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视角下组织理论演进述评

第一篇：价值观视角下组织理论演进述评

价值观视角下组织理论演进述评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09-11-12 14:51:00 ]作者：蒲德祥

内容摘要:本文对组织理论进行了脉络梳理。笔者认为组织理论经历了一个从没有人的组织、没有组织的人,没有社会的组织到社会的组织的演变过程。并认为组织理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种新的价值观系统,使人的本性得以真正体现。

关键词:理性系统 自然系统 开放系统 生态系统 价值观

本文通过对组织理论的脉络梳理来考察组织中的价值面,为组织管理提供理论和实践意义。

理性的古典组织理论

理性的古典组织理论认为组织是意图寻求具体目标并且结构形式化程度较高的社会结构集合体,它具有两个方面的结构特征:组织是有意图地实现相对具体目标的集合体;组织是形式化程度较高的集合体。在理性古典组织理论中,组织结构是为了有效实现目标而专门设计的。从根本上说,组织模型是机械模型,这个模型把组织作为可操作部件的结构,每个部件都可以单独改变,以提高整体的效能。理性古典组织理论的思想主要来源于泰勒的科学管理,以及法约尔和韦伯的行政管理理论与科层制理论。泰勒提倡通过改变传统的经验管理来达到科学管理,其理论核心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它的重点放在计划、标准化和在作业层改进员工的努力方向,以便用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通过最大限度地提高每个员工的生产效率,使劳资双方都能获得最大收益。行政管理理论提出了“自上而下”的理性化方案,主要阐述正式组织结构与一般管理过程的关系,其关注点是管理的行为和功能,以期通过协作与专门化寻求建立一个单一而有效的部门原则。韦伯则致力于对科层制结构特征的简要描述,以期能提高组织的效率。比较而言,泰勒主要是从微观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个体参与者的工作和决定予以考察,把结构特征作为影响行为的环境因素;而法约尔和韦伯则更多地是从结构角度出发,他们力图把组织形式的特征概念化并予以分析。

总之,该理论采纳了封闭系统战略:组织中的所有成分都是为特定目的而存在的,且都会对组织整体起到积极的甚至是最佳的作用;所有资源都是恰当有用的,且这些资源的配置都满足于组织计划;组织的所有行动都是合理的,组织的结果也是可预测的。由于理性系统强调的是结构特征而不是参与者的特征,因此,理性系统视野的价值观是“没有人的组织”。

自然的新古典组织理论

该理论认为组织是一个集合体,其参与者寻求多种相同或者不同的利益。但是,它也认识到组织远不只是达成既定目标的工具,从其本质上说,组织是力图在特定环境中适应并生存下来的社会团体,因此,不应把组织看做主要是达成特定目标的手段,而应把它本身看成是目的。它强调个体参与者从来都不只是被雇佣的劳动力,他们投入的是他们的智慧和情感:他们加入组织时带着个人的观念、抱负和计划,他们带来了不同的价值观、兴趣和能力。通过相互作用,所有这些因素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非正式结构,Roethlisberger和Dickson(1939)称之为“感情的逻辑”。与些同时,该理论遵循了功能分析,系统如果要生存,就必须满足一定的功能需

求,而且所有研究都试图发现满足这些需求的机制。为此,该理论强调行为的结构,关注做了什么,责任和动机就成了更为突出的变量,这为理解组织行动提供了比正式结构更丰富和精确的指导。它的思想主要来源于梅奥的人际关系理论和巴纳德的协作体系和Likert的结构分析。人际关系理论主要研究员工在组织中的行为及其产生行为的原因,以便调节企业中的人际关系,提高生产率。而巴纳德的社会协作体系把组织作为有目标的沟通合作体系,将所有参与者整合到一起以使组织目的被成员接受的非物质性的、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的以及道德的行为基础。Likert通过对领导类型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第四系统组织。

总之,该理论认为参与者只有部分行为是与组织有关的,而只有这些与任务相关的行为才能作为问题来讨论;自然新古典组织理论则将与组织相关的行为界定扩展到个体活动和态度的方面。如果说理性古典组织理论采用的是结构机械模型,那么,自然新古典组织理论采用的就是有机模型。理性组织是设计出来的,而自然组织是演进出来的;前者是有意识地设计,后者顺其自然地发展;理性组织以精打细算为特征,而自然组织则以发自自然为特征。因此,自然系统视野的价值观是“没有组织的人”。

开放系统的现代组织理论

该理论认为组织是与参与者之间不断变化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活动体系,该体系根植于其运作的环境之中,既依赖于与环境之间的交换,同时又由环境建构。它强调个体要素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及其相互之间的松散性。个体要素被看成是半自主行为的主体,它与其他要素之间的联系是松散的,个体和子群体之间的联合时而形成,时而解体,协作与控制变成了主要问题。同时,系统边界也似乎是无形的,行动者的任务和针对组织或环境的行动也似乎是武断的,并依据系统运作而变化。开放系统并不只是使组织结构特征的一致性变得松散,而是将其注意力从结构转向了过程,强调的都是组织行动而不是组织,过程不仅被看成是组织的内部运作,而且是作为系统的组织自身运作。开放系统的现代组织理论的思想主要来源于西蒙的决策行为理论以及系统理论和权变理论。决策行为理论考察组织的结构特征对个体决策者的影响,并由此提出了基于有限理性的满意原则的“管理人”。该理论认为决策贯穿于管理的整个过程中。系统理论认为组织是由各种子系统构成的完整系统且与环境系统发生相互作用和影响。系统理论关注系统中的战略性部分及其相互依赖性,系统中把各部分联系在一起并相互协调的主要过程及其所追求的目标。而权变理论所要研究的是组织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各分系统内与各分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确定关系模式即各变量的形态。权变观点的最终目的在于提出最适合于具体情况的组织设计。

总之,该理论认为组织是一个动态系统,组织与其环境的相互依赖关系在开放系统的现代组织理论中受到了应有的重视。开放系统的现代组织理论强调组织与其周围及渗透到组织的要素之间的联系的交互纽带,环境被看成是物质的、能量的、信息的终极资源,并成为系统延续的关键。作为组织与其环境相互依赖关系的开放系统,组织不仅要服务于人,建立和维护内部的运行机制,组织还必须建立基于价值的社会共同目标以服务于社会,维持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行,满足社会的需要。因此,开放系统视野的价值观是“没有社会的组织”。

