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与税收国家建设[精选多篇]

第一篇：和谐社会与税收国家建设

和谐社会与税收国家建设

人的一生中有两件事情是不可避免的，一是死亡，一是纳税。这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家喻户晓的一句名言。在这些国家中，税收的观念深入人心，那里的人民习惯于称呼自己为“纳税人”，那里的政府习惯于称呼自己为“纳税人的政府”。在西方发达国家，税收表达了人民和政府之间最基本的关系，税收代表了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也体现了国家的基本职责与权威。用税收国家一词来概括税收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的重要地位是再合适不过的。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税收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逐渐凸现出来，特别是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目标以来，税收逐渐深入到国家经济运行的每一个角落。如果说个人所得税的开征使得白领阶层和高收入群体感受到了税收的存在的话，个人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的开征则使得最普通的老百姓也深深地感到：税收就在我们身边。随着历史的车轮驶入二十一世纪，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人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将朝着一个逐渐单一和清晰的方向发展，那就是税收关系。在一个富强、民主、法治的新中国，人民的基本义务是缴纳税收，基本权利是享受国家提供的安全、富足和自由的发展环境，国家的基本权利是从人民那里获得税收，基本义务是为人民提供一个安全、富足和自由的发展环境。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车轮正在向着一个坚定的目标前进：税收国家。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把握和体现。

税收国家与和谐社会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税收国家产生和存在的基础与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是一致的。税收国家产生的经济基础是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税收国家存在的政治基础是现代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税收国家代表了现代社会最佳的社会治理模式和人类存在状态，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必经阶段。建设税收国家对于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能够确保国家职能的充分实现，能够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能够为我国税收法治建设提供重要的基础。税收国家作为一个双向互动的社会治理模式，纳税人和国家分别是这一互动的两极。纳税人向国家缴纳了税收，有权享受国家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国家向纳税人提供了公共物品，有权向纳税人征税。国家与纳税人不过是一种互利交换的关系，二者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国家丝毫不比纳税人优越。在税收国家中，税收法治统治着（govern）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无论是纳税人还是国家，均必须按照税收法治的要求来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任何一方均不得享有超越税收法律的特权，双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纳税人在税收国家中是一个非常神圣的称呼，无论你的地位多么卑微，无论你的衣衫多么褴褛，只要你理直气壮地说一句“我是纳税人”，任何权威都要向你肃然起敬，任何高官都要向你低头。在税收国家中，纳税人是真正的主人，税收国家是纳税人的天堂。税收国家是国家和纳税人和谐共处的社会，是民主和法治共存的社会，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社会。

第二篇：和谐社会与税收司法改革

和谐社会与税收司法改革

2006年5月19日-20日，“和谐社会与税收司法改革”国际学术研讨会经过半年多的精心组织和筹备终于在北京大学英杰国际交流中心隆重召开。此次会议由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法学会、北京大学主办，世界税法协会、密歇根大学法学院、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等单位协办。会议主要包括以下议题：（1）税收司法、税收法治与和谐社会；（2）国际税收司法发展趋势；（3）税收司法改革与纳税人权利；（4）税收司法与税收执法的关系；（5）税收司法组织体系；（6）税收司法与税法职业发展：（7）税收司法程序完善；（8）税收转让定价。

参加本次研讨会的包括来自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院、国务院法制办、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法学会等单位的领导30余人，来自日本、美国、欧盟、韩国、泰国、印尼、哥伦比亚和我国台湾、香港的专家代表团，来自全国法院系统的30余名法官，全国著名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80余人，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律师、会计师、税务师30余人。与会人员共计300人之多，是中国乃至世界财税法学界的一次盛会。与会领导和专家为大会作了精彩的致辞和报告。

5月19日上午9：50-10：50，中国法学会财税法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税法研究中心主任刘隆亨教授与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Reuven S.Avi-Yonah教授共同主持第一场大会主题发言, 最高人民法院王振宇法官、美国联邦税务法院法官David Laro先生分别针对《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纳税争议行政复议前臵和纳税前臵程序和美国联邦税务法院中的转让定价司法实务发表演讲。

王振宇法官从法律限制个体权利合理性的角度评析了《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王振宇法官认为，《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不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但不宜认为违反了平等原则。针对不符合比例原则而言，《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的立法目的主要在于“税收征收管理”和“保障国家税收收入”，其不违反适当性原则，但是不符合必要性原则和均衡原则。王振宇法官认为，《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八条应当修改，取消对纳税人权利的不当限制，税法在突出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应加强对纳税人权利的保障。

针对王振宇法官的发言，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严锡忠律师提问，即对税务行政处理决定书不服必须复议前臵，而税务行政处罚（即对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是如果法院受理了税务行政处罚诉讼，而税务行政处罚所依据的事实又必须依赖于税务行政处理决定书中认定的事实，两者不可分离，必然造成行政诉讼的尴尬。从司法实践来看，应该取消复议前臵程序、实行纳税争议和行政处罚同步审理。法院对此有何评论？王振宇法官认为，如果纳税人单独对行政处罚决定书提起诉讼，法院必须受理，如果认为处罚显失公正，则对处罚金额予以变更；如果行政处罚事实与课税事实不可分离，则法院裁定中止审理，待行政复议后恢复审理。

上海旭灿律师事务所菅峰律师提问，纳税争议行政诉讼是否可以跨越复议前臵程序？如果行政机关不受理复议申请，也不出具理由，应该如何处理？王振宇法官对此的回答是可以诉行政机关不作为。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史俊明律师提问，税务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和举证责任与一般行政诉讼有何不同？王振宇法官回答，目前法院在审理税务行政诉讼案件方面并无太多案例，税务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也无特殊规定，原则上采用行政诉讼的相同规则。

美国联邦税务法院法官David Laro先生介绍了美国联邦税务法院中的转让定价司法实务。在美国，税务案件都是纳税人提交纳税申报后，认为税务机关对其认定不合理而提出的起诉，95%的税务纠纷通过法院解决，由独任法官审理裁决。任何一方不服裁决，可以向上诉法院提起上诉。而转让定价诉讼中，法官主要听取双方辩论，双方当事人都要对各自的证据进行收集。同时Laro法官还为我们简单介绍了美国法院的审理原则及其适用。

5月19日上午11：00-12：00，欧洲税法教授协会主席、荷兰莱顿大学国际税法中心主任Kees van Raad先生与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守文教授共同主持第二场大会主题发言，台湾“司法院”前大法官曾华松先生、日本东京大学金子宏教授分别介绍了“证据法则与税务诉讼”、“日本租税不服申诉及租税诉讼制度”。

曾华松先生认为，税务稽核，在认定事实方面，其所据事实，必须合理充足，在全部事实未调查明确前，不得率为行政处分，如纳税人对处分不服提起行政救济，对其不服的各点，由原处分机关或决定机关答辩。虽已提出答辩，如有不足，应补充答辩。受理行政救济之机关或法院，原则上应依法受理并自行调查，不得贸然发还原处分机关或决定机关再为审查。此外，银行存款、同业利润标准等间接证据，作为推计课税的资料，惟以符合推计课税的要件，并具有合理性及合乎经验法则为限，始得采信。税务诉讼，原则上应采职权调查主义及盖然性法则，如税务行政机关提出的证据，法院认为合理者，应认为其已尽举证的责任。纳税人如对之表示否认者，应由其负举证的责任。

金子宏教授认为，在租税法定主义下，税收的缴纳和征收，以法律规定为基础，根据法律规定来执行，给予纳税者以保证其对违法处罚提出争议的手段，是租税法定主义的要求。日本租税诉讼制度形成于1890年行政裁判所的设立，主要由税收不服申诉和税收诉讼两种程序。对税务署长所作的处分提出审查请求的申诉手续包括提出异议和审查请求，申诉由国税不服裁判所处理。租税诉讼包括8种类型：撤销诉讼、无效确认诉讼、争议诉讼、不作为的违法确认诉讼、义务履行诉讼、停止侵害的诉讼、超误纳金返还请求诉讼、国家赔偿请求诉讼。8类诉讼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是撤销诉讼，对于撤销诉讼采不服申诉前臵主义，对于无效确认诉讼没有不服申诉前臵的要求和诉讼期间的限制。如何区分“无效”和“可以取消”？根据通说和判例，行政处罚的违法性重大明显时即为无效，行政处罚具有重大的违法性但不明显时可以取消，但这一标准已有所变化，根据最高裁判所的判例，与课税处罚的内容相关的错误是关系到课税要件的根本，行政处罚当然无效。关于撤销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在课税要件事实的存在与否以及课税标准上，原则上以租税行政厅的举证责任为主，不同于课税要件相关事实的证明的是纳税人主要对有利于纳税人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

