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社会转型期信用缺失的反思及对策研究与分析

第一篇：论我国社会转型期信用缺失的反思及对策研究与分析

论我国社会转型期信用缺失的反思及对策

论我国社会转型期信用缺失的反思及对策

作者

俞华权、滕聿江、史明钊

摘要：

有史以来，人类与风险的对抗就从来没有中断过，可靠的信用制度正是确保人类社会健康运转的保障。建立在各自伦理基础上的信用制度，在传统中国和现代西方社会中均运行良好，但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却出现了严重的信用危机。从中国传统伦理的角度对当前信用危机进行初步分析后发现，问题的根源在于商品经济的现实性和建立在“差序格局”上的伦理的传统性之间的脱节与摩擦。针对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解决信用危机的关键在于从市场主体、经济中介和政府等三个方面重构信用安全体制，弥和传统与现实的差距。

关键词：熟人社会；差序格局；中人；信用缺失；

“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的概念可以说是“正宗”的舶来品，在我国的传统中是找不到其存在的痕迹的。黄宗智先生认为，这对概念被引进于中国时，已经预先根据西方的经验假定有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而这种对立是我国所不曾有过的。但是当前我们所追求的“法治”却正是西方在这种二元对立中逐渐演进而来的，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要真正实现这种意义上的法治目标，我们就需要进行一次痛苦的“裂变”，以形成法治成长的现实基础。⑴这个裂变的过程反映到现实中，就是社会的转型。

我国传统上形成的国家、社会紧密结合的一元制结构，有其特殊的历史发展背景。⑵这种社会结构的核心是中国特殊的“礼”，而非“法”。这样一种礼是上古时期便流传下来的社会传统，⑶她在中国大地上一直延续了几千 1

年之久，其巨大的影响早已沉淀于人的意识之中。川岛武宜曾经说过，“如果在近代的经济及其法所存在的社会里，有与其历史性格不相同的伦理存在，那么，这种伦理对资本主义经济来讲就只能是障碍。”⑷这段话虽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而言，但其中的道理对我国当前信用问题的思考仍是有益的。

当前中国社会里，信用缺失成为一个上下瞩目的严重问题。⑸我们可以想一下，这个问题是老问题还是近来才出现的新问题？即在我国传统的封建社会里，信用缺失是否也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呢？我想不是的。我们知道中国的三纲五常之一便是“信”，“言必行，行必果”是社会对人信用的常态要求，信用问题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并不成为严重的问题。传统社会的信用之所以得以保障，实际上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方面在起作用，一个是以礼为核心、以家族为社会单位的伦理性的熟人社会；另一个是传统的中人或保人制度。

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不是个人，而是家族。家族具有极强的社会功能，是一种伦理性的组织，是儒家三纲五常的直接承载者和监督者。如果一个人不讲信用，将受到其所属地方社会的严厉舆论谴责，这种谴责对其所属家族声誉的负面影响又是不可避免的。在一个重视伦常的熟人社会，这种负面影响将极有可能激起家人、族人的愤怒，从而从家族的角度对此人进行惩戒。这种惩戒无论是精神上、肉体上还是物质上，对个人而言都是严厉的。而作为从小就受到各方面有关三纲五常教育的个人，非常明白违背上述要求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因此，个人对信用要求的遵守既可能是出于真心的接受，也可能是对两种利益权衡选择的结果。但不管如何，这种不利益的存在，对社会信用体系的正常运转实际上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

此外，作为特殊的熟人社会，中国传统社会形成了以“我”为中心，一层层向外扩展的“差序格局”。⑹这种社会里没有群、己的明确界限，因此也缺乏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普遍的道德。一切都要站在“己”的中心位置上去度量，道德的范围则可大可小。人们注重个人“关系”（具体的）、讲究“人情”。⑺这种对“关系”与“人情”的深厚依赖，导致中人制度的盛行。因为“无论哪一种类型的中人，其共同特点是为交易双方所认识和在一定程度上所信任，在绝大多数场合，中人本是交易双方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一分子。”也就是说，“中人制度的建立包含了一种极其深刻的文化意蕴，它是这个社会的有机文化逻辑的显现。”⑻这种制度为在儒家传统社会中同陌生人的经济交往，提供了良好的解决办法。

“面子”、“人情关系”及特殊的中人制度的结合，使得传统的信用体系在陌生人的眼中具有了可信度和安全感。

我们的这种信任，并非出自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因为对熟人社会中那套行为规则的熟悉，对作为中介人的中人的熟悉和信任。因为，通常“成功的交易一半靠中人的说辞和技巧，一半则基于其‘面子’。中人的‘面子’越大，交易成功的可能性也越大，反过来，中人的‘面子’对于订约双方都具有某种约束力，因此，其‘面子’越大，契约的稳定性也越强。”⑼所以在我们传统社会中，中人和双方都是熟人，中人除了促使交易的达成外，还具有担保双方履行的作用。在一方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的场合，中人将利用自身的一切手段促使矛盾的解决，并承担相应的后果，从而确保经济交往中的安全性和可预见性。

按照韦伯在《儒教与道德》中的观点，“在中国，由于儒家理论的作用，政治与经济组织形式的性质完全依赖于个人的关系，„中国所有的共同行为都受到纯粹个人的关系、尤其是亲缘关系的包围与制约。从经济观点看，这种人格主义无疑是对客观化的一种限制，同时也是对客观理性化的一种限制。一种主要在特殊主义的关系结构运作的法律有碍于客观化、普遍化和理性化法律的发展，而这意味着难以产生基于普遍化的法律而非个人关系的信用，也无法脱离个人关系去建筑各种经济合作组织。”⑽也就是说，这种伦理本身无法产生商品经济中平等人格主体这样一种伦理结果。

与此不同，西方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其自身就是一个伦理的过程，是对他人平等人格的承认与尊重。其伦理世界是以此为存在前提的。⑾这种伦理与这种经济及在此经济上衍生出来的解决矛盾、平衡社会的法律制度是互相融合，紧密相联的。所以，西方市场经济中形成的普适的而非个人关系的信用机制，在其自身基础上运转时就有其自恰性。因此，当中国经历各种近代革命，经济进入市场化，人口开始频繁流动，社会变迁加速时，由于难以适应新的社会现实，多年形成的乡土社会中的传统对社会秩序维持的效力便大打折扣，由此出现传统的三纲五常被废弃，家族功能急剧萎缩，熟人社会开始解体，交易中的特殊中人制度也逐渐衰退。当这些传统信用制度良好运转的保障机制解体后，我们的社会交往出现问题了。因为传统的“差序格局 ”形成的人在社会中的自我定位的心理意识，没有也不可能跟随着上述机制的解体而马上发生有利于新经济伦理建立的改变。再加上“差序格局 ”中没有普适的道德标准，不承认平等的主体人格的存在，结果导致主体在转型的社会中容易成为“利己主义者，却不能成为个人主义者”。⑿这种利己主义的普遍化表现在多个方面，如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赖帐现象的扩散，⒀司法中的执行难等。缺失了制度保障的转型社会在利己主义的驱使下，信用缺失的不断加剧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观点，“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契约是指陌生人中所作的约定。这里需要冷静的考虑，而不是感情。而这一切是现代社会的特性，正是乡土社会所缺乏的。”⒁而我国的市场经济正是在乡土社会的格局下，在传统伦理的基础上匆匆前进的，市场经济本身的伦理尚未建立及未深入渗透到国民的每一个部分。根据市场经济建立的法制同社会强大的习俗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⒂也就是说，现在的转型期是一个两种伦理转换的过程。由于市场经济的伦理与传统伦理在转换中激烈的摩擦，导致社会中利己心的普遍膨胀，经济交往信任度的普遍降低。这就好比现实中的人突然进入虚拟化的网络空间，旧有的约束在瞬间消失，而虚拟空间的约束机制又尚未建立，则人们对网络的信任度就不可能很高。

当前中国这种信用缺失的势头必须被有效遏制，否则长期的信用低迷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经济的崩溃。但是，如何来遏制呢？我们发现，虽然各自产生的背景不同，但是毕竟两种伦理中都包含有对信用的高度要求，因此两种伦理在一定程度上的融合、沟通与转换是可能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两种伦理中的共性，实现传统的思想观念、习俗行为和社会结构的转变。这是我国经济良性发展的前提基础，必须在先进行。没有这种转变，新的秩序将很难正常运转，各种其他问题还会不断出现。

