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社保改革与制度建设有六大任务

第一篇：未来社保改革与制度建设有六大任务

郑功成：未来社保改革与制度建设有六大任务

人民网北京9月7日电（记者王倩）“在中国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的条件下，应当尽快建设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国民福利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同步增长，并在这种同步增长中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升这一制度的保障水平与公平程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功成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建议，从现在起到2012年，宜大幅度提高全口径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大幅度提高财政性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大幅度提高城乡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与普通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水平。

郑功成提出一系列从现在起到未来二至三年内，建议且可能完成的社会保障改革与制度建设的任务，包括：一是完成基本保障制度的立法任务，为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及相关福利制度提供法律依据；二是通过加快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的整合与完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真正实现这一制度的全覆盖；三是通过实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与建立相应的老年津贴制度，在制度层面上初步实现“老有所养”的民生目标，于后再使这一制度全覆盖目标转变为适龄人口全覆盖的现实（如在“十二五”期末或“十三五”期间对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实现强制保险）；四是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国统筹方案出台，为在“十二五”期间全面实现全国统筹奠定坚实基础；五是实现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一体化，并向综合型救助制度逐渐转化；六是不失时机地发展老年人、残疾人、儿童福利事业。

郑功成说：“如果能够在未来二至三年内或者‘十二五’期间顺利地完成上述任务，将会大大降低社会保障改革与制度建设的成本，基本满足城乡居民起码的社会保障需求，同时为国民财富的合理分配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与持续发展做出更大、更好的直接贡献。”

作为中国社会保障与灾害保险领域的重要开拓者之一，郑功成长期从事社会保障、劳动就业、收入分配与灾害保险研究。郑功成认为，社会保障的战略任务就是促进财富的合理分配。“我国需要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一点已经成为共识。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战略任务，是只保障民生还是在保障民生的基础上持续不断地改善民生，是只解除国民生活后顾之忧和维护社会安定还是在解除后顾之忧的基础上促进财富的合理分配，仍然存在着分歧。”

郑功成指出，如果继续将社会保障定性为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的工具，这一制度的功能也就必然地被局限在解困济贫的低水平保障机制上；如果将社会保障的功能定位于促进财富的合理分配，它就不会再是部分人的专利与特权，也不可能永远是低水平和雪中送炭，而是需要与时俱进，伴随着国家发展与财富增长而普惠全民、实现共享，最终促进并维系着财富的合理分配格局。“毫无疑问，后者显然更加符合当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规律。”

有鉴于此，郑功成强调，经过三十多年来的快速发展，我国客观上已经成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在这样的新起点与新时代，我国社会保障发展的战略目标与任务，即是在坚持公平、正义、共享的原则下，尽快实现基本保障制度普惠全民的初级目标，再在逐渐缩小不同群体之间权益不平等现象的条件下，健全整个社会保障体系，最终迈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福利社会。郑功成认为：“这大约需要30-40年的时间，即与中国现在所处的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逐渐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同步。”

第二篇：建设美丽中国与生态文明建设有什么关系

建设美丽中国与生态文明建设有什么关系

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美丽中国的概念，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布局。代表们认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现实的选择，体现了党治国理政的新境界。

在治理和保护生态的实践中，很多代表都有深切的体会，他们认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就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并行，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

在讨论中代表们认为，要真正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必须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控制开发强度，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

建设美丽中国，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代表们围绕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展开了热烈讨论。

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美丽中国”的理念，赋予生态文明一张鲜活面孔。塑造这张面孔，内在力量是科学发展。

“美丽中国”，靠新经济新产业充实底气，转方式调结构面临更高的品质要求。“美丽中国”，靠生态自觉来划定底线，让生态意识深入骨髓，让环保法制刚性有力。“美丽中国”，靠文化建设打好底色，传承生态和谐的文化基因，引导珍爱自然的生活方式。

“美丽中国”既是蓝图，也是路径。秉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原则，中国的发展就能一路好风景。

美丽中国”，一个传统而又崭新的名字。

十八大报告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美丽中国”，并首次把这一概念写入了党代会报告，这是对人民群众生态诉求日益增长的积极回应，也彰显了执政党治国理政的新理念。

建设“美丽中国”是生态文明理念的升华 “十八大报告有很多亮点，其中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是一个大亮点。作为环保工作者，我感到非常振奋，深感责任艰巨、使命光荣。”环保部部长周生贤代表在十八大新闻中心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说。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说，“虽然生态文明这个词并不是十八大首次提出，但这次是系统化、完整化，带有一定程度的理论化，是我们党对资源环境保护、节能减排一系列战略思想方针的再概括和再升华。”

党的十六大提出“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五年前，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生态文明”。

五年后的今天，十八大报告再次论述“生态文明”，并独立成篇。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形成了“五位一体”的总布局。

过去十年，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明显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力度空前加强。

十年间，全国累计完成造林面积８．６３亿亩，是历史上造林面积最多的时期，全国森林覆盖率由１６．５５％增加到２０．３６％。

十年间，我国提高了高污染、高排放行业环境准入门槛，颁布了实施清洁生产标准，建立落后产能淘汰机制，实施了新的饮用水卫生标准，推进了ＰＭ２．５等新国标监测„„

历经６０多年建设发展，我国日益走向繁荣富强。毋庸讳言，许多发达国家工业化时期出现的问题也摆在了中国面前。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

