水的消费量减少10%、电消费量减少10%、回收入家庭垃圾减少城区垃圾生产、通过建立60个堆肥容器回收入10%的有机垃圾制作堆肥、回收入40%的建筑材料。这样的目标清晰明确，利于公众的理解和积极参与，也便于利用职能部门主动组织规划建设，保障了生态城市建设能一步一个脚印地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2.2 具体的项目
不论是欧洲还是美洲，生态城市建设的目标后面，总是有具体的项目支撑，并且有保证这些项目得以实施的政策。
譬如，被誉为全球“生态城市”建设样板的美国加州伯克利，它的实践就是建立在一系列具体的行动项目之上，如建设慢行车道、恢复废弃河道、沿街种植果树、建造利用太阳能的绿色居所、通过能源利用条例来改善能源利用结构、优化配置公交线路、提倡以步代车、推迟并尽力阻止快车道的建设、召开有关各方参加的城市建设会议，等等。这些项目在有些人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正是微不足道的行动使生态城市建设得以扎实有效地进行。
又譬如，德国生态城市弗莱堡建设别具特色的项目包括：①大气环境保护项目，依据交通污染占到了大气污染的80%的调查结果，弗莱堡通过加强城市与周边地区之间公共交通系统和鼓励自行车使用，来进行环境保护。经过长期有序地建设城市有轨和公共汽车交通，形成了与整个周边地区融为一体的公交换乘网络，统一了在价格上极具吸引力的票价体系，鼓励市民在所有公交换乘地点换乘城市公共交通，方便到达城市和郊区的各个出行点，减少私人汽车的出行，降低空气污染。另一方面，通过积极发展与郊区相连的自行车道路网络、在市区增建自行车停车场和停车位，使自行车交通在城市交通中的比重逐年得到提高，极大地减少了由于交通发展而导致的环境污染。②能源利用的环境保护项目，通过在节约能源、使用新型能源以及发展热电联合等三个方面来减少环境负担，提高城市生活质量。其中，在节约能源方面，该市通过提高能源价格以及分发节能灯等方式减少居民的能源消耗。在开发新能源方面，利用对太阳能研究、开发和生产项目的资助以及建设“太阳能城市”等措施来推广新能源的利用。此外还有城市垃圾处理项目、居民区生态环境处理项目等等，每一个项目都具体明确并有系统的推进措施，保证了生态城市建设项目按科学的轨道稳步推进。
2.3 广泛的群众参与
在美国生态学家Richad Rezister提出的生态城市建设的十项计划中，第一项就是普及与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公众是城市的生产者、建设者、消费者、保护者，因此，国外成功的生态城镇建设都刻意地鼓励尽可能广泛的公众参与，无论从规划方案的制定、实际的建设推进过程、还是后续的监督监控，都有具体的措施保证群众的广泛参与。这种做法，在很多城市收入到了良好的效果，可以说，广泛的群众参与是国外生态城镇建设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
如哈利法克斯生态城创立了“社区驱动”的一切程序。“社区驱动”是开发由社区控制，社区的规划、设计、建设、管理和维护全过程都由社区居民参与，是一种社区自助性开发方式。社区开发的管理机构一管理组，是通过邀请个人和重要组织的代表加入而组建的。作为居民、签约的投资者或支持者(人或组织)，在个人或者组织的目标是恰当、允许的情况下，可通过各种方式参与社区建设。每一个居民都可参加到生态城市“赤脚建筑师计划”队伍中去。在来自股权登记和居民会议反馈的基础上，一系列赤脚建筑师计划评议会、设计讨论会传递有计划、开发及设计方方面面的信息，这些信息涉及从区域基础设施、历史、生态到社区艺术、设计，从地方规划、管理到整个场地规划建议，从详细设计、材料获取到场地建设组织和程序等内容。每居民都可参与计划最后的详细设计，同时在设计、建设过程中学到城市生态学的有关理论和实践应用知识，使建设者既了解社区，又了解生态学。建筑师、城市
生态学家则在其中起咨询、教育的作用。社区还设有城市生态中心作为公共教育场所，公众在这里通过图书馆、展览、咨询、报告可方便地知晓城市生态的有关知识，了解生态城市规划、设计和建设进展。这种广泛的公众参与和公众的深度参与是项目得以成功的重要保障。
又如德国生态城市Erlansen城在建设中，努力与市民一起进行规划，有意与一些行动小组，特别是与环境有关的小组合作，并使他们在一些具体项目中作为合作伙伴，同时又使他们保持自由，并可以抨击当局的某些决策。韩国汉城21世纪议程中，在每一个目标的背后都具体地提出公众参与的领域和途径，有效地保障了项目的实施。日本大阪市每年9月发动市民开展公共垃圾收入集活动，并向100万户家庭发放介绍垃圾处理知识和再生利用的宣传小册子。加拿大蒙特利尔市更是利用广告衫、日历卡、笔记本、公交车等多种多样的载体，号召市民参与废弃物回收入再利用活动。