生态系统的当代组织理论

该理论认为组织是致力于研究人类行为、组织结构与其环境互动性的社会体系,主张行为个体、组织只有在与环境、背景的关系中才能得以生存、定义、描述和认识。生态系统的当代组织理论把组织看成是一个关系的、生成的、演进的实体或一个视野中的实体,即现代社会的运行是在“组织实体”之间进行的,而不是在“生产者”之间进行的。现代社会是由各类组

织机构组成的,组织机构是由全体成员共同构成的,而不是由各种生产资源要素构成的,组织就是社会中的一个社区,所谓“组织是社会的一个器官”。生态系统当代组织理论的思想主要来源于尼尔森和温特的演化理论以及组织生态学理论。演化理论主要是从组织内部的知识生产、传播和利用以及个体与组织的交互学习过程来解释组织异质性、持续竞争优势和多样化等问题。演化理论集中关注组织惯例、惯例的变体、环境选择以及成功惯例的累积性保留并认为惯例是有规律的、可预测的企业行为模式。而汉南和弗里曼的组织生态学致力于探讨组织种群的创造、成长及消亡的过程及其与环境转变的关系,该理论重点解释为什么会存在多种类型的组织,同时探讨了相同组织内的不同组织形式如何在长期的竞争环境压力下作出反应。http://www.studa.ne总之,该理论认为组织并不是为了自己而存在的,组织的目标是对个人和社会做某种贡献。组织是一个以满足社会需求为目的,将人们联合起来的社会结构系统。组织不能只关心利润,不能把经济绩效理解为利润,利润是组织也不能把组织目的定义为利润最大化,把组织的性质或概念,理解为“生产者”或“经营者”,而应该理解为社会经济和人文活动的组织者,理解为社会组织的管理者,使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人格生态得到和谐发展以期人类本性得以真正体现。因此,生态系统视野的价值观是“社会的组织”。

述评及其启示

理性古典组织理论和自然新古典组织理论的错误在于坚持了对组织认识的这种两分法。从理性的古典组织理论来看,由于过于关注组织的规范结构,理性系统的分析家实际上忽略了组织的行为结构。在坚持劳动分工是组织基础的同时,理性的古典组织理论却从个人的经验和有限的观察出发,旨在寻找组织设计的先验假设。此外,理性系统中的理性概念是有局限性的。在组织的最上层,指导整个决策制定的价值前提是处于体系之外的。自然的新古典组织理论放弃了理性的主张而代之于感情的逻辑,但是,在对非正式组织理论的重点研究中,自然的新古典组织理论却放弃了对非常重要的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的关系的认识。借用权变理念的术语来说,自然的新古典组织理论只是极端地关注了有机型的组织。

开放系统的现代组织理论由于坚持了开放系统的这一正确主张,从而标志着严格意义上的管理学组织理论的形成。但是,开放系统既没有按照统一的研究纲领来进行,也没有据以运作的分析单位及其关键维度。正是这些缺陷,使得开放系统的现代组织理论根本无法提出对组织结构和行为的统一观点,而始终处于组织研究两分法的艰难境地。此外,西蒙的决策理论虽然始终致力于微观分析,但是,作为分析单位的决策前提却从未被人予以操作化,以便使之得到广泛而一般的应用。由于关注了决策前提,西蒙主义对组织结构的研究是薄弱的。而系统理论把组织的目标和价值分系统作为组织系统的子系统加以研究并认为组织的很多价值观来源于较为广泛的社会文化环境,通过该系统从外界社会文化环境中取得信息并确定组织的价值观,以便组织履行社会大系统所确定的目标和职能。但是,组织系统理论没有更为深入剖析组织的价值观也没有予以操作化。

生态系统的当代组织理论使用变异—选择—保留的基本环境机制作为解释工具。但是,演化理论和组织生态学理论过多地与生态学系统进行类比,导致它没有涉及人的决策和动机,致使价值观问题也被忽略了,而且整个过程都被视作不可避免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对组织理论的研究中围绕着组织管理系统的价值观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使得组织管理面临基点不稳的问题,即组织的价值观问题未能得到彻底解决。面对这些事实,当代组织理论研究者们深思的是一个具有“二律背反”意味的问题:强调个人的自主性与强调组织的制约性一般是互斥的,但为什么成功的企业组织能有一种综合协调的机制扬个人自主性、个人的发展之长而避其短,使企业组织趋向良性运转呢?当代组织理论研究者

们的回答是:建立一种以幸福为中心的价值观系统,而这种具有终极性的价值观系统正是组织管理系统的核心所在,它的存在对个人行动和组织的行为产生的韧性约束,推动了组织成功地迈向卓越,使人的本性得以真正体现。

参考文献:

1.(荷)杜玛,斯赖德著.原磊等译.组织经济学[M].华夏出版社,2006

2.罗珉.管理理论的新发展[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第二篇：两种视角下的学习型组织

摘 要：从理论基础、概念内涵、目标指向、创建模式等多角度考察，目前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学习型组织：一种是教育理论视角下的学习型组织，另一种是管理理论视角下的学习型组织。这两种类型的学习型组织虽然都是探讨组织的学习问题，但他们的学科属性不同，讨论的侧重点不同，所用的概念体系也不完全相同。正确认识两种不同类型的学习型组织，对当前正在开展的学习型社会建设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学习型社会；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组织建设

作者简介：蔡宝田（1948-），北京市人，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原书记，研究方向为成人教育；高卫东（1966-），陕西人，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研究方向为社区教育和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1)33-0039-04 近年来见诸于报刊和杂志的有关学习型组织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文章比比皆是。然而细读起来，却发现作者们对学习型组织内含的理解和创建的方法与途径并不一致。有人认为，学习型组织是管理理论，是当代最前沿的管理科学；有人认为，学习型组织是学习型社会的细胞，属教育范畴，是教育理论；还有人认为，学习型组织，既是教育理论也是管理理论因为学习型组织不仅通过各种有效途径，使其成员实现终身学习，而且还要进一步促进组织的创新和变革。特别是近期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中对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方法途径与第五项修炼中的提法有较大差异，究其原因，其实在当今社会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学习型组织，一种是管理理论视角下的学习型组织，另一种是教育理论视角下的学习型组织。

