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职务犯罪的几点思考（合集）

第一篇：对职务犯罪的几点思考

本文作者：夏寒梅 好范文原创投稿

近年来，渎职犯罪越来越呈上升的趋势。我院在渎职犯罪受案数有所上升，社会影响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均对案件作出了公正的判决，为惩治和预防腐败、促进依法量刑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但是，在对近年来我院办理的渎职侵权案件进行分析和查找原因时发现，此类案件量刑偏轻现象确有存在。下面笔者以2005年至2008年

我院办理渎职犯罪案件的判决为例对此类案件的量刑及轻刑化趋势的原因及其对策作简要分析。

一、2005年至2008年我院办理渎职犯罪案件判决基本情况。2005年至2008年我院共受理渎职案10件10人，作出有罪判决10件10人。其中，1人被判处免予刑事处分，9人缓刑，还有1人被判处实体刑。可见，我院2005年至2008年办理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中，被判处免予刑事处罚和缓刑占此类案件的88。9%。渎职侵权犯罪案件量刑偏轻的倾向较明显。而有的案件量刑甚至已经达到了畸轻的程度，如2005年我院查处的王某、姚某涉嫌刑讯逼供一案。2005年7月31日，兴义市公安局对胡绍华涉嫌故意杀人一案立案进行侦查，原兴义市公安局干警王某、姚某在讯问胡绍华的过程中，多次用钝器击打胡绍华的面部、颈部、胸腹部、背腰部及四肢，造成嫌疑人胡绍华皮肤擦伤、大面积皮下及肌肉组织挫伤、右侧第3、第4肋骨骨折导致创伤性休克死亡。我院对王某、姚某二人依法立案侦查，但案件移送法院审判后，法院仅以犯罪嫌疑人认罪态度较好，有自首等情节为由判处免予刑事处罚。

二、渎职侵权犯罪案件判决轻刑化的原因

造成渎职犯罪案件判决轻刑化的原因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来说，存在以下的原因：

（一）、客观原因

第一，我国现行立法还不够完善。渎职犯罪大多为情节犯，行为人在犯罪行为达到情节严重时，才构成犯罪，判予刑罚，在情节特别严重时判处更重的刑罚。但对于何谓情节严重、何谓情节特别严重，刑法没有予以明确。而贪污贿赂犯罪明确规定贪污贿赂数额达到五千元的就应追究刑事责任，贪污贿赂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就应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就应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以上刑罚。后者的操作性更强，对执法者的约束也更加刚性，为案件的处理更为有章可循。

第二，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偏低。在所有的渎职罪中，刑法规定最高的刑期是有期徒刑十年，即使行为人的渎职行为造成了数额巨大的经济损失、导致数十人甚至上百人的伤亡，或者有更为严重的后果，而单纯是渎职罪最高也只能判到十年有期徒刑。

第三，司法解释尚不到位。针对渎职侵权案件何谓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重大损失和特别重大损失、严重后果和特别严重后果如何来区分，“两法”修改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渎职侵权犯罪的立案标准和重特大标准，但是该立案标准和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标准不一致，有的和普通刑事案件相比较为严格，导致法院常常将检察机关认定的重特大案件放在情节严重、重大损失、严重后果的第一档量刑幅度内判刑。

(二)主观原因

第一，尚未充分认识到渎职侵权犯罪的严重危害性。渎职犯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利用职权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违背公务职责的公正性、廉洁性、勤勉性，妨害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致使公民的人身、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渎职犯罪的本质是对国家权力的亵渎，直接危害的是国家权力的公信力，客观上对国家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利益造成了较为严重损害。它比贪污犯罪侵害的对象更广泛，对国家权力的亵渎也更为严重。尤其在损失后果方面，渎职侵权犯罪往往动辄就造成数百万、数千万元甚至数亿元的经济损失，或者百人、千人伤亡的严重后果。但由于人们已经习惯于用是否被告人是否有贪污贿赂的标准来界定渎职侵权犯罪，往往以被告人并没有得到好处为由来否定渎职犯罪的严重危害性，甚至否定渎职犯罪的存在。

第二，判处该类犯罪处罚轻、干扰多、阻力大。很多领导对渎职犯罪的危害后果认识不足，认为贪污贿赂才是犯罪，工作失职只能说明没有尽到必要的注意程度而已，所以往往以教育挽救干部、维护单位形象等理由到检法机关说情，甚至给检法机关施以压力，制造社会舆论。

