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共五则）

第一篇：论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

论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

[摘要]通过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研究，发现国家在历史上过多的干涉了社会的自主领域，并担当起社会的公共职能，在市场中表现的尤为明显。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家在市场这一社会公共领域的作用应该从直接干预转变为宏观调控，在加强国家权威性的同时提高社会自主性。

[关键词] 国家；公民社会；市场经济

国家与社会关系在中国被探讨不是一种理论上的前瞻,而更多的是对现实的追思。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市场经济的建立构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探讨在中国兴起的现实背景。研究国家社会二元化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在本质上就是研究国家行为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也就是说国家的何种行为更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

一、社会、国家的历史性考察

国家与社会两只之间是一种矛盾的关系，既相互依赖又彼此制约。社会是共同生活的人们通过各种各样社会关系联合起来的集合，社会在现代意义上是指为了共同利益、价值观和目标的人的联盟，是以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类共同体。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定义了共同体，可以理解为，有共同目标的人或物建立起来的组织，而其中的“善”可以理解为某种共同体内所有成员的共同利益。社会就是这个共同体的最初的模型，社会的基本职能就是为生活在共同体的个人的生活、交往和生产活动提供必要的空间、自由和机会。国家是社会在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一定范围内的人群所形成的共同体形式。从本质上来说，“国家是一定阶级的统治机关”，这就决定了国家的主要职能就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

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社会是第一性，国家是第二性。社会是国家存在的基础和前提，如果没有社会，国家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正如恩格斯所概括的，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又如学者孙晓莉所述，“国家脱胎于社会，又在事实上成了高于社会的存在物。二者实质上既统一又对立。一方面，构成国家公民的主体和构成社会成员的主体基本上是吻合的。而且，国家的大量活动主要是依靠社会而开展的，没有社会的存在，国家只会变

成一个空壳，这是国家与社会和谐的一面；另一方面，国家的管理对象就是社会成员及其行为。管理者和管理对象之间难免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紧张。”

社会在国家产生之前，有着自己的调节功能，它能够维护自由生活、社会公正和社会发展。但是，随着阶级国家的产生，国家就把社会的这些公共职责转移到自己身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博弈主要就是在本属于社会的公共领域范围内展开，国家权力潜移默化的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社会自主性随之降低。

国家和社会的历史表明，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的社会，社会有过可以自己完成管理协调自身矛盾的时期。在国家产生之后，因为有着维护阶级利益需要等因素，造成了对社会公域的侵犯。尤其在我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国家权力无处不在，控制了社会的各个层面，国家与社会成为一体化，这一历史的积淀使得我们在具体操作和分析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时很难将其二者分开，但与此同时，国家在某些方面的调节失灵也说明了社会的发展需要国家权力的回收以给予社会一定的空间自主发展。

二、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的国家权威性与社会自主性

市场属于社会公共领域范畴，市场经济是市场中最具有自身运作规律的活动，这一公域的出现及引起关注就意味着国家权力在社会领域的作用方式必须作某种程度的转变，同时它也意味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必须围绕如何是市场按照自身规律来做出新的格局调整，国家不再直接干预社会中的商品生产和交换，而应该由社会自身的自由交换来实现。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处在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国家权力高度集中，能够集中最大化的资源来为经济建设服务。从中央到地方,层层机构的主要目标是完成指标和实现社会控制,以履行国家职能为目标,国家的权力达到顶峰。这样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能使政治系统发挥整合社会资源的最大能量,这是高度集中的国家社会“一元化”下的政策输出结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立了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由计划经济想市场经济的过渡过程中仍旧伴有国家权力渗透的表现。

