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现代农业经营方式与组织创新

第一篇：文献综述现代农业经营方式与组织创新

现代农业经营方式与组织创新

摘要：中国农业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主流的过程中，随着各种条件的变化，中国农业经营方式和组织应该适应现代农业的要求，不断调整以适应生产力的变化。现代农业经营方式与组织创新的道路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农业经营方式；农业组织创新；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Modern agricultural mode of oper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Abstract：China's agriculture to gradually integrate into the mainstream of world economy, with a variety of changes in conditions, the agricultural mode of operation and organization should be adapted to the requirements of modern agriculture, and constantly adjust to changes in the productivity.Modern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style and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on the road a long way to go.Key words：Agricultural operations;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innovation;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agriculture;leading enterprises

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农村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二十多年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深刻表明农业增长对工业化和一般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速水佑次郎等，2000)。而目前我国农业经营方式，从总体上看仍处在由传统家庭经营为主的运作模式向现代经营方式过渡的阶段，转变农业经营方式和组织创新是目前实现农业再次飞跃较现实的选择。农业经营方式和组织创新的必要性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上一直采取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经营模式，实质上就是“包产到户”或“均田制”，在一定意义上而言就是平均主义。这一经营模式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但经过近30年的发展，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活和社会无不都在经历巨大的变革，作为家庭联产责任制这一经营模式已逐步暴露出与社会化、专业化、现代化大生产不相容的特性（夏永祥,殷杰，2005）。

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强调的是社会分工的细化和协作能力的增强，但现行农

业生产经营模式则处于一种“独立、分散、无序”的状态。

1.1 转变农业经营方式的必要性

中国农业增长，始于农地制度变革，和随之而演变的农业经营方式(张红宇，2002)。变革以土地所有制为核心的农地制度需要付出不可预测的巨大变革成本，因此，农业自身经营方式进一步调整和更新就成为惟一选择。邓毅敏（2004）从宏观市场环境分析，农业超小规模、高度分散的经营方式与大市场的矛盾日益尖锐，土地细碎化与规模经济相悖，以家庭为主体的农业经营方式使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无法进行，加上分散的小农生产经营方式吸纳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能力十分有限，这都表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农业经营方式亟待革新。从微观市场主体来看，无论是公司还是农户都有进行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创新的动力。在加入WTO后的国际经济环境更是要求我国农业经营方式进行变革和创新。

1.2 农业组织创新的必要性

国际经验表明,建立现代农业制度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要大力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积极推进农民的各种联合与合作,创新农业经营方式,培育发展现代农业经营组织,发展现代农业重在农业组织制度创新（杨红炳，2011）。此外，马敬桂和黄兴年（马敬桂，黄兴年，2004）从交易成本的角度分析了农业组织创新的必要性，认为农村经济组织的创新和完善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增加商品产出，保证交易秩序和利益的协调，其改善和创新的路径在于不断修补组织缺陷，降低交易风险和交易费用。同时将农户与市场衔接起来。实现现代农业经营方式和组织创新的措施

为使我国农民、农户经营适应人世后的国际形势及现代农业的发展，使我国农业经营方式和农业组织实现现代化转变，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呢？

2.1进一步完善家庭经营组织，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常金海和刘秀兰（常金海，刘秀兰，2001）在研究后认为，首先要进一步完

善家庭经营组织自身的创新，建立灵活运转的农地流转机制，促进家庭经营组织产权制度的完善和经营规模的扩大，通过发展兼业经营和联合经营，增强农民家庭经营组织的经济实力，积极培养大批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的新型家庭农场

主。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司长孙中华（2011）也表示，要在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的基础上，加快建立健全土地流转市场，引导土地承包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2.2 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努力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

樊端成（2011）在结合了广西特色后分析得出，提升农业生产专业户，建立新型农业合作社，发展农业股份制企业，有利于促进农业快速持续健康地发展，在农构建多元化的农业经营组织结构，不断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民家庭经营组织向外部拓展，与相关的服务组织在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下，采取松散型和紧密型的契约合同方式建立起各种联合经营组织，形成以农民家庭经营组织为基础和轴心的农业微观组织链。其基本的运作模式可以设定为农民承包，区域联片，专业合作，一体化经营；其具体的经营组织形式主要有“农民联合体”、。公司+农民”、“中介组织+农民”、“合作社+农民”等，农业组织化程度将大大提高（吴玲，杨成乐，2008）。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现有“合作组织+农户”、“协会+农户”、“公司+农户”等方式，组织程度仍然不高，利益摩擦较多，对农户生产经营的带动能力不强，亟待形成更有效的市场组织形式和经营机制（汤可可，穆宝成，2002）。而加速农业经济组织创新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的内在要求（陈丽娟，2002）。

2.3 大力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

农业产业化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农业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农业

产业化经营的本质是“一体化”（冯飞，张晓，2006）。我国农业产业化的目标是，围绕提高农业效率与效益，提高农民的比较利益，通过制度创新和投入要素的组合，走集约化发展农业的道路，建立起与中国面向21世纪的国民经济现代化目标相吻合的现代化新型农业体系，通过实现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最终消除我国国民经济系统中工农业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国民经济一体化（赵其真，田永力，2004）。

2.3.1 培育壮大龙头企业，推动企业向集团式扩张

滕锡尧，刘东生（2009）指出，要多渠道加大投入，培植龙头企业发展后劲；搞活经营机制，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依靠科技和人才，提高龙头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而公司制则是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的另一种新形式,是农业经营

