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特征的思考

第一篇：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特征的思考

文章标题：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特征的思考

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其中又可细分为若干个阶段。从本世纪初到2020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就是实现“三步走”战略第三步的起始阶段。这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应该如何准确把握、正确应对，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认真思考和解决的一

个重要问题。

一、重大战略机遇期

2003年，我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按国际公认的标准，我国已走出了低收入国家的行列，进入了中低收入国家行列，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党的十六大提出，对我国来说，本世纪头20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而且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

第一，我国已处于工业化中期。按照国际通用标准，人均GDP处于1200美元到4500美元、非农产业就业比重达50、城市化率为30的，为工业化中级阶段。目前我国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已降到15.23，二、三次产业比重增加到51.15和33.62，已处于工业化中期。

第二，我国已确立制造业大国的地位。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了两个重要发展趋势，一是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二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启动工业化进程，二者的结合，使制造业生产基地从发达国家和地区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中国由此成为了新的世界制造业中心之一。特别是进xiexiebang.com-http://www.xiexiebang.com/入21世纪，我国制造业已经成为扩张最快的产业领域，居世界第四、发展中国家之首，大型机械设备制造业的快速增长成为带动工业化生产快速增长的主要力量，而且中国的彩电、洗衣机、冰箱、微波炉、摩托车等产品的产量规模，已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在家电、手机等产品出现新一轮扩张的同时，轿车工业方兴未艾，各类资源正在向轿车工业大规模集中，这是市场竞争推动发展、市场机制促进发展带来的。

第三，资金、技术呈现梯次转移的态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国际资金、技术主要向中国沿海地区转移，带来了沿海发展的机遇，现在，沿海对国外资金、技术的承接受到了地域空间诸多限制，要求自身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必然促使沿海地区到西部来寻找发展空间。国外资金、技术看好中国西部，也在抓中国西部大开发的机遇，一些产业包括高技术的信息产业，也到西部来寻找发展空间。珠三角经济区蓬勃发展，增强了它的辐射力，因而扩展成泛珠三角经济区。长三角的区域经济发展态势也将带动整个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泛长三角”正在悄然形成。西部成了中国制造业可以延伸的广阔空间。

第四，地区经济合作势头强劲。近年来，地区经济合作组织发展势头强劲，推动了全球化进程。亚洲东盟10国，由于中国的参与，形成了“10 1”机制。2010年建成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成为一个拥有17亿消费者，近2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达1.23万亿美元贸易总和的经济区。东盟与中、日、韩合作，形成“10 3”机制，并将向东亚共同体过渡。这一机制，将对原有的世界市场格局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形成北美——欧盟——东亚三足鼎立之势。我国在这一态势中融入经济全球化，对加快我国的发展是极好的机遇。

抓住重大战略机遇期，要增强机遇意识和竞争意识，自觉分析、认识、批准本地的发展机遇，在把握机遇中求得主动。要实施跨越式发展战略，采取符合本地区实际的特色战略融入全国全局，以破解本地区发展的难题。要主动承接梯度转移，中西部地区要把发展传统产业、运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结合起来，把发展资金、技术密集产业与发展劳动密集产业结合起来。

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完善期

自党的十四大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已进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完善期。这一过程就要把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向纵深和各领域拓展。按照国际通行的量化标准，我国市场经济还处于市场化在15—30左右的弱市场经济状态，未来20年，我们要从弱市场经济，经过市场经济、相对成熟市场经济向发达市场经济过渡。

笫一，触及深层次矛盾，改革的难度更大。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更多体现在新体制因素的引入、成长与拓展上，计划经济的核心部分并未彻底触动。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是触及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滞后部分的改革，如解决城乡分割、金融改革、产权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进一步推进一般商品市场化、生产要素市场化、企业市场化、地区的市场化和政府职能的规范化，难度较大。

第二，市场化改革向各领

域全方位推进。一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深化发展混合经济的改革，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二是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推进城乡一体化的体制；三是形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四是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五是要建立协调经济发展同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机制，重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转换

政府职能，建立健全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

第三，经济全球化促进我国的经济体制不断创新。改变与市场经济一般规则相抵触的法律法规，提高政府行为的透明度；对农业的补贴，要从主要在流通环节补贴给粮食企业转变为在生产环节直接补给农民；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以应对金融等服务业开放后带来的挑战；加快内外贸一体化进程，确保企业在对外经济贸易活动中的自主权和平等地位；实施“走出去”战略，完善对外投资服务体系。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要把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作为中心环节来抓，这一改革既是进一步改革的重点，也是需要下大决心攻关的难点。要打好以产权制度为核心的改革攻坚战，重点做好产权制度改革、国有资本布局调整和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公司制改革。要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要建立和完善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大力发展农村市场经济。

三、经济结构战略性转型期

随着我国步入工业化中期，应该由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转型，这是生产力发展的本身要求和需要。近年来我国经济较快增长，付出了消耗过多资源和增加污染的沉重代价。资料表明，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进一步缩小，要实现年均8的经济增长率，能源供需差达20以上，对资源的供需矛盾也会扩大，粗放式的增长对生态造成严重破坏，影响经济可持续性发展，我国现已进入经济结构战略性转型期。

第一，经济开始步入集约型经济时代。经济增长方式从速度型向效益型转变。中央经济工作会突出强调了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我们要由高污染、高消耗的粗放型经济模式，转变到走技术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路子上来。

第二，经济开始步入工业反哺农业时代。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形成过程中，农民和农村为城市工业的发展、城市的建设和城市人民生活的改善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我国目前总体上已达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我们应顺应这一趋势，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经济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积极地支持“三农”发展。2004年的一号文件和2005年的一号文件，都是强调“三农”问题，就是要以工业反哺农业，各项支农的力度只能加大，不能减弱；已实行的政策不能变，已经给农民的实惠不能减，随着国家财力、物力的增强，还要逐步加大支农力度。我们要认清这种形势，无论是推进工业化进程还是城市化进程，都要与解决“三农”问题有机统一起来，协调起来；绝不能发展了工业、壮大了城市而使农民“边缘化”。