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表现为通过自己的领导全面干预经济,但是社会的事务是繁琐和大量的，这种事无巨细的全面干预经济的结果必然会导致政府失灵的情况，不仅是社会对国家政府的信任度降低，同时会给政府带来大量的压力和负担。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形式已经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但是,市场配置资源也会发生“市场失灵”的问题。国家与市场作为两种基本的调节手段,其性质和作用是不同的。只有在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和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实现两种资源配置手段的最佳组合,做到用一方面的功能强①① 孙晓莉.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与社会走向[J].教学与研究.2000，（8）.点来抑制和消除另一方面的功能弱点,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市场调节与国家调节的耦合。奥斯特洛姆认为:“单中心政治体制重要的定义性特质是决定、实施和变更法律关系的政府专有权归属于某一机关或者决策结构,该机关或结构在特定社会里终极性地垄断着强制权力的合法行使。在单中心政治体制中,拥有‘终极权威’的人和服从该权威的人之间决策权能的分配是极其不平等的。多中心政治体制重要的定义性特质是许多官员和决策结构分享着有限的且相对自主的专有权,来决定、实施和变更法律关系。在多中心的政治体制中,没有一个机关或者决策结构对强力的合法使用拥有终极的垄断。”①这表明,市民社会中社会主体多元化不仅能够充分发挥以自己的力量来活跃市场经济，补充国家宏观调控的不足，同时，能够抑制国家权力的过分渗透，建立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多元化互动模式,以有效地克服单一靠市场或国家来对公共事务进行治理的不足。这种社会权力的多中心化和政治权力的有限性是公民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成熟的必然结果,它也将对民主政治的建设起到巨大的作用。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对国家和社会的角色要求日益突出，国家社会二元化结构呼之欲出。

三、社会主义国家与社会二元化的特殊情况

所谓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化，即社会从依附于国家的地位独立出来，形成与国家政治领域相并立，且相对国家政府而言居于本位的市民社会，国家只履行公共事务管理职能。

社会主义国家与社会二元化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化。欧洲现代化国家已经经历过国家与社会二元化阶段，“市民社会”的出现是自下而上推进的。从二元化的经济基础的产生来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的，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产通过政治革命胜利后运用政权力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自觉改造而产生的。马克思认为，中世纪末开始出现的并且终于带来了工业化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是经济活动领域缓慢地分化出来，成为独立自主的领域。伴随着这一过程出现了财产自主的社会道德规范。它使追求利润的经济活动合法化，不再受维护封建秩序的伦理、宗教和政治的束缚，为社会提供了投资的来源，使经济活动得以满足对工业产品需求的增长。马克思借用黑格尔的术语，把这个独立自主的领域称作“市民社会”。

从二元化的实现途径来看，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二元化，是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产物，社会主义国家与社会二元化，则通过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来实现。资产阶级所完成的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化只是使资产阶级的经济自由得以保证。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平等只是法权关系上的平等，而不是事实上的平等。而在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水平低下，推行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化是自上而下的，国家经济发展需要这种结构来为之服务，它的建立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前提。在社会主义现阶段国①

②②③ 〔美〕麦金尼斯.多中心体制与地方公共经济[M].毛寿龙,李梅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0.李俊登.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方向是国家与社会二元化[J].行政论坛，1994,（4）.③ 唐士其.“市民社会”、现代国家以及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J].北京大学学报，1996，（6）.家与社会一元化，不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调动社会公众的积汲性。所以发挥社会主动性，造就一个强大的独立于国家政权的市民社会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的稳固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葛兰西关于何以20世纪初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获得成功，而在德国却遭到失败的解释，为我们提供了市民社会独立化对国家政权稳定的绝好说明“在东方，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处在初生而未成形的状态，在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存在着调整了的相互关系。假使国家开始动摇，市民社会这个坚固的结构立即出面。国家只是前面的堑壕，在它后面有工事和地堡里的链条”。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社会二元结构是从市民社会中的孕育出来的，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社会二元化是在政府主导下产生的，它的建立与发展本身就需要国家权力的干涉，国家赋予双重身份，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社会二元结构更需要明晰国家在这个过程中的角色定位，使得国家与社会这种良性互动在社会主义国家面临更多的挑战。

