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试析传统文化中的忠孝观念及其现实意义
试析传统文化中的忠孝观念及其现实意义
论文关键词:道德规范 忠国孝亲 道德情感 儒家文化
论文摘要:忠孝作为调节社会人伦关系的基本规范，有它自己的起源、发展轨迹，既有阶级性又具有全民性，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历史价值。在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弘扬忠国孝亲的传统美德，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忠、孝道德规范的起源、发展
我国古代社会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般分为“君臣、父子、夫妇、长幼(兄长)朋友”五大类，即所谓“五伦”。在五伦之中，把君臣关系和父子关系视为最重要的人伦关系。调整父子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子女对父母及长辈要尽顺从、敬养义务，即“孝”。调整君臣关系的基本准则是臣民对君主要绝对的服从，即“忠”。在封建社会里，忠孝是处理人伦关系的最重要的道德规范。孝的观念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即母权制度向父权制度过渡的时期，由于血缘关系的明确和私有制的产生，子女可以从父母那里直接继承财产。
为了表达对父母及长辈生育抚养的感恩、崇敬和哀思之情，天长日久，便产生了孝的观念。到了西周时期，便有“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尚书·酒浩》)的记载意思是说，农事完毕之后，人们便赶着牛车外出做些买卖，是为了孝敬自己的父母。“善父母为孝”(《尔雅·释训)。意思也是敬爱、奉养父母。这与现代“孝”的观念
在含义上就比较接近了。“孝”的功能最初只是调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家庭伦理，认为这是做人立身之本，“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孝经》)并无社会规范的意义，后来儒家把“孝”扩展到宗族、社会、国家，成为一种社会性的道德准则。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太平。”意思是说，在家庭或家族的关系中维持其稳定和睦，必须做到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辞妇听，国家才能安宁。孔子特别看重孝，把它做为其仁学的根本，孔子的学生还进一步说明了倡导孝梯之道的社会政治意义。“其为人也孝梯，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意思说，只要人人做到“孝梯”，就不会犯上作乱，天下就会太平。这无疑会有利于维护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所以儒家文化中的孝梯思想受到历代统治者高度重视，并居于整个封建社会的一切道德规范的基础和首位，也就不难理解。儒家把孝推广到社会，便移“孝”为“忠”。把维护宗法血亲关系同维护封建等级制度联系起来。于是忠孝便为一体，孝是忠的基础，忠是孝的结果，忠是孝的扩大，孝是忠的缩小。一个人在家能孝顺父母，在朝就能忠君，所以便有“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说法。历代统治阶级也都标榜“以孝治天下”汉代以后，都将忠孝规范赋于法律的效力，《唐律》中把“不忠”、“不孝”作为“十恶”的重罪。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等级特权和宗法关系，竭力抬高忠、孝的作用，提倡愚忠、愚孝把忠、孝道德规范引向岐途。这也是没落地主阶级保守性、反动性在道德上的反映。是忠、孝道德规范历史局现性的反映。它并不影响忠、孝这个中华传
统文化整体上的光辉内涵。
二、关于忠国孝亲的道德情感
古老的中华民族向来提倡忠孝道德，形成了光耀千秋的传统美德，而体现这一美德并使之大放异彩的主体，不是或主要不是历代统治者和道德家。虽然统治阶级中也不乏操高尚的仁人志士，但可以肯定地说，劳动人民的这种传统美德，要远比统治阶级载于史册的忠孝典型感人得多，高尚得多。因为只有劳动人民才能真正体会到生活的艰辛和父母养育子女的不容易，因而，劳动人民的敬老孝亲的自然纯朴的情感更强烈，自古就有“寒门出孝子”的说法。《诗经》中就有关于感受父母养育之恩的描写:“哀哀父母，生我劳瘁”。如果没有真切的体会和自然的情感，哪里会有如此千古绝唱!千百年来，这一主题，一直在中华民族中传唱。唐诗中的《游子吟》，这首朴实无华，却能催人泪下的诗句是对中华民族广大母亲颂歌是劳动人民心中知恩图报，敬爱双亲的传统美德的真实流露，上层统治阶级哪里能体会得到而“忠”的道德情感，表面看来，只是统治阶级内部臣子，达官贵人，仕大夫的道德体验。实际上，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更能感受到国家兴亡，社会治乱，民族强弱与他们的生产生活的密切关系，从而产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对国家民族的忠贞。如果说封建仕大夫、达官贵人和臣子之“忠”则主要表现为忠于“天子”的话。那么，劳动人民的“忠”则主要表现为忠于国家和民族，是一种更伟大的忠，也是最具美感的悲壮的忠，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最有价值的所在，历史
上的巾帼英雄花木兰，在国家民族受到侵略的时候，替父从军，保家卫国的故事，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世代相传、歌颂赞美，不是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吗。
三、忠、孝文化在当代的社会意义