主体通过自身资本积累或以合伙的方式组建农业公司进行农业开发与经营的一种农业经营管理方式,是现代农业经营的理想形式（邓勤，2003）。

2.3.2 引导龙头企业与合作社、农户有效对接，推动利益联结关系向紧密型发展

引导农户、合作社以资金、技术、劳动等要素入股龙头企业，形成产权联合的紧密型利益关系，切实按照合作协议和章程给予农民股份分红和利润返还，让农户从产业化经营中得到更多实惠（何灵，2011）。

2.3.3 建设产业化示范区，推动发展模式向集群带动转型

2.3.4 加强市场组织创新

结合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深化农村社区合作经济体制和城市商贸流通体制的改革，实现市场组织创新，城乡互动推动各种经营服务组织由少到多、由小到大地健康发展，正是农业产业化的必由之路（郭灿章，2006）。工商企业应成为市场组织创新的重要主体，要协调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加强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要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增强集体服务功能大力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培育多层次、多主体的服务组织，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就要强化农业公共服务能力建设，大力培育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创新农业社会化服务机制（李成贵，2007）。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努力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加快转变农业经

营方式，要把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作为基本方向（陶武先，2004）。在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前提下，必须着力推动家庭经营向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方向转变、统一经营向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和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的方向转变，不断提高家庭经营集约化水平、统一经营组织化程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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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本论文是在王雨林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在此对王雨林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第二篇：我国现代农业组织创新的制度含义与组织形式

我国现代农业组织创新的制度含义与组织形式

在农业市场化进程中,家庭承包制下的双层经营体制已步入困境,尤其是在入世推进的农业竞争国际化条件下,农业组织创新滞后于市场化进程,使农户进入市场面临很大的能力障碍,需要建立能够将农户塑造成合格市场主体的微观农业组织形式。在农业发展新阶段,传统农户形式的农业组织面临制度失败,农业组织创新滞后于农业现代化进程,缺乏对农户吸纳资本、技术和经营管理等现代要素的制度激励,要求通过组织制度创新,将传统农户塑造成吸纳先进农业生产要素的农业发展主体。

本文通过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及相关调查,认为解决我国农民收入问题和化解小农户生产与大市场矛盾的根本途径是现代农业组织形式的创新, 包括从家庭承包制向家庭农场转变的制度变迁和微观主体塑造。

一、现代农业组织创新的双重制度含义:制度创新和角色塑造

组织和制度是制度经济学中既有联系又相区别的两个概念。康芒斯将组织(家庭、公司、工会、同业协会,甚至国家)称为制度,科斯将企业称为制度,诺思则强调组织和制度的区别与联系:“我们要把制度和组织区分开来。制度是社会游戏的规则,是人们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流行为的框架。如果说制度是社会游戏的规则,组织就是社会玩游戏的角色。”“和制度一样,组织也提供了一个人们发生相互关系的结构。当我们在探讨由制度框架所引起的成本时,我们确实会看到它们不仅是这一框架的结果,而且还是这一框架下所发展的组织结果。因此,我要强调的是制度与组织的相互关系。组织是在现有约束所致的机会集合下有目的的创立。这些约束包括制度制约和传统经济理论中的一些制约,制度变迁的一个主要动因是企图实现这些目标。”[1]诺思在对作为“社会玩游戏的角色”的组织和作为“游戏规则”的制度进行区分的同时,给出了制度框架和组织演进之间的关系。丹尼尔·Ｗ·布罗姆利也强调,作为“便于协调人们行为的社会规则和准则”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与作为诸如市政委员会、大学、教堂、农业研究所和其他政府机关之类组织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之间存在区别。他主张最好不要认为由制度界定的某些组织或社会规划是制度,因为这些组织或社会规划是由制度界定而存在的[2]。所以,如果不把组织与作为“行为规则”的制度相区分,可以像康芒斯和科斯那样,将经济组织、政治组织等称为制度。如果强调组织与制度的区别,如诺思和丹尼尔·Ｗ·布罗姆利的观点,则将组织视为制度的“结果”和参与者。若长期、动态地观察组织,应持前者的观点,即组织具有“制度”的意义;而从短期、静态的观点来看,组织则具有“角色”的意义。

现代农业特征决定了现代农业组织特征。人们在研究分工时发现,技术的进步、生产率的提高、个人间相互作用和依存程度的提高、整个人类社会所拥有的知识的增加、市场一体化程度和市场容量的增大、企业的出现和发展、个人专业化程度和全社会职业多样化程度的提高等,都与分工演进相关联。这里,与分工演进相关联的是市场化、专业化和社会化,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进程,就是分工的发展。现代农业以互相联系的三个特征,从本质上区别于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即市场化、专业化和社会化。其他如组织化、规模化、商品化以及现代技术水平等特征都是派生的物象特征,是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自然实现的,不是规定性的。现代化农业的特征决定了现代农业组织是面向市场配置资源要素,进行专业化生产,广泛参与社会分工协作的有效率的农业组织形式,它的运行机制有三个方面。其一,资源配置机制。传

统农业以家庭劳动与家庭消费的均衡为机制,在混合农业阶段,以充分利用家庭劳动力,获得比较保险的收入为原则。现代农业则不以组织为边界,而是面向市场,追求利润最大化。其二,激励约束机制。传统农业组织主要是隐性激励, 靠非正规制度约束。在现代农业组织内部,显性激励增强,约束更多是靠正规制度发挥作用。其三,风险分担机制。传统农业是靠传统生产,追求风险最小化,混合农业阶段靠组织内部多样化生产来分解风险,现代农业组织则依靠市场化解风险,而且有较强的风险收益偏好。在市场化、专业化和社会化的制度特征规定下,现代农业组织有着与其运行机制相统一的组织特征。现代农业组织在组织形态、生产要素配置、行为主体等方面表现出其组织特征,如企业化、规模化和组织化等。

