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管理”到“治理”，体现执政理念的根本转变[本站推荐]

第一篇：从“管理”到“治理”，体现执政理念的根本转变[本站推荐]

尊敬的党组织：

备受瞩目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京胜利闭幕。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公报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此，人民网记者采访了中央党校科社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向春玲。她认为，公报全文多次用到“治理”这个词，从“管理”到“治理”一词之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根本转变。

向春玲表示，公报全文共5000余字，多次用到“治理”这个词，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法”、“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向春玲说，“我们以前说得比较多的是‘管理'，政府管理、社会管理，但这次公布，不再提管理，而是用治理。‘治理’一词在以往的文件中较少见到。从‘管理’到‘治理’一词之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根本转变”。

向春玲认为，“管理”变成“治理”，最核心的变化是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传统的管理一般是国家或政府从上至下的行政式的管理，治理是强调作为公共机构的政府和社会力量共同管理社会事务的过程。当前，我国正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结构并存，绝大多数人在非公经济组织就业。那么，我们原来计划体制下的“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大包大揽的社会管理方式已经不适应，需要多元主体的社会治理，中央的正式提法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

除了治理的主体发生改变，治理的方式也相应改变，例如除了行政的管理，还要加强法治建设、思想道德规范建设、诚信体制建设、信息化管理、舆论引导、心理疏导、人民调解、基层社会自治等多种方式进行有效的社会治理。社会治理的内容主要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维护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的安定有序。

向春玲说，社会治理的特点是强调常规性的、基础性的服务和管理;强调社会组织、公民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强调社区建设的自我服务和自治管理。以前有些人认为，社会管理就是“维稳”。事实上，“维稳”只是社会运行出现失秩状态之后的应急管理。社会治理需要政府和社会组织更多地做好日常的、基础性的服务和管理工作。这需要我们树立“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在管理中体现服务，在服务中实施管理”的理念。

全会报告提出，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向春玲说，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意义重大，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将发挥重要的协同作用：一是服务社会的作用，如各种人民团体，工会、妇联和各种社会团体为一定的社会群体服务、化解矛盾、协调关系等;二是社会组织有规范行为的作用，它会制定组织的管理制度和章程规范组织成员的行为;三是社会组织还有有序表达诉求的作用，维护组织成员的合法权益，发展基层的民主。目前，政府也在重点培育、优先为经济社会服务的社会组织，例如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政府在转变职能和简政放权过程中，将一些民生服务项目打包向社会组织招标，购买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改革有关社会组织的管理制度，对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很有好处。

向春玲认为，有效的社会治理需要健全体制和机制，例如我国急需在社会管理领域加快立法的进程，做到社会管理有法可依;同时还要建立和完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及时有效的化解矛盾。此外，社会治理改革创新是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目的是为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时期，提高我们社会治理水平，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

汇报人：xiexiebang

第二篇：转变执政理念 提高执政能力

转变执政理念 提高执政能力

当前，随着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深入人心，我们面临着越来越透明、规范的社会环境，责任要求也越来越重。面对新形势的严峻挑战，如果继续按部就班，按常规办事，只能落伍，甚至掉队，必须因势而动，顺势而为，转变执政理念，提升执政能力，确保思想不落伍，工作不落后。

一要提高引领全局、畅通政令的执行力。执行力，往大处讲是执政能力，往小处说就是完成部署工作的能力。当前要提高政府执行力，必须强化三种意识。一是服从意识。只有在思想上接受，行动上才会有干劲，才会有干好工作、突破困难的动力。服从是行动的第一步，领导干部要有坚定不移的服从意识和令行禁止的严明纪律，部署下去的任何事情，都要自发自觉、全力以赴地认真执行，不拖拉、不推诿。二是进取意识。我们每一名党员干部，都要始终保持先创争优的心态，把工作标准调整到最高，精神状态调整到最佳，工作热情调整到最高，工作劲头调整到最大，在解放思想中谋划经济增长点，探求工作创新点，坚定信心和决心，努力开创本职工作新局面。三是责任意识。每位党员干部都要强化责任，从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入手，为经济建设献计出力，为项目工作竭尽全力，为优化环境付出努力。只要每一名党员干部尽心尽力于事业、尽职尽责于岗位，就一定能够凝聚发展合力、激发跨越之志、形成振兴之势。