分组会议

5月19日下午至5月20日上午为分组讨论，与会人员分为“税收司法改革”、“转让定价制度21世纪面临的挑战”、“税收法治建设”三个专题会议进行了讨论。

分组会议之一——税收司法改革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陈良刚法官论述了税务行政诉讼案件中司法审查的强度。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是行政诉讼的核心，包括横向关系和纵向关系，横向关系表现为受案范围，纵向关系表现为审查强度。尽管强化司法审查的强度有助于实现行政诉讼的救济功能和控权功能，但应当兼顾行政自主性，为行政权的有效运作和功能发挥留下必要的空间。在确定具体案件的司法审查强度时，以下因素应予考虑，一是专业色彩之浓淡；二是对相对人权益影响之深浅；三是其他手段（如行政程序）控制作用之强弱。尽管法院可以根据行政案件的具体情况而调整司法审查的强度，以实现司法审查有效性与行政自主性之间的兼顾平衡，但由于同时要受到一系列的法律和现实因素的制约，故并非总能采取理想的审查强度。具体到税务行政诉讼案件，其一，部分税收行政诉讼案件的专业技术性较强；其二，被诉税务行政行为多为负担行政行为，往往会对相对人的财产利益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其三，在行政程序中，税务机关的调查义务可能因行政相对人怠于履行协助义务而减轻；其四，税收法律法规的层级普遍较低，行政立法及解释占据主导地位；其五，税务机关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普遍 1

较大，行政程序约束普遍不足。基于上述特点，司法审查强度应作出相应安排，首先，法院总体上应加大司法审查的强度，防止行政权力滥用，切实维护相对人合法权益；其次，为兼顾税务机关的行政自主性和专业优势，可对行政机关的认定和判断予以适当尊重，但不能以牺牲司法审查的有效性为代价；再次，由于税务机关的职权调查义务在一定情况下应予减轻，故法院对事实问题的审查和强度应作相应调整。司法审查强度包括事实认定审查、法律解释审查、行政裁量审查、程序审查，税务行政诉讼案件的特点要求法院强化对行政行为适用法律及行政程序合法性的审查，并可对事实问题，尤其是带有较强专业技术性的事项适当调低审查强度。对于司法审查强度的重构，陈良刚法官提出四点建议：第一，确立司法审查的合理性审查原则；第二，在事实问题上增强司法审查标准的灵活性，建立多层次的证明标准体系；第三，塑造法院在法律问题上的权威，在此前提下有条件地尊重行政解释；第四，完善行政立法程序，融入正当程序理念。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王彦法官分析了纳税主体资格争议诉讼、与征税行为直接相关的罚款争议诉讼、税务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衔接、相对人既对撤销原纳税决定不服又对按复议决定做出的新的纳税决定不服的相关问题。王彦认为，对于纳税主体资格争议诉讼，当事人对税务机关所征税款不服，认为自己不属于纳税主体，可以迳行向人民法院提起确认之诉，人民法院通过审查，可以判决确认原告具有纳税主体资格，亦可以判决确认原告不具有纳税主体资格。被确认纳税主体资格的当事人对征税款金额不服的，应当适用《税收征管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对于与征税行为直接相关的罚款争议诉讼，当事人对税务机关作出罚款处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在审理过程中，若发现罚款处罚的合法性与征税金额有直接关系的，应当进行诉讼指导，建议当事人先对征税金额依法申请救济，期间中止对罚款处罚案件的审理，待纳税金额争议案件判决后再恢复罚款处罚案件的审理；若当事人坚持对罚款处罚案件进行诉讼的，人民法院可就税务机关作出罚款处罚的程序和法律依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鉴于纳税金额争议案件尚未有结论，即使查明税务机关作出罚款处罚的程序和法律依据合法，亦不宜判决维持，应当判决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为当事人将来因纳税金额争议案件胜诉后再次请求人民法院撤销罚款处罚决定留有余地。对于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偷税案件，税务机关有权处罚；对于同一税务案件的行政复议和移送检察机关按犯罪处理的交叉和衔接问题，一般应当是先由税务机关依法进行税务行政监督管理，发现偷、抗税情节严重确已构成犯罪的，才应当移送检察机关处理。关于相对人既对撤销原纳税决定不服又对按复议决定做出的新的纳税决定不服的相关问题，王彦认为复议决定尚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前不应急于作出新的行政行为；对重新作出的纳税决定不服，应遵从纳税前臵和复议前臵程序，法院不应直接受理；原纳税机关重新作出纳税决定时，如因认定的事实或定性、适用的法律等因素发生了变化，就可以做出比原来或轻或重的纳税决定。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史笔法官分析了税收撤销权的相关问题。税收撤销权的行使必须具备主官要件和客观要件，并针对撤销权行使的主体、方式、管辖、被告和第三人、范围、举证责任和期限进行了分析和阐述。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许纯法官论述了和谐社会背景下税收行政司法的完善问题。许纯认为，当前税收行政司法存在三大问题：税收行

政案件数量较少、税收行政权过大削弱了税收行政司法、税收规范的缺陷造成司法障碍，并对税收行政司法的完善提出了如下建议：取消税收行政复议前臵的规定，充分尊重当事人的选择权；设立独立的税收争议裁决机关，适当扩大税收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改革税收行政诉讼的管辖制度，确立税源丰富地区基层法院集中管辖周边地区税收行政案件的制度，增加中、高级人民法院的税收行政诉讼受案数量，降低中、高级人民法院受理相关案件的标的门槛，以有效排除地方政府对司法审查的干预。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王松法官论述了纳税人权利保护视角下的税收司法改革相关问题。王松认为，税收具有分配收入、宏观调控、保

障稳定三大公法职能，同时也意味着对私法意义上财产权的直接无偿占有，这使税收法治在整个法治建设特别是在税收国家的时代背景下具有重要意义。目前税收法治的重点是依法治理征税行为，保护纳税人合法权利，于是制约税收行政行为的税收司法审查便凸显其作用。而在税收司法运转不畅的现状下，从纳税人权利保护角度审视税收司法改革，具有革命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社会契约论和市场交换论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征税的正当性，反映了市场经济尊重私权、财产权的本质特征，也是从纳税人视角审视税收行为必要性的理论依据。在目前纳税人权利资源稀缺，在授权立法普遍、税收执法强势的情况下，应当重视纳税人与征税机关的抗衡和博弈机制，并为之提供舞台，这是税收司法改革取得突破进展的根本途径。税收司法改革应遵循平衡原则、程序保障原则、私权应被充分尊重和保障原则。针对税收司法改革的相关问题，王松认为，建立税务法院的理论和现实依据不足；应加重征税机关的举证责任，税务机关应承担核定数额的说服责任；应灵活裁判，提高税收司法技巧。税收案件纳税人具有更复杂的心理活动和利益考虑。税务机关所拥有的检查、处罚、税款核定、发票管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核定等权力，不可能不使正常的生产、经营主体对诉讼有所顾虑，若不具有非常勇气或逼上梁山、孤注一掷之状况，断难选择起诉，法院的判决结果对纳税人本人、其他纳税人和税务机关均具有重要意义，判决也将对法院形象、纳税人司法信心产生影响，因此，法院在判决时应慎之又慎，遵循以下原则：第一，奉行严格法治，按照税收实体和程序法严格审查税务行为，不因原告违法而对税务行为有所迁就；第二，加强对税收案件的解释、引导，引进判例制度；第三，适时调解结案；第四，如税务机关涉嫌报复，应考察是否纳税人与第三人平等处理，是否超出了正常情况，以滥用职权或显失公正撤销相关行政行为，同时向人事、监察和上级税务机关提出司法建议。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王瑞芳法官分析了我国税务强制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王瑞芳认为，我国税务行政强制执行中存在一些亟待

