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组织建设国际研讨会观点摘要

第一篇：中国农民组织建设国际研讨会观点摘要

中国农民组织建设国际研讨会观点摘要

2004年12月4-5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简称中改院）在海口举办第52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中国农民组织建设国际论坛”，来自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的官员、国内外著名大学的专家学者共120余人参加。本次国际论坛就中国农民组织建设、农民维权组织的发展趋势、中国农民组织制度创新等问题进

行了热烈而深入的研讨，现将其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新生的农民组织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

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农村自发出现了多种形式的农民组织，它们的种类越来越多、覆盖面会越来越广、规模越来越大、对农村的影响越来越深。对此，与会代表多持肯定态度。

迟福林（中改院执行院长、博导）认为，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同农民组织建设有着越来越重要和密切的联系。无论是城乡利益关系调整，还是建立和完善农村的治理结构，都对农民组织建设提出了现实而迫切的要求。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约束和现行某些政策规定有不合理之处，农村基础政权经常陷入对上级负责和对农民负责的两难之中。自发的农民组织有助于维护农民土地权益、反映和表达农民的利益诉求、提供政府和市场所不能（或不愿）提供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

段应碧（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公室副主任）认为，从总体上看，各种形式的农民组织的出现，有客观的必然性，反映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不仅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农民组织的发展从实践看，有利于推进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的经济发展，有利于推进农村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有利于扩大公共品的供给，最终有利于建立和谐社会。

德尔曼（丹麦北欧亚洲研究所所长、博士）认为，尽管自发的农民组织在中国的发展还受到政府的控制，农村社会的发展将为农民组织的发展铺平道路，其在将来会发展成为更加独立的公民社会组织。在此发展过程中，这些组织的力量可能会不断强化，超越目前的行政界限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当然，这种作用的发挥有赖于党和国家从其传统的农村社会活动的监督和控制者的角色中淡化。通过农村社会的发展，公民社会和党-国家也将出现相互强化的结果。

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中改院学术委员）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框架分析了政府进入和退出农业领域的因素，解释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村管理体制变革原因。他认为，政府50年代以公社化方式“进入”农业，是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政府80年代以大包干方式“退出”农业是因为公社得到的支农工业品投入增加导致农业成本上升，这与低价统购共同作用，造成农业的不经济；政府“退出”之后，集体随之“退出”农业。从历史上看我们国家过去的社区自治，实际上只能是乡村通过比较开明的地主富农实现的精英自治。在农村基层，与治理有关的方方面面的事情都可以是由社区精英来做。支持他们做事情的费用的来源是公地、族田等。但是基本上没有政府财政转移支付。

他的结论是：假如我们真的想要农民组织起来自保自助、自我管理，重新实现社区自治，必须要改的不是农民这一头，而是政府这一头。

马和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联合国驻华系统协调人）认为，公民社会的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要包括农民组织在内的各种组织在人民和政府之间发挥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中介作用，它们可以提高穷人、残疾人、妇女，老年人和小孩声音，因为以前他们的声音是不被决策者听到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组织可以发挥很多作用，农民组织必须要更加地成熟，也需要正确的政策和环境。

只有多样化的组织才能满足农民的不同需要，形成竞争机制，打破组织垄断，形成有序的政治参与机制。

郭志文（[美]中国研究咨询公司博士、美国农业部专家）以自己的家庭为例说明了多样化的农民组织在满足美国农民不同需求的作用。他说，在美国，农民家庭可以同时加入几个不同的合作社，以便在原料购买、产品销售、资金借贷、土地保护、技术革新等环节上接受合作社的帮助和政府的扶持；可以加入不同的宗教组织及政治组织。他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不同地区间居民、气候、生活方式、基础设施水平、市场准入水平等因素的差异非常大。从过去50年的经验看，如果整个中国农村只有一种组织形式，那么农民的利益肯定受到损害。

如何根据中国的现实在多样化的农民组织中选择建设的重点，也是与会代表关心的一个问题。段应碧认为，目前农村最需要发展的农民组织有两种类型：一种就是农民联合起来进入市场的那种经济组织，再一个就是村民的自治组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法律地位问题、政府支持和社会服务问题；村民自治组织目前最需要解决的是行政化倾向问题。

王春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根据台湾的农会组织发展的历史和

现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认为，大陆农村如果要建立农会的话，首先应是一个经济、教育和社会组织，而不是一个政治组织。

二、村民自治组织关键词：草根性、组合竞选、后选举时代

目前在我国农村分布最广、对农民的切身利益影响最大的组织是现有行政制度安排下的村支部、村委会等类政权组织。如何充分发挥它们在保护和表达农民权益

中的作用，是与会代表共同关心的问题。

徐勇（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博导）根据我国中部地区四个农业县的调查，描述与分析了当前我国村级组织的现状及其在村治中的角色转换。他认为，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使农民处于“一盘散沙”的无组织状态，由此使他们在现代社会中成为难以自我保护的“弱势群体”。要使农民成为一个有力量的群体，必须将其组织起来。只是这种组织必须是深深植根于农民自身需求和利益之中，并能有效表达和保护农民利益的组织，即具有权源于民并寓于民之中的“草根性”。但是，农村基层组织的“草根性”不是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它仍然需要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以制度化的方式保障和维系农村基层组织的“草根性”。地方政府试图通过以“两票制”选举和“两会制”决策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虽然最初目的只是为了缓解农村干群关系紧张，但最终势必会增强村级组织的“草根性”，使乡村治理的微观组织基础悄悄地发生根本性变化，并反过来要求地方政府改变自己的治理方式，促使地方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这种上下互动的方式最终会有利于农民利益和表达和维护。毕竟，在中国，农民的利益的维护和表达仍然主要依靠现有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农村基层正式组织仍然是农民表达和维护自身利益的主要组织依托。

辛秋水（安徽省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研究员）认为，民主既不是目的，也不是手段，是人民群众的一种权利。完善村民委员会的选举方法，可以增加村民自治组织的民主性。相对于海选，“组合竞选制”在选举过程中有着更高的参与度、合理度和抗干预度，效用很好。具体方法就是村民小组首先推选若干村民委员会主任候选人，每个主任候选人都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村民委员会成员，在全村范围内共同参与竞选。第一轮选举村民委员会主任，在几个候选人里面，推选出主任。第二轮对当选的村委会主任，所提名的委员，也就是组合的成员进行选举，最终的结果就组成了新一届的村民委员会。

王习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博士生）认为，在“组合竞选”村干部时，应统筹考虑村支部和村委会干部的配备，因为我们国家的农村事实上是党政一体化，村支书和村主任事实上是一、二把手的关系，目前推行的“两票制”和“一肩挑”就充分考虑了这一实际；假如不把党支部的领导纳入组合竞选的话，很难使村庄的权力结构保持平衡，照顾不同群体的村民利益。

仝志辉（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博士后）认为，村委会选举是不折不扣的现代选举制度，已经成为农村政治构架中一个十分稳固的制度。随着选举时代的真正到来，村民自治中村级治理的问题开始真正凸现出来。后选举时代的村民自治解决的主要课题是如何改善村级治理。

