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本土化定位的理性思考（最终定稿）

第一篇：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本土化定位的理性思考

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本土化定位的理性选择

李 欧 樊金娥 樊少波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吉林 长春 130022；长春工业大学，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本文关注当代社会对社会工作实践发展提出的现实挑战，从对内地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现状反思的立场出发，明确提出了“制约内地高校社会工作学科专业教育发展的瓶颈是本土化定位理性选择的严重缺失”和“坚持特色化发展应是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本土化定位的理性选择”等观点。主张通过反向思维及多维视角积极进行学理思考与实践研究，主张通过“全程开放式培育”的方式来实现内地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整体能力的提升。关键词：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本土化定位；理性选择；特色化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8-7508（2005）01-0040-05社会工作的理念和实践源于西方。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由于社会结构转型带来的一些社会群体不断被边缘化等现实问题，更是对社会工作实践提出了新的挑战。短短的几年，内地高校由2000年的27所发展到2004年的150多所，自觉选择设置了社会工作专业。这是高校对社会发展和市场需求所进行的积极回应。那么，内地高校在做出这种积极回应后，能否继续走好下一步，能否从理性高度对各自专业教育进行自觉定位，能否在进入市场竞争中找寻自身的科学定位，这是各所高校都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更是制约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能否实现有序发展的关键所在。本文从“当代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本土化定位应当从学理视角进行反思”的立场出发，提出“坚持特色化人才培育理念和发展路径，是内地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实现本土化定位的理性选择”这一观点。对此我们希望与大家共同研讨。

一、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理性反思：本土化定位的严重缺失

从全国高校看，应当说尽管近年来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发展势头很猛，但究竟有多少学校在专业申报的同时，就对本校的专业定位进行了“理性预案”、即在何种理性自觉层面上进行了自觉设计。我们的感受是，当初在申报专业时，的确是从办学理念上考虑了三个问题：一是与国际前沿学科接轨，二是与未来社会市场发展需求接轨，三是与学校办学层次接轨。因此，我校社会工作本科专业与社会学硕士点（分别于1999年与2000年获得批准）是同时申报成功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我校社会工作本科专业建设一开始就纳入到了理性自觉思考的层面。然而在专业教育的本土定位上，却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徘徊选择。回首反思，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没有超越传统思维理念和思维方式的限制，没有从理论反思层面对社会工作学科专业定位进行学理追问。在本质上讲，这就是社会工作学科专业教育本土化定位上理性缺失的实际表现。据不完全了解，内地高校存在这种状况并不少见。如果不能尽快解决，必将成为制约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瓶颈。

如何尽快摆脱这一困境？我们的立场是：必须转换原有的思维理念与思维定势，从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与主体自身关系的视角进行反思，超越追问应是什么的“纯客观“立场，反身向主体自身追问：我们自己能为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发展做些什么。即坚持思考问题视角转换的原则，着手反方向研究的思维方向：通过发掘过去而弄清“熟悉”，从否定路径对本土化涵义进行学理解读，实现从思维理念到思维方式的根本转换。即从追问其是什么向追问不是什么的立场，对本土特色定位问题进行理性视角转换的解读。具体思维路径是：从找寻内地各高校现有社会工作专业之间相互关系切入，用比较的方法进行梳理，从否定的路径对学校自身的专业教育定位进行理性追问；一方面通过了解其他高校取他人之长，一方面从中找寻出自身的实际能力，自觉打造本专业教育的特色，最大限度地发展自身优势。可见，解决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发展，仅仅有感性专业热情远远不够，必须从理性思维层面进行反思，必须

从根本上解决办学理念和办学思维方式的转换，必须对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本土化问题做出具有特色的现实的回应。这是解决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本土化定位的科学前提。

二、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本土定位的理性选择：个性化、特色化的培养目标

何谓本土化？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会长王思斌教授曾经说过：“在甚至是那些最早的社会工作教育者还没有充分的社会工作知识之时，谈论本土社会工作研究是一种冒险，当然它也是每一个投身社会工作教育者的志向。”同时，“社会工作研究既包括教学研究也包括为发展知识或学术而进行的研究。对于后者来说，它既包括对引进的社会工作的审视和分析，又包括对本土经验的研究。前者属于社会工作的本土化研究，后者则属于本土社会工作研究。”①由此可知，关于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本土特色的定位，既要求理论层面的充分准备，更要求人们通过理论反思和实践探索的过程，提升对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本土定位的理性选择能力。

几年来，我们通过亲身参加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和学科建设的实践，认识到：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本土化的定位，本质上是要求学校办学在坚持基本规则基础上，做到坚持从国家、社会、地区的现实出发，不断使自身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育路径、目标实现特色化的发展，即实现人才培育目标上个性化发展的问题。因为，在多元的社会需求环境面前，无论哪类学校，都必须把抢占人才市场份额、提升人才与市场进行对接能力作为生存基础。这是社会工作专业在市场多元选择过程中保持持续优化发展的动力，理应成为思考专业人才培养本土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著名的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说过：“在社会科学中，占据科学领域核心地位的视角是不断调整的。”②因为“规则和资源必须既被视为社会生活得以作为连续不断的活动得以生成和再生成的中介，同时又必须将它们视为这种活动生成和再生成的产物”③。今天，当我们从学理视角解读高校社会工作学科专业教育定位问题时，可以理解为是如何把握本土化与规范化关系的问题。从规范化视角看，我们认为，尽管各国间因文化传统、历史积淀、制度架构等原因存在着众多差异，但普及性的专业使命和人才培养共性目标却是超越文化、超越民族性的，始终导引着社会工作专业本科教育的发展方向。这一点在北美和其他西方国家高校中已经得到体现，他们认为本科专业教育是以培育服务于社会困难群体的前线社会工作者为重心，强调对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价值观和专业使命教育。这种直接以服务于社会困难群体作为人才培育目标的专业定位，既表达出该专业教育有别于其他相关专业教育，更体现了本专业的学科理念、目标界定及规则，即社会工作学科专业教育自身的规范化要求。由此可见，无论何种层面的学校，都必须依据上述人才培育的基本要求，才能符合社会工作学科专业的教育目标。这一理念已成为内地高校社会工作者的共识。

但是，任何共性都是通过个性表达自身存在的，只有在个性化存在中才能使共性的规范化要求成为现实。如果把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规则纳入到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解决内地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本土化问题，现实中必然要面对两个关系：社会工作学科专业教育规范化如何转化并实现其本土化；社会工作学科专业教育实践如何将内地化与国际专业规范化相接轨。即要在两个层面上进行反思：一是认识到内地国情的社会环境与西方国家差异很大，这是不争的事实。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受到经济能力和物质条件的限制，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整体水平较低，从根本上决定了我国政府目前迫切需要解决人们的物质生存保障问题，急需大量能够将政府福利政策尽快转化实施社会管理的基层实践型人才。二是要清醒地了解到我国内地高校作为“游戏规则”实施的主体承担者，因时间过短，还来不及对“游戏规则”经过消化和进行理性反思，就要对这种规则和现实社会的需求做出快速回应，其后果是会导致办学理念和人才目标定位存在严重缺失。而且社会公众、特别是未来的专业社会工

作者资源群体，更是容易受到传统“惯习”思维方式的影响，把接受高等教育的目标选择定位在远离基层实践层面方向，其结果极易与社会实际需求错位，形成教育资源无奈的浪费由此可知，内地高校、特别是地方高校社会工作学科专业教育本土特色定位问题，在坚持与国际接轨的同时，更为突出的问题是：如何与我国社会发展实际进行对接，培育出能够自觉地回应社会、服务社会的专业社会工作人才，即具有鲜明个性特色、本土化实践型目标定位的专业人才。这就要求不同学校，应当根据自身的办学优势，尽快对社会市场的需求进行目标选择、调整与定位。香港理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大学均设置了社会工作专业，在人才培养层面上各具特色。可见，不断坚持研究与发挥自身优势，实现人才培育目标个性化和特色化，是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发展的内在生命力，是内地各高校实现专业教育本土化发展的理性选择。因此，内地100多所设置社会工作专业的高校，总体布局上是应该分层次、各有侧重的。只有将规范化要求具体转化为本土特色化的人才培养目标，才能从根本上牢牢占有各自的市场份额，才能最终实现生存发展环境的优化。当不同学校的人才培养各自具备了个性 “亮点”时，自然是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与社会整体相互融合蓬勃发展的时期。坚持人才目标定位的个性化，是内地高校在实践中必须自觉贯彻的科学原则。这一原则能否落到实处，必然要通过具体的学科办学基本理念、专业课程知识体系的建构、实践能力的培育路径，即实现人才整体素质的提升才能实现。

三、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反思：坚持“动态开放式教育”的实践路径

实现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可持续的发展，我们的反思是：在了解市场需求和学科专业发展过程中，更要从动态视角去贯彻个性化特色化的人才目标，更要坚持“动态开放式教育”的实践培养路径。何谓“动态开放式教育”？我们认为：坚持做到在人才培育过程中，用多元化、多视角的学科理念培育学生理解与参与实践活动的整体能力，实现教学理念、教学目标、教学方法、教学路径、教学手段的全程开放。这是因为学习的问题关键在于思考，在于知识的整合，在于反思实际选择与应用能力的提高。所以，能否在面对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现实面前，不断地坚持提升学生的反思实际能力目标，不断地将这一目标坚定地贯彻在各个培育环节过程中，不断地坚持“动态开放式教育”的实践路径，这是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进行人才培养的根本切入点。我们的做法是：

第一，应将“以人为本”的学科理念坚持贯彻到人才培育的全过程。

坚持“以人为本”的学科理念应当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以社会工作专业学生为主体对象。“以人为本”就是要恢复、确立、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人才培养目标的界定、课程体系的建构、教学内容的安排、教学方法手段的选择、实践内容的设计等，都应从学生的实际出发，以奠定专业理论知识、掌握专业方法技能、凸显实践能力、实现整体素质全面发展为逻辑起点，以有利于学生适应社会需求为培养取向，以坚持学科专业建设为实现学生自身发展服务的目标。二是以社会工作服务的接受者特别是困难群体为对象。“以人为本”就是以社会公众特别是困难群体为本，要强化以利他主义为核心的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念的导引，培养学生关注社会困难群体、以帮助困难群体走出困境、维护社会安定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通过系统培育学生为社会公众特别是为困难群体提供人文关怀、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和技能，使社会工作学科专业人才能够更好地回应社会发展需求。这一点，香港高校为我们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特别是香港理工大学在专业人才实际培养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社会服务指南，始终以学生为中心把学生的利益放在首位的专业教育理念和价值取向，为内地高校在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提供了需要进行认真反思的培养模式。针对学生的个性需求，对社会的声音做出回应，将学生学习专业的内在动力、社会困难群体的多元性与发展性进行通盘考虑，坚持“动态开放式教育”的实践路径，这是将社会工作学科专业教育理念落到实处的原则问