解决的问题，包括：第一，税务行政强制执行权限不明确；第二，税务行政强制执行手段缺乏刚性和完整统一性；第三，税务行政强制执行依据可操作性不强，执法不规范；第四，税务执法人员素质影响税务强制执行的效果；第五，大量税外费挤占税收，从直观上造成了纳税人对税收的抵触情绪，加大了税务强制执行的阻力。完善税收强制执行措施，从长期目标看，应加快“费”改“税”进程，减少各种不合理收费；在条件具备时制定统一的行政强制法；建立专门的税收司法机构，负责税务强制执行。从近期来看，应完善税务行政强制执行程序，创建和谐的税收环境；钢化税收强制执行权；完善对税收强制执行的监督，切实保护纳税义务人的合法权益。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毛天鹏法官阐述了税务警察设臵的相关问题。毛天鹏认为，之所以考虑设臵税警是因为可以解决三个基本问

题：第一，税收执法中检查权不足，强制手段不够；第二，查处普通税务违法行为和追究涉税犯罪行为刑事责任的衔接问题，普通税务执法机关和涉税刑侦机关在管辖上的隔然分立导致重复调查，甚至兹生以罚代刑问题，税务警察的设臵把普通税务执法权和涉税刑事侦查权放在同一机构内运行，更易协调和衔接；第三，司法机关办理有关涉税专业案件中专业知识不足。此外，国税稽查和地税稽查之间难以协调的问题可以借税警设臵之机加以解决，行政区划和经济区域对税务机构设臵的对应关系可以借税警设臵之机重新考量。在具体设臵模式上，可以仿照缉私警察的模式设臵，既隶属于税务机关，也隶属于警察机关，实质上体现税务机关对税警机构的领导，形式上统一于公安编制。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肖竹梅法官从实际审案经历分析了税收司法疲软的症状、病因及诊治方案。并从五个方面分析了税收司法疲软的病因：权利对权力的顺从冻结了民众的诉讼意识；绩效偏好诱发对行政诉讼的压制；权力的异化弱化了诉讼救济的应有功能，执法的利益驱动削弱了诉讼的意义；技术鸿沟稀释了诉讼的作用；法律的苛刻限制平添了诉讼难题。针对这些病因提出了若干解决方案：实行信息公开；改变执法观念，限制税收执法权；严格界定偷税概念；修改法律，降低诉讼门槛；推行税收公益诉讼制度。

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李玉国法官全面检讨了纳税争议复议前臵条件。李玉国认为，从设臵前臵条件直接原因的视角来看，径直申

请行政复议对税款及时安全入库并不能构成危险；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性质与关系来看，前臵条件使无力完税、提供担保的纳税人依法

享有的救济权被剥夺；从法律平等保护的角度看，前臵条件造成了有资力者与无资力者之间的不公平待遇；从发达国家法律实证来看，见不到有申请复议前臵的限制。基于以下几点原因，应该取消纳税争议复议前臵条件之规定：第一，加入世贸组织，承担遵守规则与履行承诺的义务。入世承诺之一，“如初始上诉权须向行政机关提出，则在所有情况下应有选择向司法机关对决定提出上诉的机会”，纳税争议复议前臵规定不能保证所有情况下有选择向司法机关对决定提出上诉的机会。第二，人权入宪，贯彻实施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而“人人受法律平等保护”属于基本人权范畴，那么《税收征收管理法》就应当充分尊重和保障所有的纳税人能够平等地享有并行使行政救济的权利。第三，社会公平和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意，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制度是协调政府与人民利益关系的重要机制，而纳税争议复议前臵条件有失公平和正义。

分组会议之二——“转让定价制度21世纪面临的挑战”

国家税务总局国际税务司副司长王裕康作了“中国转让定价税制面临的挑战”的演讲。从完善法制框架、建立转让定价工作体制、建

立转让定价工作人才库、建立转让定价数据库信息系统四个方面，介绍了中国完善转让定价税制的策略。与会专家还就转让定价数据库、预约定价的纠纷解决以及成本分摊协议等领域进行了深入讨论。

美国康乃尔大学前校长Jeffrey Lehman介绍了北京大学中美法律与政策联合研究中心对税收政策所得与安全的关注和中心的成立背

景，他指出以往的法律针对封闭型经济，全球化创造了开放性经济，因此需要在互相依赖的背景下对社会、经济进行分析。有效税率的变动对于商业经营有着重要影响，对有效税率的灵敏反应将影响税法制定，因此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对各国税率调整提出了要求。各国都应当重视这一历史要求，加强税收方面的国际合作与研究。

哥伦比亚大学国际税法教授，德国马普所研究员Esperanza Buitrago Díaz为我们比较分析了经合组织税收协定范本和联合国范本

建议的约束力与西班牙的实践经验，他从国际法角度，从税收协定约束力角度，从VCLT的约束力角度，从协定双方遵守承诺的忠诚角度，从软法的约束力角度等方面，分析了国际税法建议约束力的基础。最后简单介绍了西班牙就国际税法解释地位的实践经验。

美国哈佛大学Richard Ainsworth教授以增值税中的转移定价为主，分析了转移定价的三难选择。他认为税收和谐包括水平统一和垂

直统一，在水平统一方面，主要通过关税WTO的估价规则进行关税协调，以OECD税收协定范本为依据协调所得税，按照欧盟第六号指令协调增值税；在垂直统一方面，主要有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单一原则，以日本为代表的并行原则，以欧盟为代表的混合原则。并介绍了若干转让定价的调整方法。他以BITTING VS IRS一案为例，分析了实现税收和谐的短期方法即多种租税的预约定价安排，和长期方法即统一标准的转移定价指导原则。

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Reuven S.Avi-Yonah教授以“美国转让定价制度在21世纪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为主题作了发言。以美国

税务机关在转让定价引起的税务诉讼中胜诉率的变化为切入点，讨论了美国税务案件审判制度变化对转让定价制度的影响。

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学Yariv Brauner教授对美国税务法院审判做了简要介绍，在美国选择税务法院进行诉讼无须先付税后诉讼，因此

纳税人绝大多数选择税务法院进行诉讼。纳税人败诉的通常原因也主要是因为举证责任的问题。税务诉讼中，审判过程分为事实审和法律审，证人也分为事实证人和专家证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解释税收立法时涉及到法哲学问题，有时是多种法哲学问题。

美国波士顿大学Diane M.Ring教授对APA披露问题做了主题发言，她认为APA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一种安全阀的作用，可以有效协

调纳税人和税务当局之间利益的平衡。因此在APA中，政府应该有效研究哪些属于可以公告的，哪些是属于不可公告的，所以在APA中批露的内容至关重要，而社会各界对此也非常关注。

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前税务官Robert H.Green以转让定价的成本分摊做了专题发言，他指出纳税人签署成本分摊协议的原因是：可以

转移高价值资本的风险并且有利于转让定价进行。而CSA（成本分摊协议）中遇到的典型问题主要集中在无形资产的成本分摊如何进行，成本如何分摊以及哪些成本需要分摊。

上海律协财税法律委员会与会人员陆易律师、俞敏律师、肖波律师、菅峰律师、史俊明律师、饶国栋律师、魏琦律师和秘书荣红梅律

师均参加了该专题小组的讨论并踊跃阐述了个人观点。菅峰律师针对所得税经济性重复征税问题和转让定价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肖波律师针对中国预约定价税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肖律师认为，预约定价税制应遵循七大原则：公平交易原则、自愿平等原则、要式法律行为原则、法律约束力原则、单独适用原则、保密原则、纳税人机会均等原则。

分组会议之三——“税收法治建设”

台湾大学法律学院黄茂荣教授就税务诉讼的举证责任进行了专题发言，通过区分义务、责任和负担对举证责任进行了概念解析。黄教

授详细区分了客观和主观举证责任，认为主观的举证责任范围是从客观的举证责任范围修正而来，客观的举证责任范围是法定不变的；而主观的举证责任范围则随诉讼之进行而修正，具有因案件之进行情形而不同的特殊性。黄教授对税捐债务构成的积极要件和消极要件以及适用不同的举证责任规则进行了阐释。

