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是“转变职能” 要义在“简政放权”

第一篇：核心是“转变职能” 要义在“简政放权”

核心是“转变职能” 要义在“简政放权”

2013-03-17 09:28:43 来源：经济日报

3月10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亮相，一时万众瞩目。这次机构改革以职能转变为核心，继续简政放权，国务院现有组成部门减少至25个，进一步明确了“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的改革思路，也充分展示了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智慧与决心。

政府组织架构是否精简、统一、高效，是机构改革和建设的核心问题之一，不仅决定着政府职能配置和行政效率，也影响着权力能否规范运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多次推动政府机构改革，初步建立了以宏观调控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为主体的政府组织结构框架，各级地方政府的机构改革也在有序推进，并取得明显成效。

但也要看到，我们在机构改革和建设方面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比如，职能转变不到位，管了一些不该管的事情，一些该管的事情却没管好，特别是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不足、社会管理比较薄弱。又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目前还处于探索之中。再如，一些机构职能交叉，政出多门，人浮于事，相互掣肘，决策效率难以提高。

全国人大代表、大同煤矿集团董事长张有喜说，他们审批一个项目，需要出147个文件，跑33个政府部门，盖205个公章。这虽然只是极端的个例，但也足以说明行政效率之低。对于新一轮大部制改革，决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部门归并，其主旨在于通过减少部门数量，减少不必要的行政职能，减少对微观事务的行政干预，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公民和社会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

推进政府机构改革是一个长期、复杂、艰巨的过程，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而逐步深化。比较2008年的和此次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可以愈加清晰地看出，机构改革的核心是“转变职能”，要义在“简政放权”。说到底，就是要向市场、社会放权，把应该交给市场、企业、中介机构的事情交出去，政府则集中精力抓大事。譬如经济调节，从对经济的直接干预跳出来，变为对经济的宏观调节;譬如市场监管，保证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伤害群众利益;譬如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努力建设一个“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这样，才能更好地为市场主体服务、为社会服务，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责任编辑:李贝]

第二篇：简政放权 转变职能 创新管理

简政放权 转变职能 创新管理(转

楼主：烟消云散3023 时间：2013-05-14

国务院13日上午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动员部署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工作。李克强总理在会上强调，转变政府职能就是要解决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把该放的权力放掉，把该管的事务管好。

新一届政府成立一个多月内，两次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取消和下放了133项行政审批事项。本次会议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召开的，李克强在会上强调，“通过简政放权，进一步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李克强表示，这次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不仅要取消和下放权力，还要改善和加强政府管理。在放权的同时必须加强市场监管，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针对最近出现的掺假羊肉、毒生姜事件，李克强强调，当前，一定要把监管的重点放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对经济社会发展可能造成大的危害的领域上来。他说，“譬如说，食品安全，最近掺假羊肉、毒生姜事件接连发生，加重了群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这些事情虽然只是局部的、苗头性的问题，但影响恶劣，危害很大，一定要高度重视，严格监管，严厉打击，重拳方有效，重典才治乱。”

李克强说，食品安全问题涉及到千家万户，关系到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要加强监管。他特别强调，要把行政监管和刑事司法结合起来，打击犯罪分子，“最近已经出台了司法解释，有关部门要运用好司法解释，行政监管和刑事司法要衔接好。让犯罪分子付出付不起的代价。”

李克强表示，要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把政府工作重点放在“保基本”上，在非基本的公共服务领域，更多发挥市场和社会组织作用。政府要管住管好该管的事。放和管两者齐头并进，“这次转变职能，放和管是两个轮子，只有两个轮子都做圆了，车才能跑起来。大量减少行政审批后，政府管理要由事前审批，更多地转为事中、事后监管，实行宽进严管，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发现问题就必须叫停、处罚。”

李克强指出，必要的行政审批也必须规范，切实防止滋生腐败，做到标准明确、程序严密、运作透明、制约有效、权责分明。

第三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义探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义探微

[摘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价值目标和根本价值取向，具有人民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马克思主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文明成果为借鉴，反思社会主义五百年历史并观照当代社会主义运动，是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涉及和兼顾了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价值愿景和价值追求，具有整体性。