王春光认为，村委会在农村发展起什么作用，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功能是什么，这个需要我们重新思考；村委会不存在行政化的问题，因为村委会以及整个农村的管理体制还是人民公社遗留下来的，原来就是行政的；“后选举时代”的概念不是很清楚，村级治理问题不仅在后选举时代存在而且在人民公社存在，选举就是为了解决村级治理的问题。

三、对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寄予厚望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我国农民在经济上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经营规模太小，交易成本过高，无法抵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建立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组织，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途径；政府应该大力支持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这已经成为与会代表不容置疑的共识。但对于我国目前出现的新型经济合作经济组织的定义、发展趋势、政府提供帮助的途径等问题上，与会代表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1、新型之“新”存在争论

关于定义，王景新（中改院农村所所长、浙江师大农村研究中心主任）在考察长江三角洲发达地区新出现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历程后提出，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是中国农民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依照加入自愿、退出自由、民主管理、盈余返还的原则组建的，按章程进行共同生产经营活动的经济组织，是当前中国乡村的专业合作社、社区性合作社、专业协会、各类经济联合体、合作社的联合社等组织的总称。黄祖辉（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博导）不赞成把现在的社区性的合作组织、各类经济联合体称为新型合作社。他认为，新型合作社必须从合作社本质上加以界定，新在必须符合国际合作制原则，既必须以农民为基本主体，无论他是所有者还是使用者；必须进出自由，尽管也是相对的；分配按社员的交易量为主；决策依赖一人一票。

2、对区域性的股份合作形式寄予厚望

王景新认为，长三角发达村域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破土而出，标志着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对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替代，是现实农村最具革命意义和生命活力的制度安排。合作社的联合社开始发育，并且，它可能突破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中一贯采用的由下而上逐级推开的模式，在广阔的范围内迅速实现农民合作社之间的联合。新型合作经济发育发展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有较强的相关性，但地区发展水平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条件，民间互助合作精神、非政府组织和国际机构的介入、政府推动等因素，都可能促进乡村合作经济组织发育和发展。农户贫穷和富裕两极状态下都较容易产生合作需求；而“三十亩地一头牛”式的自给自足经济条件或小富即安的人群不会有强烈的合作需求。

黄祖辉也认为，中国农民合作社将呈现较大的变革和分化态势，合作层次将有较大提高，将日趋较为紧密的组织形式。在未来一段时间中，即专业协会大多数将演变为比较规范的合作社和具有鲜明的股份化色彩的合作社。中国农民合作社将呈现一定程度的联合趋势，在一定的区域内将出现一些类如合作社联社、产业协会、农会的合作社联合体。

3、对“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争论尤其激烈

王瑞璞（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教育长）强有力的、真正的农村经济组织，是以土地的所有、使用、流转及其权益为基础的。比较好的形式是发展土地股份合作社。它根本区别于原来的集体经济和当前的家庭承包制，既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农民富裕，又可使农民的经济权益得到保护。

徐旭初（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中心副教授）不赞成过于强调农村中社区股份合作制的位置。他认为，社区股份合作制建立的最基本的前提就是处于城市化进程中或具有城市化的预期，中国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不可能都完全城市化，因此它不能作为中国现在以及未来农村发展的发展方向。迟福林也认为，在农民的土地权益没有可靠保障的情况下，发展土地股份合作社有可能变成对农民土地的剥夺。有会议代表在提问时认为：合作制度的特征是用属于自己的私有财产参加合作。现有农村土地却属于集体所有，如组成“土地股份合作制”则不符合国际合作制原则。

4、经济合作组织的成长之路

达尔顿（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教授）以阿根廷农业实验地区集团协会（AACREA）和免耕农民协会（AAPRESID）为例说明农民合作组织要有效地运作必须符合如下条件：其成员相邻，具有类似的农业经营和共同关心的问题，能经常地交换信息和想法；通过为成员提供规划和决策方面的教育和培训、出版并散发信息，提高农民的商业效率，促进成员的技术和管理进步，实现生产者、技术人员以及农村社区的整体全面提高。高启杰（中国农业大学发展学院推广与创新研究中心主任）认为，要提高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凝聚力，必须涉足技术创新领域，改进管理制度，不断扩大规模。同时，政府应该提供完善的市场环境、良好的政策法律环境和必要的技术与资金支持。郭晓鸣（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农经所所长）认为，要发展合作经济组织，可以通过各种配套措施来规范或者引导地方政府积极支持。这些配套措施可能包括：农村信贷政策，农产品税收鼓励政策，政府涉农项目经费的申报和使用规则，对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垄断的制约，以及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标准和人事安排制度等等。

四、农民维权组织是表达和维护农民利益的有效组织渠道

各种形式的农民维权组织已经出现，这是个涉及政治领域的学术课题，是本次研讨会的一个争论焦点。

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既有对衡阳的农民组织的深入分析，又有对全国13个省（市）26个县市的农民重要的群体性抗争事件访谈，指出了农民维权组织的发展趋势：湖南省衡阳县维权组织从以村为单位的“代表队伍”经过全县性的网络联盟，发展到了筹建农会，其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而且自从农民组织起来以后，再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冲突事件。农民维权组织的建立，意味着农民的抗争会更加理性，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他们是农民与政府之间的中间力量，可以有效地阻止农民维权抗争活动以非理性的方式表现出来，有助于农民接受现代法制观念，逐步成为具有权利意识与法律意识的现代公民。县乡政府开始把农民维权代表作为协商对话的对象。

农民维权组织进行的理性维权活动，影响到了中央的农村和农业政策，正在影响改变基层政府的施政行为。但是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这些组织没有得到政府民政部门在程序上的认可，没有取得“正式组织”资格，甚至被称为“非法”组织；它们内部虽有一定的分工但缺乏系统性和支配性，成员之间没有建立明确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由于地方政府部门对此持观望态度，没有担负起管理责任，不能对农民进行必要的法律和组织管理的培训，这就容易使少数本来文化素质较低的农民减负上访代表，由于缺乏必要的法律意识，导致其行为目标和方式都产生一定的盲目性。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某些具有激进主义主张者，就正在利用目前农民减负上访组织不能纳入到正常体制管理这一空挡，进行一些非正常的活动（如宗教性的），企图将农民“以法抗争”引向“非法抗争”的方向。

党国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运用经济学原理论证了农民组织与社会稳定的关系，得出了与于建嵘类似的结论。他将组织区分为两种：一种是从上到下构建的控制型组织，这样的组织可能过滤掉重要的信息，实际情况在向上传导的过程中容易失真，最终不利于矛盾的解决。另一种是从下到上的民主组织。组织成本提高以后，信息成本容易降低，信息传导不容易失真。“信息越充分，冲突让步可能越大”。

在如何看待农民组织中的领袖的作用问题上，他通过阿拉法特由“激进”的领袖向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温和”的立场的转变说明，“激进”还是“温和”与组织化程度的高低有关。因为任何组织都有领袖，组织化程度低的组织的领袖，其领袖地位必须靠激进的立场保持，组织化程度高的组织的领袖，有更多的控制组织的手段，反倒容易和别人妥协。

王超英（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法案室主任）认为，于建嵘博士等人的研究很有意义。农民维权与党和政府重视“三农”、建立和谐社会的努力根本上是一致的。维权的目的应该是在于通过反映农民的意见，落实国家的三农政策方针和措施，改进各级政府和党委工作，而不是其他的目的。农民维权并一定要我们现存的村民自治和人大制度安排，另建一个像于建嵘说的维权组织。