第三，渎职犯罪案件本身比较复杂，行业性强，涉及的领域广。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渎职犯罪涉及的42个罪名中，有的罪名适用于所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如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罪；有的罪名是为某一个或一些特定的国家机关，特别是为执法机关设定的，如徇私枉法罪就是为公检法机关设定的，但更多的涉及到不同机关，这些机关行业性很强，涉及各种权力的运行和职权的行使。而且最后还有一个兜底条款即其他渎职侵权犯罪。我院近四年来办理的渎职案件涉及的部门就有学校、建设系统、公安、法院等等。对大部分精力都放在普通刑事犯罪案件的刑事审判人员来说，渎职犯罪案件要更加

第二篇：浅谈对职务犯罪侦查专业化的思考

一、加强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重要性

加强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是依法治国的需要，是反腐败的需要，也是保障人权的需要。当下中国社会处于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的全面转型时期，一方面是贫富差距拉大和群体矛盾激化；另一方面是道德规范乏力和精神信仰缺失。经济的高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社会道德水准的下滑。构建和谐

社会的主要基础是精神文明，衡量精神文明的基本标准是社会成员的道德修养，而执政党官员的道德修养是影响社会道德水平的重要因素。因此，严格查办官员的违法犯罪行为对于提升官员群体道德水平乃至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职务犯罪侦查职能的专业化

专业化是人类社会职能分工的发展趋势，也符合犯罪侦查工作的发展规律。职务犯罪侦查职能专业化发展有两个阶段：其一是从业余到专业；其二是从通才到专才。

在世界各国，职务犯罪侦查职能的专业化有三种模式：（1）警察职能模式，如英国、法国、德国等；（2）检察职能模式，如俄罗斯、瑞典、韩国、日本、美国等；（3）独立职能模式，如印度的中央调查局、新加坡的贿赂调查局、泰国的反贪污委员会、香港地区的廉政公署等。在这三种模式中，警察职能模式的专业化程度较低；独立职能模式的专业化程度较高；检察职能模式的专业化程度居中。一般来说，在那些预防职务犯罪的制度比较健全而且职务犯罪不太严重的国家中，职务犯罪侦查职能的专业化程度较低；在那些职务犯罪的预防制度不太健全或不太有效因而职务犯罪相当严重的国家中，职务犯罪侦查职能的专业化程度则较高。

中国应该采取哪一种模式：是警察职能模式，是独立职能模式，还是现行的检察职能模式？我认为，维持现行的检察职能模式既符合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也适合中国司法体制的基本框架。不过，我们也要对现有体制进行改革完善，努力实现职务犯罪侦查职权的优化配置，充分利用现有的人力物力资源，减少阻力，排除干扰，达致系统的良性运转，真正实现职务犯罪侦查的“一体化”。

三、职务犯罪侦查人员的专业化

职务犯罪侦查人员专业化的必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社会法治的发展提高了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要求和标准，只有专业化人员才能够胜任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其次，职务犯罪活动的复杂化、多样化、智能化、隐秘化增加了侦查工作的难度，只有专业化人员才能保证办案质量。

职务犯罪侦查人才专业化的形成有两条基本路径：其一是自然形成，即侦查人员在工作中通过自主学习和积累经验而成为专家。这可能是由不同地区发生的职务犯罪案件种类的差异性所形成的；也可能是由侦查人员对某类职务犯罪案件的个人兴趣所形成的。其二是培养形成，即侦查机关根据需要而通过学习培训和办案实践等方式养成的各种专家。职务犯罪侦查的专家主要有三类：熟悉某些领域职务犯罪侦查规律和特点的专家，如矿难事故中渎职犯罪案件的侦查专家等；熟悉某些侦查方法的专家，如审讯专家等；熟悉某些侦查技术的专家，如测谎专家等。

四、职务犯罪侦查方法的专业化

职务犯罪侦查方法的专业化包括人证调查方法的科学化；物证调查方法的常规化；秘密侦查方法的规范化。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提高人证调查能力，包括提高询问、讯问等调查取证的能力；提高审查评断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证据的能力。

讯问的法治化和讯问的文明化要求讯问方法的转变和讯问能力的提高。于是，讯问方法由硬审讯法转向软审讯法。所谓“软审讯法”，是建立在心理科学和行为分析基础之上的审讯方法；其基本模式是在分析被审讯人的心理特征和行为特点的基础上，通过语言或其他人体行为来说服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其与“硬审讯法”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不使用强迫的方法让嫌疑人供述，不是“硬逼着”嫌疑人供述，而是以“软”的方式说服嫌疑人，让其自愿供述。

