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的成功经验

第一篇：国外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的成功经验

国外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的成功经验

中小企业是指那些经营规模比较小，作业人员比较少，资本额和销售额都不大的企业。从近几年来的发展来看，不管是美国、俄罗斯、英国、东欧，还是东南亚各国，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的发展已成为抑制这些国家经济衰退，维持社会经济均衡发展的重要保障。他们的一系列成功经验，值得我国中小企业借鉴。

一、美国：完善立法，援助中小企业科技开发及成果转化

在市场竞争结构安排上，美国一直鼓励竞争，是世界上执行《反垄断法》最坚决的国家。自1890年以来，美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反垄断法和小企业法规，为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法律上的依据，并做了大量务实的工作，如成立各种小企业领导和管理机构，为小企业提供资金援助、贷款担保、市场信息和各种技术与管理知识等。同时，美国政府非常重视中小企业的科技创新。它主要通过立法，如《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法》，引导和促进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硬性规定政府各有关部门必须按一定比例向中小企业创新发展计划提供资金，用于援助中小企业开展科技开发和成果转化，主要是资助具有技术专长和发明创造的科技人员创建高科技企业，以促进他们的专利发明转化为生产力。因此，中小企业在计算机、程控仪器、电子元件、工程和科学仪器等行业占有很大比例。

二、德国：政府资助，以社会力量为主导，加强对职工的技能培训

德国政府对中小企业的创新支持体现在对职工技术教育方面的帮助，各地都有政府部门开办的为当地中小企业培训学徒工、对中小企业职工进行知识更新改行培训的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经费由政府拨款。政府也帮助一些中小企业就近到有条件的大企业培训职工，甚至在必要时提供资助。德国政府还规定企业必须从销售收入总额中，提取一定经费用于对技术工人的培训和后续教育。职工就业前必须经过培训并取得一定的职业技能认证，方能从事本职工作。

三、葡萄牙：政企共同出资设立风险投资基金，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

葡萄牙政府设立了一种名为PMEIAPMEI的中小企业风险投资基金，共计3亿多欧元。该项基金交由葡萄牙中小企业投资公司、中小企业资本公司、葡萄牙商业银行等专业金融机构共同管理。葡政府希望利用该基金扶持中小企业的技术开发和实现科技成果的转化。

四、日本：大集团在高新技术领域控制中小企业创新

日本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基本上是在少数大企业集团的控制下来完成。日本70％的企业产权属于法人股东，以三井、三菱、住友等垄断财团为核心横向结合的企业集团基本上控制了日本经济的命脉，而多数中小企业进入这些大财团的系列化生产体系，对这些大企业存在较强的依附性和从属性。尽管近年来日本政府通过了一系列禁止垄断和保护、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法规，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垄断大企业对中小企业的掠夺，但同一行业的中小企业必须要靠大集团的帮衬才可完成，日本战后崛起的一些企业集团，如丰田、松下等，集中在高技术尤其是电子信息业领域内，这些集团控制着大量的中小

企业创新。

五、东南亚国家：为中小企业的技术开发提供资金融通

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看到了金融危机中大企业纷纷落马而小企业充满活力，也开始把注意力转到中小企业科技创新上来。马来西亚政府成立了中小企业发展机构，重点加强中小企业和大企业的联系，以进行技术转让活动和拓展海外市场。它还在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方面提供多方面的财务津贴，包括科研开发和开发工作耗费的资金、企业职工技术培训的学费(超过50％)，以及参加国内外商品展销会的开销等。泰国政府除了向致力于科技研究、开发和应用的私人投资者发放长期、低息贷款外，还承担这类企业的部分科研咨询费用。印度政府近年来利用德国和丹麦的援助，在全国设立了5个新的培训中心，帮助其中小企业进行科技创新，提高产品质量，帮助其达到国际质量标准，获得IS09000证书。

六、英国：营造公平、开放和宽松的市场环境，鼓励企业创新、提高生产率、降低价格，对企业研发、中小企业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英国贸易投资署（UKTI）和12个地区发展署（RDA）负责实施地区扶助政策、管理欧洲地区基金的使用及鼓励中小企业科技创新。主要支持措施有：

1、英国政府科技创新资助

英国政府对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可给予以下四类资助：

（1）小型项目资助

对于雇员数少于10人的企业，实施期限在12个月以内的低成本

开发项目，最多可给予2万英镑的资助。

（2）创新型研究项目资助

对于雇员数少于50人的企业，实施期限在6～18个月的创新型研究项目，最多可给予7.5万英镑的资助。

（2）创新型开发项目资助

对于雇员数少于250人的企业为某一具有创新性的产品或流程进行的开发项目，最多可给予20万英镑的资助。

（4）重大科研项目

对于雇员数少于250人的企业开展对行业有战略意义和广泛经济效益的重大科研项目，最多可给予50万英镑的资助。

2、优惠的减免研发税收措施

所有在英企业当研发投入超过1万英镑时，均可享受税收减免，但对中小企业制定了更为优惠的税收减免标准。按欧盟中小企业标准，对于雇员少于250人，年收入不超过5000万欧元或资产少于4300万欧元的中小企业，其应缴税额可在税前收入中按研发投入的150％扣除，而大企业仅按125％扣除。

3、尤里卡计划

英国参加了欧洲尤里卡计划，因此其中小企业也享受该计划对企业研发创新的资助。其资助项目的标准主要包括：①市场导向的高技术研发项目；②参与方至少来自2个有利卡计划成员；③研究开发领先的产品、流程或服务；④资金来自开发方或公共资助。资助项目的主要领域包括：医药、生物技术、工业流程、信息技术、交通、能源、环境、电信。

4、欧盟研发资助

欧盟将其2007年～2013年的研发预算增加至700亿欧元，增长了一倍。其主要资助领域包括：健康、食品、农业、生物技术、纳米技术、信息技术、交通、能源、环境（包括气候变化）、电信、社会经济和人文科学等。如果英国中小企业科技创新项目符合相关条件，将可以享受欧盟资助。

5、中小企业培训

英国政府制定了培训与企业发展战略，在全国建立了80多个培训与企业局（TECs，Training and Enterprise Councils），主要负责为中小企业提供各类培训，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和科技创新实力。

6、发展科技孵化器

英国政府将发展科技园及企业孵化器（Science Parks and Business Incubators）视为促进科技创新的重要手段。目前英国有超过100个科技园，约3000家入园企业，其中有450家海外企业，所有园内雇员约6.8万人。