段应碧认为农民组织的出现是一个客观事实，应该研究它、关注它，以便使之能够正确地引导，健康地发展。他对于建嵘等人的研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提出以下课题希望专家们认真研究：

一、现在零零星星出现的维权组织，有的章程写得非常漂亮，第一条就是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其行为基本上也是在法律框架之内。如果全国六十多万个村，有一半的村建立了这个组织还会这么理性吗？现在村这一级，十几人，二十几人，或者一百人的组织，还是可以控制的。假定说从上到下建立起一个组织体系，那情况又会怎么样？

二、有组织的对话，可能确实可行，效率可能更高一点。现在农村的矛盾，农民反映的问题有一些是能够在基层解决的。但是也有一些是国家体制问题，很难在基层解决。比如，发生农民因负担问题上访的群体性事件，单靠县、乡两级政府就解决不了，要靠国家进行税费改革才能把这个问题解决。所以，对这种组织的发展要持慎重态度、要关注和研究。

五、农民组织建设的关键在于政府转型与制度创新

任何组织都是需要成本支撑，由于农业剩余有限，所以发展农民组织必须有政府的支持，这是与会代表的普遍看法。

温铁军希望政府将涉农领域（比如金融、保险、水利、供销、批发、农机等等）放开，让农民的合作组织能够免税地进入这些原来尚能产生利润的领域，通过农民合作起来的规模经营生成规模收益，可以支撑农民合作组织的健康发展。

段应碧认为，阻碍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和村民自治组织的完善的因素主要在外部，特别是体制性的障碍。直到现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都没有法律地位，不能独立地从事很多活动，没有任何的扶持政策和措施。要促进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当务之急就是立法。立法的最大难点就是“定义”，如果定义界定得太宽泛，就涉及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和财政扶持政策能否有支撑的能力问题；界定太严也不行，不能把大部分合作组织排斥在外面。

村民自治组织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必须减少行政化倾向，让它更多地代表农民利益，管理农村村民事务，但目前进展较慢。表面上的阻力是我们基层特别是县、乡两级的很多同志，不愿意让它往这个方向走。但是，这种情况不能埋怨乡镇干部，他有他的难处。如果每个村都自治，那么县、市、省布置给乡的那么多任务怎么办？面对两三万人口的乡，假如你是乡党委书记，你怎么办？所以说不是乡镇的同志舍不得放权，乡镇的同志有难度。在上面体制没有变化之前，在政府职能没有转换之前，你要完全实现村民自治，难。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但并不等于说不坚持这个方向，我们要往这个方向走，但是只能逐步地推进。完善村民自治可能会产生倒逼机制，逼迫乡政府抵制上级政府有可能损害农民利益的行政任务。

迟福林认为，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在农民组织建设的过程中，政府既不能简单地退出，也不能采取传统方法，强化对农民组织的行政领导和行政控制，而是要在政府自身转型的过程中，积极地支持、规范、引导农民组织的发展。只有观念、体制转型，政府才能积极、主动地支持农民组织建设，形成与农民组织平等对话的协商关系和合作伙伴关系。

郭志文认为，中国农村问题的实质不是农民的问题，而是政策方面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25年，农村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在农村的政治行政管理体制没有实质变化。中国政府的任务应该是，通过法律改革、金融和银行改革、信息改革、选举和治理改革，创造一个让农民和公司能够自由组建满足其要求的组织的自由、健康的环境。政府在发展农民组织方面不仅要提供财政和技术支持，而且还培训农民组织的各方面人才。

德尔曼认为，要壮大农民组织，农民和政府双方都必须改变态度和文化，需要政府的政策调整以后保持连贯性，使得农民能够及时作出调整。还需要一致、一贯、透明的法律，政府也必须在咨询、培训，建议方面帮助农民组织，培训政府官员，使他们更好地同农民组织打交道。

第二篇：在“中国农民组织建设国际研讨会”上的演讲

在“中国农民组织建设国际研讨会”上的演讲

感谢大会让我做一个演讲，我今天的内容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一般我们做研究的人，都会把企业、把农户作为经济主体看待，而按照常规大家会把政府作为一种行政主体看待，然后这个理论就很清楚，分为两部分，政府作为行政主体应该承担主要的职能是裁判员，经济主体是按照理性“经济人”的特征追求收益最大化，但是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象中国这样的比较传统典型的东方发展中国家，在追求工业化的过程中，政府不是单纯的行政主体，而既有行政主体的行为特征又有经济主体的行为特征，在发展工业化的初期阶段，以国家来推进工业化这种形势是大多数东方型发展中国家普遍采取的方式，为了加快工业化，在客观上也确实起到加快工业化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政府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更主要的是经济主体，因此当我们引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用进入和退出分析经济主体行为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在农业领域中，政府进入是因为他有利可图，可以为工业提供积累，政府退出是因为没有效益，或者效益太低导致政府的进入和退出。我们说，大家可以看看，改革开放一系列的政府的改革政策，很大程度上表现的是政府在不同阶段，对不同产业或者不同经济领域的进入还是退出，比如说，我们说1978年开始农村改革，推进家庭承包，其实是从1982年开始推进的。1982年推进的家庭承包，政府退出了农业，允许农民经营，当然有另外一种理论是认为农户退出了政府所主办的集体经济，当然这两种不同的主体都可以退出，但是当时有退出权的是谁呢？当然是政府有退出权，接着我们看到80年代以来，开始了先是财政体制的改革，政府因为财政的不经济退出了对地方财政的家长式的管理，形成了财政分级承包，到90年代，政府逐渐退出了一般制造业领域，就是搞国退民进，抓大放小，当然政府进入的主要领域是最高收益的领域，比如垄断行业，比如过去我们天空中没有信号可以演变成IT产业的时候，政府是不进入，一旦这个领域成为很大的资源，并且可以产品很大的资源向资本转化的收益的时候，谁率先进入？那就是（政府）。过去人民币并不是用于交换的主要方式，那个时候是按计划分配，所以金融系统，政府的表现并不是很明显，一旦我们完全放开票证，完全放开计划，货币成为一个重要的交换中介的时候，不但成为中介而且是金融资本的时候，在金融领域里当然还是政府扮演主要角色，进入和退出是有选择的，所以说东方发展中国家直接扮演最重要的是经济主体的角色，所以我们讨论进入和退出是适用的。