[关键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价值认同

[中图分类号]B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5）03―0109―04

每一个社会都有其赖以支撑的核心价值观，它在社会思想观念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奠定了国家制度的道义基础，决定着社会发展的基本思路，制约着社会改革的基本方向。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论断，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的新契机，推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的新发展。如何使社会成员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共识，达成价值认同的最大公约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义之所在，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合理性的根本之所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社会主义实践和现代性运动的理论自觉，是建设社会主义的迫切而重大的时代课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一个目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指归

人是社会的主体，社会是人的社会，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是关涉人的存在与发展的特殊形式.只有从人的存在和发展的维度透视社会形态，才能把握其本质。马克思认为，由于人的发展程度不同，人类社会大致会经历人的依赖性社会、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社会和人的个性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三大形态。在第一个社会形态中.人处于“人身依附”的状态，受自然和他人的压制和束缚，没有独立个性和人身自由；在第二个社会状态中，人处于“物化”的状态，人尽管摆脱了自然和他人对自身的奴役，却成为资本主义商品、资本等“物”的奴隶，被物所控制。只有到了第三个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代替了“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摆脱人身依附关系。超越“物”的蒙蔽。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前提的一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能成为现实。共产主义是真正“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必然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价值目标与根本价值取向。

首先，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现实前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核心价值观指出了生产力发达、政治昌明、文化繁荣、社会和谐这些社会条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人为了能够生存和创造历史，首先必须生产满足吃喝住穿这些基本需要的生活资料，“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也就是说，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必须立足于现实的人、现实的生活，充分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要，而不是某种抽象的口号。这种在质和量上都充分满足人们需要的物质资料生产依赖于生产力高度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唯有高度发展才能创造出丰裕的物质资料，劳动时间的缩短和自由时间的增加才有可能成为现实，以往那种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对人来说是一种异己的、同人相对立的分工才有可能消灭，从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核心价值观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实状况的观照，也是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为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和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发展条件。其次，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社会关系的丰富为基本条件，“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为人的社会交往提供良性秩序的发展理念，“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人的个性发展提供修身养性的价值规范。“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的丰富性决定了人的个性和能力发展的全面性，“个人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随着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发展，个人应该打破以往民族的区隔和地域的限制，在社会共同体中形成普遍的社会交往，丰富和完善自身的社会关系，因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实际上，人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的丰富离不开“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有序社会，也离不开“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基本素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倡导和培育，不仅体现了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精义，还体现了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想的追求和践行。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立足于“现实的人”，真正以人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价值理想，具有人民性。

二、双重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统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凭空而造和一蹴而就的，其形成、演变和发展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和深刻的现实依据，是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相统一、具有科学性和包容性的价值观念。

首先，从理论上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文明成果的借鉴与传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深厚的理论根基和深刻的思想内涵，体现了其自身的合理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根基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公开申明自己的理论性质――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_。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所以成其所是。是因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制度，还是一种价值观。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思想的基础上，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价值，指出社会主义是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和价值。正是基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足于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予以反思和探索，是社会主义运动价值导向和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属性的集中反映，具有科学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根基之二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形成不可能脱离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长期发展中孕育而成的，反映着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积淀和思想结晶。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扎根于中华历史文化土壤，把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精华作为基本的价值资源并赋予其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内涵和新诠释体现了其历史血脉和价值传统，具有传承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根基之三是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闭门造车之物，是在吸收包括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在内的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体现人类最美好的目标理想和价值追求的成果，具有包容性。

矮次，从实践上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立于对社会主义五百年历史的反思基础上。是对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观照。“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和培育不能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实践过程，否则，它就有可能成为某种空想或者抽象的臆想。