英国科技孵化器多依托研究机构和高校设立的科技园为企业提供前沿技术、人力资源和商业支持，由地方政府、大学及工商界设立，受英国政府、欧盟和地区发展署的资助。主要机构为英国科技园协会（UK Science Park Association）。主要科技孵化器包括：剑桥科技园、伯明翰科技园、曼彻斯特科技园、谢菲尔德科技园、牛津科技园、肯特科技园、爱丁堡科技园、卡地夫科技园等。

此外，英国有超过325个企业孵化器，为生物、信息技术、创意等产业的创业企业提供支持。主要有谢菲尔德生物孵化器、伦敦数字孵化器、圣约翰创新中心、哈维尔国际商务中心等。

第二篇：国外生态城市建设成功经验

国外生态城市建设成功经验

2006-8-

211 引言

生态城市思想提出后，有关的示范建设也在世界上广泛展开，目前国外已有不少城市取得了建设生态城市的经验和效果。1992年美国在加州伯克莱实施了生态城市计划，其理念和做法在全球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新加坡经过几十年努力，已建设成为举世公认的花园城市和生态型城市。澳大利亚的哈里法克斯生态城项目是该国第一例生态城市规划，不仅涉及社区和建筑的物质循环规划，还涉及社会与经济结构，它走出传统商业开发的老路，提出了“社区驱动”的生态开发模式；怀阿拉市则充分融合了可持续发展的各种技术，包括城市设计原则、建筑技术、设计要素与材料、传统的能源保证与能源替代、可持续的水资源使用和污水的再使用等，解决了该市的能源与资源问题。巴西的库里蒂巴以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规划典范而享誉全球，其公交导向式的交通系统革新与垃圾循环回收入项目、能源保护项目曾荣获国际大奖。日本的九州市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以减少垃圾、实现循环型社会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城市建设，提出了“从某种产业产生的废弃物为别的产业所利用，地区整体的废弃物排放为零”的构想。德国Erlangen市率先执行“21世纪议程”有关决议，采取多种节地、节能、节水措施，修复生态系统，进行综合生态规划，成为德国“生态城市”先锋市。西班牙马德里与德国柏林合作，重点研究、实践城市空间和建筑物表面用绿色植被覆盖、雨水就地渗入地下、推广建筑节能技术材料、使用可循环材料等，改善了城市生态系统状况。此外印度的班加罗尔、巴西的桑托斯市、意大利的罗马、美国的华盛顿、克利夫兰和波特兰大都市区、俄罗斯的莫斯科、澳大利亚悉尼、坎培拉等城市都提出建设生态城市的目标或开展这方面研究。建设成果突出、影响较大的工作有美国加州伯克莱生态城市计划(1992)、克利夫兰和波特兰大都市区、印度的班加罗尔，巴西的库里蒂巴和桑托斯市、澳大利亚的怀阿拉市和Halifax生态城市建设计划(1994)、新西兰的Waitakere市、丹麦的哥本哈根、日本东京生态城市建设计划(1993)等。当前的趋势是从传统上那些小城市／镇延伸到一些开发时间较长、城市空间较大、产业形态复杂的国际大都市，如：东京、纽约、伦敦这样的全球性大都市，以及像新加坡、香港、汉城这样的洲际性大都市。与生态城市已有的丰富理论相比，这些实践并不完善，也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生态城市建设，这些城市只是在向生态城市迈进的道路上走得更近一些，但却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去学习和总结。

当前我国学界对国外生态城市建设的研究，还停留在案例介绍阶段，对这些成功的经验并未有全面和系统的总结。本文试图深入分析当前较为成功的建设案例，对其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和梳理，以图为我国的生态城市建设提供一些借鉴和启发。国外生态城市建设成功经验

总结国外影响较大的生态城市建设案例，其成功的经验主要在于明确而具体现实的目标体系、具体的项目、突出的重点领域、城市建设与生态建设的一体化、详细的分工实施体系、广泛的公众参与，加上具有明确法律地位和角色定位的推进和实施机构及完善的法律条例、市场化的管理体制等作为支撑条件。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生态城市建设经验，并不是对已经存在的“生态城市／镇”的建设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因为尚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城镇)，而主要是叙述和总结以“生态城市”为目标的生态城市建设试验和实践过程。即使是那些并没有明确提出要建设“生态城市”的城市或地区，只要其实践活动对“生态城市”建设具有积极的、可借鉴的意义，我们仍然把这些实践当作生态城市建设的实践来对待。

2.1 明确而具体、现实的目标

西方国家的生态城市建设，一开始就非常注重对目标的设计。面对纷繁复杂的城市生态问题，这些目标的设计者并没有好高骛远地想要一下子改变一切，提出诸如在我国生态城市

建设中经常提出的如“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等等宏大而空洞的目标，而往往是从小处入手，非常具体和贴近现实，能够直接用于指导实践活动。如丹麦生态城市建设的阶段性环境目标是：试验区内水的消费量减少10%、电消费量减少10%、回收入家庭垃圾减少城区垃圾生产、通过建立60个堆肥容器回收入10%的有机垃圾制作堆肥、回收入40%的建筑材料。这样的目标清晰明确，利于公众的理解和积极参与，也便于利用职能部门主动组织规划建设，保障了生态城市建设能一步一个脚印地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2.2 具体的项目

不论是欧洲还是美洲，生态城市建设的目标后面，总是有具体的项目支撑，并且有保证这些项目得以实施的政策。

譬如，被誉为全球“生态城市”建设样板的美国加州伯克利，它的实践就是建立在一系列具体的行动项目之上，如建设慢行车道、恢复废弃河道、沿街种植果树、建造利用太阳能的绿色居所、通过能源利用条例来改善能源利用结构、优化配置公交线路、提倡以步代车、推迟并尽力阻止快车道的建设、召开有关各方参加的城市建设会议，等等。这些项目在有些人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正是微不足道的行动使生态城市建设得以扎实有效地进行。

又譬如，德国生态城市弗莱堡建设别具特色的项目包括：①大气环境保护项目，依据交通污染占到了大气污染的80%的调查结果，弗莱堡通过加强城市与周边地区之间公共交通系统和鼓励自行车使用，来进行环境保护。经过长期有序地建设城市有轨和公共汽车交通，形成了与整个周边地区融为一体的公交换乘网络，统一了在价格上极具吸引力的票价体系，鼓励市民在所有公交换乘地点换乘城市公共交通，方便到达城市和郊区的各个出行点，减少私人汽车的出行，降低空气污染。另一方面，通过积极发展与郊区相连的自行车道路网络、在市区增建自行车停车场和停车位，使自行车交通在城市交通中的比重逐年得到提高，极大地减少了由于交通发展而导致的环境污染。②能源利用的环境保护项目，通过在节约能源、使用新型能源以及发展热电联合等三个方面来减少环境负担，提高城市生活质量。其中，在节约能源方面，该市通过提高能源价格以及分发节能灯等方式减少居民的能源消耗。在开发新能源方面，利用对太阳能研究、开发和生产项目的资助以及建设“太阳能城市”等措施来推广新能源的利用。此外还有城市垃圾处理项目、居民区生态环境处理项目等等，每一个项目都具体明确并有系统的推进措施，保证了生态城市建设项目按科学的轨道稳步推进。

