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计划经济体制的特点之一

第一篇：第八章计划经济体制的特点之一

计划经济体制的特点之一

具有非常强的资源动员能力，它能够利用行政手段在较短的时期内集中有限的资源进行重点建设。

计划经济体制的特点之二

国家运用指令性计划，直接掌握和控制人、财、物资源，权力主要集中在中央，主要的经济活动按计划规定进行，国家计划不仅调节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运行，而且覆盖社会主义企业和居民个人的微观经济活动。

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之一

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权力过于集中，忽

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

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之二

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局

面，严重压抑了企业和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

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之三

经济增长缺乏效率，高增长主要依靠高投入获得；技术创新速度缓慢，许多产品几十年不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商品短缺。

第二篇：计划经济体制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对这个国家的影响往往是巨大的、深刻的、全方位的。我国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决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间如果从1950年统一财经算起，长达42年；如果从1953年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算起，也有39年。因此，能否正确评价我国一度实行过的计划经济，关系到对相当长一段国史的评价。

一、我国建国初期选择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并非单纯从某种理论出发和照搬别国模式的结果，而主要是为着较快实现工业化、建立独立完整工业体系的需要。

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时间于不同生产部门是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但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以价值规律的自发力量和经济危机的强制调节做到按比例；只有在“以集体为基础的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才能通过对经济规律的认识和自觉的事先的计划做到按比例。这一伟大思想，首先是马克思提出的。[ii]无论苏联还是我国，革命胜利后都把自己实行计划经济说成是来自这一思想。但今天我们知道，马克思所讲的“以集体为基础的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指的都是建立在生产社会化程度很高的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的社会；他所讲的通过计划使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是对那种社会的一种合乎逻辑的科学预见。而当时的苏联和当时的我国，要么处于工业不发达的社会，要么基本上处于农业社会，都不具备马克思所说的可以完全自觉地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的社会条件。然而，只要我们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作一点深入分析就不难发现，无论苏联还是我国，当初所以选择和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并非单纯是因为马克思有这个思想，而主要是客观需要和客观条件互动的结果。

苏联和我国在革命胜利后，面对自身经济落后的局面和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都把资金、技术密集的重工业作为自己优先发展的产业，以期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国家工业化，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强国防实力、巩固新生政权奠定物质基础。然而，苏联和我国，尤其我国，当时缺少的恰恰是资金、物资、技术、人才等发展重工业所必须的资源。面对这种情况，加上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如果还是采取革命胜利以前的社会所采取的那种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的办法，要想优先发展重工业、快速工业化是根本做不到的，唯一的办法只能是通过国家的统一计划来配置资源。而共产党是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革命胜利后又建立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经济多少也有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化，而且规模还比较小，这些都为以统一计划配置资源的办法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两国领导人从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的思想中受到启示是很自然的；加之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性认识不足，更会很自然地认为，只要生产资料为全社会掌握就可以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去做。因此，苏联和我国当初把实行计划经济说成是来自马克思的思想，与其说是为了实践马克思的思想，不如说是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迅速实现工业化而从马克思的思想中寻找理论根据更为切合实际。

我国经济原先就比苏联落后很多，革命胜利又比苏联晚了32年，因此，苏联连续进行的若干个五年计划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对我国不可能没有巨大的示范效应，向苏联学习计划经济的方法也是十分自然的。但是，这一学习同样是出于自己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的需要；而且在学习初始阶段，除了对重工业的建设和管理经验基本照抄外，其他方面都注意了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有的学，有的不学，有的在学习中还有创造。尤其到了“一五”建设的后期，更加强调要重视自己的经验。那种认为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就是从某种理论出发，是完全照抄照搬别国模式的观点，缺乏事实根据，是站不住脚的。