2.4 突出的重点领域
国外生态城市建设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其问题指向性，它往往不试图在城市中全面铺开地进行生态城市建设，而是面向问题、抓住重点、逐步推进，针对城市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如交通拥挤、地面硬化、垃圾污染等问题，集中力量促使一两个问题的解决，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积累经验、培养人才、教育公众、树立形象、凝聚人心，逐渐扩展到对其它问题的解决。比如巴西的库里蒂巴建设重点在于城市交通和垃圾资源化，日本有些城市的建设重点在于生态工业园和循环经济，而欧洲的一些城市则重点考虑生态社区，美国在建设生态城市的初期，主要是建造一些生态核心场地项目，即这些场地的建筑物均由节能、节水技术建造，后来逐步扩大到水的循环使用、雨水的保持、太阳能供热、城市工业使用再生能源等。
德国南部著名的生态城市弗莱堡，一开始就将生态城市建设的重点放在硬化地面的透水改造、屋顶绿化、河道自然景观的恢复上。首先，对城市所有的硬化地面(公路除外)进行彻底拆除，代之以多种形式的透水地面(包括透水砖地、卵石地、孔型砖地、碎石地、有机质屑地等)。这一项改造，给弗莱堡的环境带来了多方面的改善。其次，弗莱堡城市的居民通过庭院自助绿化、墙面立体绿化、阳台绿化、屋顶绿化、让天然植被回归城市等方法，有效地帮助自己居住的这个太阳辐射强的城市减少了热岛效应，使其卫生状况、环境质量和居住舒适度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第三，弗莱堡城中的河道以模拟自然河床、保持河与岸的自然过渡结构、维持岸边自然植被为原则来维护河流环境，使河道中的水质清，河岸景观自然美丽，而且维护费用少。
生态城市的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实施需要系统而复杂的支撑条件，而在人们认识尚待深化、各种支撑条件远不完善的情况下，选择面向问题的重点突破，要比急功冒进的全面推进科学得多。首先，选择突出的问题入手，容易得到方方面面的支持，同时投入也相对小得多，并且实施的主体也相对明确，容易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其次，在解决主要矛盾的过程中可以积累经验，完善相关的支撑条件，培养人才，教育广大的公众，使下一步的工作更容易推动；第三，一个问题解决得好，可以为城市树立良好的形象，增强城市的吸引力，激发居民和决策者的自豪感与主人翁精神，使其有更大的意愿和投入来将生态城市的建设推向更深、更广。
2.5 生态建设与城市建设的一体化推进
有别于我国生态城市建设经常出现生态建设与城市建设“两张皮”的状况，国外的生态城市建设通常将生态目标的实现融入到城市建设过程中，通过对城市建设统筹安排、科学规划，使经济建设、城市建设和生态建设协调发展。最突出的例子就是通过在城市建设中强调发展公共交通和土地的综合利用来实现节约资源、降低污染、保护生态等目标。
在西方发达国家，大部分学者认为，为了实现生态城市的目标就应该尽量鼓励人们使用公共交通运输，因此当前国外较为成功的生态城市，多数把优先发展公共交通作为主要的交通政策。所谓土地综合利用，就是在规划和设计中，把工作、居住和其他服务设施结合起来，综合地予以考虑。使人们能够就近入学、工作和享用各种服务设施，缩短人们每天的出行距离，减少能源消耗。
巴西著名生态城市库里蒂巴是将公共交通与土地的混合利用有机结合、成功实现城市建设与生态建设一体化推进的杰出代表。为避免小汽车使用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土地占用、城市蔓延等问题，该市并未单纯地采用传统的控制小汽车使用或拥有、提高排放标准、减少道路供应以及其它的税收入、收入费等政策，或对公共交通进行财政补贴等方式，而是成功地将土地利用与交通相结合，不仅鼓励混合土地利用开发的方式，而且总体规划以城市公交线路所在的道路为中心，对所有的土地利用和开发密度进行了分区，城市仅仅鼓励公交线路附近2个街区的高密度开发，并严格抑制距公交线路2个街区外的土地开发。一体化道路系统提供的高可达性促进了沿交通走廊的集中开发，土地利用规划方法也强化了这种开发。轴线开发使宽阔的交通走廊有足够的空间用作快速公交专用路。在许多建成区，也使用类似方法，使现有公交线路的沿线开发沿着主要线路向城市外缘发展，并把高密度混合土地利用规划与已有的交通走廊规划合为一体。土地利用与交通的成功结合，以及公共汽车快速交通技术的应用，保证了城市有2／3的市民每天都使用公共汽车，并且做到公共汽车服务无需财政补贴，研究人员估计每年减少的小汽车出行达2700万次。