2.3 广泛的群众参与

在美国生态学家Richad Rezister提出的生态城市建设的十项计划中，第一项就是普及与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公众是城市的生产者、建设者、消费者、保护者，因此，国外成功的生态城镇建设都刻意地鼓励尽可能广泛的公众参与，无论从规划方案的制定、实际的建设推进过程、还是后续的监督监控，都有具体的措施保证群众的广泛参与。这种做法，在很多城市收入到了良好的效果，可以说，广泛的群众参与是国外生态城镇建设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

如哈利法克斯生态城创立了“社区驱动”的一切程序。“社区驱动”是开发由社区控制，社区的规划、设计、建设、管理和维护全过程都由社区居民参与，是一种社区自助性开发方式。社区开发的管理机构一管理组，是通过邀请个人和重要组织的代表加入而组建的。作为居民、签约的投资者或支持者(人或组织)，在个人或者组织的目标是恰当、允许的情况下，可通过各种方式参与社区建设。每一个居民都可参加到生态城市“赤脚建筑师计划”队伍中去。在来自股权登记和居民会议反馈的基础上，一系列赤脚建筑师计划评议会、设计讨论会传递有计划、开发及设计方方面面的信息，这些信息涉及从区域基础设施、历史、生态到社区艺术、设计，从地方规划、管理到整个场地规划建议，从详细设计、材料获取到场地建设组织和程序等内容。每居民都可参与计划最后的详细设计，同时在设计、建设过程中学到城市生态学的有关理论和实践应用知识，使建设者既了解社区，又了解生态学。建筑师、城市

生态学家则在其中起咨询、教育的作用。社区还设有城市生态中心作为公共教育场所，公众在这里通过图书馆、展览、咨询、报告可方便地知晓城市生态的有关知识，了解生态城市规划、设计和建设进展。这种广泛的公众参与和公众的深度参与是项目得以成功的重要保障。

又如德国生态城市Erlansen城在建设中，努力与市民一起进行规划，有意与一些行动小组，特别是与环境有关的小组合作，并使他们在一些具体项目中作为合作伙伴，同时又使他们保持自由，并可以抨击当局的某些决策。韩国汉城21世纪议程中，在每一个目标的背后都具体地提出公众参与的领域和途径，有效地保障了项目的实施。日本大阪市每年9月发动市民开展公共垃圾收入集活动，并向100万户家庭发放介绍垃圾处理知识和再生利用的宣传小册子。加拿大蒙特利尔市更是利用广告衫、日历卡、笔记本、公交车等多种多样的载体，号召市民参与废弃物回收入再利用活动。

2.4 突出的重点领域

国外生态城市建设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其问题指向性，它往往不试图在城市中全面铺开地进行生态城市建设，而是面向问题、抓住重点、逐步推进，针对城市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如交通拥挤、地面硬化、垃圾污染等问题，集中力量促使一两个问题的解决，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积累经验、培养人才、教育公众、树立形象、凝聚人心，逐渐扩展到对其它问题的解决。比如巴西的库里蒂巴建设重点在于城市交通和垃圾资源化，日本有些城市的建设重点在于生态工业园和循环经济，而欧洲的一些城市则重点考虑生态社区，美国在建设生态城市的初期，主要是建造一些生态核心场地项目，即这些场地的建筑物均由节能、节水技术建造，后来逐步扩大到水的循环使用、雨水的保持、太阳能供热、城市工业使用再生能源等。

德国南部著名的生态城市弗莱堡，一开始就将生态城市建设的重点放在硬化地面的透水改造、屋顶绿化、河道自然景观的恢复上。首先，对城市所有的硬化地面(公路除外)进行彻底拆除，代之以多种形式的透水地面(包括透水砖地、卵石地、孔型砖地、碎石地、有机质屑地等)。这一项改造，给弗莱堡的环境带来了多方面的改善。其次，弗莱堡城市的居民通过庭院自助绿化、墙面立体绿化、阳台绿化、屋顶绿化、让天然植被回归城市等方法，有效地帮助自己居住的这个太阳辐射强的城市减少了热岛效应，使其卫生状况、环境质量和居住舒适度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第三，弗莱堡城中的河道以模拟自然河床、保持河与岸的自然过渡结构、维持岸边自然植被为原则来维护河流环境，使河道中的水质清，河岸景观自然美丽，而且维护费用少。

生态城市的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实施需要系统而复杂的支撑条件，而在人们认识尚待深化、各种支撑条件远不完善的情况下，选择面向问题的重点突破，要比急功冒进的全面推进科学得多。首先，选择突出的问题入手，容易得到方方面面的支持，同时投入也相对小得多，并且实施的主体也相对明确，容易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其次，在解决主要矛盾的过程中可以积累经验，完善相关的支撑条件，培养人才，教育广大的公众，使下一步的工作更容易推动；第三，一个问题解决得好，可以为城市树立良好的形象，增强城市的吸引力，激发居民和决策者的自豪感与主人翁精神，使其有更大的意愿和投入来将生态城市的建设推向更深、更广。

2.5 生态建设与城市建设的一体化推进

有别于我国生态城市建设经常出现生态建设与城市建设“两张皮”的状况，国外的生态城市建设通常将生态目标的实现融入到城市建设过程中，通过对城市建设统筹安排、科学规划，使经济建设、城市建设和生态建设协调发展。最突出的例子就是通过在城市建设中强调发展公共交通和土地的综合利用来实现节约资源、降低污染、保护生态等目标。

在西方发达国家，大部分学者认为，为了实现生态城市的目标就应该尽量鼓励人们使用公共交通运输，因此当前国外较为成功的生态城市，多数把优先发展公共交通作为主要的交通政策。所谓土地综合利用，就是在规划和设计中，把工作、居住和其他服务设施结合起来，综合地予以考虑。使人们能够就近入学、工作和享用各种服务设施，缩短人们每天的出行距离，减少能源消耗。