自空想社会主义诞生之日起，社会主义已走过五百年的历程.对社会主义五百年运动、探索、建设和改革过程教训的反思和经验总结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可缺少的必经环节。在当前国际国内形势风云变幻、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西方价值观念随着全球化浪潮涌入中国的背景之下，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复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处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期。不仅需要雄厚的硬实力基础，还需要强大的软实力支撑。当今世界.软实力是衡量一个国家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指标，它日益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各国纷纷通过提升文化软实力来争夺发展制高点，而文化的力量.归根结底源于凝结其中的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力、感召力和吸引力。因此，培育和践行富有民族特色和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向世界回答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重要途径，也是为中国制度设汁、决策部署、法律制定提供最终价值依托的重要举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不仅可以引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沿着正确方向全面健康发展，而且有利于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在国际论域中的竞争力和软实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足于世界之林的精神标识。

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社会转型使社会思想领域呈现出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各种思潮激荡起伏.各种观念交相杂陈，不同价值取向同时并存。价值主体是“现实的人”，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寻求自身利益的人。人的存在的这种现实条件决定着每一个体不同的存在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就是说，不同的利益追求和生活愿景使得价值主体需求多样化。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之快、社会变化之大、矛盾问题之多，是以往任一时期不曾面临的。不同价值主体的利益冲突、观点矛盾折射出深层的价值观分歧，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与民间社会意识之间难免会产生某些断裂与分歧，增加了社会主流价值观边缘化的风险。如何统合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与民间社会意识，凝聚社会共识，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亟须解决的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在积极观照和应对这个实践难题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是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之树上的果实。

核心价值观是一定社会形态、社会性质的集中体现，在社会思想观念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深刻影响着每个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模式。一方面，面对社会上出现的理想信仰迷失、价值观念扭曲、主流文化虚无、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现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主动回应人们的思想疑虑，特别是回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人们的各种价值困惑，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全力破除突出的矛盾、拨开人们的思想迷雾。另一方面.面对价值多元化、价值主体需求多样化的趋势，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增进思想共识。差异和共识是共生共长的，没有差异，也就没有价值共识存在的必要和诉求，“只有充分地认识和接受文化的多元，才能努力地寻求和恰当地界定一种共识，才能真正使多元文化和平地共存乃至发展’一。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标识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和灵魂，它有利于促进当代中国各价值主体在具体利益矛盾、各种思想差异中通过协商对话达成最大共识，有利于弥合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与民间社会意识的断裂与分歧，是凝聚社会合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风向标，能有效地引领与整合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想意识，有效地避免因利益格局调整可能带来的思想对立和混乱，具有合理性。三、三个层面：国家、社会与个人兼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由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理想、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原则以及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规范构成的内涵丰富、层次清晰、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是对当前我国国家建设、社会发展和个人修养的定位，是引导人们进行价值追求和价值实践的价值理想。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内核的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不仅仅是国家层面的价值观，它是国家层面、社会层面与个人层面价值观的三位一体，三个层面的价值观相互联系、相互影响。

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层面是相互促进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导向，它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反映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复兴的心声和愿景，指引和统帅着社会和个人层面的价值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导向，它展现了人们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和追求，凝练了现代文明的共同价值准则和行为取向，是国家和个人层面价值观的重要支柱和保证；“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个人层面的价值导向，它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昭示了公民必须恪守的价值准则和道德规范，是国家和社会层面价值观的实现基础。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层面是相互贯通的。一方面，国家和社会层面的价值观立足于现实的人，尊重人、依靠人、发展人，以个人价值追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符合个人需求和价值追求的价值观。如果离开了人，国家和社会层面的价值观便成为抽象空洞之物。国家和社会层面的价值观凝练以个人价值观为参照，把合理的个人价值观上升为国家的或社会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国家和社会是个人生活于其中的现实，国家制度和社会规则影响人的存在方式和生活模式，对个人价值观的形成具有一定的指引作用。国家和社会层面的价值观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程序运作等方式引导和整合个人的行为和观念，从而使其转化为个人的价值意识和价值实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是一个逐步积累、逐步认识、逐步生成的理性探索过程，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简明表达，它最集中、最鲜明地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诉求，涉及和兼顾了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价值愿景和价值追求，体现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识的新自觉和新高度。同时，它还是指导社会成员价值选择和行为取向的基本标尺，是人民性、科学性、开放性、包容性与整体性相统一的价值认同的“最大公约数”，并以民族复兴、人人享有人生出彩机会为基本取向。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强力支撑和有效维系。