第三，经济开始步入可持续发展的时代。目前我们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发展循环经济，即改变传统的“资源——产品——废物和污染排放”的工业发展线形模式，走上“资源——产品——再生资源”为特征的循环经济轨道，以最小的资源和环境成本，取得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根据资源输入减量化、延长产品和服务使用寿命、使废物再生资源化的“三R”原则，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循环流动过程，使得整个经济系统从生产到消费的全过程基本上不产生或少产生废弃物。这是一种保护生态环境的经济，是一种可以实现社会、经济、环境共赢的经济，是把生产和诮费纳入可持续发展框架中的经济，是一种生态经济。

实现经济结构转型，要积极探索生态经济的道路，大力发展生态流域、生态农业、生态工业和生态城市建设。要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模式，将科学发展观贯穿于经济工作始终，贯穿于新型工业化道路始终。要通过集约化建设推动县域经济发展，按照土地的集约化、规划的集约化、资源的集约化、人力资源的集约化包括干部使用的集约化来推进县域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

四、社会矛盾凸显期

不少国家的实践证明，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跨过1000美元的门槛后，可能出观两个结果：有的跃起腾飞，有的盘桓不前。对我国而言这个阶段是现代化建设承上启下、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时期，是既有巨大发展潜力和动力又有各种困难和风险的时期，是既有难得机遇又有严峻挑战的时期。这一时期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

第一，社会阶层的分化加速。中国经过了两个社会阶层分化时期，一是社会主义改造和“三线”建设时期；实行大的人的交流、变动，社会阶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二个时期就是改革开放后，社会阶层大量分化、加速流动。社会阶层的变化大，也使得社会阶层更加多元化和复杂化。理想境界的贫富两头小、中等收入多的“橄榄型”还没有形成，而“哑铃型”的阶层结构必然带来社会的不和谐因素。

第二，人民内部矛盾呈现出新的特点。当前人民内部矛盾较为复杂：一是矛盾的经济利益性突出；二是矛盾的群体性增大；三是矛盾的危险性增大；四是矛盾的化解难度增大。

第三，弱势群体比重增大。由于收入差距有加大的趋势，社会上出现了需要特别关注的困难群众即弱势群体。据有关调查统计，10高收入人群的收入与10低收入人群收入之比，2003年为9.1:1，2004年增加为9.5:1。弱势群众首先是贫困农民，农民中有2900万人尚未脱贫。二是失地农民，有的农民土地被征用后失去赖以生存的根基，又没有在城镇就业的本领，成为“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农民。三是城市中以下岗失业者为主体的贫困群体有1500万人左右，他们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同质性、群体性很强，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更强，也可能带来更多的社会动荡因素。

第四，群体性突发事件频繁。从性质看，绝大多数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属于特殊的人民内部矛盾。其特殊性在于心态的不平衡、利益的不协调，他们往往通过一种激化的手段来获取利益。从起因来看，利益冲突是导火索。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利益多元化使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集中表现为利益冲突。这种冲突既有自身利益的获取，也有个别干部的非法利益卷入引发群众的不满。从表现形式看，群体性事件中多数群众的合理诉求与个别人的违法行为交织在一起。往往群体闹事背后都有操纵者和组织者，操纵者和组织者是违法的，而群众反映情况是合理的。从后果看，群体性事件社会危害严重。如果处理不得当，可能造成更大的对抗性和危害性事件。所以这需要各级领导干部畅通信息，不能推诿群众反映的问题、踢皮球，杜绝在一些人当中存在的“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心理。

将社会矛盾化解到最小化，要按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的良好风尚。要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重视和维护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要健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机制和社会管理格局，落实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责任制。要建立维护稳定的长效机制，从预测预警、快速反应、协调督办、主体责任、竞争激励五个方面建立和完善维护稳定的长效机制，并逐级逐层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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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认识

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若干问题的看法中国经济社会正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大家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突出问题非常关心，结合当前的形势和个人的思考，我就四个方面的问题谈一些看法。第一个方面：房地产调控问题

中国房地产问题不是单纯的价格问题，而主要是结构问题。——李伟

房地产调控问题虽然如媒体所说的那样“八年七调”，但自去年“两会”以来，房地产调控仍是当前最为集中的热点问题。我认为，中国房地产问题不是单纯的价格问题，而主要是结构问题。解决中国房地产问题需要重点处理好两个问题，一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关系问题，二是地方财权和事权的问题。这是解决中国房地产问题的关键所在。

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走过了西方国家一百多年所走过的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那么在住宅建设方面，如果要求中国用几年的时间就走完西方发达国家二百多年还未走完的历程，这是很不现实的。这就是我要讲的住房结构问题。

英国、美国、德国、日本、新加坡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其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都把社会保障性用房和廉租房作为住宅建设的重要内容，并规定所占比例。新加坡在二十世纪60年代建国时就规定，90%的建设住房为政府廉租住房。上世纪90年代我陪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同志到新加坡考察时发现，尽管当时新加坡的廉租住房需求已下降，但他们仍在执行这项规定，直到上世纪末，这一规定才被取消，因为那时绝大部分新加坡公民都已得到政府租屋。英国在二十世纪40年代到1959年保持了70%的社会保障房、廉租房建设比例，1960—1979年期间保持了60%的建设比例，直到目前还保持着约20%的建设比例。香港现在则保持着50%的廉租房建设比例。美国现在每年建设350万套保障性住房，并规定只有收入低于17万美元的家庭才有资格购买社会保障性用房。奥巴马有一个很得力的非洲裔议员朋友，去年下台了，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购买了不该买的两套社会保障性用房。

