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建国后工业经济体制的三次重大转变
二、建国后工业经济体制的三次重大转变
第一次：建国初到1956年后，从建立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题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向高度集中统一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转变。
（1）原因：①照搬苏联模式。②中共缺乏经济建设的经验，照搬政治斗争方式。③主观上追求“一大二公”，急于完成工业化。
（2）核心内容：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片面追求工业发展的高速度。
（3）结果：这种体制在建国初期对于恢复国民经济，发展工业建设曾起到积极作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它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其严重的弊端是使企业失去活力。第二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从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从计划经济转变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
（1）原因：党中央总结了建国以来工业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吸收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并借鉴外国经验，决定对工业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国民开放的政策。
（2）核心内容：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体制，调整产业结构，改变企业管理方式，实行政企分开等。
（3）结果：增强了企业活力，解放了生产力，工业得到发展，成就举世瞩目。
第三次：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由粗放式经营向集约式经营转变。
（1）原因：党中央在认识国情和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决定加快经济体制改革。
（2）核心内容：把企业推向市场。
（3）结果：这次调整将进一步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第二篇：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新境界 经历三次重大转变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新境界 经历三次重大转变
党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而能够战胜各种困难和经受各种风险考验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史，也是一部上下求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在这面旗帜上，书写了党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探索的一次又一次飞跃。
五年前，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三大规律的概念，并郑重地写入党代会的报告。五年后，随着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党对三大规律的认识得到不断深化。
在“6·25”重要讲话中，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分析人士向《瞭望》新闻周刊指出，这一鲜明的表述，总结了十六大以来党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表明了对三大规律不断深入发展的新认识，也为进一步探索三大规律指明了方向。
对党执政规律有深刻认识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资格不仅来源于宪法这一国家大法的赋予，也来源于中国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28年浴血革命取得政权的拥护和58年社会主义建设丰硕成果的认可。受访的有关专家指出，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表明党在深刻认识执政规律的同时，更加自信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首先，对共产党执政的历史使命有了更为深刻地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姜辉表示，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始终坚持代表广大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坚持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统一，在此基础上制定适合不同历史时期形势和特点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理论创新，就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处于关键时期的具体实际出发而作出的战略决策，既着眼于当前现代化建设面临的紧迫问题和任务，又瞻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方向和实现共产主义的长远目标，是以往经验、现实需要和未来方向的结合。
其次，深化了对党执政根本宗旨的认识。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对于已经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这种先进性贯穿于执政的历史使命、执政的宗旨和执政的社会基础，即中国共产党要代表人民执政，为了人民执政，依靠人民执政。
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虞云耀指出，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我们党，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实际作为，顺应了中国社会发展要求，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充分体现了自己的先进性。
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辛鸣博士认为，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其执政宗旨只能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为人民执政，肯定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更加尊重和保护人权，切实保障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权利，而不是把人作为手段与工具；为人民执政，也当然要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把群众的利益摆在第一位，使党和国家的政策更好地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保障人民群众更多更好地参与国家事务、发扬民主，而不是“替民作主”。
第三，深化了对党执政社会基础的认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党的组织建设，党执政的社会基础，都呈现出新特点，面临许多新问题，我们党适时提出了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战略任务。而做好这项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工作，一方面要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另一方面要形成和谐的群众关系和社会关系。
和谐社会等一系列理论创新，有利于广泛地调动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1