一、管理理论视角下的学习型组织

这是大家比较熟悉和了解的，也是当前国内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主流派别。其代表人物是彼得·圣吉，代表著作《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

（一）产生背景

管理科学的研究成果表明，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管理起源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企业管理理论的重点就集中在了探讨企业的战略规划与战略管理、组织管理、企业再造方面，掀起了一波波企业改革、再造的浪潮。九十年代以后，人们开始关注在信息、知识社会条件下企业战略与组织管理的新特征，组织的学习，智慧的管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力图通过持续的学习使组织能够适应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用组织学习带动组织文化建设，带动需求激励带动制度建设以使组织整体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在这种背景下，以提高员工和团体的学习能力为主要手段以解决调动员工积极性和企业整体协调问题。学习型组织理论应运而生。学习型组织理论的提出实现了管理观念由“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的飞跃因此有人称之为管理理论的一次革命。

（二）理论基础

彼得·圣吉创立学习型组织理论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是佛睿思特创立的系统动力学。

系统动力学是系统理论的一个分支理论，其核心思想是：系统是由两个以上的元素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构成系统的各个元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决定系统的运行状态和功能。

佛睿斯特教授运用系统动力学原理构想出未来企业的思想组织形态——层次扁平、组织信息化、系统开放化、坚持组织学习、上下级从属关系变为工作伙伴关系，不断调整优化组织内部结构关系等。以此思想为基础，彼得·圣吉1990年出版了《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一书，发展了学习型组织理论，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较大影响，彼得圣吉也因此成为国际公认的管理大师。

（三）概念内涵

何为学习型组织，彼得·圣吉对此并没有下过一个完整、清晰、明确的定义，只是在这本书的不同章节、段落，对学习型组织的某些特点或属性做过一些论述。例如：“学习型组织的真谛：活出生命的意义”；“共同愿景对学习型组织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为学习提供了焦点与能量”：“在学习型组织之中，领导者是设计师、仆人和教师”：“要建立学习型组织，需要培养人像系统思考者那样看问题，并逐步发展自我超越和学习如何共同合作、摊出和重新建构心智模式”。

显然，我们是无法根据以上片断性的论述，拼合出一幅学习型组织的完整的图像的。事实上，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务实》这本书中所着力回答的是如何创建学习型组织的问题，而不是学习型组织是什么的问题。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斯蒂芬P罗宾斯在其所著的权威的《组织行为学》（第七版）一书中对学习型组织下了一个明确而简单的定义：“学习型组织是一个不断开发适应于变革能力的组织”。

斯蒂芬P罗宾斯归纳了学习型组织的五个特点： 1有一个人人赞同的共同构想：

2在解决问题和从事工作时摈弃旧的思维和常规程序：

3作为相互关系系统的一部分成员们对所有的组织过程、活动、功能和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进行思考：

4人们之间坦率地相互沟通（跨越纵向和水平界限），不必担心受到批评或惩罚： 5人们摈弃个人利益和部门利益为实现组织的共同构想一起工作。

如果考虑到学习型组织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和彼得，圣吉五项修炼的基本内容，我们认为斯蒂芬P罗宾斯对学习型组织所下的定义和学习型组织特点的概括还是比较准确的。

（四）目标指向

在学习型组织创建中，学习仅是一种手段而真正的目的是促进组织的管理变革、促进管理观念和管理架构的改变。

（五）创建模式

如何创建学习型组织？国内外学者提出了多种创建模式，其中较有影响的有：英国学者米克珂柏的“一体化模型”，“瑞定模型”，沃尔纳“五阶段模型”，“圣吉模式”等。从实践来看，“圣吉模型”操作性强，易于借鉴。目前，我国创建这种类型的学习型组织所采用的主要模式有：1.以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为核心，开展创建工作；2以组织的战略提升、管理创新、文化重塑、激发员工潜力和学习动力等组织管理运作的程序和内容为主线结合五项修炼的思想改革组织。

（六）实践探索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许多优秀的企业运用学习型组织理论改造企业组织努力成为学习型组织。据调查，在美国排名前25位的企业，80%都采用了学习型组织管理理论。

自1994年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中文版出版后，我国就掀起了学习型组织建设的热潮。1996年，“中美合资施贵宝制药有限公司”、“上海宝钢集团”和“江淮汽车集团公司”等开始进行探索成为中国创建学习型企业的先行者。从2000年开始，北京、上海、江苏、山东、浙江、天津等20多个省（市）和相当一部分中心城市，积极推动学习型组织创建工作。回顾其历程，大体经历了二个阶段，第一阶段：组织自行摸索和民间团体帮助创建学习型组织阶段，时间是1996年至2001年；第二阶段：政府推动和组织理性地创建学习型组织的阶段，时间是2002年底至今，侧重点是总结经验、确立试点、总结经验、树立榜样。

二、教育理论视角下的学习型组织 教育理论视角下的学习型组织，这个派别虽没有什么代表性的著作，也没有代表性的人物，但在当前社会的学习型组织建设中却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中共中央关于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基本思路，就是其主要的代表。

（一）产生背景

学习型组织源于学习型社会，是学习型社会的组成部分，两者是局部与整体关系。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的奋斗目标，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都把创建学习型社会作为坚持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十一五”期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我国已有近60多个城市把创建学习型城市作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作为全面提高市民素质、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进步与和谐的一项事关全局的重大举措，把创建学习型城市工作摆到了重要议程。

在创建学习型城市进程中许多城市都做出了推进学习型组织建设的相关规定制定了学习型组织建设的评估指标体系。正是由此，才使得学习型组织建设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可以说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提出为学习型组织建设的开展提供了机遇，创造了条件。

（二）理论基础

终身教育理论和学习型社会理论是其理论基础。

“终身教育”一词始见于1919年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广见于教育文献。1966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成人教育促进委员会上被正式启用并得到许多成员国的赞同并确定其为本国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

对终身教育较为普遍的解释是“人们在一生中所受到的各种培养的总和”。它包括各个年龄阶段的各种方式的教育，既有正规教育也有非正规教育既有学校教育也有社会教育。

终身教育的提出改变了过去人生“教育期——劳动期——退休期”的生活模式，提出了人的一生从生命之始到生命之终都要不断学习，接受各个阶段各个方面的终身教育。这是一种新型的现代化的教育思想，是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理想教育体系。