政府50年代进入是人民公社化的方式，以往的关于农业问题的讨论，大家都认为集体化公社化是不能够在农业上有效益，不错，在农业上的无效益，恰恰表现在提取工业化原始积累方面的高效率，包括我们大家都理解的林毅夫教授作了一个分析，认为人民公社这种体制本身，是因为缺乏激励，因此不可能有效益，这个分析当然对，就微观农业领域说是对的，但是把宏观的体制问题引入，作一个分析的话，就会发现不对，在农业领域中效益低是显著，是个常识，尤其我们下过乡插队的人都知道，为什么首先是因为政府通过所谓60年代的“三定”方案，把农村收益分配，决定为按照人口来进行分配，当时我们插队的时候叫做人七劳三，体制先决。先按人口分配70％剩下30，才按照劳动工分分红，这怎么可能有激励？并不是按照劳动所得分配，当然不可能，为什么按照人口分配，是因为政府已经通过三定把农业的剩余，基本上提取走了，提走用于工业化的原始积累，这又是世界范围内的一般规律。工业化早期原始积累只能从农业提取，只不过是提取原始积累的方式不同罢了，所以在1991年，我有一篇文章，后来在1992年翻译成中文，93年发表了出来了。当时有一句话，我说任何工业化都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叫做资本的原始积累，至于这个是由资本家完成还是国家完成，是派生的问题，这个不重复了，大家可以从我今年的一本文集《我们到底要什么》中找。这篇文章是1993年发表，题目叫《国家资本再分配与民间资本再积累》，我们在1997年中共中央十五大把“资本”放在报告中，意见只能使用“资金”的概念，因此在那个时候，93年发表出来，当时很困难，很多刊物的编辑说是好文章，但是不敢发，50年代政府进入是为了资本积累，并不是为了农业为了工业。

接着80年代，政府退出农业，是因为我们70年代基本上完成了资本积累，但是因为三定方案的价格自定，所以造成农业的严重不经济，一边是投入品按照国家计划的价格，当然是高价，大量的投入到农业，通过人民公社三级体制分配下去，但是产出品价格不能提高，就是成本上升，收益下降，从整体看，70年代中后期三级都出现了低效益。这时候农业严重不足，所以经济政府退出，这是因为成本上升，而低价统购和公共作用造成农业低效率。

政府退出以后，人民公社也就解体了，所以从82年大包干以后，我们只在文件上看到集体经济，事实上，大部分地区不再有集体经济，只不过当然现在全国还有两、三千个社队还维持所谓的集体经济，其实主要叫工业化社区，是不是叫集体，并没有本质的含义，一旦形成工业化以后，他的制度组织当然是不一样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简单道理因为市场的失灵或者市场的无效才有企业组织的产生，所以正常情况下，企业和组织是反市场的安排，因为至少失灵。所以产品企

业和组织，这并不是一般意义上市场经济不对，我们只是说，从制度经济学的一般理论说产生企业和组织，是因为市场交易不能解决很多外部性问题，因此要产生企业和组织，这个道理作个引述。

我们说工业化社区是因为把很多外部性的问题，用集体经济的名义，其实是一种组织安排，把内部处理解决，所以还保留一些工业化社区，但是我们说集体早就随着政府退出，而退出农业了，接下来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为什么迟福林院长和海南省江泽林副省长，都在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我们现实问题是什么？是组织是有成本的，就像制度是有费用的一样的，组织也是有成本的，谁来支付组织成本？要向提高组织化程度，谁来支付这个成本或者成本从何而来？当然大家都知道，最近我们的乡村自治组织的发展，好象比较热，这个组织成本谁支付的呢？我们至少知道欧盟拿了1亿欧圆，后拿了三亿欧圆，拿得比民政部多，在此之前在80年代后期开始，欧盟拿了3600万美元，前前后后总共有3亿多的欧圆在支撑村民自治组织的建设，但是建设到今天，在那些没有组织费用来源的地方，村民自治组织的发展仍然是值得讨论。

接下来看村级组织费用来源和村级组织费用的收取方式，我们知道刚才江泽林省长在讲到全国的农业份额占GDP份额的时候，去年只剩14％，大家知道50年代的时候农业占85％，那时候工业只有15％，没有别的地方有收益来源，不进入农业进入哪？现在刚刚倒过来，现在农业是15％以下的GDP，人口仍然将近70％，请问有哪一种政府对15％以上的征税去满足65％的人公共服务需求，当然有的人提出不同意见，说不能这么算，县以下还包括工业还有商业，我说不错，但是你看县以下的工商业在哪？（在县城），县城不是农村经济，只能算乡以下，但是虚的东西比较多，乡一下销售总额占27％点几，就是说经济份额占的总比重，就不以农业占分析，会发现28％以下，农业占15％以下，消费占28％以下，对28％的征税能否满足60％多的人公共需求，能否同时建设一个公共组织，能否把我们大家现在约定都接受的放到传统的农村，于是我们在农村组织和制度的费用收取方式上历经改变，无论是税费来回改。实践就意味着不在承认村级组织是自治组织，这是我政府下达到农村基层的正规体系，所以提出征税到8.4％，把村官养起来。这个政策，大家问我们在座的段应碧主任最清楚。（众笑）。我们说这种政策的结果，当然是今天这个局面了，因为事实上养不起，于是乡村公共政策，就是把村官养起来的组织开始形成高负债，1999年3000亿到6000亿，最近调查大概在6000亿到1万亿，乡村公共负债，这短短的五年时间里涨上去一倍。

我们接着讨论乡村自治组织条件，旧中国农业仍然份额低，不可能成为主要收益来源，其实历朝历代，只爱是传统小农必然是农业社会，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根本问题在于我们不适当的以为可以用以为设想出一个上层建筑，照搬到农村就把农村改变成现代化，错了。还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旧中国农村主要是社区自治，乡绅自治，什么情况下能实现的情况下能实现，如果出现宏观的变化，会导致良绅退出，会摧毁乡村自治。

现在治理的困难我想这样的问题就是宏观条件发生变化的时候，良绅进入，劣绅退出，不是道德风险，旧中国的良绅退出是什么道理，是因为战乱，是因为要打仗，打仗是一个成本无限大的开支，一个兵就是好的良绅，只有劣绅对付，得抓夫，派款，军粮，甚至.......总之，旧中国的乡村精英良绅被劣绅替代，主要是因为在战乱环境中，是因为内战比较频繁，因为非正规的税费压力太大，接着我们看现代困难的是满足农村自治开支需要的那部分开支太大，就是自上而下下达的很多指令性计划，要求你建学校不给钱，要你建党员活动室不给钱，要给搞的所有事件都是自上而下下达指令，都得收钱，收不上就得借高利贷。

现在有一个04新政，免赋，我们终于在均田20多年后，采取了免税的另外一种政策，（看图片）搞乡村建设，图上就是湖北的农民老百姓在扭秧歌，合作社发展起来，村民自治建设发展起来，我们美国的郭志文先生，就在那里呆了一段时间，和大家处得很好。

我们现在进入结论，进一步想发展农村组织，既然政府已经退出，但是并没有完全退出，还占有一些能够产生收益的领域，在农村大家看凡属于有收益的领域，都仍然有政府的顽强的身影。什么领域有收益呢？金融，甚至财政，发彩票，都到农村了，搞彩票是一个无本收益，供销有收益，供销在农村基层不撤，信用社有收益不撤。有收益的地方不撤，现在信用社撤的也就是那些没有收益的地方，但是在有收益的地方，不撤，加工有收益，不撤，食品有收益不撤，原来已经放了，现在放了，加入让农民自保，还是看政府，除了在海南，其他的中西部地方，农村没有组织费用来源，所以形不成合作组织，唯一的办法是让农民产生合作效益，我的演讲完了，谢谢大家。