山西朔州因煤而建、因煤而兴。由于过度依赖煤炭产业，生态环境背负着沉重压力。“目前，朔州正大力弘扬和传承右玉精神，以‘建设自然、生态、现代、宜居的幸福新城’的发展方向，努力实现转型跨越。”山西省朔州市委书记王茂设代表说。

从“求温饱”到“盼环保”、从“谋生计”到“要生态”，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环境质量、生存健康的关注越来越高。大庆市委书记韩学键代表对此深有感触。“十一五”期间，大庆市加快经济转型和城市转型，城乡居民收入实现倍增，人民生活环境明显改善。

“我们只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才能真正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清新空气、舒适环境的需求，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杨伟民说。

建设“美丽中国”呼唤着发展路径的绿色转型

对于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河北邢台市委书记王爱民代表体会深刻。一度，邢台市在发展工业时由于环境污染，外面的好项目进不来，优秀人才留不住，原有的企业也想往外搬，邢台经济也从全省中游掉到了倒数第二。“这让我们认识到，绝不能因为追求ＧＤＰ而以牺牲环境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代价，走生态发展、绿色发展之路才是正确的选择。”王爱民代表说。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正呼唤着发展路径的绿色转型。

“保护生态和促进发展其实并不冲突。”贵阳市委书记李军代表说，贵阳市从２００７年底开始把建设生态文明城市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总抓手和切入点，５年来生产总值年均增长１４．７％。“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快的增长速度。”与此同时，单位生产能耗下降了２６．８％，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１００％，空气优良天数达到５５％以上。

“山清水秀的生态美本身就是生产力。”广西河池市委书记黄世勇代表一语中的。

在陕北黄土高原的沟壑间，如今也出现了一座“森林城市”。陕西省延安市委书记姚引良代表说，“实施‘绿色延安’１３年来水土流失大大减少，而且这１３年是延安经济发展最好的１３年。”

安康市北靠秦岭，南依巴山，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规划年调水总量的２８％来自这里。安康市委书记方玮峰代表说，安康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建设生态，有效破解资源环境瓶颈约束。

“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王茂设代表认为十八大报告中这“三个发展”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途径和方式。在浙江杭州、河南南阳、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当前我国的东、中、西部地区都普遍将生态文明放在重要位置，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生态立市”成为众多城市的战略选择。

建设“美丽中国”要靠生态文明制度呵护

“美丽中国”要有科学发展的格局之美。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态空间山清水秀。

美丽，更需要制度呵护。十八大报告从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四个方面，对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部署。

“通过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来达到经济繁荣、生态良好、人民幸福这样的目标，成为我们积极探索中国环保新道路的一个路标。”周生贤代表表示，我们将按照生态文明的要求，努力做建设美丽中国的引领者和实践者。

“生态文明建设最终要靠制度法规来保障。”李军代表说，希望报告可以加上“重视生态文明立法工作”。

“防止把生态文明建设简单化、片面化、消极化。”河南信阳市委书记郭瑞民代表认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应纠正生态文明建设会阻碍经济发展、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就不能发展工业、推进生态建设主要是绿化美化环境等认识误区。

山西财经大学党委书记杨怀恩代表说，仅仅是号召和观念转变还不够，需要加强制度建设，完善领导干部考核的标准和办法，完善问责奖惩制度，形成适应生态文明理念要求的“硬约束”。

“与制度结合的监管才是有效的监管，归根到底要靠制度建设的力量。”山西运城市委书记白云代表说，要将经济社会建设中贯彻绿色发展的实践同向群众宣传普及绿色生活、绿色消费结合起来，推动绿色现代化和绿色价值观齐头并进，使老百姓更加自觉地支持绿色发展，投身绿色变革。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代表认为，中央和地方绿色创新应激励相容，中央是绿色发展的规划者，地方是绿色发展的实践者。既要集中优势打歼灭战，如主体功能区的生态安全体系建设等，更需要打持久战，如推动节能减排、减碳等行动，持之以恒地爱护自然、保护自然。（完）

第三篇：劳动教养制度与改革2013

劳动教养制度与改革

来自政府的最新呼声：李克强总理在 2013 03 18 记者招待会上说：有关中国劳教制度的改革方案，有关部门正在抓紧研究制定，年内有望出台。

简单发展过程：最早的劳动教养制度的模型是来自于前苏联。劳动教养制度起源于1955年08月25日的《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该《指示》规定：“对于罪行不能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于继续留用的右派，放到社会上又会增加失业，应进行劳动教养。即不判刑，虽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发给一定的工资。”

1957年8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8次会议批准颁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此时劳动教养制度正式确定。这个《决定》延承了之前的原则，即劳动教养主要针对没有触犯刑法的，“罪责较轻”的“右派”。

经过多年的演变，于2002年04月，公安部出台了《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这个《规定》算是目前为止最为全面的一部。其中规定了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是：年满16周岁，符合包括危害国家安全、扰乱工作生产秩序和教唆他人犯罪等违法行为，但尚不构成刑事处罚的人员。需要明确的是，这部《规定》也只是公安部颁布的一部行政处罚措施，并不是法律。

整个社会持有错误的看法。按照法律的解释，符合刑事犯罪的人员会被以刑法处理，而劳教人员只是“轻度违法而且并未构成刑事犯罪处罚程度”。从“罪行严重程度看”和处理规定看，劳教人员罪行不大，而且只是被行政处罚人员，不是罪犯。两者在根本上是有区别的，不应该同等对待，而正是由于中国早期普通百姓的法律知识淡薄，多数时候认为就是“罪犯”或者“低人