忠孝道德作为封建道德的基本规范，是为了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服务的，是欺骗人民、压迫人民的工具，其中许多内容是违反人性，违背社会历史进步的规律，具有明显的消极作用。但是，在阶级社会里，任何一种道德规范，都是阶级性和全人民性的统一;任何一种道德行为准则的提出，都有它的阶级利益基础，但也有全民利益的根据，忠、孝不仅有阶级性，但也有广泛的全民性，作为调整社会人伦关系的基本规范，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具有积极的社会价值:如，儒家的“爱人”要从爱自己的父母开始，“仁以孝为先”这不仅符合人的认知规律，也找到了人道意识培养的起点，试想，一个连自己父母都不孝的人，怎么可能要求他(她)去博爱他人呢，这也为我们当前探索思想道德教育的方法和途径提供了启示。如，认为孝不仅是“养亲”，更重要的是“尊亲、敬亲”。孔子对他的学生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指出养亲不敬与犬马无别。这一思想，对我们今天开展思想道德的教育内容，尤其是在家庭美德、社区文化等建设方面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思想理论根据。如，把忠孝同“义”联系起来。讲忠孝，要讲申明大义，荀子提出:”从道不从君”，《(荀子·臣道》)，从义不从父，父行不义则净谏为孝，必要时大义灭亲君不明，则诌谏为忠，必要时“禽择良木而栖，臣择明主而事之”。这些
思想，虽然未全部被当时统治阶级所接受，但在中国历史上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成为忠孝美德的一种流变。在今天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方面更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如许多仁人志士在践行忠孝道德时，孝不唯从父，还推得敬老爱众;忠不囿于事君，而扩大为国家社翟，忠于国家和民族，在家庭和国家关系上，坚持社会本位，忠孝不能两全时、精忠报国为之最大的孝，如古代的岳飞，当代的孔繁森等等，从而使忠孝规范博大而崇高，具有巨大的道德感召力。中华民族历来把忠孝作为重要的道德规范，在世界各民族中，是率先垂范的民族。中华民族被称为“礼仪之邦“主要是指忠国孝亲等伦理方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弘扬忠国孝亲的传统美德，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首先，忠国孝亲是我国法制的要求。我国宪法第49条的明文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这条宪法规定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规定正是对中华民族传统“孝道”的改造，继承和弘扬，而宪法和法律中关于公民“维护国家统一”，“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机密”，“维护国家荣誉、利益”及“保卫祖国抵抗侵略”等等规定，则体现着对公民“忠国”的要求，为弘扬这一传统美德提供了法制根据。其次，忠国孝亲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需要，从忠国孝亲的道德功能上看，对协调家庭关系，维护社会稳定，培养人们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的义务感，责任心等方面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对促进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完善市场经济秩序也有一
定的推动作用。最后，忠国孝亲是人类社会，特别是我国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强烈要求。当代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在生产力水平还不移够发达，家庭还是生产或消费单位的情况下，子女赡养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是不可回避的义务，即使将来生产力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养老的问题可以由社会来解决，但孝亲、敬老依然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人口老龄化是困挠人类社会发展的羁绊，而子女之孝，亲友之情，天伦之乐，是任何时候，任保法律或行政行为所不代替的。这与西方社会人情冷似冰，亲情淡如水相比，中国人其何乐融融的家庭生活，令世界称羡不已。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忠国爱民，敬老孝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代，我们使之发扬光大，建立起更高、更博大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责任多么的神圣。
第二篇：教育戏剧观念及其现实意义
内容摘要：20世纪初期，张伯苓先生把戏剧活动引入学校的教育领域，借之培养学生的团结合作精神和为人处世能力，其对戏剧教育功能的认识不但指引着南开戏剧活动的路向，也给当时的戏剧方式社会教育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宣传和注释。他所倡导的教育戏剧理念和实践超前于英美等国，在当时的中国起到了有效的范导作用，并给我们今天的教育戏剧活动以启示和参照。
关键词：张伯苓；教育戏剧；人格教育；精神教育
近年来，随着我国素质教育的倡行，戏剧在中小学艺术教育中的加入，以及对英美等国中小学素质教育的介绍，教育戏剧(Drama in Education)、教育剧场(Theatre in Edcation)等概念被人们越来越熟悉，戏剧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也逐渐引起国内学者的注意和重视。但论者多把探索和借鉴的目光投向国外的教育戏剧理论和实践。其实，对戏剧的教育功能的探索与实践早在我国上个世纪初期就已轰轰烈烈，如张伯苓在南开学校倡行教育性戏剧活动；陶行知、晏阳初、卢作孚等教育家利用戏剧普及民众教育；1915年7月，当时的教育部所设立的“通俗教育研究会”，下设有小说、戏曲、讲演三股，“以研究通俗教育事项、改良社会、普及教育为宗旨”[1](《教育部公布通俗教育研究会章程》)，这些都是对戏剧的教育功能的有效探索，并给我们留下了诸多有形的参照和可贵的经验。本文试探析南开新剧运动的倡行者、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先生，在南开学校以育才救国为目的的教育戏剧观念及其前导性和现实意义。
一
教育戏剧的理念不以戏剧知识和表演技能的学习为目的，而是注重通过戏剧方式对学生进行一些认识社会、思考人生、选择生活及增强自身素质修养的培训，它是一种教育性质的戏剧活动，或说是戏剧方式的教育活动，目的是把戏剧活动引入教育领域，利用戏剧的情境来达到教育的目的，在此，戏剧活动成为一种教育媒介、平台。按其参加人和面向对象的不同，它有形形色色的实践形式，如儿童教育戏剧、校园教育戏剧、民众教育戏剧等。张伯苓所倡导、推行的南开戏剧活动以其参加人员、活动范围和面向的观众来看，属于校园戏剧，是教育戏剧整体概念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他对南开戏剧活动的理解和指导原则从属于他的教育目的，明确指向于学生的道德、人格、精神教育。