第三篇：生本教育观点摘要

生本教育观点摘要

生本教育是一切为了学生，高度尊重学生，全面依靠学生为宗旨的教育。

生本教育是为学生好学而设计的，是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主人的教育。

生本课堂是以开放为基本特征的探究与交流的课堂。

生本教学设计要以学生的兴趣和内在需要为基础，以主动参与为特征，以促进学生发展为目标。

1、主流的教育价值观与生本教育的教育价值观:

主流教育价值观有两个：一个是以教为中心转变为以学为中心，生本教育主张：以生为本，以学定教，充分体现了主流的教育价值观。一个是由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教育规划纲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生本教育主张：以生为本，通过学生的亲历亲为，培养学生的社会能力、学习能力、动手能力等多种能力，尤其强调思维品质。

2、生本教育的核心价值：激发儿童的学习自觉。

生本教育从传统教育的依靠教师转为主要依靠儿童自主学，给儿童提供充分发表见解、张扬个性的空间，鼓励、支持、帮助和引导儿

童参与课堂探究、讨论、合作与交流活动，培养和锻炼儿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激活儿童的思维。教师在高度尊重儿童的基础上对其进行补充、丰富和引导，和儿童们一起游戏，一起讨论问题，儿童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学习的主人，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生本教育使课堂充满生命关怀的气息，让师生在充满生命活力的课堂里相互关爱、幸福成长。

3、生本教育的实现策略：构建良好的教育生态。

生本教育生态 ：需要广泛的社会理解、支持和配合，需要广大民众达成共识，形成一种文化自觉，需要合力营造尊重学生学习天性、遵循教育基本规律的氛围。

教育工作者：要认识到学生主体性地位的重要性，增强生命意识和改革意识，赋予生本教育改革的空间，给与生本教育政策的支持，为生本教育改革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教师：要认识到教师的作用是创设适合儿童生命成长的教育，相信儿童完全有能力依靠自身的生命能量接受最基本的东西，养成最基本的习惯和人格，大胆践行生本教育改革课堂教学组织形式和教学策略，真正做到以生为本，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让教育适应每个学生的学习。

家长：正确认识儿童，尊重儿童的生命世界，顺应儿童的学习天性，摒弃短期的教育功利，助力生本教育实践，为儿童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

4、生本教育的原理：

生本教育的原理是生命神奇的蕴含。教育的基本动力是依靠学习者的天性和潜能，教育的功能是指向激扬生命，教育的本质是促进人自身的成长，教学的本质是帮助人学习，德育的真正基础是学生的美好学习生活。教者不是拉动学生的纤夫，而是生命的牧者，生本教育的教学观是“教皈依学”，生本教育的课程观是“从符号研究回归符号实践”、“小立课程，宽着期限，大作功夫”。

5、生本教育的首要任务：把核心性的学习交还给学生。核心性学习指的是：思想发生处、知识形成处、能力成长处、情感涵育处的学习。即：庄子所说的“意之所随”处，宋玉讲的“风起于青萍之末”的地方。

要发展能力，需要的是“粗料精做”。让学生经历去粗取精的过程，把得出结论的过程作为演练场，获得能力，去解决复杂多变的新问题。

人不吃青菜了，直接去打维生素针剂行不行？很显然是不行的。不仅仅是会造成营养不全，更使我们为吃青菜而准备的全套机能及器官归于无用，会因此而废弃。吃青菜，不仅仅吃的有滋有味，还保证了消化系统、神经系统、循环系统等健康运作和茁壮成长。类比到学生学习，就是在形成知识的同时，又成长了学生自己。

6、生本教育的前置性学习与预习的区别。

美国教育学家布鲁姆说：“一个带着积极的情感学习课程的学生，比那些缺乏热情、乐趣和兴趣的学生，或者比那些对学习材料感到焦虑和恐惧的学生，学习得更加轻松，更加迅速。”

课堂教学放在第一位的应该是：让学生有健康的心态并获得快乐学习的能力。不设置零起点的课堂，要安排前置性学习，让学生在进入课堂前，对自己即将学习的内容有所了解，可以避免上课时面对陌生的学习内容产生恐惧感，教师不仅明确做什么，而且更希望以一种积极的情绪来引导学生的学习热情，培养学生积极学习的品质。对学生来说，当他认真完成了自己的前置性学习任务，并在课堂上进行了很好的交流，得到周围的人认同和赞赏的时候，他的自豪感、成功感、优越感就会油然而生，就会更加积极的去投入学习。这种动机是学生内生出来的，是无需别人提醒的。

前置性学习就是在课堂学习之前让学生以研究的方式对即将学习的内容进行感受与预学。学生对所学内容有所熟悉，有所知晓，有所研究，接下来的学习便会充满信心和动力。

前置性学习任务的布置，一定要从提升品质入手，让学生积极主动的学，自主的学，有思维的学。学习任务一般有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我能学会什么？第二部分：我还能知道（查阅或感悟）到什么？布置前置性学习任务要让学生明确具体要求：解决自己提出的一个问题，完成教师提出的一个问题，查找一些资料，提炼出一个自己最想解决的问题。

就前置性学习的学习时段，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单元内容大感受。即针对某一单元或某一部分内容设计一系列的活动；在非学科规范的层面，让学生感受到新知识的丰富背景和知识之间的丰富联系，并尝试应用经验和直觉猜测进行描述和交流。例如，在三年级学生认识周长之前进行测量实践活动，如，量课本封面4条边的长，量一张桌子桌面周边的长，量自己的腰围，量一个罐头或茶叶盒的底的一周的长。通过动手测量以及测量过程和方法的交流，让学生对周长以及计算长方形、正方形周长的方法有所感，有所知。二是课时内容小研究。如在学习长方形面积计算以前让学生完成如下学习研究：①请在方格纸上画一个周长24厘米的长方形（每个小格的边长为1厘米）。②画长方形，我是这样想的。③用边长1厘米的小正方形摆几个长方形，填写下表（填写出长、宽与正方形的个数）。④我的发现。⑤我的疑问。

预习与前置性学习有着本质性的差别。预习往往是对将要学习的内容有所了解，更多的是接受现成的结论，更多的是表现为接受教材中的内容，是把教材中的知识乃至于结论移植或者说是照搬到课前的研究纸上。前置性学习研究是以研究的方式展开对将要学习的内容进行探讨，更多的是展示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疑问，它是以研究的方式思考问题，实践体验。它即培养了学生的质疑能力、解疑能力，也培养了学生收集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质疑和交流体现的不仅仅是学生对思维结果和思维过程的表达，它更像一种对话——多种思维的分享、沟通和理解，更是多种观点的