学习型社会一词最早是一种教育哲学范畴的概念，由美国学者哈钦斯提出。他在对以往教育进行批判性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今后的社会应是一种学习型社会其含义是“学习型社会除了指提供个人生涯不同阶段的成人教育外，它是一种以学习、自我实现、个性发展为目标的社会。”此概念提出后，受到了联合国教育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的肯定，并在其所发表的《学会生存》一书中作了权威性的概述即“学习型社会可以理解为一个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组织（包括家庭单位和公民生活）密切交织的过程。在该社会里，每一个公民都享有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自由取得学习、训练和培养自己的各种手段。”

通过对学习型社会内涵的研究之后我们认为：学习型社会应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从社会层面看，应形成一种良好的氛围，使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的观念到得广泛的普及和认可社会能提供满足人们进行各种学习的内容和场所。其二，从组织层面看社会的各类组织都积极推动学习活动在本组织内的开展，形成学习型组织。其三，从个体层面上看社会所有成员都能自觉地将学习作为自己一生的实践活动。

根据十六大报告的精神，我们可以把学习型社会定义为一个能够实现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社会。

学习型社会理论是终身教育理论的发展和提升。终身教育体系的建立是构建学习型社会的主要内容和重要手段，构建学习型社会是终身教育体系发展的目标。

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和学习型社会的形成要求社会的各种组织必须承担起向组织成员和社会成员提供充分的教育和学习机会的社会责任即转变为学习型组织。

（三）概念内涵

目前还没有一个被人们公认的、统一的、标准的定义。我们将其界定为：“能承担起向组织成员和社会成员提供充分的教育和学习机会的社会责任的组织，即可称之为学习型组织。

其主要含义包括：

1学习型组织是以学习和教育作为促进组织发展的动力和核心手段的组织。

2学习型组织是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教育培训与学习制度，并能够向组织成员和社会成员提供充分的教育与学习机会的组织。

3学习型组织是组织成员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并积极主动地参与教育培训和学习，形成浓厚的组织学习氛围的组织。

4学习型组织是组织成员将学习与工作有效融合在一起的组织，实现学习工作化，工作学习化。

教育理论视角下的学习型组织理论，强调组织要为其成员提供充分的教育和学习机会，关注的焦点是组织成员个人素质的提高和身心的全面发展。

（四）目标指向

开展学习型组织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促进组织内教育培训制度的建立和教育培训活动的开展。开展组织内教育培训活动是组织义不容辞的责任，教育社会化，社会教育化是学习型社会最本质的特征社会上的所有部门都承担着教育的职责，发挥着教育的功能。

（五）创建模式

目前对这种类型的学习型组织创建模式的总结和归纳还没有引起理论研究人员的关注，其主要原因是认识上的偏差。有些人认为，这种学习型组织建设，起点低，理念陈旧。但我们认为，这种类型的学习型组织建设，在我国当前大力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的背景下必须给予重视和强调，因为在当前社会中，还有大量的组织没有担负起应担负的教育职责。大量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个体企业，组织内教育培训活动并为真正开展起来，职工的学习权力还没有得到保障。就目前创建工作实践而言，以终身教育和学习型社会理论做指导，以个人学习、团队学习、组织学习和全员学习为主线，以建立组织内教育制度为基础是其基本模式。

（六）实践探索

为推动学习型社会建设开展许多组织自觉地投身到学习型组织建设热潮中来结合各自的特点，开展了形式多样创建活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有的单位以创建学习型组织、争做知识型职工活动为抓手，围绕企业生产经营的实际展开培训活动；有的单位在创建过程中，把更新学习观念、创新学习方法作为关键环节来把握，在思想上树立起了学习是更重要的工位、工作是更有效的学习的“大学习观”：有的单位强调学习与工作紧密结合；强调个人学习基础上的组织学习：强调学后升成“新知识”，通过持续不断的创建，将职工的学习行为转变成组织的创新能力。

近期随着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意见》发布，学习型组织的创建活动必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中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主要做法和主要经验必将为其他类型的学习型组织建设起到参考和示范作用。

从理论的起源、发展、内容、概念等多角度考察目前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学习型组织理论：教育理论视角下的学习型组织理论和管理理论视角下的学习型组织理论。这两种学习型组织理论虽然同样探讨组织的学习问题，但他们的学科属性不同，分别隶属于教育理论和管理理论，他们讨论的侧重点不同，所用的概念体系也不完全相同。正确认识两种不同类型的学习型组织，对当前正在开展的学习型社会建设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三篇：国际收支平衡演进的历史视角

国际收支平衡演进的历史视角

19世纪以来，人们对于国际收支平衡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发生变化。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一直到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国际社会的主流思想是逐渐看淡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性。因为这一时期，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要高于国际收支平衡。进入21世纪以后，全球不平衡问题成为全球经济问题的焦点。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情况又有所变化。但全球不平衡问题依然是各国决策者必须面对的挑战。

国际收支平衡问题既是一个宏观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或资源跨境配置问题。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发生了畸变，从经常项目逆差变成了经常项目顺差。其原因之一是，防范危机的宏观政策目标压倒了经济发展的目标。

中国长期存在的“双顺差”说明中国的国际收支结构是高度不合理的。中国必须加快实现国际收支的合理平衡。但是，中国国际收支的不合理状态是一个长期形成的综合问题。而货币政策只能影响某些有关变量的某些方面。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的第一步应该停止干预外汇市场，让人民币尽快升值到位，使中国能够首先把资源用于满足国内需求。与此同时，还应该出台一系列配套措施，以便最大限度减少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四种定义

在讨论国际收支不平衡时，首先要明确，国际收支不平衡到底指的是什么？一般而言，它有三个不同的定义。

一个是贸易平衡，另一个是经常项目平衡，还有一个是经常项目加上资本项目等于零的平衡。在文献中，一般来讲，所谓的国际收支平衡是指，经常项目加上狭义的资本项目（长期资本）之和等于零。它的差额就是外汇储值的变动（这里暂且忽略误差遗漏项目）。如果把短期资本的跨境流动也包括进去，我们还可以有第四种平衡，即经常项目加资本项目之和等于零的平衡。所谓平衡就是指某种既定状态可以长期维持下去。至于多长可以称为“长期”则只能就事论事了。