二、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并非只是造成经济活力不足等弊病的根源，它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国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开始到现在，已连续进行了十个五年计划建设，正在进行的是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建设。其中，头五个五年计划时期，实行的是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段时间里，我国经济发生过大起大落，存在投入多产出少等效益不高、市场供应紧张、商品品种单调、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等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自身固有的集中过多、信息不灵、活力不强、效率不高的弊端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特别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计划统的越来越多、越来越死，指令性计划管理不断加强，原有的间接计划、指导性计划逐渐消失，而且计划多变、相互脱节，更强化了这一体制的负面作用。但是，如果我们只看到计划经济年代出现的种种问题与计划经济体制之间的联系，而看不到那一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之间的联系，是不全面不客观的；如果把计划经济形容成“万恶之源”，似乎那一时期什么问题都是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则更是不符合实际的和有害的。当然，如果那时在经济管理体制中能够允许使用市场调节的手段，如果制定计划时更加民主、更加科学、更加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如果不发生由于急躁冒进而导致的经济大起大落，建设成就本来可以更大些。但我们不能因为这种假设，就否定已取得的伟大成就，抹杀计划经济体制对于取得这些成就的历史性贡献。

无可否认的是，新中国经过头五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人民生活比起旧中国虽有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与工业化建设的成就相比，变化的幅度显得不那么大。尤其是那一时期商品匮乏票证多、农村面貌变化小，给人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许多经过或没有经过那个时代的人，每当提到这一现象，都把它看成是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但我们只要作一点深入的具体的分析就不难看到，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其实并不在于计划经济体制，而在于：第一，大规模工业化建设需要积累大量资金、使用大量物资，从而在较长时间内对农林牧业造成巨大压力，使轻工业生产原料不足，农副产品和消费资料供应紧张；第二，由于经验不足、急于求成等人为因素，使经济工作违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原则，导致决策的某些重大失误，从而加剧了对农林牧业的压力，延长了农副产品和消费资料供应紧张的时间。在这两种原因中，第一种更带根本性。就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计划经济造成了资金、物资的匮乏，而是资金、物资的匮乏决定了计划经济。

自从“六五”时期到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更加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其根本原因固然在于我们党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但应当看到头五个五年计划时期奠定的初步工业化基础在其中也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另外，“六五”、“七五”时期和“八五”的头两年，虽然进行了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但经济体制在总体上说仍然属于计划经济；从“八五”的第三年以来，虽然实行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的经济体制改革，但计划经济的某些长处、优势仍然在宏观经济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否则无法解释，全世界有那么多实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唯独我们能长时期保持那么高的发展速度，不断取得那么多显著的建设成就。

三、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的过程中并非只有凭主观意志办事的教训，它同时也积累了大量按照客观经济规律指导经济建设的成功经验。

计划是由人事前预先拟定的行动方案，本质上属于观念性的东西。因此，如果制定计划的人不尊重客观规律，不认真调查实际情况，他做的计划就很容易出主观主义的偏差。当年苏联和我国，由于夸大主观能动性作用等原因，在实行计划经济的过程中都曾或多或少或大或小地发生过计划脱离实际的情况。但是，计划经济的历史上犯过主观主义的错误，不等于经济计划就必然出主观主义。事实上，无论苏联还是我国，在实行计划经济的过程中，对于如何使经济计划最大限度地符合客观经济规律和实际情况，都进行过不懈的艰辛探索，取得过许多宝贵的经验。当我们将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不应当把这些经验简单地看成是过时的没有用的东西，不分青红皂白地统统丢掉；更不应当认为谁强调重视计划的调节作用，谁就是“保守”，就是“复旧”，就是“开历史的倒车”。

党的十六大召开前夕，江泽民同志在解释为什么从“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三种提法中，选择后者作为新经济体制的提法时曾明确指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这在人们的脑子里和认识上一直是清楚的，不会因为提法中不出现‘有计划’三个字，就发生是不是取消了计划性的疑问。”他还把在经济运行机制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长处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作用，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合理调节社会分配”，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三个主要特征之一。他强调：“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要改革过去那种计划经济模式，但不是不要计划，就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也都很重视计划的作用。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更有必要和可能正确运用必要的计划手段。”[iii]这说明，我们党从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那天起，就没有把发挥计划调节的优势排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外，相反，把它看成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言，之所以更有必要和可能正确运用计划手段，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主义有着与资本主义不同的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邓小平说过：“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