而中国则过早地把社会保障性用房和廉租房的比例要求取消了。前几年，我们的社会保障性用房和廉租房占建设住宅的实际比例约为3%—5%，这个比例太低了。1998年党中央提出，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增长点，要建设以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为主体的中国房地产体系，比例是70%—80%；但后来发了一个促进中国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文件，使情况发生变化，地方上当年就出现土地财政收入大幅增长的情况，2002年全国土地财政收入约为2400亿元，2003年涨到5400亿元，涨幅高达125%，到2009年为16000亿元，去年为27000亿元。因此，这就出现了一方面地方政府出让土地热情高涨，但另一方面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建设比例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阶段极不相适应的局面。举例说明，比如现在的高档奢侈品，一个包可以卖到十几万元，一件衬衫可以卖到3000—4000元，还有高档天价皮鞋、服装等等，老百姓对此没有多少意见，正是因为有几十元的包、一二十元的衬衫、不到100元的皮鞋、几十元的外衣……，他们的基本需求能够得到满足。衣食住行是老百姓最基本的需求，其中，衣食住更重要、更迫切。如果按照其收入水平，老百姓能够买得起经济适用房或租得起廉租房，那作为高档的商品化住宅卖到天价也无妨，老百姓还会有现在这种程度的不满吗？但是现在解决住房结构问题确实很难，最大的难点就是，上面提到2010年的土地批租收入达27000亿元，如果房价降到与我国人均GDP4000美元相适应的水平，将会使土地批租收入大幅度下降，地方政府建保障性用房和廉租房的资金缺口将大增，这对我国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产生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关于地方事权和财权的划分问题。现在许多项目都要求地方财政配套，这使本就不宽裕的地方财政不堪重负。我认为，房地产调控问题将在比较长一段时间内是我国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短期内很难解决。它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所以应该对这个问题做更深入更长久的研究。我国的房地产价格确实已经形成泡沫了，和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完全不一致。据美国房地产协会2009年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的中价房平均是177900美元，按美国每套住房约180到200平方米计算，每平方米约为5700元人民币，由此对比，我们目前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是显而易见的。是泡沫早晚会破，美国房地产2008年的溃市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香港房地产近50%的暴跌都很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房地产的基本功能也可以说是首要功能，应是住房功能，而不是投资功能。尤其是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必须尽快扭转从房地产产业获取巨额利润的市场扭曲状况。第二个方面：中国城市化问题

人口盲目急剧膨胀将带来很大、很长远的问题，怎么解决需要我们很好地研究。——李伟

我非常赞同去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提法：中国城市化速度与质量严重不平衡。截止到201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达到了47.5%，但实际上城市户籍人口的比重则相对较低。我这里有两个数据，一个是27%，一个是36%，均与城市化率相差10%还多。“十一五”期间我国城市化率相较之前提高了4个百分点，“十二五”规划确定的城市化率目标是51.5%，又提高了4个百分点，我的观点是可能发展太快了。数量叠加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在人口1000万基础上增加500万和在人口2000万基础上增加500万，给社会管理、城市承受及产业所带来的压力是不一样的。

我们现在城市化有不平衡性，最突出的是城市出现量化结构问题和城市贫困群体多元化问题，包括农民工、流动人口、退休职工、农二代等，而教育、医疗等社会公共服务跟不上人口发展的速度。教育部近期的一个报告说，幼儿园的入学率50%都不到。

北京的人口规模按2000年的规划到2020年是1800万，但2009年就已达到1972万，加上流动人口1000万，已达3000万。据报道，上海常住人口达到2300多万，一年增加300多万，再加上流动人口至少还有1000万。这些世界级的超大都市，无不产生出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比如北京一年产生的生活垃圾达672万吨，日均1.84万吨，但北京的日处理能力只有1.27万吨。大批的垃圾都是送到郊区去填埋，按照现在这个填埋速度，四到五年，北京大部分填埋场将填满，所以到2020年，北京至少需要3200亩的垃圾填埋场，相当于6个晋祠这么大的土地庄园，这还是仅仅用于生活垃圾填埋，据报道每年还产生1000多万吨的建筑垃圾，处理它们占用土地更多。其它还有水资源，中国是个最缺水的国家，现在北京每年可利用水资源只有26亿立方米，但水资源每年消耗36亿立方米。仅2000—2007年，地下水超采达56亿立方米。

所以，人口盲目急剧膨胀将带来很大、很长远的问题，怎么解决需要我们很好地研究。比如如何确定城市的功能定位，如果一个城市既要建经济中心，又要建文化中心、金融中心等五六个中心，什么人都要到这儿来，当然人口不好控制。我的基本观点是，城市化的发展速度应与我们现阶段的管理能力、资源水平相适应，不能太快。特别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资源的有效利用是个很大问题，大拆大建现象严重，对社会资源浪费极大，欧洲国家的建筑使用寿命是70年到80年，我们的使用寿命只有25年到30年，这在我国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有报道甚至将这种大拆大建式的城市发展称为“灾难”。

第三个方面：控制通货膨胀问题

随着通胀预期的增加，抑制通货膨胀将成为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李伟

控制通胀是仅次于房地产调控的热点问题，随着通胀预期的增加，抑制通货膨胀将成为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大家知道，现在通胀有三种，输入性通胀、成本推动性通胀和流动性通胀。

我认为，随着当前经济形势的发展，中国对通胀的控制不是短时间能见效的，甚至不是一年、两年能见效的。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很难在短时间内发生变化，形成通胀的内在要素也很难有大的变化。比如目前输入性通胀的成因，一方面是资源类大宗产品的输入价格

高，另一方面是美国所采取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我认为后者的直接影响不是太大，主要影响是前一个因素。我对输入性通胀问题的认识是，与其说是输入性不如说最终根源是吸入性；表面上是输入性，实际上是吸入性。中国这些年的高速发展，产生了大量的矿产、资源、能源需求。大量的需求，必然要推高国际市场的价格，以至于买什么涨什么。去年一年我们花了1万多亿元的代价进口石油2.39亿吨，对外依存度达到55%左右；铁矿石进口了6.18亿吨，对外依存度2009年达到了62%。这几天，中东、北非问题是一个不小的冲击，三天时间石油价格从103美元涨到114.23美元，而我们之前刚刚调高了成品油价格，现在涨了这么多，又面临是否调价的问题，可马上调价会进一步增加我们的通胀预期，不调又不符合经济规律。所以，大家认识到，中国的通胀问题源自于极大的高速发展需求，短时间内是难以改变的。成本因素的通胀，主要是工资成本上涨。对此我的观点是，人工成本的上涨是必然的、必需的，而且是迫切的。拿2005年和2009年举例，两年最低工资和平均工资的比值，国际上有个相对标准，即40%—60%；我们2005年社会最低工资的高档占平均工资的31.6%，最低档占平均工资的29%；2009年高档占26%，最低档占20%。这充分说明不论从企业的角度还是从政府的角度而言，分配收入差距的拉大已经十分严重了，因此人工成本的上涨是个必然趋势。流动性方面，这么多年这么大的流动性投入，说到底通胀问题就是货币现象。综上所述，我认为近两三年通胀问题将是我国经济发展当中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政策咨询研究机构工作的重中之重。

