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政府绩效使民主运转起来读书笔记

第一篇：民主与政府绩效使民主运转起来读书笔记

民主与政府绩效

——《使民主运转起来》读书笔记

赵婉先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赵婉先（1987—），女，河北唐山，武汉大学社会学系201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城市社会学。

[内容摘要]介绍《使民主运转起来》的学术影响力、理论和实践意义，并在概略描述该书的成书过程以及总体内容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书中提到的制度绩效、路径依赖和社会资本三个概念，提出其对中国民主制度建设以及提高政府绩效方面的借鉴意义，对民主建设进行反思。

[关键词]民主；政府绩效；路径依赖；社会资本

《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是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帕特南等人在1993年出版的关于民主、制度绩效和社会资本的经典之作，这部著作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探讨，对这部著作的评价普遍较高。有学者认为帕特南的研究“打开了信任与社会资本的大门，开拓了政府绩效研究的新路，并吸引了一大批学者的持续关注（吴建南、马亮，2008）。”戴维·基尔普说，“将任何肉麻的吹捧之词加于其上也不过分，这本书简直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论美国的民主》（俞可平，2003）。”《经济学家》杂志认为，“这是一本可以与托克维尔、帕累托和韦伯的著作相提并论的社会科学的巨著，政治家和政治科学家有可能将因此不得不重新思考亚洲、拉丁美洲和东欧的民主前景（俞可平，2003）。”1993年荣获美国易斯·布朗罗图书奖。此书一举奠定了帕特南教授在西方学术界的权威性地位。《使民主运转起来》理论开创性和研究方法都给后人以启示，学术价值可见一斑。这部著作集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领域于一身，在多个领域都有理论和实践意义，具有新制度主义的特点，开创了一种新的对制度绩效、路径依赖和社会资本的认识，并且对亚洲尤其是中国的民主建设具有宝贵的借鉴价值。这部著作是民主系列的，回答的是民主研究领域最为普遍的问题“为什么有些民主政治成功了，而有些失败了”。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作者采用了实证研究方法，对意大利地区的政治民主建设进行了跟踪调查，也成为了政治学实证主义研究的经典著作。

一、成书过程、主要内容及研究方法

《使民主运转起来》这部著作研究开始的契机是意大利政府同意实施一条被长期忽视的创立地区政府的宪法条款，为帕特南提供了一个能够长期地、系统地研究制度怎样发展以及怎样适应其社会环境问题的不同寻常的机会，以此为契机帕特南等人进行了长达25年的研究，研究领域由纯粹民主研究深入到博弈理论和中世纪历史研究，研究涉及领域广泛并不断深化。帕特南在序言中提到“虽然在这个项目中理论和证据也是重要的，但它们的进展更像一个引人入胜的侦探故事，出现了各种疑点而后得到了澄清，做了很多无用功，得到了新的次要的材料，有些努力产生了一定的成果，早期的假说被后来的证据推翻，一个谜团解决的同

时又产生了另一个谜团，侦探对于线索会导出什么结果一直都没有太大的把握（帕特南，2001，自序）。”

帕特南在导言开篇第一句话便提出这部著作所想到回答的问题“为什么有些民主政府获得了成功而有些却失败了？（帕特南，2001：1）”帕特南提出“本书的目的是要增进我们对民主制度之绩效的理解。正规制度怎样影响政治和政府的运行？如果我们改变制度，政治和政府的运行会跟着发生改变吗？一个制度的绩效是否取决于它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如果我们在新的环境下引进民主制度，它会像在旧的环境下一样成长吗？或者，民主的质量取决于其公民的素质，从而每一个群体只能拥有与他们相配的政府？”“我们的研究将引导我们深入认识公民生活的特点，认识集体行动的朴素逻辑，认识中世纪的历史（帕特南，2001：2）。”在谋篇布局上，作者确实每一章都以一个问题开始，以另一个问题告终。第二章主要回答的是“正式的制度变革是怎样导致政治行为发生变化的，地区的新制度是如何影响当地的政治实践的？（帕特南，2001：译者的话）”作者通过历时性的调查发现这场制度改革已经对意大利的政治和政府运行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作者发现对南北方的影响程度不同，并没有改善南北方历史上就存在的差异，因而作者又提出问题“各个地区的制度绩效究竟如何，应该用什么标准来衡量这些绩效（帕特南，2001：译者的话）？”第三章就回答这个问题，作者对意大利20个地区做了全面的对比分析，提出了四个衡量标准“制度绩效必须是全面的，涵盖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诸多领域；制度绩效必须具有内在一致性，即注重整体效率，而不偏废任何一个方面；制度绩效必须是持续的、可靠的，而非转瞬即逝的；制度绩效必须与制度的支持者或者说选民的目标和评价相一致。”依照这一判断标准，作者发现在意大利确实一些地区比另一些地区更有效率，在政府政策制定和实施上有创造性和成效。接下来作者便提出“造成各地区制度绩效上出现差异的原因是什么？”这是第四章集中解决的问题，首先作者通过实证调查否定了用经济发展来解释制度绩效上差异的假定，认为经济发展与高效率的公共制度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是不是决定作用，即存在因果联系，在制度绩效和经济发展之间还有第三个因素对二者共同起到影响作用。作者调查发现制度绩效高的地区社团组织较多，而制度绩效差的地区人们较少参加社会活动，从而得出结论，公民生活与制度绩效具有决定性的正相关性。但是为什么一些地区比另一些地区更具有公民精神呢？作者在第五章回溯到中世纪历史中来回答这个问题，认为是历史力量造成公民传统的应变力和持续力导致公民精神差异。第六章作者基于集体行动博弈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来说明历史传统的稳定持续性，认为存在两种社会均衡，一旦实现往往会自我增强。“社会资本，如信任、规范和合作网络，通常具有自我增强性和可累积性。”而选择哪一种社会均衡则由历史决定。帕特南将问题留给了历史，历史为什么会这样选择而不是那样选择。

在理论贡献方面，帕特南提出意大利经验有三个，一个是社会环境和历史传统会影响制度绩效，二是改变正规制度能够改变政治实践，三是历史大多发展得很缓慢，具有路径依赖。不仅仅是理论方面帕特南所提出的理论构建具有历史意义，同时其方法的应用也具有实践价值。

《使民主运转起来》继承了阿尔蒙德和维巴在《公民文化》中开创的用科学实证方法研究政治文化传统的方法。帕特南提出了一个高效的民主制度应该是回应性的，即对选民的需要很敏感。他设计了考察制度绩效的12项指标，构成了考察制度绩效的变量量表。这12个指标分别是：内阁的稳定性、预算的及时性、统计和信息服务、立法改革、立法的创造性、日托中心、家庭诊所、产业政策成熟度、农业开支能力、地方医疗保健支出、住房与城市发展、政府反应的灵敏度。这12项指标是以四个维度进行的划分：全面性、内在一致性、可靠性