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iv]他还说过：“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v]江泽民同志也说：“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的市场经济的性质。”[vi]他还具体指出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计划调节的任务和作用，即弥补和抑制市场调节的不足和消极作用，“把宏观经济的平衡搞好，以保证整个经济的全面发展。在那些市场调节力所不及的若干环节中，也必须利用计划手段来配置资源。同时，还必须利用计划手段来加强社会保障和社会收入再分配的调节，防止两极分化。”[vii]可见，正是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主体，走共同富裕道路，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些制度上的优越性，以及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运用计划手段的目的、范围、实现形式上，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有许多不同之处。既然如此，计划经济年代为使经济计划符合客观经济规律而进行的探索、积累的经验，对于今天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尤其是贯彻落实好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又怎么会失去借鉴意义呢？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第一，不能因为后来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否定当初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第二，不能因为肯定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作用，就看不到计划经济体制对市场信号反应较迟、对基层和企业的主动性创造性束缚较多、对劳动者的激励机制较弱等弊端；第三，不能因为放弃计划经济体制，就不敢理直气壮地肯定计划调节手段对于弥补和抑制市场滞后性、自发性、盲目性的积极作用。总之，认识计划经济的由来和历史作用，不应当把它放在今天的条件下，而应当把它放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应当把它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截然割裂和对立，而应当看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建党8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一评价再次充分肯定了建国后头30年的历史，对正确认识计划经济的历史地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应当遵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党中央对建国后历史评价的一系列指示精神，继续深入研究包括计划经济在内的重大历史问题，不断丰富对那一段国史的认识，更好地发挥国史研究资政、育人的作用。

第三篇：中国计划经济体制

中国计划经济体制

20世纪50年代建立起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一定时期内对维护国家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同时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它也日益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并最终消亡。本文将试图围绕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产生的原因、演变过程以及对它的作用做一点有益的分析。

一、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产生的原因

其实,计划经济思想在中国的产生是很早的,最早提出“新民主主义的计划经济”思想的是张闻天。1948年9月15日,他在《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特点,正是在于它能以明确的经济计划去适当地布置我们的人力和物力,去动员千百万人民为这一计划的实现而奋斗”。经毛泽东、刘少奇等人对《提纲》进行修改后,最终写进了1949年的《共同纲领》中。它规定,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体制,是实行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指令性计划与指导性计划相结合,计划管理以市场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国家将在一定范围内对国民经济实施直接计划管理和间接计划管理。

二、计划经济演变的过程

第一、建立和调整时期(1949-1976)

(一)建立时期(1949-1957

从新中国建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完成,这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时期。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用了短短7、8年的时间,就初步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二)调整时期(1957-1976)

八大后,党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对经济体制的改革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提出了许多正确的主张;但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党内“左”倾思想严重,探索一度出现不少失误。这一时期,主要经历了三次大调整:

①1958年,进行以管理权限下放为中心内容的全面体制改革。体制建立后不久,中央很快就发现了中央和地方以及国家和企业的关系紧张的问题,并对其进行了改革。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最早阐明了此问题;1957年8月,国家经委提出了《关于改进计划工作制度的初步意见》,提出了对集中过多和控制过严的计划工作制度的改进意见;1958年8月,中央又发出了《关于改进计划管理制度的决定》,指出,实行在中央集中领导下,以地区综合平衡为基础的、专业部门和地区相结合的计划管理制度;在中央和地方的计划权限划分上,扩大地方计划权限。此后,开始了以扩大地方权限为中心的体制改革。

②1961年,进行以加强集中统一为中心的改革。这次改革是针对在“大跃进”改革中出现的偏差进行的调整。1959年,毛泽东就针对“地方权力下放过多,没有搞好综合平衡”的问题,强调要“统一领导,中央集权”。一段时间里,这些正确的意见没有得到正确贯彻执行,直到1961年,中央正式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才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做出了《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并对经济管理体制做了相应的调整。

③文革时期,开始第三次改革。三年调整后,国民经济发展进入正常发展阶段。从1966年开始,进入第三个五年计划,由于不久爆发文革,此时出现了集中过多的问题,于是中央又提出了下放管理权限的问题。改革先从下放企业开始。1969年,中央决定将鞍山钢铁公司下放给辽宁省,此后,又将包括很多大中型骨干企业在内的央属企事业单位下放给地方管理。同时,在计划体制上实行“块块为主,条块结合”的制度。

第二、改革时期(19781992)

①从1978-1984年9月,初步改革阶段。

首先在1978年7-9月国务院召开会议最早提出经济体制改革中计划与市场关系。如孙冶方重提“价值规律”,李先念提出要善于用经济管理经济,贯彻多劳多得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等然后在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转移全党工作重点的同时,提出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强调指出,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②从1984年10月-1988年底,逐步成熟阶段。