责任编辑：杨义芹

第四篇：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转变职能简政放权的意见

辽宁省发布“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转变职能简政放权的意见”

今年年底前，在我省部分城市有消费投诉、对经济违法行为的举报、以及认为哪个行政机关的效率太差，均可以拨打12345市民热线进行投诉，到2015年3月，这项工作将在全省铺开。

同时，房产证、驾驶证等与群众日常生活紧密相关证件办理中存在的问题，将得到切实解决，进一步简化办证环节，压缩办理时间。

这是省政府网站昨日发布《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转变职能简政放权的意见》中提到的。

压缩时间办房证、驾证

《意见》指出，重点抓住企业和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率先进行改革，强化事关民生、生态、安全等领域的监管。其中，建设工程项目审批，按阶段制定审批规范，将串联审批改为并联审批，压缩审批时限，规范审批部门的自由裁量权。切实解决房产证、驾驶证等与群众日常生活紧密相关证件办理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简化办证环节，压缩办理时间，为群众提供各种便利条件。在清理的基础上，组织编制《省政府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清单》和《省政府部门行政权力清单》，分别于2014年10月底前、2015年6月底前公布。

行政审批可代办、预约

《意见》提出充分发挥行政审批服务大厅的作用，实行“一站式”服务、“一个窗口”受理、“一次性”告知、“一个章”办结，推行“绿色通道”、“代办制”、“预约式服务”等方式，解决审批大厅“只受理，不办理”问题。

推行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三证合一”登记制度，将由工商、质监、税务部门分别负责办理改为由工商部门统一受理、联动审批、核发一照。2014年12月底前试点地区“三证合一”登记制度启动实施，2015年3月底前在全省铺开。

网上审批 二维码查询

《意见》指出，加快建立省、市、县统一的网上行政审批平台。探索推行网上审批二维码制度，实现网上受理，一码查询。公开本级政府各部门行政职权事项清单及变更信息，公开权力运行流程，接受社会监督。公开依据、条件、程序、期限、需要提交材料目录以及办理情况等。将各级公共行政服务中心全部纳入省行政权力电子监察系统，实现对审批过程全方位监察。

统一投诉平台

《意见》指出，从以审批为主的事前监管，向以监督管理为主的事中、事后监管转变。各地区、各部门要积极引入第三方机构对转变职能简政放权工作进行评估。建立完善抽

查制度、责任追溯制度、经营异常名录和违法经营黑名单制度。

特别是，以“12345”市民热线为载体，整合优化各职能部门的投诉举报资源，逐步建设统一便民高效的消费投诉、经济违法行为举报和行政效能投诉平台，实现统一接听、按责转办、限时办结，统一督办，统一考核。

2014年12月底前试点地区投诉举报平台试运行，2015年3月底前在全省铺开。

协会商会与政府脱钩

《意见》指出，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在人员、财务资产、职能、办公场所等方面真正脱钩。推进检验检测认证机构与政府脱钩、转制为企业或社会组织的改革。推进政府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工作。

第五篇：政治改革的要义是渐进

政治改革的要义是渐进

按语：三十年后，中国再次掀起议论政治体制改革的浪潮，各种声音都有。但我认为，政治改革必须谨慎有序地进行，必须坚持可控制的渐进的原则。中国的改革还是应该按照经济—社会—政治的顺序推进。前三十年的改革完成了经济改革的任务，新三十年应该进行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以经济政策和经济方法解决政治问题的思路，实践证明是成功的。今天应该明确提出以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解决政治问题的思想。可以预期，随着经济和社会建设的基本完成，政治改革的条件才会成熟。否则，在目前中国的社会条件和复杂的竞争激烈的国际局面下，贸然推进激进的政治改革，只能导致政治权威的丧失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和社会动荡和社会秩序的严重失范，造成难以预料的严重后果。