现代农业组织创新,是适应农业生产力向现代化水平发展的需要。塑造市场化、专业化和社会化的现代农业发展主体有两重含义:一是建立现代农业组织制度的制度创新;二是进行现代农业主体的角色塑造。作为制度创新,现代农业组织创新是对原有制度安排的调整或改变,是在生产关系方面的革新,其本质是产生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创立和完善一种协调人们利益关系的新制度形式,即企业制度。在交易的社会中,制度安排有三种形式,即企业制度、市场制度和政府制度。企业制度不仅是一种规范人们利益关系的制度形式,而且还有利于促进市场制度效率的提高和政府制度的公平。现代农业组织制度创新的核心,是形成一种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作为角色塑造,现代农业组织创新就是塑造现代农业发展主体,培育和吸纳现代生产要素的先进农业生产力组织形式。角色塑造的核心,是塑造农业发展主体的激励机制,实现充分激励。在我国农业发展新阶段和农业市场化进程中,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绩效的衰减,在制度意义上表现为原有利益协调机制的失效,新的机制尚未形成,农民利益流失严重,产生农民收入问题。在角色意义上,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下的传统农户,在“散、弱、小”的状态下,原有激励机制的激励水平下降,农户发展现代农业的动力不足,进入市场开展竞争的障碍较大,争取公平利益的能力较弱,造成传统农户经营与农业市场化的矛盾。所以,现代农业组织创新的任务,就是在家庭承包制度的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和角色塑造,构造适应市场经济和发展现代农业需要的利益协调机制和利益增进机制。

二、我国现代农业组织形式:家庭农场

通过对山西省右玉县的养殖业和河南省鲁山县的荒山开发进行调查,我们发现,正在萌芽的家庭农场开始显现出现代化农业组织的雏形,具有现代农业组织的特征和完善的利益协调机制与利益增进机制。

(一)家庭农场的制度特征

1.市场化特征。家庭农场与家庭承包经营制下农户的首要区别在于依赖市场而存在,具有显著区别于传统农户的市场化特征,即通过市场获取土地、劳动、资金和技术来满足利润最大化的生产需要,根据自身比较优势在比较利益选择中进行经营决策来满足市场需求。

首先,是外向性,即家庭农场随着市场规模扩大而产生和发展。市场规模扩大,农民能够以市场为导向进行生产经营决策,捕捉获利机会。山西省右玉县是地处晋蒙交界的半农半牧县,通过建立“玉羊市场”,带动了该县羊养殖业。2002年全县羊饲养量达40.1万只,出现了一批羊养殖户。市场规模的扩大,为奶牛养殖业提供了更为有利的发展机会。2002年9月,新城镇的东升奶站建成,养殖户可以将鲜奶交售到奶站,再销往80公里以外的蒙牛乳业公司,打开了奶牛养殖业发展的市场空间。河南省鲁山县在荒山开发中出现了一批林果庄园式的家庭农场,经营者广泛联系科研院所,引进“新”、“特”、“奇”、“优”品种,满足市场需求。

其次,是开放性,即家庭农场从家庭外部获得资源要素。(1)土地。家庭农场经营的土地是通过承包(不只是集体分包部分)、租赁、拍卖和入股等形式形成经济规模,而且经营者或土地不局限于原农村集体。河南省鲁山县有5%的农场经营者来自本县以外,其经营面积占荒山开发面积的10.9%,而来自土地所在集体之外的县内经营者有25.4%,其经营面积占荒山开发面积的39%。所有从事荒山开发的经营者都以不同形式、在不同程度上扩大经营面积,其土地使用权是通过市场获得的。(2)资金。资金是从事经营性生产的关键要素,尤其是家庭农场进行的是开发性或资金集约度较高的非传统性质的生产经营活动,投资规模超过农民家庭的经济能力和积累水平。因此,家庭农场通过亲朋借用、合资入股、政策贷款、质押贷款等形式筹集投资。在调查到的经营者中,90%以上都有借贷款活动。(3)劳动。在10头牛和50只羊以下规模的养殖业中,靠家庭劳动力可以完成,而规模更大的养殖业,则需要雇工。在荒山开发的初期,季节性雇工规模更大。(4)技术。家庭农场与家庭承包制的显著区别是技术的复杂性、先进性和知识性,而不是经验性。农场经营者的特点是对技术敏感,一方面积极从外部吸收,另一方面主动创新。

再次,是竞争性,即家庭农场选择生产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产品。通过将资源优势和市场需求合理地结合,把当地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上的优势产品。右玉县的自然条件具有发展畜牧业的比较优势,特别是在退耕还林还草的政策背景下,缩减粮食种植面积,发展草食畜的养殖,具有更大的比较利益。农民以养羊替代养猪,当建成奶站打破牛奶的市场需求约束后,奶牛养殖体现出更大优势。在政策要求禁牧圈养的情况下,养羊成本增大了,圈舍投资和场地空间也约束了羊养殖规模,这加速了右玉县的草畜养殖业,农民由养羊向养牛调整。奶牛养殖业劳动集约程度大,科技含量高,专业性强,能够更充分地利用该县的自然条件和资源优势。

2.专业化特征。在传统农业阶段,自然经济通过生产多样化满足自给需要。在混合农业阶段,农民通过经营多样化(主要是兼业)满足效用最大化。向现代农业跨越的家庭农场主要是通过专业生产经营,实现利润最大化,表现为经营的专业性、生产劳动专业性及资产和技术的专用性。