四、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国家的角色与社会的功能

中国市场经济与西方国家市场经济最大的不同在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及与之相适应的市场规则，市场秩序是自然形成的，而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是由政府来推动的，我们在分析当前经济体制运转的时候，不可追求一种可望不可及的理想状态，而应着重注意到国家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经济职能的转变和政府角色的重新定位。

在我国，构建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二元良性互动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这一事实引起的，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家在市场这一社会公共领域的作用应该从直接干预转变为宏观调控，应该在在加强国家权威性的同时提高社会自主性。

首先，市场具有两面性,它一方面可以为国家提供经济繁荣的基础;另一方面市场不是万能的，理论与实践都证明了市场有其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这就需要由作为公共权力的代表,国家,即政府进行适度的调控。在政府职能转变中, 合理界定政府、市场、社会的边界, 逐步推进国家权力向社会的转移和回归。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有直接干预转变为间接管理，重点做好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的职能。

其次，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要求社会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各种非国家的社会组织在法律范围内享有较为广阔的自主活动领域,充分调动和发挥社会主体的积极性，广泛参与到社会活动中来。国家作为社会总体利益的代表，在尊重社会及其各种组织法律上的独立性的前提下积极介入社会生活过程,对后者的活动进行多种形式的协调与引导、或者为它们创造出适宜的活动环境与条件。对于社会自身不能解决的问题,国家则必须主动地予以解决。①① 〔意」葛兰西.狱中札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参考文献：

[1]孙晓莉.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与社会走向[J].教学与研究.2000，（8）.[2]李俊登.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方向是国家与社会二元化[J].行政论坛，1994,（4）.[3]唐士其.“市民社会”、现代国家以及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J].北京大学学报，1996，（6）.[4]李国军，王森.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中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取向[J].陕西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8).[5]张卫海，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新发展与中国构建“国家-社会”关系模式的现实选择[J].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1，（6）.[6]张劲松,纳麒.从全能政治到有限政治: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大调整[J].思想战线，2006，（6）.[7]蒋京议，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性资源—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发展[J].科学社会主义，2007,(6).[8]吴敬琏,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作用[J].河北学刊，2004，（7）.

第二篇：论劳动价值论的现实意义及其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关系

论劳动价值论的现实意义及其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关系

2120130572陶智鹏

本文主要着眼于当前经济发展实践，联系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内容以及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现状论述劳动价值论在当今社会的意义及其与市场经济间究竟是何种关系。商品作为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具有价值与使用价值，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生产力进步的条件下产生的盈余。商品是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统一。商品的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因为商品是由劳动创造的，其价值与使用价值也应由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决定。

回首新中国成立之初，物质极度贫乏，经济落后，生产力低下，因而商品种类也十分有限，凝聚于其中的劳动价值也是非常低的。马克思说：“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当时的人们由于物质资源的贫乏，生活水平处于一个较低的标准，所需要的也就随之处于与生活水平相适应的层次。劳动的低水平造就了商品的低水平，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也就理所当然的处于低水平了。这种情况的结束，应该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大会提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上来，这是一个转折点。随之而来的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局面。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市场经济的构想很快投入实施，极大改善了中国的经济，生产力水平极大地提高，物质资源极大地丰富，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由此而来的一系列需求也开始增多。经济的改善促进科技的进步，更多的技术被应用于生产活动中，“劳动创造价值”的观念也

更深入人心，这种概念也得到一次次的深化，由此人们也开始对生产性劳动做出新的界定。劳动的定义不仅仅局限于具体的体力劳动，还有抽象劳动。前面说到更多的科技被应用于生产中，与之相配套的必定是更科学的管理，因此科技人员和管理经营人员在社会生产和价值创造的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之前提到商品由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其中必会有诸多劳动要素的参与，如科技、知识、信息、管理等，这些生产要素在财富与价值的创造过程中有着相当中要的作用。价值被创造出来必定会参与分配，这就要涉及到以何种方法进行分配。我国现行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方法正是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的一次创新。在社会主义国家是如此的分配方式，在资本主义国家必定存在于其社会制度相适应的另一种分配方式，而且分配方式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这是人类对劳动价值论认识的深化。商品的剩余会引起交换的需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产品还没有产生极大的剩余，实现按需分配还有较长的路要走。因此商品需要依靠市场实现自身价值的转变。2001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基本建立，我们可喜地看到社会物质资料极大地丰富。这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不是只有资本主义才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同样有市场经济，这同样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中国具体实际的伟大创造，同时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也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得到深化和补充新的内容。因此，我们可以说劳动价值论与市场经济是相互促进发展的。