首先在1984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它首次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提出改变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进行计划管理的状况,充分运用经济杠杆和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并且还规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性质和基本任务以及原则、措施等。从此我国开始了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然后在1987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三大上,又提出了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即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从而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思想进一步深化了。

③从1989年到1991年底,争论和反复阶段。

这一阶段处于激烈的社会变革中,先是物价改革的“闯关”失败,导致物价大幅度上涨,由此引发了居民的抢购商品风潮,此后中央作出了治理整顿的方针;紧接着出现了1989年的政治**,社会主义的生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些新情况,为一些不主张经济体制改革的人提供了借口,将这些事情的发生原因归罪于市场化改革,因此,批判市场经济的调子一时甚嚣尘上。在此关键时刻,又是政府出来为体制改革定了基调。

1990年12月24日,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指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计划和市场都得要。”这有力地批驳了反对市场化改革的错误论调。

④从1992年1月到10月党的十四大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计划经济体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阶段。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作出决议第一次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此,计划经济体制从我国的历史舞台上逐渐退出。此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入了逐步完善和成熟的时期。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目标具体化、系统化,阐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纲领。从1993年至1996年的宏观经济调控及其成功“软着陆”,进一步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向完善。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7项主要任务,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确定了下一步的走向。

综上所述,从计划经济体制在我国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它作为一种体制,其存在有其深刻的原因,随着社会的发展,其消亡也是必然的。对其的评价,既不能全面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而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而要按照唯物主义的原则,辩证地分析之。我们要善于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从而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保证我国地经济健康、稳定、有序地发展。

第四篇：经济体制

1、联系经济全球化，谈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

建国初期，随着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展开，我国逐渐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初步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运行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由于传统的所有制结构过于单一，极大的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随着当今世界全球化趋势日益加深，面对生产、市场、资金、科技应用以及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国际化，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已无法灵活应对这一变化，客观上要求我国要从经济发展的普遍性中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道路来,因此就有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

改革开发以来，寻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邓小平提出破除对计划经济的迷信，破除了公有制跟市场经济不相容的信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的一个根本性原因就是由于我们进行了市场取向改革，逐渐引入了市场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被实践证明了的具有生机和活力的经济体制，也是适应现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的经济体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全球贸易往来增多，生产要素在国际间流动迅速，全球范围内已经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中国在201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逐渐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首选地之一，也成为世界上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近年来，国际服务业向中国的转移明显加速，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批发和零售业等服务业吸收了较多的外资，形成了高端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基地，中国融入全球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

党的十八大召开，标志着中国经济开始进入全面转型期。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保持了年均10%左右的GDP高增长率，中国正在以无人企及的速度崛起。经济全球化为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创造了有利机遇，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今年以来，我国外贸大幅回落，对国内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经济合作显得更加重要，而加速资源要素的流通也势在必行。因此就有了上海自贸区的成立和中日韩自贸区建设的谈判，自贸区建设将会带动并推进金融、税收、贸易、政府管理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出台。同时，这些改革举措可为全国性的改革提供巨大的示范效应，在这个进程中，改革红利将会逐步释放出来，最终推动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升级。推进自贸区的建设，是中国主动顺应全球化经济治理新格局的重大举措。

只有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强市场体系建设，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才能不断从生产关系方面为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中国的未来才能更美好。

2、就当前中国三农问题现状，谈谈你的相关建议。

三农问题是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三农”问题是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目标能否实现，我国人民能否真正步入小康社会进而步入富裕社会的核心问题，是值得我们长期关注和重视的问题。当前“三农”问题集中反映农村经济十分萧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农产品商品率极其低下，产供销体系没有建立；农村人口众多，劳动力严重过剩；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造成城乡居民在基本权利和根本利益上的巨大差别；农村教育水平十分低下，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建立。

解决三农问题，已成为中国逼在眉睫的任务了。解决三农问题是全社会的责任，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作为一个大学生，也对这个关乎农民切身利益的问题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的思考。