以及指标体系与制度的支持者评价和目标相一致。在研究方法上是概念操作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提出了以定量量表的方式考察政府绩效，提供了评价比较意大利政府绩效的可操作化标准。在社会资本的测量方面，帕特南提出了4个测量指标：社团生活的活跃程度、公民读报率、公民投票率、特别支持票的投票率，作为考察公民意识的指标。对政府制度绩效测量指标和对公民参与意识测量指标的提出，都是帕特南在民主制度考量研究方面的贡献，并且将以实证研究方法考察民主政治的视角发展推广，成为一种占有一席之地的研究范式。

二、制度绩效

本文认为《使民主运转起来》研究中主要涉及的三个概念：制度绩效、路径依赖和社会资本。而绩效管理最早应用于工商企业管理领域，在这一领域中可以追溯到泰勒《科学管理原理》中的时间研究、动作研究与差异工资制，绩效评估与绩效管理应用到政府管理中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绩效预算制度，“在西方绩效研究中政府绩效评估的内涵包括了两个方面，第一，它是作为改革与完善政府公共部门内部管理的措施，体现了放松规制和市场化的改革取向，是一种以结果为本的控制（蔡立辉，2003）。”“政府绩效评估是作为改善政府公共部门与公众的关系、加强公众对政府信任的措施，体现了服务和顾客至上的管理理念（蔡立辉，2003）。”绩效是一种人们活动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在各个领域中都受到广泛的关注，而制度绩效的评价，帕特南认为“我们既必须评估它对其选民要求作出反应状况，又必须评估它在管理公共事务时的效率。（帕特南，2001：72）”帕特南特别强调“一个好的民主政府不仅要考虑它的公民的需求（即，它是回应型的），而且要对这些要求采取有效的行动（即，它是有效率的）（帕特南，2001：72）。”他的制度绩效概念建立在一个很简单的治理模型上：社会的需求→政治互动→政府→政策选择→实施。帕特南所提出的12项指标是在三个阶段上提出的，即政策的制定、政策的颁布以及政策的实施。帕特南认为一个制度的效率首先要考察内部事务管理效率，即内部的稳定性。其次是制定的法律是否反映了它手头掌握的全面、连贯有创造性的解决问题的能力。最后是政府作为问题解决者和服务提供者意义上的成就。有学者总结结构图为：

（图表来自吴建南、马亮，2008）

在导论中帕特南提到理解制度绩效的动态关系在现有文献中主要有三种模式，第一个学派强调制度设计，第二个学派强调社会经济因素，而第三个学派强调社会文化因素。从研究上来看，帕特南主要继承和接受的是第三个学派的观点，尤其借鉴的是阿尔蒙德和维巴的《公民文化》中社会文化传统对制度的影响方面的观点。

帕特南对制度绩效的研究主要提供了考察制度绩效的两个主要方面，即回应性和有效性，在这个基础之上总结了测量量表，使考察评价制度绩效具有科学性操作化过程，这不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创新，也是一种方法测量上的创新，帕特南的12项指标提出有理论支持并贯穿政策制定、颁布和实施全过程，测量较为全面，具有可操作性和可行性，提高了制度绩效测量方面的信度和效度，提供了科学性。

三、路径依赖

在制度方面，路径依赖主要是指制度的改变有其既定的轨迹，历史的惰性对制度的变迁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帕特南在最后一章提出的社会均衡便体现了一种历史性的路径依赖，一个社

会对于制度的接受和改变具有自身的特点，受到社会环境和历史的深刻影响。历史上存在着两种社会均衡，良性循环会产生社会均衡，形成高水准的合作、信任、互惠、公民参与和集体福利。它们成为公民共同体的本质特征。而恶性循环里，背叛、猜疑、逃避、利用、孤立、混乱和停滞，在互相强化着，面对集体行动问题的社会往往只能朝着这两种广泛的社会均衡中的一种发展，并且均衡一旦实现，往往会自我增强。在这里选择哪一种社会均衡是历史决定的，而均衡的自我增强受到了社会环境和历史的影响。对于民主制度而言，一个社会的接纳程度和实施轨迹都是具有历史痕迹的，并且不轻易改变，制度变迁的影响不会在短时间内显现，因而制度的改变有着巨大的历史惰性，在社会环境和历史影响下有特定的轨迹，也就是存在着路径依赖。在进行社会制度改革中，不能忽视路径依赖的影响。

四、社会资本

在西方社会学研究中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和考察较多，最早来自社会学家艾尔·布迪厄，他把社会资本界定为“实际或潜在资源的综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的关系网络。”科尔曼则从社会结构的意义上论述了社会资本的概念，“社会资本是根据他们的功能定义的，它不是一个单一体，而是有很多种，彼此间有两个共同之处：他们都包含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而且有利于同一结构中的个人的某些联系；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是生产性的，使某些目的的实现成为可能，而在缺少它的时候，这些目的不会实现。”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中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包括互惠的规范和公民参与的网络（帕特南，195）。”帕特南定义社会资本为“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帕特南，2001：195）。”在帕特南看来社会资本包括了信任、规范和网络，也就是民主制度成功的关键因素。增强社会信任的规范自我发展主要是因为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合作，因而可以实现自我增强，维持社会均衡，也就是说“社会资本的存量，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往往具有自我增强性和可累积性（帕特南，2001：208）。”社会资本有利于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使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能够达到统一，由此而形成的社会均衡是良性的，一旦形成便具有自我增强的特性，在历史演变中得到体现，使民主制度获得成功。

五、中国民主进程

帕特南在中译本序中提到了社会资本与中国民主进程相关问题，“在21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建设的结果将比其他任何发展更加深刻地影响全球的和平与繁荣。毫无疑问，中国的民主进程将取决于许多因素，„„但是，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对于民主制度的绩效来说，至关重要的要素是普通公民在公民社会中充满活力的群众性基层活动。”在中国社会中，基层群众性活动并不活跃，在民众日常生活中，大部分人交流中会探讨国家层面政治问题，但是对身边的政治权利或社会活动并不积极。国家层面而言，社会社团活动没有得到国家政策倾斜，没有形成自己的力量起到监督制衡国家权利的作用，社会力量较为薄弱，公民意识和公民性较弱。