积极性和创造性。具体地说，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注重社会公平，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等，总之，就是为了形成党执政的最广泛、最稳定、最有活力的社会基础，从而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不断增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第四，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认识。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和在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两个讲话中，提出了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执政环境七个概念。这是我们党这些年来在执政党建设方面不断探索、进行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
胡锦涛同志要求，“不断提高激发社会创造活力的本领、管理社会事务的本领、协调利益关系的本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本领、开展群众工作的本领、维护社会稳定的本领”。提高六种“本领”，是对共产党执政能力的新认识和具体化。
辛鸣表示，已执政不等于会执政，能执住政不等于能执好政。执住政的模式多种多样，不计成本与代价，无限制扩大执政机器能维持住政权；不考虑方式方法，一味地包办管制也能求得政权在握。但这都不是、也不能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选择。
2004年9月召开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鲜明地提出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重要思想，明确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主要任务和各项部署。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个指导全党提高治国理政能力的纲领性文件。从“战略任务”，到“重点”到“重中之重”，体现了党中央关于执政能力建设的认识、思考在不断深化。
虞云耀认为，科学执政从执政目的来讲，强调的是执政要合乎规律性，体现人民意愿，为人民执好政；从执政过程和手段来讲，强调的是要“以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配置和运用权力，治国理政。通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来执政，通过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来执政，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来执政。
民主执政，从执政目的来讲，就是要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从执政过程和手段来讲，强调的是把执政放到现代民主政治的大背景中来考察、来实施，通过民主的制度和程序来运用权力、管理国家。健全和完善党内民主制度和党内监督机制，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完善党内领导体制、选举制度等等。
依法执政，从执政目的来讲，就是要维护宪法和法律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权威；从执政过程和手段来讲，就是强调执政要符合法治精神、法治原则和法律规范，运用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国家和社会。不主张因要维护党的权威而让党凌驾于法律之上，不允许再以言代法，以权压法，而是自觉要求严格地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使得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及其相应的程序和手续都符合法律的规定。
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更加丰富
在“6·25”重要讲话中，胡锦涛总书记对科学发展观进行了更加全面、系统、完整的阐述。加上此前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些论述已经涵盖并且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
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不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作出了不同方式的回答，伴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不断发展，经历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特征描述到本质揭示的过程。
一些专家认为，近30年来，党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认识，经历了三次重大的转变。
第一次重大转变：从计划到市场。
改革开放前，中国对社会主义经济基本原则定义为：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改革开放以后，突破了计划经济，采用了市场经济体制；公有制由原来的独霸天下，变为“占主体地位”；按劳分配也纳入到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的总原则之中，成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中，社会主义由计划经济转变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最为重大的意义。
第二次重大转变：从手段到目的。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了比公有制等制度更深层次的社会主义目的，即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启示我们，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既包括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规定，即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等，也包括较深层次的价值目标原则，如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目标理论。它是我们搞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社会主义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实质意义。
第三次重大转变：从经济到全面。
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一目标也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从历史的角度看，在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人们主要是追求温饱和富裕。随着温饱、富裕解决之后，人们必然会追求超出物质生活的更多、更高的目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实现人民的富裕幸福，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些论述，已经涵盖并且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
纵观三十年来，尤其是十六大以来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更丰富，布局更趋完善，更加重视社会整体发展和质量的统一。
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主任庞元正指出，科学发展观提出以来，我们党对全面发展和社会整体文明的认识在实践中不断深化。2002年科学发展观最初提出的时候，我们认为全面发展是包括了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三位一体”的发展。2004年，我们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部署，进而我们对全面发展的理解由“三位一体”推进到“四位一体”，即认为全面发展包括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