分析、比较、归纳、判断和整合的互动过程，有助于最终形成学生对这一数学问题的深刻理解，从而达到会学、会想的效果。

7、生本教育的学习过程：没有旁观者。

在生本课堂中，教师要把握好学习的内容、难度和目标，让学生能够“跳一跳，摘果子”。对学生学习过程的组织要高度尊重学生，全面依靠学生，把每位学生的学习放到课堂教学的中心位置，让每位学生都生产知识、思想、方法。在独立研究之后，通常是通过小组合作学习来完成主体学习任务，通过开放式的小组合作交流，学生各自发言，并接受同伴的意见，为学生学好和好学奠定基础。一般组织两个层次的学习交流：第一个层次是小组之内的交流，每位学生在组内将自己课前研究过程中的想法与困惑、发现与疑问和盘托出，小组成员商讨，确定全班交流的人选、交流方法、内容整合等。第二个层次是全班范围内的交流一般由一个组主讲，该小组的学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就某一个问题阐述他们的想法，或将他们在各自探讨的过程中遭遇到的困难、经历过的弯路、所犯下的错误以及认识发生的变化等逐一呈现。其他小组的学生先“听”后“讲”，也就是在听完该小组的介绍讲解之后，再陈述各自的想法。在全班交流的过程中，学生的言说，不是“蓝本”，而是“镜子”，把他人的想法与自己的想法进行对照，其后的学生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可以对该小组的发言进行要点提炼，归纳总结；也可以是对该小组的想法进行补充完善；还可以是对该小组的发言进行质疑问询；也可以是在自己没有听明白 的情况下要求该小组的学生再讲一遍。

在学习过程中，学生的想法无论对错都是课堂学习这辆“动车”运行的动力。课堂上，应当更多地充盈学的内在想法，教应当更多地让学生去完成。学生能学，学生能教。

8、生本教育的教师引导：勿操之过急。

教师给与学生的信号越多,学生的思维水平就越低。

学生的学习需要教师的引导，但教师的引导要适时、适度。不能急不可待的引导着，以自己的思路推进着，不能拽着、牵着、赶着学生走，这样会抑制学生的自主性。

学生的学习，都是基于各自的认知发展水平和已有的知识经验的。他们的个性差异和个体特殊性客观存在，他们出现各种想法都是正常的。课堂上各种想法得以呈现，恰恰是以生为本的体现。作为教师先要造势，让学生主动出击，充分表达各自的所思所想。

在引导的过程中，教师要“讷于言而敏于行”，顺其势而改其路，四两拨千斤。教师的点拨与引导要“随人则活，由己则滞”。

面对学生的学习，有“慢慢走，细欣赏”的心态，相机穿插于学生自主学习过程中的引导，要把握方向，要有整体观，做到服务于学生的学习，促进学生的学习，而不是遮蔽学生的学习，替代学生的学习。

9、郭思乐的“生产性的爱”。

郭思乐讲“生产性的爱”是深切的爱。在学生生产知识、思想、方法的过程中，他们对知识、思想、方法产生了爱。这种爱，犹如钱钟书先生所说，是由他的心血浸养的，是联系着他们的神经和血脉的。爱的课堂，是以生为本的具体化，是学生以研究者的心态与方式进行教学的，产生对学习过程以及学习内容的“生产性的爱”。由此，课堂才能成为学生展示自己的舞台，成为学生学习的加油站和幸福美好的中继站。

10、生本课堂——复习课的教学方式

首先，教师为学生提供前置性学习任务。内容主要有三个部分：整理知识；典型例题；总结反思。

接着，课堂上通过讨论交流，完成主体学习任务。一般分四个步骤：①四人小组讨论前置性学习任务的完成情况，推荐一道典型例题，或介绍一种典型学习方法与学习策略。②小组代表汇报讲解知识结构体系，和学习这类知识的基本方法与思路，其他小组的同学作补充。③由每个小组向全班推荐一道典型例题，由全班同学确定解答，再由学生代表上前讲解。④小组代表小结学习内容。

第三，学生自主选择练习题或推荐练习题进行学习效果测评。第四，确定下一节课的前置性学习任务。

在课堂中，每个人都有提出问题的权利，每个人在听取别人解答的同时，也有回答别人提问的义务，必要时教师作适当点拨。在教学过程中，学生自己整理知识点，通过生生互动、师生互动将知识系统

化、条理化、完整化，学生是主动的参与者，教师只是课堂的组织者、帮助者。由于知识是学生自己悟出来的，所以学生学会的知识也是终生难忘的，这样极大的激发了学生的学习潜能，提高了学习效率。

学生的话：生本课堂，是我们自己的课堂。在这里，老师“不见自我”，有的是一群讨论得热火朝天的学生；在这里没有灌输，有的是不同思维相互碰撞出的思维火花；在这里，没有标准答案，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解题思路；在这里，没有对与错，有的是思路的分析，思维的探讨。这是一个火热的课堂，这是一个自主的课堂，这是一个自信的课堂。

11、生本课堂——新授课教材内容整合策略。

学生学习的持久强烈的愉悦感和学习动力，并不来自于简单的表扬和欣赏，而是来自于学习内容本身。因此，必须进行教材整合，章节重构，从整体着手，把掌握知识意义的主动性还给学生，鼓励单元整体学习。在新授课中，教材内容的整合一般采用以下策略：

①从整体着手，把握知识意义；

②从问题情境、动手实践切入，体现学科魅力； ③从问题开始，突出探究活动。

12、生本课堂——课堂组织实施三要素

要素之一：前置性学习。即先行学习，或称之为独学。是指学生在前置性学习任务的帮助下，在相对自由的时间和空间里，独立进行

学习的过程。任务过程的时间可以是在课前或课外，也可以在上课的伊始，或在课的中间几个时段。前置性学习任务可以是简洁的纸质稿，也可以无文本，只是简单的几句话。再转入下一学习内容前，教师以投影或者口头的方式抛出问题，让学生先思考。前置性学习不是对知识点面面俱到的识记，二是触及核心学习内容的提前切入和思考。教师的主要任务是设计前置性学习任务。

要素之二：小组讨论。或称之为对学。是指组内成员在前置性学习的基础上进行信息的交流和思想的碰撞。在小组交流过程中，意见一致的、容易的问题直接在小组内消化，是组内成员互帮互学的过程。教师的主要任务是倾听和观察各组动态，捕捉典型信息。

要素之三：班级交流。或称之为群学。是指几个小组派代表或全组向全班展示本组的观点，征询其他组的意见，等待评价和质疑。生生互动，师生互动，就重点问题和疑难问题展开充分的讨论。教师的主持者，激励者，待机而发，在思维阻滞点和突变点上，在学生需要赞赏、支持和点拨时，适时点拨指导，引导讨论走向正规，或带向本质性的问题的讨论中。

13、生本课堂的行动策略 先学后教才可以以学定教； 先自主学习才能合作学习； 先自主合作才能实现少教多学； 先小组培训才能保证合作学习效果；

先组内研讨才能全班智慧共享； 先入格才能后出格。

第四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基本观点摘要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基本观点摘要

1、“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2、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

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对当今国际局势科学判断基础上形成的；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当代中国发展变化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党的现状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形成的。

4、“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体现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艰辛探索和伟大实践的必然结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集中起来就是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

5、“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能否始终做到这一点，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6、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7、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

时俱进，必须不断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

8、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其中，理论创新是前提，是关键。

9、“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发展的、前进的。

10、“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以发展这一主题来贯穿的。

11、发展必须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

12、发展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物质文明的发展处于基础地位。

13、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发展

稳定的关系：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

14、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大力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是我们党站在时代前列，保持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和根本要求。

15、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始终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

16、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类智慧和能力的发展决定着对物质资源开发的深度和广度。

17、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科技进步和创新是发展生产力的决定因素。

18、科学的本质是创新。

19、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是同生产关系、上层建

筑的不断完善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20、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21、改革的实质是体制创新。

22、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宏观调控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