巴西著名生态城市库里蒂巴是将公共交通与土地的混合利用有机结合、成功实现城市建设与生态建设一体化推进的杰出代表。为避免小汽车使用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土地占用、城市蔓延等问题，该市并未单纯地采用传统的控制小汽车使用或拥有、提高排放标准、减少道路供应以及其它的税收入、收入费等政策，或对公共交通进行财政补贴等方式，而是成功地将土地利用与交通相结合，不仅鼓励混合土地利用开发的方式，而且总体规划以城市公交线路所在的道路为中心，对所有的土地利用和开发密度进行了分区，城市仅仅鼓励公交线路附近2个街区的高密度开发，并严格抑制距公交线路2个街区外的土地开发。一体化道路系统提供的高可达性促进了沿交通走廊的集中开发，土地利用规划方法也强化了这种开发。轴线开发使宽阔的交通走廊有足够的空间用作快速公交专用路。在许多建成区，也使用类似方法，使现有公交线路的沿线开发沿着主要线路向城市外缘发展，并把高密度混合土地利用规划与已有的交通走廊规划合为一体。土地利用与交通的成功结合，以及公共汽车快速交通技术的应用，保证了城市有2／3的市民每天都使用公共汽车，并且做到公共汽车服务无需财政补贴，研究人员估计每年减少的小汽车出行达2700万次。

2.6 完善的法律、政策和管理上的保障体系

生态城市的保障体系包括自然基底、经济实力、科技、文化、社会稳定、法律、政策和管理体制等等多个方面。在诸多因子中，自然基底、经济实力、科技、文化和社会稳定等因素往往是既定的，很难在短期内有所改变，但法律、政策和管理体制上的保障却可以相对比较快地提高和完善。综观国外成功的生态城市建设案例，极为重视这几项保障因子的建设，都有详细的分工实施体系、具有明确法律地位和角色定位的推进和实施机构及完善的法律条例、市场化的管理体制等作为支撑条件。从国家层面到地方层面，国外对生态城市建设的立法工作极为重视，一些国家通过立法，已经为生态城市建立了一套绿色(或生态)法律保障体系，即：绿色秩序制度，包括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绿色市场制度、绿色产业制度、绿色技术制度等；绿色产销制度，包括绿色生产制度、绿色消费制度、绿色贸易制度、绿色包装制度、废物回收入利用制度等；生态激励制度，包括绿色财政制度、绿色金融制度、绿色投资制度、绿色税收入制度、绿色统计制度、绿色审计制度、绿色会计制度等；绿色社会制度，包括绿色教育制度、绿色信息(宣传)制度、绿色行政制度、绿色采购制度、公众参与制度等。对作为生态城市建设重要保障的管理体制，也在一些著名的生态城市得到了重视。例如，澳大利亚著名生态城市Halifax近十年的建设自始至终都是由著名的非赢利机构——澳大利亚生态城市委员会组织实施，该机构丰厚的专业知识、先进的理念和高超的组织能力，将来自政界、建筑、森林、采矿和能源组织，自然保护组织以及如南澳大利亚燃气公司等企业和Kauma遗产保护委员会(Kauma Heritage Committtee)等等来自各方的力量都凝聚到生态城市的建设活动当中。又如，为避免政府机构的官僚作风，南非生态城市米德兰德(Mi&and)还专门创设了一个独立的非政府机构——米德兰德生态城市联合会(Midr and Ecocity Trust)，以保障生态城市规划和建设项目顺利开展。讨论与思考

对比国外生态城市建设的成功案例，我们也许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差距和努力的方向。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进行生态市建设不同层面的探索，在至今近三十年的实践历程中，已有生态城市建设案例上百个，但真正成功、在国际国内产生重大影响的例子并不多见。总结其原因，在于以下四个主要的共性问题：一是对生态、生态城市等概念认识不足甚至曲解，加上对生态城市建设的困难估计不足，导致建设内容片面化或者空洞化，同时出现大量建设性破坏现象；二是生态城镇建设目标过于超前或过于模糊，甚至自相矛盾，与目前全国多数城市的平均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三是生态城镇规划地位不明、人才不足、脱离公众、内容混乱、实施不力；四是包括立法、体制、群众生态意识等等在内的生态城镇建设的支撑体系不健全，导致生态城镇建设推进不力，进展缓慢。因此，依据国外成功经验和我国国情，我国未来生态城市建设必须从加强理论研究、重视人才培养、发动群众参与、突出重点领域避免贪大求全、加快法律法规和政策、公众生态意识的提升等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努力缩小差距、迎头赶上。

当然，在肯定国外生态城市建设成功经验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国外生态城市建设实践也有它的不足之处，突出地表现在生态理想主义与现实社会、文化的冲突和矛盾，譬如，它往往排斥全球化和区际贸易这两个现代经济的重要基础，强调在区域内获取区域所需的一切资源和产品；同时它试图打破和重构现代人类生活中一些重要的元素，如大众住房的理想模式、汽车等，它的推进也要以技术进步和区内居民高度的自觉性和认同感为前提，这首先使它失去了在现阶段广泛推广的可能性。因此，导致许多生态城市建设只能是在相对小的城镇或大城市中的小片区域进行实验，在一个现代城市这样大的尺度上的推进尚缺乏较成功的例子；同时也使一些生态城市建设项目(如Halifax生态城)走入了困境。

第三篇：国外小城镇城市化的成功经验

二、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中小城镇建设的成功经验分析

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早于我国, 城市化水平也大大高于我国，而小城镇的发展也成了推动其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助推器。发达国家在小城镇管理发展方面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一、英德法等欧洲国家小城镇发展的模式: 1小城镇在城市化过程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二战导致的人口锐减, 使得小城市、城镇迅猛发展。德国大城市的周围分布着众多的小城镇。2伦敦、巴黎等大城市人口迅速膨胀,从而导致了日趋严重的城市病, 大量人口向中小城市转移。正是基于这种潮流，政府开始进行卫星城建设, 并将其作为大城市缓解人口压力、解决经济社会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这样就推动了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欧洲国家在推进城市化、改善小城镇管理方面采取了很多有力措施: 1将单个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与推进城镇化、增强城镇体系的综合功能结合起来, 切实加强规划, 贯彻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2通过良好的运行机制和协调统一的管理, 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有序发展。3把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作为发展经济的手段, 因地制宜地实现城镇发展与企业发展、区域发展的协调结合。这些国家在推进小城镇城市化的过程中，切实把握了各个小城镇的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而使小城镇的发展服务于整个经济社会大局。

二、美国大城市边缘小城镇发展的经验分析: 1小城镇建设中政府的行政管理色彩不浓。高度的地方自治是政府管理体制的一个显著特点。市镇代表会议是小城镇自治的最高权力机构。小城镇的管理费用由自身财政收入解决, 其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居民财产税。