第四个方面：社会管理创新问题

经济发展并不能完全解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长治久安问题。——李伟

对这个问题我的认识是，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现阶段把广义的社会管理提高到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的层面是非常必要的，其重大意义不亚于“十五大”提出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其难度也不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小。我支持这个观点的论据也很明确：我们发展的目标不会变，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的原则也不会变。经济发展并不能完全解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长治久安问题。伊朗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白色革命”值得研究，尤其是东欧剧变，那时它们经济发展状况并不差，人均GDP都达到1万美元以上，我们所讲的政治、体制优势他们也存在，但这种优势可以转化。这次中东所发生的变化有很多方面原因，但共同点就是贫富差距拉大、政府腐败严重。这些社会问题在我们的发展阶段内也存在，所以我们要高度关注这些问题。

第一是法制建设问题。要以依法治国的理念强化社会管理，依据中央文件的提法，我国和西方国家的社会管理内涵和最终追求的目标在本质上是有差异的，但我认为在管理的基础目标上是相通的。一个管理好的国家必然是法治有序的国家，任何一个国家公民都必须遵纪守法。法治建设是第一位的，现在我们面临的情况和上世纪八十年代不一样，主要问题不是无法可依、无章可循，而是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执法不严。

第二是政策设计问题。我们以政策协调社会各方面利益的特点十分突出，这点我国和西方国家不一样。我们许多社会群体的很多利益问题，比如知识分子、退伍军人、退休人员、下岗职工等都是由政策来协调的。如果政策设计出现问题就会引发许多连锁效应，如政策“打架”引起的群访等。因此，制定合理、可行、有效的政策是我国强化社会管理的重要环节。第三是党和政府及其各级领导的公信力问题。一个国家机器的管理效能，公信力是第一位的。现在不少地方党组织、政府机构负责人说话在社会上缺乏公信力，似乎只有党中央是可信的。老百姓逆反心理严重，尤其是当社会突发事件发生时，政府讲的话打折扣，以讹传讹却很有市场。

第四是管理事情的能力和效果问题，这是个突出问题。

第五是社会的思想教育、社会的公德水平问题。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提出要转变“信仰危机”的状况，现在看来，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但近年来，更令人担忧的是出现了社会的诚

信危机。

第六是国家的信息化管理问题。应该思考社会管理的观念如何适应信息化的发展需求，并随之转变。

第七是对特殊群体的管理问题。特别是对城市和农村空巢家庭、流浪儿、鳏寡孤独等的管理，如对鳏寡孤独的救助问题在我国明朝时就列入了法律，如果不予救助则以监守自盗论处。对于特殊群体，我们必须要关注。与其用财政资金去做那些有GDP、无效率的投资，还不如用来解决此类社会问题。

第八是对国外各种敌对势力的防范和应对问题。

国研中心与各地政策研究机构的关系问题

大家讨论中提到的最突出问题，也是这几年老生常谈的问题，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各地政策研究机构的关系问题。大家提得比较多的是明确一个指导关系并加强指导合作，作为地方机构在我国现行体制下与中央机构建立起能够被认可的关系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其他部委不同，我们认为，不必拘泥于“指导”这个词，一是“三定”方案中没有依据；二是如果定为指导关系则会产生很多相伴而来的问题，诸如双方责任、权利、义务如何确定等，且定为指导关系也并非各地的一致意见。但是我认为即使不用“指导”这个词，在我们多年工作交流的基础上，只要在六个字上做文章，也完全可以达到大家所期望的效果，这六个字就是交流、沟通、合作。

交流包括工作交流、各种情况的通报和经验交流等，可通过会议或互访等形式实现；沟通就是针对当前政策研究中的突出问题、重点问题进行沟通和探讨；合作的范围就更大，目前我们已有很好的合作基础，如课题合作、调研报告共享等。

我们认为，围绕这六个字做文章，完全可以通过形式上的创新达到互相促进、互相提高、互利共赢的目的。如：我们已基本形成制度的春季政策咨询工作会议，年中的省（区、市）政策研究机构主任座谈会等，都是非常好的形式；现在我们中心的一些部、所与地方联合建立调研联系点也是共同合作的有效方式，通过对当地的问题进行有效的跟踪分析，大家在共同工作的过程中加深了认识，提高了政策研究的质量；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发展研究奖评奖活动也是促进双方合作的好方式；还有信息的交流，利用信息化工具优化和提高我们交流的效果和效率。在这方面我们也在进一步推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制度完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经过讨论已经明确利用三到五年时间，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建成一个为政策咨询服务的信息化工程体系，目前这一工作已取得了初步进展，国家发改委已原则上同意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纳入国家“金宏工程”建设单位，“金宏工程”是一个由八个部委组成、覆盖全国、为中央宏观经济决策服务的信息平台，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各方面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此外还包括政策咨询研究数据库建设和数据模型使用等各种资源的整合。我们现在有些研究部、所已经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但还处在一种封闭、孤立的状态，将来要逐渐放开与各省（区、市）政策研究机构的沟通合作。

第三篇：对经济社会发展与法制建设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用发展的方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我国各项社会事业也取得明显进步。但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失业、贫困、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合法权益保护、突发事件等社会问题开始凸现。总的来看，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还存在着“一条腿长、一