中国传统伦理中的信用更倾向于一种个人关系的“熟人信用”，交易很大程度上靠人情维持，交易有特殊的“信用中介”——中人的保护。而西方的伦理中的信用却更倾向于一种普适的“生人信用”，其特殊的“信用中介”是各种金融机构。由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外在事物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交易成本的存在必然性，以及信息的不对称性，导致市场中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从而使市场成为孕育风险的温床。假如西方在对抗风险的技术方面没有突破，则不但海上冒险和远程贸易无法顺利进行，而且人类赖以生存的统一市场经济世界也不会形成。⒃为了对抗市场经济中所潜在的信用风险，西方对生人的信用度时常保持高度的警惕，使其发展出了一整套严密的预防及自我保护的机制。这种机制有各种形式的表现形式，如订约前对对方背景信息的充分了解，订约中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及后果的预测及防范，订约后对对方履约行为及能力的密切关注，产生问题后积极的应对等等，完全是一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高度紧张状态。这些在合同法及相关的法律中都有非常鲜明的体现，因为合同法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些要求在法律技术上的客观反映。各类客观有效、信用良好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也是在这种警惕心的要求下发展壮大起来的。这种金融体系的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通过对风险的时空配

置达到经济资源的有效利用，⒃通过在动态中扮演中介角色，使分处不同时空的陌生人可以顺利高效地进行经济交往。

反观我国则极为不同。由于中人的特殊作用，双方对对方的不信任感没有西方体现的那么强烈。交易是在一种宽松和谐的氛围中进行的，互相的吹捧和在情感推动下过多的非理性行为代替了警觉与冷静的理智，因此事前的预防和安全措施以及复杂的金融体系无法得到发展。更何况只要中人还在，许多问题就很有可能得到解决，所以在心态上有一种懒散性和依赖性。这样一种心态在历经几千年的沿袭后，已经在意识中内化成了一种定势。而这种定势在中人制度衰退的今天，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主体在经济交往中各种自我保护意识的缺失，从而表现出合同条款的粗糙化以及问题产生后的惊慌失措，结果往往是感性的将责任归罪于一方的不道德、不诚信，产生进一步的信任危机。

针对上述情况，解决这一问题可以从三方面入手。第一是将市场主体对中人的熟人信任感移转到金融机构上，充分利用金融机构这一市场经济中的“中人”，通过这种移转来确保主体对市场的信任并回避一定的风险，提高整个市场的信任度，从而推动主体积极的市场行为。

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当前的金融机构同西方的金融机构不同，其本身的信用就存在问题。这些金融机构不是通过优胜劣汰的市场拼搏做大的，而是过去行政行为的产物。这些金融机构的运作思维和方式过于行政化、主观化，不符合市场的要求，不能很好地为整个市场的信用提升服务，因此对金融机构的重整势在必行。这是一个不可回避与退缩的问题。金融机构的运作与思维方式必须符合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应当确保其行为上的客观性、自主性与营利性。在其信用度足以承载其他广大市场主体的市场行为时，上述的信任转移才是可行的，否则结果可能会更糟。

第二是广大的市场主体必须转变传统的观念，学会如何在日益陌生的社会中生存，即要学会主动地去预防各种风险的发生，制定各种安全保护措施，充分利用各种可能的资源，以“性本恶”为思考前提进行市场交往。不要自我麻痹，总是期待对方会有良好的信用。这种观念的转变是困难也是漫长的，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强劲的现实面前，这一转变事关市场主体的生死存亡，无论如何都必须要努力做到。

第三是对于政府而言的，政府必须承担起一定的职责。传统由家族和舆论承担的部分责任，在转型时期失效后，政府应及时补位，以防止经济“承重墙”的倒塌。政府应当建立相应完备的全国统一的信用缺失备案制度及特定情形下强行“封市”的制度。即由政府管理部门对在管理活动中发现的、处理的，商业金融机构在商业活动中获取的以及纠纷解决机构如仲裁机构、法院等在解决纠纷中发现的、处理的各类不守信用或信用低下的市场主体的各类信用信息进行及时备案，并跟踪监督，同时将相关信息充分有效地披露，则既可以督促被监督主体遵守信用，又可以对其他主体提供预警信息，从而有利于整个市场信任度的有效提升。对于信用缺失或低下到一定程度的市场主体，政府应及时彻底地进行强制“封市”，即冻结其帐户，吊销执照，清算退市等。由此清除市场隐患，净化市场。

第二篇：我国信用缺失现状及原因、对策分析

我国信用缺失现状及其成因分析

摘要：本文从信用缺失的主体（个体、经济组织、政府信用缺失等方面）和领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出发，从企业、金融机构、政府、个人和金融市场几个方面来对信用缺失现状及其表现进行深度剖析，并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其成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治理信用缺失的对策。

关键词：企业信用，个人信用，政府信用，信用缺失，经济学成因

现代经济是信用经济，信用作为维系交易从而满足市场主体理性预期需要的经济纽带，是市场经济的灵魂。然而。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中国，信用缺失现象十分普遍乃至存在着严重的信用危机，已经危及正常的市场交易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其状况触目惊心，令人堪忧。目前我国信用缺失现象渗透到社会、政治，尤其是经济领域，信用的缺失已成为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

一、我国当前信用缺失现状及其表现

1、在企业信用方面，主要表现在商品交易中的合同欺诈，例如近年来有些建筑开发商不严格执行售房合同或者在合同上“做手脚”；企业之间欠债严重，许多企业利用我国买方市场的局面和法制不健全，随意欠债，甚至有钱不还，恶意拖欠，造成全国范围内久治无效的“三角债”；制售假冒伪劣产品；长期拖欠银行大量贷款，以各种名义逃废银行债务，比如说企业在破产、分立、兼并、股份制改造、合作、租赁等花样繁多的改制之名的幌子下，逃废大量贷款债权；进口走私，出口骗税，这种反信用的行为也是一种构成经济犯罪的行为，给国内市场造成冲击，引发不平等竞争，损害各方利益，加剧经济秩序的混乱；非法交易，如贩卖毒品、拐卖人口，黑市交易等；商业信用工具的使用十分有限，进程缓慢。

2、在金融机构的信用方面，主要表现有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业务活动中，一方面它要承受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借款人的信用风险以及面临由此引起的不良资产问题，另一方面，其自身在某些方面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信用缺失现象；保险公司也存在同业之间盲目、无序竞争、设陷阱诱导投保人签订含有欺诈内容的保险合同等问题；在证券公司方面，在承销业务上，有些主承销商的证券公司不遵守“三公”原则和证监会规定，操作不规范，甚至造假等行为，在自营股票业务中，一些证券公司与上市公司内幕人员串通起来，进行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在经济业务中，挪用客户保证金。

3、在政府的信用方面，政府利用手中权力不恰当地干预经济活动，“透支”政府信用；随意许诺，不信守承诺，出尔反尔，失信于民众；政府的制定缺乏科学性，随意性大，朝令夕改，使老百姓无所适从；滥用信用，以政府信用代替市场信用，为经济活动提供变相担保，扭曲市场机制，又使政府职能错位；地方保护与腐败现象更凸现政府的信用缺失；政治机制和政府官员选拔体制上的缺陷扭曲了市场信用，影响政府的信用。

4、在个人信用方面，主要表现在信用观念淡薄，信用意识扭曲，各种失信的案件中都有个人违信的痕迹；个人信用水平低，信用消费能力有限，阻碍了信用交易方式的发展；大学生的诚信缺失相当普遍，如考试弄虚作假，学术抄袭成风，捏造个人简历；严重缺乏信用意识，骗贷逃贷，拖欠学费，随意违约。

二、当前我国社会诚信缺失的主要原因

（一）法律制度不完善。从企业的方面的情况来看，信用供给与需求机制失衡。市场经济中，只要存在利益差别与对立，信用风险就 必然存在，所不同的只是风险大小而已。人类所能做到的失如何控制信用风险度，而不可能消除信用风险的存在。信用制度建立起来并不意味着交易过程中的违约或欺骗行为就可因此而彻底消除，信用规则对交易者行为的约束存在着利益界限的“扬弃”，一旦欺骗的收益大于成本时，信用就可能遭到破坏。在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社会里，完善的法律是克服企业机会主义行为的重要手段。