第三篇：论经济发展

税源管理是税收管理的基础，是决定税收征管水平的重要方面。与此同时，税源管理也是依法治税、依法征管的基础。离开了税源管理，税务部门就会丧失依法征税的主动权，提高税收征管水平也就无从谈起。因此，税务部门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提高税收征管水平，就是要按照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要求切实做好税源管理工作，落实税源管理的各项措施，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努力提高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

首先，加强税收经济分析。税收经济分析是税源管理的重要内容，做好税收经济分析，既要关注税收收入总量增减的变化，更要重点分析税收收入相对于经济的变化，以及各税种收入与相关经济指标之间的关系，分析影响税收收入变化的经济、政策和征管等方面因素，科学判断税收收入增减的原因；既要分析税收收入计划完成进度，更要加强宏观税负和税收弹性分析，对不同地区、产业、行业和重点税源企业的税负水平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分析各主要税种、税目收入增长与相关经济指标之间的弹性；既要作一般性分析，又要注意收入增长中一些特殊因素的影响，还应注意剔除特殊因素后的宏观税负和增长弹性情况，以免因特殊的因素而掩盖了其他方面存在的问题；既要有税收宏观分析，还要有税源的微观分析，要善于将一个地区税收增减的总体状况，分解剖析到具体税种、具体行业和企业等微观方面，及时发现税收政策执行和税收征管中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及时解决。要建立完善定期税收分析制度，建立健全税收分析档案，及时掌握影响税收收入变化的相关因素，积极采取应对措施。

其次，扎实推进企业纳税评估。对企业进行纳税评估是强化税源管理，提高税收征收率的有效途径，是实现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重要内容，是税务机关特别是基层税务机关税源管理部门和税收管理员的一项重要工作职责。要认真贯彻落实纳税评估管理办法，结合实际，建立科学、实用的纳税评估模型和细化的纳税评估指标体系，综合运用不同税种的分析评估方法，有针对性地对企业尤其是重点企业开展纳税评估。通过建立行业平均增值率、平均利润率、平均税负、平均物耗能耗等指标体系，对比分析行业总体指标与纳税人个体指标之间的差异，具体分析企业相关税种纳税情况与其销售收入、实现增加值、实现利润等指标的对应关系，分析企业纳税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第三，抓好纳税人户籍管理。户籍管理是税源管理的基础工作。加强纳税人户籍管理，要抓好以下几个环节：一是按照新修订的税务登记管理办法，严格做好开户、变更、停复业、注销、外出经营报验登记管理工作，加强非正常户的认定和处理。二是注重实地巡查，加强纳税服务，了解纳税户增减变化实际情况，减少漏征漏管户，并定期开展检查和换证工作，摸清纳税户底数。三是依托信息化进一步落实纳税人户籍资料的“一户式”管理，及时归纳、整理和分析户籍管理的各类信息，建立健全户籍管理档案。四是加强税务部门与工商、金融、质检、民政、公安、统计等部门的协作，充分利用政府经济、社会管理的信息，构建纳税人户籍管理的信息网络。五是进一步完善国、地税局在户籍管理上的协调配合机制，联合办理税务登记证件，实现户籍管理信息共享，齐抓共管，防止出现户籍管理盲点，使户籍管理措施落到实处。