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巡视员丛明先生以“中国税收法治建设”作了主题发言，他简要介绍了现行税收法治体系的基本情况以及现行税收法治的主要问题，并分析了现有问题的原因所在。他认为推进税收法治建设必须加强对税制与税收征管，税制与税收政策，税制与税收中性等关系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加快法治体系的建设，即加快税收基本法的立法进程；加强执法建设；加强税收司法体系的建设。

华东政法学院陈少英教授分析了税务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相关问题。陈少英教授认为，确定税务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法定原则、公平原则、效率原则、诚信原则、比例原则。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的具体方式，课税基础要件事实税务机关负绝对的举证责任，确定应纳税额的事实分别承担举证责任，税务行政处罚税务机关承担举证责任，税务行政赔偿纳税人承担举证责任。在税收调整和税收保全案件中，税务机关的举证责任应予加重；在推定课税、法律拟制、合议减轻案件中，税务机关的举证责任可以减轻；在法律推定和非常规事实情形下，税务诉讼举证责任发生倒臵。证明标准是法官根据既有的证据和法律规范无法对案件事实作出必然的判断时所需要的心证标准。证明标准一般分为三类，优势、清楚而有说服力和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三类标准在行政诉讼案件中均有不同程度的适用。在税务赔偿案件和原告承担证明责任的行政诉讼中，应采用优势证明标准；在税务机关适用简易程序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涉及预测性事实的行政案件、采取临时财产保全措施的案件中，应采用清楚而有说服力的证明标准；在适用听证程序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中，应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教授以利息税为例来分析中国的税收法治建设。他认为利息税的征收一定程度上开辟了新的财

源。但若认为随着经济形势和利率的变化，征税将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将税收错误地理解为操纵经济的工具，将影响税收制度的设计。他认为目前取消利息税是不合理的。理论上的公平应当是现有的条件下能做到的公平，有关于我国税收司法制度的建设也应该坚持这一原则。

西南财经大学刘蓉教授论述了纳税人权利保护与我国税收司法改革的相关问题。刘蓉认为，在税收宪政制度下，纳税人具有只缴纳符

合宪法规定的税收给付义务和享受国家提供的各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权利。由于支付税款是纳税人利益的损失，政府征税又拥有市场

主体所没有的强制力，并在很大程度上垄断了公共产品的供给，通过立宪对纳税人权利进行保护尤为重要。我国税收司法改革应包括构建统一的税收司法运行机制、设立税务法院、扩大司法审查范围、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等内容。

台湾中正大学黄俊杰教授阐述了台湾纳税者权利保护法案的相关内容。法案立法目的在于保护纳税者权利，健全税制，实现课税公平

与程序正义。法案规定的税捐基本原则包括：最低基本生活维持原则、税捐法定主义原则、税负增加之禁止与减除原则、税捐规避之防杜原则、税捐优惠之界限——比例原则、纳税义务之界限——限定继承原则、信息公开原则（包括财政资料公开和税捐函令公开）。纳税者权利保护包括以下内容：纳税者诉讼之提起、最低之程序保障、设臵税捐复查委员会、加强行政救济权之保障、设臵税务行政法庭与税法实务问题研究委员会、成立纳税者权利保护委员会、奖励财税法学研究、设臵纳税者权利保护官。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汤贡亮教授介绍了完善税收司法监督机制的研究成果。汤教授认为，税收刑事司法监督的主要环节

和重点是对公安涉税侦查权的监督、对检察院涉税公诉权的监督和对法院涉税审判权的监督；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职务犯罪刑事司法程序中监督的主要环节和重点是对检察院涉税侦查权的监督和对法院涉税审判权的监督；在纳税人提起的税收行政司法程序中监督的主要环节和重点是对法院行使涉税审判权和执行权的监督；在税务机关提起强制执行申请的程序中，监督的主要环节和重点是对法院行使涉税执行权的监督；在税收民事司法程序中，监督的主要环节和重点是对法院行使涉税审判权和执行权的监督。我国目前司法领域存在对法院涉税审判监督不到位、不规范，检察院涉税检查监督中职责不到位、涉税职务犯罪侦查职责不到位、思想认识不到位的问题，公安机关涉税侦查内部监督不能发挥整体优势以及涉税侦查外部监督不足等问题。汤教授提出了完善我国税收司法监督机制的若干对策：

（一）完善对法院涉税审判的监督机制，具体包括完善立法机关对法院涉税审判的监督、完善检察机关对法院涉税审判的监督、完善社会各界对法院涉税审判的监督、完善对法院涉税审判的内部监督；

（二）完善对检察院涉税检察的监督机制，具体包括完善检察院涉税检察的内部监督、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完善法院对检察院涉税检察的监督、建立检察监督委员会制度；

（三）完善对公安机关涉税侦查的监督机制，具体包括完善对公安机关涉税侦查的内部监督、完善对公安机关涉税侦查的外部监督。

天津财经大学李炜光教授分析了皇权专制的税负之弊。李教授认为，中国自古改朝换代频繁，很大程度上是由税收引起的。“税收是

毁灭的权力”，税收和财政首先是政治、法律问题，其次才是经济问题。而皇权专制是中国的最大特点，在这样的体制下，税收往往成为由盛而衰的转折点。皇帝直接征税，没有中间阶层，皇权专制的封建国家与农民阶级处于直接对立的状态，形成了扁平化的社会。同时无宪政使得中国的皇权过于集中，导致官僚机构庞大，政府无法自我控制。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必须建立宪政民主的体制，即政府的规模、职能和权力以及财政税收的制度与政策受到法律的限制和人民的监督，人民的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

台湾大学法律学院葛克昌教授阐述了租税国家之宪法界限——宪法解释对税捐法制发展影响相关问题。葛教授认为，台湾的司法院解

释表明，司法应以租税正义或量能课税原则，审查税法。肯认量能课税原则，司法不仅对税法之内涵为解释，而将税法臵于宪法伦理基础，针对议会多数主权有所限制，即立法权不得逾越司法院所为之宪法解释。故司法院对税法之宪法解释，由形式法治国家原则趋向实质法治国家保障，由税法思维方法过渡于宪法思维风格途中。葛教授从法治国原则、社会国原则、租税国原则三个现代宪政国家原则出发，阐明了宪法解释对税捐法治的影响。形式法治国原则包括法律保留原则（课税要件法定原则）、明确性要求、法律不溯及既往、一事不二罚原则。实质法治国原则包括量能原则（为税法结构性原则）和职业自由原则。社会国原则表现于纳税人权利保障，包括生存权保障、社会国原则为国家目标规定及税法原则、社会政策之租税优惠、婚姻及家庭特别保护。租税国原则是指明示纳税义务，宪法优于税法，税法须受实质之违宪审查，租税国家表现在宪法上即为私有财产制与市场经济，租税成为经济及营业自由之对价，具体包括公债上限、国家不宜参与市场、隐藏性增税之避免和地方课税立法权。葛教授还论述了纳税人协力义务的宪法原理。宪法解释逐渐彰显以人性尊严与个人基本价值为中心之民主理念，要求越与人民邻近事务，应尽可能由其自我实现、自我决定。宪法之人性观，系指平等、自由、拥有社会关怀之个人。在人格自由发展下，自行决定其生活方式与未来规划，自我决定之本旨，在于自我负责，不仅对自身事务负责，同时也对群体负责，并透过纳税对社会共同体运作所需公共支出履行其社会连带之义务。人民须主动参与税捐程序之进行，协助稽征机关发现真实公平分担公共支出负担，同时并确保其自由权不受违法侵害，得以充分发展其人格，维护其尊严，纳税人协力义务由是而生。

华南理工大学张富强教授阐述了税收司法制度重新设计中的公正与效率问题。张教授认为，从法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司法制度的良好

设计旨在通过一个司法资源的合理配臵，妥善解决社会交易成本过高于社会效率过低的矛盾，以保证司法制度在推进国家法治建设进程中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用。我国目前税收司法改革中应重点引进效率目标，以期促使我国税收司法制度的再度设计能真正体现公平与效率的辩证统一。