（二）诚信道德建设滞后。优良的传统道德、崇尚诚信的思想理念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扬，取而代之的是凡事“损人利己，唯利是图”。这种发展模式，会使人们失去共同的奋斗目标，失去行为的正确规范。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活动中出现和存在的东西，并不都是积极、健康、合理的，仍然存在许多违背道德或丑恶的东西腐蚀着人们的思想和灵魂，扰乱我国的诚信道德建设。

（三）信息不对称。市场存在着许多风险，主要包括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而危害更大的则是信用风险，而信息不对称对我们破坏最大的正是提高了信用风险。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告诉人们，如果交易双方在以后的交易中再次相遇的概率越低，存在欺骗的肯能性就越大。企业因为信息的不对称，他们可制假冒假伪劣产品，欺骗消费者。产品质量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现象，特别是在过度竞争时尤为突出。

（四）产权不明晰。一方面，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法定所有者，在很大程度上干预企业的经济活动，使企业不能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难以形成对未来的预期。而对私有财产法律保护的缺失，使地方政府敢于利用各种行政权力来干预乃至损害民营企业的利益，导致民营企业缺乏建立长期信用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企业没有解决经营者的长期激励和约束问题，经营者只考虑自己任期内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这种短期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与企业的长期信用是不存在必然一致性的，甚至有明显的冲突。

（五）传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观的内在缺陷。

（六）经济领域诚信体系建设不完善。诚信体系的不完善是造成当前经济领域失信行为泛滥的主要原因之一。当前社会诚信意识的普遍淡化，使诚信体系缺少发展壮大的后劲。

（七）决策与选择的不确定性是信用风险产生的一种客观因素。

三、解决我国诚信缺失的对策

（一）营造良好的社会信用气氛。首先要从思想认识的源头上抓起，加强全民信用意识的教育，狠抓个人信用建设。对社会公民要进行社会道德教育，使每一个人都认识到不讲信用使对自身品质的危害，其社会地位将会随着每一次失信行为而降低。

（二）制定信用法律规，范国家要立法，用法律来规范社会信用。法律规范应具有强制性，有制裁规范，把不讲信用的人列入“黑名单”，严重者要曝光。对不守信用的人要给予行政处罚、经济处罚，甚至刑事处罚，用法律来调整信用行为。我国在《民法通则》、《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中都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但是不具体，没有制裁性规范，不便于操作，亟待于修正完善。

（三）加强诚信道德体系建设。加强诚信道德建设，必须重视诚信道德教育，通过诚信道德教育来影响和提高社会成员的诚信道德觉悟，激励人们的诚信道德情感，强化人们的诚信道德意志，增强人们的诚信道德责任感，使人们从内心深处形成诚信道德行为的内在动因。要坚持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开展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教育，提倡顾全大局、讲风格、讲诚信，培养

费人们人民的坚定信念、高尚情操和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反对和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主义等腐朽思想，增强全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激励他以“讲诚信为荣，不讲诚信为辱”。

（四）加强诚实信用理念培育。在加强诚信道德建设的同时，把社会诚信准则灌输到公民人格中，将诚信准则内化为一个具体心理结构中的认知、意志和情感尺度，将运用这些尺度进行的自我评判、自我监控、自我激励和自我惩罚转化为个体的人格定势。

（五）建立健全信用体制。企业应加强客户资信管理，提高信用分析能力，防范和减少施欠帐款的发生，提高应收帐款管理水平，建立规范的企业内部信用风险管理制度。由于信用管理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还必须加强对企业信用管理人员的培训工作，提高其信用管理的能力和技巧。

（六）加大失信的成本，建立失信惩戒机制。中国人民银行应开展信用专项整治活动，公布“黑名单”，制裁信用缺失企业，使失信企业为不讲信用而付出代价。各级工商部门要根据合同法赋予的职责，加大对不讲信用、利用合同进行欺诈行为的打击力度。司法部门应强化法律约束，加大执行力度。司法部门应强化法律约束，加大执行力度，法院既重审判也重执行，着力解决“执行难”问题，杜绝法律“白条”，维护法律的尊严和荣誉度。公正执法，严格办案，从重、从快、从严打击商贸金融诈骗及逃废银行债权的行为，维护守法经营企业和商业银行的合法利益。

（七）消除信息不对称，建立企业信用档案制度和企业信用公示制度。

（八）明晰产权，明确经济主体的权利和责任，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和联谊会的作用，形成相互监督的互律(他律)机制。明晰的产权、明确的经济利益会促使当事人增强保扩自身利益的积极性、主动性。各经济行为主体，从保护自身利益出发，为尽可能减少对方失信给自己造成的损失，对有损自己利益的失信行为会做出相应的对策。但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广泛性、复杂性等特征，单个经济主体对抗失信行为的能力很有限，通常情况下，当事人在发现对方有失信行为时可能为时已晚，给自己造成的损失已成事实。行业协会利用同业联合会可以发挥其优势，联合相关企业，共同对付失信企业，通过互通信息，联手行动，给失信行为造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局面。从原来企业之间单兵作战，互不信任，从“你不讲信用，所以我也不讲信用”的困境中走出来，使整个社会人人讲诚信，事事讲诚信。

（九）建设我国社会信用管理体系

参考文献：经管类社会信用管理体系书

还有

第三篇：社会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根源及对策分析

社会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根源及对策分析

当前，我国正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封闭半封闭型的传统社会向开放型的现代社会转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在这样一个利益格局剧烈碰撞、调整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人民内部矛盾会明显增多，有的还会日益突出起来，这是新时期的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正确解决的重要政治课题。”[1]本文分析了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的特点、产生根源，提出当前及今后应有及可有对策。

一、社会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的特点

(一)利益相关性凸显。利益是一个价值范畴，指与人的生存发展密切相关的东西。马克思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只要有人类存在，就有人的各种各样的利益，就有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在计划经济时期，分配上带有明显的平均主义色彩，个人利益的实现主要由集体和国家直接调控，收入差距也不大；加之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和集中精力搞阶级斗争，使得人民内部矛盾多集中在政治思想领域，淡化了物质利益矛盾，或者说，物质

利益矛盾处于隐性状态，不普遍、突出。20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已经使人们逐渐接受了差异性、个性化的社会，群众的生活观、价值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受市场作用的驱使，经济利益、物质利益成为生产、生活的主要驱动力，人们更重视和追求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实际利益，功利主义价值取向逐渐凸显，从而使经济利益矛盾和物质利益冲突成为引发矛盾纠纷的核心内容。诸如失业、下岗、协保、医保、动/拆迁、物业管理等等，都是由经济利益或物质利益引发的矛盾纠纷，而且相当多的矛盾纠纷的发生都具有其合理性，极易引起社会的同情。

(二)群体性矛盾增多。社会转型期不少利益矛盾都是存在于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因此，一旦出现利益矛盾，就不单单是个体性利益矛盾，而是群体性利益矛盾，这种群体性利益矛盾，往往造成群体性事件的增多。特别是很多矛盾都是由于政策性因素所引起，涉及的对象也往往是一个群体，他们住在同一地区或在同一单位，有相同的利益受损的背景，只要有人挑头，马上就群起响应。比如，企业倒闭破产、职工下岗待岗、拖欠职工工资、打白条、农民负担过重、土地承包、征地拆迁安臵、医保改革等，这些问题往往带有普遍性，涉及到很多人的切身利益，极易在一些人的组织串联或煽动下，酿成群体性事件。

(三)矛盾对抗性增强。人民内部矛盾一般来说不具有对抗性。但新的生产关系的调整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分配格局，使得人民内部的经济差距急剧扩大。这首先引起了矛盾主体强烈的心理失衡，为矛盾对抗程度的加大提供了主观条件。而在客观上，利益差距的扩大确实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处于不同的境地。当人们在物质利益发生冲突而又得不到妥当处理时，容易向对抗性的方面转化，造成公开的冲突。如上述群体矛盾就极易以停工、罢课、集体上访、也可能因财产纠纷、资产分配、土地使用等问题，爆发激烈的纠纷和暴力冲突。而在一些“天高皇帝远”的偏僻农村，素质极低的村官常常横行乡里，激起民愤，酿成恶性对抗事件。概言之，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的对抗性较过去更为激烈。