第四，积极实施属地管理基础上的分类管理。要根据不同行业和类别企业的特点，建立分类管理资料，合理确定管理的方法，逐步建立完善分类管理制度。要加强上下级税务机关之间的协调配合，强化对大企业和重点税源的管理，不断提高管理水平。要认真落实集贸市场税收分类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集贸市场税收征收管理。完善个体户定期定额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个体税收征收管理。积极推进纳税信用等级评定管理制度，对不同等级的纳税人采取相应的管理办法。

第五，积极推广应用税控收款机，加强发票管理。推广应用税控收款机和加强发票管理是税务机关及时、准确掌握纳税人生产、经营信息，强化税源监控、堵塞税收征管漏洞的重要手段。商业零售、饮食、娱乐、服务、交通运输等行业以及小规模工业企业，具有一定规模

和固定经营场所的纳税人，都要按规定安装税控收款机。运用税控收款机和统一发票的目的，既可以监控企业销售情况和营业情况以及相应的流转税，也能控制企事业单位成本、费用，防止假票列账偷税，同时还可以提高企业和税务机关管理效率。为此，税务机关要严把两道关：一是以票控税，按税控机开票数计征增值税或营业税，并处理好与定额的关系，同时要运用这一销售(营业)信息评估企业所得税，加强企业所得税管理；二是发票发售，必须验旧售新，就是要检查旧发票开具的金额是否申报纳税了，也就是必须经过第一道关之后才可发售新的发票。按照以票控税的要求，在申报纳税时必须进行表卡(票)比对，充分发挥发票在税收征管中的作用，使税源监控和税款征收真正结合起来。

第六，完善税收管理员制度，加强税收管理员队伍建设。新的税收管理员制度是实行税收管理科学化、精细化的重要保证。充分发挥税收管理员的作用，必须遵循管户与管事相结合、管理与服务相结合、属地管理与分类管理相结合的原则。税收管理员的主要职责是按片负责对纳税户的税源管理和咨询服务工作，不直接从事税款征收、税务稽查、审批减免缓抵退税和违章处罚等工作。

税务机关将加强税收管理员制度建设，增强税收管理员的责任感和事业心，着力培养一支高素质的税收管理员队伍。通过规范税收管理员的工作，建立税收管理员监督制约机制，加强教育培训，积极运用信息化手段不断提高税收管理员的业务能力和管理水平。要选拔懂企业生产经营、具备一定财会知识、熟悉税收业务、责任心强的税务人员担任税收管理员，进一步充实基层税源管理力量。同时，要积极摸索建立税收管理员的考核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和发挥税收管理员的积极性。

第七，加强各级税务机关之间、内部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要在合理界定征收、管理、稽查职能的基础上，加强业务联系，既有分工又要合作，既有制约又要协调，实现三者的有机结合。要进一步完善制度，明确各环节衔接方法和配合内容，畅通各环节联系渠道和联系手段。通过信息化手段，以现有综合征管软件为支撑，形成各个环节之间既相互衔接、密切配合又相互监督制约的协调、高效运行机制。要通过部门的配合协调，信息共享，互相促进，不断提高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

第四篇：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现状

论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

摘要: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我国经济制度经过了怎样的变迁，社会经济的发展又是如何，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的变化，2012年后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又将如何。

关键词: 形成，比较，发展，2012总体思路。

我国的经济制度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以及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展开，我国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20世纪5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整个国民经济实力非常弱小的条件下，我国能够集中主要力量开展以156个重大项目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比较迅速的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运行过程中也暴露出了很多弊端：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权力过于集中，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造成了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企业持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局面，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本来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