1944年南开四十周年校庆之际，张伯苓总结性提到南开学校为实现育才救国之目的，对于学生训练，特别注意体育、科学、团体组织、道德训练、培养救国力量等五点，其中针对“国人团结力薄弱，精神涣散，原因在不能合作，与无组织能力”，张伯苓意图利用一些课外活动，以锻炼学生的“团体组织”能力，其中就有“新剧”一项，并指出南开提倡新剧，“最初目的，仅在藉演剧以练习演说，改良社会，及后方作纯艺术之研究”[2](《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这就明确了张伯苓在南开倡行戏剧的学校课外活动性质与教育戏剧性质，目的是培养将来能服务社会的新人才。这一目的使得张伯苓的教育戏剧观念指向于他所说的人格教育①、精神教育②，而非才艺教育，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的有关阐述：
其一，学生在演剧过程中能获得一些深刻的人生感悟。张伯苓指出，要演好一个角色，得到观众的承认和喝彩，就要在台下精心地揣摩人物的心理和性格。“一剧中角色有工拙之殊，工者类能于出场前静坐默思，揣摩完善，迨出场时胸有成竹，故言语姿态惟妙惟肖，受人欢迎；否则，临场草草从事，何能中肯？何能致胜哉？”他根据莎士比亚世界即一舞台的观念，强调戏剧是人生的缩影，舞台上的演练，能让演者获得许多人生的体悟，是走上社会的准备。“世界者，舞台之大者也。其间之君子、小人，与夫庸愚、英杰，即其剧中之角色也。欲为其优者、良者，须有预备”，由此，演者可以体悟到，自己也是社会大舞台上的一个角色，要使自己完善，得到周围人的赞赏和承认，就要事先做仔细的准备，即所谓“欲为其优者、良者，须有预备”。如此则“诸生可为新剧中之角色，且可为学校中、世界中之角色矣”[2](《舞台、学校和世界》)。
其二，戏剧能提供许多的生活知识和为人处世的经验。由于戏剧是社会人生的精心模仿，其中包含了许多人生知识、社会经验，正如南开学生曾中毅所言：“曲之宗旨，必超拔高尚，其事理又必合社会，种因收果，得失起伏，以及一切言语、进退、止辍、节骤，编者皆能摹仿风俗，刻入人情。”[3](《说吾校演剧之益》)而且由于时代潮流的激荡，戏剧多探讨许多具有社会意义的题材，那么学生在观剧或演剧的过程中，在理解角色和故事意义的过程中，戏剧中角色所经历的人生会让演者和观者实地感悟到许多为人处事的经验，可刺激其成长与发展。所以张伯苓有言：“从戏剧里面可以得做人的经验。会演戏的人，将来在社会上必能做事。戏剧中有小丑、小生、老生等等，如果在戏剧中能扮什么象什么，将来在社会上也必能应付各种环境。”[2](《演剧与作人》)他所根据的理念就是戏剧是压缩了的精炼人生，人也是社会大舞台上的角色，扮演戏剧角色，是对人生的一种体验(在社会上做事正如演戏一般)，可以帮助他认识社会、认识人生，并在角色的扮演实践中增强自信心，获取满足感，激发创造力。
其三，演剧活动能让学生体悟团队精神，养成合作能力。张伯苓十分痛恨国人的“私”，认为这是国力衰败、民心不振的首要原因，“中国至深之病，实不在个人之没有能力，而在个人之缺乏合作精神”[4](《今后南开的新使命》)。团结与合作是张伯苓亟想通过教育来培养的品德与能力，“本校教育宗旨，系造就学生将来能通力合作，互相扶持，成为活泼勤奋、自治治人之一般人才”[4](《南开学校的教育宗旨和方法》)。前文提到南开创办新剧团、提倡新剧是被张伯苓列为培养学生组织能力和团队精神的一项手段。因为戏剧演出是一项团体活动，一部戏的演出需要来自各方面的默契合作，而且每个人必须对自己的职责清楚明白、认真完成。学生由一个角色的扮演，不但可以体会人物的情感心灵，感受故事的主题意向，渗入自己的理解和情绪并把它们表达出来，更重要的是为工作需要须学会与他人沟通，在合作时互相尊重及聆听对方，这样的演剧活动不只是训练演技，更是培养个人与他人、与社会、与环境之间的沟通能力，以便将来能更好地溶入社会、服务社会。在此过程中，可以让参与者体悟集体的智慧，培养起团队精神、合作能力。
其四，演剧活动能为学生锻练演讲能力提供一个有利的平台。张伯苓兴办教育，旨在痛矫时弊，育才救国，认为欲教育发生实效，就需注意造就的人才有转移风俗、刷新思潮、改良社会之能力，所以他积极倡导学生锻练演讲能力。他认为：“演讲目的，在练习学生说话之技术，与发表思想之能力，并可进为推选民主政治之准备。”[2](《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振人心之利器有二：曰演说；曰报纸。……须藉此练习备将来苦口婆心，正言劝世，以振起国民新精神，以重续国家新运命耳。”[2](《拟向校风社社员演说大旨》)由此我们就可理解，张伯苓看中戏剧，除欲借此锻练学生的处世能力、组织能力、团体精神之外，还想让学生在剧场中练习演讲能力，以便将来走上社会，正言劝世，以唤醒民众，振作人心，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张伯苓看中演剧正有这样的功效，因为戏剧是要靠演员的语言和动作来表达的艺术，一个人必须有一定的表达能力(包括语言、肢体表达、面部表情等)才能胜任，这是演员的基本素质。另外，演剧是一个集体合作的活动，演员必须有一定的交际能力。演剧活动能锻练人的表达能力和交际能力，此二者正是演讲所要具备的能力。
由此可见，张伯苓是把戏剧活动视为学校教育的一种手段，而把它引入学校教育领域、作为一个教育媒介来应用它的。他要发扬戏剧的教育功能的理念，也是与他教育家的思路是一致的，与他育才救国的目的是一致的。由于时代精神和民族现实的促发，张伯苓在学生教育上反对单纯的知识技能的传授，更注重能改良社会的干才的培养，“若仅为个人增加知识技能而办教育，则教育神圣亦不足称矣”[2](《在南开学校全体教职员会上的开会词》)。在育才实践中，他更重视对学生服务社会的能力和素质的培养，以便将来能适应转移风俗、刷新思潮、改良社会的需要。他赞成南开的校园戏剧组织，就是因为演剧活动能给学生以书本中所不能得到的精神、能力训练，他认为学生来学校念书，“不单是要从书本上得学问，并且还要有课外的活动，从这里面得来的知识学问，比书本上好得多”[2](《演剧与作人》)。所以他看中的不是戏剧能给学生的才艺方面的教育，而是戏剧在学生人格素养、公共意识、合作能力、团队精神等方面的培养，以求将来更好地服务社会，这就是他所说的“精神教育”、“人格教育”。对于造就新人才，“人格感化之功效，较课堂讲授之力，相去不可以道里计”[2](《教育者当注重人格感化》)；而“精神教育”是不可能靠知识传授的，只能是一种醍醐灌顶的体悟、潜移默化的养成，所以他提倡许多课外活动，以求达到造就具有“完全人格”、能“改造旧中国，创造新中国”的新人才的教育目的。而他认为戏剧活动即能提供这样一个平台。
他对戏剧的教育功能的这些认识也在南开学生中得到响应，他们谈论戏剧多言及戏剧的社会教化功能，以及演剧对人的精神、素质上的影响作用，如：
戏剧本为教育之一种，故宗旨宜纯，不宜邪僻。[3](铁卿《说改良戏曲》)