一，为什么说中国的政治改革是渐进的?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不同于此前三十年的巨大的变化，从政治、社会、经济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综合国力等方面的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来看，无疑是根本性的转折，但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变化是一种具有历史连续性的渐变，而不是打破了历史和传统框架的激进性的突变。进一步说，中国改革的特点就是它的渐进性，也是它取得成功的原因所在。

这一特点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上都有深刻的表现，在经济体制上表现为，尽管引入了市场机制，但国家仍然在重要资源的占有和配置、经济发展方向的规划和引导以及基础建设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甚至是主要的作用，这在某种程度上是1978年以前计划经济体制的传统在新的经济体制中的延续。

而渐进的特征在政治方面的表现更为明显。

首先是执政党所奉行的意识形态依然是建国以来确立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尽管在1976年之后通过真理标准的讨论以及思想解放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批判，但不是全盘否定和根本抛弃，而是根据形势的变化进行了新的解释，赋予了全新的含义。此后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新的思想理论的提出和阐释依然强调了历史的延续性。这种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的做法保证了党的意识形态的连续性和完整性，也有利于党向新的角色的平稳过渡。

其次是政治制度依然延续了建国时确立的基本结构。这种制度结构就是执政党、政府、人大、政协、军队之间的关系和权力从属方面没有进行大的改动，改革表现在每个权力系统内部的调整上，而没有涉及到大的整体的权力结构。也就是说，依然维持着党对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领导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等中国自己的政治制度，而没有进行彻底的激烈的变革，照搬西方三权分立和多党制为主要特点的政治制度。

这两个方面—作为党的指导性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基本框架的维持和延续通过1979年初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得以确定下来：对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的坚持涉及基本政治制度，而对社会主义道路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则涉及意识形态。可以说，四项基本原则为整个改革开放战略设定了政治思想和制度上的前提和边界，也决定了政治改革的渐进性特点。

这也是中国的政治改革与前苏联的政治改革根本区别之处。从党的意识形态上说，苏联放弃了马列主义，使其失去了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彻底否定了斯大林的思想、形象和历史功绩，否定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方向;从政治制度上说，放弃了党的领导地位和列宁斯大林时期确定的政治制度，接受了西方的三权分立式的制度体系。从这两个方面来看，戈尔巴乔夫进行的政治改革都是极端的激进的，全盘否定和抛弃了苏共的政治传统。可以认为，激进的政治改革是苏联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

二，为什么选择渐进式改革?

中国的政治改革选择了渐进而非激进，起码有以下三点原因：

首先，中国的改革主要是经济改革，而不是政治改革。如同邓小平所说：“我们的改革是先从经济上，从改善人民生活做起，不是从政治上做起。”[1]这一点从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就已经明确了，经济建设是整个改革开放的中心。从中国当时的具体局势来看，这样的选择无疑是明智的。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百废待兴，改革千头万绪，但不可能整体推进，必须有领导、有顺序、有重点逐步推进，而当时国家和人民最需要也是较为容易取得成绩和突破的就是经济。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集中发展经济的时间并不多，主要是在1956年之前，从1957年开始，党的指导思想的日益左倾，逐渐转向阶级斗争为中心，发展经济成了次要的任务。可以说，1978年以前的三十年，党的工作中心主要就是政治，忽视了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广大人民群众迫切希望的也是尽快开始现代化建设，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局面。所以，经济是第一位的，为了不伤害到发展经济这个中心，邓小平把经济上升到了政治的地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2]在1979年10月的一次讲话中，他更加明确地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他进而提出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的新思路，用经济政策、经济办法来解决政治和社会问题。[3]可以说，这样的改革思路一直延续下来，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不断完善成熟，已经成为整个改革开放战略的基础性思想和各级领导干部处理政治和经济关系问题的重要方法。