六、反思

帕特南对民主制度的分析与公民社会具有一定的联系，从《论美国的民主》到《公民文化》再到《使民主运转起来》，可以发现民间社团对于公民社会建设以及民主制度的推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一个最为根本的社会因素。在以往学者提出的“强社会弱国家”或者“强

国家弱社会”的结构模式中认为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一方的势力较强则另一方的势力较弱，在帕特南的分析中认为，事实可能并不如此，“在公民性弱的地区，即使是重权在握的政府——法律的实施机构——本身也被公民性程度低的社会环境所削弱。促使国民渴望强硬政府的共同体是不太可能产生强有力政府的，至少作为民主政府是不可能强有力的。相反，在公民性强的地区，权力不大的政府却非常有力，因为它可以依靠国民更加主动的合作与法律和契约的自我实施（帕特南，2001：130）。”也就是说在民主社会建设中公民性强的社会更有可能产生具有强执行力的政府。在这种理论建构下，说明在中国更需要建设公民社会，培养公民意识，发展社会团体，以此来刺激中国公民社会的生成，对于国家层面而言，可以增加制度绩效衡量机制，起到监督作用，提高政府绩效，发展回应型和有效型的政府运作机制，注重民生，形成公民生活与制度绩效正相关关系的良性循环，打破庇护——附庸关系，建立横向的社会联系，形成强公民、强社会、强经济、强国家的社会平衡状态。

[参考文献]

蔡立辉，2003，《西方国家政府绩效评估的理念及其启示》，《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栾绍兴、孔凡河，2003，《社会资本是制度成功的关键——解读普特南的<使民主运转起来>》，《青年思想家》第5期。

罗伯特·帕特南，2001，《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王列、赖海荣译，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

吴建南、马亮，2008，《政府绩效测量及其解释——兼评罗伯特·帕特南的<使民主运转起来>》，《甘肃行政学院学报》第6期。

俞可平，2003，《社会资本与草根民主——罗伯特·帕特南的<使民主运转起来>》，《经济社 会体制比较（双月刊）》第2期。

第二篇：《使民主运转起来》读书笔记 读后感

《使民主运转起来》读书笔记

《使民主运转起来》是作者帕特南在1970年在见证了意大利的一场极具历史意义的制度变革之后进行研究的成果。1970年的意大利打破了统一后形成的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中央集权模式，把权力下放到全国20个地区政府。这种罕见的社会制度变革，让帕特南看到了非常大的研究机遇，由于这种制度在意大利各地都是从零开始，因此研究者们能够更清晰的看到社会制度的不断发展。从而得到很多有意义的成果。

本书并没有进行很多的理论论证，帕特南更多的是针对意大利的一个个案的研究，并的到了一个又一个答案。这本书的每一章节都是环环相扣，由一个问题引出下一个问题，通过一系列的数据分析，举例证明，得到答案。本书的第三章，作者通过研究总结出对制度绩效的四条衡量标准：

1、制度绩效必须是全面的，涵盖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诸多领域。

2、制度绩效必须注重整体效率，不偏废任何一方面。

3、制度绩效必须是可靠的、持续的，不能使转瞬即逝的。

4、制度绩效必须与制度的支持者或选民的目标和评价相一致。

按着这些标准进行评价，就会发现不同地区的政府效率差距是巨大的。而造成这样的差距的原因是什么？在第四章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

为什么制度绩效会有地区性差异可以说是整个研究的一个核心，首先作者从经济的角度进行假设，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其制度绩效越高，但很快，很多例子就证明了这一观点并不正确，很多地区经济发达人民富有，但其制度绩效却低于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无疑经济的发展程度和公共制度的效率有一定相关性，但并不是其决定性因素。

后来作者对这些制度绩效高低不同的地区进行了比较性的研究，他发现那些制度效率高的地区有很多的社团组织，合唱团、足球队、还有一些俱乐部等，人们经常性的参加这类社会性的组织，更多的与其他人相处，人们关心公共事务，遵纪守法，相互信任。而那些制度效率较低的地区，却很少有这类的公共组织，人们都独自生活，意大利公民性最弱的地区恰恰是传统的南方，在那里，“不仅是对外部人不信任，而且是对社区内部人也不信任...历史上，公民社会在结社的意义上是完全缺乏的，只有偶然可见的村或镇的社会俱乐部”人们认为公共事务都是别人的事，采取事不关己的态度，造成了社会之中一种相互不信任的风气，久而久之，这些地区腐败、违法乱纪就成了家常便饭。其制度效率也就不高。也就是说，在一个有很好的社会环境，和深刻历史影像的地区，有更好的社会文化，其制度绩效相对的也就更高，但是作者在书中强调，其观点并不是“没有良好的公民传统就不可能有民主”，相反，作者想通过这项研究及其成果，使更多的改革者认识到民主改革必须从基层做起，切实的鼓励普通公民之间的公民约定，让社会产生良好的社会风气，从而推动民主改革的进程。

第三篇：《使民主运转起来》读书报告

《使民主运转起来》读书报告

中译本序：

社会资本的定义；帕特南认为，中国的民主进程将取决于很多种因素，但是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对于民主制度的绩效来说，至关重要的是普通公民在公民社会中充满活力的群众性基层组织活动。

大量研究成果表明，社会资本的数量和质量对社会的健康和公民的福祉关系极大。

历经20多年的实证研究，对意大利20个地区进行考察，帕特南在本书中对意大利不同地区制度绩效的对比研究证明，社会资本是民主进步的一种重要的决定因素，并强调，这本书的意图和教训不是“没有良好的公民传统就不可能有民主”，而是指明，“民主的改革者必须从基层开始，切实鼓励普通公民之间的民间约定。”

意大利南部与北部的制度绩效的地区性差异，也体现了制度创新与路径依赖之间的关系问题。

译者的话：

第一章，导论，介绍有关制度研究的文献

第二章，“政治的制度变革是怎么样导致政治行为发生变化的？地区的新制度是如何影响当地的政治实践的？”，即对意大利1970鸟所启动的以中央向地区分权为中心的制度改革，第三章，回答第二章结尾所提出的问题——“各个地区的制度绩效究竟如何？应该用什么标准来衡量这些绩效？”

第四章，解释制度绩效的地区性差异。作者得出结论，公民生活与制度绩效具有决定性的正相关性。“那么，为甚么一些地区比另一些地区更具有公共精神，公共生活更为发达呢？”

第五章，回答第四章结尾的问题——“那么，为甚么一些地区比另一些地区更具有公共精神，公共生活更为发达呢？”，作者回到意大利的历史，考察了南方的君主制的诺曼王国和北方的城市共和制所带来的影响。“历史传统为什么能够如此稳定持久的存在着？”