二要提高科学发展、和谐前进的能力。实现社会和谐，是中国共产党不懈追求的社会任务。构建和谐河北，党员领导干部必

1须要具备较强的科学发展、和谐前进能力。一要更加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进一步加强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竞争力和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二要更加注重加快农村发展。目前，要实现富农，必须从“三农”这个最具决定性的环节抓起，壮大畜牧业，优化种植业，狠抓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实现农村各项社会事业快速发展。三要更加注重加快社会全面发展。实现社会和谐全面发展，一个根本立足点就是在抓好经济建设的同时，还要抓好精神文明建设，努力提高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让全省人民更多地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

三要提高应对复杂局面、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当今，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日趋多元化，新旧体制、思想相互交织，各种矛盾集中涌现。必须要树立“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强化民政、社保、困难救助三条主线，用政策解疑心，用保障稳民心，用真情换人心，保证社会稳定和谐。一要变“亡羊补牢”为“未雨绸缪”。健全完善信访工作各项制度，调整充实排查网络机构，坚持领导接访和定期下访，把矛盾和问题有效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二要变“搪塞推诿”为“化剑为犁”。党员干部要尽心尽责工作，切实加强群众的思想政治和法制教育，真心实意地去关心群众，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把矛盾掌握在自己手中，把握矛盾转化的主动权，用温暖的言行防止矛盾激化，善于灵活运用市场和法律等多种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解决用单一行政手段难以解决的问题。三要变“官本位”为“民为贵”。人民群众是我党的生命之根、力量之源、胜利之本，民心稳则社会稳。党员干部必须强化民本意识，从“父母官”的思维定势中走出来，把群众作为自己的“衣食父母”，时刻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实实

2在在办实事、办好事。

执政能力的提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关键在于领导干部不断加强学习。特别是要加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不断提高对大局、大势的敏锐性和鉴别力，深刻洞察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向、新特点；同时要躬身实践，在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经受锻炼、积累经验，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

第三篇：马庆钰：如何认识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

马庆钰：如何认识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

2014年03月24日07:14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其中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社会治理”“政府治理”等概念中，将以往通常使用的“管理”改为“治理”，就是一大创新。深刻认识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对于深入学习贯彻《决定》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从“管理”到“治理”，虽然仅有一字之差，但其内涵与外延有了巨大变化。“治理”是特定范围内各类权力部门、公共部门以及社会组织的多向度相互影响，是公共事务相关主体对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平等参与，是各类主体围绕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协商互动。相对于“管理”在内涵上的单打独斗、居高临下，“治理”的提出是理念上的一个巨大进步，有利于促进社会参与、激发社会活力，更好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并使相应的国家和社会治理创新的外延得到极大拓展。

“治理”的着眼点是促进社会参与。“治理”这一概念，强调的是社会各类主体在国家和社会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行政改革趋势看，世界各国政府管理改革的一个基本趋势是从一元走向多元、从单向走向互动，总的追求是公共治理。这是由传统政府管理暴露的公共权力局限性决定的。我国正在推进的政府职能转变，落脚点是“简政放权”和“促进参与”，不断创新社会参与机制、疏通社会参与渠道，促进社会各类主体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决定》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新理念，意味着今后在国家和社会事务中，各类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具有平等参与的机会和舞台。

“治理”的着力点是激发社会活力。从“管理”转变为“治理”，就是要突出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共治，并为此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平台、完善多元主体平等协商的机制，从而激发社会活力。《决定》为此设计了几个着力点。比如，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为社会各类主体参与决策创造条件、拓宽渠道。再如，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决定》强调加快实施政社分开和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有利于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又如，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社会参与是化解社会矛盾的途径之一。为此，需要畅通有序的民意表达渠道和公正的民权民利保护机制，健全接访制度和司法干预程序等。