其次，激烈的颠覆式的政治改革，无论是思想上的，还是制度上的，都会破坏现存的意识形态和制度结构，有可能引发大的社会动荡，从而导致改革的失败。这是被中外历史一再证明的规律，也是所有富有成效的成功的改革都采取渐进式的重要原因。更何况在当时的中国，已经连续进行了二十多年激烈的政治运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可谓千疮百孔，疲惫不堪，国家和人民需要的是稳定的社会秩序、安定富裕的生活，休养生息，发展经济。而要创造这样的局面，有两个条件，一是必须有稳定的政治权威有秩序地推进改革，二是有具有凝聚力和号召力的统一的思想来维系人心，要做到前者，就必须树立和强调党的坚强领导，而要做到后者，就必须对马列主义，主要是毛泽东思想做出新的评价和解释。毫无疑问，如果当时彻底否定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就等于否定了新中国政治制度在意识形态上和起源上的合法性基础，其后果不难想象。所以，评价毛泽东绝对不是理论问题，而是涉及到整个党的历史和全局的政治问题。这就是提出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之后很快就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历史背景，也说明了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三者之间相互依赖相互支持不可分离的政治逻辑关系。

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是否进行激烈的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看那个政治体制是否适合国情和民情，具有领导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历史上那些通过激烈的革命的方式被推翻和抛弃的政治体制其重要原因是经过长期的演变，它已经陷入了僵化和停滞，不再符合发展变化了的国情和民情，不能领导社会的前进，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桎梏，在这样的情况下，渐进式的改良的修补的方法已经失去了作用，只能彻底改弦更张，对制度的基本结构进行大刀阔斧的颠覆式的改造。中国历史上秦的中央集权制取代此前的封建制，辛亥革命以共和制推翻王朝制度，共产党打败国民党，都是激烈的政治变革，其原因在此。而共产党通过二十多年的长期革命斗争，终于取代了国民党，建立新的政治制度本身，就说明了中国共产党通过艰苦的探索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和民情的发展道路。尽管1957年之后中国政治的发展是坎坷曲折的，但任何一种新生的政治制度都有一个逐渐发展和成熟完善的过程，截止到1978年，它暴露出许多的缺点和不足，但必须看到，它的基本政治架构依然在有效地维系着社会的秩序和稳定，没有任何新的政治权威和政治制度可以取代它。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也证明了，中国的政治体制基本上有力地支持和推动了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改革，改革的巨大成就是在这样的政治制度之下取得的，它说明了这个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三，渐进改革下的政治发展

所谓渐进改革绝对不是僵化保守的维持原状，拘泥守旧，其要义是在坚持基本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框架的基础和前提下，对意识形态的具体内容和构成制度框架的各个方面进行适应形势的改进。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来看，政治改革主要是为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服务的，改革那些阻碍和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为发展经济创造适宜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尽管总体上看中国的政治制度框架没有发生变化，但它在意识形态的内涵和政治制度具体领域的内容、机制和运行方式上却发生了丰富和广阔的变化，我称之为“不变中的渐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指导性意识形态上的不断发展。指导性意识形态上的稳定和延续是基本政治制度保持稳定和延续的重要前提。通过1978年以真理标准讨论为重点的思想解放、1979年初的理论务虚会和1980年对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决议的讨论，既把党的指导思想从此前的错误和教条中解放出来，也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正面地位，肯定了毛泽东的功绩，结束了重大历史问题的争论，统一了思想，目的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但党并没有固守毛泽东思想中已经不适合中国发展的部分，而是果断放弃了他的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一系列的理论，但坚持了他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核心，转向全面发展经济，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上的重要转折。随后，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前提下，根据改革开放具体形势的变化，对指导性意识形态不断丰富和发展，先后提出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思想。这切合了渐进改革的精髓---旧瓶装新酒。

其次是在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前提下，党的任务和政治制度的基本职能在逐渐发生变化。改革开放以前，党的任务和政治制度的基本职能在某种程度上说主要是政治性的，是围绕着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在运转，在很大程度上还遗留着革命的暴力工具的色彩。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党的工作中心的转向经济建设，专政方面的职能在日益弱化并纳入法制的轨道，而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的职能逐渐得以强化、丰富和发展，实际上，三十年来，党和政府起到了经济发展的推进器的作用，这是世界上落后的后发展国家为了追赶先进国家必须选择的模式。