第六章，回答第五章结尾的问题——“历史传统为什么能够如此稳定持久的存在着？”，更加具体的说是，“如果人是理性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能够容许那些最终对谁都不利的后果反复出现，为什么不能摆脱集体行动的困境而选择双赢呢？”。作者利用集体行动和社会资本理论，得出：历史上至少存在着两种广泛的社会均衡，所有面临集体行动问题的社会往往都会朝着其中之一发展，而且，均衡一旦实现，往往会自我加强。不论是互惠互信还是依附剥削，都能够与社会连接在一起，虽然二者在制度绩效上相差甚远。

第一章 导论：制度绩效的研究

制度绩效在实际上受到了其运行于其中的社会背景的制约，比如，英帝国撤退后留下的威斯敏斯特式的宪法在不同地方的命运是很不相同的。而且，作者追问的是，到底是社会背景的哪些方面最有力地影响了制度的绩效。p8

制度绩效的含义。p8，9

制度绩效的动态关系。p9

第二章 改变规则：20年来的制度发展

新制度主义认为，政治是由制度构建的，制度影响着历史的发展，但是从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制度变革并不总是能根本改变政治的模式（p19）。帕特南以1970年意大利的地区试验为个案，在第二章评述了这个地区试验对于制度主义的意义，提出问题——“新制度是否会导致意大利治理的日常实践发生任何改变？”

第一节 创立地区的政府

意大利具有强烈的地方共识和地区差别，因此在1860年意大利建国时，大部分行政官僚认为，强大的中央权威对于加强新民族国家的一体化是很有必要的。（p20）但在实际上，这种极端行政集权的在一定程度上被意大利典型的政治应变形态所中和了，意大利中央领导人与地方名流达成庇护交易。

二战后，随着民主政治的出现和基层对极端集权的反对，地区意识才开始再度兴起。1984年的新宪法规定建立在5个特别地区建立由地方选举产生的地区政府。与此同时，1950-1970年意大利的社会与经济发生了非凡的转型，政治与政府远远地落在了社会经济发展之后，中央行政体系日益僵化无能，地区规划的利益逐渐形成，地区主义的呼声再次兴起，其支持者相信制度变革将重构政治的力量。地方与中央的多对一博弈最终是地区主义者的胜利。权力的下放则主要是钱袋子和规制，这是一个谈判过程。

第二节 地区政治精英：“政治运作的新途径”

意大利划分为20个一级行政区——大区（Regione），共110个省，8092个市（镇）。

制度变迁——地区权力的扩大——到底对意大利政治的实际运行方式产生了什么影响?

总体来说就是，意大利政党组织的稳步的“地区化”，已经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地区政治的精英阶层。具体表现为：地区委员的全职化；政党政治中意识形态的极大温和化、更加开放和宽容；处理公共事务的实用主义。

这些改变和新趋势无疑与领导人对制度问题的轻重缓急的认识有关——更少关注公平公正平等问题的改革，更多的关注行政的、政治的程序的改革。帕特南的调查表明地区委员会等地区政治舞台上的政治是普遍温和的。虽然地区委员会在具体政策上的分歧更大了，但这更多的是由于可以讨论的空间扩大了，地区政党政治的多元化不同于意大利中央政治的“极端化的多元主义”。

造成意大利地区精英的政治文化发生如此重大的转变的原因是——新的地区制度在其成员间培养了一种宽容的、合作的实用主义精神。地区政府里常年共事的政治现实培育了委员们在共同面对一个新组织时所需要的耐心、世实际与合情合理的品格。

第三节 地区自治的深化

“意大利的地区政府已经制度化了吗？”帕特南的调查表明，意大利的地区制度的自治和特性都已经成型。

具体表现为：地区行政地位的上升，地区党的官员提名候选人的权力、地区的立法权威都上升了，地区官员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日益独立于外部力量并获得越来越大的自治性；地区委员工作时间的变化、选举行为所受到的影响；地区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关系的改善即更加和谐。

总的来说就是，从19070年到1990年，意大利已经向分权的方向大步迈进，这不仅体现在正式的权力结构上，而且体现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与决策中。

第四节 扎根：地区及选民

“总之，在政府的输入方面，地区政府比中央政府有重大改善，但是在输出方面，地区政府的管理还亟待改进。”（p57）

“在绝对意义上，意大利人还很不满意他们的地区政府的表现，但是当选民和领导人考虑集权政府的替代选择时，他们就不那么批判地区政府了。”

帕特南的调查数据显示，从70-80年代，公民对地区政府的满意度是缓慢而稳定的上升的。但是，在公众满意度方面，北方和南方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到80年代末，几乎所有北方的地区政府都使其大多数公民满意，但是没有一个南方的地区政府达到这一目标。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不论是北方还是南方，绝大多是人都希望能够改善这一地区制度，而非削弱或取消它，南方人对其地区政府的实际运行满意度较低，但是南方人仍然支持地区改革。

“即使是成功的新制度，它在公众中的合法性也只是逐渐树立的。”（p66）

第五节 结论

“制度变迁的节奏是缓慢的，要清楚的看到一个新制度对文化和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常常需要经历几代人的时间。”（p67）

总的来说，意大利的地区改革在经历了20年的试验，新制度已经扎根下来，慢慢地赢得了多数选民的支持。这个新制度的影响在于：积极方面，新制度更加接近人民，地区政府比他们所替代的罗马行政部门更熟悉地区的现实，更易满足地区的需要。消极层面，首先是行政效率并没有像一些地区改革家预期的那样得到实现，而且地区改革加剧而非改善了南方和北方历史上就存在的差距。

第三章 制度绩效的衡量

“民主的特征就在于政府不断地对其公民的意愿作出回应”（p72），而“一个好的民主政府不仅要考虑公民的需求（回应性的），还要对这些要求采取有效的行动。（有效率的）”（p72）

本章从内在一致性和外在一致性角度，对意大利20个地区政府逐个进行多方面考察。利用12项指标（政策的制定、颁布、实施）和选民的评价考察了20个地区政府的各自的制度绩效。

衡量政府绩效的四方面标准：

全面的内在一致性

可靠的与制度的支持者及其选民的评价和目标一致

第一节 衡量制度绩效的12项指标

以12项指标（政策的制定、颁布、实施）考察了20个地区政府的各自的制度绩效。

第二节 制度绩效衡量指标的一致性与可靠性

研究方法上具有很高的学习和借鉴意义

第三节 制度绩效与选民的评价

第二节中的各个指数内在一致的反映了制度绩效方面的重要差异，但是这个结论是否与制度的支持者和选民做出的评价一致呢？（即外在一致性）

帕特南从普通意大利人和社区领导人如何评价其地区政府验证了地区政府制度绩效的差异性。

第四章 认识制度绩效

Puzzle：“什么原因造成了北方地区与南方地区制度绩效的差异？为什么北方和南方内部各个地区之间的成功和失败的程度还各不相同？”