中国学者讨论国际收支平衡时往往指第三个定义。但是，西方学者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后所说的“全球不平衡”主要指的是经常项目不平衡，特别是指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和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长期共存，这一美国和中国之间的长期贸易不平衡状况。经常项目主要有两个组成部分：贸易项目和投资收入项目。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中国的投资收入

项目是逆差，而美国则始终是顺差。因而，全球不平衡主要又是指美国和中国之间的长期贸易不平衡。

国际收支平衡的演进

19世纪以来，人们对于国际收支平衡重要性的认识就不断发生变化。各国政府在政策制定时，对国际收支平衡的认识和重视程度是不同的。

1820年以前，重商主义占支配地位，其核心思想是尽可能地保持贸易顺差。由于贸易差额是用黄金或其他贵金属支付的，尽可能地保持贸易顺差意味着尽可能多地积累黄金和其它贵金属。当时的统治者执行重商主义的贸易政策既有经济考虑，也有政治考虑。他们认为，本国对其他国家保持大量的贸易顺差意味着本国国力的增强和其他国家国力的衰败。这样，贸易顺差就成了一种政治武器。

当时有一个法国经济学家批评重商主义，他认为重商主义强调的顺差实际上就相当于把出关后的产品扔到大海。他认为，按照重商主义的观点，贸易商将出关后的产品扔到海里，就无法换回进口品。而这样一来，出口国的财富就因顺差的增加而增加了。当然，这是非常荒唐的。所以他说重商主义是一种看似有理但实际很荒唐的经济学。我过去也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如果我国出口的目的是为了积攒美元、增加外汇储备，还不如把产品扔到大海里，然后直接让中央银行发钞票给出口商。现在才知道，这种话人家一百五六十年前就说过了。

1820年以后是自由贸易时代。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思想占据了支配地位。从1820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贸易保护主义依然有市场，但出发点不再是重商主义，而是保护“幼稚产业”。李斯特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自由贸易的核心理论是比较利益说。根据这种理论，自由贸易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途径；贸易不应该以贸易顺差为目的。在金本位制度下，黄金和硬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跨境流动可以自动维持贸易平衡。贸易顺差导致顺差国流通手段的增加，并进而导致物价上涨。物价上涨反过来导致顺差国竞争力的下降，直至该国贸易实现平衡。对于贸易逆差国来说，相反的调节过程将导致该国贸易实现平衡。

1914年到1945年是去全球化时期，在这个时期，贸易顺差成为克服有效需求不足的重要手段，贸易摩擦非常严重。为了克服经济萧条，所有国家都拼命增加出口、抑制进口；力图把通货收缩、失业转嫁给别的国家。为了实现贸易顺差，各国就搞贸易保护主义和竞争性贬值。这种政策犯了合成推理的错误：全球作为一个整体，各国贸易差额之和必然等于零，不可能所有国家都保持贸易顺差。这种“以邻为壑”的政策加重了全球范围内的大萧条，使所有国家都遭受了损失。凯恩斯甚至认为，国际收支不平衡和未能找到解决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有效办法是导致革命和战争的原因。基于战前的惨痛教训，于是就有了1945年到1971年以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为特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国际收支不平衡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持下，通过国际协调和逆差国的内部经济调整（如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实现的。由于汇率稳定和贸易壁垒逐渐降低，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是由大家所熟知的“特里芬两难”导致的。同现在相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收支不平衡并不十分严重。美国在大多数年份保持了经常项目平衡。即便如此，由于贸易项目出现逆差，资本流出增加，公众对美元保持对黄金固定比例的信心迅速丧失。有一种说法，美国国际收支状况恶化同美国海外驻军有关，如果从西德撤出六个陆军师，美国的国际收支就可以迅速好转。不管怎么说，由于外国人持有的美元相对美国黄金储备的比例过高，投资者不再相信美国可以继续维持四十三美元对一盎司黄金美元的兑换比例，纷纷抛售美元换取黄金。非官方市场上黄金的美元价格飙升，美国黄金储备迅速流失。美国政府不得不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对黄金贬值。此后，多种汇率制度并存、以浮动汇率制度为主的“无制度”代替了以美元－黄金为本位的固定汇率制度。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发达国家相继放弃资本管制。这样，一国出现的狭义的国际收支不平衡（经常项目逆差）就至少有三种手段加以解决：贬值、吸收资本流入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导下的国际救援。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直到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特别是在上世纪70、80年代之后，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特别是通货膨胀）是各国政府的主要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尽管发生过一系列国际收支危机，各国政府对于国际收支平衡的关注度并不很高。自第二次石油危机之后，为了抑制通胀，美国政府实行货币紧缩政策，利息率飙升创下战后历史最高记录。高息导致大量资本流入美国，导致美元升值；而美元升值进而导致贸易逆差的增加。从1982年开始直到今天，美国一直保持经常项目逆差。在九十年代末期，美国的贸易项目一度出现顺差，经常项目逆差显著减少。但是在本世纪初，美国的贸易和经常项目开始急剧恶化。

应对“全球不平衡”

2012年，由于经常项目逆差的急剧增加，美元出现所谓“战略贬值”。美国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开始把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提到重要的地位。但是，美国的经常项目为什么会急剧恶化呢？美国主流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将其归罪于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储蓄过剩”。他们的“逻辑”是：中国的储蓄过剩，导致中美经常项目的不平衡（储蓄－投资＝经常项目顺差）；中国用经常项目顺差所得到的美元购买美国国库券，导致美国利息率的下降和资产泡沫的膨胀，并进而导致美国居民的过度消费——“储蓄不足”；而美国的储蓄不足则是造

成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根本原因。美国经济学家普遍担心：随着经常项目逆差累积所导致的外债积累，外部资金将停止流入美国。而一旦外部资金突然停止流入，美元就会大幅度贬值、美国利息率就会大幅度上升，从而造成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2008年，预期已久的金融危机终于爆发，但这场危机并不是由国际收支不平衡、而是由美国次贷泡沫破灭引发的。危机爆发后，投资者为了避险，纷纷购买美国国库券。国际资本的流入导致美元不降反升；美联储为应付危机所采取的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利息率下降为零。可以说，危机的实际发展进程同经济学家的事先估计几乎完全相反。

由于金融危机引发的严重经济衰退，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和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同时减少。当前全球不平衡问题的受关注度有所减少。但这个问题并未从国际政治经济议题上消失。尽管对造成全球金融危机的责任的认识各不相同，世界上的大部分经济学家依然认为，“全球不平衡”是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全球不平衡问题得不到解决，全球经济就无法真正实现稳定。