面对一系列“三农问题”我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推进户籍改革，促进城乡一体化。长期存在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将居民分割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城镇户口和农业户口。农民市民化首先要取消这种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从而使城乡居民在城市和农村的流动和居住地不受户籍的限制。

第二：逐步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农民老有所养，病有所看，贫有所济，失业而有所助。只有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农民才会积极配合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有效控制人口增长。

第三：改革现行教育体制，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实行12年义务教育，实行高校招生全国各省市统一的录取分数线，以扩大在农村的招生规模。改革农、林院校的学科设置，培养适应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高新科技发展所需的农业人才。

第四：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在搞科技进步和优化结构的同时，还必须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因为它是农业现代化资金积累的主要渠道；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形式；是农民奔小康的必由之路。

第五：降低各种农药化肥的价格，控制地方财政对农民的各种滥收费，以减轻农民的负担。对天灾引起的农产品歉收，建立一套应急措施，保证农民在荒年能够安然度过。

第六：国家一方面要保证农产品的价格收益。制定最低保护价，特别是农民主要收入来源的经济作物的价格。保证农民获取一定的价格收益，从而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购买力。另一方面要保证农民的资产收益。农民的资产主要在地产和房产。这就要求土地资产和房产流动、转让和被征用都应该得到足额的补偿。为此，需要推进土地制度改革，使农民利用商业化吸引商业资金进入农业，改变农业生产质量，增加农民收入。

总之，解决三农问题，是我国当前的重中之重。只有遵循“治本为主，治标为辅，标本兼治”方针，赋予农民国民待遇，消除城乡差别，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城镇化建设，才能最终解决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三农”问题。

3、就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现状，谈谈你对社会主义保障体系的建议。

社会保障制度，是指国家为了保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对公民在年老、疾病、伤残、失业、遭遇灾害、面临生活困难的情况下，由政府和社会依法给予物质帮助，以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的制度。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和保证。因此加强和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滞后，城乡差别较大，农民工群体缺乏社会保障，单位之间、地区之间的社会保障水平差异过大等不公平现象。而且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增加，社会保障体系的负荷将会越来越大。因此，要加快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针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现状，我提出几点建议：

1、政府方面要专款专用，让社会保障基金透明化。在征收率，发放条件，发放金额，等方面让人们清楚地知道，让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更加合理化，规范化，获得群众的支持与赞同。只有获得了人民的信任才能将此项制度深入的执行下去。

2、制度方面要进一步的加强统一。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从保障对象、保障内容到征费比例 等方面的政策全国要尽快统一起来。如果一时有难度，至少应把全国的养老保障制度尽快统一起来。从政策制定到资金统筹再也不能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 己操作，更不能再下放到地市或县市操作。

3、城镇职工和居民养老保险制度进一步完善，全面落实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

4、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农村社会保障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最脆弱的环节，但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一直重视不够。如果不解决这一部分人的社会保障问题，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完善的成效很难评判。

5、国家应重视社会保障专业人才的培养工作。无论从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立法、司法还是其贯彻执行和广大公民的遵守都离不开社会保障专业人才的辛勤工作，因此，我国必须加强这方面人才的培养工作。

社会保障制度是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事关和谐稳定的大局。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中国政府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4、如何认识和理解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现状？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进程缓慢，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重大突破，政治体制改革存在明显的滞后性，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这种滞后性必将越来越突出，阻碍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

目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我认为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缺少普通民众的支持。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最大的不同在于，经济体制改革会带来近期的、看得见的利益，这样就很容易调动起民众改革的积极性；而政治体制改革带来的则是长远的利益，因此他们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就比较消极或被动。

第二，在思维上，很多人把改革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只要一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就认为会影响社会的稳定。有的人拿“压倒一切的是稳定”来反对政治体制改革。那么稳定究竟能不能压倒一切呢?应当说，稳定肯定是重要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就是因为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但是对于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来说，改革是个长期的且具有强大惯性的运动过程，稳定只是相对的，因此稳定不可能压倒一切，“发展才是硬道理”，而发展需要改革。

第三，政治体制改革受到来自既得利益者的阻力。正如经济体制改革展开之初受到了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巨大阻力一样，政治体制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权力的重新配置。这就意味着改革会导致某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缺失。一旦他们的利益受损，必定会对改革百般阻挠。当改革过于依赖当权者，而他们本身又成为改革的对象时，改革将难以进行下去。