软审讯法的“三软”：审讯人员对待嫌疑人的态度要“软”，要表现出友善、理解乃至同情，以便让嫌疑人感觉受到了较好的待遇，从而获得嫌疑人的信任。审讯人员在谈及犯罪行为时使用的语言要“软”，例如，使用“收了钱”的说法而不是“收贿”的说法；使用“打人”的说法而不是“刑讯逼供”的说法。审讯人员对犯罪后果的描述要“软”，一般不要轻易谈及有罪判决的严厉刑罚，而要说“本来的后果可能更为严重，现在还不错”。对于成功的审讯来说，给犯罪嫌疑人形成的心理压力并非越大越好。这种压力既要足以使有罪的嫌疑人供认自己的罪行，又不能迫使无罪的嫌疑人作出有罪供述。这种压力既要促使有罪的嫌疑人承认有罪，又不能恐吓有罪的嫌疑人承认自己有罪。在这个问题上，软审讯法优于硬审讯法。美国的“雷德审讯技术”（九步审讯法）是“软审讯法”的代表。

审查人证的方法也是人证调查

方法的重要组成内容。无论在案件侦查的哪个环节，侦查人员都要对获取的证据进行审查。实际上，每个案件的侦查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获取证据和不断审查证据的过程。诚然，审查人证之真实可靠性的方法，与我们日常生活中判断他人陈述之真假的方法有相似之处，而且经验法则确实也是审查人证的重要依据，但是犯罪侦查活动中对人证的审查毕竟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陈述判

断，它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因而也应该具有更高的科学化要求。

例如，审查证言真实性时可以采用“五问法”：（1）证人与当事人或案件结果有无利害关系？（2）证人有无受到威胁、利诱的情况？（3）证人感知案情时的主、客观条件中有无造成误差的影响？（4）证言内容是否符合常理与逻辑？（5）证人品格中有无可能影响证言真实性的因素（如不诚实、爱吹牛等）？审查证言真实性要注意两个方面：其一是证言来源的可靠性，包括证人的能力与知识，证人的身份与动机；其二是证言内容的可信度，包括证言内容的可能性，证言内容的一致性，证言内容的合理性，证言内容的详细性。

在审查证人证言等人证的真实可靠性时，提高识别谎言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识别谎言是犯罪侦查人员和司法人员的一项基本技能，包括使用心理测试技术或俗称的“测谎技术”。虽然测谎结论会出现错误，但是其并非最不可靠的证据形式，而且其作为审查人证的方法确实具有很高价值。当然，测谎仪器自己并不能识别谎言，只有掌握在合格的专业人员手中才能发挥科学审查人证的作用，而这也恰恰体现了职务犯罪侦查人员专业化的要求。

综上所述，职务犯罪侦查专业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在当下中国，我们需要专业化的职务犯罪侦查。然而，随着预防职务犯罪的法律制度的健全和社会法治环境的改善，中国的职务犯罪一定会大大减少。也许到那时，我国就不再需要如此专业化的职务犯罪侦查了。

第三篇：对国有企业预防职务犯罪的几点思考

对预防职务犯罪的几点思考

2011年07月06日19:10来源：国企作者：范起家 欢迎发表评论0 字号:纠错|收藏|推荐将本文分享至：分享到和讯微博|分享到新浪微博|分享到搜狐微博|分享到腾讯微博|分享到开心网|分享到人人网|分享到豆瓣网|分享到手机国有企业的职务犯罪影响大、危害大。预防职务犯罪应从提高领导干部政治素质入手，完善落实好监督机制，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法制教育

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搞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既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近年来在国有企业中发生的职务犯罪，不仅造成了国有资产大量流失，阻碍了企业的发展，挫伤了职工的积极性，而且影响了干群和谐，破坏了领导干部的形象。为了寻求从源头上治理国有企业职务犯罪的有效对策，遏制和减少国有企业职务犯罪的发生，笔者根据对某项目案件的了解，并结合近年来所发生的一些国有企业职务犯罪案件，谈几点思考。

理想信念不坚定。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剖析涉案人员违纪违法的根源，无不与理想信念的蜕变，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扭曲有关。有些企业领导干部由于受腐朽思想和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信仰出现危机；不仅放松学习和思想改造，而且面对金钱物欲的诱惑心理发生失衡。当权力失去监督、贪欲占据上风的时候，就忘记了自己的理想和信念，滑向违纪违法甚至犯罪的深渊。

权力运作不公开。有的国有企业的领导干部、管理人员习惯于计划经济的管理方式，将采购、资金、人事等权力集于一身，有的甚至在涉及企业重大问题上个人说了算，不能正确行使自己手中的权力，民主集中制在他们眼里只是摆设；有的在物资采购、经营等过程中，搞“暗箱操作”、权钱交易，谋求个人或小团体利益；更有的领导干部以企业利益为名吃、请、送，以此来建立自己的“安全网”和“保护层”，严重败坏了党的作风和领导干部的形象，侵害了企业和职工利益。