针对经济建设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如何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体制进行了积极地探索。但由于在思想上没有摆脱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分别看作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的束缚，当时提出的改革措施至多只是加强一些市场调节的力度和作用，不可能突破计划经济体制总的框架。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已经提出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1979年，他提出社会主义应当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才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虽然这一提法仍然坚持计划经济主体框架不变，但它允许市场调节存在和发挥作用。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概念，明确肯定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要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随着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运行体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后来又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1992年，邓小平于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①】这一精辟论述，从理论上破除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制度属性的陈旧观念，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为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根据这一思想，1992年6月，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了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建立新经济体制的建议。党的十四大明确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使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实现了又一次重大突破。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其基本内容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建立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不断深化改革和建设，20世纪末，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长期以来，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一直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根据这一理论认识，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体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经济发展曾起过积极作用，但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经济关系日益复杂化，这一体制日益显现出它固有的弊端，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从根本上制约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但尽管如此，由于传统理论和传统观念的束缚，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仍然得以延续。

（1）改革开放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20世纪70年末开始，我国逐渐走上市场取向的改革之路。①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乡镇企业的兴起，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加速了农村经济市场化的进程。②随着企业自主权的逐步扩大和经营机制的逐步转换，多种经济成分参与的流通体制的逐步形成，促进了物资、劳动力、资金、技术、信息在城乡市场的流动，初步显示了市场的作用和活力。③特区经济蓬勃发展，对外开放从沿海向内地扩展，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与国际市场的衔接。事实说明，市场作用发挥比较充分的地方，经济活力就比较强，发展态势也比较好。正是这些市场取向的改革，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确立提供了实践基础。

（2）理论探索的成果。

邓小平在总结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和改革开放实践中的新鲜经验的基础上，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冲破禁区，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邓小平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

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1992年初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邓小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人。江泽民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并在党的十四大得到确认。2007年，党的十七大根据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实现的经济发展目标，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要取得重大进展的要求，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②】江泽民也强调：“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③】

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和发展的成功经验，就是必须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使全社会充满改革发展的创造活力。30年来，我们既在深刻而广泛的变革中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又创造性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们生活水平，更好的实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的比较 “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由3645亿元增长到300670亿元（图1），年均实际增长9.8％，是同期世界经济增长率的3倍多。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增加到15780元（图2），农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4761元（图3），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400多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由210.6亿元增加到21788.5亿元，货物进出口总额由208亿美元增加到25616亿美元，外汇储备由1.7亿美元增加到19460亿美元，财政收入从1132亿元增长到61316.9亿元；外贸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增加到25616亿美元。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位次，由第10位上升到第3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国有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实力和控制力进一步增强，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到2007年，国有工商企业资产总额超过35万亿元；销售收入达18万亿元，利润总额超过1.6万亿元，上缴税金超过1.5万亿元。城乡集体经济、合作经济也迅速发展。同时，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也在快速发展，成为中国重要的经济增长点、提供新就业岗位的主渠道和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多样化物质文化需求的生力军。2008年，全国登记个体工商户2917．33万户，私营企业657.42万家。城镇非公有制单位就业人员的比例，从1978年的0.2％增加到2007年的75.7％。

论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

第五篇：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

刍论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关系

李新廷，朱凯（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北京100091）

摘要： 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体制是治理中重要的概念和形式，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社会治理的主体、社会领域的问题以及社会治理的价值都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我们应以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作为突破口，通过理顺政社关系、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推进基层自治和底层参与、创新社会矛盾体制、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构建多中心的治理模式等途径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重要的社会基础。

关键词： 国家治理； 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183（2014）04-0008-04 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除了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设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外，还提到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社区治理、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治理体制、治理结构、治理方式等概念，并把“创新社会治理” 体制单独列为一节。那么，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和区别？ 辨析这两种治理关系对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

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文件中第一次出现的，这一概念在我国以往的官方规范文件中并未出现过。但是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国家治理” 这一概念，“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被写入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1］ 部分中。可以看出，在十八大报告中，国家治理与社会管理并列一起。这里的国家治理和之后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的国家治理体系并非同一概念，而是从一个相对狭义的范畴上界定的，是与社会管理相对的。《决定》中的国家治理体系无疑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是将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包括在内的治理体系。不仅如此，在《决定》中国家治理体系的范围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建等领域，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也正因为如此，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才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 3。总书记也对国家治理体系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 ［3］