第四篇：“危机生命周期理论”视角下的税务危机管理

“危机生命周期理论”视角下的税务危机管理

杨东广

税务机关也存在发生“税务危机”的可能性，比如偶发的“涉税突发事件”等可能会在一定区域内引起关注，在网络新媒体的作用下甚至还会加倍放大。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速度加快，舆情瞬息万变，税务部门偶发的“危机事件”往往伴随着各种“传言”、“猜想”裹挟在信息洪流中泥沙俱下，令舆论的复杂性骤然增加。化解税务危机，需要税务部门了解相关危机管理理论，做好信息公开工作，合理规划，有效应对。

在危机事件中，税务部门有计划、及时、准确地进行信息公开，在危机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对有效应对危机、保障公众知情权、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征纳关系等具有积极意义。信息的及时公开可以有效遏制各种“谣言”的产生，“危机”发生后，如果税务部门及时发布信息，还原事件原貌，就会正确引导舆论，就会大大减少各种“猜想”的滋长空间，就会及时扑灭各种“谣言”。

“危机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危机周期可分4个阶段, 即危机潜伏期、爆发期、善后期和康复期。应用危机生命周期理论，防范和化解税务危机，有效进行危机管理，税务部门可按下列步骤进行。

——危机潜伏期的预防与准备。预防与准备是指在危机事件发生前，税务部门做好各项准备，包括思想准备、组织准备、预案准备、应急保障准备等，最大程度地减少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在此阶段，税务部门主要公开的信息就是各种危机事件的预防手段，使危机发生后，公众可以第一时间与税务部门取得联系，获取权威信息。税务部门可以充分利用官方网站、官方博客、微博、服务热线、本地媒体等与公众建立稳定的联系。从而使危机发生时公众能够通过有效的途径获取真实信息。此外，税务部门还应该定期对可能引发税务危机的科室及隐患进行监测并收集信息，做好内控工作，在逻辑推理和科学预测基础上，对危机事件出现的环境条件、发展趋势、演变规律等做出科学预判，并发出预警信息，及时预防、补正。

——危机爆发期的应对与化解。税务危机事件已经发生，主管税务机关在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积极开展应对活动，将损失减少到最小。启动“危机潜伏期”的预案与应急保障等措施，沉着应对，依法、依程序对危机事件做出应对。在危机爆发期，社会公众对危机信息的需求比较强烈，其关注的焦点主要是危机产生的原因、危机造成的损失、危机应对的方法等。税务机关应依法准确、及时发布有关危机事件进展和应急处置工作的信息。同时，社会公众由于对危机事件的强烈关注，需要税务机关分阶段、分层次公开更多细节，对于不能确定的消息要做出合理说明。对于在危机事件中的直接受害者以及关联受害者，他们更关注危

机责任人的处理、补救措施等，对这类群体需要采取一对一的公开方式，必要的时候可以举办见面会、座谈会等形式将信息准确传递。

——危机善后期的巩固与反馈。税务危机事件发生后，税务机关采取的有效措施已经使得危机事件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税务机关在危机善后期需要努力修复自身形象，增强公众信心。税务部门在这一阶段要提供全面的善后工作计划，动员税务机关干部的积极性，并努力寻求其他相关机构的帮协，巩固危机处理过程中取得的成果。借重群众力量，认真倾听社会各界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并及时反馈。

——危机康复期的整改与提高。在此阶段，税务部门应针对危机事件处理的整个过程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继续优化内部组织、工作流程，不断提高纳税服务水平，通过多种途径及时向社会各界公开工作的新举措，认真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建议，需要税务部门继续扑下身子“接地气”，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

总之，信息公开对税务部门应对税务危机事件具有重要作用，信息公开应建立长效机制，保持税务部门与广大纳税人之间稳定的联系，形成良性互动。值得强调的是，在网络新媒体时代，“信息公开梯度理论”、“新闻发言人制度”等对税务部门应对税务危机事件也有借鉴意义，这需要我们不断在实践中予以研究、探索和应用。

第五篇：核心价值观视角下的军事改革

核心价值观视角下的军事改革 军事政治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等国在完成机械化军事变革的同时开始探索信息化军事变革，并大力推进军事理论创新、军事技术创新、军事体制创新，实现了军队由机械化、半机械化向信息化的转变。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长期战争的考验，也逐渐成长为诸军兵种齐全、具有联合作战能力的现代化军队。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国防日益巩固，人民军队建设发生质的飞跃，建立了包括核技术与航天技术在内的独立完整的现代国防工业与国防科技体系。但是由于中国的国防投入有限，军队建设基础薄弱，军事技术仍然处于机械化、半机械化阶段，人民战争理论如何具体应用于信息化条件下的作战实践，仍然是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中国国防与军队现代化水平与世界军事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在高科技的今天到底是什么主宰了一个国家的国防力量，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场真正的现代战争。

战争是军事理论和军事装备最好的试验场，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美英联军在先进的信息网络系统的支撑下，空中力量、海上力量、情报信息、特种部队和常规地面部队快速行动，作战效能成倍提高，对伊拉克实施了一场多维一体的闪电式突击。他们先后向巴格达、巴士拉、纳杰夫、摩苏尔、基尔库克、乌姆盖斯尔等十余座城市和港口投掷了各类精确制导炸弹2000多枚，其中战斧巡航导弹500枚。这种突击是通过把先进的信息力与强大的火力密切结合，以高度一体化的信息火力战，迅速瘫痪了伊军整个作战体系。这些新战法和高技术科技武器的运用再次确立了以制信息权、以网络为中心的军事思维的重心，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极度重视。

纵观中国的周边情况并不乐观，台独挑衅，日本钓鱼台，存在领土争议的印度，南海主权纠纷的东南亚国家，美国不断强化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部署，频频围绕中国进行各种类型的联合军事演习，就在今年6月底以来，中国周边就非常热闹，正在或已经举行了三场大规模军事演习，在战略态势上给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新挑战。形势错综复杂，新军事改革已经成为军内的热门话题，现代军事科技的发展对中国军队的传统强项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陆军一再强调建立信息化攻防兼备部队，海军开始向各大洋远航并不断有建造航空母舰的呼声，空军也向攻防兼备的建设方向进军。没有强大的军力做支撑又如何捍卫祖国的统一和尊严!新时代，新危机下，新军事改革势在必行！因此抓住机遇进行信息化军事变革，不仅是解决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中若干重大矛盾、改变相对落后状况的唯一出路，也是推动国防和军事系统全面转型、有效履行军队历史使命、赢得未来信息化局部战争胜利的根本途径。中国军事变革的必要性