北京大学刘燕副教授探讨了我国资产证券化交易中发起人转让资产的所得税问题。刘燕认为，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发起人转让资产涉及的所得税难点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转移资产行为在税法上的性质是属于“销售”还是“融资担保”，两者在税法上的效果相去甚远；第二，带息债权转让是否应确认利息部分的收入；第三，转让方保留的次级权益是否确认收入？《证券化税收通知》中将发起人的资产转移行为确认为“销售”而非“融资担保”，而美国税务机关和法院在判断一项交易到底是出售还是担保融资时，坚持的是实质主义而非形式主义的标准，根据交易中双方权利义务分配的具体情况来认定，而不是根据交易声称的法律形式。刘教授认为，由于无法明确划分哪部分资产没有转让，哪部分资产已经转让，因此，在确认转让收入时，宜将次级权益对价直接计入转让收入；但对于带息债权转让中的利息，为税收公平与效率的目的，不宜进行收入的分解或单独确认利息收入。

安徽大学华国庆教授从纳税人权利司法保障的分析了我国税收司法改革的相关问题。华教授认为，我国纳税人权利司法保障存在以下

问题：第一，税务行政复议存在诸多缺陷；第二，税务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过于狭窄；第三，缺乏纳税人诉讼制度。针对上述缺陷，税收司法改革的建议如下：

（一）完善税务行政复议制度，包括取消纳税争议行政复议的限制性规定、扩大税务行政复议的审查范围（将国家税务总局的规章纳入行政复议范围）、改革我国税务行政复议机构；

（二）在法院内部设立税务法庭；

（三）完善税务行政诉讼制度，包括扩大税务司法审查的范围、增强纳税人权利的可诉性、建立纳税人诉讼制度。

浙江财经学院法学院王鸿貌教授就“纳税人问题、税务行政诉讼的特质及我国税务行政诉讼的现状”作了主题发言，他认为我国进入

社会的转型期，社会的矛盾也集中凸现，因此我国的税收冲突也应该进入冲突的高发期，这为我们研究税务行政诉讼提供了更多的资料，也使得我们的研究有了更多的实践意义。他认为，学界应该从最基本的概念、理论出发，得出一些基本的观点和结论。

大会主题发言和闭幕式

5月20日下午为大会主题发言和闭幕式。台湾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黄茂荣、日本东京大学金子宏教授、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二局局长

吴高盛先生、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Reuven S.Avi-Yonah教授主持了大会发言，欧洲税法教授协会主席Kees van Raad教授、日本税务律师、立命馆大学法学院教授三木义一先生、台北市政府法规委员会主任陈清秀先生、上海市小耘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陆易律师、中国人民法学法学院徐孟洲教授、印度尼西亚PT Total石油公司财务和税务经理Danny Septriadi先生、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荣法律师分别作了精彩的报告。北京大学刘剑文教授主持了闭幕式，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赵大光先生、中国法学会研究部主任方向先生为大会作总结致辞。

欧洲税法教授协会主席，荷兰莱顿大学国际税法中心主任Kees van Raad教授就国际转让定价的仲裁问题作了大会发言，他介绍了欧

盟仲裁指令的出台及背景，他指出过去转让定价的解决耗时长，而仲裁委员会的建立有助于快捷解决转让定价问题。他认为提交仲裁不仅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扩展，即对两年内解决争议提出要求。同时对于仲裁的时间表、仲裁员选择、仲裁方案的决定及费用负担都作了简要地说明。他指出，在OECD框架内的仲裁纲领有利于解决各类争端，并且补充纲领也对争端的解决起了有利作用。

日本税务律师、立命馆大学法学院教授三木义一先生通过对英国、日本、韩国、德国的税务诉讼案件数量的国际比较，认为这些差别

并不是基于社会心理性原因，或者是诉讼制度的差别，而在于税收行政执法程序的差别。他指出由于各国纳税人纳税义务确定的程序和方式不同，在以美国为代表的纳税申报制度下，纳税人自我申报具有第一次确定纳税义务的法律效力；而在以德国为代表的赋税征课制度下，由税务机关确定纳税义务，一开始就具备可以诉讼的对象。理论和现实存在较大差异，虽然日本采用的是纳税人申报制度，但日本税务机关运用劝诱和修正申报使得大量纠纷回避了诉讼程序。因此，现有制度仍然无法满足纳税人保护的要求。应当针对各国特定制度，设计更为合理和适用的纳税人保护制度。就日本而言，应在司法考试制度中引入税法科目，并在普通法院设立税法部。

台北市政府法规委员会主任陈清秀先生以课税处分撤销诉讼为中心阐述了税务行政诉讼的审理范围。陈清秀分析了课税撤销诉讼中

法院审判范围的两种学说总额主义和争点主义优缺点。总额主义认为课税处分之撤销诉讼的诉讼标的，并非行政处分本身，而是系争行政处分客观上违法并因此使原告之权利遭受损害之原告的权利主张是否正当。争点主义具有程序经济、法安定性、尊重行政机关等优点，但不利于税捐正义之实现并有效保障当事人权利，在合法性上亦存争议。总额主义具有实现税捐正义、有效保障当事人权利、诉讼经济、合法性无争议等优点，但具有加重法院审理负担和延滞程序进行的缺点。理想的审理范围应采总额主义，审理范围应不限于原告在复查程序中主张之处分具体违法事由，行政法院自行裁判决定正确的应纳税额。如采总额主义，应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配套：

（一）行政法院职权

调查界限，有必要课予当事人协力义务，减轻法院负担；

（二）确保当事人之法律上听审请求权；

（三）迟延提出事证产生失权效果；

（四）限制既判力范围。

上海小耘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陆易律师作了题为“中国大陆特殊经济区域的税收法律的立法冲突和协调”大会专题报告，主要介绍了中

国大陆特殊经济区域概况、税收立法及其冲突和协调，并以保税物流园区的案例进行了具体分析。陆易认为，中国大陆目前特殊经济区域包括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出口加工区、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边境经济合作区、旅游渡假区、台商投资区、保税港区和金融贸易区，特殊经济区域的税收立法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由全国人大和国务院颁布的普遍适用的法律法规；第二层次是由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特殊经济区域税收管理暂行办法、海关总署颁布的特殊经济区域海关监管暂行办法、国家外汇管理局颁布的特殊经济区域外汇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层次是由特殊经济区域所在地的省级人大制定的特殊经济区域管理条例和地方政府颁布的地方财政扶持办法。税收立法存在立法层次不高、立法滞后、立法分散等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即针对特殊经济区域制定统领各项政策的法律文件、对特殊经济区的各项法规进行清理和归并、逐步实行“先立法、再运营”的模式运营特殊经济区域。

中国人民大学徐孟洲教授阐述了地方政府间税收不当竞争的法律规制问题。徐教授认为，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产生，客观上基于财

政分权的结果，主观上缘自地方政府绩效的考虑。对处在经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虽然税权高度集中于中央，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同样难以避免。若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能遵循一定的秩序要求，无疑将有益于资源的优化配臵和公共服务质量的提高。经济转型期制度约束环境的软化与地方政府事权界定的模糊，使得税收竞争进退失据、容易逾越正当的界限。地方政府间的税收不当竞争亟待全面法律规制，以便为税收竞争提供常规性的制度保障，符合“依法治税”的精神。行政垄断是政府间税收不当竞争行为的突出表现，而目前的法院系统由于高度地方化不可能为税收不当竞争人受害人提供司法救济，如能建立属于中央法院系统的巡回法院、保障法官的独立地位，法院才可能对地方性法规规章进行司法审查，通过个案判例积累的方式逐步实现对地方保护主义的彻底否定，司法规制税收不当竞争可以通过税收不当竞争的受害人提起的民事诉讼或者行政诉讼、甚至公益诉讼来实现。

印度尼西亚PT Total石油公司财务和税务经理Danny Septriadi就印度尼西亚的税务司法进行了详尽的介绍，他首先说明了印尼宪

法在纳税人权利保护方面规定的不足，其次介绍了印尼的司法系统，特别说明了印尼的税权法庭不在最高法院下，但其与财政部的联系，使得其独立自主性受到质疑。同时他指出，目前印尼税务诉讼的程序在保护纳税人权利方面也作了不利的规定和限制，亟需改革。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荣法律师阐述了税收司法中的当事人权利。李荣法认为，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只重视对国家利益的维