同时，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经历了从抽象到具体，从特征描述到本质揭示的路径变化。
姜辉认为，在对发展问题的认识上，从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到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到提出“全面、持续和可协调发展”，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发展战略和发展途径的认识，越来越自觉和成熟。
我们党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拓展和深化。通过提出全面、持续和可协调的基本要求和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进一步指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正确道路；通过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公平正义，诚信友爱，进一步指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具体途径等等，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更加深刻和具体。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繁荣中国、富强中国。和谐世界理念广受欢迎，中国经济不断跃升，百姓生活水平持续提高，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不断增强，等等，无不印证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旗帜的伟大、这条道路的正确。
总结借鉴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几千年来，人类社会经历了不同文明，多种模式的发展。不同文明和发展模式之间互相交流、互相借鉴，共同把人类社会的成就推到了当前的高度。新中国的几代领导人反复强调：我们的发展，要吸收和借鉴全人类的文明成果。在近30年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出科学发展观等理论创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入认识和把握。
更深刻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提出“经济发展”观念。在发达国家，受制于“资本逻辑”，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中一国的经济成长仅仅指GDP总量和人均GDP的增长，按照这样的增长逻辑，必然导致轻视或漠视经济结构、分配结构和资源、环境约束的结果，这种理论无法解决世界经济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为此，中国提出了“经济发展”的概念代替“经济增长”，将经济结构的优化、收入分配的合理、资源环境的改善等内涵统筹到“经济发展”的概念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经济发展朝有利于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迈进，这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进一步的深刻认识。
又如在把握世界经济发展大势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人为本”这一发展核心。以人为本，不仅是对人民福利、利益的满足，也是对发展核心竞争力的深刻理解。
一方面，在知识经济迅速发展的新时代，知识越来越替代资本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另一方面，当今世界，已从工业经济、农业经济的二元经济形态，转变为工业经济、农业经济、知识经济三元经济形态，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必须选择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工业化道路。
这二者决定了当今中国在经过二十多年快速发展，资源能源制约越来越大的背景下，以人为本，既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构筑和谐社会；也是在此基础上，发挥知识和创造性劳动对创造价值的决定性作用，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必然途径。
再如准确把握现代经济发展路径，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这一目标。同样在知识经济时代，对劳动力而言，从农业转向新经济部门，要经过充分的教育和培训，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凸显；对国家产业布局而言，面临着工业化、发展知识经济的双重任务，必须有选择有重点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对制度配置经济要素而言，必须完善有利于技术和知识积累的制度，资本与技术、管理合作成为经济发展的时代新主题。因此，建设创新型国家，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基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新经验、新趋势提出的发展路径。
还有，结合各国的发展经验、根据中国国情，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结构全面优化等发展新内涵。按一些国家的经验，推进工业化，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向城市转移，即可完成国家现代化。但中国的特点，是人口众多、区域发展不平衡，单纯高速工业化，不足以完成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反而容易引起社会失衡。因此，必须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统筹协调东部率先发展、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统筹发展制造业与服务业，统筹对外贸易与国内需求平衡，才能使社会经济结构、一二三产业结构、区域发展结构全面优化，最终使经济增长的效率最大化。
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上，不断吸收借鉴全人类的文明成果，因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功，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社会发展模式，散发
出更加迷人的魅力。（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杨桃源 董瑞丰）
特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中形成和发展
我国的改革开放，从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步，已经将近三十个年头了。三十年，就是一代人。经过整整一代人的改革，结果怎么样呢？
三次布局三次飞跃 从“两手抓”到“四位一体”
“能住上这样的好房子，不是像上了天堂吗？”从棚户区迁入新居整整一年了，吉林省长春市天富花园小区的回迁户王树恩，看着窗明几净，有煤气、暖气、自来水、室内卫生间的两室一厅，回想起过去冬天漏风、夏天漏雨的小黑屋，还常常觉得像做梦一样。目前，吉林省已有10万多户“老 棚户”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棚户区改造工程中受益。
特稿：党建创新战略脉络 形成“五位一体”大布局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注重运用战略思维考虑党的建设问题，将党的建设完善为思想理论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五位一体”大布局。
提出我党第一个指导全党治国理政能力的纲领性文件，集中阐述了科学执政、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的科学内涵和重大意义。
从指导“经济”到统领“全局” 中国发展未有穷期