条腿短”的问题。实践表明，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也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必要条件。如果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经济也难以实现持续快速发展。为了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强调指出，要把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必须进一步加强法制建设。

一、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对法制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就是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做好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逐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概括而言，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就是要使社会充满活力，实现公平正义，保持安定有序。这对法制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法制建设应当使社会充满活力。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目前，在经济领域，我国已初步形成了包括保护产权、加强宏观调控、维护公平交易和市场秩序等制度的较为完整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这些制度体现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在为市场主体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的同时，提供了广阔的自主创业、自我发展空间，从而保证了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蓬勃生机。而在社会领域，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现有制度更为侧重于管理和控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会主体主动创业、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积极性。

法制建设应当有利于社会实现公平正义。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很大程度上反映为利益关系的平衡。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因此，在保证效率的前提下，如何正确处理纷繁复杂的利益关系，兼顾公平正义，是制度建设必须认真回答的问题。这些年，我国的法制建设是比较重视体现公平正义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不同社会主体之间机会不公平、规则不公平、分配不公平的现象还较为普遍。比如，教育和卫生事业关乎每个社会成员切身利益，目前，还存在严重的不公平现象。城市与农村、城市不同群体之间受教育、接受医疗卫生服务的水平还存在较大差距。又比如，近年来，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我国社会的城乡收入，不同地区、不同社会群体、不同职业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大的趋势，贫富差距扩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关收入分配调节的制度还不够完善。

法制建设应当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礼记·礼运》中描绘了理想社会的图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个人各得其所，安定和谐，秩序井然，这是一个良好的社会境界。近年来，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我国社会出现了许多不和谐、不稳定因素，社会管理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有关制度不完善、不健全是一个重要原因，主要有：一是，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的制度不健全，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得不到便捷、及时的反映，滋生不少矛盾。二是，社会矛盾调处机制不完善。随着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逐渐多样化，我国社会矛盾和纠纷呈现出利益性、群体性、危害性强等特点。及时化解纠纷、保持社会稳定，需要建立高效、便捷、成本低廉的社会矛盾调处机制。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了包括诉讼、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等在内的社会矛盾调处机制，但还不够完善。人民法院通过诉讼解决社会矛盾的压力过大，其他矛盾调处方式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的成本很高。三是，统一指挥、功能齐全、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应急机制没有形成。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近年来，公共卫生事件和事故灾难也逐渐增多，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也面临一些新的挑战。各种突发事件的频繁发生，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这些年，我国应对突发事件的法制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还存在不少问题：突发事件的预防和应急准备制度、机制不够完善，应对突发事件中对公民权利的限制缺乏明确规定，公民权利受到不法侵害缺乏明确的法律救济渠道，社会广泛参与应对工作的机制还不够健全，公众的危机意识有待提高，自救与互救能力不够强。

二、加强法制建设的指导原则和重要工作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发展社会事业，首先要求要有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客观实际、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完备的法律制度。也可以说，加强法制建设的过程，就

是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落实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在法制建设中，应当始终坚持以下指导原则：

坚持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充分发挥市场在发展社会事业中的作用。政府要切实承担起发展教育、公共卫生等社会事业的责任，加大对社会事业的支持力度。政府发展社会事业，并不意味着要自己建学校、办医院，而是应当充分运用经济扶持（花钱买服务）等手段，鼓励、支持各类社会事业主体为社会提供优质服务。此外，一些社会事业领域也要引入必要的市场机制，通过竞争，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

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和发挥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积极性。要妥善处理政府管理与社会自律的关系。原则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能够自主解决的事情，不要由政府管理，尽可能留给社会自律解决；应当主要由政府管理的事情，也要尽可能发挥社会自律的作用，彻底改变政府包打天下的局面。

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好改革进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度建设的基本着眼点，充分考虑、兼顾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阶层群众的利益和社会各方面的承受能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

按照上述指导原则，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落实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力口强法制建设，要紧紧抓住以下几个环节：

加强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法制建设。要建立健全现代国民教育制度和体系，优化教育结构和教育资源配置，特别是发展义务教育、农村教育、职业教育与培训。要加强科技制度建设，推进科技事业发展。要加快公共卫生制度和体系建设，建立覆盖城乡、功能完善的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治体系，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要加强文化制度建设，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不断繁荣社会主义文化。

完善社团、中介组织、行业协会管理制度。要积极培育各类社会组织，加强和改进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和监督，充分发挥它们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努力形成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合力。

完善收入分配调节制度。要强化政府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切实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大和分配不公的问题。要研究制定社会保险法，完善社会补偿、社会救济方面的制度，逐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保障各方面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

建立健全统一指挥、功能齐全、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应急机制。当前，要进一步抓紧制定、完善有关突发事件应对的法律法规。要根据国务院《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规定，制订或者修订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建立健全我国的突发事件应对体系。

建立健全高效、便捷、成本低廉的社会矛盾调处机制。完善我国的社会矛盾调处机制，应当在明确各类社会矛盾解决方式性质、特点和功能的基础上，统筹考虑它们在整个机制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注意处理好相互之间的衔接配合关系，保证整个机制有效运作。各级行政机关要在职责范围内依法建立健全社会矛盾排查制度，及时发现矛盾隐患，及时化解。要建立健全社会矛盾调处机制。首先，要完善人民调解制度，积极支持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的人民调解工作。研究解决乡镇（街道）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区域性、行业性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等其他民间调解委员会的法律地位问题。其次，要完善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等行政机关解决社会矛盾的机制。关于行政裁决，在完善有关行政裁决组织、行政裁决程序等制度的同时，要重点研究行政裁决与诉讼的衔接问题。

建立健全科学、民主的行政决策机制。制度建设和重大决策要切实做到广泛集中民智、充分反映民意、切实珍惜民力。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事项，要广泛征求意见，充分进行协商和协调；对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要实行公示、听证等制度，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程度；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要认真进行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决策评估。