护，忽视对公民和法人私人利益的保护，以及税收案件本身的复杂性和专业性，导致税收司法过程中行政相对人权利被漠视，未能给予有效保护。税务案件管辖缺陷、复议前臵和先行纳税、税务行政诉讼不停止税款执行均不利于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税务案件管辖存在地域管辖设臵不当，目前税务案件地域管辖的设定使得裁判者法院与某一方存在利益上的关联，不完全具备进行公正审判的前提和基础，应当加以改进；此外，级别管辖存在缺陷，基层法院存在审判人员税收知识和经验不足的素质缺憾，无力准确、及时审判案情复杂、涉及税款计算的税务案件。解决管辖权问题，应当赋予当事人在起诉时对管辖法院的选择权，并在中级和高级人民法院设立专门的税务法庭。税务行政诉讼不停止执行存在缺陷，如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与《税收征收管理法》第88条第3款规定存在矛盾、与现代税法原理相悖，应该对不停止执行的条件进行限定。

结语

两天的会议在热烈的交流和讨论中落下帷幕，税务行政诉讼复议前臵程序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受到广泛的质疑和批评，与会法官、学者、专家、律师一致认为应该取消《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即税务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前臵和缴税前臵程序，保障纳税人可以平等地获得司法救济，也有利于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审查和制约，促进税收法治的发展，化解社会矛盾，并通过预约定价制度，实现税收和谐，从而建立真正的和谐社会。同时，通过聆听了海外法官、专家和学者对于预约定价制度的理论和实践的介绍，与会的中国大陆学者、专家和律师普遍意识到中国大陆的预约定价制度处于刚起步阶段，需要在结合中国实际的基础上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上海律师的专业表现给与会法官和专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与北京税务律师同仁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沟通，形成了合作发展共识。

第三篇：税收要为和谐社会服务

税收要为和谐社会服务

近日在听取陕西省国税、地税局的工作汇报时强调，税务部门在维护社会公平与稳定等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一定要充分发挥聚财功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担当起重要角色。

构建和谐社会是全社会的重大系统工程，需要各部门的共同努力。构建和谐社会不仅应把税务机关内部和谐观作为工作的目标和标准，而且应把税收放在社会大环境中去思考，扮演正确的社会角色，弹奏出和谐乐章。

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社会发展同时反作用于经济，两者只有互为条件，才能互相促进。而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需要税收收入作支撑，否则就是纸上谈兵。因此，只有经济发展了，税收增收了，财力增强了，才能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才能有充足的财力进行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当前，税收收入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要求还存在差距，税收工作任重而道远。指出，依法征税、科学征税、文明征税、廉洁征税，这些都和人有关系，都要和人打交道，有个征纳和谐的问题，关键要抓好队伍。近几年来，陕西国地税部门在抓队伍建设方面在各行业里抓的是最好的。税务的队伍是整齐的，制度建设，文明建设都高的很好，取得了很大成绩。这很不容易。但是在干部的思想教育和道德建设方面，还要不断加强，教育永远没有止境。

如何运用好税收政策，有效发挥对经济发展的调节和促进作用，是税务部门需要长期研究的一个课题，这个题目要继续做下去。一个地方发展生产、发展经济归宿点还是要税收。发展经济是第一要务，税务支持企业发展也是第一要务。税务部门要站在政府的角度，扩大税源，扩大税收，加大对企业的支持力度，包括落实税收减免政策，支持财政，支持经济发展。强调，税务对企业的支持和服务，要找一个最佳的结合点。关键是要树立为企业服务的意识，要加强税收政策的研究，不断提高政策水平，提高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的能力。

税收工作很辛苦，政府要积极为税务工作创造条件。当前要重点帮助解决好税务信

息化的问题，要集中资金一步到位。把信息化搞上去，就是管好税源、增加收入。

第四篇：发挥税收作用 服务和谐社会

发挥税收作用 服务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税收具有筹集财政收入、调节经济、调节分配的职能,与国家、企业、公民利益紧密相关。充分发挥税收筹集收入的职能,可以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重要的物质基础;充分发挥税收调节经济的职能,有利于维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良好经济秩序;而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更是维护社会公平、保障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

税收从来都是与国家、社会紧密联系的一个分配范畴，反映了国家和社会成员之间的经济利益分配关系。税收是实现国家职能的物质基础，同时以各社会成员认可的国家为征税主体和依据。古今中外，税收历来都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热点和焦点，是全社会各种利益关系和矛盾的集中体现，对政权巩固、经济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有着深远而重大的影响。我国历史上许多思想家、政治家提出了“轻徭薄赋”、“富民强国”的民本治税思想。如孔子的“惠民”、“敛从其薄”，孟子的“民为贵”、“轻税敛”，老子的“与民休息”，管子的“取民有度，用之有止”等等。但综观我国税收发展史，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巧立名目地搜刮民脂民膏、横征暴敛、只取不予，老百姓被“逼上梁山”，甚至 “揭竿而起”的现象屡见不鲜。在当今世界，科学、民主、法治的潮流浩浩荡荡，税收只有融入到构建和谐社会的大潮中，才能成为社会改革和发展动力，才能随着时代的发展一同前行。

一、税收公平的内涵

古今中外各国税收实践表明，税收公平与否是检验税制和税收政策好坏的标准。一般理解，税收公平包括普遍征税和平等征税两个方面。所谓普遍征税，通常指征税遍及税收管辖权之内的所有法人和自然人，换言之，所有有纳税能力的人都应该毫无例外地纳税。当然，征税的普遍性也不是绝对的，国家出于政治、经济、国际交往等方面的考虑，给予某些特殊的纳税人以减免税的照顾，并不违背这一原则，而视为对这一原则的灵活运用。所谓平等征税，通常指国家征税的比例或数额与纳税人的负担能力相称。具体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纳税能力相同的人同等纳税，即所谓的“横向公平”；二是纳税能力不同的人不同等纳税，即所谓的“纵向公平”。横向公平主要体现机会均等，纵向公平主要体现能力均等。

我国早在西周时期，就提出了征税要有限度、税收负担要公平合理、纳税应便利的税收思想。在魏晋时期，思想家傅玄完整地提出了“至平”、“积俭而趣公”、“有常”的税收三原则，“至平”就是指根据人民收成多少，量能公平征收；“积俭而趣公”是指国家用税要节约，要为了国家公共利益而不是为了统治者的私欲己利；“有常”是指课税要有规定的制度。西方在重商主义后期，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提出了“公平、便利、节省”等税收原则；西方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公平、确定、便利、节省”税收四原则中，将公平列在首位。当代西方税收原则受到凯恩斯学派和福利经济学说的影响，归纳为效率、公平和稳定经济三原

则。可见，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公平都是税收首要原则和重要的政策目标。

二、税收服务于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

和谐社会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在一个物质匮乏的国度里，是难以建立和谐社会的，正所谓“仓廪实而后知礼节，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从静态上来看，和谐社会要求社会财富相当丰富，从动态来讲，和谐社会是活力进发的社会，是财富充裕的社会。对此，十六大有过充满诗意的表述，这就是“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进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对政府宏观调控而言，建设和谐社会首先意味着把蛋糕做大。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是解决当前所有问题的关键。没有发展就不可能有和谐。税收作用于和谐社会，就是要采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和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以较低的税收负担，较高的办税效率，较好的财政效益，激发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真正使广大劳动人民既是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又是财富的主要享用者。通过财税体制改革为龙头的各项改革，清除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部分，为构筑和谐社会创造出良好的体制环境。当前要以和谐为目标，抓住有利时机，在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基础上，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税制改革，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公平税负，不断增强企业自我发展的能力，建立经济自主稳定增长的内在机制，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创业的积极性，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增强动力。也耕是说，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要采取富民的税收政策，推进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努力把“蛋糕”做大，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其次，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过程中，政府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必然需要有充裕的财力作支撑，这就对税收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向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财力支持，需要建立持续稳定的税收收入增长机制。建设持续稳定的税收收入机制，基本目标是税收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相协调，宏观税负和税收弹性系数合理适度，税收收入数量与质量并重。通过依法征税增强国家财政实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全提供财力保障。