一等”，同时相关的管理机构本身也不够健全，也不能够起到足够的正面影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权力粗放泛滥，最后导致问题丛生。

人们都习惯于把劳改与劳教混为一谈，普通老百姓视劳教与劳改一样，都是“坐牢”，即使国家机关，也常常把二者相提并论（统称为“两劳人员”），有时甚至等同起来，严重影响了法律的权威性，并且曲解了本质含义。

主要问题：多年以来的法律制度缺乏不完善，管理机构功能丧失造成当前的劳动教养混乱局面，改革势在必行。管理的多头管理和不统一性造就了混乱，具体如下：各级行政单位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作为法定的劳动教养工作的领导和管理机构，是由民政、公安、劳动部门负责人兼职组成，并未设置专职的负责人。

其主要法定权限有两项：一是审查批准收容劳动教养人员，一是批准提前解除劳动教养和延长或减少劳动教养期限。这两项职权长期以来实际上分别由公安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以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名义行使。

公安部门的有关机关既是劳教的审批机关，也是对不服劳教决定之申诉的复查机关，同时又是错误劳教的纠正机关。

司法行政部门的劳教机关也不仅对劳教人员提前解除劳动教养、延长或减少劳动教养期限拥有审批权，而且还授权劳教场所可以以劳教管理委员会的名义行使对劳教人员减延期限的审批权。

在这两项权力的行使中，唯一来自外部的检察监督也仅限于提出纠正意见，对主管部门不予纠正的，亦无可奈何。

这样一种交叉管理的机制不仅不利于保证劳动教养案件的质量，也不利于感化教育被劳动教养的人员，同时滋生了很多社会问题，弊端严重，改革势在必行。

主要功能错误配置，导致受贿腐败等社会问题丛生。劳教的主要功能中，处罚一般违法行为姑且算是劳教的分内事，但其它功能则十分牵强和不合理。比如处罚上访人员，现实生活中，有些被劳教人员甚至并未违法，只是“做错了事”的普通人。根据律师魏汝久的《中国劳动教养制度报告(2010)》的分析，目前劳动教养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处罚一般违法行为、处罚上访人员、管制维持社会稳定和延长刑事侦查的羁押期限等功能，甚至在部分地区劳教还成为了公安机关的“创收”工具。此外，由于劳教场所是国家财政拨款，劳教机构的工作人员待遇并不好，经费保障不足，为了解决经费和被劳教人员的生活问题，强制劳动被十分看重，被劳教人员必须自己创收养活自己。而为了免于辛苦的劳教，向劳教所的工作人员和地方相关领导行贿也成为很多人的选择，制度缺乏造成的腐败。

当前社会上提出的看法：废除劳教制度是以更合理的法律取代，不是放任违法行为不管。目前这个更合理的法律已经在各方促进下正在酝酿。早在2007年，贺卫方等知名学者就向国务院法制办郑重建议，要求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到了2008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最新的司法改革方案，直指劳教。2010年3月，全国人大也宣布了中国将加快制定《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

所谓《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就是被认为会替代劳教制度的法案，它从根本上修正了劳教制度最不合理部分：劳动教养的决定权从公安调整到法院来行使，以确保这项权力的行使更加规范

化。这个决定权将能直接改变公安对劳教“一手遮天”的现状，从根本上切除权力导致的腐败等问题。另外，一些细则也可以保证如今的劳教制度弊端可以尽少出现。在《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草案）》中，劳动教养的期限设计为半年至一年；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到一年半。与现在最长4年的劳动教养期限形成鲜明对比。

更重要的是，草案规定，劳教场所将杜绝封闭式管理，设计为半开放式或开放式，实行人性化管理，将不再有铁窗、铁门和铁丝网等；被劳教者还可以周末回家。新法规定了被矫治的对象主要为两种人：轻微违法，不需要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严重违法但尚未构成犯罪的人。

我们忽视了什么？在当时社会发展水平有限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国家的劳动教养制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经过多年的社会发展以后，其弊端逐渐体现。今天看来，我们忽视了最基本的也是最大的一个教养团体的力量，那就是社会或者说是人民群众。其实最大的改造力量是来自于社会大众。让社会大众去教育和纠正不良行为。监督和教育在一起，教育救人为主，处罚为辅。这样更加容易形成劳动教养的良性循环环境。而不是歧视或者“有色眼镜”的社会气氛。如果能够合理利用社会力量的话，将会使政府多方面受益，减少社会成本支出和更合理的资源配置。

动用社会的力量，减轻政府负担。目前用劳动来代替刑罚，成为世界趋势，教育帮助为主处罚为辅的机制。本身社会的最大责任就是救人，而不是处罚。简单的说就是类似于香港、台湾等地的社区服务。在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也有一种以“劳动”替代监禁等处罚的举措，即社区服务令。它虽然是一种刑罚，但却成为替代监禁的一项判刑选择，并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采用。实际上就是社会监督的作用，道德舆论的约束变得更为重要。