站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起点上，中国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发展成就前所未有，发展难题前所未有。
认真分析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自上而下得到这样的共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未变，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未变。
特稿：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新挑战期待“解决智慧”
走过高速成长的五年，中国发展再次站到新的历史起点。新的历史起点都包括哪些内容，其对于我们今后发展意味着什么，无疑对更好地把握未来至关重要。
就此，《瞭望》新闻周刊深入采访了长期从事改革发展研究的常修泽教授、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韩保江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张立群研究员、金融研究者何志成先生等专家学者，在此基础上，形成以下四点共识。
第三篇：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满清末年，王朝内外交困、统治岌岌可危。为保住爱新觉罗的江山社稷不丢，慈禧太后在改革派大臣李鸿章、张之洞的推动下实行改革。改革之初，慈禧太后首先定下了“四个不能变”：即三纲五常不能变；祖宗之法不能变；大清朝的统治不能变；自己的最高皇权不能变。这“四个不能变”把改革牢牢限定在经济领域，不能在政治领域越雷池一步，损害当权者任何既得利益。于是中国只能搞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洋务运动”，也就有了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体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清王朝在改革开放之前是没有电灯，没有电报，没有电话，没有火车，没有汽车的。短短的几十年，上海滩成了世界四大明珠之一，成了帝国主义冒险家的乐园，它的三大条马路上的一栋栋花园洋房，它的浦江岸边的一栋栋的高楼大厦，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期橱窗。可是这个成就它挽救了清王朝灭亡的命运吗？没有。一九零五年孙中山先生说：单单是引进铁路、火车、电话、电报这样一些西方的物质文明措施，却不进行政治改革，只能为国内的贪污腐败敲诈勒索，打开更加广阔的门路。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邓小平在讲话中将贵党一贯所强调的思想政治方面的原则，科学地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这就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指出，“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重要内容写进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中。
在中国的历史上许多的王朝都进行过改革，但是“改革开放”这四个字连在一起却是从李鸿章开始的，虽然那个时代它不叫“改革开放”，它叫“洋务运动”，那么这是中国的历史。从西方历史来说，俄国的沙皇尼古拉二世搞过“改革开放”，彼得大帝搞过改革，法国的国王路易十六也搞过改革，当然他们都失败了，因为这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维护他们的专制政权，延续专制制度的寿命。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的任何一个政权的改革开放都不会错，但是改革开放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改革开放的目的就象电视剧《走向共和》里面西太后所讲的那样：爱新觉罗的江山是祖宗留给我们的，爱新觉罗的江山是我的，也是你们的，这祖宗留下的江山你们可千万别把它丢了啊。如果改革开放仅仅是为了爱新觉罗这一个家族不丢掉它所掌引的这江山的话，这个改革开放是做不到底的。经济改革的结果是什么？是要政治改革来配套的，可是由于政治上不放权，经济改革改不到底；由于政治上不放权，一些统治集团中的人就乘着经济改革来进行贪污，才造成了腐败的歧生歧长。因此伴随着满清王朝改革开放所获得的巨大成就的是腐败的加深和扩张。犹如两广总督自称是西太后一条忠实走狗的岑春轩，他就告诉西太后：新政推行之后，立宪预备之后，卖小官成了卖大官，小贪污成了大贪污，朝野上下无不指责新政和立宪都是假的。预备立宪之后清王朝的状况是更加腐败了。过去不敢干的腐败的情况，今天不但敢干，而且大干特干。这种状况跟今天中共改革开放过程中所出现的情况完全一样。根子在哪里？就在于改革开放虽对，但是由于目的不对，它不是为了整个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希望而进行改革开放的，它不是为了分权于民和分利于民去改革开放的。恰恰相反，在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夺权于民，攫利于民，造成了新的不平等的出现，造成了新的腐败的泛滥。这才造成了虽然有所进步，可是进步的成就不如腐败的成就大，结果当然是一朝覆亡而矣。所以如果说，今天中国大陆的观众们看了《走向共和》以后，痛感到今天的改革开放和大清朝的洋务运动太相似了，结果太雷同了，那么我们应该肯定的说一句话，他们的命运就必然是一致的。
第四篇：论我党历史上三次重大转折
论我党历史上三次重大转折
文章作者：
【原文出处】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
198805
【作者】何天齐
在中国共产党将近七十年的光辉历史上，有过三次重大的历史性转折：第一次是从北伐战争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这次转折的标志可以说是八七会议；第二次是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这次转折的标志是遵义会议；第三次是从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到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路线和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这次转折的标志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三次转折虽然情况各不相同，特别是建国以后发生的第三次转折同民主革命时期的那两次相比，历史条件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既然同为转折，那就仍有许多共同的东西。探讨这三次转折的共同特点和利弊得失，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搞好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是有意义的。
一
所谓转折，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转危为安，转败为胜。我党历史上的重大转折，就是指党根据变化了的客观形势和主要矛盾，转变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纠正严重错误，使党的事业从挫折和失败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
比如，发生在我党幼年时期的第一次重大转折，就是纠正陈独秀的投降主义错误，使党和革命事业从北伐战争的失败转向土地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