国家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的体系化状态。国家治理既表明了治理的主体是国家，也表明了治理的范围是在国家的领域之内。而国家本身就是一个较为宏观的概念，这一宏观性也表明了国家治理的宏观性。何增科认为： “国家治理是国家联合市场和社会力量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国家治理可以从多种维度去分析。从横向来看，可分为经济治理、政治治理、社会治理、文化治理、生态治理等。从纵向来看，可分为基层社会治理、地方国家治理、全国性国家治理、国家参与区域治理和全球治理等。” ［4］ 郭小聪认为： “所谓国家治理，是指主权国家的执政者及其国家机关（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等机关）为了实现社会发展目标，通过一定的体制设置和制度安排，协同经济组织、政治组织、社会团体和公民一起，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推动经济和社会其他领域发展的过程。它是多层管理主体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处理社会冲突、协调不同利益的一系列制度、体制、规则、程序和方式的总和。” ［5］

综上所述，国家治理的主体和方式都是多元性的，政府和执政党是治理的重要主体，社会也是重要的治理主体。国家治理的范围也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公共领域。《决定》中有关治理的重要论述除了国家治理体系之外，较重要的概念就是社会治理。《决定》的第十三部分涉及的就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社会治理的提出取代了以往的社会管理以及社会管理创新，也是对十八大报告以及之前所提的社会管理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和提高。社会治理针对的是社会领域中的社会问题。姜晓萍认为： “社会治理是以实现和维护群众权利为核心，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作用，针对国家治理中的社会问题，完善社会福利、保障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社会有序和谐发展的过程” ［6］。社会治理重视的是多元化的社会治理主体。《决定》中从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四个方面来阐述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可以说是抓住了社会治理的重点和核心，体现了国家治理体系中对社会多元力量的重视。我们也可以明显地看到，社会治理体制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来说，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的关系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社会建设是国家建设的基础，因而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存在着不同的类型。在学界已有的研究中，往往根据国家的强弱和社会的强弱将国家与社会关系分为四种类型①：即强国家—强社会、强国家—弱社会、弱国家—弱社会、弱国家—强社会。然而，这种分类容易将国家与社会对立起来，造成一种不是国家统治社会就是社会压制国家的研究状况，不利于国家与社会的协同。我们国家在对国家与社会关系上逐渐改变了以往的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与维稳的社会管理体制，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下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强调社会建设对于整个国家治理的重要意义。十八大报告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都对社会建设予以重视，注重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社会建设关切民生等重大领域，社会治理体制创新表明了国家对社会领域的重视。社会治理的成效在社会意义上决定了国家治理的成效。

二是社会治理领域问题的诊断及其解决是国家治理的主要内容。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和社会转型的深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经济结构的调整，社会结构性的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成为我国国家建设和治理的主要内容。当前我们处在社会转型和国家建设与治理的关键时期，社会结构性问题的凸显不可避免。我们在国家治理方面存在的不足主要是对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复杂问题的诊断不够准确，从而影响了治理的效果。国家治理的主要内容就是要判断当前社会转型关键期的这一事实，诊断这一大转型过程中凸显的各种社会问题，从而能够有效的进行国家治理。

三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即多元化的社会力量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主体。国家治理包括多种类型，存在多种维度，因而在治理的主体上也是多元化的，这是国家治理的一大特征。国家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意味着公共权力并非唯一的主体，国家治理必须要从政府向社会倾斜，政府必须协同多元化的社会主体形成多元化的治理力量。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也指出： 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的参与，实现政

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激发社会组织活力”，“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 ［2］，等等，这些社会治理的主体也是国家进行治理的重要主体。