2小城镇主要围绕在大城市周围，主要功能是作为都市上班族的居住地，一般都有完备的基础服务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设施，同时这里的房价也相对较低。小城镇也成为联系都市与农村的纽带。3这些小城镇一般都有自身的特色产业和区位发展优势, 依据自身的特色建立起相关产业来支撑经济发展。4美国政府在19 世纪末就把市际公路系统和一级、二级公路系统, 公路交通的网络化是小城镇发展的重要基础。随着公路和汽车的普及而发展成为边缘城镇;位于高速公路交叉口、由于发展大型购物中心而繁荣起来的边缘城镇。

第四篇：国外反腐倡廉的成功经验及其启示

国外反腐倡廉的成功经验及其启示

反腐倡廉的成功做法

1、专门立法依法治腐

上述国家均为崇尚法制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法治理念深入人心。它们在打击腐败时，首选的武器自然是法律。

早在20世纪初，北欧国家就开始制定反腐败法律，强调预防与惩治相结合。瑞典于1919年、1962年、1978年制定和完善了《反行贿受贿法》。芬兰在20世纪20年代制定了《公务刑法》。丹麦则在其刑法的有关章节中明确规定了有关贪污受贿罪的罪刑规范，对贪污罪的刑罚大大高于其它经济犯罪的处罚标准。新加坡在1960年颁布了该国第一部《防止贪污法》，此后又根据形势变化的需要对其进行了多次修改，从而使其更加完善，且更具可操作性。同时，新加坡政府还推出了《公务员惩戒规则》，这是对《防止贪污法》的补充。1988年又出台一部专门惩治腐败犯罪程序法——《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

2、独立机构专司反腐

为了治理腐败现象，这些国家都设立了高效、独立、专司反腐的机构，负责彻底查处各类腐败案件。

新加坡于1952年设立贪污调查局。2000年，该机构与专事查处非法交易的商业事务局合署办公。它不但拥有很大的权力而且直接隶属政府首长，还有独立而不受政府官员干扰的法庭作支援，其职能主要有三方面：接受举报和调查相关情况；调查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防止腐败法》第15条还授予调查专员可以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逮捕违法人员；通过审查公共部门的工作方法和程序发现存在的问题来预防腐败。

瑞典于1998年成立国家经济犯罪署，专门治理经济罪，主要管辖斯德哥尔摩、哥德堡等大城市。在中小城市和边远地区，则通过与地方检察机关的警局合作实现目标。203年，瑞典又成立国家反腐败办，专门负责调查政府腐败和各种贿赂案件。

加拿大于1878年成立了负责反腐败的机构——审计署。它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内设一专门委员会负责向谇报告工作，委员长会主席一般由反对党代表担任，其职能主要是监督政府财政支出。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于1989年成立的独立反腐委员会是一个公共权威机构，独立于政府部门，具有重要权力；通过公正的调查，揭露腐败事件；向公共部门提供警示建设和预防措施，防止腐败事件发生；在公共部门和社会团体中，开展有关反腐败的教育，宣传新南威尔独立反腐委员会任务的活动。其目的是维护公共利益，防止社会诚信破坏，指导公务员的行为，揭露和最大限度地减少潜藏于公共部门中、并可能造成恶劣影响的腐败现象。

3、透明政府阳光拒腐

在这引起国家，官员的财产都是公开的，人们对官员的财产有疑问可以投诉，有关部门应调查并向人们作出解释。

在瑞典，从1766年开始，公民就有权查阅官员直到首相的财产与纳税状况的国家

在芬兰，政府档安馆及共共部门的所有档案不仅专家学者开放，也对新闻媒体和公众开放，以接受公民和媒体的监督。此外，芬兰法律还规定，任何人都不得开设匿名账户，每个公民和团体的收入与财产每年都要在纳税表上予以公布，税收当局有权了解公布，税收当局有权了解全国所有账户的情况。

后来，北欧国家都实行了金融实名的存款制度和官员财产信息公开制度，成为名副其实的阳光和透明官员。

4、严格执法利剑惩腐

这些国家，在惩治腐败行为时，可以说是剑锋所指，所向披靡，真正做到了“执法必严”。

在新加坡，事无巨细均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并“严”字当头。公职人员哪怕接受一听中咖啡、一盒香烟、吃一顿饭都被视为违法，都要受到惩罚。《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对贪污受贿更是作出了严厉的惩罚规定。公职人员贪污受贿一经查实，不仅要处以5—7年的监禁，还要没收无法说明来源的一切财产，同时没收本人的公积和退休金。该国环境发展部前政务部长曾接受了印尼商人赠送的7张机票，携带家人旅游，被发现后不仅被撤职，还被判刑4年。原国家发展与建设部部长郑章远算得上是新加坡的开国元勋，曾为“政府组屋”建设立下汗马功劳，新加坡贪污调查局发现他两次受贿50万元，便他拒不承认，最终在铁证面前畏罪自杀。

在芬兰，公务员接受金钱、珠宝、家电、低息贷款、公费旅行均被视为受贿，甚至接受荣誉头衔和有关部门的推荐也不例外。公务员如果被指控受贿，罪名成立，将被立即免职。

5、倡行廉德文化御腐

长期以来，北欧国家塑造了较高的公民道德水准和良好的社会风气，人们对通过旁门左道满足个人欲望的行为嗤之以鼻，认为只有通过自己的劳动所得到的财富才是合理的。

芬兰在初中教育阶段就开设了社会学课程，学生在高中阶段便系统地学习法律知识，因此，青年人在步入社会之前就具备了基本的法律知识和遵纪守法的观念。芬兰年轻人从大学毕业进入公务员体系后，最重要的就是弄清“腐败”界限，即接受礼品或受请吃饭的上限是什么。流传最广的一句话是“公务员可以接受一杯热啤酒和一个冷三明治，但如果喝上葡萄酒那就危险了。”

新加坡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末发动了自上而下的“文化再生运动”，推动以儒家文化为核

心的东方价值观。1991年正式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确立了新加坡国民“国家至上，社会为行；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的五大价值观，并提出“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德作为新加坡人的具体行为准则。其中，廉耻就是廉洁奉公，反对各种形式的腐败。

6、落实制度细节防腐

这些国家在预防和惩治腐败时主要采取了以下制度：

（1）现代文官制度。西方国家克服了早年的恩赐官职制、政党分服制的种种弊端，逐步发展为如今的政务官和事务官分开的现代文官制度。其中占职位少数的事务官由考试录用。政务官官职不得作为竞选的许诺；事务官不受政务官更迭的影响，其升迁实行考绩制，不犯过失即不得被解职。

（2）公务员日记制度。新加坡政府每年发给公务员一本日记本，公务员随身携带笔记本，随时将自己的活动记载下来。日记本定期接受检查，由主管官查毕签名后发还。如果发现有疑点，要交贪污调查局一旦从另外的渠道查明公务员有贪污腐败的行为，该主管官也将作为知情不报者予以相应的刑事处理。这种具有“连环保“特征的考核方式，不仅迫使公务员本人而且也包括其主管官员都必须对公务员品德负连带责任。