第四，缺乏制衡机制。目前中国政治最大弊端就是：党政合一，党法合一，党凌驾于所有权力之上。而这又是由中国法制建设的不完善，权力制衡机制的缺失所导致的。著名政治家阿克顿说：“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使人腐败。”为此 学者们提出可以参考西方国家的“高薪养廉”政策，但他们忘了一个大前提，实行“高薪养廉”的国家和地区是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制度，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完全不同。因此，如果单单引用西方的政策，而不建立完善的权力制衡机制，腐败是不会得到遏制的。可以说，权力制衡机制的缺失也是导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

面对当前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现状，我们有必要认真总结经验，把握正确的改革方向。只有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保证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的实现，为党和国家的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

民主政治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要我们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定能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才能不断完善。

5、谈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民主的现状，你有什么建议？

基层民主是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发展的主要形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是作为社会主体的居民行使民主权利最直接、最具体的体现，自治性是其集中的特点体现。在我国当前基层民主建设中，主要是两大块，一是村民自治，一是城市的居委会建设。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这也直接制约着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首先，由于经济发展落后，各种条件的制约，政治发展不可能超越这些瓶颈，因此到目前我国直选的范围只达到了县级，并且还相当不完善；其次，由于教育水平不高，市民社会程度低，这直接制约着公民的参政水平；再次，人民大众的参政热情也是有限的，实践证明人们参与各种活动的热情与其利益的直接相关性是成正比例的，同样参与国家民主政治生活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遥远的和抽象的。最后，我国干部素质偏低，思想保守，民主法治意识薄弱，以权谋私的现象极为普遍，这严重打击这基层民主制度的开展。

关于推进基层民主建设的几点思考:

1、依法推进基层事务公开，切实保障群众的知情权。要突出人、财、物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内容，逐项逐笔公布。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事项做到随时公开。不仅要公开结果，还要公开事情的原因和过程。

2、村、社区的重要事项，要实行民主决策，依法办事，把过去的“为民作主”变成“由民作主”。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事项，必须按照决策程序讨论决定。未经法定程序，任何组织或个人擅自在重大事项方面做出的决定，均为无效；造成损失的，由责任人自行承担。

3、依法完善民主管理，切实保障基层群众的参与权。结合实际，修改完善村、居民自治章程和各项管理制度，把群众的权利和义务，基层各类组织之间的关系和工作程序，以及对各项工作的要求等，规定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用制度规范基层组织的活动，用制度约束干部群众的行为。

4、依法强化民主制约机制，切实保障基层群众的监督权。建立和完善社区、村财务审计监督制度。干部任期届满或离任时必须审计，推行民主评议干部制度，建立和完善基层干部的激励约束制度。

加强基层民主建设，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只有不断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才能使三个文明协调发展、全面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6、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于2014年10月在北京召开，会议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请谈谈你对该决定的看法。

我相信每个人的生活目标都是一致的，那就是生活在一个快乐、和谐、幸福、平安的环境，工作在一个励志、有规划、以实力说话的工作环境，但是很多时候事与愿违。在现实生活中，经常会出现有令不行、有章不循、有法不依，个人代表组织、个人凌驾于组织、按个人意愿行事的情况。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了180多项对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举措，这让百姓看到了中央的决心和魄力，看到了振兴中国的希望，看到了中国的美好前程。

《决定》透露了中共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心和信心。《决定》中的一个总目标、六大任务、180多项具体改革措施，项项都目标明确、责任明确，甚至可以直接操作、遵照执行即可。比如在加强宪法实施方面，提出“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将每年十月四日定为国家宪法日”等具体措施；在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方面，提出“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严格实行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未经执法资格考试合格，不得授予执法资格，不得从事执法活动”等具体改革措施；在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方面提出“推到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确保案件处理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加强法律文书释法说理，建立法律文书统一上网和公开查询”等具体改革措施；在增强全面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方面，明确提出了“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健全统一的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等具体改革措施；在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方面，提出了“完善法律职业准入制度，健全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建立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制度”等具体改革措施„„一次一股脑推出180多项具体改革措施，体现了党中央的魄力、胆识。

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给每一个中国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让每一个中国人看到了明媚的阳光，它在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依靠自己的不懈努力、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不用趋炎附势、不用牵强附会、堂堂正正的、光明正大的获得自己的期望。