题。

第二，应将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反思实际能力提升作为人才培育的切入点。

这是因为，衡量任何一个专业教育的水准，其可持续发展性质最终都是要通过学生自身发现问题、认识问题、把握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来体现。“社区领袖”本质上是社会群体与政府共同意愿的表达，又是个人与社区关系整体利益的意思表示，即具有在关注社会、关爱他人的专业理念和社会责任感的同时，更要具有发现、认识、把握与解决问题的综合素质和反思实际能力。反思实际能力提升理应成为社会工作学科专业人才培育的基本理念与切入点。香港理工大学的成功经验是：将对学生的反思实际能力培育上升到学科高度的理念，“始终坚持‘从反思能力培养出发，强调在实践中学习、掌握理论’的培育原则，在教学方法上坚决地贯彻‘问题教学法’，通过对实际问题的分析反思，引导学生从多学科、多视角进行理解、把握，使知识综合化、立体化、方法化，将理论内化为学生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这种探究式教学方法在有效提升学生反思实际能力方面，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并且发挥出了难以估量的积极效果。这的确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成功经验，对于内地高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有着重要指导作用。”④

第三，努力建构培育和提升学生反思实际思维能力的科学教育体系。

在课程体系建设上，我校从培养学生反思思维方式和反思实际思维能力提升的视角出发，紧密结合我国社会转型期所引发的社会问题进行积极反思，将我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育个性化的目标定位进一步优化，初步建构起一个主要由专业核心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方法课程和实践课程4个模块组成的、具有本土特色的学科专业教育课程体系，既有教育部和社会工作教育协会规定的核心课程，体现了社会工作学科专业教育的共性；又开设了适应“社区领袖”群体、社会工作学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需求的具有本土化特色的个性化课程。在人才培育过程中，我校从不断提升学生认识与解决实际问题现实能力的视角出发，注重与实际工作部门建立伙伴关系。一是，鼓励社会工作专业教师到民政等部门或相关社会团体承担专兼职的社会工作，紧密结合社会实际开展科研课题研究工作，不断丰富教师自身的社会工作经验和实际技能。二是，选聘有较高学历、良好表达能力、经验丰富的社会实际工作者，担任兼职教师和实习指导教师，向师生传授实际社会工作经验和方法。三是，主动导引教师与实际工作部门展开合作研究，使学科建设、学术研究与专业研究成果更具针对性和应用性，发挥出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参与并回应社会的积极功能；导引专业教师结合社会需求、配合实际工作部门开展相关专业教育培训，实现相互借鉴、相互支持和共同提高。

在人才培育的实践路径上，我校从全方位、多视域提升学生综合素质能力的视角出发，建立了各种社会实践基地，鼓励学生通过各种方式提升专业能力。一是，为强化社会工作学生的专业价值理念和社会责任感，不断提升他们参与社会实践工作的能力，在长春市、洮南市、白城市建立5个不同类型不同层面的社会工作专业实践基地。二是，积极组织引导学生参与策划各类课外社会实践活动，成立长春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慈善志愿者团、走访慰问困难群体、配合长春市朝阳区民政局对城市“低保户”进行入户调查，撰写调查报告。三是，组织学生参加东北地区和吉林省社会学会的学术报告与研讨会，指导专业学生策划并主持召开了“长春市6所高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学科学术研讨会”，取得较大社会影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校还将学生的专业素质能力提高与国家职业资格考试紧密挂钩。2003年以来，已有39人分别通过了国家劳动部职业技术鉴定中心颁发的国家职业资格考试，22人获得物业管理员、17人获得人力资源管理员的职业资格证书，为他们顺利地走向实践、回应社会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时代选择：从感性层面向实践的理性反思层面跃升

应当指出，内地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一旦选择了个性化的本土特色定位，就为从感性层面向实践的理性反思层面跃升提供了内在的理性品质力量。这是一条不归路。因为，从发展趋势看，我国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正处于形成和未定形时期，学理界称之为“由边缘地位向主流过渡的过程”，这一过程的特定涵义恰恰体现了其不成熟性。正是这种不成熟性，为当代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发展及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生长空间。这是千载难逢的学科发展机遇期。但是，当代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发展生长需要拉动，学科发展机遇期仅仅是提供了一种可能，支撑的动力应是更多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由此可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作为“社工理念”的传播者和教育者，是科学思维的领悟者和导引者，是社会工作事业发展建设的现实人力资源。发展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培养具有反思实际能力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

不难看出，尽快地培育出具有中国本土文化底蕴、具有深度反思实际研究能力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是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实现科学回归的时代选择。尽管别人有着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但我们并不能全盘接收，毕竟那是他们在特定的时间、地点、环境、文化理念、民族传统和人文特色的背景下做出的选择。且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作为回应社会实践问题的特殊群体，势必要面对更复杂、更具体的问题，本质上不仅不排除反思实际能力的素质要求，而且更需要具备对问题进行深度研究思考和整体把握反思的综合能力。可见，当代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能否实现本土特色定位的发展，并不是一个简单行为，是一个对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做出理性选择的问题。从理论视角反思，本质上是一个从感性层面向实践的理性反思层面跃升的问题。

我们的期望是通过各种形式不断地与各位专家学者的交流，通过不断地对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进行深度的学科反思，通过不断地对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进行理性研究，通过不断地对本土社会工作进行实践探索，以实现与社会工作学科研究、与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同步成长，并以我们每一个人的点滴贡献，来成就中国社会工作学科专业教育的美好未来。这正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愿望。

注释：

［1］古学斌、阮曾媛琪.本土中国社会工作的研究、实践与反思(序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1月,第4页.［2］［英］安东尼·吉登斯.为社会学辩护［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64页.［3］［英］安东尼·吉登斯.为社会学辩护［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64页.［4］樊金娥.社会工作学科专业教育的理性透视［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19-21.参考文献：

［1］古学斌、阮曾媛琪.本土中国社会工作的研究、实践与反思［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2］［英］安东尼·吉登斯.为社会学辩护［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3］［法］艾德加·莫兰.社会学思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4］ 樊金娥、李欧、陈晓敏.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本土化的理性反思与实践［J］.社会工作,2004(7):13-17.［5］ 樊金娥.香港考察回来话“ 社工" ［J］.中华教育周刊，2003（1）：65-67.

第二篇：社会工作管理的本土化经验

社会工作管理的本土化经验——杭州“上城模

式”研究

童志锋

2012-9-29 16:47:39 来源：《社会福利》，2012年第6期

[摘要]社会工作本土化是创新社会工作管理的必由之路。杭州市上城区是国内最早推进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试点地区之一，通过创新社会工作的组织架构、制度与机制，推动了社会工作体制变革。上城区社会工作本土化实践经验实质是实现了政府与社会协同治理，是在特定文化与制度下发展出来的具有本土性、地方性社会工作模式。

[关键词]社会管理 社会工作本土化 杭州 上城模式

2011年2月，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最大限度的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提高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如何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关键在于转变政府职能，构建服务型政府。这就需要一支庞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加快推动社会工作本土化进程，对创新社会管理，提升公共服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社会工作本土化：创新社会工作管理的必然选择

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教授曾对中国社会学本土化有过经典论述，“社会学本土化是一种使用外来社会学的合理成分与本土社会的实际相结合，增进社会学对本土社会的应用，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学术活动和学学术取向”[1](P333)。同样，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是指外来社会工作的合理的理念、制度和方法与本土社会的实践相结合，形成适合于本土文化社会工作模式的过程。

（一）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当代特征

1978年之后，在社会工作教育制度化过程中，外来社会工作的理念、方法等才逐渐被引入我国。在社会工作实践中，我国也发展出来一套本土性社会工作。所谓本土性社会工作是指“对某种助人模式（包括理念、过程和方法）的判断和认定，即指那些土生土长的、发挥着有效的助人功能的制度化的行动过程”[2]。在目前阶段，我们讨论社会工作本土化，重点在于如何把专业社会工作与职业化社会工作应用于中国实践。社会工作本土化要把握下面几个原则，“立足现实，提炼现实；开发传统，超越传统；借鉴国外，跳出国外”（郑杭生语）。

1.社会工作本土化要“立足现实，提炼现实”。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工作发展，都必须结合自身的实际，走自己的路。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要立足于1949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独特的社会工作模式。对于1949年以来中国本土性社会工作的经验，王思斌教授曾用“行政性非专业化的社会工作”进行概括，所谓行政性，主要是指由政府负责和推行福利性、服务性、公益性的活动并提供诸如生活必需品、就业机会等资源，强调的是政府负责社会服务。所谓非专业化包括了两层含义，一是指以往的社会工作者并不是一种专业的职业，二是指从事实际社会工作者的人大多没有受过专业的、系统的社会工作的专门训练。实际社会工作者缺乏专业社会工作的知识背景。[3]社会工作本土化必须要立足于我国长期以来形成是社会工作实践模式，即“行政性非专业化社会工作”。如果抛开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本土性社会工作实践理论与实践，而简单的移植外来社会工作模式，是不切实际的。

立足现实，更是要立足目前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践，要从具体的社会工作实践实务中提炼适合于本土的社会工作发展路径。由于中国各个区域之间的经济、文化等差异较大，因此，在各个不同的区域其社会工作的发展路径与模式也必然会有所差异，社会工作本土化就是在尊重各地文化制度差异的前提下，提炼适合于本土的、地方性的社会工作发展模式。

2.社会工作本土化要“开发传统，超越传统”。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社会工作的思想极为丰富。孔子讲“仁者爱人”（《颜渊》），孟子讲“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离娄下》），孟子希望在社会上形成“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的良好风气。现代社会工作“以人为本，助人自助”与孔孟的思想一脉相承。对待传统的社会工作思想，一方面，我们要进行开发，吸取其精华；另一方面，我们要有所超越，为其赋予现代的含义。郑杭生教授称之为“现代的成长与传统的被发明”，即可也通过重构（对传统进行某种改造）和新构（对传统进行重新构建）来实现“传统的被发明”[4]。通过“传统的被发明”，实现基于传统，又超越传统，为传统思想赋予现代解释。开发传统，超越传统，有利于实现社会工作本土化，推进社会工作管理创新。