中国的军事变革是在军事思维方式转换下的必然要求

世界新军事革命正在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的军事体系产生全面而深刻的影响。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军事实践方式的变化，传统的军事思维方式已难以适应高技术战争的需要，军事思维方式的变换必然导致新的军事变革。高技术战争对传统军事思维方式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高技术战争对传统军事思维方式的实践基础造成强烈冲击；二是高技术战争对传统军事思维方式的要素和结构的强烈冲击。因此，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就必须调整为以制信息权为军事思维的重心。军事思维方式的变化和调整是军事变革的先导，军事变革是军事思维方式变化下的必然要求。

中国的军事变革是人类战争形态第三次时代转型的必然产物

军事变革通常发生在人类社会技术形态及战争形态出现时代转型的历史时期。而对人类战争形态的时代转型和阶段划分，江泽民曾指出：“人类战争在经过冷兵器战争、热兵器战争、机械化战争几个阶段之后正在进入信息化战争阶段。”从中国漫长历史不难看出，千百年来，中国好像并未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变革，在由冷兵器向热兵器、热兵器向机械化转变的历史关头，中国均错过了军事变革的良机，所以才有了近代屈辱挨打的历史。而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的军事实践是以工业时代的战争为背景，对部队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总体上是机械化战争时代的要求。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信息和网络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把人类社会的技术形态从电工业时代推向了信息网络时代，世界军事领域发生了一场深刻的革命性变革，战争形态随之出现了第三次转型-机械化战争形态开始转向信息化网络化战争形态。所以，世界各国不断调整军事战略，使其适应在信息网络时代下的高科技战争。这种转型促使世界新军事变革波及的范围不断扩展，变革的力度逐渐增强，同时也对中国军事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人类社会技术形态和战争形态的时代转型，也为中国的军事变革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军事变革是以军事技术变革为基础条件的，因此，必须充分利用最新科技成果，以信息网络技术为核心，带动和改造传统的机械化军事系统。使我国不会错失历史机遇，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变革。

中国军事变革的途径

人民解放军按照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目标，深化改革，锐意创新，加强质量建设，积极推进以信息化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军事变革。

大胆进行理论创新，充分发挥理论的先导作用

在中国现代史中，恐怕没有哪个军校的地位可以与黄埔军校相提并论。黄埔军校为中国的现代军队贡献了最多的元帅和将军，虽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它更接近培训班的性质，并不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军校。为什么一个军事培训班居然会培养出比正规的军事院校还要多得多的人才呢？其实，从人类的历史中不难发现，所谓的人才往往会在某种具体环境下形成集团涌现的现象。以秦末小小的沛县为例，居然出现了刘邦、萧何、曹参、樊哙等多位名人，而此后近2000年中，沛县几乎被历史所遗忘。类似的例子还有近现代史中的湖南，历史上湖南名人很少，所谓“不知有国家天下者”，但到清末则成了“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名人辈出，甚至形成“军无湘军不算军”的神话。但无论如何，黄埔军校当属典范，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从此走上了现代军事的发展之路。或者，黄埔军校的成功真正说明的只是一点：用现代军事理念武装起来的军人注定会比其他军人更优秀，即使他未必拥有更好的天赋。

要创新我们的思维，大大的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相当于西方的思维方式，有很多强项，但也有很多弱项，比如我举个例子，世界上的有两个绘画巨匠，一个是中国的徐悲鸿，一个是西班牙人毕加索。徐悲鸿画马画的好，毕加索喜欢画牛，正面的、反面的，按照中国人的思维徐悲鸿画马栩栩如生，外国人没有，毕加索的合是不拘一格，正面也画，反面也画，他甚至八字形车坐，拿到最高的殿堂里，还提供了艺术思维，他的思维影响了整个世纪后，思考在信息化战争下强军的过程中，就要多用毕加索超常的全部的立体思维。当年赫鲁晓夫和和美国进行冷战的时候，美国强大的航母对苏联的压力是非常大的，赫鲁晓夫提倡发展航母，海军四邻不同意。那我们发展什么，我们发展和潜艇。现在美国在搞全球的导弹防卫系统，防卫中国，防卫俄罗斯，但俄罗斯的导弹有机枪的突破能力，你搞防御体系，你俄罗斯有能力也搞，他们还是过去的思维。你有盾，我有茅，它们的作战系统很完善，如果从我们的角度上，从另外的角度突破的话，你有的我让你没有，这样的发展思路是一种超越和跨越的思路，要比那好的多。

20世纪70年代以后，伴随着信息化军事变革的酝酿和发展，世界主要国家都着眼于打赢信息化战争和建设信息化军队，并不断进行军事理论创新，中国的军事变革也与各种理论创新相伴而行。海湾战争后，我国对新军事变革、信息化建军、信息战争等问题的理论认识上升到全新的高度。伊拉克战争后，我国更是认识到先进的军事理念在现代战争中的巨大作用。

提高军队信息化条件

到底什么是信息话呢？先举个例子：1.某位士兵在A区发现有埋伏，但是没有重型武器，通过视频将情况报知总部，总部经过传送位臵，确定士兵方位，调用侦查卫星，将侦查情况返回到士兵和指挥部处，经过讨论认为确实有埋伏，需要通过远程打击火力消灭，根据士兵发回的坐标，协调远程空军进行精确打击。空军驾驶员可以在飞机上通过士兵的侦查设备，观察打击目标特点。2.与某大国发生战斗，处于前沿的军舰已经锁定目标，但是已经没有导弹了，这时在海岸附近发射远程战术导弹，在飞行过程中，导弹自动由地处前沿的军舰进行导航（而非导弹发射基地进行控制），最终摧毁目标。以上可以体现了。信息化作战的特色，每一个人在信息系统中都是一个节点，拥有特定的数据编号，可以反馈战场信息，并在系统中反映出来，系统根据节点的反馈问题，并且借助其他节点对目标进行打击，并且根据系统评估，可以暂时交付节点一些远程打击武器的控制权、导航权、先决权。在某个特定时刻拥有指挥权，调动权。也就是说战场上每个人都是一个系统的触角，成为战场神经。同时根据战场的突变性，又可以成为战场的决策者，控制者。