《决定》的颁布和实施，使我坚信：未来的中国，是法治的中国，必将推动改革开放伟大事业迈入更高境界，取得更大成就，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胜利。

第五篇：计划经济体制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写写帮整理）

摘 要：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发生了惊人了变化，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文章讨论了两个问题：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异常牢固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怎样起步的。从当初迷信计划经济体制到怀疑计划经济体制，最终到下决心摒弃计划经济体制，必须归功于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打破了长期的、不正常的寂静，造成了再也平静不下来的经济格局，使中国经济不可逆转地走向改革，走向开放，走向市场经济。

关键词： 计划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改革开放

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算起，到200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整整30年。这30年，中国的变化是惊人的、举世瞩目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过程中有亲身的经历。

我们谁都不是先知先觉者，谁都不可能在1978年就能预知此后的中国经济会怎样一步步发展起来。我们都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学习、提高、成长。

回顾这30年，使我感触最深的是：第一，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异常牢固?第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怎样起步的?在序言中，我想就这两个问题谈一谈自己的想法。

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异常牢固

在已经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改革是非常艰难的。尽管中国同发达国家在经济和技术上的差距越来越大，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仍然可以照常维持下去。这一体制的性质决定了它有可能顽强地存在下去。原因是：

第一，计划经济体制把企业置于行政部门附属物的地位，企业既不能自主经营，又不能自负盈亏。企业的生产数量、生产品种、价格以及企业的生产要素供给与生产成果的销售都处于政府计划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机构的控制之下，企业如果想自行决定生产和经营，稍稍摆脱一下计划的安排，稍稍违背一下行政主管机构的意愿，就会受到制裁，直到把企业领导人撤职或给予其他处分。行政权力支撑着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转。因此，一个企业想背离计划经济的轨道，是十分困难的。同样的道理，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居民个人实际上也处于行政部门附属物的地位。个人作为劳动者，在什么工作岗位上就业和担任什么工作，都由劳动人事机构按计划安排好，流动难以如愿，抵制这种安排等于自己断送了继续工作的机会。

个人作为消费者，也要由计划部门安排，具体表现为生活必需品是凭票证供应的、住房是由单位提供的、甚至子女的升学就业也无一不同行政主管机构的安排有关。假定居民个人想离开计划经济所安排的居住地点或工作单位，他在生活上将遇到很大的困难。这样，从居民个人的角度来看，同样可以认为计划经济的运转得到了行政权力的支撑。

第二，计划经济体制是由若干个次一级的体制组成的。例如，计划的企业体制、计划的财税体制、计划的金融体制、计划的价格体制、计划的劳动用工体制与人事体制等等。它们彼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个次一级的体制依存于另一个次一级的体制，而另一个次一级的体制又依存于第三个次一级的体制，盘根错节，难解难分，此存则彼存，此损则彼损。于是，要想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对任何单个的企业或单个的居民个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且，就算某个企业或某个居民个人在某种情况下能够违背计划经济体制的规定而使自己的经济活动有所发展，那也只能被当作偶然的、非常规的事情，而不可能成为经常性的、别人可以效法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企业或单个居民都只好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安排采取默认和顺从的态度，企业和个人都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同强大的计划经济体制相比是太微不足道了，无法挣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

第三，计划经济体制有一种被认为是正确无误、不容怀疑的计划经济理论体系作为支柱，这种经济理论为计划经济体制进行辩护，把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说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选择，把任何背离计划经济体制的经济行为都说成是修正主义的。这就是说，通过计划经济理论的解释，选择计划经济体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即使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出现了这种或那种问题，但一来这是历史所注定的选择，无法更改；二来如果要离开计划经济的轨道，那就是滑到了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了，对社会、对企业、对个人的后果都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这等于背叛。计划经济体制既有行政权力作为支撑，又有计划经济理论体系为之进行辩护和论证，要想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不仅如此，由于长时期内计划经济理论在意识形态方面占据着统治地位，被确定为正统的经济理论，任何对计划经济提出怀疑，甚至想作出修正的观点都被打成异端。由于人们从学校里、从书籍报刊上、从电影电视中所读到的和看到的都是宣传计划经济的东西，于是人们也就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对各种想摆脱计划经济束缚的行为加以谴责、加以抵制。某个企业或某个居民个人如果在摆脱计划经济体制方面有些举动，就会陷于非常孤立的境地，周围的人鄙视他、嘲笑他、斥责他，使他不得不屈从于舆论的压力、周围的人的压力。尽管这些压力往往是无形的，以致于到后来，连最初怀疑过计划经济体制的人也会进而怀疑自己可能真的错了：立场错了，观点错了，于是本来正确而且很有创新意义的改革尝试，就这样被扼杀了、消失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怎样起步的从当初迷信计划经济体制到怀疑计划经济体制，最终到下决心摒弃计划经济体制，必须归功于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归功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历史性的决策，归功于理论工作者和经济实践者这些年来在推进改革与开放中的努力。