“治理”的落脚点是增进人民福祉。让社会各类主体共同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最终落脚点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决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增进人民福祉，需要把公平正义、改善民生、社会和谐、社会安全等作为社会治理的聚焦点。实现有效社会治理，公平正义是根本准则，改善民生是基本追求，社会和谐是重要表征，社会安全是底线保证。将公平正义、改善民生、社会和谐、社会安全作为社会治理的聚焦点，既明确了社会治理的目标追求，又明确了政府和社会各类主体公共参与的范畴和使命担当。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本栏目投稿信箱：yefan@people.cn

第四篇：从“统治”到“治理”（范文）

从“统治”到“治理” 陶涛

一、“统治”与“治理”的异同

冷战后联合国有关机构文件中频频使用“治理”一词。1989年世界银行在描述当时非洲形势时，就有了“治理危机”的提法，1992年世行年报告则以“治理与发展”为题。1996年联合国开发署发表了题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治理、管理的发展和治理的分工”的报告，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名为“治理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联合国有关机构还成立了一个“全球治理委员会”，并出版名为《全球治理》的杂志。

值得注意的是，曾风行西方的“第三条道路”也极为推崇“治理”一词。1999年11月美欧中左政党领导人佛罗伦萨峰会的议题就是“第三条道路：21世纪的进步治理”，今年6月中左政府首脑柏林峰会议题是“21世纪现代国家治理”。“第三条道路”的基本主张是实现政府统治向社会治理的转变，建立合作包容的新型社会关系和新型政治中心，同时在国际层面上实行“全球治理”。

西方国家不仅广泛使用“治理”一词，而且还赋予其不同于“统治”的其他涵义：

（一）“治理”是在一定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是指各种机构管理公共事务，主要作用是调和各类矛盾、协调各方利益，达到社会正常和有序运转的目的。治理是在政府和公民社会之间建立合作互动关系，鼓励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发挥民间组织的主动性，使它们承担更多的职能，参与政府的有关决策。同时，政府向更加透明、法治、高效、务实的方向转变，成为公民可信赖的公共机构。

（二）“治理”与“统治”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治理需要的权威并非是政府机关，而统治的权威一定是政府。统治的机构一定是社会的公共机构，其权力来自政府授权，而治理的机构既可以是公共机构，也可以是私人机构，还可以是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的合作。治理是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合作。

（三）“治理”与“统治”在管理过程中权力运行方向不同。统治的权力运行方向总是自上而下的，它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通过发号施令、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单向管理。治理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建立伙伴关系、确立共同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其权力流向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治理意味着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调整，中央向地方放权，使之承担更多的地区性职能，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四）“治理”范围比“统治”更加广泛。治理是一个比统治更宽泛的概念，适用于国际、国家、社区的不同领域的管理。从现代的公司到大学以及基层的社区，如果要高效而有序地运行，可以没有政府的统治，但却不能没有公共机构的治理。而且国际社会不可能实行某一国家或集团的统治，只能实行全球治理。总之，冷战后西方国家广泛使用“治理”一词，不仅局限于政治领域，而且扩大到社会经济领域；不仅在英语世界、而且在欧洲各主要语言中流行。“治理”一词涵盖范围超出传统意义，具有不同于“统治”的新涵义。

二、“治理”理论兴起的几点原因

冷战后国际形势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迫使西方国家在新形势下进行治道变革，寻求更加有效的管理方式。

（一）“治理”理论的兴起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失灵和国家失效的结果。市场和国家都不足以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市场在限制垄断、提供公共品、约束个人的极端自私行为、克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准确统计成本等方面存在难以克服的局限，而仅仅依靠国家的计划和命令等手段，也无法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最终不能促进和保障公民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因此，治理成为弥补市场失灵和国家失效的手段之一。

（二）公民社会的日益强大是“治理”理论兴起的基础。冷战后民主化潮流发展的结果是政治权力日益从国家政府返还给公民社会，后者在国际和国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政府权力受到限制和国家职能缩小，需要公民社会通过治理来填补管理空间，国家把原先独自承担的部分责任转移给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发展是治理理论兴起的现实基础，90年代以来治理理论及实践的发展得益于公民社会的日益强大。