制度不健全落实不到位。由于管理者自身素质的原因，不注重企业的基础性工作，制度不规范，管理粗放，政令不通，欺上瞒下，报喜不报忧，迎合领导的欢喜。工作不讲原则，办事不讲程序，利益不讲大局，荣誉不讲风格。这使已经建立的一些好的制度得不到有效执行，为职务犯罪提供了便利条件。

监督机制不完善。有的企业对权力的运作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和监督。在某些人事安排上造成权力失衡（如：副处长任项目经理），致使个别领导干部居高临下，用个人意志代替民主制度，用个人喜好代替工作方法，用个人权力代替集体领导。形成了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在职务上是“一把手”，在权力上是“一长制”，在决策时是“一言堂”，财务支出是“—支笔”，班子副职成员不敢监督、知情的部门不愿监督、职工群无法监督的局面。预防职务犯罪的对策

狠抓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严把政治关。企业领导干部是企业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同时又是企业目标的实践者和企业发展的推动者，也是企业的表率和形象。他们的言行在广大职工群众中具有极大的导向、示范和引导作用，在企业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然而，一些企业由于受经济利益的驱使，缺乏正确的用人观，片面强调某些人的经营业务能力，从而忽视政治素质，结果给企业造成了巨大损失，企业发展也欲速则不达。因此，在选拔使用干部中，必须高度重视人选的政治素质，要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严格把好思想政治素质关。否则，将会给国家、企业甚至广大职工带来巨大损失和负面影响。而衡量一个领导干部政治素质高低的标尺就是看其是否具有“四心”：办事情能不能严格按照原则，出于“公心”；能不能为广大职工群众谋利益，出于“爱心”；能不能正确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的指示精神，具有“诚心”；能不能自觉接受组织和群众的监督，具有“真心”。如果

没有这个标尺，也就失去了正确的导向。要坚持领导干部德才兼备的原则，严格把好政治关。一定要坚持用好的作风选人、选作风好的人，要真正把那些政治坚定，具有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作风过硬，群众信任的优秀人才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

恪守为民观。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企业领导干部能不能代表最广大职工群众的根本利益，既是衡量一个领导干部政治素质的重要尺度，又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因此，领导干部要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落实到贯彻上级的各项方针政策中去，落实到领导干部的思想和行动中去，落实到关心职工群众生产生活中去，落实到抓发展中去。只有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职工服务的思想和真心实意对职工负责的精神，做到心里装着职工群众，凡事想着职工群众，工作依靠职工群众，一切为了职工群众，把职工群众的利益作为第一目标，把职工群众的情绪作为第一信号，把职工群众的满意作为第一追求，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只有这样，才能稳定职工队伍，调动职工群众的积极性，进一步增强企业凝聚力和竞争力，不断开创企业发展的新局面。也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赢得广大职工群众的拥护、爱戴和支持，从本质上做到预防职务犯罪。

忠实履行职责。忠实履行职责是党章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能否忠实履行职责是衡量一个领导干部政治素质的重要方面。因此，每一位领导干部都要忠实履行职责，坚持原则，秉公办事，摆正位置，真抓实干。从行动上、业绩上体现敬业爱岗，体现综合素质，体现德才兼备，体现能力水平。那么，企业领导干部应该履行好那些职责呢？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一是带头执行上级党组织的决定，保证政令畅通。二是带头遵守民主集中原则，维护班子集体威信。三是紧紧抓住发展第一要务，激发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提高企业实力和竞争力。四是协调处理好工作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特别是职工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确保安全生产和企业稳定。五是真心实意为职工群众谋福利，为职工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具体困难。六是搞好廉洁自律，防止违法违纪行为发生。当然，具体到某个部门、某个单位、某个领导岗位，责任会不尽相同，但无论轻重、大小都必须坚持一条，那就是上对组织负责下对职工负责，还要对自己负责。要牢固树立 “领导就是服务” 的观念，清醒的认识到权力就是责任，权力就是服务，权力就是奉献，权力就是表率。职务越高，权力越大，责任也就越重。但在实际工作中，少数同志对权力的认识比较狭隘，认为权力就是表态，权力就是管钱管物，权力就是“我说你做”。应该说，每一个领导岗位都是党和职工给予的施展聪明才智的机会和舞台。每一个有幸得到这个机会和舞台的人，都要倍加珍惜，运用手中权力和全部能量，扎实履职，努力创造出第一流的业绩。