3.社会工作本土化要“借鉴国外，跳出国外”。西方社会工作在专业化与职业化方面经历了上百年的发展，积累了大量丰富的实践经验。很多的经验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借鉴的。比如西方社会工作者长期奉行的指导其实践的专业价值观，主要包括公平正义、自我决定、知情同意、真诚、自我实现等。社会工作的三大工作方法：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三大方法的操作方式各有不同，但又紧密联系，是西方社会工作者实践经验的总结。社会工作者要善于运用这些理念与方法，创新社会工作模式。但对西方社会工作模式，也不能照搬照抄，毕竟西方社会工作模式是基于西方现实的背景下的提炼，中国的文化制度背景与西方有较大的差异，因此，在学习借鉴的时候切忌囫囵吞枣，盲目运用，而要认真领会其基本精神与方法，把合理的成分导入到本土的社会工作实践中。一方面，要借鉴国外，另一方面，必须跳出国外，去开发适合本土的地方性的，适合自身传统与背景的社会工作模式，去推进社会工作体制创新。

从西方社会工作发展来看，专业化与职业化是无法回避的路径。这也是当前中国社会工作较为薄弱的方面。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同样需要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与职业化，尤其是在当前，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专业化还处于起步阶段，我们更要在这两个方面大力探索。但是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与专业化不是西方社会工作的中国版，而是立足于中国现实、传统，吸收西方社会工作合理成分的选择。

（二）推进社会工作本土化，创新社会工作管理体制

社会管理体制变革，贵在激发社会活力，实现从单一政府管理向政府与社会协同管理的转变。政府亟需转变职能，培育社会并将公共事务交由社会自行管理。社会工作作为组织开展现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有效制度和实现手段，对促进社会管理体制的变革与创新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5]社会工作管理体制创新要通过推进社会工作本土化进程，形成一支具有中国特色本土化、专业化，职业化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社会工作管理体制创新要遵循“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原则，立足中国当前的社会现状，以政府为主导，以社区建设为依托，探索推进政府与社区协同管理的社会工作模式。

二、社会工作管理的杭州“上城经验”

早在1949年10月23日，杭州市上城区上羊市街社区就成立了新中国第一个社区居委会，成为新中国城市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发生、发源地。60年来，上城区发扬“追求卓越、品质至上”的上城精神，在社区工作方面不断创新、屡引潮流，一直走在时代的前列，扮演着社区建设先行者的角色。尤其是2007年上城区成为全国首批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单位之后，上城社会工作年年都有新创新，成为杭州、浙江社会工作的标杆。上城区社会工作之所以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主要源于上城区社会工作组织、制度和机制的创新。

（一）创新组织架构，推进社会工作体制变革

构建一个高效的领导机制，是推进社会工作体制变革的基础。上城区通过创新区级社会工作领导体制、创新社区社会工作管理体制、健全社会工作行业组织管理体制等方面，进一步推进了社会工作发展。

1.成立区社会工作领导机构，推进社会工作整体发展

推动政府职能转变，首要在于组织保障。在推进社会工作发展进程中，诸多城市在进行探索与创新。如2007年12月2日，北京市社会工作委员会、北京市社会建设办公室成立。这是全国第一家以社会建设和社会工作为主要职责的政府机构。2008年10月16日，嘉兴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成立。上城区的做法不同于北京和同省的嘉兴市，而是根据自己的实际在区级层面上成立了协调性社会工作领导机构。2007年9月，区委、区政府发文成立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领导小组，由区委副书记任组长，常务副区长、区人大副主任、区政协副主席任副组长，区委组织部、区委人才办、区民政局、区人事局、区财政局等部门及街道主要负责人为领导小组成员，切实加强对社会工作人才建设各项工作的领导和组织协调，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具体的日常事务。同时，在区民政局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科增设社会工作科，配备负责人和工作人员。领导小组定期召开相关部门、街道、社区和社会组织等各个层面的会议，解决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中的难点问题。

2．建立社区公共服务工作站，创新社区社会工作管理体制

社区社会工作是目前县（市、区）社会工作的核心，上城区通过探索在社区中建立社区公共服务工作站，承接公共服务与社会工作职能，创新了社区社会工作管理体制。2008年11月，杭州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和谐社区建设的若干意见》文件，对创建社区管理新体制作出了部署。《意见》要求“探索建立社区公共服务工作站、承当社区公共服务职能，形成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社区公共服务工作站‘三位一体’、交叉任职、合署办公的社区管理新体制。”其中，对交叉任职作了这样的规定：“社区公共服务工作站站长由社区党组织书记兼任，副站长由社区党组织副书记或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兼任，书记、主任‘一肩挑’的社区，副站长由社区党组织副书记或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兼任。”有学者指出，“社区管理新体制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理顺社区工作站与政府部门、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的关系。[6]”社区公共服务工作站全面承担了社区社会服务，成为社区社会工作的组织载体。

3．成立社区工作者协会，建立健全社会工作行业管理体制

上城区通过成立区社区工作者协会，促进社工的自我管理。区社区工作者协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全都由社区工作者担任，定期开展各项活动。2010年8月17日，上城区选举产生了社区工作者协会第三届理事会，并修改完善了协会章程、制度。目前社区工作者协会成立了“信息报道组”、“文体活动组”、“综合服务组”等工作小组，在推进专业化社会工作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加强制度建设，推进社会工作体制创新

“社会工作制度是指在社会工作专业化和职业化过程中形成，并保障指引其运行发展的一系列规范规则的统称。”[7](P44)社会工作制度包括了教育制度、评价制度和使用制度等。

1.探索社会工作教育制度，夯实社会工作发展基础

社会工作教育制度是对社会工作人员的教育培训，它一般包括对大专院校社会工作学生的专业教育和对目前实际从业人员的继续教育。

上城区根据民政部《社会工作者继续教育实施办法》精神，结合区社会工作人才“135”培养计划，开展社会工作者教育和再教育工作。上城区确立每年3月份为社会工作者的培训月，通过采取集中培训与分散培训相接合的方式，运用专家授课、案例分析、情景模拟、外出考察（包括赴香港、澳门、上海、深圳等地考察学习等）等形式，不断提升社会工作者的思想素质和业务能力。一是实施社会工作者职业素质提升工程。按照“终身学习、全面发展”的理念，以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为契机，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分区、街道、社区三个层面实施社会工作者素质提升工程，重点加强在社区项目化管理、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心理咨询技巧和接待礼仪等方面开展培训。二是开展社会工作者实务技巧提升工程。为进一步发挥社会工作在解决基层社会矛盾、促进社区自治、提升居民能力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如2008年6月，选送了5名同志参加了杭州市社会工作实务教育高级研修班，学习美国、香港等地开展社会工作的成功经验，参加人员均取得了由香港中文大学签发的培训合格证书。

2.探索社会工作评价制度，确保社会工作者职业发展

“社会工作评价制度是指通过对社会工作者专业能力的评价来认定社会工作者的资格及其层级层次的规范总和”。[7](P45)2004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了《社会工作者国家职业标准》，这意味着社会工作者作为一个职业已经得到国家的认可。2008年6月，首次全国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举行。

上城区积极鼓励社区工作者通过考试取得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职称资格证书，并为他们创造了良好的条件。2008年，上城区有136名同志参加了助理社会工作师考试，131名同志参加了社会工作师考试。截至目前，上城区共有社会工作师169名，其中助理社会工作师122名，社会工作师47名。[8]在社会工作岗位人员招考中，上城区优先录用社会工作者、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优化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专业知识结构。

上城区在全国率先出台了《社区工作者管理规范》，明确规定了岗位设置、基本职责、录用程序、考勤值班、突发事件处置、教育培训等内容，做到事事有据可依，实现规范操作，该《规范》经杭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审核并发布，成为杭州市的地方标准。[9]

3.建立健全社会工作使用制度，推进社会工作体制创新

社会工作使用制度主要包括了社会工作者的工作领域、机构、岗位以及薪酬待遇等。

（1）建立健全社会工作岗位设置制度。基于《推进上城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上委[2008]39号)，上城区根据科学合理、精简效能、按需定量、不新增行政、事业编制的原则，明确把设置了四类社会工作岗位：一是公务员系统岗位，具体指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教育、卫生、司法、公安等职能部门中从事社会政策制定、执行等有关工作的岗位；二是社会保障或社会福利类事业单位相关岗位，包括老年人社会福利院、敬老院、救助管理站、社区服务中心、收养服务机构等机构开展社会服务的岗位；三是与社会保障或社会服务相关的群团组织和相关社会组织的相关岗位，包括为儿童、青少年、妇女、老人、残疾人等人群提供专业社会服务的岗位；四是社区居委会工作岗位，在社区范围内，从事动员社区资源、服务居民群众、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区发展与和谐工作的岗位。

（2）建立健全社会工作人才薪酬制度。如何把社会工作人才纳入专业技术人才范畴，建立一套相对科学、合理，社会机构和组织之间相对统一的社工行业薪酬体系，充分体现社工的专业人才价值。上城区的基本思路是：确定“以岗定薪、以绩定奖、按劳取酬”的指导性方案，采取学历、资历、资格、业绩、岗位等多种指标相结合的方案，设置多层次、多类型的社工职业成长阶梯，做到以事业留人、感情留人、适当的待遇留人，不断提高社会工作者的地位和待遇，激发社会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社会工作成为受人尊重的职业。上城区积极贯彻《关于提高杭州市区社区专职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待遇的意见》（杭财预〔2008〕1057号 杭民发〔2008〕242号）文件精神，落实了由职务年限工资、奖金福利、补（津）贴、住房公积金缴费及社会保险缴费等五部分构成的社区社会工作者薪酬制度，此举有利于稳定社区工作者人员队伍。如在职称津贴补助方面，上城区明确规定对取得高级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和助理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资格证书，并从事社区社会工作的，每月分别给予300元、200元、100元职称津贴。

（3）建立健全社会工作机构的培育、扶持制度。2009年，民政部发布了《关于促进民办社会工作机构发展的通知》，该通知明确规定，民办社工机构是吸纳社会工作人才的重要载体，是有效整合社会工作服务资源的重要渠道，是开展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重要阵地。近几年来，上城区涌现了诸多较有影响的社会工作机构，如“望江社会工作服务社”、“帮一把为民服务社”、“湖滨晴雨”工作室、“陈峰工作室”等。

（三）转变机制，推动社会工作体制创新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关键在于转变观念和机制。只有通过机制构建，才能进一步支持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促进社会工作发展。经过长期实践，上城区逐渐形成了多元资金投入机制、激励保障机制和校社互动合作机制等三大机制。