第三是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党的领导和执政方式上的变化。通过长期的革命和军事斗争夺取政权并在这个过程中建立新政权的历程使得新中国的党政领导干部难以在短时间内摆脱革命和斗争的传统，他们更习惯于乡村的、紧张的、激烈的、战争节奏的政治、运动、斗争，而不善于和平时期的、城市的、经济建设。本来，这样的方式应该在1949年就结束，但历史的惯性却使革命的激情延续了三十年，到了1978年才彻底结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求的是规章，制度，责任，秩序以及更重要的法制，这推动着党的领导和执政方式逐渐向制度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方向演化。

第四是在政治与经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没有根本改变的前提下发生的变化。中国自古以来在政治与经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方面有着自己的特点，就是政治和国家强于并支配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和走向，这一点是中国区别于西方社会的鲜明特征，一直延续到新中国建立以后。在传统的王朝政治时代，由于组织、交通、通讯等统治技术上的限制，国家的权力无法覆盖和延伸到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和所有的层面，但1949年之后，随着权力集中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步形成，科技的进步，党组织和行政权力基本上延伸和覆盖到社会和经济的所有领域和层面，个人和社会、经济的自主空间几乎全部被政治垄断了，这也是中国在1957年之后各个方面的发展陷入停滞状态的重要原因。1978年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就是放权让利---政治给经济松绑，给企业自主权，允许私人经济和外资企业发展，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和现代企业制度;同时，国家给个人和社会松绑，个人有了相当程度的自由，从国家和单位中游离出来，自主创业，随着法治化进程的深入和城市化进程的发展，社会也有了相对自主的空间。可以说，政治与经济、国家与社会的逐渐分离使得经济、社会、个人具备了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因素。当然，这种分离仍然是渐进的有限度的分离，政治依然在经济发展中起着指导性的关键的作用，国家依然强于社会。

仅从以上四个方面观察，足以说明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来，尽管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激烈的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但中国的政治发展仍然是良性的和日益进步的，渐进式的改革战略既保证了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上的稳定和连续性，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稳定的社会秩序，也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调整和改革自身，为进一步的改革准备了基础和条件。

四，继续推进渐进式的政治改革，以社会建设解决政治问题

中国的改革开放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在政治、社会结构、经济体制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深刻的变化，要继续保持较快的平稳而持续的发展，就必须深化各个方面的改革，而政治改革在其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如前所述，在中国，政治和国家相对于经济和社会始终起着支配性的决定性的作用。应该看到，尽管中国的改革采取了以经济为中心，优先经济的战略，但其前提和基础却是政治方面包括党的指导思想、意识形态、具体体制方面的一系列变革，没有政治改革作为先导和突破，经济社会方面的改革就无法顺利推进。

要继续深化政治改革，依然应该坚持渐进式的推进，走符合中国自己的历史和传统，符合中国特殊的国情和民情的政治发展道路。象中国这样历史悠久，幅员广阔，人口和民族众多的大国，不可能走西方国家的道路，照搬他们的政治体制和模式。事实上，那些历史上成功的世界大国，都有自己的特点，其发展模式都是独特的。试图照搬别国的成功模式是一种政治浪漫主义的也是懒惰的做法，现实的可行的当然也是艰苦的方法只能是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经过自己的实践摸索适合自己的道路。新中国的建立和三十年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足以说明，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基本上符合中国国情和民情的中国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它成功的应对和解决了1840年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全面的危机，重建了有权威、有动员能力、有效率的能够进行有效治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成功推动了中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的工业社会的初步转型。所以，继续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还是应该在这个基本的制度框架下进行。

具体说来，前三十年改革党的指导思想和工作重心是经济建设，那么在新三十年应该转向政治、经济、社会并重，尤其应该突出强调社会建设，原因在于突出经济发展而长期忽视社会领域的建设造成了二者之间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包括公民福利、劳动者权益保障、公共卫生、教育、社会自治等各个方面都是滞后的，中国目前遇到的大部分问题如贫富分化、阶层冲突、群体性事件爆发、分配不公平等都可以从这里找到原因。