（3）财产早报公开制度。在新加坡，每个公务员在任职之初，必须详细申报个人财产，包括其担保人或家庭成员所拥有的投资和利息情况；若财产在任职有所变动，应自动填写变动财产申报清单，并注明变动原因；每年7月1日，各政府部门的职员必须填报个人财产申报表，申报财产如果说不清来源，特别是有关部门调查时，不能能以满意的答复，这部分财产就会被推定为贪污所得。

（4）高薪养廉制度。新加坡制定了一套较为完善的《中央公积金制度》（CPF），为公务员提供甚为丰厚的退休金。这一制度规定，所有参加社会工作的人员，包括政府公务员、企业职员、一般工人等，每月个人出资、政府出资，存入个人公积金账户，工龄越长，公积金越多。若任内没有出现贪污受贿或其它渎职违法行为，退休后就可提取这份公积金。据统计，高级公务员司局级到岁退休时，公积金总额大约有80—90万新元，相当于人民币400—500万元。因此，新加坡公务员是个非常令人羡慕职业，始终居于社会高收入阶层。高福利伴随着的是高要求，一生衣食无优的前提是一生勤政廉洁。

（5）集中采购制度。北欧国家解除了政府对企业的行政管制，减少了对经济的干预，让资源充分地市场化、私有化，这样，从源头上断绝了钱权交易的机会；同时，政府对于办公用品、市场建设、公共服务等，都实行集中采购、招标投标的制度。

（6）举报人制度。新加坡政府实施举报人制度，并加强对举报人的保护，积极鼓励和支持公众参与反腐倡廉，使贪赃枉法者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7）监督制度。在芬兰，监督包括议会监督、法院监督和政府内部监督。司法总监和议会督察员是政府机关中的最高检察官，其主要工作是依据宪法监督总统、内阁成员以及政府其他官员是否遵守法律，履行职责。监察官员一般均由著名法学家担任，每年都要到全国各地

巡视，倾听民众意见，接受和审理普通公民对官员与公务员的举报。在新闻舆论监督方面，通过自主的新闻报道、转播、调查、评论等，发达国家的各级官员都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一言一行都得十分谨慎小心。在公众监督等方面，任何公民都可依法自由检举和揭发政府官员的违法行为。

（8）控权制度。以丹麦为例，以前，该国警察局内部没有纠察处，1995年，丹麦议员认为，警察不能自己监督自己，必须实行他律，所以在当年取消了纠察处，在全国各地警区设立了由议员、群众代表和律师组成的警察诉讼委员会，负责处理诉讼警察案，有权决定对警察渎职及其他违法行为进行调查。

第五篇：国外反腐倡廉的成功经验及其启示

国外反腐倡廉的成功经验及其启示

作者:范洪保

更新日期:2009-5-7

腐败，就像一个纠缠不休的幽灵，困扰着每一个国家，严重威胁着各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侵蚀着执政党的执政基础。为此，各国都在进行不懈地探索，试图遏制腐败的发生，可在多数国家反腐效果每每差强人意。令人振奋的是，有几个国家的做法却取得了巨大成功。

根据最近几年透明国际组织发布的全球清廉指数(CPI)，排在全球前10位的最清廉国家分别是：2005年，冰岛、芬兰、新西兰、丹麦、新加坡、瑞典、瑞士、挪威、澳大利亚、奥地利；2006年，芬兰、冰岛、新西兰、丹麦、新加坡、瑞典、瑞士、挪威、澳大利亚、荷兰；2007年，丹麦，芬兰、新西兰、新加坡、瑞典、冰岛、荷兰、瑞士、加拿大、挪威、澳大利亚；2008年，丹麦、瑞典、新西兰、新加坡、芬兰、瑞士、冰岛、荷兰、澳大利亚、加拿大。

这些国家的政府何以如此廉洁？它们采取了哪些措施？取得了哪些成功经验呢？对我们有何启示呢？

一、国外反腐倡廉的成功做法

1、专门立法依法治腐

上述国家均为崇尚法制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法治理念深入人心。它们在打击腐败时，首选的武器自然是法律。

早在20世纪初叶，北欧国家就开始制定反腐败法律，强调预防与惩治相结合。瑞典于1919年、1962年、1978年制定和完善了《反行贿受贿法》。芬兰在20世纪20年代制定了《公务刑法》。丹麦则在其刑法典的有关章节中明确规定了有关贪污受贿罪的罪刑规范，对贪污罪的刑罚大大高于其他经济犯罪的处罚标准。新加坡在1960年颁布了该国第一部《防止贪污法》，此后又根据形势变化的需要对其进行了多次修改，从而使其更加完善，且更具可操作性。同时，新加坡政府还推出了《公务员惩戒规则》，这是对《防止贪污法》的补充。1988年又出台一部专门惩治腐败犯罪的程序法——《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

2、独立机构专司反腐

为了治理腐败现象，这些国家都设立了高效、独立、专司反腐的机构，负责彻底查处各类腐败案件。

新加坡于1952年设立贪污调查局。2000年，该机构与专事查处非法交易的商业事务局合署办公。它不但拥有很大的权力而且直接隶属政府首长，还有独立而不受政府官员干扰的法庭作支援，其职能主要有三方面：接受举报和调查相关情况；调查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防止腐败法》第15条还授予调查专员可以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逮捕违法人员；通过审查公共部门的工作方法和程序发现存在的问题来预防腐败。

瑞典于1998年成立国家经济犯罪署，专门治理经济犯罪，主要管辖斯德哥尔摩—哥德堡等大城市。在中小城市和边远地区，则通过与地方检察机关和警局合作实现目标。2003年，瑞典又成立国家反腐败办，专门负责调查政府腐败和各种贿赂案件。

加拿大于1878年成立了负责反腐败的机构——审计署。它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内设一专门委员会负责向议会报告工作，委员会主席一般由反对党代表担任，其职能主要是监督政府财政支出。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于1989年成立的独立反腐委员会是一个公共权威机构，独立于政府部门，具有重要权力：通过公正的调查，揭露腐败事物；向公共部门提供警示建议和预防措施，防止腐败事件发生；在公共部门和社会团体中，开展有关反腐败的教育，宣传新南威尔士独立反腐委员会任务的活动。其目的是维护公共利益，防止社会诚信破坏，指导公务员的行为，揭露和最大限度地减少潜藏于公共部门中、并可能造成恶劣影响的腐败现象。