两大可能性：一是社会经济的现代性，即工业革命的后果；二是“公民共同体”，即公民参与和社会团结的模式。

第一节 社会经济的现代性

帕特南用“经济现代性与制度绩效”的相关性分析，既展示了经济现代性的解释力，又显露出其局限性。虽然全部地区呈现两极分化的形态，一端是绩效彰显的地区，另一端是绩效乏善的地区，但是在每一端的内部存在着巨大的绩效差异是完全不能用经济发展这个因素来解释的。

因此，经济现代性并不能完全揭示制度绩效的差异性。

第二三四节：公民共同体：理论思考、理论检验、社会与政治生活

第二节“公民共同体”的实际含义

1、公民参与。公民共同体里的公民是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并非一定是利他主义的，而是“在更加观法呢公共需要背景下的自我利益，有远见的而非短视的自我利益，有助于促进他人利益的自我利益。”

2、政治平等。公民共同体要求其内部所有人拥有平等的权利、承担平等的义务，互相之间是互惠合作的横向关系。

3、团结信任宽容。内部也会有冲突和意见分歧，但是他们对自己对手的观点是宽容的，即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友谊”状态。

4、社团：合作的社会结构。即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所说的民主的性情。

第三节 “公民共同体”的理论检验

实证地探讨“一个社区的公共精神与治理质量之间是否存在着任何联系？”

提出衡量公共精神的四项指标：社团生活的活跃程度、订阅地方报纸的几率、全民公决的投票率和特别支持票指数（后两者都是参选积极性的度量因素）。其中全民公决的投票率代表的是对公共事务的关心，而特别支持票则意味着庇护—附庸的交换关系。

帕特南经过这一节的调查数据收集与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公民共同体比经济发展的解释力更大，一个地区的公民的公共精神越高，地区政府的效率就会越高。

那么，具有较高公共精神的地区又表现出哪些特征呢？

第四节 公民共同体的社会与政治生活

帕特南通过探讨对地区政治家、社区领导人以及公众所做的调查，深入理解了“公共精神”的社会与政治含义。

在普通市民层面，公民性程度较弱的地区，其公民与代表之间存在着更多的个人化契约，且驱使人们政治参与的动力是个人化的庇护—附庸网，而非对公共事务的原则性认知与关心，公民性程度越高的地区，情况则越加相反。

在政治精英层面，公民性程度越低的地区，其精英几乎完全来自于该地区最有特权的那一部分人（比如教育程度比普通市民明显要高），而公共精神程度较高的地区，有一大部分政治领导人来自背景一般的人群。而且，公民性程度较高的地区的特征是具有一个开放的伙伴关系，而非没有伙伴关系，也就是更愿意妥协。即公民性较高的地区的政治领导人不否认利益冲突的现实，但他们不害怕达成创造性的妥协，这也是为什么公民共同体的政府更有效率的原因之一。

除此之外，工会、教会和政治党派对其成员的公民性程度具有重要的影响。

工会：意大利的公会是自愿性的，且种类很多，涉及不同的群体。公民性程度较高的地区，人们加入公会更加普遍。

教会：二战后的天主教教会推动的“天主教行动”联盟，意在跟上民主的新意大利的步伐，是当时意大利最大的群众组织，“天主教行动”在公民性强的、社团生活更繁荣的北方地区比公民性弱的南方地区强两三倍。当然，1960年代该组织解散崩溃，已经无法再对它进行研究。

政党：在意大利，公民性弱的地区的国民对政党政治的参与和对证字的兴趣是不亚于公民性强的地区的国民的，但是二者在政党规模和政治参与上具有完全不同的涵义。公民性弱的地区，公民与政党的关系是庇护—附庸，而非合作与团结。

公民态度：公民性弱的地区的国民，其政治剥夺感很强，感觉到自己是被排斥在外的、无能为力的，而相反，公民性强的地区的国民，大多对社会、政治生活感到信任、满意、自信。

这一系列发现引出了两个重要的新问题：“公民性强的地区是怎么样产生的？”、“公民参与的规范和网络是怎样支持了好政府的？”在第五、六张，就是要探讨这两大问题。

第五节 制度成功的其他解释

政治分裂、意识形态极端化和社会冲突与意大利的南北方地区制度绩效的差异并没有关系。帕特南在调查中发现，社会冲突与好政府并非不相容的。有些地区绩效高而且冲突程度低，有些地区绩效高但是存在着强烈的冲突，有些地区绩效低冲突程度高，有些地区却是绩效很低冲突很少。这就意味着这样一个事实，即冲突与公民共同体之间没有任何相关关系。公民共同体不是指和谐的，冲突很少或者几乎没有的共同体。

第五章 追溯公民共同体之源

Puzzle：“在21世纪前夜，为什么有的共同体比另一些更有能力管理自己的集体生活？更有能力保存富有效率的制度？”

第一节 意大利中世纪的公共生活遗产

大约在1100年左右，意大利半岛南北出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北方的德意志和南方的拜占庭。

1、南部诺曼王室的政权来自北欧的雇佣军建立，其核心为西西里。实行混合体制

2、宗教上宽容政策

3、经济上控制着地中海航线的西西里，拥有几个十分发达的城市。

南部 4、社会与政治制度安排上，仍然是完全的专制国家，腓特烈宪法确认了贵族的封

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皇权神授。

北部：与南部地区几乎同一时代，北部出现了城市共和制，源于众多邻里街坊自发组织的联盟；大众参与政府事务的程度很高，自治城市的行政领导是根据选举产生的，手工业和商业组成了同业公会，并与其他市民一道对政府施加压力，呼吁进行更加广泛的政治变革。与此同时，北方的政治权力开始大量地扩散到传统精英阶层之外。各种社会组织和公民团体的出现，使得共同体之间和内部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冲突，这需要经验丰富的领袖和调停者出现；而且，在北方的城市共和国里，公共行政管理已经专业化了，出现了公共财政制度、经济发展、公共卫生与教育等；在这些城市共和国中，契约与合同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教会的权威很低，其原因并非是世俗性取代了宗教虔诚，而是世俗组织和联盟代替了教会的等级制，公民的奉献精神高涨；商业贸易高速发展，促使基本的经济制度产生——市场、货币和法律，信用制度的出现促使北部地区的商业和金融业发生现代性萌芽。