大家都知道，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27年春季北伐战争取得伟大胜利，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上光辉灿烂的篇章，也是党的历史上生动活泼、富有创造性的时期。“初生牛犊不怕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就发动了千百万人民群众参加的、席卷大半个中国的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如火如荼，第一次国共合作成效卓著，北伐战争胜利发展，不到一年时间就基本上摧毁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中华民族复兴在望。但是由于当时国内外的反动力量过于强大，国民党右派集团叛变革命，同时党又处于幼年时期，犯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致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强大敌人的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屠杀，党员由六万多人减少到一万人左右，工会会员由三百万减少到三万，农会大都不再存在。为了挽救处在危急中的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即后来称谓的八七会议。因为当时时局紧张，环境险恶，交通非常不便，所以只能召集在武汉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以及湖北、湖南和军委的代表开会，包括共产国际代表在内与会的不过二十余人。会议总结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为代表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号召全党和人民群众继续革命的战斗，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时党的最主要任务。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从统一战线、农民、军事和组织问题等四个方面批判了投降主义路线，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参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23-24页。)会议选举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随后又设立了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和北方局，党的组织和各级领导机构得到逐步恢复和发展，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当然，说八七会议是这次转折的标志并不是说它是孤立的偶然的事件。事实上，在八七会议之前，党中央已于7月12日进行了改组，成立了一个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
三、周恩来五人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委会，取代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领导。五人常委同意和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并派周恩来为前敌委员会书记，于8月1日举行了这次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我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五人常委还决定发动秋收起义，草拟了《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和《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得到八七会议的追认，成为八七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此外，召开中央紧急会议也是五人常委领导时期决定的，由在武汉的常委和瞿秋白等同志主持了具体的筹备工作。由此可见，八七会议的召开不是偶然的孤立的事件，但因为它集中了当时能够集中的中央委员和其他方面负责人，解决了上面所说的继续革命斗争的重大问题，所以成为我党第一次重大转折的标志。1927年春，毛泽东写过一首《黄鹤楼》(调寄菩萨蛮)的词，对其最后一句“心潮逐浪高”中的“心潮”二字作者曾自注云：“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八月七号，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抗，从此找到了出路”。(《毛泽东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这个注解真实地反映了作者以及其他许多同志当年的心情和八七会议作为历史转折标志的伟大意义。
遵义会议的情况更是这样。
八七会议以后，从1927年秋到1930年，全国各地在党的领导下先后举行了两百多次武装起义，虽然大多数都失败了，但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扩大了革命的影响。其中有些起义总结了经验教训，走上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道路。特别是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建立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成为把革命的退却和进攻结合起来的典范。毛泽东和以后率领南昌起义余部与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的朱德等同志一起，在领导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对建党、建军、建政、土地革命以及人民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等，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和创造，制定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国情的方针政策，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崭新道路。虽然八七会议以后不久党内先后发生过以瞿秋白和李立三为代表的两次“左”倾错误，但由于遭到各地的抵制和在实际工作中的失败，很快就停止了，农村革命斗争仍然得到迅速发展。到1934年，全国建立了12块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30万人，党员也发展到30万左右，出现了中国革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各个根据地的红军曾多次击败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如中央革命根据地就连续四次取得了反“围剿”斗争的伟大胜利。但是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破坏了这种大好形势，使革命再一次遭到惨重失败。
王明教条宗派集团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支持下在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上台的。他们打着共产国际的招牌，披着列马主义的外衣，打着“反立三路线”的旗号，推行一条比立三路线更为严重、形态更加完备、气焰更为嚣张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线，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他们否认革命的长期性和曲折性，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的“进攻路线”；他们不懂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因而轻视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主张城市中心，反对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他们在军事和战略战术上鼓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积极防御，主张消极防御，反对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主张正规战、阵地战，提出“全线出击”、“短促突击”、“两个拳头打人”、“御敌于国门之外”等错误口号和方针；他们在组织上大搞宗派主义，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这一整套“左”倾错误，使党在白区的工作遭到严重损失，以致临时中央不得不在1933年初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然后又使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各个根据地遭到严重损失，导致了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进行长征。