首先,家庭农场生产经营专业化。与家庭承包制的兼业农户相区别,家庭农场的主要特征是以一业为主,围绕主业经营。在鲁山县经营林果业的农场中,多是兼营草鹅、羊、猪等养殖业,一则除草,变废为宝,二则增加有机粪肥,三则加速资金积累。鲁山县董周乡的冯树涛,开发本组和临村的荒山500亩,栽种“丰雪桃”,通过投资0.7万元进行林内养草鹅灭草,每年节省除草投入1.5万元,同时增收1.5万元。郭庆伟承包荒坡600亩,栽种梨树和板栗,林内套种红薯,再用红薯养猪,用猪粪为果树追肥。右玉县新城镇奶牛养殖户邢权,养殖种植兼营,种植为养殖服务,不仅用自有承包地种玉米,还租种了土地,加工青贮饲料,扩大养殖规模。

其次,农场内部劳动分工专业化。经营规模越大,农场内部劳动分工特征越突出。在奶牛养殖中,养殖规模小于10头的农户对家庭劳动是全过程参与的。当养殖规模超过10头,有外雇劳动力时,就会出现拌喂饲料、挤奶和出粪扫圈的专业劳动分工。当养殖规模达到30～50头时,就有更多、更细的内部分工。河南省鲁山县董周乡平安村王宝辉,购买了1500亩荒山的50年使用权,进行荒山开发。他雇了3个技术员,分别负责肉牛养殖、林果生产和园林绿化,还雇了14个固定工,除常年管护劳动外,在农忙季节负责管理临时工的劳动。

再次,技术和资产的专用性增强。与传统农户相比,家庭农场表现为技术密集型生产。专

业化经营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使家庭农场的专业性资产投入不断增加,资本和技术等现代要素含量增大,集约度提高,现代化程度越高,资产专用性越强。河南省鲁山县的林果业需要高品质、新品种的苗木及其种植和管理技术,要求专业技术投入增加。农户每年要花费150～500元订阅技术和信息报刊,并且自己外出请专家指导,答疑解难。在农场内部,他们自己摸索和创造出效果显著的实用技术。鲁山县的刘大国经营“杏春园”,在授粉期,采用向果树喷洒糖水的办法,吸引周围山林里的蜜蜂进园,效果极好。宋建民在经营“林丰庄园”时,针对害虫习性配制药剂,采用果树挂瓶诱杀害虫,实现无公害化生产。右玉县养殖户与兽医站、畜牧局、饲料商保持技术服务关系,包括治病防疫、人工授精和饲料配比等。

3.社会化特征。农村一个产业的兴起,会在产业链条上分化出多个专业环节,并随着产业的发展,不断扩大规模。社会化特征表现为社会分工条件下形成的专业生产格局以及专业经营主体之间的市场联系方式,即经济联系网络化、交易方式契约化和区域生产专业化。

首先,经济联系网络化。与传统农业条件下的农户相比,现代农户不再是封闭、独立的经济单元,而是参与社会分工的开放型经济主体,是产业链条上的专业区段和环节。鲁山县在荒山开发中形成的分工体系是:劳动力、技术、生产资料(肥、药和机械等)、种苗供给者→家庭农场→果商→终端市场。在右玉县的奶业链条中,有饲料商、兽医→奶牛养殖户→奶站→乳业公司等主体。在这种链型分工体系中,传动着物流、技术流和信息流,生产技术从产前服务延伸到家庭农场,产品市场信息从终端反馈到家庭农场。这样,形成纵横两个方向的经济联系。一是市场作用下的纵向产业连接。在争取市场获利机会的竞争中,农场内部专业化生产和社会化专业分工之间的互动,形成不断完善的产前和产后社会化服务体系。二是合作基础上的横向联合。在纵向的不同主体间的博弈中,单个家庭农场处于弱势地位,要赢得市场中的有利地位,家庭农场必须在服务、销售等交易环节走向合作。目前,家庭农场间的横向合作还很薄弱,家庭农场的进一步发展,是横向合作发展的基础。

其次,交易方式契约化。交易对象不确定、交易地点不固定、质量标准不统一、交易博弈一次性,是传统交易方式的主要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以传统方式进行的交易活动所发生的费用必然高于现代的交易方式。与传统小农相比,家庭农场不仅以契约方式的交易行为居多,而且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家庭农场契约性质的交易方式可有效降低交易费用。在山西省右玉县新城镇的奶牛产业中,从内蒙古的蒙牛公司到右玉县的东升奶站,再到周围几十家奶牛养殖户,质量标准、结算方法和权利义务都是事前约定的,形成一个契约稳定的交易链。奶站向乳业公司送奶,每次要做微生物、蛋白、脂肪、酸度等化验,奶站也对养殖户交奶质量进行检测。这样,在交易对象固定、面对多次博弈的条件下,家庭农场比传统农户能够更好地发挥信誉机制的作用。

再次,区域生产专业化。专业市场拉动型的山西省右玉县的养殖业和优势资源依托型的河南省鲁山县的林果业,这些发展起来的新产业已成为县域性主导产业。产业集聚效应迅速增强,产前和产后服务体系更加完善,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形成区域化专业生产,从而实现优势资源、相关产业支撑优势产业的发展,优势产业推动区域专业市场的形成。

(二)家庭农场的组织特征

在生产要素的物象特征上,家庭农场有别于传统农户,表现为技术现代化、生产规模化、经营企业化,经营者由传统农民向企业家式的现代农民转变。

1.现代化技术。家庭农场为了适应规模化经营的需要,克服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十分重视运用现代化生产手段和现代科学技术。在湖北省松滋市,凡是经营面积100亩以上的农场都实现了机械化,机械化程度高于普通农户和统一经营的集体组织等其他农业组织形式,而且无论规模大小,家庭农场主都非常重视学习和运用科学技术,许多经营者不仅订购了多种农业科技刊物,还与高等农业院校和农业科研机构紧密联系,争取得到指导和帮助。