三、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加强法制建设需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加强法制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妥善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要按照十六届四中、五中全会的要求，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为此，在经济领域，要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直接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调动各类市场主体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鼓励一部分人通过合法致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在社会领域，要切实发挥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维护公共利益。需要强调的是，公平是再次分配的生命所在。制度建设要特别注意避免再次分配中的不公平，从根本上消除教育、医疗的城乡差别、区域差别等现象，二是，活力与有序的关系。活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有序则是社会发展的前提。缺乏活力的社会必然停滞不前，而没有秩序的社会则会陷入混乱。因此，制度建设必须体现活力与有序的平衡。要放松对社会主体的规制，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制度环境，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进发，不断繁荣各项社会事业。同时，要特别注意到，转变对社会事业的管理方式，需要在不断探索、积累经验的基础上，稳步推进。因此，发展社会事业，要采取循序渐进的原则，做到通过改革促进发展，在发展中保持秩序。

三是，强制与引导的关系。要切实改变片面强调法的强制功能、忽视鼓励、评价和引导功能的现象，注重发挥法律规范的引导功能，根据行为人不同的行为方式来确定能够有效发挥法律规范作用的相应制度。因此，制度要重在为解决问题提供一种机制，创造一种环境，尽量通过确立一系列供人们自己判断是非、分配责任的规则来解决问题，要鼓励、引导社会主体之间以契约等形式来自我规范和控制，以激发其积极性和创造性，使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

四是，行政管理与社会自律的关系。在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政府应当加强对社会事务的管理。但是，加强管理并不等于凡事都要政府去管理。政府掌握的资源是有限的，政府承担的管理职责也应当是有限的。因此，要合理界定政府管理的事项和范围，对不应当由政府管理的事项，要善于发挥市场机制、社会自律的作用；对应当社会自律解决的事项，政府也不能“一放了之”，“听之任之”，而是要通过鼓励和支持具备各种良性功能的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充分发挥它们在社会自律方面的作用，逐步构建政府管理与社会自律良性互动的社会管理体制。

第四篇：关于当前修水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思考

关于当前修水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思考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县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喜人。在上级党委、政府以及历届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县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目前，我县城镇面貌呈现出了新的气象，三次产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在这些成就的背后我们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当前我县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同样比较突出，特别是在去年金融风暴席卷全球的大背景下更是如此。如果对这些问题不认真地去研究、解决，势必阻碍我县经济社会继续又好又快的发展，影响我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

一、当前我县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１、县域产业结构不合理、升级缓慢

从整体来看，我县经济结构仍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现代的高科技产业起点低、数量少、产业的技术水平和技术含量仍然较低。从三产比重来看，二００七年我县第一产业比重仍达到２６﹪；第二产业比重为３８﹪；第三产业比重为３６﹪，而当前工业发达国家都已进入了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高级阶段，世界平均已进入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阶段，我国也进入了工业化阶段，这说明我县经济社会发展的产业结构急需调整且升级较慢，农业在三次产业结构中仍占据不小的比例，工业基础仍相当薄弱，工业化水平低，第三产业发展仍明显滞后。２、资金、技术和人才短缺

客观地讲，我县仍处于经济欠发达的地位，县域经济实力薄弱，地方财政拮据，资金较为紧张，很难拿出太多的资金进行建设。加之金融机构贷款扶持力度不够，使资金短缺问题更是雪上加霜。同时由于受地理各种环境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不能够为科技人员提供优越的研究条件，难以吸引人才；在待遇和事业留人方面，更是缺乏强烈持久的吸引力，导致人才流失严重。既缺乏一般人才，更缺高层次人才、复合型人才，尤其是具有现代市场意识和开拓创新能力的经济型人才。人才缺乏导致了科技力量的薄弱，科技创新难，科技基础差。加上投资软硬环境相对较差，吸引资金技术也相对较少。

3、县域资源贫乏形成制约发展的瓶颈

从交通状况看，我县仍然无法改变客观地理位置所造成的落后状况，尽管武吉高速即将开通，但“没有铁路不沿边，没有国道不通航”的劣势仍然无法改变；从能源资源方面来看，虽然水电资源丰富，但我县不产石油、煤炭，能源资源相对紧张，这也是制约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从土地利用方面来看，我县人多山多地少，工业用地再扩张力度有限，且土地贫瘠。

4、对外开放程度很低

受地域、自然条件以及思想观念等因素的影响，我县对外开放程度偏低，利用外资很少，经济外向度较低。特别是在目前受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的影响，我县出口企业受阻的情况下，对外开放更是困难重重。这种状况对加入WTO后我县经济的发展极为不利。

5、思想观念落后

当前我县思想观念滞后现象仍然比较严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主观能动性较差。“等、要、靠”的惰性现象仍然存在，等上级给项目，靠财政支持，要银行贷款，缺少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的改革精神，因循守旧，墨守成规，无所作为。第二，习惯于计划经济的思维定势，不善于运用市场机制运作和管理，发展经济的思路死、路子窄、办法少。第三，眼光不开阔，考虑和处理问题带有狭隘的地方观念，开放的市场经济观念意识较差。第四，人力资源观念淡薄，对人力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识不足，不善于发挥灵活手段引进人才，特别是高层次的科技创新人才和高级管理人才，用人环境不够宽松，不善于为人尽其才创造舞台和机会。