1.多元资金投入机制

在社会工作管理体制创新中，一方面，政府要负责规则的制定，承担社会立法功能，另一方面，政府还需要为社会工作发展提供财政保障。上城区为确保社会工作各项工作顺利推进，不断加大政府资金投入力度，确保社会工作各项工作“有钱办事”。

（1）增加政府公共财政投入。上城区明确将社会工作及其人才队伍建设经费纳入财政预算，2010年全区用于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经费达180万元，其中用于扶持奖励社区社会组织100万元，人才队伍建设专项经费47万。同时，积极保障社区社会工作者工资福利待遇，平均每人每年已达5.8万元。[8]

在社会工作者的教育和再教育工作中，上城区通过政府“终身教育券”工程，给予社会工作者经费支持。一是按照每人每年200元和年增5%的标准落实人才队伍教育经费，2011年的培训经费已达15万元。确定每年3月为社会工作者培训月，通过集中培训、轮岗培训等多种方式进行再教育培训。二是专门出台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工作者参加社会工作专业学历教育，明确规定在取得学历证书后，学费按照区、街道、个人2：2：1分担。近两年共为9名社会工作者报销学费20966元。2009年，联合杭州师范大学开设了社会工作专业专升本学历教育班，目前已有69名社会工作者成为学员。三是积极动员符合条件的工作人员参加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规定报考者有5天的复习假期，对考试通过者给予800元——1200元的奖励，并100%报销培训费用。2010年，联合浙江工商大学开设考前强化培训班，共有176人报名参加，培训费用由区、街道、个人按比例承担。[8]

（2）创新财政支持方式。《浙江省中长期社会工作人才发展规划（2010-2020年》（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建立健全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输送和社会福利服务提供领域的合作互动机制，创新委托服务和购买服务的‘经费给付’制度。”截至2010年，上城区共有登记备案的社区社会组织543家，涉及居家养老、家庭护理、家电维修、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纠纷调解、青少年教育、妇女儿童维权和治丧殡葬等众多领域。为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培育社会组织工作管理人才，2010年，上城区用于扶持奖励社区社会组织方面的财政经费达到了100万元。

2.激励保障机制

调动社会工作人才的积极性，需要不断加强人才的激励保障机制。上城区在完善人才选拔机制和人才晋升机制等方面有所创新。

一是创新人才选拔机制。上城区实行了“两个一批”发展战略，即“提升一批，引进一批”。“引进一批”是指面向社会通过公开招聘、公开考试、公开录用的方式，引进一批具有社会工作专业知识背景的优秀人才。2009年，上城区录用的8名社会工作和社会保障专业大学毕业生走上了社会工作岗位，2010年以来，上城区加大了对具有社会工作专业背景的大学毕业生的选拨力度，在社区专职工作者招聘公告中，对全日制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或持有社会工作师资格证书的报考人员采取笔试成绩加5分的优惠政策，这一举措吸引了大批具有社会工作专业知识背景的年轻人报考。

二是创新人才晋升机制。首先，建立了优秀社会工作者上挂锻炼制度，每年选调6位同志到区民政局各个科室上挂锻炼。此举为社会工作人才晋升创造力条件。其次，上城区对表现优秀的社区工作者，突破年龄和任职时间的限制，作为社区主任或副主任的候选人，通过法定程序，进行提拔。同时，建立副处级领导职位和区属事业单位岗位定向招聘机制，公开选拔社会工作者担任副处级领导职务或进入事业单位工作，目前，上城区已有6位曾在基层社区工作的同志走上了副处级领导岗位，3位同志进入区属事业单位工作。[9]

3.校社互动合作机制

民政部社会工作司副司长柳拯指出，“通过与高校建立联动机制，充分依托社会工作专业高校优势开展产学研合作，带动指导本地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是全国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工作的一条重要经验[10](P141)。在信息时代，大学是推动社会变革、技术革新的轴心之一。如何巧借大学的智识，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创新社会工作，是当前政府需要认真思考对待的问题。上城区对此有极为深刻的理解与认识，与浙江高校社工系联系极为紧密，并探索出了校社互动合作的创新机制，走在了全省的前列。

上城区本着“合作共赢、互利互惠”的原则，已经与浙江财经学院等高校社会工作系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一是建立社会工作督导队伍。上城区以高校专家学者为依托，在加强一线社会工作者实务技巧指导的同时，逐步培养了一支富有上城特色的社会工作本土化督导队伍，确保了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可持续发展。二是与高校共建社会工作实习基地。三是选送优秀社会工作者前往高校深造。上城区充分利用高校丰富的教学资源和教学设施，选送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社会工作者进入高校研习，积极培养社会工作高端人才。

地方政府与高校的合作，加强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加强高校学生与社会工作者交流互动交流，促使双方在实践中共同进步。

三、讨论与结论

目前，我国涌现了一些具有地域和文化特征的社会工作发展模式。大体可以归结为三类：一是政府与社会组织结合模式，又称“上海模式”。其特点是针对社会工作不同领域，分别利用政府资源和社会力量开展社会工作服务。二是社会运作模式，又称“深圳模式”。特点是在党委、政府搭建社会工作制度平台基础上，充分运用社会组织开展社会工作服务。三是政府运作模式，又称“万载模式”。特点是在缺乏外力与经济欠发达情况下，通过党委政府领导，职能部门运作，充分利用和挖掘现有资源开展社会工作服务。[10](P184-185)如果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划分，“上城模式”也实现了政府与社会协同治理，但又与以上海为代表的“政府与社会组织的结合模式”有着较大的差异。比如“上海模式”是区、街道通过培育社会组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开展社会工作，在机构（福利服务机构）通过调整机构、开放岗位、配备人员或提升转化等方式实施社会工作的模式，也就是说“市上抓条、区上抓块、社区与机构抓实务”。上城区社会工作是在基于自身的文化与制度背景下，探索出的独特的社会工作模式。社会工作职能主要由社区公共服务站承担，其他社会组织辅助。社区公共服务站是与社区党委、社区居委会分立的三大机构之一，其人员与社区居委会、社区党委也有一定的交叉。所以，它既不完全是政府运作，也不完全是社会运作，同时也不是政府与社会组织分别在不同领域运作，而是一种政府与社区协同治理的社会工作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

第一，政府与社区协同治理的社会工作模式是一种嵌入式社会工作。基于中国语境，可以区分出两种不同的社会工作模式，一是本土社会工作，或者称之为传统社会工作，二是专业社会工作，或者称之为现代社会工作。本土社会工作是“中国学者对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并广泛发挥作用的社会服务实践及制度的命名”，它也是“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存在的一套系统化的，由政府部门、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实施的，帮助其成员解决现实困难和做法的制度化做法。”[11]专业社会工作是“以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和培训为基础，以社会工作价值观为指导、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提供的社会服务”[11]。政府与社区协同治理的社会工作是本土社会工作与专业社会工作的结合，是专业社会工作嵌入本土社会工作的发展模式。比如，在社区中设置社会工作岗位。

第二，同时兼具传统社区工作者本土方法优势和现代社会工作者的专业优势。政府与社区协同治理的社会工作模式不需要另起炉灶建立专业的社会工作机构，而是紧紧抓住社区做文章，重点着眼于把现有的社区工作者转化为专业的社会工作者。因此，社区工作者既熟悉本土社会工作方法，也能够运用专业社会工作方法开展工作，兼具两者的优势。

第三，政府与社区协同治理的社会工作是立足于当前的制度与文化背景的社会工作发展模式。“社会工作的发展不但与一个国家（地区）的社会福利制度有直接联系，也与政治制度和社会管理体制有关。”[11]因此，不能脱离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政治框架、文化传统等来讨论社会工作，必须考虑到这些因素对社会工作发展的影响。政府与社区协同治理的社会工作是契合现有社区体制下的一种选择。

这种模式的最大特点是，既能够获得政府资源的大力支持，同时又能够发挥社区及其自组织的积极性。由于长期工作于某一社区，社会工作者对本社区的情况非常熟悉，也有利于社会工作活动的开展。对于上城区这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人文背景的老城区，只有社会工作者较深的扎入社区、理解社区，才能较好的开展社会工作。由于我国社会工作起步较晚，大规模的社会工作试点探索不到5年的时间，包括“上城模式”在内的诸多探索仍处于初步的阶段，还远没有定型。“文化背景不同，社会工作发展路径各异，形成的社会工作模式多样。”[10](P23)各地的社会工作者只有在不断地相互学习中，才能相得益彰，共同促进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

作者：童志锋，浙江财经学院社会工作系副教授，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学会理事，研究方向为社会建设与社会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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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中国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研究—本土化和专业化

中国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研究本土专化

范明林 徐迎春

（范明林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博士）（徐迎春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 硕士研究生）

本文选自《社会》2007年2期

在国内,应用研究通常被视作“下里巴人”而难以登堂入室,这种状况也在本文的文献搜集过程得以体现。社会政策,尤其是社会工作,主要从事的是面向社会弱势群体的服务方案订定和具体扶助输送的工作,但在学术思想和学术声音发表的领地里,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研究却基本属于“弱势群体”,主要的媒体空间都被宏大的社会理论及其研究所占据,诸如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这类应用性研究只能在其中的夹缝里发出微弱的声音且为名士大家所不屑。所以,本文采用的文献除了在权威和核心刊物上登载的很少一部分外,为了保证论述的完整性,也只能从非核心刊物上引用相当一部分质量较高的文献。对于这种困境和无奈,希望读者能够理解。

本文把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的文献放在一篇中讨论,因为从西方学术界在这个领域中发展的历程来看, “社会政策”决定服务的理念、原则和方向, “社会服务”决定服务的项目和内容,而“社会工作”则是把根据社会政策订立的社会服务之内容输送到社会中有需要的人群的手段和过程,因此,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

本文综述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2004~2006年国内有关社会政策研究的述评,以从社会政策的价值基础!社会政策的发展方向和社会政策的行动体系三个方面作为逻辑线索;第二部分则是2004~2006年中国大陆社会工作文献回顾,以专业化引入和本土化探索作为论述主线“在每一部分之后,本文都有一些思考或问题提出,以供进一#步讨论。

一、社会政策的价值基础!发展方向和行动体系

在过去的三年里,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新的治国方略和发展战略的提出,使社会政策的意义凸显,以致有学者提出中国即将迎来“社会政策时代”(王思斌,2004),加强政府社会政策制定的能力建设成为学者们的共同呼吁(王思斌,2004!2006;徐月宾,2005;杨团)。与此对应,学者们从政策规范、价值选择、福利制度和行动体系的四维视角,以及从表里!动静等两种关系来理解和认识社会政策之类的理论研究开始逐渐增多(徐道稳,2005)。(一)灵魂的追寻:社会政策的价值基础