四是社会治理追求的价值也是国家治理追求的价值。社会治理并非一种单纯的治理过程，这一过程贯穿着它自身的价值追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定有序、充满活力是社会治理的价值诉求。社会治理主张多元社会力量的参与，主张社会力量对公权力的监督，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这些体现的是对民主的追求。《决定》还提出治理要依法进行，做到依法治理，依法保障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各项权利。社会治理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化解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关系、整合不同的利益诉求，保证发展的成果和社会秩序的公平正义。多元化的社会主体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不可能没有利益的冲突，社会治理的过程就是将这种冲突的过程在一个安定有序的状态下进行调节，因而社会治理最基本的要求是保证社会的安定有序。社会治理的另一价值追求是充满活力，这不仅是指多元主体在参与治理过程中充满生机活力，而且也指治理主体的活力能够让社会治理的整个过程也充满活力。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定有序、充满活力是社会治理的价值追求，更是国家治理的价值追求。

二、以社会治理创新为突破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有着重要的意义。杨雪冬认为：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长期过程、系统工程，也需要确定阶段性任务，明确工作重点。当前以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应该加快推进执政党以及政府治理的现代化，选择社会治理领域作为突破口” ［7］。

第一，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要理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实现政社分开。政府应实现服务型政府的转型，退出社会领域的直接管理。2013 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说明》，进一步阐述了政府机构改革的蓝图和路线，指出社会领域自治的重要性，让人民群众通过社会组织实现自我治理。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对于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来说意义重大。社会公共领域是国家与个体之间的中介，而社会组织是社会领域的中介和载体。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指出了社团组织对于民主和社会自治的重要意义。因此，要大力培育多元化的社会组织，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提升社会组织的自治功能。《决定》也指出，要“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 ［2］ 50，等等。

第二，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离不开基层的自治和底层的参与以及社会矛盾机制的有效预防和化解。基层是社会治理的重点领域。社会转型期，基层利益纠葛问题的处理和社会矛盾的化解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基层治理的重点在于基层的自我治理和底层的政治参与，通过这种自治和参与的方式才能调动基层多元利益主体和治理主体的积极性，才能在自治的过程中化解矛盾，将各方的利益凝聚于治理的过程中。基层的自治和底层的参与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多元化治理方式的形成。当今多元化的社会，利益、价值、需求、矛盾多元化要求社会治理的多元化，只有多元化的力量才能有效地应对这些多元化的要求，维护社会的稳定。底层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可以为自身创造活力，缓解政府面临的社会压力，让政府真正地集中于顶层设计，从而壮大公民社会的力量，不断促进公民社会的成熟，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的质量。因此，要健全基层自治和底层参与的制度渠道和服务体系，健全解决群众合理诉求的机制，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体制。

第三，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构建多中心的治理模式。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关键在于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创建一个多中心、协同性的治理模式。正如《决定》中指出，要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2］ 49。社会治理体制既要顶层设计又要底层参与，发挥政府和多元化社会治理主体的协同作用。政府掌舵，制定社会治理的相关规则，明确多元主体的主体地位、职责和手段，协同好政社关系，协调好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积极地致力于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的有序运行，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为社会的良性运行提供基本的秩序。同时，提高基层和底层参与社会事务的能力，引导社会组织在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构建一个多中心的具有协同性的治理体制。这一体制还要依法治理，在法律保障下，综合协调各方利益，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实现整体性的利益共赢。

总而言之，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以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为突破口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当下的一个重点。因此，将充满活力的多元化社会力量整合到社会治理体制和国家治理体系中来，能够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奠定重要的社会基础。

注释：

① 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的代表人物为美国学者

乔尔·S·米格代尔，相关著作有《社会中的国家》、《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以及《强社会与弱国家》等。

参考文献：

［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 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

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http：//.［2］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精神上来［EB/OL］.http：//.［4］ 何增科.国家治理现代化及其评估［N］.学习时

报，2014-01-13.［5］ 郭小聪.财政改革：国家治理转型的重点［J］.人

民论坛，2010(2).［6］ 姜晓萍.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体

制创新［J］.中国行政管理，2014(2).［7］ 杨雪冬.社会治理是突破口［J］.决策，2014(1).［责任编辑： 于洋］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