13到14世纪：宗教之争、饥饿、黑死病以及百年战争开始侵蚀城市共同体的精神，破化共同体政府的稳定，14世纪初，城市共和制开始屈从于专制君主的统治，虽然这些君主统治大多仍认同和效忠于共和政府的形式和理念。与此同时，从南方到北方，罗马教皇建立了世俗的封建统治，但是这种统治比之前南方诺曼王朝的统治的中央集权程度要低很多。

15、16世纪，由于西班牙等国的侵入和战争，加之鼠疫和贸易中断的冲击，北方的城市共和制遭到了极大的打击，南部相对繁荣。

17世纪，中、北部所有城市不再实行共和制，城市共和制的衰落使得意大利再次出现了“再封建化”，那时，几乎整个意大利，庇护—附庸（patron—client）的关系网络成为了专制政治的实现方式。但是在北方，自治共和制的遗产依然通过有关公民参与和社会责任的道德理念，通过社会的平等者之间的互助传承下来。而南方中世纪的封建集权的政治遗产所带来的垂直社会网络所带来的依附和剥削则使得专制的政治制度得到了加强。

18世纪，虽然当时南方的都市化一点不逊色于北方，但是南方的的众多居民生活极端贫困，没有任何公民权利，而贵族的权利仍然至高无上。相反，北方的贵族权力已经开始衰落。

到了19世纪，随着即将横扫欧洲的民主革命的来临，7世纪以前意大利南北地区所出现的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差异，依然存在。而这些由来已久的历史差异，将在极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统一后的意大利是如何处理新的挑战的。

第二节 统一之后的公共生活传统

19世纪上半叶，整个欧洲尤其是以法国为代表，大众交往蓬勃发展，出现了大量的互助会，尽管这些组织不具备公开的政治性，但是社会互动和组织技巧的运用开阔了参与着的文化视野，增强了他们的政治意识，从而最终促进了他们的政治参与。意大利也是如此。大量互助会的成立是“结社原则”在意大利统一后的重要体现，“这些自发出现的组织，与其说是代表了一种理想的利他主义精神，倒不如说是反映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未雨绸缪。”（p161）。处境相同的人们愿意齐心合作，以抵御社会的迅速变迁所带来的风险。互助会的核心即你帮我我就帮你。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互助会的参加人数达到了顶峰，这些合作组织是对以往社会交往组织的继承，尤其是在意大利北部。在意大利中、北部，即使是最贫困的农民之间，中世纪的合作传统仍然继续存在，而在南方，没有任何组织和互助会。

“南北方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有社会联系，而是垂直的依赖和剥削性联系与横向的互相合作联系之分。”（p167）

分析了意大利南部西西里黑手党，论证了南部大庄园经济下，庇护—附庸社会结构、古老的不信任传统和国家行政和法律制度的薄弱所导致的组织性犯罪。

第三节 测量公共传统的持久性

通过定量分析，选取互助会为指数，得出结论：意大利各地方的公民参与传统，在历经一个多实际的社会变化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参与程度高的仍然是北部地区，参与程度较低的地区仍是南部。而且，帕特南通过对1980年代制度绩效和1860-1920年公公传统的相关性发现仍然一致。

第四节 经济发展与公民传统

本节是对“只有经济发展才能使公民参与的文化得以孕育和延续”这一质疑作出回答。

“从长远的角度来说，传承和变迁的模式与任何简单的经济决定论都并不相符。”首先，意大利北部城市共和制的出现并非是经济繁荣所导致的；其次，在过去一千年里，南北方之间的公共精神差异比经济差异更为持久。具有公共精神的地区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变得富裕起来，他们的富裕也并没有因为公共精神而变得持续不变。

而在意大利统一之后，帕特南通过利用现有资料进行定量分析和检验，得出结论：“经济无法预测共公共精神，但是公共精神却能预测经济，实际上比经济本身更为准确”（p182）

帕特南发现，公民性有着非凡的延续力，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对意大利的个案研究给“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第三世界国家依然如此落后？是因为资源匮乏、中心-边缘的依附关系，政府决策失效、市场失效，抑或是文化因素？”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些解释。

这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社会文化因素是不是答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毫无疑问，任何强调单一因素的解释都是极为错误的，单单依靠公民传统并不能引发意大利南北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但是，公民传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北方比南方做的更好”（p186）。但是，“为什么历史的力量如此惊人？”

第六章 社会资本与制度成功

第一节 集体行动的困境

意大利南北部公共精神的差异是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的困境，普遍的利他主义是社会行动和社会理论的前提，如果行动者无法互相做出可信的承诺，他们只好放弃众多可以共同获益的机会，虽然可悲但是却合理。那么集体行动的困境要如何化解呢？

接着帕特南分析了霍布斯所提出的“第三方监督执行”方案与奥利弗·威廉姆森的“正式制度”都无法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而罗伯茨·贝茨的“软方案”即共同体和信任，“一个存在着囚徒困境的社会里，合作行共同体将使理性的个人能够超越集体行动的悖论。”（p195）

帕特南向我们阐明，意大利南部居民拒绝为了共同利益而合作并非因为南部居民无知或缺乏理性，而是因为其自身公共精神的匮乏。

第二节 社会资本、信任和轮流信用组织

帕特南指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可以通过促进合作行为而提高社会的效率。而在一个继承了大量社会资本的共同体内，自愿的合作更加容易出现。

作者用“轮流信用组织”为例，向我们说明了，“合作的基础是合作参与者所能够切身感受到的极其真实的共同价值理念，而不是鼓励人人团结的普遍信念，或者是有机的社会概念。”（p197）“获得一个好名声，是人们从参加这一组织中所得到的重要副产品，剩余的不确定性和违约的风险，被强大的规范和密集的互惠性参与网络降到最低”。（p197）

但是，帕特南也指出，在小规模的紧密相连的共同体中，良好合作的建立是基于“厚信任”也就是对当事人的熟悉而产生的信任之上的。然而，大型的和更为复杂的结构，需要更多非私人化或间接的信任。那么，私人的信任是如何才能转变为社会的信任呢？

第三节 互惠规范与公民参与网络

帕特南认为，“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中，社会信任来源于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p201）其中，规范是由于行为具有“外部性”而被灌输出来的，是由模式、社会化（包括公民教育）和惩罚来维系的。增强社会信任的规范之所以能够发展则是因为它们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合作，即“互惠规范”。互惠规范又包括均衡的互惠和普遍化的互惠。（p202）其中，“普遍化的互惠是一种具有高度生产性的社会资本。”（p202）