戏剧是人生动作和精神的表象，对于社会的感化力很大。[3](胡维宪《我对于编作剧本的意见》)
戏剧是多种艺术复合体，一方面可以增进人生的乐趣，一方面亦可以作改善社会工具。[3](陈善忱《plasticity与演剧》)
(由于戏剧摹画社会风俗人情，细致入微)学生于求学之外，又得此精深之阅历，其有助于将来处世，获益靡穷。(学校演剧使得学校声名远播)是则学生于遵校章之外，又知所以爱校誉，推此而大之，则知所以爱团体，爱社会……[3](曾中毅《说吾校演剧之益》)
张伯苓对戏剧的这一认识及其倡行新剧的思路和旨意，成为南开剧运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影响着南开新剧运动中师生的戏剧观念，也指导着他们的戏剧活动路向。
二
英美等国、港台地区的教育戏剧理念是把演剧的架构化解为一个个要素，融入教育的过程中，强调戏剧在实施教育过程中的特殊功能，它重戏剧活动过程中的教育功效，而非把戏剧本身作为目的，所以有“过程戏剧”(process Drama)这一概念[5]。在这一教育性质的戏剧活动中，重视的是参与者的交际、表达、情感、想象力、集体意识等素质的养成和体悟。它应用很广，形式多样，可以渗入学校课程的教学、社区的活动、儿童的游戏等。
张伯苓把对学生口才锻练、团队精神的培养置入戏剧活动的框架中，这一理念与当代的“教育戏剧”概念是十分契合的。而他把戏剧引入校园以培养学生素质的思路和实践，在当时对戏剧的教育功能认识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给当时社会上的农民戏剧、平民戏剧等教育戏剧形式以有形的参照，也对我们当代的教育戏剧(尤其是在中小学校)提供了很好的启示与借鉴。总之，他对戏剧的教育功能的阐述和实践，在我国教育戏剧理论的建构中有着前导性和启发性。
国际上教育戏剧思潮发起于二战后，蓬勃发展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英美等地，香港地区教育戏剧的历史起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而早在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张伯苓对戏剧的教育功能的阐述以及他对南开戏剧活动的人格教育导向就已相当明确。在张伯苓，南开的戏剧运动是他实施育才救国方针的一个有效的媒介。
当然，由于南开戏剧活动的校园活动性质，它只是学校实施教书育才、提高学生素质能力的一个课外活动，所以它没有吸纳民众参与戏剧活动，也没有走出校园，面向民众普及教育的实践。但它所倡导的戏剧方式的社会教育理念在当时确起到了范导作用，而且它对当时的戏剧方式社会教育思潮也起到了很好的宣传和有形的参照作用。放眼当时教育界，张伯苓把戏剧视为培育人才、改良社会的一种方式的理念应是较早的。在它之后，许多教育家践行着这一理念，把戏剧作为手段实施其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农民教育等形形色色的社会教育。陶行知把戏剧作为教育民众的有力和有效手段。三十年代，他在南京晓庄师范建立晓庄剧社，推行农民戏剧。此后，谷剑尘在江苏无锡省立教育学院开展农民戏剧运动，阎哲吾在山东济南进行农民戏剧教育运动，李一非在河北通县民众教育馆进行民众戏剧探索。卢作孚二、三十年代在四川的泸州、成都、北碚主持通俗教育馆或民众教育馆，也以戏剧、讲演、音乐等为手段进行教育，以启迪市民智识，涵养其性灵。三十年代，晏阳初倡导、促成的河北定县农民戏剧实践，也是以戏剧为媒介，以推行其平民教育思想。这些教育家们都是看到了戏剧在社会教育中的有力、有效作用，视戏剧为最民众、最有力的教育手段，目的是传播知识，唤醒民众，振起人心，使他们在戏剧活动中领悟并追求人生的更高境界，启发民众斗志，最终达到改造社会的目标。在晏阳初倡导的定县农民戏剧实验中，东不落岗村农民建起自己的剧场，上有对联曰：“利用农闲传播社会教育，推广戏剧唤起民族精神。” 就很好地说明了戏剧在实施社会教育活动中的性质，以及教育家选择戏剧方式的社会教育的目的。
这些戏剧方式的社会教育实践有着明显的南开剧运“改良社会”宗旨的精神，是对张伯苓戏剧方式育人方针在社会教育实践上的具体实施和真正推广。这些社会教育的实践与南开剧运宗旨的精神是一致的，都是指向改良社会，振兴国运。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南开剧运社会教育意识的先导作用，以及其戏剧活动在社会教育方面的实验性质。
现在，南开剧运所焕发的光彩早已消歇，但张伯苓先生所阐发的教育戏剧观念仍启发着我们有关戏剧的许多思考。我们今天应如何发展戏剧，利用戏剧，使它成为实施社会教育的有利、有效媒介？戏剧如何走出实验的舞台，走入社会，走近民众？如何在当代的传播媒介中发挥戏剧的教育功能？南开剧运重视戏剧形式在培养人们生活能力、团体意识、合作精神等方面的利用，以及改良社会的宗旨，使我们看到了戏剧艺术形式在教书育人过程中的功能。我国近年已经在中小学的艺术课程中设置戏剧知识和以戏剧形式的知识传授，说明有识之士也看到了戏剧在教育上的功能，如教育部制订的《学生艺术能力发展水平参照表》中就指出了要利用戏剧方式锻练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在舞蹈和戏剧游戏中，学会人与人之间的合作。”[6]那么，张伯苓先生以演剧活动培养学生组织能力和团队精神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就值得我们今天很好地总结和借鉴，以作为我们今天发展戏剧、利用戏剧的有效参照。
注释：
①张伯苓《德智体三育并进而不偏废》中言：“教育一事非独学生读书习字而已，尤要在造成完全人格，三育并进而不偏废。”见崔国良编《张伯苓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
②曾中毅《说吾校演剧之益》中言：“此固吾学生数百人期年所乐遇之大好机会，校长张伯苓先生所乐道之精神教育也。” 夏家善等编《南开话剧运动史料》，南开大学1984年版，第11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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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中国传统文化学习心得忠孝
说“忠孝”
中国人讲“忠孝”，忠于国君，孝于父母。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自古有很多关于“忠孝”的美谈。
提到“忠”，人们就会想到忠诚、忠心、忠诚等词。“忠”字上中下心，寓意着将心放在正中，心中时刻有国君，古人的“忠”便是忠于国君。万事以忠为重，因为重，中华民族边有精忠报国，舍生取义的优良传统，岳飞的“风萧萧水寒兮，壮士一去不复还”，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都是舍生取义，忠君报国的例子。