23、对外开放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

24、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关键是解决结构不合理的问题。

25、科教兴国，就是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

26、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提高 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

27、就业是民生之本。

28、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要目标。

29、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30、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31、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32、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33、实行依法治国，必须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34、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环节，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

35、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

36、对于发展中国家，生存权、发展

权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权。

3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

38、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全面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化的社会主义文化。

39、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40、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

41、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

42、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43、建立巩固的国防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

44、打得赢和不变质，是新形势下我军必须解决的两个历史性课题。

45、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

46、信息化是新军事变革的本质和核心。

47、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48、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

49、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

50、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51、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核心是坚持党的先进性。

52、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

53、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命。

54、“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照抄照搬、本本主义；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反对独断专行、软弱涣散；坚持党的纪律，反对自由主义；坚持清正廉洁，反对以权谋私；坚持艰苦奋斗，反对享乐主义；坚持任人唯贤，反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

55、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56、群众观点是我们党的基本的政治观点，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

57、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和方针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衡量标准。

58、“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十六大的灵魂，也是贯彻十六大报告的一条主线。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核心是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59、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60、要始终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的行动指南。“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总纲。

61、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要求我们必须发扬艰苦奋

斗的优良作风。

62、“两个务必”：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6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有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构成的系统的科学理论，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其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主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是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奋斗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我们武警部队，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要立足本职，心系基层、心系官兵，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树立“上一线、打头阵”的思想，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第五篇：“传统节日与和谐文化论坛”观点摘要

传统节日昭示着中华民族之魂

常 卫（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传统节日丰富多彩，文化内涵博大精深，社会基础广泛深厚。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中所形成的春节、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众多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情感传承的重要载体，是维系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文化认同、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不竭动力。这些传统节日，尽管形式不同、主题各异，但其中所凝结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的核心价值观念，则一脉相承、历久弥新，都体现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承载着中华民族精神，昭示着中华民族之魂。

无论情势如何变幻，我们都要始终坚守自己的精神家园，保持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当前，我们已迈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阶段，深入挖掘传统节日的丰富资源，广泛开展传统节日文化活动，对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全面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推动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历史任务，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举措，去年底国务院已把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列为国家法定假日，让人民身心得以休整的同时，在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中融入了更多的传统文化精髓，体现了文化的自觉。这为我们利用传统节日，深入开展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提供了良好机遇，开辟了新的思路。

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和国际交往中心，“建首善自京师始”，按照党的十七大的部署，在开展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方面，理应积极前行。这就要求我们各级宣传文化部门和广大文化工作者，深入挖掘传统节日文化精华，剔除封建糟粕，赋予时代内涵，创新形式载体，突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不断增强节庆活动的群众性、广泛性和吸引力、感染力。通过节庆活动增进人们的情感交流，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让广大人民群众在和谐的节日气氛中充分享受社会文明进步的成果。

大力发掘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积极倡导文明、和谐、喜庆、节俭的节日理念，构建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节日文化，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建设，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自觉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需要宣传文化教育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更重要的是要唤起全社会的文化自觉。通过对传统节日的主题、内涵、内容、形式、载体，以及利用传统节日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问题，展开广泛深入的研讨，对于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和谐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重要意义。

挖掘传统节日深厚的文化内涵

徐惟诚（原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总编辑、教授）

全世界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特有的传统节日，认真、快乐、热闹地过节，是各个不同的民族共有的精神文化现象。

过节是中国人的一种客观需要

传承自己的历史，追思先人，弘扬英雄，欢庆丰收和胜利，传承价值观念和道德风尚。在节日里人们尽情欢乐，展示才艺，扩大和深化相互的交流。各种节日，年复一年，代代相传，不断加深着各民族的凝聚力。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厚重，中国的传统节日源远流长，绵延数千年，涵盖各个地方和民族，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仪式内容丰富多彩。每一个中国人，哪怕行程万里、漂流海外数十年，对中国的传统节日都会魂牵梦绕，中国的传统节日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

中国崇尚以人为本，春节喜气丰收、展望新年；清明春雨如酥、闯入生活；端午百花争艳、春水如蓝；中秋月明如镜、晴空如洗；重阳秋高气爽、红樱烂漫。人们在节日的活动中，不断亲近自然，感受自然的变迁，感谢自然的恩赐，从而更加热爱自然、敬慕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

人是节日的主体

人是节日的主体。中国传统节日的内容自然以人际关系、人际交往为主，人们在节日中或合家团圆，或探亲访友，或祭祀祖先，或男女相会，或归宁省亲，或尊老爱幼，或扶贫济困，或团拜、或共游。一声恭喜，互泯恩仇，万人同乐，在融融之乐中，家庭、邻里、社区同时都增加了凝聚力。

人最可贵的是生命，中国每一个传统节日几乎都是对生命的颂歌，都体现了对生命的热爱，对健康的追求。春节给孩子的压岁钱起源于抵抗邪恶的祝愿。腊八粥用杂粮制作，不仅是节俭的表现，而且是有利于健康的习俗。踏青赏春、龙舟竞渡、舞龙舞狮、重阳登高都是群众性的体育活动。端午采艾是防止瘟疫等传染病的流行，除夕前的除尘送灶更是全民性的卫生大扫除，尤其以厨房卫生为重点。

人是有理想、有追求的，这种理想和追求，也都大量地渗透在中国传统节日之中。节日寄托了人们的希望，其中的内涵包括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财源茂盛，也包括健康、长寿、忠贞美好的爱情、亲人的团聚、学业事业的进步，更包括道德理念的弘扬。常见的春联就有“积善人家春常在”、“诗书传家久，道德继世长”等等。

挖掘传统节日深厚的文化内涵

中国人以勤劳、智慧、勇敢著称于世。中国的传统节日也就成了人们展示智慧和才艺的最佳机会。家家户户大门口的春联，实际上形成了才思和书法比赛的大展厅。元宵节的灯会

展示着各种奇思妙想和精湛的手艺。庙会上百戏杂陈、百艺斗胜，使人目不暇接。文人可以联句咏诗，村女也可以当场对歌，刘三姐不输于酸秀才。灯谜竞猜，让人绞尽脑汁。窗花剪纸，生动传神。小女儿斗草，比的是植物知识。秋千起伏，风筝入云，孔明灯升天，荷花灯入水，各有胜场。七夕的乞巧，更是以成为巧手姑娘为美。

这些丰富的内容使中国传统节日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中一道亮丽的风景。我们应当充分挖掘传统节日深厚的文化内涵，赋予其新的生命活力，帮助年轻人了解它、熟悉它、喜爱它，从欢乐的节日活动中继承我们的文化瑰宝，而不要只把过节当作放几天假、吃两块月饼、吃两个粽子那样简单的事。

法定节假日的调整是一种导向

赵世瑜（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与传统农业社会相比，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社会变动性加大，人们工作压力增大，紧张度增加。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并没有成正比增长，所谓“房奴”、“车奴”的调侃或可成为证明。此外还有亲情、家庭观念的淡漠、理想追求的淡化、善恶标准的模糊等等表现。因此，法定节假日的调整是一种导向，是对正确的价值观的肯定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彰显。马克思当年对于“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讨论会给我们极大的启发，如何合理安排我们的年节假日，将是把人的闲暇时间完善为马克思“自由时间”理想的积极实践。