而有效的普遍互惠规范则可能与密集的社会交换网络有关，人际互动会提供有关他人的可信性信息，且相对成本较低，可靠性较高。任何社会，都存在正式或非正式的人际沟通和交换网络，或者水平的、垂直的。然而，由于信息的垂直流动不如水平流动可靠，因此，即使庇护-附庸关系也包含有人际交换和互惠义务，但由于这种流动是垂直的，义务是不对称的，因此不论是庇护者还是附庸者都容易出现投机行为，即前者的剥削对后者的剥削、后者对前者的逃避义务。

帕特南承认，他对公共网络之有益影响的解释，在有些方面与其他政治经济发展理论相悖。如奥尔森的《国家的兴衰》中所持的“强社会弱经济”、另外一些学者的“强社会、弱国家”理论。但帕特南强调本书的观点是“强社会、强经济；强社会、强国家”。

第四节 历史与制度绩效：两种社会均衡（对之前观点的大总结）

在对前面观点进行一个总体总结下，帕特南进一步提出，“社会资本的存量，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往往具有自我增强性和可累计性。”“这表明，至少存在着两种广泛的均衡，所有面临集体行动问题的社会即所有社会，往往都会朝着其中之一发展，而且均衡一旦实现，往往会自我增强。”（p208）

帕特南认为，“个人是以理性的方式对历史所赋予的社会环境做出反应，而正是这些个人加深了社会的病变。”（p210）

这也即是道格拉斯·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帕特南借用诺斯的话，总结了我们所面临的挑战，“路径依赖意味着历史在起作用，不追溯制度的渐进发展，就无法理解今天所面临的选择。但这只是刚刚起步，要找到更好的答案，需要对文化衍生出的行为规范，以及它与正式制度的互动方式，有更多的了解。”（p213）

第五节 意大利地区试验的教训

一、社会环境和历史深刻的影响着制度的有效性

二、改变正规制度能够改变政治实践

三、制度历史大多发展的很缓慢。就制度建构而言，时间的计量单位是10年。

“建立社会资本是民主得以运转的关键。”（p217，正文最后一句）

第四篇：《使民主运转起来》读书报告范文

《使民主运转起来》读书报告

继读完《论民主》后，本周又有一本印有“民主”书籍—《使民主运转起来》。不同的是，《论民主》是就民主而论民主，告诉我们民主的起源、目标价值、民主的有利和不利条件等，《使民主运转起来》则是作者通过历经长达二十年的实证研究，记叙了自1970年起意大利各地区所作的制度改革试验，论述了该国如何利用意大利深厚的公民传统，建立起了一套有效的民主机制。同时，作者用大量数据实例也试图向我们回答这样一个古老但至今仍困扰着我们的问题：为什么有些民主政府获得了成功而有些却失败？

在导论中作者明确指出，本书的目的是要增进我们对民主制度之绩效的理解。帕特南等人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下面几个问题展开的，正规制度怎样影响政治和政府的运行？如果改变制度，政治和政府的运行会跟着发生改变吗？一个制度的绩效是否取决于它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如果在新的环境下引进民主制度，它会像在旧的环境下一样成长吗？作者通过对意大利20年制度发展变迁的深入研究，试图对上述问题寻找的答案，并力图在此基础上得出关于民主发展的一般结论。

第一章 导论：制度绩效的研究

导论部分着重叙述了该项研究的详细过程和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作者提出制度绩效概念，指出政府制度从它们的社会环境中获得输入，然后输出结果以对那个环境做出反应。制度绩效是本书的逻辑起点，也是本书重点考察的对象之一。帕特南认为，学者们对制度绩效的理解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模式或学派，它们是制度设计、社会经济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但通过作者的研究发现，“同样的正规制度在不同的环境下其运行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制度的实际绩效受到了它们运行于其中的社会背景的制约。” 统计分析显示，社会经济的现代性对制度绩效的解释有其局限性，因为尽管全部地区呈现出南北两极分化的形态，但是在每一段内部存在的绩效差异却不能得到经济发展的解释。因此，“财富与经济发展并不是事情的全部”。

第二章 改变规则：20年来的制度发展

本章描述和分析了1970年代以后新政治制度的创立和发展过程，着重论述了地区政府的创立、地区政治精英新的为政之道以及基层自治的发展历程。1970年意大利启动地区试验，通过设立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设立地区一级政府机构来下放权力，实现地区自治，提高政府的绩效。应该说意大利的这一改革是部分的达到了目的，通过改革，地区一级政府获得了很多原本属于中央的权力，比如医疗保健、农业、教育、环境等。同时，意大利的政治文化也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改变，表现在政治人物的去极端化，宽容度的提升，很多人认识到对国民忠诚应当高于对政党的忠诚。另外，原本偏重意识形态的不妥协也被妥协的美德和技术专门知识收到赏识所取代，实用主义倾向取代了意识形态倾向。在地区一级政府的运行过程中，地区观念日趋深入人心，同时制度化水平也不断提高，也就说地区日益赢得人们的认可，地区政府也日渐完善。当然，人们仍然对地区一级政府表示不满，因为制度改革的效果并没有满足人们的预期，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但总比原来有了很大进步。还需要关注的是，虽然在整体上制度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并且南北方都有进步，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南北方的差距在拉大，而非减小，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成为接下来的章节的重点。

第三章：制度绩效的衡量

第三章关注点在于探索高效政府的根源。作者首先提出衡量制度绩效的12个指标：内阁的稳定性、预算的及时性、统计和信息服务、立法改革、立法的创造性、日托中心、家庭诊所、产业政策工具、农业开支能力、地方医疗保健单位的支出、住房与城市发展、官僚机构反应的灵敏度。运用这些指标对新的制度绩效进行了评估，反映出各个地区的巨大差别；同时，作者还用其收集到的数据所得出的结论和与实际情况的作比较，显示出测量结果与公众态度的一致性，从而证明了衡量指标的可靠性。

第四章：认识制度绩效

这一章是本书的研究重点，主要目的是解释制度绩效的差异。上一章中，作者从数据的角度了解了南北方的差距之后，在本章就是对之所以存在如此差距的原因进行探讨，作者发现公民共同体的存在可以很好的解释这个问题。对于“公民共同体”，作者追溯了其理论渊源，运用四个指标即特别支持票、全民公决结果、读报率、体育与文化协会的稀缺率——四个实证数据，得出“经济发达地区的地区政府之所以比较成功仅仅是因为它们有更强的公共精神”。文中，作者首先分析了公民共同体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问题，很多人认为北方的制度改革之所以更为成功，北方的公民共同体之所以比较发达，主要是因为经济水平高，但作者不这样看，他认为是公民共同体的存在促进了经济水平的提高，也正是因为公民共同体才有助于北方的制度改革取得更高的绩效，推动了北方的现代化。数据证明，公共性高的地区更加热衷于政治参与，但不喜欢特别支持票。特别支持票通常是那些存在于庇护—附庸关系中的选民，而这些人通常都是存在于垂直结构中，公民意识不强，属于被动参与，在地域上主要分布在南方。由此可见南北方之所以在制度改革的绩效上存在巨大差异的原因并非主要在于经济水平的差异，而是在公共性的差异上。