社会政策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从不讳言自己的价值立场(唐钧,2004)”。社会政策制定的起点不是社会问题和需要,而是其背后隐藏着的对理想社会的希望和信念,是社会发展(童敏,2004)。既

然社会政策涉及人们对社会福利的有意识、有目的的主动追求,涉及人们期望的社会生活状况,这就必然与利益、价值、信仰等发生联系,因而社会政策本身必然具有价值取向的特点,这正是社会政策研究具有开放性和挑战性的重要原因之一(杨伟民,2004)“可以这样说,价值选择是社会政策的灵魂(徐道稳,2005)。

在谈到社会政策的核心价值时, “公正”是被提及最多的字眼(唐钧,2004;吴忠民,2004;顾昕、李海燕,2005;徐月宾,张秀兰,2005;夏学銮,2006)。但是,公正本身是个极其抽象和复杂的概念,它往往由一些次级的价值观念体现,而这些价值观念之间又可能相互矛盾。另一方面,学者们认为当前中国社会政策存在着价值观缺失的问题(杨团,2006),缺乏相应的价值基础与价值理念,形成“有政策框架,无价值基础”的状况(刘继同,2006)。同时,社会福利观念的更新是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创新的突破口,是福利制度改革中最困难和关键的领域(刘继同,2004)。因而,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对社会政策的价值基础进行研究,就成为学者们的诉求之一。1.具体政策的研究

吴忠民(2004)对建国以来中国社会政策的基本发展脉络、特征和走向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分析。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政策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取向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以往平均主义的基本取向转变为现代公正意义上的基本取向。

李春成(2004)以美国公共救助政策改革为个案,阐明了价值观念对社会福利政策选择的基础作用”他认为:(1)价值观影响着社会福利政策设计的各个方面;(2)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念相互并存并相互竞争地影响着政府社会政策的安排;(3)不同的价值观念往往选择不同的信息基础,配以不同的社会问题视景,偏好不同的社会政策方案,形成不同的社会评价;(4)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在特定的福利“场域”,各种价值观念的现实表达存在某种优先顺序;(5)主流社会价值观决定着社会福利政策的基本取向,并导致具有较大稳定性的福利模式的出现“ 2.福利思想的反思钱宁(2004)试图从福利哲学、福利思想的高度,通过对现代社会福利政治道德观念的历史演变过程的分析,以及对全球化背景下社会福利理论的价值取向的反思,对我们深入了解社会福利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起到理论建设的作用。一方面,他剖析了社会福利思想从人道主义到公民权利的发展,指出在现代社会福利的理论与实践中,公民权利观念的确立是社会福利思想的重大变革,它把社会福利从一般的道德要求提升到了政治道德的高度,使福利脱离了慈善救济的人道关怀的局限性,使之成为人人拥有的经济与社会权利。作为公民权利的社会福利观的形成,将现代社会福利与传统社会福利从根本上区分开来,充分体现了现代社会追求平等自由和正义的理想。另一方面,他认为,新自由主义和“第三条道路”的新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观对社会的平等、正义和福利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形成了严重的挑战,主张建立一种平等和多元发展的福利集体主义价值观,维护社会福利的公正作用(钱

宁,2005)。3.文化视角的考察

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属于文化的范畴,从文化角度研究社会政策是社会政策学科特性的内在要求(毕天云,2006)。毕天云(2004)把对社会福利进行文化透视的理论观点归纳为“文化起源论”、“文化背景论”、“文化传播论”、“文化决定论”和“福利文化论”等五种,展现了价值观念对社会政策、社会福利的影响作用。更进一步,他以具有包容性的“福利文化”这一概念来描述福利实践中的深层,即价观念的作为中国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研究用,认为福利文化在福利系统中起着维系功能,为相应的社会福利制度提供思想基础和理论支持,同时也是解释不同福利制度(模式)差异的一个关键变量,是影响和塑造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制度的一个重要参数,任何一个国家的福利制度建设,都必须充分考虑本国民族的福利文化传统(毕天云,2005)。

二、两种分析框架:社会政策的发展方向

梳理国际流行的社会政策理论,并以之为鉴,对中国的社会政策或社会福利制度的构建进行反思,提出方向、原则或框架性的指导,是学者们在2004~2006年期间比较关注的一个论题。相关文献主要围绕以下两个主题展开。1.从福利国家到福利社会

彭华民(2006;彭华民、黄叶青,2006)系统梳理了福利多元主义的社会政策分析范式,认为该范式主张社会福利来源的多元化,既不能完全依赖市场,也不能完全依赖国家,福利是全社会的产物,福利的规则、筹资和提供由不同的部门共同负责、共同完成。由于各国的经济环境!意识形态的差别,福利多元主义的构成及其功能的侧重点有所差别。福利多元组合部门互动所产生的力量可能形成社会排斥,也可能形成社会融合。

在福利多元组合范式的框架下,关键的问题是国家、市场、家庭、民间组织等不同主体在福利体系中的适当定位、相互关系和分工互补。作为对西方福利国家危机的一种应对方式,西方国家在这种范式下强调政府的社会福利责任的减退和新的治理结构的形成,中国学者借鉴这种范式,对中国福利多元组合中的政府角色的定位进行了反思。

徐月宾和张秀兰(2005)认为,导致当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初期,忽视了国情的差异,不恰当地学习了西方福利国家私有化改革的经验,在认识上陷入了“政府职能转变=政府退出”、“高福利的负面效应”、“市场机制的高效率”误区。政府从社会福利领域的退出和缺位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代价。就现阶段的中国来说,政府不仅不能退出,还必须在社会福利领域中发挥主导作用,其具体表现就是要承担起社会福利的投资主体角色。在没有相应的承接载体和尚未对载体进行有效监控、评估的手段与能力之前，政府只有先进入才有退出的条件。

1990年代初期大力推行的社会福利社会化改革的实质是福利多元主义(刘继同2005)。有学者在对这场改革进行反思的过程中,重新思考国家在社会福利中的角色定位”对/社会化0的错误理解,是造成社会福利社会化改革存在一系列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社会福利社会化不等于社会福利市场化,也不是减少甚至放弃政府的责任,而是政府提供服务的方式发生变化,是形成政府和社会共同办福利的机制和环境。政府必须发挥资金投资主体的角色,积极培育和支持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实施积极的财税政策以鼓励企业和民间资金进入社会福利服务的领域,采取适用我国具体情况的社会福利管理工具,同时也要注意避免把国家和个人的责任对立起来,或过分强调国家和政府,或过分强调个人与家庭的福利责任的观念(张秀兰、徐月宾,2006;易松国、丁华,2006)。徐道稳(2006)在讨论农村社会福利的制度转型和政策选择时认为,在西方福利国家改革中的政府退位趋势,从福利责任意义上说对中国农村并不适用,因为中国政府在农村的福利责任一直以来都是坚守最后的底线,都是以最后施舍者的角色出场,如果再往后退,政府在农村的合法性基础就有可能受到质疑“相反,政府要积极、适度地介入农村社会福利,政府的角色要从“最小-最强国家”变为责任政府,从市民政府转向公民政府,同时政府应当构建积极的家庭政策,使家庭在社会福利中发挥积极的作用。2.从再分配到社会投资

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上对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的作用正在形成一个新的共识,这也代表着当今社会政策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和政策模式。社会政策既有再分配的功能,也有社会投资的功能。社会政策是对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社会政策也是生产力要素之一,其对经济发展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有重要的作用。因而,社会政策不只是促进社会公平,对经济效率也有重要贡献。以投资为导向的社会政策是资产而不是负担,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不是相互排斥的,应该实现二者(效率与公平)的协调发展(梁组彬,2004;徐月宾!张秀兰,2005)。把社会政策看作生产力是近年来社会政策基础理论最具突破性的进展(徐月宾,张秀兰2005),第三条道路的思想和发展型社会政策都可归入这个范式中。

中国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研究在对这种社会政策范式进行借鉴时,张秀兰(2004)认为,发展型社会政策和科学发展观具有着内在的契合性,发展型社会政策可以作为科学发展观在社会政策领域的操作化模式。构建我国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思路是:(1)投资现在和未来的劳动人群,这是发展型社会政策最根本的立场;(2)增强全社会抗击风险的能力;(3)在政策设计中逐步纳入并强化“发展”的维度;(4)建立发展型的公共支出体系。

但是,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总是嵌入在社会中发展的(彭华民!宋祥秀,2006),其表现就是社会政策是一种复杂的政治过程,有它不可缺少的政治前提(徐道稳,2006)。因此,学者们在借鉴这种新的

社会政策范式时,也试图从更广的层面上设计政策嵌入的社会框架。

彭华民、宋祥秀(2006)借鉴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的超越构想的整体性,首先设计了中国社会政策的新社会框架:(1)责任提倡,特别是要复兴个人和社会对他人的责任感;(2)推动建立能动性政治,推动多元部门的发展;(3)社会政策议题对话,建立对话民主,通过对话过程产生社会政策;(4)从消极福利的社会政策模式转化为积极福利的社会政策模式。在这个新的框架下,彭华民进一步构想了中国社会政策改革发展的原则路径

徐道稳(2006)从社会政策建立的政治前提的角度出发,提出作为社会政策中更为基本的东西,同时结合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有几条原则是构建中国发展型社会政策应当强调和遵循的,即:以公正为基础,以民主为手段,以自由为目的。

三、实现政策目标的保证:行动体系

任何一项社会政策都必须在政策过程中才能确定和实现它的价值,这是认识社会政策的动态视角(徐道稳,2005)。学者们也从这个视角进行了分析。

从行动和过程的角度,王思斌(2006)提出“社会政策实施”的概念,指的是一项社会政策变为社会现实,即它在实际上被呈现的社会过程。这是一个行动与过程的概念,与传统社会行政!、社会政策执行过强的目的性、预先设定的程序性不同,社会政策实施更强调复杂的事实,它包含了社会政策执行者、社会政策对象及政策实施环境中的诸多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其结果。社会政策实施与社会政策的制定、政策实现的组织体系、社会政策变为具体的社会服务的方法,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参与各方的互动有直接关系。

从过程的角度看,社会政策的制定是社会政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利益表达机制不断完善,利益表达方式逐步多元化,但是多数利益表达渠道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徐道稳,2006),社会政策在制定程序中存在着明显的不规范性,民主参与!公开性和技术手段方面都存在问题(吴忠民,2004)。我国社会政策中最基本、常见的政策决策模式是“无过程决策”，决策权力通常集中在极少数权力精英手中,普通百姓和广大公民没有充分参与决策的过程”不过,这种“无过程决策”模式出现了向“咨询式决策”模式的转变(刘继同,2006)。此外,社会政策的执行不到位和忽视政策评估也是我国社会政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刘继同,2006;吴忠民,2004)。