现代的社会服务令起源于英国，最早在1972年的《刑事司法条例》中创立“社区服务”刑种。该条例规定，法院判处社会服务的最长期限是240小时，最短为40个小时，法官可以判令被告人进行无偿的社区服务工作，让违法者从事有益于社会的各种公益劳动，以弥补因其违法行为而给社会和个人造成的损害。这类命令通常根据缓刑犯监督官的报告而提出，同时必须征得罪犯本人的同意，并于12个月之内执行。从法条中可以看出，社会服务令既有惩罚的成份，也能很好的使违法者弥补社会的损失，帮助违法者改过自新。现在，在美国、葡萄牙、芬兰、荷兰、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社会服务令都作为一种针对轻微违法行为的刑罚选择，由法律明文加以规定。

我们要着重的是，社会服务令作为刑罚种类之一，虽然对象是违法人员，处罚形式也是劳动，但其权力主体是法院，而不是警察系统。一是法律的力量，二是社会的监督，二者配合起来，形成良好的劳动教养循环。并且这种做法更加容易调动处罚对象的主动性，促进去改进错误，而不是有一顶“罪犯”的帽子。或许以后“劳动教养”一词会逐渐淡出视野，社区服务会更加符合于社会规范。这其实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

社区服务令这种方法之所以能够快速被普及到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很大程度上在于这种制度使得违法人员和社会都能收获益处。其优点体现为：首先，社会服务令作为一种方法，通过行刑场所和行刑社会化，把罪犯的矫正教育工作完成于社会服务工作之中，避免了短期限制自由的罪犯交叉学习罪行的弊病，体现社会监督力量的强大；其次，社会服务令的适用很大程度的减

少了监禁刑的适用、缓解了监狱的压力，降低了刑罚执行的成本；另外，罪犯在开放式的社区中进行无偿劳动，有利于他们重归社会生活，恢复家庭关系，从而避免了再次危害社会。所以，社会服务令这种“劳教”不但可以协助违法者改过自新，也具有补偿社会的功能，且更加人性化和轻缓化。

小结：根据李总理的说法，或许政府在劳动教养制度方面的改革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方向，希望今年更加符合当今中国社会的教养制度出台。

第四篇：人工智能与未来教育的任务

人工智能与未来教育的任务

编者按

项贤明：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教育改进社副理事长请输入标题

bcdef原文发表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年第五期“人工智能与未来教育”笔谈(下)请输入标题