(四)党群、干群矛盾突出。领导干部所处的特殊地位和手中所掌握的相当权力，使他们经常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成为各种社会关系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领导干部是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者，担负着动员、组织和领导人民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职责。但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有些干部出现了不适应和不胜任的情况，领导人民群众致富无术，却喜欢弄虚作假、浮夸虚报，搞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完全脱离人民群众，忽略人民群众利益，漠视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更有个别干部完全丧失党性原则、做人准则。在经济领域乱收费乱罚款，索贿受贿，贪赃舞弊，直接侵犯群众利益；在政治领域卖官鬻爵，钱权交易，执法枉法，肆意践踏人民群众的权利，压制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在思想文化领域金钱至上、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对有害的思想观念放任不管，推波助澜；在社会领域，生活侈奢靡乱，放纵黄赌毒，甚至与社会黑恶势力沆瀣一气，充当他们的“保护伞”，欺压人民群众，影响极为恶劣。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导致党群、干群矛盾尖锐、突出。

(五)处理的难度增大。群众要求解决的一些问题，有的是历史遗留问题，有的缺乏政策、法律依据，处理起来比较棘手。有些人民内部矛盾跨地区、跨部门，协调难度大。一些群体性事件，往往是较多人的过激行为或一般违法行为，与少数人的严重违法行为及敌对势力、敌对分子的捣乱破坏活动纠缠在一起，更是增加了处臵的难度。

二、社会转型期产生人民内部矛盾的社会根源

引发社会转型期的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源可以归纳为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心理四个方面：

(一)经济根源。正如一切生物体的生长、发育都离不开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一样，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同样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命令是利益分配的主要手段，利益分配也相对比较平均，所以，各地区、行业、职业、单位、个人之间直接的利益矛盾并不突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社会分工的细化，各利益群体不断分化。再加上利益分配机制还很不健全，不同的社会群体、社会成员在生产要素的占有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而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了按劳分配、按要素分配等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格局。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意味着利益实现方式的多样化、复杂化。这就使得利益主体的实际收入差距突显出来，引发了人民内部富裕者与贫困者、先富者与后富者、合法致富者与非法致富者之间的矛盾。再加上存在人为的分配不公，进一步导致人民之间经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从而触动了“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3]，加剧了这一矛盾。

不仅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会引发矛盾冲突，在同一阶层内部，也存在着一定的利益矛盾。比如，在工人阶级这一利益群体中，又出现了国有企业工人群体、乡镇集体企业工人群体、混合所有制企业工人群体、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工人群

体等，这些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存在着矛盾。由于人民内部利益群体呈现多元化格局，使得群体之间的利益界限分明，群体利益要求明确，群体利益矛盾明朗化。

(二)政治根源。主要表现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部分官员的贪污腐败以及干群关系紧张。党的十六大报告在谈到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时，明确指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强调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先进的制度，也应该建设最先进的政治文明。其中应包括规范、完善的民主政治制度和与之相配套的政治运行机制、监督机制，以及确保这种制度和机制理性运转的规范程序。从观念层面来说，先进的政治文明还包括进步的政治思想、政治道德、政治理念(如民主、平等、自由、人权)以及公平、公正、公开的办事原则；与之相对立的，则是不文明的甚至是野蛮、蒙昧的政治观念，如特权思想、等级观念、官本位思想以及人治观念等。此外，民主、高效、廉洁的行政观念也应该是先进的政治文明题中应有之意；与之相对立的则是地方保护、司法腐败等。

先进的政治文明是我们的追求和建设目标，但现实中，我们的政治文明建设不但与先进的政治文明的要求还有相当距离，而且与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的要求

也不相适应。主要表现在：其一，我们的民主政治制度、政治运行机制、监督机制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各项政治制度之间的权力关系，特别是党的领导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间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政治体制中的民主机制不充分，还不能保证政治权力产生和运行的民主性功能得到充分发挥；直接民主制度不完善，上下沟通的渠道不畅。其二，有些人的政治思想、政治道德、思维方式还有许多落后陈旧的东西，少数干部的特权思想、等级观念、官本位思想以及人治观念等还相当严重。以上制度、机制的不健全、不完善以及政治思想观念的陈旧落后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导致诸多消极后果。首先，“权力过分集中”。“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接受监督和制约的观念非常淡薄，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4]正是由于这一弊端，使得家长式人物绵绵不绝，滥用权力的现象相当普遍，也导致不少位高权重的领导人的违法乱纪、贪污腐败、腐化堕落行为不能及早发现查处，引起群众不满。其次，由于“官本位”思想的存在，在一些单位和部门，还存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有的干部把“官位”看作谋权生财之道，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大慷国家之慨编织关系网，大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虚报浮夸、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以及政绩工程，而对普通群众的困难和疾苦漠不关

心。最后，导致被管理者参与管理的渠道不多不畅，参与意识普遍较弱，参与管理的程度十分有限。

这一切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造成了干群关系的紧张，有的本来属于市场主体之间的矛盾也往往转化为与政府之间的矛盾，甚至引发激烈冲突，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了政治稳定，而官僚主义的存在以及上下沟通不畅又为解决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增加了难度，造成了矛盾激化的可能性。

(三)思想文化根源。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思想根源，可以从思想发展即主体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来探讨，而矛盾产生的文化根源，则可以从文化结构的层面加以考察。转型时期我国的文化结构，已由改革开放之前的二元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和传统文化)结构演变成三元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结构，三种文化的异质同构，必然引发相互之间的冲突——主要是社会主义文化和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导致人民内部的思想文化型矛盾。改革开放既大大促进了人民思想的解放，增强了人们的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民主法制精神和创新精神；同时又由于受市场经济利益驱动机制的消极影响，使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等落后思潮沉渣泛起。加之西方一些敌对势力故意在思想文

化上制造混乱，使矛盾更为突出，因为在纷至沓来的各种思潮面前，有些人感到眼花缭乱，是非莫辨，容易产生偏颇、盲从、赶时髦等不良倾向。具体表现为人民内部的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的矛盾，价值观中的“义”、“利”冲突，改革意识与思想僵化的矛盾。此外还存在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矛盾碰撞等等。

(四)心理根源。心理失衡是导致转型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社会心理根源。社会转型也是必然伴随新旧思想文化和体制的交汇、碰撞。在市场经济的强烈冲击下，社会利益多元化格局日益明显，社会个体的价值追求出现了多元化态势。因此社会上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主导价值观与社会个体多元的价值需要之间、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冲突，也成为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思想根源。尤其是利益结构的变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部分群体心理的失衡，引发矛盾冲突。一是“利益相对受损”心理[5]。改革使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事实不容臵疑，每个社会个体都希望能够在此过程中获得更高的收益，然而由于社会成员在知识素质、地位和背景等方面的差异，人们的经济实力、社会地位迅速分化。特别是在目前我国许多方面体制还不健全，漏洞很多的情况下，一些人通过投机倒把、权钱交易等各种不正当的途径迅速积聚大量财富甚至“暴富”时，必然也是

对“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观的一种挑战，很容易打破人们的心理平衡，激化人民内部的矛盾。二是保守与创新的矛盾心理。几千年来我国社会长期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已普遍内化为人的思想观念。可以说在转型时期，古今中外各种思潮、文化观念，都并存于当代中国社会中。落后与先进、守旧与创新、传统与现代等都导致了极其复杂激烈的矛盾冲突，也使社会个体在心理预期与社会现实失衡时，感到价值选择的困难，精神寄托上的无助，行为上的无所适从，进而导致各种人民内部的矛盾。

当然，转型时期我国人民内部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还有一些其它因素的影响，如一些方针、政策上的失误和偏颇，在国际分工和政治格局中的不利的地位，以及西方国家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渗透和推行和平演变的图谋等。因此，对我国转型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既要抓住矛盾的本质根源，又要把握其现实特征，分析人民内部矛盾的各方面关系，立足与现实条件，找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可有对策。

三、社会转型期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应有及可有对策

在有关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文章中，几乎都提到的几点

是：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反腐败斗争；加强民主制度建设；加大宣传力度，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等等。这些对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预防、化解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既由于篇幅所限，又因为对此已有诸多论述，故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谈一谈社会转型期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应有及可有对策。

(一)坚持改革、推进发展，夯实消解人民内部矛盾的经济基础。目前我国人民内部矛盾大量出现的一个根本原因，是现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相适应。人民内部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之所以存在着大量的有些甚至还很突出的矛盾，最根本的就是因为我国经济比较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不能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多方面的需要。因此，通过改革，改变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财富“蛋糕”做大，是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途径。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依靠自己的发展。现阶段，在大量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中，不仅那些物质利益上的矛盾直接根源于国家的相对贫穷，就是许多思想上的矛盾也或多或少地同社会物质财富不够充裕相联系。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正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集中反映，它