从行动体系的角度看,社会政策实施中的工具和技术也是学者们较为关注的一个方面。顾昕、李海燕(2005)强调政策实施中的筹资渠道和服务递送方式问题“他们认为,社会政策的实施依赖多种筹资手段的相互配合,政府应该灵活运用税收和收费、借贷、彩票、保险、强制储蓄和动员民间融资等多种手段进行筹资”从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筹资中的定位来看,中央补助金制度是一个

基本方向“在服务的递送方面,把服务的生产者!消费者和安排者加以区分,政府公共服务的递送从各种直接的方式转向为间接的方式,注重间接性政策工具的开发,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方向(顾昕!李海燕,2005;杨团,2004)。杨团以建立“公共服务市场和公共服务产业”来指称一方式(杨团,2004)。此外,李培林从技术的角度提出,需要建立一个不同于经济核算的“社会核算”体系,并使之成为一个普遍运用的社会技术,以确保科学发展观的落实。(李培林,2004)(四)简评

从2004年到2006年,学者们从不同层面和视角对社会政策进行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于社会政策的认识,但是研究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

1.概念理解和使用的混乱。研究者们对于社会政策、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核心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和使用。由于学术背景、学术旨趣的不同,学者们对社会政策、社会福利的概念的理解和使用涵盖了从狭义到广义的不同层次,有的甚至在同一篇文章中同时使用两种涵义,中国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研究不加以严谨的界定和区分,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学术交流与对话的顺利进行。因此,营造一个共同的学术交流平台,在同一平台上进行对话和讨论,是学术研究健康发展的需要。

2.本土化的社会政策的理论研究相当匮乏。

2004~2006年间,学者们对社会政策的研究较多地集中在具体领域的社会政策的对策研究,而对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的基础理论研究却相对匮乏,尤其是本土化的理论研究欠缺。这与社会政策的介入性和实践取向有一定关系,理论研究的欠缺必然对社会政策的整体和长期发展造成相当不利的影响。社会政策的理论研究应该包括:社会政策的价值理念、社会政策的内涵、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的关系、社会政策的角色与功能定位,以及“社会政策战略性框架设计”(杨团,2006)等。

3.国外理论的借鉴及对中国实践的反思。吸收、借鉴国外的先进理念与做法是发展自身的一个重要渠道,学者们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提出了有益的建议。但是,这些建议往往是零散的,指向不同的面向,有注重政治前提的,有注重社会框架的,还有强调社会政策本身的理念及走向的。“中国经验”的特殊性是对中国学者智慧的考验(李培林,2004)。如何进一步把国外的先进的理论及范式与中国的实践进行整合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这包括不同范式之间可供借鉴之处的整合,理论范式与中国实际国情的结合,以及最终如何在这个基础之上构建出一个包含不同层次和面向的、指导中国社会政策和福利制度建设的整体性的框架。

二、社会工作专业化和本土化的艰难调适

社会工作诞生于西方的社会环境之中,其理念、理论、原则乃至实务模式和技巧都体现了西方 的宗教理念、乌托邦思想和福利国家思想等等,这种具有浓厚的西方文化色彩的助人制度被引入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不得不面临着艰苦而漫长的和本土文化与本土经验相互调适的历程。(一)对西方论述的醒觉:西方社会工作论述的引入及其反思

西方社会工作思想、理论和方法的引入,是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第一步和必要条件。在国内,社会工作的发展虽然已有20多年的历史,但是比较系统和规范地介绍最新和权威性的西方社会工作的论述则是在2000年以后的事情,这种情形的产生可能是由于国内社会工作实务发展的需要,也可能是海外社会工作的留学生逐渐回国投入社会工作领域之缘故,因此,在2004~2006年期间,有国外社会工作评估模型的探讨(吴伟东,2004;陈钟林,2005);有当代西方社会工作领域中管理主义和专业主义争论的介绍(郭伟和,2004);有对西方社会工作领域中新近兴起的“以证据为本”的社会工作实践之基本理念和操作架构的系统阐述(何雪松,2004;陈树强,2005);有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当代社会工作影响的诠释(熊跃根,2006),也有对当代西方社会工作的十大发展趋势的详细阐析,即实践方法的嬗变;认识论的多元化;介入取向的持续论争;证据为本的实践的兴起;介入聚焦的转移;专业关系的重构;短期治疗和折衷模式的盛行;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现;社会服务机构的新管理主义取向;社会工作教育的不断革新(何雪松!陈蓓丽,2005)。

更有价值和意义的是,与2000年以前有关西方社会工作论述的引入相比较,2004~2006的文献更加注重反思这些西方论述在中国文化处境下的适用性(乔世东,2004;何雪松,2005;熊跃根,2006)”这些反思引出对专业化的一个认识:社会工作专业化是为了给服务对象提供更好的帮助,还是为了人为设置专业篱笆以建立专业霸权?熊跃根(2006)在比较深入地探讨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对西方社会工作的影响的前提下,清醒地指出后现代主义对发展中国社会工作的理论反思意义和本土社会工作实践的意义。从理论层面看,在学习与借鉴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知识的同时,要避免专业发展中的“专业帝国主义”因素的负面影响,把本土的实践经验同国际化交流有效地结合起来。对中国而言,推进社会工作专业的建设必须积极肯定本土理论与实践模式的价值,在充分考虑到文化敏感性要素的同时,努力促成本国社会工作专业工作者与发达国家同行就实践经验与理论模式的互惠交流“。

(二)艰难的跋涉: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论探索

对西方社会工作论述的批判性反思、消化以及在国内社会工作实践需要的驱动下,2004~2006年国内出现了不少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论建构文献(范斌,2004;顾东辉,2004;刘华丽,2004;郭景萍,2005;郭伟和,2005;王思斌,2006;童敏,2006;陈钟林,2006)。

王思斌(2006)从对“中国社会的求-助关系”的分析和对国内中国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研究层贫弱群体接受帮助行为的理论模型的建构出发,指出,中国既没有社会工作专业制度,也不是西方那样的个人理性主义文化,而且又有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与之相联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影响，再加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于是,作为西方经典的理性主义的社会工作模式在中国的适用性,以及如何向有需要的人群提供有效的服务就是值得讨论的问题。为此,他主张从了解国内服务对象的复杂的需要结构、了解和分析国内受助者的问题世界,以及建构符合中国文化情境的帮助-受助过程等层面来展开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建设的尝试。

童敏(2006)从社会工作实习和督导的层面上对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议题作出了比较深入的思考,指出,中国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基本处境与发达国家和地区不同,督导者面临的主要任务除了服务机构的协调、理论学习和专业实践活动的结合、专业服务需要的评估!专业身份和专业自我的确认以及专业服务的跟进以外,还包括专业服务的设计、专业服务需要的转化、日常专业服务的指导和专业服务的培育等。因此,中国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实践中的督导者承担的基本角色也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督导者不同,包括专业服务的设计者、专业服务需要的转化者、日常专业服务的指导者以及专业服务的培训者等”。

“增权”理论是西方社会工作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范斌(2004)在论述增权概念的内涵及其假设前提和价值取向的基础上,从客体和主体两个方面分析弱势群体的无权状况,进而区分弱势群体自我发展所需的个体增权、人际关系增权和社会参与增权等三个层次,并结合中国弱势群体的现状和增权途径,讨论了“主动增权模式”和“外部推动增权模式”的关系及其适用性问题(范斌,2004)。

陈钟林(2006)则另辟蹊径,从社会工作研究的角度来探讨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论问题。她认为,西方社会工作研究的知识体系主要包含以下四个基本的构成要素:理念-伦理;人类多元化议题;理论架构;研究方法。在社会工作范畴内,社会工作研究首先是对以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和工作伦理为指导的助人活动的理念、内容和方法的分析,遵循多元化观念,强调研究必须注重人类群体在民族!性别!年龄等多方面的差异。在这些要素中,人类多元化议题与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倡导基本上是一致的。作者以天津市为研究背景,在弱势群体问题研究的过程中尝试实践了对社会工作研究的本土化,其本土化的努力集中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助人理念的明确和对整个研究过程的主导;“人类多元化”视角的警觉和遵循;对西方社会工作理论架构的操作化;对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的系统整合和研究框架的建构;研究方法的单一运用和整合运用。

显然,有关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论研究在2004~2006年中已经被国内的研究者有意识地放入到具体的社会环境和服务领域或者植入本地文化情境中加以讨论,这和若干年前国内学者对于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泛泛而论,实在是一个长足的进步。不过,这样的讨论仍然有巨大的拓展空间,这种拓展至少包括:(1)更多的社会工作的实践领域的涉及和讨论,比如国内社会工作教育的本土化议题就显得十分的迫切和紧要;(2)对中国文化的更全面和更深入的把握以及将其与中国社会工作实践的更紧密的联系;(3)对中国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及其行动逻辑的更深刻的剖析以及

与社会工作服务提供方式的结合和思考;(4)对以权威主义为指导的中国行政架构和组织体系的分析以及与社会工作服务资源!社会工作支持系统的相互关系的讨论。(三)在处境化中追索:社会工作本土服务模式的实践和探寻

此处所谓的社会工作服务模式系指为特定的人群,如青少年、老人、妇女或病患提供直接的、具体的且比较经常化和固定化的帮助方式。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2004~2006年关于医务社会工作和康复社会工作的文献有大幅度增加之趋势(刘继同,2006;童敏,2006;邓锁,2006;唐文,2006;安民兵,2006),或许这是医务领域和康复领域的社会工作介入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中的迫切性日益突出之缘故,其中,刘继同和童敏的研究颇具代表性。

刘继同(2006)认为,在社会转型和卫生部门等机构改革的过程中,以增进健康公平!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等为核心的医患关系,是目前中国社会政策议程与健康照顾服务领域中最紧迫和最关键的议题。有鉴于此,在健康照顾服务领域与服务内容中,如何改善医患关系,重构医护人员与医疗卫生服务的社会形象、专业地位,提高服务质量,将是当前医务社会工作发展与介入的最佳领域。而医务社会工作长远的优先领域是健康促进与健康教育,未来发展的战略重点是城乡社区组织动员!社区健康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对象是各类高危人群(刘继同,2006)。邓锁(2006)的研究建基于制度主义,认为从制度学习的视角,我们看到医疗社会工作不仅是一种工作的方法或形式,同时也是镶嵌于医疗健康体制领域内的一项制度安排。而作为一项制度安排的专业化医疗社会工作,要实现良好的运行和发展,应该具有专业化和规范化的特点,这既是医疗社会工作发展的目标,也是其获得进步的一个必要条件。