二、关于促进我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对策思考

1、实施强工兴城战略，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工业化是指机器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是生产手段从以手工劳动为主向采取机器为主的发展过程，是任何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更是县域经济振兴的必由之路，非走不可。只有加快工业发展，才能增强我县经济的整体实力，缩小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只有加快工业发展，才能增加农民收入，为劳动力就业提供平台，带动二、三产业发展；只有加快工业发展；才能拓宽财政增收渠道，缓解财政支出压力，促进地方公益事业发展；只有把工业做大做强，把产业和人口聚集起来，城镇化才能得以实现，绝大部分县域经济之所以滞后，最根本的差距是工业化的差距，据有关资料，每百元提供的财政收入，工业为15元，而农业不足3元，工业是农业的五倍。说到底，农业的现代化从根本上就是农业的工业化，农民的富裕、农村的振兴最终要走农村工业化的路子。在具体工作中，要正确处理四种关系：即培育壮大骨干企业与发展特色中小企业的关系、工业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工业化与三级产业协调发展的关系、引进增量与盘活存量的关系。结合我县实际，要工业强县、加快推进工业化，一要立足产业发展，加快整合工业。按照“工业强县”思路，围绕特色资源的深度开发和永续利用，立足产业配套服务和加工增值，走内涵与外延并举、地上与地下并重的路子，瞄准市场，注重特色，多元开发，多轮驱动，最大限度地发挥工业经济整体的优势，进一步夯实工业强县基础。二是立足市场培养，积极推进机制创新，走新型工业化的路子。对具备条件、拥有市场的企业，集中力量，扶强做大；对市场狭窄、效益低下的产品，忍痛割爱，退出竞争。引导各企业从实际出发，在开拓、培育市场上下功夫。三是立足经济发展，扶持民营经济，快上一批竞争性项目。用项目牵引工业整体发展。同时，要积极培育一批新兴工业，依靠建立工业园区、孵化一批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大、无污染、链条长的新兴工业，以此调整现有工业结构。四是围绕农业产业化，大兴农副产品加工业，建立农副产品加工工业园区，建成一批小巨人型农副产品深加工企业，用工业化提升农业产业化。五是放开工业准入门槛，鼓励民间资本办工业。我县民间资本活跃，民间办工业的积极性很高，也有很多成功的经验。所以要下决心畅开官办工业的框框，大力扶持、鼓励民间资本大办工业。六是增强服务意识，精心营造大环境。教育引导全县各行各业自觉服从、服务“工业强县”战略，尽心竭力为工业经济发展创造更加优越的融资、开放、人才环境，使工业发展由自发状态向自觉状态转变。

2、实施项目带动战略，建立县域经济重要支撑。项目是联结生产要素的纽带，是吸引资金、技术、人才等稀缺资源的有效载体。实现县域经济率先突破，重点在工业，核心在项目，尤其要有一批投资项目拉动。有了项目，发展就有了载体，有了项目，突破就有了支撑，有了项目，工作就有了抓手。必须要进一步把项目工作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关键措施来抓。一是做实做细项目前期工作。紧跟国家产业政策和投资导向，围绕基础设施项目、产业项目和社会事业类项目，做深入细致的可研论证，特别是要组织更多的力量抓好对经济发展有较强拉动作用的重大项目的前期调研和准备工作，并分级协调解决一些项目前期费用，适当解决项目的前期投入问题；围绕优势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科学分类，突出重点，建立和充实项目库。既要有近期项目，又要有中长期项目，保持项目建设的连续性。二要高瞻远瞩，做好重点项目的策划、谋划和争取工作。进一步加强项目工作机构，真正建设一支项目研究、规划、设计、评估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同时，加大项目的包装策划、宣传推介和争取工作，在积极争取国家投资的同时，选择一些大项目、好项目向金融部门推荐，通过多种渠道有选择、有目的的向投资者推介，寻求结合点，以项目拉动投资，以项目支撑产业，促进我县经济快速增长。三是建立健全抓项目机制和项目工作考核奖惩制度。实行领导包抓责任制，完善项目工作考核激励办法，对在项目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实行重奖，真正把项目责任落到实处。

3、实施劳务输出战略，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我县是一个人口大县，而劳务输出是县域经济发展中富民的捷径，也是当前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有序转移富余劳动力创造经济效益的一种有效形式，是适应现阶段农村劳动力市场和解决农民就业的最佳选择。因此，要在稳定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坚持农民依法自愿、有偿原则的前提下，鼓励和引导我县农民加大土地流转力度，促进土地连片集中、规模发展，从而将部分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在此基础上，通过舆论造势、改革推动、政策引导，全面掀起农民“进城热”、“打工热”，引导农民输出劳务，增加收入，带回技术，加速发展，真正使劳务输出成为我县的一种优势产业。

4、推进开放带动战略，全方位解决资金制约。县域经济的发展仅靠自身力量是不够的，只有靠外地资本的大量流入才能支撑总量的扩张，县域经济的发展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但主要取决于区位、资源、政策、机制和人才五大要素，一个地方的区位不可选择，资源难以改变，政策的自我性有限，人才受各种条件限制，只有在开放上永无止境。开放带动是加快发展的先导和前提，必须跳出县域经济就是县内经济的思维定势，开拓视野，树立大开放、大市场、大资源、大发展的意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克服县域经济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瓶颈性制约，形成优势互补，扬长避短，协调发展的格局；必须牢固树立“你发财、我发展”的双赢思想观念，创新完善生产要素流动与组合的活力机制，加强多渠道、多领域、高起点的经济联合与协作，形成全方位、多层面的开发新格局。让一切推动县域发展的人才流、资金流、项目流、技术流、信息流充分聚集与迸发，不断融入全省、全国的产业大循环，在互动中做大做强，走出一条以大开放实现大发展的路子。一要依托我县良好的区位优势，主动承接周边地区大中城市的辐射，围绕特色产业发展，加强与发达地区的交流与合作。二要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紧紧抓住国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中部大开发的机遇，进一步加快水、电、路、讯和生态环境建设，不断改善城镇基础设施条件，围绕诚信、服务两个重点，大力开展投资软环境整治和信用村镇创建活动，塑造对外开放新形象。三要培育招商载体，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大力发展园区经济，构筑招商的平台、项目落户的载体，吸引更多的客商在我县投资办厂，洽谈贸易。

5、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是世界性命题，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其实质就是在发展现在的同时，不能破坏未来的发展，不能以牺牲人类生存的要素为代价求得眼前发展。县域经济处在国民经济的最基层，是国民经济基础性资源的配置基础，坚持可持续发展意义十分重大。坚持可持续发展就是在发展的同时，要保护生态，保持后续生产力，具体工作中，要积极实施山川秀美工程，实行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禁伐禁牧等林业生态措施，提高森林覆盖率，构筑绿色生态屏障，加强小流域治理和防洪保安工程建设，逐步减少水土流失。积极实施生态农业、旱作农业、节水农业和农村能源示范工程，切实解决好“人口”、“牲口”、“灶口”问题，实施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和农业综合开发，大力改造中低产田，提高土地产出水平。在工业强县战略实施中，要走新型工业化的路子，不以资源的消耗和浪费为代价，在经济发展中注重社会的发展，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使生态建设与县域经济协调发展。