其次，将节日定为法定假日，既有助于文化传统的保持，也有助于它的创新，而文化传统的保持和创新，意义则在于我们的精神家园的重建。为什么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要求？因为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民族精神的缺失、精神家园的荒芜给我们构建和谐社会设置的障碍。

我们需要重建对自己节日的情感

刘魁立（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

“洋节”曾作为一种时尚被追逐

有一段时间人们对“洋节”热衷，很多人也许未必对洋节有很清楚的了解，仿佛这是一种时尚，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就觉得是落后于潮流。出现这种情况是多种原因造成的。

曾几何时，我们的传统节日好像被遗忘了，甚至有一段时间遭到贬斥。这期间外国文化引进，实际上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势必造成这些强势经济国家的文化也变成了强势。强势的文化，就会成为一种时尚，被许多人所追逐，追逐久了，就会改变人们的价值观。

当然，在看待“洋节”时，我们也不是要贬斥“洋节”或者过“洋节”的人，而是强调我们要特别尊重自己的传统节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很多人都对我们自己传统节日的历史丰富内容和它悠久的渊源，以及相关的庆祝活动都不甚了解。更为可惜的是对这些节日的情感

渐渐淡漠了。

实际上我们的节日和“洋节”比起来有更丰富的内容和情趣，为了让这些节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和更好的功能，需要我们以更虔敬的态度、更为真挚的情感来善待我们自己的传统节日，来欢度这些节日。对待自己节日的虔敬，是需要我们重新恢复的，要重建这种情感。

我国传统节日文化的显著特点

我们的传统节日同其他一些国家以宗教纪念日为核心的节日体系有极大的不同。这种历史积淀的群体性的庆祝活动，其核心功能在于认识自然、亲近自然、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家庭和睦、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培育人们美好情操、发扬乐观向上的进取精神。

传统节日是民族认同的重要元素之一，同时也是民族文化身份的标志。

传统节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和其他非物质文化表现形式一样，在整个人类社会进程中，具有共享性的特点。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文化共享与文化主权问题之间存在着比较复杂的关系。

我们的传统节日体系是我们对世界文化多样性发展的有益贡献。在国际对话中，在人类文化多样性发展的问题上，并不都是持肯定和赞成的态度。然而，这显然是人类文化不断丰富、健康发展、持续前进的必由之路。

永不忘怀的文化记忆和文化符号

张晓华（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教授）

中国传统节日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态，千百年来绵延不绝，历久弥新。它以潜移默化、寓教于乐的形式，展示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表达着人们对美好理想、智慧与伦理道德的追求与向往，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传承中华美德的重要载体。在当今世界多元文化并存、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形势下，我们用现代社会的理念和视角，揭示传统节日的内在价值，发挥、拓展和强化其功能，对于保持民族特色，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意义重大。

由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等组成的中国传统节日的确立与普及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完整而和谐的节日体系。它充分体现了以自然为取向，尊重自然，随着自然物候的变化，以物喻人，进而引发对社会及人生的感怀。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中华民族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是中国古老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的集中表现。通过节日的各种形式或仪式，将趋利避害的自然本能、智慧、聪明与机敏，发挥得淋漓尽致。将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等民族情感给予了鲜活的展示和充分的表达，表明中华民族是一个极富责任感、极富想象力和极浪漫的民族。

中华传统节日，集中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伦理道德、行为规范、审美情趣；体现了中华民族和谐为美的社会伦理思想，强调人与人的和谐、家庭和谐、邻里

和睦到社会和谐的逻辑进程；体现了中华民族对生活的无限热爱和对社会进步的文化价值观；体现了中华民族朴实、热情、开朗、健康的品质特征，民族性情尽显其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崇尚劳动、尊亲敬祖、敬老敬贤、慎终追远等传统伦理观念。

中国传统节日凝聚着历代人民对生活的美好追求和向往，是炎黄子孙心中永远不能忘怀的文化记忆和文化符号。它已经成为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和精神特征，成为维系中华民族融合与统一的重要纽带。传统节日的价值就在于它彰显民族情感、昭示人生意义、滋养民族精神。

尽管各个传统节日的内涵不同，各自纪念与庆祝的形式不同，但在节日这一天，在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里，涌动着共同的情感和期盼，这是最令人激动和自豪的事情。对传统节日的传承，就是对民族之根的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节日是值得全民族人民来纪念的重要日子。

中国传统节日从远古走向现代，从民族走向世界。它既代表过去，也代表未来，是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民族凝聚力的典型象征。我们对传统节日的研究，是对民族精神的追求，是对人生态度的探索，是对民族文化的传承。

重温对于自身文化的感受

刘铁梁（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作为知识交换体系的节日，是为我们每一个社会成员提供通过交换与共享体现人生价值知识的时空或平台。所以，我认为节日不是遗产，因为遗产容易把节日固定化，容易让人费解。节日是传统，是不断地被注入新的生命的长青不衰的传统。节日传统就是让每个人不断地进入知识交换的体系当中，比如我们每个人去拜年，我们应该是用一种什么行为来拜年，我们带什么样的礼物，说什么样的话；比如说我在家里迎接别人拜年，别人来了我应该怎样说，我应该怎样做，都是体现人的社会关联的一种知识。

节日通过全社会参与性的交往实践使每一个成员都一再地进行或者是不断地重温对于自身文化的感受，这种感受是刻骨铭心的。有的人说年味淡了，这其中有外在的影响，就是你已经疏离了原来的亲情，这和自己没有体验和重温文化有关系，和每个人不能理解自己的文化、赋予文化真正的意义有关系。只是埋怨别人没有给自己提供人情，自己应该想想你应该做什么，你应该和现在的公民意识结合起来，你是有责任、有义务的，你应该为这个社会做出公民应该做的事情，这个社会就充满了温馨和爱，自然年味就浓了。不是一个简单的传统文化形式保留的问题，是人的身心疲惫，是人的身心找不到家园了。

人文与大自然的和谐

郗志群（北京史研究会理事，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去年１２月１４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将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正式列为国家法定节假日，这一做法显现出我们现代社会对

传统节日的文化价值认知度的提升。

所谓节日，其实就是民众共同创造的一种文化现象，当一个社会的多数人在同一特定的时段去关注或者做同一件事情时，节日也就诞生了。当今社会各国各民族都有许多节日，从社会功能的角度对这些节日稍加归纳的话，大致可以分为三类：1以国家行为为主的节日，如国庆节；2以大众行为为主的节日，如春节；3以家庭行为为主的节日，其中清明节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

在中国的节日体系中，清明节是一个特色鲜明的节日，首先是节气和节日合二为一，而且是唯一的。其次我们考察一下清明节的过程，就会发现，清明其实既是悲伤的日子，又是欢乐的日子。这主要是因为唐代以来的清明节融入了寒食节的拜扫祭祖和上巳节（农历三月初三）郊游踏青等习俗，成为一个综合节日。如果用一个成语来概括清明节，“悲欢离合”应该是最恰当的。

清明节给予我们的启示：人文与大自然的和谐；家庭与社会、个人的和谐；培养人们对生死乐观对待的精神；对后代珍惜生命、承担家庭及社会责任的教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