在整体上始终影响和制约着后者，是我国社会所有矛盾的总根源。因此，我们只有集中力量搞好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千方百计解决好社会这一主要矛盾，才能使纷繁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得以解决。

但改革本身要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又必然引起一定的震荡，诱发新的矛盾。在这种两难选择面前，要把握这样一个基本原则：既不能因为容易产生或者是害怕引发矛盾使改革止步不前；也不能只顾推进改革，不顾矛盾可能激化的现象。只要改革总体利大于弊，就可以考虑推行，但关键要对利益受损者进行补偿，可以按照市场运作的，由改革的获利者对利益受损者进行补偿，不能按市场规律运作的，则应由政府进行补偿。要把加快改革步伐的紧迫感同科学求实精神很好结合起来，把推行改革与防止矛盾、化解矛盾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改革的推进既积极又稳妥。

(二)提高政府汲取能力，加大公平优先的二次分配力度。通过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把社会财富“蛋糕”做大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要条件，因为社会经济总量增长本身虽然重要，但不能自动解决包括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企业职工下岗失业在内的一系列紧迫的、容易诱发人民内部矛盾的社会问题。如果说可以用

“博弈论”来形容自1979以来人们从改革中的所得与所失的话，那么，可以说，从1979——1993年这段时间，中国的改革基本上是一个“双赢博弈”(win-wingame)，因为几乎所有群体都从改革中获益，其差别仅在于得利的多少不同；但自1994年以来的改革，则在一定程度上说具有“零和博弈”(zero-sumgame)的性质：一些社会群体获益颇多，另有一些群体则第一次成为实际上的“输家”，因为他们的福利水平实际上是下降的(这里面至少可以包括下岗职工、农民以及国有企业职工)。[6]1979年以来，中国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四个[1][2]下一页

字：“放权让利”，其结果，一方面，调动了地方政府及各市场主体的积极性，社会财富总量迅速增加，在初次分配中充分体现了“效率优先”的指导思想；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两个下降”(政府财政收入收占GDP的比重以及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严重限制了政府各方面的能力，包括再分配能力，使二次分配领域的“公平优先”大打折扣。在上述改革的第一阶段，由于是一种“双赢搏弈”，政府面临的再分配的压力还不很明显，但改革的第二阶段，由于相当一批“弱势群体”的出现，要求政府加大二次分配的力度的压力明显增强。但由于政府财政汲取力严重下降，导致“公平优先”的二次分配很难有大的作为，这一

阶段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根据官方及学者估计[7]，在中国入世的10-20年时间里，虽然有利于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这为政府提高汲取能力提供了可能)，但如果仅凭市场力量起作用，中国还将面临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压力(提出了政府提高汲取能力的必要)。党的“十六大”也提出，今后20年，我国要进入新的社会变革期，结构变动将会更加剧烈，各种矛盾也可能更加突出，如果处理不好，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甚至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二次分配注重公平，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提高政府汲取能力和转移支付能力，也加大税收征管力度。这不但可以调节过高收入，而且，可以通过加大对弱势群体、弱势行业、弱势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缩小社会贫富差距。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在，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2002年1月起，中国对“所得税分享”进行了改革。改革后的中央将把所得税增长中多分享的收入，全部用于增加对地方，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这说明二次分配的公平原则已经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六大报告也重申：“再分配要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8]

(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关注弱势群体实际困难。早在

1930年代，英国的贝弗里奇爵士就在其扛鼎之作《自由社会中的充分就业》中明确提出：“保护国民免于大规模的失业„„这必须确定无疑地是国家的职能，就像现在国家保护国民免于来自国外的威胁和来自内部的强盗和暴力的威胁一样。”[9]在当代，由于市场的缺失和社会的无力，国家利用手中的权力保护国民免于社会风险更是已经成为国家观念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成为政权合法性和政府权威的依据之一。对资本主义国家是这样，对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并且更应该如此。

我国在有关社会保障政策、法规的贯彻落实方面已取得明显成效，扶贫帮困工作也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作体系，并制订了统一标准，但要真正转变“弱势群体”的困难局面，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不断强化和完善。如有的困难户上不了帮困线，有的困难对象实际并不困难，却能接到发放的救助“绿卡”；对于确实困难的家庭，帮困的钱往往又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一些社会“弱势群体”要饭吃、要工作的呼声强烈，信访不断。未来几年，应进一步健全、统一社会保障体系，规范、细化救助标准，确保社会救助对象生活安定，建设好社会稳定的“托底工程”，避免困难群众因生活无着造成新的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

弱势群体虽然在市场竞争中、政治表达上、法律保护上是弱者，但同时又是道义上的优先者、选举中的多数者、变革时的热心者，是重要的社会力量和资源。这就要求在政策设计时，要避免弱势群体因缺乏保护所造成的重大消极影响，尽最大可能地创造适合于他们的工作岗位，为他们提供最基本的居住、生活、医疗条件，给予他们人文关怀。这不仅关涉社会公平、公正的目标和社会稳定的大局，也关系到党的执政基础问题。

(四)建立不良情绪的宣泄机制以及人民内部矛盾的预警防范机制。要对人民内部矛盾发生规律、发展趋势进行前瞻性研究、量化分析，建立起预防、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动态、长效管理机制。对社会各方面反映出来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容易引发矛盾纠纷的热点问题进行前瞻性研究，对可能引发的矛盾纠纷所涉及的内容、范围、程度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将有助于确保人民内部矛盾“调防结合，以防为主”的方针的落实，减少工作中的随意性、被动性、滞后性，改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习惯做法。

建立不良情绪的宣泄机制不但可以直接减少因心理因素而引发的社会矛盾，对其他因素引发的社会矛盾也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应充分发挥司法、信访部门、基层党组织以及群

众团体、人民调解等各种组织的积极作用，使他们成为沟通政府和公民之间的一座重要桥梁。这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公民参政议政的心理欲求，同时又能适时地宣泄掉积累在民间的不满情绪和心理困惑，从而避免脆弱及病态心理伤害社会公众和破坏社会秩序，降低社会管理的成本，改善政府形象，增强公民的社会认同感，促进社会的稳定。上海市杨浦区已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如区妇联在2001年3月8日挂牌成立了“复旦杨浦女性发展咨询中心”，一年多来，该咨询中心已举办培训班、专题讲座8期(次)，受益人已达6千余人次，有效地缓解了大量社会矛盾。

(五)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依法治官”。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并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可靠保障。二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然而，我们政治体制领域的改革却明显地滞后，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并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人民内部矛盾。为此，坚持以改革、发展作为一种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方式，必然需要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同时，体制、制度作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力量对人们的行为起直接的约束和调节作用，因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可以为人民内部矛盾的妥善解决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与改革旧的政治体制在内容上

是密切相联的。因为，在这一问题中，人民群众与领导干部之间的矛盾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如果不坚决、及时地进行改革，势必难以在体制、制度层面上有效地防止和避免领导干部脱离群众，蜕变为人民的统治者。这样，存在于群众中的怨愤与严重不满最终会导致潜在性社会“地震”的总爆发，从而阻碍社会进步。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在具体方式上搞“人治”不行，单纯依靠群众运动的“群治”也收效甚微，最后还必须通过“法治”来实现。同时，几千年来的封建传统给体制改革所带来的沉重历史包袱依然存在，“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势在必行。“法治”作用的主体对象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治官”。即：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运用宪法和法律来监督公仆，防止其滥用权力。因为，不受限制的权力从来就是腐化堕落的温床。通过“依法治官”来克服官僚主义，端正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实现干群关系的和谐发展，有利于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主义的法治化轨道上得到有效预防及合理解决。

【参考文献】

[1]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

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2页。

[3]《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3页。

[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1页。

[5]社会学理论指出，利益被相对剥夺的群体可能对剥夺他们的群体怀有敌视和仇恨心理。当弱势群体将自己的不如意境遇归结为获利群体的剥夺时，社会中就潜伏着冲突的危险，甚至他们的敌视和仇恨也可能扩散。

[6]王绍光：《开放性、分配性冲突和社会保障——中国加入WTO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原载《视界》2001年第3辑看，引自王绍光：《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213-214页。

[7]《不能回避的国情制约》，载《了望》(新闻周刊)，2002年11月11日(第45期)，第24-33页。

[8]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8页。

[9]SirWilliamBeveridge,FullEmploymentinaFreeSociety,(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45),p.25.上一页[1][2]

第四篇：中国大学理念缺失原因分析及对策研究.