2.规模化经营。湖北省经营基本农田(多为弃耕田)的家庭农场,其最小规模是30亩以上,最大规模近2000亩;经营山地、水域,特别是经营“四荒”地的民营农庄最小规模是50亩以上,最大规模是万亩以上,巨型家庭农场(鄂西自治州楚业农庄)达4万亩,即使是规模最小的家庭农场也是承包农户平均土地规模的4倍以上。在河南省鲁山县荒山开发中,家庭农场平均规模为419.5亩。由此,家庭农场实现了土地经营规模化。

3.企业化管理。家庭农场突破了封闭的以家庭成员劳动为主的格局,采取了开放式的雇工经营为主的方式。松滋市150个农场把雇请的常年工、季节工、临时工折算成整劳动力,共雇请了2171人,平均每个农场14.2人。被雇请的人大体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经营管理者,二是直接生产劳动者,他们都是经过农场主严格挑选的,综合素质较高。因此,家庭农场集中起来的是来自各地的种植、养殖业及其相关加工业的骨干和能手。被雇佣的常年工、季节工的报酬一般采用月薪制,以现金支付。经营管理者每月500～1000元,劳动者每月300～500元,均以技能、绩效为依据确定,有的年终还按效益分成或发给奖金。雇请的临时工的报酬一般采取日薪制,根据劳动强度、定额指标和所需技能,以现金当天付给,每天15～30元,除工资外,还免费供应午餐。从大多数家庭农场来看,不仅突破了以家庭成员劳动为主的经营模式,而且改变了传统的家长式管理方式,雇请懂技术、善管理、有权威的人承担具体的生产经营及管理工作,形成农庄主、经营管理者(常年工)、直接劳动者三层次的格局。相当一部分家庭农场进行了投入产出的记载和核算,有的还制定了比较规范的章程、财务管理制度、劳动管理制度和激励措施[3]。

4.现代化农民。企业家能力是现代经济中作用日益突出的核心要素,决定着其他要素的配置和利用效率。经营家庭农场的现代农民的特征,可以从进行典型调查的农户的个体差异和类别特征得到反映。首先,是对农业的观念有所改变。现代化的农民不再认为他们生产经营农业仅是生存的手段和方式,而是将其视作有希望的事业。其次,是现代农民对风险态度的改变,即从消极回避风险转变为积极获取风险收益。再次,是现代农民有较强的经营能力。正在成为现代农业发展主体的农民有两大来源:一是从传统农民进步而成的先进代表,他们有知识,有能力,阅历丰富,社会资本雄厚,成为农村的“先富群体”,包括在农村经营过工商业的业主、农村干部以及靠积累逐步起家的普通农民;二是从非农群体跳到农村的新型农民,他们观念新,信息灵,看到现代农业的发展前途,在利益比较中选择了现代农业。在进行典型调查的右玉县和鲁山县18个家庭农场中,经营这些农场的现代农民以高中文化水平为主体,有较宽的视野,年龄在40～50岁。可以说,塑造我国现代农业发展主体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培养具有企业家能力的核心农民。

三、结论

家庭农场的发展,是建立企业制度的制度变迁,核心是塑造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协调机制。政府与农民的利益关系,是以公平的政府制度为实现条件。农民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利益

关系,是市场主体之间的平等利益关系,依靠公平的市场制度来实现。然而,农业特征决定了家庭农场的古典企业形式,它不能普遍以公司制大规模企业形式来降低交易成本,并与政府和其他市场主体保持平等的谈判地位,而是需要以农场主合作的组织来补充。通过订立契约建立的农民合作组织,为其成员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不仅包括产品,还包括资源、要素、技术和信息等。在不损害家庭农场独立性和完整性的前提下,即在不损失家庭经营激励作用的条件下,农民自愿参加,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具有退出机制,并以契约为基础,为家庭农场参与市场竞争、争取制度公平而存在,在家庭农场具有充分的激励机制的基础上,补充利益协调机制,维护农民利益,并有效化解政策风险、市场风险、自然风险和道德风险。

家庭农场是培育农业微观主体的角色塑造,核心是完善现代农业需要的利益增进机制,提高激励水平,使农民做出生产性努力和分配性努力,提高生产效率和交易效率,在生产性努力中,成为吸纳现代要素的先进农业生产力的载体;在与政府之间的分配性努力中,争取公平的政府制度,成为增强农民集团影响的社会主体;在与其他市场主体之间的分配性努力中,成为提升农民市场地位的合格市场主体。所以,家庭农场是具有“平等的社会主体”、“合格的市场主体”和“先进的生产力载体”三重性质的现代农业微观主体。

第三篇：发展现代农业重在农业组织制度创新

发展现代农业重在农业组织制度创新

杨红炳2011-04-0

2摘 要： 发展现代农业固然要靠物质技术装备做支撑，也要靠现代农业制度做保障。国际经验表明，建立现

代农业制度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要大力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积极推进农民的各种联合与合作，创新农业经营方式，培育发展现代农业经营组织。鉴于农业组织创新对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意义，深入研究我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农业合作组织创新的对策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现代农业，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创新

国际经验表明，建立现代农业制度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要大力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积极推进农民的各种联合与合作，创新农业经营方式，培育发展现代农业经营组织，发展现代农业重在农业组织制度创新。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发展现代农业固然要靠物质技术装备做支撑，更要靠现代农业制度做保障。