童敏(2006)较长时间致力于精神病患者的社区康复研究。他指出,西方精神病康复服务是与非院舍化和社区照顾运动紧密相关的,它改变的不仅仅是精神健康服务的场域和服务手法,而是从原有的问题治疗转向精神病人能力的发掘和社会功能的发展“这样的服务理念与社会工作所倡导的案主自觉、对案主独特性的尊重、在环境中理解个人以及追求更为平等、更为合理的社会等基本原则非常相似,为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中国大陆急需精神病康复服务,这为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是,中国大陆精神病康复的社会工作服务介入方式与西方不同,以精神病人家庭为服务介入对象,在家庭成员之间的责任关系基础上深入理解每个家庭成员的生活愿望和意义,调动每一位家庭成员的能力和资源,在发展中结合治疗,通过整合内部心理调适和外部社会支持,在日常生活中发展专业化的社会工作服务方式。

除了医务和康复领域的社会工作讨论外,2004~2006年国内其他领域的社会工作介入及服务手法等话题也有提及。赵海林、金钊(2006)认为,在目前青少年矫正服务过程中迫切需要引入“充权”的理念和相应的服务方案;王瑞华(2006)讨论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新背景下,中国的企业社会工作加强专业介入的必要性和介入策略”费梅苹(2005)在对上海社区青少年服务目标、服务原则、服务内容、服务方法和策略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融和”社区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模式的概念“她认为,社区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体现了多元优势融合、和谐发展的特征。“融和型”社区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模式的形成,反映了中国社会工作实践的本土性特点。

四、简评

综观2004~2006年国内有关社会工作实务方面的研究文献,基本上可以作如下评价: 1.与2004年以前相关文献只是局限于青少年、老人等传统的社会工作领域这样一种状况相比较,2004~2006年社会工作研究文献涉及到更多的领域,如企业社会工作、康复社会工作、医务社会工作、矫正社会工作、戒毒社会工作、儿童社会工作以及社会工作职业化问题,等等。这种态势说明,国内社会工作被社会的认同程度正在逐渐提升,社会工作为大众接受的迫切性也在增强,这对于中国社会工作的推广和专业化发展实在是一件大幸之事”。

2.目前国内社会工作实务领域中的研究仍然缺乏学术性而流于经验总结,缺失理论概括和指导(哪怕是很薄的理论)而成为泛泛之谈。虽然可以看到有些研究已经在尝试摸索和建构本土化的社会工作模式(一种低概括度的理论),但是仍然很不成熟;也有些研究试图引用西方的社会工作理论以作为实践和研究的指引,但难免有生搬硬套之嫌疑,也缺乏在中国处境下的深刻反思,这些情形自然反映了中国社会工作尚不够充分发育和发展的这样一种现实。3.最为关键的是,通过对2004~2006年国内社会工作文献研究

(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务领域中的研究)的探讨,可以发现国内社会工作界仍然存着一个很大的认识上的偏差或缺陷,即基本上没有意识到社会工作知识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如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相比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性,没有领悟到基本上社会工作知识来自于真实情境中的实践而非课堂上的灌输,来自于对处境化了的社会生活实践的反思,而非教科书上的教条及其背诵;一句话,社会工作本质上是一种“默会知识”。如果我们不对这种社会工作知识的性质具有比较深刻的体悟和掌握,那么,这种缺陷始终会影响国内社会工作研究乃至整个社会工作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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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浅析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发展现状及趋势

浅析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发展现状

摘要：从八十年代中国恢复社会工作教育以来，社会工作在我国得到了较大的发发展，其发展有着本身的特点，同时也借鉴了国外的经验，使我国的社会工作发展不断成熟，而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特色。本文将从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现状、问题及趋势进行简单分析。

关键词：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现状，发展趋势

1.社会工作及本土化概述

1.1社会工作概述

社会工作是以利他主义为指导，以科学的知识为基础，运用科学的方法的助人服务活动。社会工作的本质是一种助人的活动，其特征是提供服务。更确切一点说，社会工作是一种科学的助人服务活动，它不同于一般的行善活动。这个定义还指出，社会工作以受助人的需要为中心，并以科学的助人技巧为手段，以达到助人的有效性。

社会工作是一种帮助人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工作。它帮助社会上的贫困者、老弱者、身心残障者和其他不幸者；预防和解决部分经济困难或生活方式不良而造成的社会问题；开展社区服务，完善社会功能，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和社会生活素质，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和谐一致，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在我国社会工作不仅包括社会福利、社会保险和社会服务，还包括移风易俗等社会改造方面的工作。

1.2本土化概述

社会工作本体化是指产生于外部的社会工作模式进入中国，同其相互影响劲儿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而发挥功能的过程。作为一种专业的本质属性，社会工作的价值体系具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尽管我国的社会制度和国情区别于西方国家，但在社会工作的价值体系中存在着不受任何文化价值观影响的共享部分。这部分是社会工作的核心价值，是超出国界和意识形态之上的。因此，在引进社会工作专业制度的同时，必须寻求其价值观和中国传统文化因素的契合。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直接系统地孕育出社会工作的价值思想，但是以上各种相关价值观念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基本上都能找到充足的诊释和归宿，如我国的先哲们在几千年前就意识到了这点，提出“仁者爱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正是博爱观最直接的体现。传统文化保持着巨大的发展惯性，现代的文化整合中的纵向整合也主要是通过对本民族的不同文化传统的吸收、融合而实现文化传承和发展。既然社会工作主要的价值思想完全可以在我国的文化中找到归宿，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我国的传统文化对其进行吸收、同化，以推进我国的社会工作本土化进程。

2．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现状

改革之后，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有了较大的改善。环境的逐渐宽松和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社会工作的需求渐增。原先计划经济时代被高压压制而得不到显现的社会问题得以凸显出来，巨大的社会结构变迁和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又带来来新的结构性社会问题。新旧社会问题错杂交织，成为中国社会问题的显著特性。但是由于中国的独特的具体国情不同于西方社会，建构于西方的一些社工理论并不能够适应于中国的需要。因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本土化社工理论以推动社工实务在中国的发展成为目前中国社会工作界的重要任务之一。

3.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不足

3.1城乡在社会工作资源上的分配差异。由于中国自1950年代以来，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分治制度。重城市，轻农村，通过对农村实行剪刀差以供应城市并实行户籍歧视。城乡在资源分配上严重不均。1980年代后，二元分治的情形虽有所改善，但城乡间的差异并没有减少反而成扩大的趋势。农村在各个方面都严重落后于城市，资源分配严重不均，歧视依然存在。农村的贫穷落后已成为中国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关系到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安定局面。只有解决好农村的问题，才能解决全国的问题。即使现在政府倡导的所谓新农村建设，在新农村建设的契机下，加强农村的社会工作，然而现在农村社会工作并未有效展开，农村社工资源严重匮乏。

3.2社会工作概念的专业理解与社会理解充满歧义，社会工作专业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度低，很多人不知道有社会工作专业以及社工的功用。高等专业教育呈超常态发展，但是毕业生却缺乏清晰的就业市场，以至于学无所用。专业地位无从谈起，社会工作“理所当然作为”与可预期的兴旺局面并未出现，形成社会需要与社会工作发展本身严重分离的病态现象。这种病态现象的产生，与我国目前的教育体质和政治体质密切相关。

3.3社会福利组织员工年龄老化、知识陈旧、专业化水平低下，迫切需要大批受

专业训练的社会工作者，而受过专业训练的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上难以进入福利机构，形成了福利机构的社会需求与社会工作教育之间的严重脱节现象。

3.4目前我国社会工作仍处于“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型”的社会工作机制，几乎大部分应当由社会承担的职能和责任都由政府或“准政府”机构包办，而企业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仍然以内部利益为主要取向，大量事业单位更是自成一体，导致大量社会福利资源滞留在企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内部，社会福利机构资源匮乏。

3.5政府支持力度不够。综观西方各国的社工发展，背后都有着一个重要力量支持，即政府。而目前我国政府对社工的发展还不够重视，既没有相关的立法支持，也没有具体行动来大力扶植社工的的发展。各级与社工有关的政府部门缺乏社工人才，而社工人员又无法进入这些社工行政领域，这就形成了一个不小的矛盾。

4.中国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趋势

4.1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相结合。我国将来的社会工作要突出强有力的社会管理的优势，把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着眼于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可持续发展，从整体和全局出发来控制、解决社会问题，协调各种社会人际关系，规划社会发展和社会工作发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形成高效的社会管理系统，是我们进行社会服务优势之所在。管理就是服务，推进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结合将是形成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优势之所在。

4.2发动公众促进社会化发展。我国社会工作具有相关政府部门、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组织和居（村）民委员会及其他群众组织分工协作的特点，吸引了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具有相当好的群众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工作、社会服务事业需要公众的参与，必须继续发动群众参加各项社会服务工作。

4.3提高专业化水平。这是社会工作发展的活力之所在。提高专业化水平一是发展社会工作教育，恢复于80年代社会工作教育必须进一步通过量的扩充和质的提高加以发展，以培养一大批具有现代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技术的社会工作者；二是制定专业化服务的标准，促使社会化的社会服务工作尽快提高到专业化的水平，实现专业化和社会化的结合。

4.4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我国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还要与国际接轨，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交流与合作。工业化国家社会工作与社会工作教育、研究起步早于我国，不论是实践经验还是理论研究方面都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取其精华，为我所用，才可能发挥我国社会工作事业起步晚的后发优势，迅速赶上国际社会工作的先进水平。

中国社会工作实务在本土化过程中遇到了诸多迥然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是由于中西方近现代以来巨大的国情差异所造成的。对当今中国来说,社会工作本土化不但要考虑中国的传统文化,也要考虑到计划经济体制解决问题方式的实质性影响,考虑到在集体主义和福利主义影响下人们的心态。这是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文化、体制和心理背景。社会工作者应该认真研究这些因素交织影响下的助人活动,发现和发展专业社会工作同本土性社会工作的亲和性,创建符合中国社会需要的社会工作模式。

第五篇：浅析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困境与对策

浅析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困境与对策

【摘要】

社会工作是一种从西方国家传来的新文化，是一种科学的助人方法，同时也是一种专业。作为一种新来的文化，对其吸收和消化过程中要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社会工作本土化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社会工作本土化问题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中国许多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迫切需要社会工作的本土化。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专业助人活动在西方已经发展了数百年，然而在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比较晚，至今也才有短短的几十年的历史。作为一个西方的文化产物，一个舶来品，要想在与西方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里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就必须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本土化。在这个过程中，暴露了许多的问题，遇到了不少的困境。西方社会工作价值观和中国文化的差异，国家制度与社会工作价值的冲突，社会工作教育的投入不足，社会理解和公众认同度较低等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使社会工作在中国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更好的服务中国社会。本文主要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以及提出一些解决这些问题的策略。