“孝”字，上为“老”，下为“子”，老人和孩子在一起才有“孝”，同时也意味着“老人”要永远在“孩子”之上才能称之为“孝”，中国人讲“以孝为先”，便可知国人对“孝”的重视，主要强调对父母，长辈的“孝”，强调长幼有序，自古便有“董永卖身葬父”的传说，还有“孔融让梨”的故事，虽然强调的是礼貌的重要性，但是我们也不难看出少年的孔融便知“长幼有序”可见“孝”在古代在教育中的重要性。
“忠孝”不仅仅在古代，即便是在当代物欲横流，充满钢筋水泥管的社会也同样被看得很重要，战争时期，多少英勇的战士宁死不屈维护祖国的利益赢得胜利，他们用鲜血证明的就是一个“忠”字；解放初期，钱学森等科学家放弃海外的发展机会，冒着生命危险回到祖国，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做贡献，他们用“两弹一星”证明的就是一个“忠”字；和平年代。多少的海外华侨，多少的港澳同胞不忘祖**亲，纷纷回国为祖国的发展努力，以及13亿上上下下的中国人民为这片国土和平作出的努力，证明的就是一个“忠”字。很多当代的“孝子”也是中华儿女的骄傲，山东12岁的男孩王鑫为救白血病的母亲勇敢的献出自己的造血干细胞，9岁的小姑娘靠拣废品照顾身患重病的奶奶；20岁花样少女为母亲捐出自己的肝脏，很多很多感人的故事，震撼着我们的心灵。
很多人说奖“忠于祖国”和“孝敬父母”放在一起讨论，并有“忠孝不能两全”之说，其实我认为“忠孝可以两全”，我国应当将“报效祖国”和“孝敬父母”看的一样重要，生在和平年代的我们，应当牢记父母的养育之恩，同事，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生。
第四篇：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及现实意义
题目：简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及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具有自己的显著特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念不仅对古代社会的文化建设与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在现代社会仍然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借鉴。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系统地考察对我们现代社会价值观的树立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传统文化
特点
现实意义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一）崇尚统一，维护多民族国家的共同利益
我国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后出现的三个王朝夏、商、周，地域虽然不十分广大，政治上实行分封诸侯的分权制，但名义上毕竟是三个拥有“天下共主”的统一王朝。只是在东周后期才出现了诸侯长期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而当时的政治家、思想家们所向往和追求的则是国家统一、法度一统的理想社会。这些大师无不主张国家统一，从而奠定了我国大一统的理论基础，并得到后世的广泛认同。
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始皇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国家，并采取了一系列巩固国家统一的措施：车同轨、书同文、度同制、行同伦、地同域，法令由一统，彻底改变了战国时期“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状况。并在思想文化上采取了“焚书坑儒”的极端措施，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汉承秦制。汉朝不仅继承了秦朝天下一统的局面，而且实行了秦始皇制定的郡县制、三公九卿制等基本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秦始皇开创的统一大业，到汉武帝时得到巩固和进一步发展。秦皇、汉武对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因此受到子孙后代的崇敬。从秦汉时起直到现在，我国统一的时间大概在三分之二以上，分裂的时间不到三分之一。它说明，在我国历史上，统一是主流，分裂是暂时的。在统一时，多数政治家、思想家和广大人民都反对分裂；而在分裂时，人民又盼望统一，进步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们则为争取国家统一而奋斗不息。
（二）以人为本，重人伦，重道德，尊君重民
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向来被当作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所谓以人为本，就是将人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肯定天地之间人为贵，人为万物之灵，在人与物之间，人与鬼神之间，以人为中心，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也就是说，神本主义在中国不占统治地位，而人本主义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孔子曾教导他的弟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又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在处理人事与天道的关系时，不少政治家与思想家，都主张要先尽人事，然后再考虑天道。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在中国文化中，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中国传统文化还强调人伦道德，强调要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要求君要仁、臣要忠、父要慈、子要孝，兄友弟悌，朋友之间要讲义讲信，为人臣、人妻要守节，与一般人交往也要讲忠恕之道，要努力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家庭和睦、社会安定、君臣合力、朋友同心。在处理君与民的关系时，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强调君主专制，强调臣民要忠君，但同时也有不少政治思想家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强调民贵君轻，提出了“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著名论断。因此尊君重民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三）主张自强不息、勤劳刻苦、刚健有为、鞠躬尽瘁