一、发展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重要意义

1.有利于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力度，建立促进现代农业建设的投入保障机制。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国家农业补贴的重要组织载体。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自身具有弱质性特点，面临着比其他产业更高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因此政府必须扶持农业。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小农户与大生产、小规模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将是我国农业发展长期存在的基本矛盾，长期以来，政府主要通过农业产业化，通过扶持涉农龙头企业来带动农业发展。“公司+农户”模式中的龙头企业虽然对解决农民的“卖难”问题有重要作用，但由于公司与农户并没有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而是两个利益个体，公司与分散农户之间的力量对比悬殊，公司往往单方面决定服务条款和价格，不愿意向农户让利或尽可能少向农户让利，分散农户由于谈判地位低，往往处于从属的地位，利益常常受到侵犯。可见，“公司+农户”并不是带动现代农业发展的好的途径，完善

农业产业化的一个选择是建立由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各种专业合作社。从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韩国等的经验看，政府都是通过扶持合作社带动现代农业发展的。

农产品市场通常是一种单边垄断市场：从事供应、加工、仓储、运销的厂商，通常是一个小数群体，他们之间易于进行勾结或达成默契，对市场价格实行垄断性操纵，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则是一个大数群体，他们之间常常存在着激烈竞争，因而在与厂商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因而，通过将农民组织起来，加强农民之间的联合与合作，变“分散入市”为“有组织人市”，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善市场结构，降低交易成本，获得规模经济。长期以来，农民只占有农业生产中的利益，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环节的增值一直游离于农民之外，通过将农民组织起来，加强农民之间的联合与合作，向农产品的加工和销售环节延伸产业链，能够有效克服农民在农业产业收益中的边缘化状态，使农民成为整个农业产业体系的受益主体。

2.有利于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强化建设现代农业的科技支撑。农业的现代化就是把科学技术不断应用于农业生产的过程，依靠技术进步，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这是当今世界农业发展的一大趋势。目前，我国分散、弱小的农业生产经营者由于资金、信息市场风险等原因对农业科技吸纳能力弱，难以成为农业技术创新的主体，而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可以在科技成果的运用以及技术的创新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我国一些地区的实践证明，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既能引导农民成为农业科技的需求主体，又能引导农民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从而推动我国的农业现代化进程。

3.有利于农业的标准化生产和品牌化发展，提高农业竞争力。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不同，标准化是现代农业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农业的标准化包括标准化的操作规程、标准化的栽培技术、标准化的养殖模式、标准化的产品形态。大量事实证明，发展标准化产品，全面提高农产品的质量，这是人民生活由温饱走向小康和富裕，市场需求向多元化、优质化发展的要求，也是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扩大农产品出口的重要措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通过带领农民调整产业结构，不断引进新品种，采用行业标准对产品进行引导、管理和控制，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有利于农业的标准化生产和品牌化发展，有利于提高农业竞争力。

4.有利于向农业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健全发展现代农业的产业体系。与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相比，现代农业随着农村经济市场化进程的加快，逐步走向专业化、社会化、集约化，按分工分业的要求，实行开放型、市场化的生产方式，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多种服务渠道、多方力量广泛参与的服务体系。这套服务体系是

现代农业发展赖以支撑的、不可或缺的制度安排，也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的重要途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通过整合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和产后环节，延长农业产业链条，积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流通，形成产前、产中和产后多元利益主体的一体化经营，一方面挖掘了农业的内涵，另一方面又拓展了农业的外延。

5.有利于培养新型农民，造就建设现代农业的人才队伍。农民特别是农业劳动者的素质是农业生产要素中的决定性因素。农业合作经济组织能够在科研机构、政府的技术推广部门与农民之间发挥桥梁作用，通过定期邀请专家来现场进行指导、集中培训、重点扶持等途径，大大提高了农民的技术素质，造就了一大批懂技术的发展现代农业的主力军。同时，农民在参加农业经济组织的经营管理活动中，逐渐掌握了农产品贸易的知识，提高了经营管理水平。

二、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存在的问题

1.法规和政策供给不足。首先，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法人地位缺乏法律支持，外部发展环境不够理想。《农民专业合作社》明确了依法成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法人地位，但并未明确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企业法人、社团法人还是合作法人。绝大多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合作组织不予登记，只能在民政部门按社团登记，使其不能以独立的经济实体开展各项经营活动，农民在销售产品、签订合同、解决贷款等方面存在许多困难。其次，政策支持难以形成合力，合作组织的运行缺乏资金。政府对合作组织的财政金融支持力度不足，各级政府专款扶持资金量不大且分头管理，难以形成合力。

2.合作组织内部治理制度不规范。首先，多数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没有规范的章程，健全的组织内部机制是发达国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重要保证，我国多数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没有规范的章程，宗旨模糊、责任不清，缺乏内部治理制度（诸如议事制度、监事制度、财务和分配制度等），在落实社员资格、选举组织机构、交纳股金和发放股权证等的实际操作中随意性较大。其次，从产权运行机制看，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很大程度上依托政府职能部门、传统社区集体经济组织、供销社、企业等组建，它们成为合作组织的实际控制者，合作组织的民办性质被扭曲。最后，从决策机制看，合作组织的决策权往往控制在某个“能人”、“大

户”手中，社员对合作组织的管理监督流于形式。

3.合作组织规模小、合作层次低。发达国家农民合作组织规模庞大，具有很强的自我发展能力，而我国现有的农民合作组织普遍规模偏小，基本上限于本乡、村范围内的服务。由于规模小、经济实力弱，绝大多数农民合作组织的服务局限在传统的技术、信息服务领域，对能够获取超额利润的市场开拓、产品营销和农产品加工等诸多领域还少有涉足。目前，我国合作组织获取资金的主要途径为会员自筹、外部股金和自我资本积累，资金短缺问题突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合作组织自我发展机制难以形成。

4.农民合作意识和合作观念淡薄。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我国农村传统的信任结构遭到破坏，而现代信任结构没有建立起来，农村的信任文化缺失。农民之间的不信任和农民对社会系统的不信任，不仅撕裂着原来的传统社会组织，而且阻碍着现代社会组织的建立，包括现代取向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这种不信任的文化氛围阻碍了农民之间平等、互惠的横向合作的发展。