中国大学理念缺失原因分析及对策研究(1)

摘 要：面对问题层出不穷的中国大学，本文从现在大学发展背景入手，回顾了西欧中世纪大学理念的发展，和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西方近代大学理念的发展。并对中国历史上大学理念的发展做了逐一的剖析，从中得出治疗现代大学病症的对策，强调了树立正确大学理念的重要性。

关键词：大学理念 分析 对策

新世纪之初，中国社会日益复杂：社会经济处于转型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球化进程加速，社会市场化、城市化进程加快，社会结构分化、消费主义和大众文化兴盛，贫富差距、城乡差距拉大，严重的腐败现象等等，这些都成为影响大学培养目标、教育价值和教育品质的因素。在高等教育凯歌前行、迅速扩张的过程中，校园里弥漫着浮躁、浮夸的风气；教学质量滑坡、文凭贬值；高额学费让贫困生阶层日益壮大；人才流失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大学毕业生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以研究高深学问为旨的大学，弥漫着浓重的官气，工具主义、实用主义主宰大学办学思想，唯上是从，跑“部”前进，一切向“钱”看，充满了大跃进式的豪迈和各种多样的高指标，运行着官、产、学、商各不同的机制；教育腐败、学术腐败屡禁不止，学校终于不再是“净土”，来自学界和社会各界的诘问强烈而尖锐。对于一流大学的建设而言，我们真正的差距何在？大学仅仅是经济建设的发动机、科技进步的孵化器？大学参与社会服务，是否意味着应当成为超阶级的市场和加油站？高等教育是否仅仅成为富人的盛宴？

“穷则思变”，面对这么多顽症，小修小补恐怕不行，我们需要一剂猛药，需要新思维和新思想，需要品质的改善和境界的提升，需要文化的重建和制度的更新。大学理念，形而上为大学精神，形而下为大学制度。如何变，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历史。

一、西方大学理念历史演变考察

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大学，始于中世纪的意大利，其后英国、法国的大学也得到发展。在那个神主宰人的时代里，无论是学生治校的博洛尼亚大学，还是教授治校的巴黎大学，他们都把大学当作一种自由探索学问，把学问教给人的场合。他推崇自治，学校可以不受任何势力的影响而自主搬迁。

随着历史的发展，到了德国洪堡大学的时代，在洪堡的带领下大学做到了以下几个方面统一：大学活动的非政治性与大学建制的国立地位的统一；科学体系的内在完整性和科学对整个文化和社会的批判——启蒙意义的统一；教学和科研的统一。而这被很多人认为是现代大学制度产生的标志。

1923年，雅斯贝斯发表他的《大学的理念》，提出以下主要观点：

大学应该强调大学自主和学术自由，他认为自由是大学之生命的首要原则。自由应该包括学生学习的自由，老师教学和研究的自由。他主张哲学在大学理念中的中心地位，认为“大学的内在精冲是通过每一个研究者及学者所表现出来的哲学活动为标志的”

大学的理念和大学的建制之间的关系：大学的理念需要由相应的建制来保障，他认为“如果这种为实现理想的活动詖取消，那么单凭组织形式是不能挽救大学生命的。”

1852年，英国红衣主教纽曼在他的《大学的理念》中第一次较为完整地叙述下大学的劝能、目标和应该坚持的基本价值。在他看来，大学是探索普遍学问的机构，是传授普遍知识的场所，大学的唯一职能就是教学，就是为社会培养良好成员。为此，大学要为学生提供理想的学习环境，向学生传授普遍完整的知识，同时帮助学生发展智力，探求真理，掌握真理。看来西方国家的大学素有崇尚学术自由、学术自治的传统，他们还希望有一套完整的制度来保障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

二、中国大学理念历史演变考察

中国大学的历史有“百年历史”和“千年历史”之说。我们承认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悠久，资源也很丰富，但本世纪实行的大学制度，却是移植于西方。早在晚清之时，废科举，兴学校，育人才是紧密相连的“三步曲”。至于如何兴学校，康有为和梁启超师徒两个意见一致：“上法三代，旁采泰西”。但在他们一系列的著述中，能看见的却是满纸的“西国学校”如何办理，对“三代之学”只字未提。1941年，清华校长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更是肯定“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由此，我们采用第一种说法，回过头来看看维新变法时期的北大、清华，再想想战火纷飞时期的战时大学。

1919年，从德国留学归来的蔡元培对北京大学进行改革，使北大“挺然特出”、“褒然独立”。杜威如此评价：“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尔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耐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在北京大学的改革中，蔡元培坚持“完全人格”、“诸育和谐”、“教育独立”、“大学自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昌明学术”、“倚重研究”、“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几大原则。坚信大学肩负振兴民族的使用，这激励了北大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认为大学应以学术研究为天职，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实质就是学术自由，这是他大学理念的核心内容。他在北大奠定的学术自由的传统影响深远，远远超出一个北京大学的范围。

清华大学校长无论是梅贻琦还是蒋南翔，都认为大学应该“知类通达、通重于专”。力倡通才教育。这与蔡元培“完全人格”、“诸育和谐”有异曲同下之妙。梅贻琦还认为大学应“端赖大师，教授治校”他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渭也；”这与蔡元培精神相通。他还主张“兼涵并容、学术自由”，这与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完全一致。“学以致用，服务社会”正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鲜明体现。

到了抗战年代，战火纷飞。学校纷纷内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至昆明合三为一，组建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正是以西南联合大学为代表的战时大学培养出了一批精英，支撑了遥遥欲坠的中华民族。西南联大在继承三校兼收并包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大学特点，它在战争期间又与激发起来的民族主义精神相结合，形成两个重要的大学理念：与民族精神相对的是另一个大学理念：即西南联大的学术理念。西南联大的学术理念体现在教师形成了学术独立的精神，这种精神已经熔铸在他们的生命中：自由的意志、独立的思想、忘我的境界、求实的作风是学术独立精神的四种表现。西南联大学术理念的确立。不是个别人的行为，而是西南联大教师和学生群体共同的价值认同。而这些，才造就了一批精英：贺辚曾、陈寅恪、曾昭抡、华罗庚、冯友兰……

参照国外的成功经验，对比过去的辉煌业绩，我们不难发现。大学产生的问题如此多，原因不在于大学经费的短缺，不在于教学硬件的短缺，我们真正短缺的是大学的灵魂，缺少的是正确的大学理念。

三、对重建我国大学理念的思考

1.在学术上崇尚学术自由，将学术自由和学术责任有机统一

对学术自由的认识不能静止和片面的理解，学术自由是一个历史概念，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度，学术自由的内容是不同的，现在如果提倡苏格拉底那种“无限度的自由”显然是错误。学术自由有其合理性，因为学者从事的是对高深学问的研究，对这种学问的探索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为了保证其客观性，“学者的教学活动必须只服从真理的标准”。但学术自由也是有限度的，它只限于高等学校中的学者，享有学术自由的教师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克里特教授在论述学术自由时提出：作为个人的教学自由，当学院的教师按照教学计划和考试规定，按照学生基于学习自由提出的要求来讲课，其所希望的教学内容受到阻止时，学术自由将遭到危害；作为个人的研究自由，当以规划和财政资助的方式来确定研究的目标时，学术自由将遭到危害。在学术评价标准上，切不可用行政性的指标，防止老师为了评“副教授”和“教授”而科研，或者为了“科研”而“科研”，使老师丧失了科研的学术动力。要使老师为了学术上的追求而科研，为了对知识的探索和追求而科研。在老师科研时也应严格遵守一定的学术标准和职业道德，并对其教学内容、科研成果所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承担一定的责任。学术责任与学者的自律有着紧密的联系，与学术自由也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学术自由在激发学者科研灵感、探索勇气的同时也会增强其学术判断力以及学术责任意识。