《易经》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体的运行是刚健有力，生生不息的，人的活动也应该效法天，应该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也就是说，应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要有一种奋斗拚搏精神、积极向上的精神。
（四）强调人格，提倡节烈，主张为国尽忠，杀身以成仁，舍生以取义 孔子认为，人生在世一定要有独立的人格。为了维护自己人格的尊严，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宁可牺牲生命，也不能苟且偷生。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认为，生命与道义都是可贵的，假如二者不能兼得，就应该舍生以取义。他认为，作为一个大丈夫，应该具备一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正是在这种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我国历史上出现了苏武、杨业、岳飞、文天祥等无数忠君爱国的英雄。
（五）持中贵和，崇尚中庸，追求和谐
在天人关系即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上，先秦各家多以“和”为最高理想。汉代的董仲舒提出了“天人合一”的主张，认为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性与人性都是相类相通的，因此可以达到和谐和统一。
这种主张和谐，持中贵和的思想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自然也是双重的：其积极方面是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有利于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但不可否认，这种思想压抑了人们的斗争精神，使人们缺乏西方人那种竞争、进取精神，这对社会发展也带来了不少不利影响。
（六）延续性、凝聚力与包容性。
延续不断，经久不衰，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应变能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十六国时期的五胡乱华，宋元时期契丹、女真的相继南下，乃至蒙古、满清入主中原，都未能中断中国传统文化，相反却是征服者最后被征服、被同化、被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吸收了各少数民族的新鲜血液，反而增加了新的生命活力。它之所以有这种顽强的延续性，这是因为它有强大的同化力与融合力，外族文化进入中原地区、外域文化进入中国后，大都逐步汉化、中国化，与汉族文化、中国文化融为一体，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佛教文化，如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包括楚文化、吴文化、巴蜀文化以及西域文化等。中国传统文化还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主要表现为文化心理的自我认同感和超地域、超国界的文化群体归属感。
二、现实意义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社会的思想文化发展具有整合价值
对一个国家或民族来说，社会成员之间的结合和凝聚是其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前提。这种凝聚的力量，既有经济利益的聚合力，又有种族血缘的亲和力，还有政治政权的控制力，但最根本的还是传统文化所产生的文化整合力。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整合力量对现代生活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巨大的思想统摄性，传统文化可以超越地域、阶级、党派、种族、时间的界限，以文化为纽带，产生巨大的而又无形的文化整合力量。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文化中国”、“大一统”、“兼容天下”、“爱国主义”等观念，构成了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主要内容。正是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形成和发展，增强了中国人的共识，形成了民族文化认同感，传统文化成为人们共同意识和自觉奉行的原则，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进行规范，由此出发产生出思维、行为的趋同性、和谐性和一致性。传统文化这种整合力，增强了中国人的本根意识，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的和自豪感。传统文化正是通过人们心理上的认同、感情上的拥戴、行为上的遵守，如同一只无形之手将人们联系起来，形成“同心同德”的社会整合力量，将整个民族的感情、意志凝聚成为一个牢固的整体。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民族文化的发展。
（二）传统文化价值观是促进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
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现代经济之树成长的土壤，其中的价值观念蕴含着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因素与动力。具体来说，这些潜在的动力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忠”引申出来的爱国精神和以“孝”为核心的家庭关系