abcdefg如果从普雷希(S.L.Pressey)1926年的那台教学机器算起，人类教育与机器之间结成关系至今已有91年的历史了。在这90余年里，关于机器与人类教育的话题时起时伏，一直没有离开过相关学者的视线。我们今天讨论的人工智能与人类教育的问题，在很多方面已经远远超越了普雷希和斯金纳(B.F.Skinner)时代教学机器的意义。它不仅涉及教学环节中的某种工具或具体技术问题，而且包含了对人类教育任务的根本挑战，是对人类教育的一种更加直接而全面的影响。在近期兴起的关于人工智能与教育问题的讨论中，我们绝大多数人对人工智能都怀抱着积极的、正面的期望。然而，在我看来，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的绝不都是积极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人工智能是一种比核技术更需要引起我们警惕的新技术。首先让我们来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人类是凭据什么成了这个星球的主人的？这里所说的“主人”当然不是简单粗暴征服自然的master，而是能玩转这个世界的player。我们既没有尖牙利爪获取猎物、抵御天敌，也没有浓密皮毛对付严寒。我们凭什么成了这个星球的主人？教育学和人类学等学科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是，人类的生理构造未特化和反应机制未确定，赋予了人类以很强的可塑性，使人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可以通过接受教育积累和形成日益强大的适应能力。人类正是因为自身强大的学习能力，才能够适应各种各样的新环境，解决各种各样的新问题，从而超越了其他生命存在。远古智人能从非洲到欧洲去生活，并且击败当时已经在那里生活的尼安德特人，说明他们已经具有很强的学习和适应能力。也就是说，我们正是依靠智能，才成为这个星球的主人的。当然，智能并不只是简单的脑量多少。如果凭脑量的话，非洲丛林象的大脑比我们要大得多。但是，人类大脑的神经元数量却是非洲丛林象的3倍多。如果你今天欺负了一头大象，几十年后这头大象还会认出你来，找你的麻烦。大象的这一能力至少比我强得多。今天我在这里和你相识，明天再见面就有可能记不清你是谁了。这个有趣的例子或许也能说明，给我们人类强大生存竞争力的不只是像记忆这样低级的智能，而是以创新为突出特点的高级智能。人类之所以能成为这个星球的主人，最重要的是我们所具有的高级智能已使我们能够创造出工具来延伸我们的能力，我们不仅能够适应自然，而且能够改造自然。我们很多的研究都证明了，人类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个星球的主人，是因为我们有了以一系列高级智能为基础的强大学习能力。正是高级智能，让我们成了这个星球的主人。人类进步的历史上曾发生过三次认知革命。在我看来，我们今天可能正处在第四次认知革命的前夜。第一次认知革命大约发生在7万年前。由于智慧的产生，特别是语言的产生，人能够组织起来，能够比其他动物更好地协同，从而使智人成了这个星球的主人。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以适应性为主要特征的原始社会的教育，这是一种“适应为王”的教育。第二次认知革命，发生在人类进入农业社会之后，大概在距今1.2万年之前。在这个发展阶段，掌握更多的自然规律十分重要。只有掌握了更多的自然规律，我们才能够更好地顺应自然规律，从而过上好的生活。我去年第一次看见闪电和雷雨时开始泡稻种，获得了大丰收；今年偷了个懒，第五次看见闪电才开始泡稻种，结果水稻种下去后只会疯涨，不结稻穗，差点没把自己和家人饿死。记住这些自然规律，实在太重要了。于是，我们看到农业社会的教育，往往都特别强调“记忆”的重要性。我们中国人在传统上就特别崇拜那些“博闻强识”、“学富五车”的人。这种“记忆为王”的教育传统，甚至一直影响到今天的中国教育。第三次认知革命，大概是从150年前人类迈入工业时代开始的。在这个时代，人类跟以前时代最大的不同是什么？那就是我们创造出了自然界从来没有的东西，甚至能够创造出自然界没有的生命。所以，这个时代越往后发展，创新的意义和价值就越突出。我们今天讨论的人工智能，也是我们创造出来的东西。在这一时期，人跟自然界的关系已经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即人类已经在很多方面超越自然选择了。在农业时代，人工选择就开始干预自然选择的进程了，今天我们已经不只是干预，而是能够逆转甚至创造出自然进化过程。在理论上，我们不仅可以让尼安德特人和霸王龙一道复活，而且可以通过修改尼安德特人的基因来创造出某一从未有过的新人种。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是一个“创新为王”的时代，人的创新能力的培养在教育过程中的意义十分突出。如今，我们正站在第四次认知革命的门槛上。我们称这个时代为“智能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将不仅能够创造出自然界不曾有过的实体事物，而且能够在人脑之外创造出类似人类智慧的“人工智能”。在智能时代，我们甚至可以把部分的智慧工作也交给机器。当初深蓝战胜国际象棋高手时，我们不十分吃惊，因为大家知道人背棋谱怎能是电脑的对手。前不久阿尔法狗战胜围棋高手，却让我们大吃一惊。为什么？因为围棋和国际象棋不同，它的背后有所谓的“道”，也就是有哲学理念。它要从全局出发，进行十分复杂的判断和选择，而不只是一步步简单计算的累积，这是一个质的飞跃。我们别忘了，这个时候机器已经具备了人最重要的能力：它已能够学习。它具有了我们能够成为这个星球主人的重要特征：高级智能。在我看来，人工智能正在慢慢走向我们的思维核心。起初，人工智能在我们人类智能运作的过程中只是承担了部分记忆的任务，起到了相当于计算机硬盘的作用。刚才很多科学家预言，人工智能将来可以很容易将一个人变成红学专家。的确，或许在不远的未来，我们拿一块存储卡从太阳穴这儿塞进去就行了。1T容量能储存多少信息？岂止一部《红楼梦》！一部《大英百科全书》也不过4350万字。1T字节换算过来应该是549, 755, 813, 888个汉字，可以抵一个小型图书馆了！到第二阶段，人工智能已经可以通过承担部分逻辑运算任务来参与我们的思维过程，发挥类似计算机CPU中集成的缓存的功能。在第三步，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我们思维的第二核心，可以直接参与我们的思维过程，甚至在某些单项智能上可以超越我们人类。最后，人工智能是否会对我们人类装在这个脑壳里的“CPU”取得控制权？我看我们真的不能太乐观。有人很乐观地相信，控制人工智能的一定是人。没错，可是你别忘了，这里说的“人”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实实在在存在着的每个个人；二是指整个人类。从整个人类的层次上，我们或许可以自信人是人工智能的控制者，我们仍将是这个世界的主人。但是，在具体个人的层次上，我们还能有这样的信心吗？现在已经出现了自动驾驶汽车了，你往里面一坐，你真的以为你是在开这辆汽车吗？控制权在你的手里吗？或许体验一下就能够理解我的担忧了。就具体的个人而言，少数精英通过人工智能控制大众，甚至最终让人类全部沦为人工智能的奴隶，这样的结局并非不可能出现。进而言之，离开了现实的个人，人类就无从谈起，因而少数精英最终失去对人工智能的控制权可能也只是迟早的事情。我认为，我们在第四次认知革命中要面对的最为严峻的挑战，就是人能否很好地实现对自身的控制，进而正确地控制这个世界，特别是控制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竞争对手——人工智能。回溯整个人类发展史可以发现，我们正是运用我们的高级智能，创造出了一系列能够控制和保障我们的高级智能为人类谋福祉而非自相残害的社会伦理、社会法则。正是我们的人性，亦即康德所说的“趋善禀赋”，使我们得以抑恶扬善，从而实现了对高级智能本身的控制。因此，未来智能时代的教育，我认为应当是一种“人性为王”的教育，在这样的教育中德行和情感等人性特有的东西应当受到极大的重视。在未来，甚至从现在开始，记忆就不应当再是我们教育的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那时，孩子们将不必再为背书而发愁，也不会为能够在某某TV上背诵很多古代诗文而骄傲不已，因为你拿起手机或未来某种更高级的智能终端，随时就可以查阅大量所需信息。我们也可以把一些简单的计算和逻辑推导交给机器，所以，简单的计算和逻辑推导能力也不再成为我们未来教育的主要任务。孩子们不必为解不出某一道生活中根本不可能碰到的荒谬习题而发愁，大学也不会专门招收那些能够解出无数前人其实早已经解决了无数次的习题的人。在“德”“智”“体”三大教育任务中，“德”和“体”在未来教育中的位置将日益突出，逐步真正取得和“智”同样的地位。在未来，“知识中心主义”会慢慢淡出教育的舞台，“全人教育”会真正占据核心。当然，今天的教育所重视的创新能力培养，仍将是未来教育的重要任务。与此同时，道德、情感等将成为我们未来教育最为重要的内容。如果我们今天不看到这一点，我们的教育还是天天只奔着竞争职业岗位去的话，那将来我们丢掉的将不止是职业岗位，同时也会丧失最为宝贵的自由。况且，随着生产过程自动化和智能化的发展，机器代替人的工作岗位是必然的。可怕的不是机器占据我们的职位，而是机器被人利用成为控制和奴役我们的工具，甚至机器最终取得对包括我们在内的这个星球的控制权。未来的教育一定是一种“人性为王”的教育。大家别忘了，人工智能是脱离了个体人的智能，因而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人工智能的主人。有不少人都把希望寄托在相关规则的制定上，譬如规定必须在所有人工智能机器中植入对人绝对服从的程序之类。美国科幻作家阿西莫夫(Isaac Asimov)提出的“机器人三大定律”，的确应当引起我们高度重视。但我们应当认识到，规则唯有深入人心才能真正获得其意义和价值，否则它们就毫无意义。“杀人偿命”几千年来都是我们公认的规则，但今天不还是有杀人犯吗？真正有用的规则，必须是植根于人心之中的，所以，从现在起就建立一种“人性为王”的教育，在未来于人类将是一件性命攸关的事情。我们必须认识到，人工智能是一种比核技术要更难控制的技术。人类要在更高的水平上好好地组织起来，保障对人工智能的有效控制。在未来的教育中，培养人的组织能力、领导能力将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我们需要共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战略和方向，否则我们失算一步，很可能整个人类就要全盘皆输。设想在未来我们回眸今日之教育，我们将做何感想？我们今天的教育很多时候是在教孩子们把大脑这个作为智能核心的CPU当成简单的硬盘来用了。如果说人工智能让我们的机器越来越像人的话，在我看来，我们今天的教育却正在把人变得越来越像机器。今天的教育是在把我们的孩子们变得像一台录音机。你会发现，我们中国的孩子，从小学到大学，年级越高，往往越像一台录音机。我们教育的最后结果，就是学生被迫记住一大堆对付考试要用到的东西，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慢慢丧失真正宝贵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这是多么可怕、可悲、可叹的事情！这也是我们最应该担心的事情。当我们把人都变成机器之后，我们是否还有能力控制人工智能？你只是一架很低级的录音机，你连最简单的微电脑都不是，你还想控制更高级的人工智能？在未来，我们或许会感叹今天的教育，感叹今天我们没有尽快地从记忆的教育走向创新的教育，感叹我们没有及时认识到道德、情感、组织能力、领导能力等是我们人类教育十分重要的任务。面对今天这样的教育，我们还能不能拥有未来？我真的没有十足的信心。教育令人越来越像一架机器，我们将会面对人性的全面迷失。我们将来会不会面对人工智能失控的问题？这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别忘了，我们人类是靠什么成为这个星球的主人的？恰恰是高级智能！我们也不能忘记，自由意志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有多么重要，一个人一旦被剥夺了自由意志，那他实际上就已经从人沦落为一种工具了。所以，我一开始就说，人工智能是一种比核技术更需要引起我们警惕的新技术。为了应对如此严峻的挑战，我们必须通过教育来保持和提升我们得以超越万物的人性，这既是未来教育的重要任务，也是今天的教育应当予以重视的历史使命。