第五章：追溯公民共同体之源

之后，作者探讨了意大利1000年左右的政治制度变迁史，分析了南北方由于传统的差异影响了他们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大约1000多年前，意大利半岛出现两种政体形式，北方是城市共和国，南方则是诺曼王朝统治的封建专制国家，当时两种形式并未导致经济水平的太大差别，并且都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有序。北方的特色在于出现了很多公共团体的萌芽，这恐怕也为后来北方社团的勃兴做了准备。随着历史的发展，由于鼠疫、战争、饥馑等原因，北方遭遇了严重的破坏，开始落后于南方，这个过程持续了很长时间，北方的社团也遭到了破坏。但南方那种通过集权统治实现的稳定并不能持久，原子化的个人对保护的需求导致了黑手党之类的兴起，而随着北方的复兴，其公共社团也开始复兴。这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径也就构成了现在南北方不同发展模式的历史前提。在对公共传统的持续性做出了评估后，作者得出结论：人们是可以根据一个世纪前的公民参与模式，来极为精确地预测1980年代意大利地区政府的成败；当代公共精神与经济的相关性所反映的，主要是公共精神对经济的影响，而不是经济对公共精神的影响。

第六章 社会资本与制度成功

在这一章中，帕特南的理论创新在于提出了“社会资本”这一崭新概念。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某种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通过产生合作行动从而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与传统资本不同，社会资本的一个典型特征，在于它是一种普通的公共资源，而传统资本通常是一种私人资源。民主政治应当是一种公共利益，所谓公共利益即是一种兼容的利益，即增加新的受益者并不会减少原有受益者的利益，当然，公共利益还有另外一个特性，即相关性：公共利益受到损害，不仅是我一个人受到损害，而是同一社群的所有其他人也受到损害。作者在这章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来理解人们在理性中，选择一种公共行为或集体行为中的利益损害呢？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囚徒困境”行为。帕特南在本书中，也试图为如何走出集体行动的困境找到一条捷径，他提供给我们的这条捷径就是“大力发展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本质要素是集体行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并做到在信任基础上的普遍互惠，这不是“我将为你做这件事，因为你比我强大”，也不是“如果你现在为我做那件事，我现在就为你做这件事”，而是“我现在就为你做这件事，因为我知道，你将来不定什么时候就会为我做件别的什么事”。同时，“路径依赖”也证明可以实现互惠是一个良性循环。尽管理论是这样，但就现实中社会资本的建立而言，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意大利南北方的差别也说明构建社会资本绝非易事，南方首先要克服不合作的路径依赖，通过改革建立信任与合作的路径依赖，现在的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效，可以看作是已经走上了合作的道路，但要形成长期的合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无论这个过程要耗费多长时间，这条路都要走下去，因为社会资本是“使民主得以运转的关键因素”。

第五篇：使民主运转起来读后感

《使民主运转起来》读书笔记

1970年，意大利进行了一场制度改革，打破了长达一个多世纪之久的中央集权模式，这种大规模的制度创新，在20世纪的西方民族国家中，是非常罕见的。罗伯特·D·帕特南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研究机遇。“他意识到，由于这些制度在意大利各地都是从零开始，研究者可以利用这一机会，进行近距离的系统性地追踪，看看制度究竟是怎样发展的，又是怎样适应社会环境的。”1

所有的改革都在追求“革新”与“历史惰性”的平衡点，试图在这两者之间寻求一种良性的互动和循环。罗伯特·D·帕特南历经20多年的研究，著成的《使民主运转起来》这本书，就是这方面经验性研究的经典之作。

作者在前言中说，这一研究过程颇像是一部侦探小说。除第一章《导论》外，本书的每个章节之间环环相扣，由解决一个问题，引出下一个问题，通过一系列的研究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在第二章中，作者考察了新制度的建立及对意大利政治治理、政治权力和资源分配的影响；第三章，作者对意大利20个地区的决策过程和政策实施做了全面的比较分析；第四章作者解释了制度绩效的地区性差异；第五章，作者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地区间存在差异的原因；在第六章里，作者利用了集体行动和社会资本理论，说明为什么历史传统能如此稳定持久地存在。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对本书第四章所讨论的内容最感兴趣，所以下文主要围绕我对第四章的内容的一些思考展开。

作者在第四章中讨论了制度绩效的地区差异性，他在研究中发现，即便经济发展与公共制度的运转效率有一定的相关性，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也不能仅归结于经济发展这个因素。作者为了寻找更有效的解释，转而将焦点锁定到社会生活上。“他发现，在那些制度绩效高的地区，存在着许多社团组织”，“那里的人们关心公共事务，遵纪守法，相互信任，社会的组织和参与方式是横向的、水平的。相反，在制度绩效差的地区，人们极少参与社会生活，在他们眼里，公共事务就是别人的事务，他们互不信任，社会生活是按照垂直的等级制组织起来的，腐败和违法乱纪是家常便饭。”2作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公民生活与制度绩效具有决定性的正相关性。

由此，我们不难与目前中国的国情联系起来。我认为当前中国的民主制度遇到了一个瓶颈，其问题所在便是中国公民的民主政治参与度不高，至少与民主制发达的国家相比，是这样的。而作者的观点是，社会资本是民主进步的一种重要的决定性因素，社会资本指的是普通公民的民间参与网络，以及体现这种约定中的互惠和信任的规范。“民主的改革者必须从基层开始，切实鼓励普通公民之间的民间约定。”

如何才能提高中国公民参与民主政治的积极性呢？公民参与的实践及其发展对深化民主的建设有直接的推动作用。公民参与的意愿是随着利益诉求的提升与体制吸纳参与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强的。在这其中，政府对公民参与的主动吸纳无疑起到推进公民参与的积极作用。政府在这方面的努力所产生的民主效应是多重的，不仅扩大了公民民主参与，而且促进了政府自身的完善与发展。3 1 摘自《使民主运转起来》译者的话。P1摘自《使民主运转起来》译者的话。P3公民参与：中国民主深度发展的动力之源——基于杭州“民主促民生”实践的考察 来源：北京论坛作者：林尚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