完善落实好监督机制

建立健全监督机制，解决好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产生职务犯罪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对权力的操纵，也就是企业领导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所以在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时，应当介入一些重大改革政策和措施的制定，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确定预防工作的重点部位和部门，要针对企业经济运行中的敏感环节和一些容易滋生腐败的地方，制定一系列的预防职务犯罪方面的制度，设置权力防线。应制定并落实好五个方面的制度：一是必须制定落实好重大事项决策制度，包括企业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追究制度等，坚持集体决策，不搞个人说了算。二是完善落实好干部管理制度，制定企业干部诫勉办法，完善分配机制。三是健全落实好财务管理制度，加强企业全面预算管理，加强对投资项目的研究，加大财务集中管理，建立领导干部离任审计制度。四是建立落实好设备、物质采购制度，包括企业的合同管理办法、招标管理办法、物质设备采购管理办法等。只有不断建立和完善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完善和明确责任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切实落实到位，才能使职务犯罪的预防工作更具操作性和实效性。五是切实落实好企务公开制度。积极推行投资、人事、经营等重大决策公开，做到职工关心什么就公开什么，有什么疑点就公布什么，保证职工依法行使知情权、审议权和监督权，切实强化对领导干部的民主监督制度，形成“集中权力分散化，隐蔽权力公开化”。

建立健全考核机制，解决好一好遮百丑的问题。目前，在某些企业或单位评判一个领导干部的优劣往往习惯于以点带面或者是以偏概全，不管是在某方面只要是取得了一些成绩，那么其他方面的荣誉也会纷至沓来，花团锦簇，致使一些领导干部飘飘然，被荣誉冲昏了头脑。因此，对领导干部一定要建立健全科学、全面、综合的考评机制，要把党管干部的原则和按现代企业制度依法用人的规范结合起来，尤其是要把领导干部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与其他各项工作同考核，建立和真正落实好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制度、干部任用公示制度、试用期制度；建立干部推荐、考察、任用责任制和用人失察、失误追究制。另外，还要进一步完善和加大经营者的业绩评价制度，建立任期制度、末位淘汰制度以及动态考核制度的落实，真正形成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充满活力的干部考核机制。

建立健全奖惩机制，解决好政绩观问题。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是领导干部健康成长的必然选择。政绩观是领导干部从政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就有什么样的成长道路。大量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都说明，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正确与否，无论是对事业的发展还是对个人的成长，影响都是决定性的。领导干部只有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才能干出实实在在的政绩，个人也会随着事业的发展而不断成长进步。如果政绩观错了，为一己之私利，沽名钓誉，不择手段，不仅会贻误党的事业，损害党在群众中的威信，而且会妨碍个人的健康成长。因此，追求什么样的政绩，是衡量一名领导干部能否正确对待职工、正确对待组织、正确对待自己的试金石。所以，必须建立健全和完善预防职务犯罪的奖惩机制。要完善对违纪违法行为的惩处制度。制定适合企业实际的党纪政纪处分制度，完善对损害企业和职工群众利益行为的责任追究办法，不断探索和完善辞职、辞退、免职、降职、降薪、任职限制等有关制度规定。要建立国企经营、管理者个人廉政评价制度并纳入对他们的任免和奖惩之中。对那些廉政指数很低的人，该免的要坚决免掉，情节严重的要移交司法机关惩处。加强领导干部的法制教育

一是要大力开展普法教育，增强企业领导干部的学法、懂法、守法、护法意识。购买各类法律书籍和资料并经常组织领导干部法律知识考试。定期集中学习相关的法律知识、财会知识，在企业内部的报纸、宣传阵地对党员干部进行法律法规教育。

二是运用典型案例，以案释法，有重点地开展警示教育。组织干部观看反腐倡廉影像片，特别是对企业职务犯罪易发生的重要部门和岗位，要邀请检察机关的同志开展法律咨询、法律知识讲座、以案说法、研讨等活动，组织企业干部参观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基地，通过正在服刑的人员现身说法，起到良好的警示效果。

三是通过切实有效的思想道德教育，使国企经营者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进而形成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自觉用道德规范和党性原则加强自律，并把他律与自律相结合，规范和调整自己的行为，抵御犯罪。

四是要加强对国企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的政治思想工作，通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效果明显的思想政治工作，增强国企工作人员心理抗拒力和抵制职务犯罪的免疫力，防止和克服“雇工”心理及“法不责众”等观念，自觉遵纪守法，在思想上筑起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五是利用各种宣传媒体，广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只有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法制教育，才能有效的预防职务犯罪。