（三）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促使“治理”理论勃兴。全球化迅猛发展的结果是超国家组织和跨国公司的影响日益增强，民族国家的主权及其政府的权力手段削弱和制约，这为治理提供了广阔空间。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在全球化时代同样需要公共权威和公共秩序，但它不可能由传统的国家政府来完成，只能通过建立全球治理体制、调动公民社会的积极性、协调不同利益需求、推动不同主体之间的合作来实现。

（四）信息技术革命为更加广泛的治理提供了有效手段。冷战后迅猛发展的信息技术革命改变了人类的管理方式，提高了人们的管理效率，它为公民社会广泛参与治理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手段。信息技术革命改变了国家垄断政治资源和管理信息的局面，它也为协调越来越分化的国内阶层和国际范围不同组织参与全球事务管理提供了方便。

三、从“统治”到“治理”说明了什么？

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世界各国政府均在探求新的治国方略和管理方式，全球问题的大量涌现也迫使国际社会寻求新的合作途径。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是西方国家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将其权力向国际层面和国家所属地区转移。人民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和国际社会关注全球性问题，符合民主化的潮流，具有积极的一面。但也有其他含义。冷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调治理，鼓励公民社会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是其国家社会职能的一种策略调整。不好的是，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组织往往把治理好坏作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标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为了提高援助效益，确保受援国偿还贷款，必须以治理好坏作为援助标准。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组织的“良好的治理”标准是市场经济体制、自由贸易，包括与市场机制相适应的社会政治结构和法律制度、行政效率。这使经济援助带有政治标准，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压力。同时，治理理论还可以成为全球治理的理论根据，强调治理的跨国性和全球性，制约了民族国家决策的权限，其中的利弊得失，值得深入研究。

第五篇：从两会看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

从两会看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

一、政治体制改革定义：

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在社会主义政治总格局和权力结构形式不变的前提下，对政权组织、政治组织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调整和完善。

二、政治体制改革相关内容

1、总目标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的目标有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

2、具体目标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的具体目标，就是要增强党与行政机构以及整个国家领导机关的活力；就是要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就是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和各行各业以及基层的积极性，从而在政治上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

3、主要任务

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实行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

4、特点

战略和策略相结合的角度讲，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至少有八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把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并且以经济体制改革的名义推进。

二是把发展民主与健全法制结合起来，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坚持依法治国。

三是把政治体制改革与尊重和保障人权结合起来，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

四是把发展民主法制与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让人民群众在改革中享受到直接的实惠。

五是把执政党依法执政与参政党依法参政结合起来，完善了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

六是把共产党的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结合起来，以党内民主来带动人民民主。

七是把党内监督、行政监督、法律监督与公民直接监督结合起来，建立和完善了公民舆论监督和信访制度。

八是把选举票决民主与协商民主结合起来，完善了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形式。

5、内容

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包括：

（1）实行党政分开。党政职能分开，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理顺党组织与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司法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做到各司其职，并且逐步地走向制度化。

（2）进一步下放权力。凡是适宜于下面办的事情，都由下面决定和执行。

（3）改革政府工作机构。按照经济体制改革和政企分开的要求，合并裁减专业管理部门和综合部门内部的专业机构，使政府对企业由直接管理为主转变到间接管理为主。适当加强决策咨询和调节、监督、审计、信息部门，转变综合部门的工作方式，提高政府对宏观经济活动的调节控制能力。

（4）改革人事制度。对“国家干部”进行合理分解，改变集中统一管理的现状，建立科学的分类管理体制；改变用党政干部的单一模式管理所有人员的现状，形成各具特色的管理制度；改变缺乏民主法制的现状，实现干部人事的依法管理和公开监督。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

（5）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事情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

（6）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理顺共产党和行政组织、群众团体的关系。更充分地尊重选举人的意志，保证选举人有选择的余地。抓紧制定新闻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等法律，建立人民申诉制度，使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得到保障。

（7）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步一步走向制度化、法律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了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的进程。

6、观点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于2012年3月14日在北京回答记者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时表示，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作上述表示。

温家宝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

“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他表示，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我深知改革的难度，主要是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在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又必须从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温家宝说。

他表示：“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奋斗一天。”

相关材料：

1、《人民日报》2012年3月5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

2、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问

3、《人民日报》2012年3月2日15版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