如同本文一再强调的，中国任何改革的关键的确在于政治，前三十年的经济改革如此，今后的社会建设和改革依然如此，没有政治改革的深入和配合，社会建设不会取得大的成就。但是，现实的问题远为复杂，改革的关键在政治，不等于就要立刻着手解决政治问题，原因之一还在于政治和国家强于经济和社会的传统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直接对上层建筑进行大的改革难度和阻力很大，难以取得实效，而从经济和社会入手则较为容易。原因之二是解决政治问题需要相当的条件，在经济和社会条件还不具备的时候，政治问题无法解决，要看到，政治既是社会和经济的主宰，也是其反映，有什么样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没有基础的改革和发展，只在上层建筑方面做文章，是没有现实意义的空想。原因之三是由于中国政治与经济、国家与社会复杂的难以分开的关系，经济和社会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最后都会归结为政治问题。而成功地解决了经济和社会问题，实际上就等于解决了政治问题。

所以，在中国，改革的大致思路还是坚持经济---社会----政治的顺序较为稳妥，也较为可行。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国家无论从物质条件上还是执政能力上都具备了解决社会问题和进行大规模社会建设的能力。如果再用三十年的时间，逐步、有序、稳定地推进社会建设，在公民的社会基本保障、基本权利、劳动者权利、个人自由度、公共卫生和教育、社会自治、社会组织等方面取得较大的进展，形成政治与经济、国家与社会之间良性互动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府治理和市场机制方面的不足，不但诸多社会问题会得到有效的解决，而且政治和资本权力难以制约导致的腐败和特权、平等、正义等诸多政治问题也会逐步找到解决的机制和方法。经济和社会建设基本实现的基础上，政治问题的解决将是平稳的，水到渠成式的。

所以，应该延续邓小平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用经济政策、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的思路，明确提出用社会政策和社会建设来化解新的政治问题的观点。

从这个角度看，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之点就是两个方面，一是从破的方面入手，改革和破除那些阻碍和不利于社会建设和社会健康发展的政治体制和机制;一是从立的方面入手，建立推动社会建设的政治体制、机制、制订相关的政策，还必须尽快建立执行相关职责的党政部门。

和经济建设相比，社会建设的任务更加复杂，难度更大，一是由于历史上中国就是弱社会的结构，社会建设缺乏传统和动力;二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建设的滞后造成政治权力挤占社会空间;三是社会建设已经涉及到国家和社会之前的权利博弈，必然带来政权的阻力;四是社会建设主要是制度、规范等方面较为抽象的领域，是需要耐心和耐力长期进行的，难以在短时间内看到实效，行政部门缺乏推进的动力。尽管存在着诸多的难度，只要执政党坚决推进，措施得当，领导有方，加上人民群众的拥护和配合，就会取得成就。

总之，中国三十年改革采取的渐进式的战略已经被证明是成功的，事实上，中国和世界历史上所有成功的改革都是现实主义的、渐进的，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那种激进的、彻底批判和抛弃本国的政治、历史和文化传统，照搬、抄袭、移植别国的政治思想和发展模式的做法是理想主义的，也是注定会失败的，世界上还没有成功的先例。

政治改革需要理想主义的激情，没有远大的理想，就不会有坚定的意志和推进改革的激情，但政治现实远比政治想象严酷，政治实践远比理论和逻辑复杂，成功的政治改革需要更多的理性、冷静和智慧。

必须指出的是，在中国这样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大规模的国家进行任何形式的改革都必须谨慎行事，精心筹划，运筹帷幄，尤其是中国将会长期处于持续变革之中，各种政治、经济、社会以及道德伦理制度和秩序处于真空、断裂、破碎和逐渐形成新模式的错综复杂的交织状态，离开了政治权力的规约，经济和社会都还不能自主运转和自我维护秩序，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有传统政治权威在保障和规范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和社会建设，才能孕育出健康的成熟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从而为政治改革积累条件。相反，如果在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还没有完成，经济和社会基础还不牢固的背景下就推行激进的政治改革，有可能带来政治权威在改革中的失落和失范，其严重后果是不难设想的。

[1] 邓小平1991年同金日成的谈话，《邓小平年谱》133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2]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2卷163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 《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同上1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