第四篇：对金融系统预防职务犯罪的认识和思考

对金融系统预防职务犯罪的认识和思考计算机操作规程，不按保密要求管理使用和定期更换密码口令。这就给犯罪分子留下可乘之机，诱发贪污、挪用等职务犯罪。还有的不认真执行“三查制度”，即贷前调查、贷中审查、贷后检查，造成信贷业务违规操作，甚至出现以贷谋利和诱发受贿等案件。

3、制约机制不完善，对权力监督不力。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加快和金融业逐步迈向商业化的进程中，出现了金融经营体系和监管体制相对滞后的情况，从而使一些金融机构尤其是基层机构的业务监管不力，内控机制不健全，缺乏对职务犯罪的防范意识，忽视对某些权力的监督，造成整体控制上的失衡。有的机构开拓发展业务，管理相对滞后，在新业务不断推出、基础手段不断更新的同时，内控管理和制约机制建设跟不上，造成乘隙作案增多。有的机构用人制度改变后，出现了临时工、聘用工和正式工多种用工形式并存的情况，而对职责权利关系却未作相应调整，这就使所谓“临时（聘用）工不敢监督正式工，新职工不敢监督老职工，一般职工不敢监督处、所负责人”的现象十分突出，相互间的监督制约形同虚设，特别是基层“一把手”掌管权过大，使得其中有犯罪意识的人作案轻而易举，很容易得逞。

4、在防范和查处上存有偏差，“两手抓”不够落实。近几年来，浙江省依靠沿海有利条件，在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和合理调整经济结构的推动下，经济发展较为迅速，从而也使金融业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为适应这种状况并掌握发展的主动权，一些金融机构的领导迫于客观形势和竞争的压力，思想上存在着重业务发展、轻内控管理的倾向，往往忙于抓业务指标，疏于道德风险防范，使得内部思想建设相对薄弱，防案意识淡化，“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突出。还有的金融机构对查处案件的处罚规定大多采取“一刀切”的简单做法，加之下属单位领导存有“三怕”：怕单位信誉受损，怕集体奖金被减，怕个人发展受挫。于是对发生的案件能瞒则瞒，查处能轻则轻，不愿深查严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有的甚至以辞退当事人一走了之。这就明显降低了查处违法犯罪的工作力度，在客观上助长了图谋不轨之人的犯罪作案心理。

5、选人用人把关不严，埋下道德风险隐患。由于前几年金融业务的发展需要，金融系统招收了不少人员。有的机构在招聘选人过程中，存在着重才轻德、重业务轻思想政治表现的倾向，有的为了解决就业，照顾性地招收了本系统干部职工的家属，这就使一些不合格的人员也进入金融队伍。这些人员没有经过严格的教育培训，思想政治素质不高，很容易在金钱的诱惑下实施犯罪。由于用人把关不严，也为一些人逃避纪律和法律的惩治提供方便，有的单位对一些“带病”跳槽的人往往顺水推舟，推送出去了事，致使这些人的“病根”未除，在金融队伍中埋下了道德风险隐患。还有的机构用人失策，对选调进来的人员重使用、轻管理，只看重业务工作能力，不顾及思想品行和作风表现，甚至对有的业务做得比较大的人员偏信过宠、放任自流，久而久之使这些人借机实施犯罪也就成为可能。

三、预防金融系统职务犯罪的对策措施

既然职务犯罪是社会诸多矛盾和因素的综合反映，既然金融系统职务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那么预防之策必须是紧密联系金融行业的实际，实施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针对当前金融系统职务犯罪发案的共性原因，防范对策措施应着重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思想道德教育，不断提高金融队伍素质。面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各种消极腐败思想的侵蚀和影响，必须在金融领域里加强对全体从业人员的思想道德教育，以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才能在思想上筑起坚固的“防腐墙”，保持金融队伍的健康肌体。应该看到，正确的理想信念和道德教化一旦被人们所接受，就会产生强大的精神力量，抑制不良的犯罪意识和动机产生，从而在思想防线上形成遏制和防范金融犯罪的一道屏障。因此，各级金融机构要充分发挥这一传统的政治优势，着力抓好金融从业人员职业道德、职业纪律和法规制度教育，加强廉洁自律和法制观念的培养，弘扬“三铁”精神，切实提高金融队伍素质。要着重加强对金融机构领导干部的职业道德和廉洁自律教育，这不仅在于领导干部的行为示范作用可以带动和影响广大员工，还在于领导干部本身需要提高职业道德水平和反腐蚀能力，以防自身变质或被不法分子拖下水。要不断结合实际丰富教育内容、创新教育方式，既要抓对人心有震撼力的警示教育，也要抓日常中的和风细雨式的思想工作，以增强教育的实效性。