2.6 完善的法律、政策和管理上的保障体系
生态城市的保障体系包括自然基底、经济实力、科技、文化、社会稳定、法律、政策和管理体制等等多个方面。在诸多因子中，自然基底、经济实力、科技、文化和社会稳定等因素往往是既定的，很难在短期内有所改变，但法律、政策和管理体制上的保障却可以相对比较快地提高和完善。综观国外成功的生态城市建设案例，极为重视这几项保障因子的建设，都有详细的分工实施体系、具有明确法律地位和角色定位的推进和实施机构及完善的法律条例、市场化的管理体制等作为支撑条件。从国家层面到地方层面，国外对生态城市建设的立法工作极为重视，一些国家通过立法，已经为生态城市建立了一套绿色(或生态)法律保障体系，即：绿色秩序制度，包括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绿色市场制度、绿色产业制度、绿色技术制度等；绿色产销制度，包括绿色生产制度、绿色消费制度、绿色贸易制度、绿色包装制度、废物回收入利用制度等；生态激励制度，包括绿色财政制度、绿色金融制度、绿色投资制度、绿色税收入制度、绿色统计制度、绿色审计制度、绿色会计制度等；绿色社会制度，包括绿色教育制度、绿色信息(宣传)制度、绿色行政制度、绿色采购制度、公众参与制度等。对作为生态城市建设重要保障的管理体制，也在一些著名的生态城市得到了重视。例如，澳大利亚著名生态城市Halifax近十年的建设自始至终都是由著名的非赢利机构——澳大利亚生态城市委员会组织实施，该机构丰厚的专业知识、先进的理念和高超的组织能力，将来自政界、建筑、森林、采矿和能源组织，自然保护组织以及如南澳大利亚燃气公司等企业和Kauma遗产保护委员会(Kauma Heritage Committtee)等等来自各方的力量都凝聚到生态城市的建设活动当中。又如，为避免政府机构的官僚作风，南非生态城市米德兰德(Mi&and)还专门创设了一个独立的非政府机构——米德兰德生态城市联合会(Midr and Ecocity Trust)，以保障生态城市规划和建设项目顺利开展。讨论与思考
对比国外生态城市建设的成功案例，我们也许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差距和努力的方向。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进行生态市建设不同层面的探索，在至今近三十年的实践历程中，已有生态城市建设案例上百个，但真正成功、在国际国内产生重大影响的例子并不多见。总结其原因，在于以下四个主要的共性问题：一是对生态、生态城市等概念认识不足甚至曲解，加上对生态城市建设的困难估计不足，导致建设内容片面化或者空洞化，同时出现大量建设性破坏现象；二是生态城镇建设目标过于超前或过于模糊，甚至自相矛盾，与目前全国多数城市的平均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三是生态城镇规划地位不明、人才不足、脱离公众、内容混乱、实施不力；四是包括立法、体制、群众生态意识等等在内的生态城镇建设的支撑体系不健全，导致生态城镇建设推进不力，进展缓慢。因此，依据国外成功经验和我国国情，我国未来生态城市建设必须从加强理论研究、重视人才培养、发动群众参与、突出重点领域避免贪大求全、加快法律法规和政策、公众生态意识的提升等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努力缩小差距、迎头赶上。
当然，在肯定国外生态城市建设成功经验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国外生态城市建设实践也有它的不足之处，突出地表现在生态理想主义与现实社会、文化的冲突和矛盾，譬如，它往往排斥全球化和区际贸易这两个现代经济的重要基础，强调在区域内获取区域所需的一切资源和产品；同时它试图打破和重构现代人类生活中一些重要的元素，如大众住房的理想模式、汽车等，它的推进也要以技术进步和区内居民高度的自觉性和认同感为前提，这首先使它失去了在现阶段广泛推广的可能性。因此，导致许多生态城市建设只能是在相对小的城镇或大城市中的小片区域进行实验，在一个现代城市这样大的尺度上的推进尚缺乏较成功的例子；同时也使一些生态城市建设项目(如Halifax生态城)走入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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