第五篇：旧制度与大改革评论

《旧制度与大改革》

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法国贵族在丧失了其古老政治权利后，仍占据着高官显爵的地位，并保持着种种令人憎恶的特权（主要是免税特权），对人民漠不关心，而且越来越顽固地维护他们的封闭利益，从而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这个旧制度的顽症。

当今中国，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后，开始面临一些转型难题。利益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加大，阶层固化、社会不公等现象，都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不得不正视的挑战和考验。出路在哪里？答案是深化改革。

毫无疑问，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风险很大，但不改革风险更大。改革势必会遭到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尤其那些依靠权力寻租、依赖特权致富的人群，不愿意改革，不愿意牺牲一些利益，阻力障碍会很大。但是停滞、不改革，忽视社会的公平正义，只会增加群众的不满情绪，甚至使社会陷入动荡的危险境地。对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迹象显示，新一代领导人已经拿出敢于啃硬骨头的勇气和魄力。

当前中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物质财富的增加，催促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敏感，对特权、腐败、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

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因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变化。18世纪末，时代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法国的平民等级，尤其是平民的上层资产阶级，在经济实力上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法国贵族还想像中世纪那样维护他们的特权已经行不通了。正如托克维尔所说，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猛力抛弃。

这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当前中国，随着物质生活的富足，人们开始追求更多的表达权、批评权。尤其是随着新兴网络文化的发展以及人们知识的增加，对官员的腐败、特权更难以容忍，对影响到自身直接利益的行为更勇于表达观点，甚至是据理抗争。这都在影响和改变着中国的政治生态和治理模式。历史告诉我们，在经济繁荣期，应十分关注人们的态度，对民众不满的地方要及时回应，使下情上达，及时疏导民众的情绪。说到底，也就是要真正实践科学发展的理念，使发展的红利人人得以分享，使发展的代价降到最低。