社会成员愿意为国家牺牲个人的利益，有利于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实施宏观的经济政策；有助于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体现全局性、利益统一性，减少外在经济现象，促进国民经济整体发展。家庭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起着凝聚和传承作用，家庭注重对子女的教育、保持高储蓄率，家庭成员勤劳、互爱互助。这些为经济增长准备了必要的资金、人才和劳动力等要素。在忠孝的基础上，集体主义成为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从而有利于形成具有目标同一性的团队意识和企业精神。
2、调刚健自强和“厚德载物”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自立意识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有利于激励和鼓舞社会成员发展经济、脱贫致富、自我奋斗、积极进取，不断开拓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种宽厚为怀、虚怀若谷、宽容大量的气度休现在今天，就是一方面善于竞争，另一方面善于联合，广纳博采、放眼世界、以大局为重。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念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一种精神上的推动力，而且提供某种“制动力”，使中国经济不致脱离常轨，保证社会各方面协调运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经济道德资源让参与经济活动的土体有了主观的自主的软约束，警戒人们不致失去控制，从而保证市场经济健康、稳定、有序地运行。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念为塑造公民的现代人格提供了精神资源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典型的“德性文化”，其最有继承价值的部分就是传统道德。传统道德中的精华为社会主义新道德体系的建构提供资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原料和营养。中国传统道德文化还是一种大伦理观，其“天人合一”思想为建立现代的生态伦理、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建立在深厚的伦理道德基础之上的。它的内容包括：把“仁爱”之心扩展到自然万物，对自然友善，尊崇自然，泛爱众生；认为人与自然万物同类，“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西铭》)；节俭而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合理开发，做到不违时，“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礼记。祭文》)，“山林泽梁，以时禁发”(《礼记》)，这样才能得到自然的赐予和恩惠，达到天人协调，“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这些思想与生态伦理学原则息息相通，对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树立环保意识、政府确立经济及社会发展战略有一定参考价值。总之，我们要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要建设与现代经济生活、物质生活相适应的现代精神生活，就要汲取统道德文化的资源，补充现代人的精神养料。
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着其他对树立现代生活观念有借鉴价值的因素：如传统的俭朴、未雨绸缪、居安思危、量入为出等思想对现代消费观具有一定意义，其它如中国人独特的艺术审美观、重意境美与自然美、重精神享受等意识对树立现代闲暇观也有可取之处。
第五篇：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谐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谐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姓名： 华少帅 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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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9-24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谐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摘要：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后，在中国，“和谐社会”便常作为这一概念的缩略语。“社会和谐”的治国理念，其思想根源来自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体，融合道家、法家、佛教等多个思想流派，内涵丰富。儒、道、佛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三极，其立意和宗旨虽各有不同，各有侧重，但共同具有“和而不同”的和谐精神，形成了以“和谐”为特质的中国和谐思想文化传统。对传统文化的和谐思想进行与时俱进的承继与弘扬，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和谐思想 现实意义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思想的丰富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各种和谐社会理想，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从古至今延续了两千五百多年的“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陶渊明的“世外桃源”、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天下为公”，都受到了这种理想社会思想的影响。纵观中国文化史。儒家、道家、佛教主要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三极，其有关和谐思想的论述也是多层次、多方面的。