（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建立控制金融行为的有效机制。深化和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建立一套完善、有序的金融行为运行机制，这既是对加入wto后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也是化解和防范因金融体制“脱节”、“失控”而产生的各种金融犯罪的强有力措施。为此，要尽快建立健全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金融法律制度体系、金融调控监督体系和现代金融机构管

第五篇：关于对税务部门预防职务犯罪的几点思考

关于对税务部门预防职务犯罪的几点思考 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者滥用职权，亵渎职守而实施的破坏国家管理职能，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职务犯罪已经侵蚀着社会结构的每一环节，已经涉及社会的各个领域。

作为国家授权的税收法律法规的执行机关，税务部门是国家组织财政收入、实施宏观调控、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部门之一。近年来，税务部门通过改革税收征管体制，加强分权制约，推行税收执法责任制，提高队伍素质等一系列措施，使税务部门的执法水平和执法质量有很大提高，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税务人员职务犯罪的苗头和倾向。在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规范税务人员的执法行为，有效地预防税务人员职务犯罪，已成为需要高度重视、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拟从当前税务部门职务犯罪的特征及表现形式、产生的根源及预防措施方面进行简要阐述。

一、当前税务部门职务犯罪的特征及表现形式

结合前一段时期税务部门所发生的职务犯罪情况，我们对税务部门职务犯罪的主要特征及表现形式简单归纳如下：

（一）当前税务部门职务犯罪的主要特征。从近几年税务部门查处的违法违纪案件来看，税务人员职务犯罪的本质是以权力为资本、以人情为媒介、以金钱为诱饵、以谋取私利为目的，是典型的以权谋私，主要呈现以下特征：

一是容易导致职务犯罪的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往往发生在“权”、“利”的结合部上，出现在权力相对集中，且与纳税人关系较为密切的工作关口上。二是职务犯罪数额越来越大，案犯的职务也越来越高，如金华、南宫、沿海地区的出口退税案等大要案，一批中高级官员严重犯罪，甚至出现了河北省国税原局长李真、广西柳州市国税局原局长杨立峰等重量级的人物“落马”。三是部分作案主体呈群体化，均为集体研究决定或一人主谋、指使、授意，多人参与，上下串通甚至内外勾结，合伙作案。呈现出一案带多案的窝案、串案，一罪带多罪的重案。

（二）当前税务部门职务犯罪的主要表现形式。税务部门职务犯罪主要表现形式有：一是超越权限，擅自减免税，擅自降低税率，改变税目，这种情况直接发生在税款征收过程中。二是积压、截留国家税款。个别基层税务干部违反国家关于税款征解入库规定，收税不解税，将本年（月）度实际已征收的税款积压转下年，冲抵下税收任务而“卯吃寅粮”，造成国家对税款暂时失控。三是贪污税（公）款。违法违纪者有的分联填开完税证，大头小尾贪污差额；有的对已收税填开而纳税人没有取走的税票进行涂改，一票重用再次收税，贪污税款；有的白条收税，挪用贪污国家税款。四是以各种名义、借口，向所管辖的纳税户借钱借物，借占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暗示或公开要求纳税人提供吃喝玩乐；

收受或索要纳税人礼品、礼金和证券；五是收关系税、人情税，在税收上照顾熟人亲友或为行贿人在税收上谋取非法利益。六是利用职务或职权的影响，为配偶、子女和亲属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条件，谋取非法利益。七是与不法分子相勾结，虚开发票，买卖发票，骗取国家税款。

二、当前税务部门职务犯罪产生的根源分析

税务职务犯罪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但究其根本原因则是税收执法权的异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不到位”上∶

一是思想认识不到位。受社会上一些不良风气的影响，有些税务干部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问题始终没有足够的认识，极少数干部轻视政治理论的学习，放松对自己人生观、世界观的改造，立场不坚定，经不起金钱诱惑和享乐主义的侵蚀，滋生了以税谋私、以权谋私思想，致使某些部位和环节权力失控，个别税务干部蜕变为腐败分子、违法犯罪分子。

二是制度不全，落实不到位。从上到下，从系统内到系统外，预防职务犯罪方面的制度不可谓不多，但这些制度中总有一定的回旋余地。最为关键的就是这些制度没有得到严格的贯彻、很好的落实，往往是写在纸上的多、说在嘴上的多，监督检查的少、认真落实的少。致使少数税务干部误入歧途。

三是管理体制不到位。应该说，随着“金税工程”的全面启动，为税收工作注入了新的生命力，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成效明显。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开放搞活，企业经营方式的多元化发展，税收管理方式、办法总是表现出它的滞后性，不能用先进的、超前的税收管理方式来引导经济的健康发展，从而有效抑制税务人员违法活动的滋生。