【关键词】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困境；策略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各种社会问题陆陆续续的涌现，如人口老龄化、青少年犯罪、贫富分化、虐待儿童、残障人问题等。这些问题影响着社会安全、健康、稳定的发展。我国是一种大政府，全政府，一直以来，所有问题都是由政府来解决的。但是很多问题是政府解决不了的，就需要社会工作来解决。社会工作是应用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科学、有效地帮助有困难、有需要的社会成员为目的，在现代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虽说角色重要，但社会工作毕竟是个才引进不久的外来文化，它的本土化是个必由之路，在本土化过程中不免会面临诸多的困境。只有把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困难解决了，社会工作在中国才得以很好的发展。

一、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现状

（一）社会工作的定义

社会工作是一种科学助人的方法，是一个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专业。社会工作是一种帮助人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工作。它帮助社会上的贫困者、老弱者、身心残障者和其他不幸者；预防和解决部分经济困难或生活方式不良而造成的社会问题；开展社区服务，完善社会功能，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和社会生活素质，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和谐一致，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在我国社会工作不仅包括社会福利、社会保险和社会服务，还包括移风易俗等社会改造方面的工作。

（二）社会工作的起源

社会工作产生于欧美国家。首先，古希腊、古罗马和古希伯来的思想是社会工作专业的思想源头。在古希腊人看来，幸福是在与他人的分享中获得的，富人将自己的财富分与穷人是获得幸福的一个有效途径。这成为为有困难的人提供帮助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其次，基督教文明所宣扬的“博爱”观念成为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一个直接思想根源。第三人道主义思想观念成为社会工作专业产生于发展的最直接的思想根源。社会工作起源于贫民救济或慈善事业。是伴随着工业化引发的问题而产生的，它发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由教会或者私人举办的、无组织的施舍或慈善。

（三）社会工作在中国发展的现状

社会工作的助人思想在我国古代就已经萌发了，我国古代社会福利思想中，对贫弱者的救助被看作是统治者德政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在民间，守望相助被看作是一种思想的生活发生。我国古代的社会福利思想和实践为现代社会工作专业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基础和实践经验。

虽然社会工作在我国思想根基渊源，但作为一项国家的职业制度建设从2006年才开始的。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建设宏达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人事部、民政部联合颁布了《社会工作职业水平评价暂行规定》和《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开始将社会工作者纳入专业技术人员范畴，标志着我国社会工作者职业化水平评价制度正式建立。2008年6月我国首次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资格考试如期成功举行。同年10月，明确了社会工作岗位的设置，但存在着原则性强、操作性差、定位不明确等问题。一般的说，一种专业的发展是职业化与岗位开发紧密联系的。但在我国“行政主导，教育先行”的模式里，社会工作教育作为一个“舶来品”，没有具体的本土化实践就直接西体中用了，这使社会工作未能在我国实现较好的本土化转变，出现了专业无岗位的尴尬。同时，在专业教育过程中也缺乏了非常重要的专业实习与实践，使得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发展没有与社会需求合上节拍，发展比较困难。

二、社会工作本土化中的困境

（一）何为“本土化”及“社会工作本土化”

“本土”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它不但有地理学的含义，指人们原本生活的地方。而且有社会及文化的含义，指浸润于那个地方的文化、社会制度。按照这种理解，本土化指的就应该是外来的东西进入某一社会文化区域，与原有的社会制度相配合，共同支持人们共同生活的过程。本土化对外来者来说是文化适应的过程，对“本土”来说则是文化选择、融合与接受的过程，它反映了两种行为模式、处理问题方式之间的互动。本土化反映的是一种变化和适应的过程，它指的是一个地方的东西进入到本地方并适应这个地方的要求而生存和发展的过程。本土化不但强调外来者对本地方的适应和变迁，更强调的是本地的主体性，即是站在本地的立场上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社会工作在中国的本土化是指产生于外部的社会工作模式、理念及方法进入中国，同其相互影响进而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而生存和发展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这种工作模式、理念及方法要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制度体系相适应，以促进社会工作在中国的生存与发展。

一种文化想要在另一只文化中生存和发展，在短期内存在一定的文化冲突是避免不了的。怎样使这种文化在新环境中得以生存和发展，并服务于我们社会，这是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西方社会工作价值观和中国文化的差异

社会工作价值观源于西方中教理念和工业主义文明发展的结果，它注重个人的价值与尊严，强调受助者个人价值的独立性和重要性，主张个人自决，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同时也明显受到了功利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西方社会发展起来的个人主义思想主张以人为核心，强调人的个人价值，主张个人的独立性和权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利益交换为重。基督教的爱、关怀和责任三个重要要素成为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基本价值。

中国文化非常强调个人伦理修养和家庭观念，强调个人对家庭成员的责任。儒家的传统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极大，以至养老问题难以得到解决。很多老人都不愿离开自己的家去养老院，而在家里生活他们的孩子都忙于工作，没什么时间照顾老人，这使老年人的生活问题难以得到很好的解决。在如何判定社会需求的问题上，西方的价值观同中国社会存在差异，中国社会在界定需要的内涵和方式上与西方社会存在一些差异。中国的文化十分强调个人对集体、对国家的忠诚与奉献，以至个人权利的保护和公民民主的参与精神没那么受到注重。

（三）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出现了畸形

中国的社会工作教育，如果从院校的规模和招生数量来看，我们应该感到欣慰。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中国就有200多所院校开设了社会工作专业。但是，这真的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吗？实际上，出现了许多的问题，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还有待完善。

首先，社会工作还没有真正的走上职业化道路。在社会工作教育中没有合适的单位进行实习与实践，大多都只是在教室学习课本理论知识。每年培养了很多多社工专业人才，但是，社会上却没有对口的专业岗位，特别是内陆地区。民政部、公安司法部和社会保障部门等都是公务员编制，妇联、共青团基本也是公务员编制，当前国家机构人员精简的情况下，进入公务员系统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而政府基层组织、街道、区一级也没有引进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机制。总的来说，我国的社会体制还没有创造出社会工作职业化的社会环境。

其次，社会工作教育的师资力量薄弱，经验不足。中国内地的社会工作专业教师几乎是没用经过系统训练的，高校社会工作专业陆续开设后，社会工作专业教师大部分是自学或者进行简单的培训后就纷纷上岗了。绝大多数的社会工作专业的教师都没有从事过前沿社会工作，没有社会工作的实际经验。上课也只能讲一些理论性的知识，或者是介绍西方国家的情况，不能结合中国事例，很难实现社会工作教育的本土化。

（四）社会理解和公众认同度较低

一种文化想要得到很好的传承与发扬，就必须得到社会的理解和公众的认可。只有得到理解和认可了，人们才会去研究、学习、发展它。社会工作作为一个“舶来品”，引进中国也就几十年的历史，由于宣传不够，人们不是很理解和认同它。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专业助人活动的工作人员，一说到它，人们就想到社区的老大妈、老大爷，慈善组织的人员等。除了社会工作专业的人员以外，几乎没有人知道有社会工作这个专业、这个职位。每当有人问我学的什么专业，我说是社会工作专业，都带着疑惑的表情问社会工作是什么东西，竟然还有这个专业的。可见，人们对社会工作第理解和认同有多低。社会的不理解，公众的不认同，这对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三、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发展策略

（一）西方价值观与中国文化的融合

虽然西方的价值观和中国文化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是，西方价值观和专业伦理同中国社会不是水火不容的。社会工作专业的价值和伦理同中国文化在很多地方是可以融合的，这有利于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社会工作的本土化。第一，在社会工作专业本质的目标上，中国文化所强调的社会和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与西方社会工作价值中促进社会整合的观念是相契合的。第二，在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上，近年来社会的急剧变化使得政府和公众意识到社会对个人的重要性，说明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依赖性。第三，个人对他人的责任和互助的理念，中国文化强调个人对家庭成员的责任，由此产生的“推己及人”观念也逐渐发展起一种公民的责任意识。第四，西方社会工作价值观上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这一判断，同中国文化中的个人对集体、国家的责任也是想吻合的。我们把这些中西方文化的相融合之处根据本国国情发展起来，有利于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发展。

（二）实现政府部门与社会力量的多方联合，促进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发展 第一，优化政府和社会工作的合作关系。强化国家在社会工作发展中的角色，强调政府在社会工作建设中的责任，协调好各个因素之间的关系。政府在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对社会工作的大力支持。

第二，发挥群众团体协同作用。要充分发挥群团组织和民办社会服务机构的各自优势，形成工作层次上有分工、工作内容上有交叉的连续服务体，形成既发挥传统资源优势又引入专业社会工作元素的责任共担完整服务体系。

第三，大力发展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政府通过各种方式支持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发展相应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以促进社会工作在中国的生存和本土化的进程。

（三）发展合理的教学方式

首先，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通过与外国、港台的学术交流，项目合作等促进教师素质的提高。从当地社区挖掘具有社会工作教学和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才。通过与他们交流，让教师进入社区等相关工作单位锻炼促进社会工作专业教师的实践能力的提高。其次，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教育机构要与政府、社会团体结成合作关系，拓宽社会工作的实习基地。以便在教学过程中，很好的把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有机的结合起来，促进社会工作教育质量的提高。

（四）加大社会工作的宣传力度，提高社会工作的知名度和公众的认同感

加大社会工作的宣传力度，可以通过开展一些研讨会、培训班等方式，以促进政府及用人单位对社会工作的认识。可以通过网络、电视、广播、报纸等传媒宣传社会工作的理念及方法，以提高社会工作的知名度。同时还可以宣传一些社会工作过程中的成功案例以及社会工作发展过程中的重大新闻事件，从而让公众对社会工作有一定的了解，对社会工作取得的业绩充分的认可。还可以多举办一些与社会工作相关的活动，引导群众的积极参与，以便群众能更好的体会到社会工作的助人理念，对社会工作的深入了解。能更好的促进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发展。

参考文献：

①徐怀楚，春天的脚步【J】,中国社会导刊，2008年第22期

②倪勇，社会工作本土化之路向分析【J】,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11期 ③王思斌，《社会工作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④史伯年，中国社会工作教育面对的选择【N】中国政治学院学报2004 ⑤林霞，《探讨开展社会工作专业本科教育的几个基本问题》，【N】海淀走读大学学报，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