三、农业合作组织创新的对策

1.培育农民的合作精神和观念。政府应大力开展合作社知识的宣传教育，特别是对合作经济组织性质、功能和在农村市场经济发展中作用的宣传教育，培育农民的合作精神，激活农民自身的自主、自立、自强意识和群体意识，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和健康运行奠定必要的思想文化基础。

2.完善立法及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首先，要继续完善现有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特别是要明确规定合作制经济的性质、股权设置、分配机制、企业治理结构和管理体制等原则和规范。其次，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各级财政部门要整合支农专项投资资金，重点支持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开展农产品生产基地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科研开发能力、技术引进和推广、品牌建设、市场促销、质量检验检测和信息网络体系建设；建立农业合作发展专项基金，实施以奖代补，用于弥补合作组织发展过程中的生产、环境保护、食物安全、技术培训等费用。金融部门要提供各种低息贷款，帮助合作组织解决启动资金和流动资金。

3.健全内部治理机制。从产权关系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要依法为成员建立成员账户，使成员真正享有组织决策权、剩余索取权和对组织净资产的处置权。成员账户要记载成员的出资额，每年提取公积金按照章

程规定量化为每个成员的份额，作为合作组织盈余分配的依据之一。在合作组织发展初期，产权安排有利于发起人是一种现实选择，但不是最终选择，因此要从股金数额、参与管理等方面对优先股予以限制。从合作组织内部治理机制看，要严格实施合作组织章程，构建会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等组织结构，明确划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的权力、责任和利益，形成包括分权机制、委托代理机制和监督约束在内的综合制衡机制。

4.建立多种合作内容交互发展的多层次综合合作体系。从我国农民合作的内容看，主要有营销合作、生产合作、技术合作，信用合作发展相对滞后，而世界上农业合作社发达的国家，一个共同的特点是背后都有一个完善、发达的合作金融体系作支撑。因此，政府必须推动制度创新，推进信用合作，使信用合作和产业合作结合起来，帮助农民合作组织获取足够的资本，以拓宽农产品加工流通业务。其次，现代农业发展所要求的农民合作组织体系应该是多层次综合合作体系。具体可以从县级综合性合作体系构建起步，在全国挑选不同情况的县进行综合农协试点，逐步过渡到区域性的综合性合作体系，最后扩展到全国性的综合性合作体系。

第四篇：调查与决策——《创新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 推进农业现代化》

调查与决策——《创新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 推进农业现代化》总第317期

调查与决策（内参）

第207期

创新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 推进农业现代化

中共四川省委政策研究室

发展现代农业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基本方向，推进农业现代化也是整个社会工业化的组成部分。当前，我省正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发展的起步阶段，迫切要求创新现代经营组织制度，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

一、推进农业现代化必然要求创新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

1.创新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是农业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决定的。农业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综合性、历史性的概念，其衡量标准是在经济上、技术上赶上、接近或超过当时先进国家的水平。农业经营方式既包括农业经济活动的组织形式，也包括农业要素的投入方式。确定农业经营方式主要依据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农业生产特点，经营管理水平并考虑社会制度、风俗习惯、政策法规等影响。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即生产过程机械化、生产技术科学化、增长方式集约化、经营循环市场化、生产组织社会化和劳动者智能化，决定了在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的选择上必须符合集约经营的要求，走专业化、一体化和社会化的农业发展道路。

2.创新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是顺应世界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变化趋势的必然选择。当前，随着农业国际化、市场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农业生产正向集约化、规模化、社会化和商品化转变，实行农业规模经营已成为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关键环节。而我省人多地少、农户经营规模小以及生产经营方式比较粗放的状况，恰恰是严重制约。因此，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基本制度的同时，必须顺应世界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变化趋势，不断创新农业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

3.创新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是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的重要途径。农业现代化所要求的经营组织形式必须是：有利于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优化组合，有利于农业专业化、商品化和规模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具有持续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农业产业体系的形成。这要求农业微观经营主体必须突破血缘关系、自给性或小商品生产方式及经验式管理的束缚，建立契约性组织结构，实行企业化经营管理。农业产业化经营一方面通过实行规模化经营，解决传统农业小规模经营与社会化大生产不相适应的矛盾；另一方面，通过实行一体化运作，解决传统农业产业分割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矛盾，成为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发展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农业产业化经营创造了带动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的多种组织模式，其中，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龙头企业发挥了核心作用。

二、当前我省农业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存在的问题

1.农户家庭经营所占比重大，但生产社会化程度低，效益差。我省人均耕地0.67亩，只有全国水平的48%，且地块零星分散，缺乏大规模耕作条件，80%以上的农户采用的是单家独户的传统家庭经营方式，生产和再生产能力差，这是推进我省农业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难题。一是生产方式粗放，科技含量低。农业生产目前仍以传统粗放经营方式为主，2006年全省耕种收机械化率19.4%，比全国水平低17.1个百分点。农业科技支撑乏力，基层农技服务站“网破、线断、人散”，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只有48%。二是自我消费为主，商品化程度

低。“种粮不如打工，养猪不如卖肉”的农业高投入高风险低产出现实，极大限制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户生产大多以满足自我消费为主，商品化率只有50%。三是社会分工不细，专业化水平低。粮食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总量近70%，家家种粮、户户养猪，专业化程度相当低，单个农户要承担购种、生产、技术、养护、收割、销售等环节的经营活动，效益低下。