法国大革命为追求社会平等，而不惜牺牲自由、秩序的民主政治实践告诉我们，在面对理想秩序与现实秩序的落差时，人们应保持理性，改革需大胆而审慎。

大革命时期的法国，阶级矛盾尖锐，经过启蒙运动洗礼的人民，已普遍产生了彻底纠正不平等状态的强烈渴望。然而，法国大革命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实现民主政治的理想模式。因为它太激进了，充斥着一种平等主义的梦幻，正如托克维尔描述的，“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环境中焦虑兴奋，努力改变处境：追求更好的东西是普遍现象；但这是一种令人焦虑忧伤的追求，引人去诅咒过去，梦想一种与眼前现实完全相反的情况”，最终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动荡和最可怕的混乱。

事实上，在革命来临之前，法国政府已开始进行改革，然而，“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开始改革的时刻”。当封建制度的某些部分在法国已经废除时，人们对剩下的部分常常抱有百倍的仇恨，更加不能容忍。最后，大革命建立了人人平等的新社会，也建立了自由的政治制度，但是人们很快就忘记了自由，甘当独裁者拿破仑统治下“平等的奴隶”。托克维尔明确表达了他对法国大革命没有处理好自由与平等关系的失望情绪，他认为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当前中国面临的现代化难题与之类似。对于自由民主的追求，不能一蹴而就，政治改革需要大胆而审慎。不拿出大胆的勇气改革，就是在与“革命”赛跑；一味追求激进的改革甚至革命，又有走向动荡混乱的危险，只能依靠审慎的进一步改革化解，决不可误入冒险激进的歧途。

可以说，经由改革达成代价最小的现代化道路，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问题在于改革怎样推进、制度怎样变革，《旧制度与大改革》这本书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事实判断是价值判断的前提

革命的发生并非因民不聊生

《旧制度与大革命》讲的是法国大革命到底为什么会发生。在历史教科书里总结革命爆发的原因，无外乎国王独裁专制，政府腐败，苛捐杂税，民不聊生等等通常所见的说辞。读者们也自然而然的觉得，肯定是官逼民反嘛，老百姓活不下去了所以起来闹革命。然而真相远不是这么回事。

本来人们认为革命往往是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民不聊生的时候发生的，但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托克维尔的判断是：革命的发生并非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流弊被消除，使得人们更容易觉察尚存的其它流弊；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

是感觉却更加敏锐。此前人们对未来无所期望，现在人们对未来无所畏惧，一心朝着新事物奔去。伴随着社会繁荣，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从未如此紧密混合。国家财政管理不善在很长时间内仅仅是公共劣迹之一，这时却成了千家万户的私人灾难。

希望蕴含着最大的危险

“对一切旧体制的仇恨在增长。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会将它猛烈的抛弃。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国民明显地走向革命。”

但革命就是得寸进尺。国王下令把三级会议的会议厅锁起来，不让他们开会。人都到了，会堂锁起来，这些人就在广场上干等？不可能啊。所以他们自己找了一个露天网球场，三级代表就在那里发誓，说我们一定要开会，还要给法国制定出一部宪法，用宪法来规范国王和我们之间的权力分割！

这又进了一步，不讨论税收讨论宪法。国王觉得巴黎已经失控，军官们在凡尔赛宴饮，把象征巴黎的红蓝白三色市徽扔在底下乱踩，撒酒疯说要血洗巴黎。这些话传到了巴黎，一时谣言四起。谣言是革命最大的动员者。一个社会什么时候谣言四起，就说明革命已经在收集乌云。巴黎市民争相散播谣言，说凡尔赛要血洗巴黎，与其你血洗，不如我起义。7月14日这一天起义果然发生。因为一个税收，引发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革命。马克思当年曾说，蒸汽机是比布朗基可怕百倍的革命家，我补充一句，税务官是比蒸汽机可怕千倍的革命家！革命革到最后就与人心为敌，与每一个人为敌

今日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制度转型的时期。腐败蔓延，形势严峻，很大程度与“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有关。深水区和攻坚阶段，说到底无非是改革到达了体制的硬核部分、制度的核心区域，到达了权力自身要受约束的阶段，而权力并不容易对自己痛下决心。于是现实呈现了一种历史性的相似，制度和体制已经改革有年，而那些遗留的硬核部分成了人们比改革未曾开始时更加不能忍受的对象。

这样的时候，处理社会政治矛盾既有技术问题，如“润物细无声”还是“搞出大动静”，也有远在技术问题之上的本质问题，就是权力将要受到怎样的制度约束。近段时间，人们纷纷议论“新变化”，包括会风文风作风的变化、改革被不断强调

并被视为尚未充分利用的“红利”、“民族复兴”被反复强调以重新凝聚共识等等。在反腐上，则有网络实名举报、查处行动加速并且“选择性反腐”色彩减弱等迹象，令人感受到一些变化。“告别革命”的路径选择

中国思想界形成“告别革命”的主流叙事，显然是想让中国彻底摆脱革命和专制周而复始的历史循环，规避革命无法避免的破坏性后果，探寻一条社会变革和进步的改良之路，以社会普遍可以承受的最小代价完成制度转型。对于依靠革命取得政权的执政者来说，革命的宏大叙事是维持他们统治合法性的主要依据，但是，一旦当他们意识到新的革命还将来临时，他们不仅一定赞成“告别革命”，而且会采取种种措施制止革命的到来。由此看来，在对待革命的态度上，朝野上下好像是有共识：要改革不要革命，要渐进不要激进，要和平不要暴力。这样的共识如果真的能够转化为切实可行的路径选择，即以宪政原则进行制度改革和制度转型，中国或将真的可以彻底告别革命。问题是，中国现在能走到这一步吗？