2.在大学功能认识上崇尚人文主义，力倡通识教育

以人文主义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哲学认为，大学是一种以个人需要而非社会需要为基础的机构，大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在于使人的个性得到自由，和谐的发展，培养作为人的人而不是作为某种工具性存在的人。不仅要发展人的理性，而且要发展人的非理性因素。在教育内容上，人文主义者崇尚学习传统文化遗产，重视古典课程，因为他们认为人性的共同要素和理性的永恒价值标准存在文化遗产之文化遗产之中，文化经典中包含着永恒的真理内容。在教育方法上，人文主义者大部崇尚自然主义教育，注重学生的天性，主张为学生提供适宜的环境，使学生受到熏陶。

大学首要目的在于塑造性格，造就伦理，培养或教化能够感受到真与美的人，能够领略到人之尊严，在有限性上建树的伟大的人。

洪堡说：“教育的真正目的，是自身的各种力量 构成一个最崇高、最和谐的整体”。爱因斯坦也曾说，从大学里走出来的，不应是一个专家，而应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在课程设置上应贯通识教育，应该对人文主义课程给予高度重视。因为大学培养出来的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才，要先人而后才。不要把大学降格为一个人才培训机构，不要只培养工具，只培养听话的螺丝钉。切忌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的在大学校园内的泛滥。

3.教师管理上大胆引进“终身教职制度”

美国“终身教职制度”(Tenuxe)源于1915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的相关声明，它指出：大学是，“学术的实验站”和“知识的储存库”；大学出使命在于探索与传播知识，而大学使命的完成有赖于学术自由的实现；大学教师任职的决定必须建立在“大学教授委员会”评价的基础上；大学管理阶层须就大学教师的终身任职条件做出明确规定。它规定高等教育机构的全部价值在于服务社会以及全体民众的共同利益，这一价值的实现依赖于对真理的不懈追求以及对科学研究成果的自由展示和传播。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终身教职制度”的不断完善，它更多的是对职业安全的一种保障。其对教师；的激励作用越来越明显。据1993年美国教育统计中心对全国90万名中学后教育机构教师实施的凋查表明，终身教职教师在教学、科学研究以及社会服务诸方面的业绩从整体上优于非终身教职教师。在现在看来，它可以发挥更好的激励作用。有了这种制度性的职业安全保障，老师就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之中，在学术的海洋自由畅游而没有后顾之忧。另外，“终身教职制度”也更多是对优秀人才的选拔，其通过科学的7年试用期及各种道德层面的标准，可以筛选到大量优秀的教师。

4.学校管理方面试行校董事会制度，坚持科学的教授治校

高校董事会制渊源于西方。1642年，在英国的哈佛学院成立了由校外名流组成的世界高教史上的第一个高校董事会，它拥有任免校长、筹集资金以及管理学院资产等重要权力。比如美国芝加哥大学，以浸礼教派起家，有三分之二的董事和校长必须是浸礼会成员，但实际上石油大亨洛克菲勒起着决定作用，如此，芝加哥大学就是第一个以企业家为主导的校董会。正是如此，才使得芝加哥大学有了充裕的办学资金，得以聘请一流的专家学者，购买丰富的图书和昂贵的教学仪器，建设操场和校园。尽管洛克菲勒在芝加哥大学校董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他从不干预学校的具体运作，保证大学得以按照自身的规律和理想来发展，给校长和教授足够的空间充分施展才能。

目前我国已有近百所院校建立了董事会或相应组织。其董事会的成员由校方主要领导、政界要员、社会知名人士、著名学者、企业家等构成。其宗旨是加强高校与社会各界的联系，建立高校与社会双向参与、双向服务、双向受益的机制，增强高校主动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活力。大量实践已经证明建立高校董事会有以下作用：(1)为学院筹集资金，解决办学经费不足的问题。(2)有利于加强学院与地方各部门的联系，改善学校原有的封闭状态，调整专业结构，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提高学校的知名度。(3)有利于解决地方经济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有利于横向科研渠道的开拓以及学院美誉度的提高。(4)有利于高校后勤的社会化，并促使高校集中财力搞好教学科研，解决发展中的瓶颈问题。

四、小 结

通过对中外大学理念历史的演变发展，我们在认识上务必要坚持正确的大学理念，以正确的理念来指导我们的大学发展。辅以科学的现代大学制度，真正做到成功地移植西方的制度，更好地继承中国的文化，果真这样，那中国大学出现的种种问题就不愁没有办法解决，而一旦问题解决了，又何愁建设不了真正的大学？在中国这样有着深厚文化的国度，如果建设了真正的大学，就必然是世界一流的，我们哪又用得着向西方世界看齐呢？

第五篇：当代大学生道德缺失问题分析及对策研究

当代大学生道德缺失问题分析

及对策研究

学院名称：电气学院专业班级：电信科学类姓名：罗伟学号：

12021204110206

当代大学生道德缺失问题分析及对策研究

罗伟

（武汉轻工大学，电气学院，电信科学类1202,1204110206)

摘 要:当代大学生出生于改革开放之后,绝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正处于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期,面临着各种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的冲击和碰撞,受此影响,部分大学生道德观念出现混乱,道德行为出现滑坡,道德状况不容乐观。本文对当代大学生的道德素质现状进行分析,查找道德缺失的原因,总结提高大学生道德素质的有效途径。关键词:大学生;道德;缺失;对策

当代青年大学生,是我们党及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接班人和主力军。承担着继往开来、迎接挑战、推动中国走向世界强国之林的历史使命。青年大学生必须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全面提高综合素质。目前我国在校大学生包括研究生、本科生和专科生,约有2500万,是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21世纪中国的面貌,关系到能否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否顺利进行,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实现。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国内局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面临有利条件的同时,也遇到了严峻挑战,当代大学生是在经济全球化、网络环境和市场经济的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其成长的环境必然在其思想意识中打上深深的烙印。当代大学生正处于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期,面临着各种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的冲击和碰撞,受此影响,部分大学生道德观念出现混乱,道德行为出现滑坡,道德状况不容乐观,特别是中国传统道德严重缺失,为大学生思想政治和道德教育带来巨大的挑战。国家要实现伟大复兴,需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道德水平的滞后直接影响国民总体素质和现代化建设水平。因此,培养全面发展的大学生,加强大学生道德教育迫在眉睫。当代青年大学生的道德水平不容乐观,更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相距甚远。

一、当代大学生道德素质现状

第一,功利思想明显,价值取向扭曲。中国加入世贸以来,对大学生寄予厚望并希望他们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尽管如此,一些大学生在思想道德素质中仍存在道德缺失成分。功利思想明显,价值观取向上过于急功

近利,敬业意识薄弱,理想追求淡化;在得到别人资助时心安理得,不思感恩与回报。一些学生过分关注自我价值,把实现较高经济收入和安稳生活视为人生追求的核心,从而造成价值取向扭曲,甚至形成极端的自私人格。在索取与奉献关系上,则一味地强调索取,造成个人贡献与社会索取失去平衡。

第二,缺少社会公德意识,生活行为失范。部分大学生缺乏较强的社会公德意识,而且对日常生活中的细节重视不够,缺少检点。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方面,不少学生对这一体现大学生责任感与文明程度的规范未加重视,甚至行为失范:如在课桌上乱写乱画、逃课、上课迟到早退、在教室里吸烟吃零食、随地吐痰扔垃圾、随意撕毁折叠涂画公共图书、在课堂上打电话、在网上发布不健康消息、在公共场所行为举止不得体等,缺乏社会公德。但是由于他们的辨析力尚弱,自我控制力较差,因此出现了道德观念淡薄、生活行为失范等现象。个人情感问题一直困扰着不少大学生,处理不好恋爱与学业、爱情与性等诸多问题,导致抑郁、敌意等心理症状,造成未婚同居、未婚先孕、为情自杀他杀等诸多问题。

第三,拜金思潮泛滥,贪图安逸享乐。据调查显示,当今大学生的物质消费档次越来越高。而精神消费场所,大学生爱去的场所依次是网吧、KTV、电影院、洗浴中心、酒吧等,总的趋势是对娱乐、休闲活动设施和场所的需求越来越大,对课余丰富多彩的生活的期望也越来越高。大学生高消费带来的消极后果是相当严重和不容忽视的。这既增加了家庭的经济负担,滋长了校园的奢侈风,又使得拜金思潮泛滥,对当今大学生良好思想品德的形成以及身心健康都极为不利。而对提倡节约一滴水,一度电,一粒粮嗤之以“小农意识”;在学习方面,贪图安逸,缺乏积极进取向上精神,声称“分不在高,及格就行,学不在深,作弊则灵”的所谓“治学原则”;在爱护保护他人成果方面,表现出道义上的缺失,随意破坏、剽窃事情时有发生。