在长征中他们又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使得中央红军连连受挫，很快就由出发时的8万人减少到3万人，党和红军处于严重的危急关头，中国革命濒临失败的危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于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集中解决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先由博古作关于反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然后大家发言。毛泽东在发言中对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正确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明了今后正确的方向。其他同志也对博古的总结报告进行了批评，肯定了毛泽东军事路线的正确。会议最后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撤销了博古、李德指挥军事的职权。随后，常委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组成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小组，负责全权指挥军事。这样，遵义会议就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和军内的领导地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就使红军在极端险恶的情况下转危为安，从而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所以说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没有涉及王明路线政治上的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遵义会议文献》第80页。)这是因为当时性命交关的是军事问题，这个问题已为多数人所认识，而政治路线问题还不为大家所了解，对当时打仗也没有直接关系，如果同时提出这个问题，会使党内受到过分的震动，许多人会有保留，这样遵义会议就很难取得成功。“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遵义会议文献》第80页。)遵义会议以后，党和红军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克服无数艰难险阻，粉碎敌人的围追堵截，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取得了长征的胜利。红军一到陕北，中央政治局就召开瓦窑堡会议清算王明的政治路线，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随后我党又正确地处理了西安事变，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则对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和批判，特别是从思想理论上克服了“左”倾路线的影响，使全党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和团结，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也正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的各个方面都趋于成熟，特别是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问题，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总之，以遵义会议为开端和标志的我党历史上第二次重大转折持续了十年之久。经过这次转折，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进入了成熟阶段。
至于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第三次转折，大家都很清楚，它主要是纠正“文化大革命”这个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左”倾错误以及“文革”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次会议是1978年12月召开的。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确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会前开了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作了充分准备。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决定健全党的生活，健全党规党法，反对个人崇拜，加强集体领导，贯彻民主集中制，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此外，三中全会还讨论了1979、1980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和农业问题，指出必须纠正不从国力实际情况出发一味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认真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开始纠正经济建设中的“左”倾指导思想。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功绩，就在于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根本上结束了“左”倾错误长期干扰党的工作的历史，揭开了党和国家历史的新篇章。如同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称遵义会议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一样，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所以，人们把十一届三中全会称为“社会主义时期的遵义会议”，是有道理的。
由于三中全会所纠正的“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涉及到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所以这次转折首先面临着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从三中全会到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过两年半时间，我党就顺利地解决了这个重大问题，胜利地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以后，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邓小平同志提出并阐发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的指导思想。十三大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进一步提出并论证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样，我们党就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九年多时间，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以及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事实雄辩地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实开辟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次伟大转折的深远意义将更加明显。
二
从我党历史上三次重大转折的情况比较中，我们可以得到哪些启发呢?
第一，三次转折告诉我们，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党，错误总是难免的。所谓一贯正确，绝对正确，“洞察一切”，不仅个人作不到，党也是作不到的。
为什么需要转折?就是因为党犯了严重错误，需要纠正这种错误，才能继续前进。八七会议就是纠正投降主义错误，遵义会议就是纠正王明的“左”倾错误，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纠正了严重错误，党的路线和政策转上新的正确轨道，党和革命事业就大踏步前进了。