革命与否是制度现象，是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客观表现，绝非是个人、群众、阶级或政党的主观选择。中国在历史上之所以长期不能摆脱革命的宿命，有制度决定的特质。革命和制度的关系，是观察中国现实问题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对此，我提出如下看法。

1、革命是在专制条件下解决权力更替问题的惟一方式。中国西周封建制和秦开创的中央集权专制，是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前者是二元的或多元的权力体系，是权力的横向配置和权力的等级分层占有，是权力的下移和分化，是大政治共同体的分裂；后者是一元的权力结构，是权力的纵向垂直配置，是权力的上移和集中，是大政治共同体的统一。这两种制度本质上都是专制，前者是有限专制，后者是无限专制，执政者掌握权力之后依据宗法制原则进行权力传承，不管是兄终弟及，还是嫡长子继承制，都是要保证权力不得旁落，最高权力不可分割。在没有也不可能有宪政的情况下，权力更替的惟一途径就是革命。革命的合法性来源于旧朝的统治已经陷于社会总体危机，而新朝的开创者则以仁政德治为诉求，以暴力为手段，以顺应民意为合法性基础，重新开辟政顺人和局面，由此完成社会进步。在专制条件下，革命的确是历史的火车头。

2、诛杀和禅让制，是专制条件下通过革命完成权力更替的两种方式。之所以禅让制被儒家高度理想化，被奉为三代开创的权力更替的理想模式，是因为这种权力转让方式的社会成本最低，杀戮最少，是和平过渡，符合政治礼仪和权力的新陈代

谢。禅让制的预设前提是德治和贤治，也有轮流执政的意思，但在专制条件下，它至多是一项道德性的制度安排，是赋予各种篡权行为以合法性和正当性，它没有改变专制权力的本性。在禅让制的背后，实际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依然是暴力，是诛杀的威慑力。旧朝统治者无奈以禅让方式向新的统治者交出权力，完全是实力较量的后果，兵临城下之际，选择不抵抗，体面下台，乃是明智之举。这毕竟是保护了身家性命，客观上也避免更大范围的杀戮和流血。禅让制是革命最温和的形式，是暴力和恐怖下的道义选择。

3、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作为权力更替和改朝换代的主要方式，其主要特点是由中国的制度性质所决定的。秦帝国的建立，实行中央集权专制，彻底改变了西周封建制以来权力横向配置的社会结构，代之以纵向垂直的权力安排，从中央政权到地方郡县，权力一以贯之，国家统一编户齐民，没有诸侯国和其他政治权力体，当然更没有什么公民社会等中间组织。这种纵向垂直的社会结构，和托克维尔在法国看到的情况几乎完全一样。皇帝一人之下，均是碎片化无组织化的社会成员，由此形成皇权和社会底层的直接对立，没有任何中间环节能够缓冲和转化。这意味着，一旦来自社会底层的不满酿成抗争和起义，会迅速形成对皇权的冲击，引发改朝换代的革命。所谓“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中国的革命一定是政治革命，是社会总体危机的爆发和解决，是新旧政权的更替。

4、中国中央集权专制体制下的革命，其后果如托克维尔指出的那样，不是彻底粉碎旧制度，而是在旧制度的废墟上，进一步建立起更加完善更加合理的专制制度，它是对以前旧制度弊端的修复或矫正。自秦以来，中国社会周期性震荡，在每一次大的社会冲突之后，专制主义又卷土重来，周而复始，形成中国帝制时代的长期性和停滞性，没有根本性的制度创新。辛亥革命终结帝制，建立共和制度，经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最后由共产党统一大陆，但中央集权化的治理模式始终没有改变，纵向垂直的权力配置构成了国家主导的社会发展模式。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市场化改革，并未涉及政治体制的核心要素，国家权力过于集中高度垄断的现象依旧是主要的制度症候，在体制内尚未找到有效解决办法。在国家主义体制下，革命的各种潜在因素依然存在，革命和专制互为因果的制度基础依然还在发挥作用，专制逻辑下的革命危机依然是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危险。

5、制度既是革命成长的土壤，也是革命的葬身之地。要彻底打破革命和专制循环相连的怪圈，彻底走出社会周期性震荡的发展轨道，规避革命的破坏性后果，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和制度改革。要从根本上告别革命，只有建立起革命要素无法生长的社会制度，把革命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找到足以替代革命的社会变革方式。其具体路径是：彻底改变中央纵向垂直的权力配置体系，改革国家主导的社会发展模式，建立宪政制度，积极培育公民社会，发展中间组织，鼓励社会协商和对话，形

成社会不同阶层的良性互动，用民主和法治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民主和法治，是控制专制和革命的最有效的制度安排。

现实中会经常上演历史上已经演出过的戏剧。托克维尔的同时代人，在法国大革命风暴前夜所表现出来的迟钝和无知，在现时代不断地重演。面对今天阿拉伯世界此起彼伏的革命局面，谁能想到，这是来自于一个突尼斯小贩自焚的火焰，它以不可想象的方式迅速引燃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燎原大火，让那些统治人民已经几十年、看起来似乎坚不可摧的独裁政权瞬间垮台。这恰恰就是专制制度的典型症候，一个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偶发事件足以激发出一场由下到上的革命。革命何以发生，何时发生，有何后果，对于那些仍然坚持专制制度的国家来说，依然是无法预料的事情。托克维尔的话是有启示意义的：旧制度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