可以回想一下，当时，在“两个凡是”的思想统治下，要在改革开放方面迈出第一步是何等困难。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从而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这场讨论受到了“左”的方面的压制。邓小平同志支持了这场讨论，并领导了全国范围内的思想解放运动。

邓小平同志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进行了重大创新。他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他所设计的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案与道路，以及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研究，填补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的空白，揭开了这一理论的新的一页，并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丰富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宝库。毫无疑问，假定没有理论的指导，没有理论上的突破，中国的经济改革不可能取得进展，计划经济体制也就不可能被逐渐打破。

改革开放初期，从1979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体制改革在农村家庭承包制的推广、乡镇企业的兴起和经济特区的建立这三个方面取得了成绩。正是这些冲击的结果，导致了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失去阵地，最终不得不趋于解体。

要知道，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乡镇企业的兴起、经济特区的建立，无一不

依赖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依赖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及由此带来的思想解放。如果没有这些，即使有的农村中出现了家庭联产承包这种生产组织形式，它也不可能持久，而且更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甚至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在农村普遍挨饿的条件下，可以容忍家庭承包，只要经济形势稍好一些，马上就展开攻势，把家庭承包取消了。再说，即使有的乡镇办起了一些不受计划经济控制的小企业，那它们也顶多只是小型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生产一些被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所不注意或不屑于生产的小商品，起着拾遗补阙的作用，不可能扩大生产规模，不可能成为与国有大中型企业一争高下的经济力量。而更有可能的是：它们迟早会被上级主管部门以各种方式纳入计划经济的轨道，朝着所谓“更高级的公有制形式”过渡。

至于经济特区的建立，那更是绝不可能的。经济特区的建立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乡镇企业的兴起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和乡镇企业的兴起，最初纯粹是自发性的，而不是政府部门有意识地倡导的，只是在政府领导人发现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好处及其意义，发现了乡镇企业的作用及其在中国经济中的不可替代性之后，经过研究甚至辩论，统一了认识，才加以肯定，给予扶植。经济特区则不然，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经济特区没有自发建立的任何可能性，经济特区的建立完全是政府的有意识的行动。只有这样，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才有可能出现深圳等经济特区。从经济特区建立与发展这一事实，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计划经济体制与行政权力怎样牢固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假定不是政府采取有意识的行动，那是不可能在计划经济体制与行政权力牢固结合的条件下，使某一个地区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按市场经济的规则来发展经济的。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终于发生了有深远意义的变化。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了，乡镇企业兴起了，经济特区建立了。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就给人们这样一种启示，即只要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僵硬控制，让农民能够自主经营，自己承担生产经营的风险，并得到自己劳动成果中应当归于本人的部分，蕴藏于广大农村中的生产潜力就会充分发挥出来，使农村的经济走向繁荣；经济特区建设的成就给人们这样一种启示，即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上的差距是可以通过改革与开放而大大缩小的。只要计划经济少一些，市场调节多一些，经济就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就会以较大的幅度提高。

启示的威力是巨大的，农村经济改革和特区经济建设的成就向全国人民传达了一个信息：城市经济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滞后了，必须抓紧时机，推进改革。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经济改革预示着一场更深刻、更艰巨的改革即将展开。它们就像投向死气沉沉的计划经济体制湖面的大石头，激起层层波浪。它们打破了长期的、不正常的寂静，造成了再也平静不下来的经济格局，使中国经济不可逆转地走向改革，走向开放，走向市场经济。

这就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初历史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