三、构建公平税收制度途径

和谐的税收制度要求公平正义、富于理性，利于经济持续发展，利于引导纳税遵从，利于减轻公民负担。在提供财力保障，平衡社会财富，扩大社会就业，健全社会保障，促进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一）着眼于经济增长，实行结构性的减税政策

通过增值税的全面转型、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等措施降低企业微观税负，体现减税效应，促进经济增长。为此，一要积极推进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按照扩大税基、降低税率的原则，减轻内资企业的税负，调整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使实际税负与名义税负趋于一致。规范税前扣除标准和范围，统一内外资企业折旧水平，调整规范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取消区域性低税率，突出投资税收优惠。

二要全面推进增值税转型，彰显增值税作用。三要进一步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把农民的税收负担纳入统一的税制体系，在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基础上，为最终实现城乡税制的统一创造条件。

（二）着重于社会稳定，完善税收扶持政策

收入分配的公平正义、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完善和社会就业的充分合理，是实现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1、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个人所得税是调节个人收入差距的重要工具。国家提高个人费用扣除标准，针对个人所得税深化改革问题的激烈争议暂时有所平息，但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实际上还任重道远，需要继续朝着综合征管和分项征管的方向迈进，即实行综合所得税制与分类所得税制相结合，将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财产租赁、经营收益等经常性所得纳入综合征税项目，合理调整税率级距和税负水平，适当降低边际税率。在改革个人所得税的同时，择机开征遗产税、赠与税和物业税以配合调节。从根本上说，只有建立遗产税和赠与税制，建立物业税制，才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调整社会财富的分布，缓解贫富悬殊矛盾，体现社会公平，建立和完善我国调节个人收入的税收体系。

2、完善落实扶持社会就业的税收政策。税收支持居民就业，一方面可延长有关就业税收优惠期限，另一方面可参照国际通行做法制定针对中小企业的税收扶持政策。据统计截至2004年底，私营企业从业人员达到4700万，中小企业提供了75%的城镇就业机会。可以预见，随着中小企业的发展和新兴产业的出现，中小企业在解决就业方面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此，可以给中小企业利润再投资以所得税优惠；降低对其课征的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简化中小企业的征收管理程序等。总之要在保持现有就业规模的基础上扩大就业成果，而不是仅仅针对失业的结果采取鼓励政策，使税收政策既能够体现就业优先增长的宏观目标，同时更具长效机制。

3、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实践证明，社会保障范围与程度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及具体国情密切相关。由于我国尚处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较低层次，且人员基数过大，因此，应特别注意社会保障项目、范围、标准的确定。遵循循序渐进、平稳过渡的原则，先将养老、失业和医疗保险纳入征税范围，将城镇企业和个人作为征税对象，待时机成熟后再发展到其他保险项目和全体公民。税率、税目的制定及保障水平也应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税率不宜过高，保障范围和水平可只限于为劳动者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较高层次的需要可通过发展补充保险和个人保险来解决。要建立专门的社会保障预算，专款专用，允许社保资金投资，保证社会保障收入稳定增长。

四、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是税收服务于和谐社会的工作重点

和谐社会是安定团结的社会，和谐社会也是各方利益能够得到协调的社会。因此可以说，“做大”蛋糕是实现和谐的物质基础，“切好”蛋糕是实现和谐的客观要求。四中全会在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到要对社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和创新，凸显出中央对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协调管理体制，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维护社会稳定的高度重视。当前，我国社会已经进入到矛盾多发的关键时期，税收必须充分发挥其统筹协调的职能作用，为构建和谐社会保驾护航。

统计资料表明，中国人均GDF现已超过1200美元，整个国家已经进入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阶段。从国际经验看，这个阶段城市化迅速发展，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社会矛盾相当复杂。这一发展关键阶段的特点归纳起来有两个既是关键发展期，同时又是矛盾凸显期。其中社会矛盾集中表现为“利益的>中突”。所以，要很好地处理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防止利益分配的不合理、不平衡，就需要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免费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等等利益协调机制的作用，缓解社会矛盾。税收因为涉及面广，与备方面的利益直接相关，因而较之其它协调机制而言，在利益协调方面的效果更为显著和直接。

税收是社会利益分配的重要杠杆。税收不仅决定着政府取得收入的能力，而且可以调节收入分配，影响市场供给，对于社会各方利益的均衡有着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因此，为了促进社会和谐，税收工作需要把促进社会公平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和政策目标来加以落实，这是与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相一致的。当前，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结构问题。城乡之间的矛盾、地区之间的矛盾、产业结构不协调的矛盾、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几乎都与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有关。不调整结构就难以继续前进、不调整结构就难以健康和谐地发展，这就是说，我国已经进入到了以结构调整促发展的阶段。因此，国家税收政策要着眼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更多地关注经济结构调整，关注社会、经济和自然的和谐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进一步深化农村税费改革，稳步推进城乡税制统一；按照统筹区域发展的要求，全面推广东北老工业基地增值税转型的成果，全面落实支持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按照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继续做好促进下岗人员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实工作，强化个人所得税征管和社会保障基金的征缴，推动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按照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要求，努力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税收政策，促进保护环境、生态建设和自然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按照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加快企业所得税“两税”合一的步伐，努力落实好出口退税机制改革措施，认真贯彻高新技术产业税收优惠政策，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税收对蛋糕的分配不仅事关社会稳定，也关系到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因此，必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既反对平均主义，又防止两极分化。一方面，注意不能损害初次分配领域的效率导向机制，注重保护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另一方面，要努力提高再分配领域的社会公正程度，协调实现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群体之间、代际之间的利益和谐，努力防止税收政策上重工轻农、重东轻西。重资轻劳、重外轻内、重大轻小、重少轻老等不良倾向，切实促进各行业、各地区、各社群之间的统筹兼顾和协调发展。

第五篇：发挥税收职能作用_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发挥税收职能作用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税收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 主要来源和调节经济的重要杠杆，在促进经济发展、保障政权运行、维护社会 公平与稳定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代表国家履行税收征管职能的 重要经济部门，肇庆市国税局在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中，充分发挥税收职 能作用，使国税工作的目标和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整体目标相协调, 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财力保障

雄厚的财政实力，是构建和谐社会、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多年来，肇庆市国税部门坚持以组织收入为中心，大力组织税收收入。1995年〜2004年，全市国税系统累计组织税收收入119.66亿元，年均增长10.4%。税收收入在 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持续稳定增长，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了财力支持。

在组织收入过程中，肇庆市国税局始终坚持“依法征税，应收尽收，坚决 不收‘过头税’，坚决防止和制止越权减免税”的组织收入原则，既正确解决 好依法治税与外部干扰、依法征收与优化服务、依法征管与完成收入任务的矛 盾，又正确处理好规范管理与社会矛盾、履行职责与人情面子、基础工作与长 远发展、投资环境与治税环境的关系，用税法的准则和科学的方法，建立税收 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收入增长机制。加强对税基的调查，摸清税基现状，强化 分析预测，健全定期分析档案，既关注税收总量的变化，又关注直接影响税基 的各税种、各行业的结构性变化和相关经济指标之间的变化，及时掌握影响收 入变化的重要因素，增强组织收入工作的预见性和主动性。加强对重点税源企 业、重点税源行业的监控，及时掌握新增税源情况，抓住支柱税源，管住中小 税源，积极清理漏征漏管户。引入科学化、精细化的管理方式，强化对现行税 种的征管，严格申报管理，加强审核计税，严格缓税审批，确保税款及时足额 入库。同时各级国税机关紧紧依靠地方党政领导和各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的支持，建立协同有效的护税机制，形成全社会依法治税的共识和合力，营造依法诚信 纳税的社会氛围。

营造公平正义的税收环境

依法治税是税收工作的灵魂，是依法治国的重耍组成部分，是在税收领域 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必然要求。只有坚持依法治税，营造民主法治、公平正 义的税收环境，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才能实现。

在工作实践中，肇庆市国税部门严格贯彻执行各项税收法律法规，认真落 实税收实体法，深入贯彻《税收征管法》和其他程序法，认真贯彻《行政许可 法》，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加强执法监督，认真落 实稽查案件复查和重大案件集体审理等制度，切实做好行政处罚听证、复议与 应诉工作，全面推行税收执法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推进政务公开，建立内外