3、透明政治阳光拒腐

在这些国家，官员的财产都是公开的,人们对官员的财产有疑问可以投诉,有关部门应调查并向人们作出解释。

在瑞典，从1766年开始，公民就有权查阅官员直到首相的财产与纳税状况的国家。在芬兰，政府档案馆及公共部门的所有档案不仅对专家学者开放,也对新闻媒体和公众开放,以接受公民和媒体的监督。此外,芬兰法律还规定,任何人都不得开设匿名账户,每个公民和团体的收入与财产每年都要在纳税表上予以公布,税收当局有权了解全国所有账户的情况。

后来，北欧国家都实行了金融实名的存款制度和官员财产信息公开制度，成为名副其实的阳光政府和透明官员。

4、严格执法利剑惩腐

这些国家，在惩治腐败行为时，可以说是剑锋所指，所向披靡，真正做到了“执法必严”。在新加坡，事无巨细均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并“严”字当头。公职人员哪怕接受一听咖啡、一盒香烟、吃一顿饭都被视为违法，都要受到惩罚。《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对贪污受贿更是作出了严厉的惩罚规定。公职人员贪污受贿一经查实，不仅要处以5—7年的监禁，而且还要处以最高10万美元的罚金，还要没收无法说明来源的一切财产，同时没收本人的公积金和退休金。该国环境发展部前政务部长曾接受了印尼商人赠送的7张机票，携带家人旅游，被发现后不仅被撤职，还被判刑4年。原国家发展与建设部部长郑章远算得上是新加坡的开国元勋，曾为“政府组屋”建设立下汗马功劳，新加坡贪污调查局发现他两次受贿50万元，但他拒不承认，最终在铁证面前畏罪自杀。

在芬兰，公务员接受金钱、珠宝、家电、低息贷款、公费旅行均被视为受贿，甚至接受荣誉头衔和有关部门的推荐也不例外。公务员如果被指控受贿,罪名成立,将被立即免职。

5、倡行廉德文化御腐

长期以来，北欧国家塑造了较高的公民道德水准和良好的社会风气，人们对通过旁门左道满足个人欲望的行为嗤之以鼻，认为只有通过自己的劳动所得到的财富才是合理的。

芬兰在初中教育阶段就开设了社会学课程,学生在高中阶段便系统地学习法律知识,因此,青年人在步入社会之前就具备了基本的法律知识和遵纪守法的观念。芬兰年轻人从大学毕业进入公务员体系后,最重要的就是弄清“腐败”的界限，即接受礼品或受请吃饭的上限是什么。流传最广的一句话是“公务员可以接受一杯热啤酒和一个冷三明治，但如果喝上葡萄酒那就危险了。”

新加坡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末发动了自上而下的“文化再生运动”，推动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方价值观。1991年正式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确立了新加坡国民“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的五大价值观，并提出“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德作为新加坡人的具体行为准则。其中，廉耻就是廉洁奉公,反对各种形式的腐败。

6、落实制度细节防腐

这些国家在预防和惩治腐败时主要采取了以下制度：

（1）现代文官制度。西方国家克服了早年的恩赐官职制、政党分肥制的种种弊端，逐步发展为如今的政务官和事务官分开的现代文官制度。其中占职位少数的政务官由党派轮流充任，占职位多数的事务官由考试录用。政务官官职不得作为竞选的许诺；事务官不受政务官更迭的影响，其升迁实行考绩制，不犯过失即不得被解职。

（2）公务员日记制度。新加坡政府每年发给公务员一本日记本,公务员随身携带笔记本,随时将自己的活动记载下来。日记本定期接受检查,由主管官查毕签名后发还。如果发现有疑点,要交贪污调查局进行审查核实,否则,如果贪污调查局一旦从另外的渠道查明公务员有

贪污腐败的行为,该主管官也将作为知情不报者予以相应的刑事处分。这种具有“连环保”特征的考核方式,不仅迫使公务员本人而且也包括其主管官员都必须对公务员品德负连带责任。

（3）财产申报公开制度。在新加坡，每个公务员在任职之初，必须详细申报个人财产，包括其担保人或家庭成员所拥有的投资和利息情况；若财产在任职后有所变动，应自动填写变动财产申报清单，并注明变动原因；每年7月1日，各政府部门的职员必须填报个人财产申报表，申报财产如果说不清来源，特别是有关部门调查时，不能给以满意的答复，这部分财产就会被推定为贪污所得。

（4）高薪养廉制度。新加坡制定了一套较为完善的《中央公积金制度》（CPF），为公务员提供甚为丰厚的退休金。这一制度规定，所有参加社会工作的人员，包括政府公务员、企业职员、一般工人等，每月个人出资，政府出资，存人个人公积金账户，工龄愈长，公积金愈多。若任内没有出现贪污受贿或其它读职违法行为，退休后就可提取这份公积金。据统计，高级公务员司局级到岁退休时，公积金总额大约有80—90万新元，相当于人民币400—500万元。因此，新加坡公务员是个非常令人羡慕的职业，始终居于社会高收人阶层。高福利伴随着的是高要求，一生衣食无优的前提是一生勤政廉洁。

（5）集中采购制度。北欧国家解除了政府对企业的行政管制，减少了对经济的干预，让资源充分地市场化、私有化，这样，从源头上断绝了钱权交易的机会；同时，政府对于办公用品、市政建设、公共服务等，都实行集中采购、招标投标的制度。

（6）举报人制度。新加坡政府实施举报人制度，并加强对举报人的保护，积极鼓励和支持公众参与反腐倡廉，从而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强大的声势，使贪赃枉法者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7）监督制度。在芬兰，监督包括议会监督、法院监督和政府内部监督。司法总监和议会督察员是政府机关中的最高检察官,其主要工作是依据宪法监督总统、内阁成员以及政府其他官员是否遵守法律,履行职责。监察官一般均由著名法学家担任,每年都要到全国各地巡视,倾听民众意见,接受和审理普通公民对官员与公务员的举报。在新闻舆论监督方面，通过自主的新闻报道、转播、调查、评论等,发达国家的各级官员都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一言一行都得十分谨慎小心。在公众监督等方面,任何公民都可依法自由检举和揭发政府官员的违法行为。

（8）控权制度。以丹麦为例，以前，该国警察局内部设有纠察处。1995年，丹麦议员认为，警察不能自己监督自己，必须实行他律，所以在当年取消了纠察处，在全国各地警区设立了由议员、群众代表和律师组成的警察诉讼委员会，负责处理诉讼警察案，有权决定对警察渎职及其他违法行为进行调查。

二、几点启示

前面提到的全球最廉洁国家的成功经验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1、把“法治”的理念树立好。