第五篇：对基督教为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的几点思考

对基督教为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的几点思考

谢炳国

“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是党和政府在新世纪、新阶段对宗教界和信教群众的新要求。那么，具体到基督教来说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能做什么？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

众所周知，由于历史原因，基督教很长时间里被视为“洋教”；随着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近60年的发展，基督教已经融入中国社会，摆脱了“洋教”面貌。中国教会已成为中国基督徒独立自主自办的教会，不仅能够与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也能够与时俱进承担历史责任和社会责任，能够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2008年，中国基督教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基督徒为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的倡议书》，倡议书号召全国基督徒按照“一个基督徒应该是一个好公民”的要求，作光作盐，荣神益人；关爱需要帮助的人，积极开展社会服务事工，努力参与社会公益活动；树立正确的财富观、职业观，积极参与经济社会建设；保护生态环境，努力建设美好的家园。

一、继续加强神学思想建设，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和职业观

1998年，中国基督教开展神学思想建设。10多年来，各地神学思想建设都取得了广泛成果，越来越多的教牧人员和基督徒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开展神学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上海基督教为例，上海基督教1999年开始进行神学思想建设，围绕如何处理“信与不信”的关系，如何正确看待教外的真善美、教会的两重论，如何树立正确的圣经观，如何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等命题，举行多种形式的研讨会、座谈会，撰写神学论文，出版神学书籍。通过神学思想研讨，上海基督教教牧人员的素质得到普遍提高，深化了对信仰的理解，增强了基督徒的社会责任感和服务意识。例如，在爱国爱教方面，清楚地认识到，爱国就是爱教，爱教就要爱国，爱国爱教是不可分割、和谐统一的整体。在伦理道德方面，认识到基督徒的行为不单单是在教堂里，也应当在社会上作光作盐。在对社会的关怀方面，认识到“一个好基督徒应该是一个好公民”，理当服务社会，维护社会稳定。在办教方面，更加深刻认识到坚持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因为神学思想建设的开展，基督教的教牧人员和越来越多的信众逐渐走出了只关心个人的狭隘信仰模式，深刻认识到服务社会也是教会的重要使命之一。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上海基督教界向灾区捐款700多万元，充分显示了基督教教牧人员和基督徒的社会责任感和服务意识。

为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又能做些什么？笔者认为，在加强神学思想建设的同时，也当涉及基督教与经济学的课题，树立基督教的正确财富观和职业观。教牧人员在释经布道时应正确引导信徒，鼓励信徒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和职业观，积极参与经济社会建设。

二、参与构建和谐社会，深入挖掘宗教教义蕴含的和谐思想资源

宗教在构建和谐社会方面，完全可以做出自己的努力。各大宗教都主张仁爱、慈善、和平。中国各宗教的教义中蕴含着丰富的和平、和谐、平等、宽容等伦理道德资源。基督教强调要爱人如己，崇尚“荣神益人，作光作盐”，提倡公平诚信。当代中国基督教有不少人提倡和解神学，原中国基督教协会副会长唐马太提出信徒与世人是有分别的，但是两者却不应该有隔膜，更不应该是对立的，他说：“信徒与非信徒虽然在信仰上是有分别的，但是，都是朋友，都是弟兄，不是仇敌，因此，在信徒和非信徒之间不应该让鸿沟存在。”丁光训主教认为人与神和好是基督教神学的永恒主题。这些教义思想，为构建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平等友爱、融洽相处的社会创造良好的道德环境。

此外，中国宗教文化能够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十七大报告将“文化”提升到国家软实力的高度，认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而宗教文化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融汇着古今中外不同性质的文化，可以成为先进文化的一种资源。基督教在与中国文化的结合上起步相对较晚，但是基督教在中国的文化角色更容易受到关注。基督教只有深深扎根在中国文化的沃土中，才能有更好的发展，并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十七大报告还提出，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中国基督教分别于2005年、2006年、2007年在香港、美国、德国等地成功举办了“中国教会圣经事工展”，取得了极大成功，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三、积极参与慈善活动，支持社会公益事业

中国宗教公益事业具有悠久的传统，五大宗教在服务社会、兴办社会公益事业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就基督教而言，基督教是一个讲爱的宗教，爱是基督教之精髓。支持社会公益事业、积极参与慈善事业合乎基督教的圣经教导，是基督徒的美德，也是发挥基督徒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积极作用的途径之一。目前，基督教在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比如：创办养老院、敬老院、福利院，慰问孤寡老人、助残助学、捐资兴教、扶贫济困、爱心赈灾、修桥补路等。笔者认为，为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基督教在慈善活动方面，还需多样化，拓展服务领域，在推动灾民救助、孤儿救助、扶残救助、安老救助、医学救助等项目的开发和实施的基础上，也应该逐步向传统文化项目、环境保护项目等方面发展。教会也当考虑培养关怀公益事业的带头人，大力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不断巩固和扩大公益事业的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大幅度提高，但是有些地区发展相对滞后，公共资源相对短缺，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仍然存在。基督教在支持社会公益事业方面，应关心这些贫困人口，帮助激发他们的自助潜能，引导他们发展生产，脱贫致富。特别是在慈善公益事业方面，不仅要在物质层面，更在精神层面给予鼓励和引导。

目前，中国基督教慈善服务正在蓬勃发展，形势喜人，但也面临一些问题。比如，有关慈善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在开展的慈善活动中，缺乏相关的政策支持，比如捐赠者不能享受减免所得税优惠。所以，应该出台有关宗教界参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具体政策，加快慈善立法，完善法规，推动慈善事业走上规范化，使宗教慈善事业在法治的轨道上健康发展。

（作者系上海市基督教教务委员会主席）（来源：中国宗教网，引自中华宗教文化交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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