四是监督管理不到位。失去监督的权利必然导致腐败。监督的形式有很多，但问题是，有些单位在对干部的监督管理中，至今存在着失之以宽、失之以软的问题，没有把干部的“八小时之外”纳入有效的监督管理之下，从而给个别私欲膨胀的干部留下了空档和可乘之机，导致了权钱交易。

三、税务部门预防职务犯罪的对策和建议

税务部门预防职务犯罪，必须以制约权力为主线，以改造世界观、提高政治思想素质为核心，以创新机制、体制、制度为突破口，着力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的力度。

（一）强化学习教育，筑牢思想堤防。加强政治教育，提高政治觉悟。有的税务干部整天上班时间忙于工作、业余时间忙于家庭事务，而疏忽和淡化了政治学习，税务机关应定期或不定期的对税务干部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加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开展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加强党纪政纪学习，使每一名税务干部明白自己作为一名国家公务员，应当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和权力观，依法行政，为国聚财，分清可为与不可为的界限，罪与非罪的界限，从而不断提高思想觉悟，自觉维护和遵守税法。

加强业务教育，提高业务水平。有的税务干部政治素质虽然不低，但业务水平不高，往往会因为缺乏对税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系统学习，执行政策不到位，执法程序不严谨，最后成为了被告。所以税务机关应加大对税务干部税收业务培训力度，采取集中学习、举办讲座、统一测试、知识竞赛等形式，提高干部的业务水平，确实使税务干部懂得如何征税、如何执法。

加强正反面教育，做到警钟长鸣。税务机关在加强税务人员治理论和业务知识教育的同时，注意发现、培养、树立和宣传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先进典型，结合实际工作中先进典型事例，经党组织税务干部学习清正廉洁、勤政为民、严格执法的先进事迹，用身边的人和事来感染人、带动人、教育人。同时，利用反面案例，警示税务干部自觉查找存在的问题，及时加以纠正整改，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从思想上树立起自觉抵制权力腐败的铜墙铁壁。

（二）完善制度体系，实施规范管理。在行政管理方面，对干部任免、人员交流、基建招标、重大工作部署、大额经费开支、以及税收的减、免、抵、退、返等重大事项的决策，落实重大事项集体审议制度，确保各项重大决策建立在民主规范的基础之上。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坚持开展内部审计和干部离任审计工作。建立基建、大宗物品采购等管理制度，加强对各种资金（产）的管理。

在税务执法方面，完善税收征管制度，充分制约税务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完善《税务行政执法责任制》、《税务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制》、《重大案件审理实施办法》，明确每个执法人员的执法岗位、执法环节和其相应的执法程序、执法标准和执法责任，认真开展执法评议考核，严格实施过错责任追究。要强化纪检监察部门的职能，建立各级纪检组负责人同下级机关主要负责人谈话、领导干部任前廉政谈话、诫勉等有关制度。

（三）实行公开办税，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公开办税是遏制以税谋私的有效手段。公开办税落实不好，不但腐败现象难以根治，而且依法治税也难以进行。对此，一要实行“阳光办税”，就是要把税收政策、税额核定、案件查处、一般纳税人认定、出口退税审批等一些带有实质性、敏感性的问题向系统内外全部公开，把执法各环节公开，不给以权谋私者可乘之机。二要广开监督渠道。公开举报电话，明确受理群众举报的部门，制定奖励、保密等措施，鼓励群众积极举报。主动邀请人大、政协等部门监督税务人员和税收工作。三要拓宽对税务干部的监督渠道，加强对税务干部工作圈、生活圈、社交圈的监督。

（四）落实税收执法责任制，推行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实行税收执法责任制是依法治税的具体要求，也是堵塞征管漏洞、促进廉政建设的客观需要。各级税务机关的“一把手”，应为本单位的执法第一责任人，要将执法责任层层分解，落实到人。一要按照管事的要求明确每一个税收执法岗位和每一名税收执法人员的执法责任，包括工作职责、办事规则程序、权限范围、具体标准、处理时限等；二要在税收征收、管理、检查、复议等各个工作环节中，明确部门和个人工作职责，细化工作考核指标；三要通过CTAIS系统、金税工程加强执法岗位责任制考核。同时，建立以执法过错责任制为突破口，对税务人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产生的违法或者不当的税收执法行为，尤其是人为造成纳税人税负明显不公等

情况，实行执法任追究制直至过错责调离执法岗位，以增强税务人员严格执法的责任心，克服当前税收征管改革中出现的“疏于管理、淡化责任”的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