儒家关于和谐思想的论述，主要观点有：“和而不同”“天人合一”及“中庸之道”，“天人合一”肯定了天与人、自然与人类社会的统一性，并视这种统一性为和谐的最高境界。儒家和谐思想的特色是侧重人际关系的和谐，注重从人性本身出发调解人际关系，使之趋向和谐，强调社会和谐的功能。通过“和而不同”、“中庸之道”，最终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天人和合”境界。儒家和谐思想的根本宗旨在于以中庸、中和作为个体为人处事的行为准则，通过谋求人际关系的普遍和谐，达到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理想社会。
道家关于和谐思想的论述，主要观点有：是“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知足常乐”。道家和谐思想的特色是侧重天人关系的和谐，从“道法自然”出发，强调“天人一体”，强调人性向天道自然的复归，以之来规定人生，要求人顺应本性，返朴归真，使之趋向天人和谐。主张无为而治，对一切反自然、反人性的政治、生活与思想持批判和超越立场，使人们不是伪善而是合乎人的本性去生活，顺应自然本性，知足常乐，减少冲突与对抗，恢复人与自然应有的和谐状态。
佛教关于和谐思想的论述，主要观点有：一是“因缘和合”“中道圆融”及“平等慈悲”。佛教和谐思想的特色是侧重身心关系的和谐，“因缘和合”、“中道圆融”的和谐观虽然都谈到了天人、人际关系，但更侧重于身心关系的和谐。由此肯定众生平等，才大慈大悲，慈是给众生以快乐，悲是拔除众生的痛苦。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知，儒道佛的和谐思想各有侧重，儒道佛三家的立意和宗旨各有不同。但其三家共同具有“和而不同”的和谐精神，共同建构了中国文化“和而不同”的和谐思想文化，形成了以“和谐”为特质的注重天人、人际、身心和谐统一的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对中华文明的生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整合凝聚中华民族成为文明礼仪之邦，维护了多民族的和谐统一。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思想的现实意义
面对新的社会发展趋势，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理论，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次新的飞跃。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对儒道佛三家的和谐思想进行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进一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和谐思想的现实意义，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理论支撑。
生态环境的破坏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严重影响了人们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儒道佛三家都认为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统一，反对天人对立，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因此，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之路，实现人与自然在生态文明基础上的和谐发展，开创人与自然和谐进化的“生态和谐”时代，是我们重新审视与自然关系后做出的理性抉择。
人与社会的关系既包括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之问的关系，也包括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儒道佛三家都认为人与社会应该和谐统一，反对自我与他者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妥善协调和正确处理人们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是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的关键。
在现代激烈竞争的环境中，在充满欲望的社会里，现代人应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应当朝着人格健全、人性和谐、心理健康的方向发展。儒道佛三家都追求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中确立健康发展的“身心和谐”理念，主张“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知足常乐”、自治其心”。社会成员的身心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点。
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发展，除了继承和弘扬本民族的文化外，还必须积极吸收其他民族文明的优秀成果。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和”的精神内涵，对缓和国际矛盾，解决国际争端有着重要意义。从儒道佛的和谐思想出发，在人类文明中倡导“和而不同”、“中道圆融”，反对以自我为中心，反对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在世界日益走向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在国际交往中，追求一种“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和谐共生”的人类文明发展的理想境界，共创和谐世界，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心愿，也是我们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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