二、导致大学生道德缺失的因素分析

第一,家长过分溺爱所至。八十年代后期出生的独生子女已开始进入大学,由于独生子女在家庭中的特殊地位,往往受到过分溺爱。父母对子女的爱护与日俱增,对子女的各种投资有增无减。但他们过多的关注智力开发,忽视了对子女道德品质和行为等方面的养成教育,让孩子利用假期、双休日参加各种补习班,剥夺了子女参加适度劳动、加入大自然、参与实践、关心社会与他人的权利和机会。这样许多父母忽视了青少年的全面发展,尤其忽视了青少年心理健康和思想道德的发展,这种教育上的片面性无疑给处在养成教育关键时期的青少年传递了一种错误理念:成绩就是一切,其他皆无所谓。再者,不少父母追求生活享受,自身行为不检点,不能给青少年树立良好的榜样。

第二,学校德育教育的缺陷。目前各类学校正在推行素质教育,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我们也发现,传统的“应试教育”、“唯分论”的思想,在学校教育中仍然根深蒂固,重智育而轻德育、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现象依然明显存在。同时,一些学校的德育工作依然停留于传统的说教方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老师们一直孜孜不倦的向学生们灌输“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等基本道德规范。这些四字的道德规范对孩子们来说无疑是大话、空话,在孩子们的心中激不起一点波澜,甚至引起学生的反感和抵触情绪。对于自己完全无法理解的文字,他们又如何将其付之行动呢?因此,传统的应试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德育的效果。

第三,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市场经济体制激发了人们主体意识的生成,同时诱发了个人主义倾向;市场经济所有制形式的多元化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利益群体的多样化必然导致思想道德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市场经济的效益原则增强了效益观念和求实精神,同时诱发了拜金主义和重利轻义思想。目前,一些领域唯利是图、金钱至上、功利主义等腐朽丑恶的现象有所蔓延,并很快成为一些人衡量价值的标准,而社会又未能适时确立更完善的价值标准,导致部分大学生注重实惠的目标和追求,过于关注自身生存状况和发展条件而削弱了对崇高精神的追求。一些成年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滋长,以及少数领导干部以权谋私等消极腐败现象的屡禁不止,给涉世未深的大学生带来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第四,大学生道德观念淡薄。由于大学生的辨析力尚弱,自我控制力较差,面对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不道德、不文明的现象,不能自觉地去身体力行那些良好的道德规范,因此出现了道德观念淡薄、生活行为失范等现象。部分大学生诚信意识和法律意识淡薄,论文抄袭、考试违纪舞弊已不再是个别现象;对做“枪手”、助学贷款欠款不还等行为,也并不觉为耻。

个人情感问题一直困扰着不少大学生,处理不好恋爱与学业、爱情与性等诸多问题,导致抑郁、敌意等心理症状,造成未婚合住、未婚先孕、为情自杀他杀等诸多问题。因此提高大学生文

明水准,重视大学生思想教育,培养大学生道德品质已势在必行。

三、提高大学生道德素质水平的有效途径

第一,坚持用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大学生做品德高尚的人。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其中包括哲学、教育、史学、经济、文学、艺术、宗教、科技等主要内容,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流传跨越时空,亘古至今,具有超越历史阶段的绵延特性。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俨然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是中华民族勤劳和智慧的结晶。现如今青年大学生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在社会上是高层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是我们社会的精英,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兴旺都离不开大学生的努力与拼搏。众所周知,道德是人才素质的灵魂。在今天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道德思想在青年大学生成长成才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大学生应当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以理想信念为核心,以爱国主义为重点,以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和遵纪守法观念为基础,以全面发展为目标,自觉接受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促进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协调发展。坚持用中华民族的传统教育引导当代大学生增强其民族的危机感、使命感和责任感,从而锻炼出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需要的自尊、自信、自强精神,是我们德育工作者的责任。

第二,加强公德教育,培养大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培养大学生的道德情操主要包括培养其政治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法制观等内容。当代大学生具有一定的社会公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的主流是积极向上的,他们渴望成才,准备献身事业,报效祖国,积极思考国家的命运和自己的社会角色,其危机感和使命感明显增强。多数青年学生都能认同遵守公共秩序,讲究公共卫生,尊重他人,乐于助人等公德意识。但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一些大学生在各种消极因素的影响和冲击下,产生了道德和观念上的错位和倾斜,使得大学生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然而在上述公德意识行为的体现上,大学生的公德意识水平却表现的偏低。在大学的校园里,我们经常看到许多不文明现象的存在。虽然这些不文明行为仅是一部分人所为,但是却在校园精神文明建设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鉴于此,加强大学生的公德教育,培养大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就成为当前德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首先要提高认识。如果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连最基础的社会公德要求的文明行为都做不到,那将是教育的悲衰。高校已经意识到,公德教育的贯彻实施直接影响到能否培养出全面合格的人才。许多国家对学生的价值观及德育教育都非常重视:日本人以良好的道德素质,让世人看到了道德教育的成效。英国教育部颁发的道德教育大纲中人才的素质又是衡量国家综合国力的标志之一。该大纲明确规定:学校必须向学生传授道德观、价值观、培养学生诚实、信用、尊重别人权利、爱惜他人财物的良好品质。日本也以其良好的国人素质,让世人看到了道德教育之成效。知识经济条件下的教育,不仅要使学生有知识,会做事,更重要是会做人。因此,我们必须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把大学生的基础文明建设和社会公德教育作为高校精神文明建设和德育教育的切入点,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加大投入,并坚持不懈地抓下去。其次是注重学生的养成教育。在校园的日常管理中,校方要重视环境对育人成才的影响,在大力加强养成教育的同时,切实加强管理。巩固好的文明行为,在文明行为基础上加强教育管理,特别是加强“养成”教育。教育是为了提高大学生的自觉性,而管理则是使这种自觉性形成习惯,使各项管理制度和措施得到贯彻落实。只有形成好的文明习惯,才能形成好的社会公德。养成教育应该以社会礼仪常规教育为起点,使大学生懂得和遵守最基本的公共道德。公德教育不仅仅只是唤醒大学生的公德意识,而是对大学生的日常行为进行规范教育。加强学生的养成教育一方面要依靠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另一方面要有相应的管理措施作保证。教育与管理相结合,是养成教育的一项基本原则。只有思想教育而无具体措施,容易造成学生懂得应该怎样做,在行动上却又往往不去做;只有管理措施而不强调养成教育,就不能形成自觉的文明行为,学生虽然知道必须这样做,但在内心里并不自愿,甚至往往形成抵触、逆反心里,只有把养成教育和管理结合起来,才能形成自觉的文明风尚和文明习惯。养成教育的形成是学生做人最基本的条件,决定着大学生能否以一个文明人的姿态步入社会。

再次是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让大学生在良好的文化氛围中接受教育。校园文化是学校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大学生树立和弘扬社会注意荣辱观具有重要作用。要以建设优良的校风、教风、学风为核心,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校园文化传统,加强校园景点建设,优化、美化校园文化环境,开展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活动,推动形成厚重的校园文化积淀和清新的校园文化风尚,使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接受现金文化的熏陶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文明风尚的感染,在良好的校园人文、自然环境中陶冶情操,促进当代青年大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

第三,提高教师素质是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教育的关键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坚持教育创新,深化教学改革,优化教育结构,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教师素质和水平,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高等院校要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关于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精神,提高教师素质在素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教育又成为素质教育的根本。邓小平说过:“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素质教育的直接实施者。要教育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素质,教师素质是关键。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教育实践证明:教师只有给学生树立起一个德才兼备的做人样板,才会发挥潜移默化的育人作用,才会吸引他们自觉地去接受影响。教师不仅要献身教育,而且必须正确、自觉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对学生实施全面的素质教育。此外,渗透教育也能为塑造新一代青年的健全人格发挥作用。因此,加强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教育,全面提高教师道德素质,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在改革学校道德教育的内容与形式的同时,积极引导青年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加强大学生道德信仰教育、道德规范教育、道德实践教育,切实调动家庭、学校和其他社会组织参与大学生道德素质的教育,作为教育工作者,应在市场经济体系下为培养青年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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