各国的成功实践证明，法治能够从根本上抑制腐败，而人治则容易催生腐败。因而，必须要树立依法治腐的理念。

经过多年的努力，在这方面我国已经取得较大进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初步实现了有法可依。据统计，我国现行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法规制度已多达1200余件。然而，现存反腐败立法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一，我国的反腐败法律法规多以党内文件（条例）、规定、规划、办法等形式存在，迄今为止，我国仍然没有明晰的、便于操作的反腐败专门立法。其二，不少法规具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急性、阶段性的弊端。其三，一些法规原则性太强，具体规范较少，缺乏操作性。其四，许多法规都缺少严谨的程序规定。

因而，树立依法治腐的理念，首先要制定一套完善的廉政立法。不仅要有廉政建设的基本法，对反腐败的机构、权限、人员及职责、腐败的种类、惩罚措施等予以规范，而且要有相配套的各项具体法规，如贪污腐败举报法、财产申报法等等。

2、把法制的尊严维护好。

古人云：“徒法不足以自行”。光有好的法律还是不够的,关键是能否很好地贯彻执行。将清廉指数居于前的国家和清廉指数落后的国家相比，其根本区别并不在于有没有反腐败的法律，而在于法律是否得到严格执行。最清廉国家把法律当作至上权威，维护法制尊严是全民的共同责任，在那里法律就是“高压线”，凡腐败者必受罚，法制的刚性得到充分实现；而在腐败盛行的国家，法律被肆意践踏，形同虚设，“人治”高于“法治”，各种“潜规则”、“关系网”大行其道，腐败者逍遥法外，法律成了可以随意扭曲的“橡皮筋”，弱不禁风。严格执法，使得向腐败者望而生畏；懈怠执法使得腐败愈演愈烈。

由此，我们必须彻底坚定执法理念，坚决抵制执法犯法、徇私枉法、以言代法、以言废法等非法行为。在执法时要顶住压力、排除干扰、铁面无私、一视同仁。

3、把独立的机构设置好。

国外成功的反腐经验表明，设置专门机构防治腐败势在必行。

当前，我国的廉政建设部门包括党的内部监督机构——纪律检查委员会、政府系统的监察机构——监察部门、隶属于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机构——反贪污贿赂局。但是，我国目前缺乏一个像新加坡贪污调查局那样的独立而又有高度职权的廉政权威机构。

况且，在我国目前情况下,廉政建设部门的财权、人权、物权都受同级政府的管辖和约束，其工作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当地官员的影响，因而很难保证自己的独立性、权威性和超然性。

由此，新加坡、加拿大、瑞典等国设立独立机构开展反腐败工作的做法事非常值得借鉴的。

4、把透明的信息公开好。

反腐实践还证明，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权力必须在阳光下操作。

腐败的形式虽多种多样，但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缺乏公开透明，使得掌握权力者能够利用权力搞暗箱操作或私下交易。没有公开透明，没有人民充分的真正的知情权，惩治腐败的一切举措都将成为一纸空文。

在我国，公开透明的信息资源还是比较短缺的，信息渠道也不够通畅，群众难以有效地参与监督。为了实现透明化，一方面，必须实现公共信息的公开透明，保证人民的知情权。信息公开要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为原则，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及个人隐私之外的一切公共信息，都必须通过科学具体的机制和程序及时地向人民群众公开，国家机关、领导干部及公职人员的权力、义务及责任，制度规范等具体事宜也要向社会公开。另一方面，必须彻底改变权力的授予、运作及结果公开的模式，变“少数人选人”为“多数人选人”，变“少数人任命”为“差额选举”。再一方面，必须完善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让群众监督领导干部财产的来源及变化情况，随时对领导干部进行监督。

5、把廉政的文化建设好。

清廉国家的实践表明，廉政文化对公共权力的异化具有重大的防范作用，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

廉洁自律是政府官员必须具备的品格。政府官员优秀的表率和垂范,可以起到良好的学习榜样和标杆作用。弘扬廉政文化，在全社会营造出一个清正廉洁的风气和氛围可以起到有效地预防腐败作用。在社会转型时期，执掌公共权力的公务人员面临着各种利益的诱惑，其对公共权力异化的承受能力变得十分脆弱。廉政文化可以通过建立公务人员自身的价值理念来弥补法律的空缺，自觉拒腐防变。

故而，必须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固本函源。第一，应从培养正确的荣辱观念抓起,要通过教育使人们充分认识到腐败带来的严重后果,积极树立清廉信念;第二，从小就向孩子灌输“俭以养德,廉以立身”的廉洁思想,培养他们“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是非观念;第三，还应宣传廉洁典型,倡导淡泊名利，使廉洁自律成为公务人员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四，培养提高国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从思想源头上预防腐败,增加民众对反腐败知识的了解,加强民众对腐败问题的认识,提高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和意愿,减少社会文化习俗产生的腐败。

廉政文化建设的过程虽然漫长，成效也不能迅速体现，但是一旦廉洁光荣、贪污可耻的思想深深扎根在人们的心灵中，弥漫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那么贪污腐败滋生的土壤将会渐渐贫瘠，干部、官员的自我道德约束机制会逐步塑造得坚不可摧。

6、把人民的目光凝聚好。

在清廉国家，不仅政府在为人民“守夜”，人民群众自己也在“守夜”，对各种腐败现象保持高度警惕。它们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反腐败不仅仅是政府和执政党的责任，更是全体公民的共同责任，只有充分调动人民群众，让充分保障群众对腐败现象的监督权，才能使腐败现象无处藏身。

俗话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对打击腐败现象有着极高的热情。目前，在我国已被查处的腐败案中,有60%至70%的案件是通过群众举报而发现的。

可是，现实中的“官本位”思想和其他不良的体制机制阻碍了群众的眼睛。许多案例显示，一些群众正当的检举、揭发、意见、建议没有被认真对待，一些群众的正当诉求被当成无理取闹，甚至出现受理单位与被举报人串通从而使举报人遭受不利的情况，群众与反腐机构间的信息传递未能顺畅进行，多样化的监督尚未实现。由此，在二者之间建立起正常可靠且安全通畅的联系通道不仅是当权者决心反腐的表现，更能获得最有效的社会支持。

三、结语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由于国情的差异，国外的反腐倡廉举措及其成功经验并不完全适合我国，但是也给了我们许多启发：必须从本国与他国的实践中揭示反腐倡廉的规律性，借以提高工作的针对性和高效率；必须既重视依法治腐，强化法制的刚性特征，又要抓好廉政文化建设，做到“刚柔并济”；必须把独立机构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更要把执法必严作为核心理念；既要做好公共信息的透明化，又要坚定人民群众是做好反腐败工作的真正的力量来源和强大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