结合的监督网络，对税收执法权实行全过程、全方位的监督，确保依法行政、规范执法。严格落实流转税政策，按照以票控税、网络比对、税源监控、综合 管理的要求，以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废旧物资经营和农副产品收购企业以及 “四种票”管理为重点，加强增值税管理。严格落实企业所得税政策，按照管 好税基、完善汇缴、加强评估、分类管理的要求，完善管理制度，强化基础管 理，规范行政审批，完善核定征收，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企业所得税管理。严格 落实涉外税收政策，加大审核评税和涉外税务审计的推广力度，加强对重点行 业、重点企业和亏损大户的监控管理，加大反避税工作力度，积极推行预约定 价管理制度。严格落实出口退（免）税政策，认真研究解决落实出口退税新机 制工作中遇到的问题，防止发生新欠，同时依托“金税”工程和口岸电子执法 系统，不断完善管理制度，强化管理措施，严格审核分析，加快退税和免抵调 库进度，防范和打击骗税等违法行为。严格落实税收扶持政策，促进经济发展 和社会稳定。

据统计，2004年肇庆市国税系统通过落实出口退税政策，全年共办理出口

退（免）税107065万元，同比增长86.8%,增加49735万元，促进了外贸经 济的发展；通过落实扶持弱势群体的税收政策，为1985户下岗再就业纳税人减 免税收168.13万元，免收税务登记工本费40558元，为11437户未达增值税起 征点和涉农纳税人减免增值税936.71万元，促进了 “三农”工作和再就业工作，肇庆市国税局因此连续两年被肇庆市政府评为就业再就业工作目标责任制成绩 突出表扬单位。

建立公平有序的税收秩序

公平、有序、规范的税收秩序，是税收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和

谐社会的重耍特征。肇庆市国税局不断加强税收征管，提高征管质量，加强纳 税户籍管理，认真做好税务登记信息与相关部门信息的交换比对工作，加强开 业、变更、注销、停歇业、未达起征点业户的管理，防止漏征漏管；加强发票 管理，严格以票管税；加强防伪税控装置的管理，积极稳妥地推广应用税控收 款机；落实税收管理员制度，开展纳税评估，全面掌握纳税人管理情况，及时 发现问题，采取措施促使纳税人如实申报纳税；加强纳税分析，充分运用各种 信息资料，分析测算纳税人实际纳税与应纳税额的差距，有针对性地加强管理。

在税务稽查中，肇庆市国税局认真研究适应新形势新情况的稽查方式、方

法，不断完善稽查工作机制，创新稽查工作思路；严格按照规定程序依法开展 稽查，加强对举报、转办、交办案件和重大案件的查办、督办工作，重点查处 虚开和接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与利用其他可抵扣凭证骗取出口退税，利用做 假账、多套账和账外经营等手段偷税的违法活动；加大案件审理、执行力度，及时曝光大要案件，严格执行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司法机关的规定；按照全国的 统一部署，集中力量深入开展对钢铁生产企业、水泥生产企业、废旧物资回收 经营企业及以农副产品为主要原料的生产加工企业4个行业的税收专项整治行 动，协同公安部门联合开展打击涉税违法犯罪的专项行动。通过加大稽查力度, 规范税收秩序，净化税收环境。

建立充满活力的税收工作机制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税收

事业永葆生机的源泉。肇庆市国税局通过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建立新税收征管 模式，按照信息化和专业化的要求，完善征管体制，规范机构设置，优化业务 流程，明确职责分工，建立完善的、可操作性强的岗责体系，加强征收、管理、稽查和业务管理部门之间的工作衔接，建立和完善“以申报纳税和优化服务为 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强化管理”的税收征管模 式。抓好“金税”工程、征管系统、行政管理系统、“三大应用系统”整合应 用系统等税务信息化管理系统的全面规范应用工作，加强增值税管理的计算机 监控、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信息企业采集和纳税人信息“一户式”管理工作，加快建立财税库银联网缴税系统，逐步实现税款入库电子化和税款征收无纸化;加强信息质量管理，制定和完善信息数据管理制度，加强对基础数据产生、核 对、使用各个环节的管理和控制，确保信息数据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准确性； 深化信息资源应用工作，加强数据衔接和共享，拓展数据分析应用的范围，加 强对数据的前后对比和纵横分析，发挥信息系统在纳税异常预警、动态监控、决策支持等方而的作用；加强信息安全管理，建立以网络安全、设备安全、机 房安全和数据安全为重点的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体系。

建立和谐诚信的征纳关系

和谐诚信的征纳关系，是和谐税收、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这就要求各级

国税部门和全体国税干部树立聚财为国、执法为民、诚信为纳税人服务的观念，广泛听取纳税人的意见和建议，着力解决纳税人关心的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热情为纳税人做好税收服务工作；树立公正执法就是对纳税人最根本的服务的 观念，秉公执法，文明执法，在执法中优化服务，在服务中加强管理；树立认 真负责、热情耐心是税收优质服务基本要求的理念，广泛开展送税法、送政策 服务活动，将税收政策及时、准确、全面地向纳税人进行宣传；树立质量和效 率是税收优质服务标准的理念，优化办税流程，简化审批程序，提高工作效率，精简需要纳税人报送的报表资料，为纳税人提供方便快捷、准确高效的服务。

加强税收宣传和辅导，采取座谈会、讲座、辅导班等形式，帮助纳税人掌握税 法知识，熟悉办税程序。进一步健全包括限时服务、首问责任、政务公开以及 文明礼貌在内的服务规范，完善纳税服务质量考核体系，实现纳税服务的标准 化和制度化。进一步完善办税服务厅职能，按照办税服务厅统一受理、内部运 转处理、限时承诺办结的要求，将纳税事项统一归口由办税服务厅窗口受理，方便纳税人办税。完善电话报税和税银联网申报扣缴系统，加快税库银联网步 伐，逐步建立上门申报与委托代征、电话申报、邮寄申报、网上申报相结合的 多元化纳税申报方式，方便纳税人缴税。加强肇庆国税网站建设，快速准确地 解答纳税人的网上咨询和电话咨询，探索建立网上办税系统的途径，打造优质 高效的服务平台。

锻造正气和谐的国税队伍

发挥国税部门在建设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加强队伍建

设，充分调动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干部职工之间、上下级之间相

互支持、相互理解、协调融洽、心情舒畅、政令畅通的干事创业平台，造就一 支诚信友爱、正气和谐的国税队伍，实现人与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在实践中，肇庆市国税局深刻地体会到：一是要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以加 强执政能力建设为核心，不断提高领导干部素质，优化领导班子结构，加强对 领导干部的监督，落实领导班子责任，全面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做好税收工作的 能力。二是要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落实从严治队的各项工作，做到结合思想作 风抓治队，确保落实科学发展观；结合落实每一项纪律制度抓治队，确保遵纪 守法、依法行政；结合落实每一项工作抓治队，确保工作到位、政令畅通；结 合落实岗位责任抓治队，确保到位尽责、高效优质；结合树执法形象抓治队，确保队伍文明执法、科学执法、诚信有礼、正气和谐。三是要加强和改进思想 政治工作。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权力观为核心，狠抓思想教育，扎 实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和理想、责任、能力、形象教育；开展以 爱岗敬业、公正执法、诚信服务、廉洁奉公为基本内容的税务职业道德教育和 爱国、守法、诚信、知礼的公民教育；开展创建文明单位、青年文明号、巾帼 文明示范岗、争当文明人员活动，弘扬立足岗位、敬业奉献的精神。四是加强 党风廉政建设。加强廉政教育和制度建设，强化“两权”监督，加大惩治腐败 力度，建立不想为、不必为、不能为、不敢为的廉政工作机制，健全符合实际 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防体系。五是大力营造团结和谐的氛围。在工作 中，既认真履行职责，落实工作责任，做到分工明确，又加强团结协作，做到 相互协作。在队伍管理中，既严要求、严教育、严管理、严监督，又重关怀、重引导、重鼓励、重帮助，切实关心干部职工的工作、学习、生活和进步，这 样的国税队伍才具有向心力、凝聚力和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