个人更是这样。即如毛泽东这样的杰出人物，他在第一次和第二次转折中起过重大的和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在延安时期他受到全党的崇敬，成为我们党最有威望的领袖，七大确认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邓小平文选》第138页。)但是，就是这样一位经过几十年历史考验的伟大人物，却在晚年犯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如果从50年代后期算起，这种“左”倾错误持续了近20年之久。现在人们都认识到，这是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出现严重的个人崇拜现象，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同时也和人们的思想状况与制度不健全有很大关系。因此，加快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进行体制改革，肃清封建主义的遗毒，克服小生产的习惯势力，才能从根本上防止个人崇拜，防止类似错误重演。
三次转折还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能够自己纠正错误，它自身具有纠错的机制。比如已成为党的优良传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制度，以及长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等等，都是克服自身错误的有力武器和重要条件。更重要的是，我们党不是一个封闭的小团体，而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工人阶级自己。因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是党的根本宗旨。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是党的本质特征。只要我们保持和发扬这种性质和作风，同时健全和发展党内纠正错误的机制，我们党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一切怀疑党的领导、不相信党能自己纠正错误的想法，都是没有根据的。
第二，三次转折告诉我们，在纠正错误、实行转折的时候，要注意防止片面性，防止在纠正一种错误倾向时出现另一种错误倾向。
由于社会和认识方面的原因，在转折时期，人们思想上的片面性是很容易发生的，反映到政治上和工作中就会在纠正一种错误倾向时出现另一种错误倾向。如八七会议，就在反对和纠正右倾错误的时候，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大革命失败，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屠杀，幸存下来的同志对国民党反动派普遍存在一股愤恨的情绪和拼命的精神，对陈独秀投降主义表示强烈的愤慨。特别是许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他们具有赴汤蹈火的革命决心，但却缺少无产阶级的坚韧精神，使得“左”倾情绪更容易滋长起来。当时“左”比右好的观点就已发生，不少人认为“左”是站着斗，右是跪着降，怕右不怕“左”。这种情绪在八七会议上就有反映，会后继续滋长，三个月后就形成以瞿秋白为首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参见李维汉《关于八七会议的一些回忆》，载1981年6月15日《文汇报》。)以后又相继出现以李立三和王明为首的两次“左”倾错误，对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特别是王明的错误，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八七会议的“左”倾错误除了容许和助长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以外，还表现在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和态度上。当时看到民族资产阶级在大革命后期附和了蒋介石的反革命，就笼统地提出反对资产阶级的口号，采取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同样对待的“左”倾政策，给党在白区和根据地的工作带来了重大损失。
八七会议之所以发生这种反右出“左”的错误，是和当时党还处在幼年时期的状况分不开的。以后第二次转折，党逐渐成熟，就吸取了这种教训，防止了在反对“左”倾错误时出现右的偏向。当然这是从中央的指导思想和党的全局来说的。至于在个别领导人的思想上和某些局部地区出现右的偏向那仍然是有的，最突出的是王明，在他的“左”倾错误受到批评和纠正以后，在1937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又犯了右倾错误。这种右倾错误主要表现在统一战线和战争两个问题上。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王明反对独立自主的方针，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完全放弃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在战争问题上，王明反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主张“普遍的实行运动战，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与此相联系，他轻视建立抗日根据地，轻视建立人民的武装，等等。由王明任书记的长江局和长江局所领导的东南分局，曾经受到这种右倾错误的影响，给工作带来了一定的损失。到六届六中全会，就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纠正了王明的这次右倾错误。这说明党的政治水平和领导艺术比幼年时期有了很大的提高。以后，通过延安整风，系统地清算了教条主义，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大大地提高了一步，直到夺取全国政权乃至社会主义改造，再也没有发生过重大的路线错误。
第三次转折虽然是在崭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但我们党比过去的历次转折都更成熟、更有经验了。这次转折是纠正“文化大革命”以及“文革”以前的“左”倾错误。由于这种“左”的错误时间很长，积习很深，是实行改革开放的主要阻力，所以党中央一再强调，反对“左”的积习，克服僵化思想，是相当长时期的主要任务。与此同时，党中央也一再指出要反对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十三大系统阐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更从根本理论和根本路线上揭示了“左”倾错误与右倾错误的认识根源，为我们识别这两种错误倾向，正确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提供了思想理论武器和根本标准。
总之，我党历史上的三次重大转折的经验从正反两个方面昭示我们，在反对一种错误倾向时不能走极端，既不能以“左”反右，以右反“左”，也不能以右反右，以“左”反“左”，而是要坚持正确的立场，力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全面性的要求，正确地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过去人们喜欢援引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话，说明“矫枉过正”的必要和正确。这是片面性的。其实，毛泽东那时强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是针对某种特殊情况说的，不能将它作为一个普遍原则运用于党内转折时期。事实上，毛泽东本人所领导的第二次转折并没有“矫枉过正”。如上所述，无论是反对王明的“左”倾错误，还是纠正王明的右倾错误，毛泽东都是最早认识和最为坚定的。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也是在他的正确领导下取得胜利的。
第三，三次转折还告诉我们，要比较彻底地克服一种错误倾向，顺利地实现转折，必须从思想、政治、组织等各个方面综合地进行，不能搞单打一。