信息化战争将成为21世纪的主要战争形态，我军必须以信息化建设为主要目标。战争形态是人类生产力发展的衍生物。人类所经历的冷兵器、火器、机械化等战争形态，都是当时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在战争领域的产物。在人类日益步入信息化社会过程中，新科技革命的浪潮也使信息化战争成为战争形态演进的必然趋势，其主要表现是：武器装备趋向智能化，指挥控制趋向自动化，以电子战、计算机网络战为主要内容的信息战开始登上战争舞台。

我军现在仍处于机械化半机械化阶段，尚不具备全面转向信息化建设的条件，必须同时完成机械化与信息化建设的双重任务。机械化与信息化，是军队在不同历史时期建设与发展的特征。机械化的标志是以机械大工业为基础，主要依靠飞机、舰艇、装甲车辆实施机动和作战；信息化的标志是以现代信息技术产业为基础，实现武器装备智能化和指挥自动化。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也决定了在短时期内还不可能全面建设信息化战争所需要的作战体系。我们必须将信息化与机械化融为一体，同步推进，走适应新军事革命发展要求、具有我军特色的发展之路。

加快武器装备现代化 人民解放军把武器装备作为加速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重要物质技术基础，依托国家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适应国家安全需要，不断加快武器装备现代化进程。

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军使用的精确制导炸弹仅占总弹药的约8%；而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和2001年阿富汗战争中，这一比例分别上升到约40%和70%。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将基本上全部使用精确制导武器。美军装备越来越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正向智能化和一体化发展。

伊拉克战争中，美军装备了大量无人作战装备。美空军在这次战争中配备了“捕食者”、“暗星”和“全球鹰”等各式无人驾驶飞机，其中“捕食者”无人飞机除了执行低空照相任务外，还加装了激光制导武器，用于对敏感目标和伊拉克防空力量严密的目标进行精确轰炸。美海军装备了远距离环境测量装臵、“鲸鱼座”和“海洋探险者”等多种小型无人潜水器，对复杂海域进行探测并排除水雷。美海军陆战队装备了100多套K8城市机器人系统以及约200套陆战型“旅鼠”无人地面车，用于城市巷战。美陆军装备了MPR-800型多功能机器人，能完成地雷探测与排险、灭火、监视、清除放射性沾染等工作。

为增强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能力，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建设注重顶层设计，坚持走以信息化为主导、机械化信息化复合发展的道路，努力建设规模适度、结构合理、精干高效、整体优化的现代化武器装备体系。优先发展高新技术武器装备。加大科研攻关力度，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研发新型信息化作战平台和精确制导弹药，研制新型电子对抗装备，着力增强精确打击能力和信息作战能力，努力缩短与世界军事强国武器装备之间的差距。

在2009年国庆60周年大阅兵的庆典上，我们也欣喜的看到了一大批精良的武器装备，99式主战坦克，歼10战斗机，歼-11重型战机，空警2000”大型预警机。。。

实施人才战略工程

科索沃战争正是本世纪下半叶几场高技术战争的代表作，可用以下几句话来概括：电子战武器首当其冲，精确制导武器大开杀戒，战略轰炸机远程出击，隐身战机冲锋陷阵。在这场“不对称”的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充分发挥其高技术武器装备的优势，采用“不接触”战术，对南联盟进行了狂轰滥炸。但是，处于劣势的南联盟军队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并成功地击落了包括美军最先进的F-117A隐形战机和无人驾驶飞机在内的几十架北约战机，取得了值得称道的战绩，与海湾战争中伊军的表现相比，不能不说有天壤之别。其原因之一是南斯拉夫有一支素质很高的职业化军队。虽然南斯拉夫最终在北约的强大压力下作出了让步，但是南军的表现却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在“不对称”战争中，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一方，只要人的素质过硬，仍然是大有作为的。我军要想在未来高技术战争中以弱胜强，就必须着眼高技术战争的发展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军事人才，以求的在高技术战场上形成我军的人才相对优势，以弥补武器装备的劣势。

2003年8月，中央军委制定实施军队人才战略工程规划，提出力争经过一二十年的努力，拥有一支懂得信息化战争指挥和信息化军队建设的指挥军官队伍，一支善于对军队建设和作战问题出谋划策的参谋队伍，一支能够组织谋划武器装备创新发展和关键技术攻关的科学家队伍，一支精通高新武器装备性能的技术专家队伍，一支能够熟练掌握手中武器装备的士官队伍。人才战略工程分两个阶段实施：2010年前使全军人才状况明显改观，作战部队人才建设大幅跃升；2011年到2020年，实现人才建设大的跨越。

加强联合训练

若干年前，美军在作战实践中发现了三军联合行动的魅力，便开始探讨通过联合训练获得联合行动的能力。经过联合训练的初步实践，明确提出了“发展联合训练能力”的军事训练转型设想，其主旨是通过构建联合训练的新模式，既实现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等各军兵种之间的高度融合，又使常备力量与后备力量之间、军队与政府各部门之间、本国军队与盟国军队之间实现全面融合。

这一设想的意义非同一般。从后来的战争实践看，美军正是依赖于军事训练方式的全面转型，保持着压倒性的战场优势。世界近期发生的几场局部战争，便可以证明这一点。伊拉克战争，美军联合行动能力小试锋芒。到了阿富汗战争，美军的联合行动能力上了一个新台阶。当人们从电视画面上清晰看到美军特种兵手持海事卫星电话，呼唤空中梯队对刚刚发现的目标实施追踪打击时，便真实感受到联合行动的力量。人民解放军适应现代战争的主要特点和样式，加强各个层次的诸军兵种联合训练，提高联合作战能力。随着军事变革的不断发展，信息化条件下作战越来越呈现出一体化联合对抗新模式。由于我军的一体化联合作战训练起步较晚，加之各种条件和矛盾的制约，联合的理论和实践都刚刚起步，尤其需要进一步研究探索，推进和发展深度的联合。

深化联合战役训练。开展联合战术训练。改进联合训练手段。培养联合作战指挥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