如前所述，以八七会议为标志的第一次转折时期，出现了反对和纠正右倾投降主义、却为“左”倾盲动主义开辟了道路这样的问题。之所以如此，同这次转折没有从思想、政治、组织等诸方面综合配套地进行有关。我们知道，八七会议上和会议以后，并没有对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在思想理论上进行系统的正确的分析和清算，也没有对新的方针和政策在思想理论上作系统正确的分析和阐释。在思想上政治上、特别是在思想理论上还不能深刻认识转折的必要性和意义，还不能深刻辨析错误和正确的情况下，当时的中央却热衷于在组织上实行惩办主义。比如，无理指责南昌起义前委执行“机会主义的旧政策”，对周恩来等全体前委给予警告处分；无理指责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发动和领导的秋收起义“完全违背中央策略”，“变成了单纯的军事投机的失败”，解除了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并给予警告处分；对彭公达、谭平山，对南方局、广东省委、鄂北特委，以及后来对广州起义领导人等等。都采取了类似的组织措施。这种不注意从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纠正错误、统一认识，而单纯从组织上进行惩办的做法，窒息了党内生动活泼的民主空气，造成了很不好的后果。当然，由于那时党还处在幼年时期，还不可能很自觉地认识和对待这些问题，因而这次转折还不完备，不成熟，这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次转折就大不一样了。如前所述，遵义会议虽然只解决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和部分组织问题，但在瓦窑堡会议上就确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倾向，系统解决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政治路线问题。以后，毛泽东又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系统地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进一步解决了“左”倾军事路线问题。但是，如果没有思想路线作基础和保证，仅从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调整方面做文章，仍然不能从根本上克服错误路线。比如，象王明这样一个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在1937年的12月会议上竟能迷惑不少同志，甚至一度几乎在中央占优势；以后1940年3月，王明又公然再版他那本“左”倾路线的代表《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并且在“序言”中大吹特吹；1940年底，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目前时局和政策的指示》中指出第三次“左”倾是路线错误，却引起激烈争论，以致在正式发出的文件中未提“左”倾路线错误。所有这些，都说明要真正克服一条错误路线，除了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努力以外，还必须从思想理论上、从世界观方法论上加以清算。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紧张日子里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著名的哲学著作，接着又亲自领导了蜚声中外的延安整风运动，从根本理论和思想路线上解决问题，同时又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共有十个方面的政策)，使理论和政治路线具体化，为广大党员和群众所掌握，这样才彻底地克服了错误路线，成功地实现了伟大的转折，保证了革命的胜利。当然，如有的同志所指出的，延安整风也有缺点错误。除了所谓“抢救失足者”这样的问题之外，还有突出个人的问题，即一方面在处理历史上的错误时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另方面又不恰当地过分地抬高了个人。但这只是白玉微瑕，不能因此否定延安整风作为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伟大意义和它在纠正错误路线中的重大作用。
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伟大转折，那末我们看得很清楚，党中央、特别是邓小平同志一开始就十分注意思想理论问题。三中全会以前，邓小平同志关于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阐述，他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全国范围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等等，为三中全会重新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提供了舆论准备和思想基础。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确立以后要贯彻实施，必须有组织路线来保证。因此，在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就考虑要进一步解决党的组织路线问题，到五中全会就着重解决了这个问题。接着六中全会又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这样，不到三年时间我们党就从思想、政治、组织等各个方面成功地实现了这次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开创了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的新局面，使我们国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当然，思想、政治、组织路线问题的解决不是一劳永逸的，需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以后党的十二大，特别是十三大，又从各个方面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大综合的时代，大生产、大经济、大科学、大文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我们国家又处在一个新旧体制交替、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关键时刻，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我们要学习和继承党的历史上第二、第三次重大转折的成功经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创造活力，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运用系统思想和系统工程的方法，全面统筹，综合处理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各种问题，克服长期以束缚人们思想的单向性或直接性的思维方式，把我们的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到一个
第五篇：预防重大工业事故建议书
预防重大工业事故建议书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于一九九三年六月二日在日内瓦举行其第八十届会议，并经决定，采纳本届会议议程第四项关于预防重大工业事故的若干提议，并确定这些提议应采用一项建议书的形式，以补充一九九三年预防重大工业事故公约，于一九九三年六月二日通过以下建议书，引用时得称之为一九九三年预防重大工业事故建议书。
1．建议书的条款连同一九九三年预防重大工业事故公约（下称“公约”）的条款一并实施。
2．（1）在同其它有关的政府间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合作的情况下，国际劳工组织应为下列信息的国际交流作出安排：
（a）重大危害设施中行之有效的安全措施，包括安全管理和工艺安全；
（b）重大事故；
（c）从几乎造成事故中吸取的教训；
（d）因安全和卫生方面的原因而被禁止使用的技术和工艺；
（e）针对重大事故后患的医疗工作的组织和技术；
（f）主管当局用以实施公约和本建议书的机制和程序。
（2）会员国应尽可能向国际劳工局通报有关上述第（1）款中列出的事项的资料。
3．公约中规定的国家政策以及为实施这一政策而制定的国家法律和条例或其他措施，应酌情以一九九一年出版的国际劳工组织《预防重大工业事故工作守则》为指导。
4．会员国应针对公约第1条第3款排除在外的部门和活动范围内的重大事故风险、危害及其影响，制定对策。
5．鉴于认识到重大事故会给人的生命和环境带来严重后果，会员国应促成各种制度，以在事件之后尽快地为工人提供赔偿，并适当地解决其对公众和环境的影响问题。
6．根据国际劳工局理事会通过的《关于多国企业和社会政策的三方原则宣言》，拥有一个以上设施的本国企业或多国企业，应不加歧视地为其所有设施的工人规定同预防重大事故和控制有可能导致重大事故发生有关的安全措施，而不论这些设施位于何地或在哪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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