2.专合组织数量不少，但真正具有合作功能的不多，凝聚能力较差。2007年底，全省各类农民专合组织15761个，成员298万户，带动农户898万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47.2%。但不少专合组织服务农户、连接企业、联系市场的功能不强。一是自身实力不强。全省平均每个专合组织固定资产净值不到10万元，平均人数不到200人，已经执行农产品生产质量标准的不到一半，建立了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的不到5%，注册了商标的不到10%，市场竞争力和抗御市场风险能力弱。二是服务功能不完善。符合《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条件的专合组织比重小，相当数量为松散型模式，人数不足10人，无资金、无场地、无设施，运作市场和产业化服务能力较差，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协调工作。三是利益联结不够紧密。有的在对社员分红和返利时，成本核算不科学，分配对象、方式、标准、时间均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利益分配未制度化。有的自律能力差，农民与企业、专合组织互不信任。有的带有行政色彩，群众参与意愿不强，名不副实。四是内部运行机制滞后。许多专合组织存在着官办色彩浓、企业参与度较低、缺乏必要调控手段等问题，产权关系不明晰、风险保障机制不健全、决策机制不合理。绝大部分专合组织尚未建立内部资金互助融通机制，难以开展对社员的内部融资服务，不利于合作社及社员闲置资金的保值、增值。

3.龙头企业数量增加较快，但自身实力不强，带动能力不足。我省龙头企业数量增加较快，但单个企业实力不强、成长缓慢。改革开放30年来本省鲜有希望集团一类超大型龙头企业，现有企业普遍市场拓展能力较差，在全国大宗农产品加工、销售上拥有话语权的不多，与山东、河南、黑龙江、吉林、新疆等地的龙头企业相比，带动农民闯市场的能力相形见绌。一是龙头企业规模偏小。我省龙头企业与山东、河南相比，数量和规模都存在不小差距。如山东规模以上龙头企业是我省的3倍多，年销售收入上亿元企业是我们的4倍，外向型企业是我们的5倍多。二是产业链条较短。农产品加工业大多属于初加工，加工率不到35%，比全国低10个百分点。产品附加值低，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的比例平均不到发达地区的1/3，同业低层次竞争激烈，隐藏较大市场风险。三是助农增收作用不明显。龙头企业大多与农民、专合组织、农产品基地利益联结关系松散，普遍缺乏二次分配。企业与农民互不信任，不少企业得到政策扶持后，并未把优惠分摊到农民头上，甚至与民争利。此外，一些农民即使与龙头企业签订了收购协议，但只要有出更高价格的买主，也往往毁约，致使不少龙头企业的“第一车间”名存实亡。四是经营管理水平落后。相当一些企业仍是家族式经营管理，规模小，技术设备落后，甚至是手工作坊式生产，环境卫生状况堪忧。生产不规范，组织、管理水平低，过量施用化肥、农药影响农产品质量。相当部分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差，存在向农民转嫁风险的利益驱动。

4.发展环境不够宽松，政策支持落实难。近年来，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扶持专合组织发展、推进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创新的政策，但往往不能落实到位。一是对专合组织多头管理弊端明显。工商、科协、民政等部门都有管理权力，处于都在管专合而又都不管的尴尬境地，缺少统一的管理协调机构。二是金融支持落实困难。广大农民收入增量较小，融资机构对农民贷款的条件比较苛刻；多数合作组织法人地位不明确、没有抵押资产。农村土地不能抵押，许多龙头企业流动资金困难，转向房地产等其它行业筹集资金，尝到甜头后，往往只保留部分农业项目以享受政策，部分甚至将主要精力财力用在非农项目上。三是财税支持严重缺位。一些地方缺乏纳入财政预算的农业产业化专项资金，扶持金额、方式以及办法也有待加强和完善。一些地方担心影响地方收入，龙头企业减免税优惠落实难，农产品加工企业存在增值税高征低扣问题。四是高素质人才严重缺乏。由于工农业比较效益差距悬殊，近10年来，农村素质较高的劳动力大多跳出“农门”，“389961”部队成为农业主力军是不争的事实。这一状况就是维持传统的精耕细作都困难，更不用说推广农业新技术。懂管理、懂技术、懂经营的专合组织骨干成员严重缺乏。现有农业劳动力素质不高与农地不可以抵押、工农业“剪刀差”过大并列为制约现代农业发展的三大因素。

三、因地制宜推动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完善创新

1.完善多方共赢的利益联结机制，强化龙头企业与专合组织在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创新实践中的核心作用。一要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按照“扶优、扶强、扶大”和“分类扶持”的原则，推动生产要素向优势产业、优势企业、优势产品集中，选择一批起点高、规模大、品牌响的龙头企业，鼓励开展跨区域、跨行业、跨所有制的兼并与联营，力争在我省有一定优势的大宗、特色农产品产业链上尽快组成市场拓展能力强的龙头企业集团，增强带动力。二要不断提升专合组织的服务层次。要积极探索，着力于完善功能、增强实力，逐步引导规范。支持有条件的专合组织向农产品加工和流通环节延伸。因地制宜发展跨区域的专合组织，鼓励建立省级行业协会，增强凝聚力。三是完善多方合作模式。通过教育增强契约意识，加强法制维护信用秩序，提高“订单”、“合同”履约率。鼓励龙头企业、中介组织采取建立风险基金、托管、寄养、二次返利等形式，提倡农民和专合组织采用土地经营权、资金入股产业化项目等方式，因地制宜发展“公司+农户”、“公司+中介组织+农户”、“专合组织+农户”、“专业批发市场+中间商+农户”等组织形式，密切各方利益联结机制，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

2.鼓励进行多种生产经营模式的探索，为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的创新实践增添路径。一要发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积极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新机制，在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前提下，引导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入股组建合作社，合作社自主经营或流转给专业化生产企业、业主集中经营，实现土地的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生产。比如，在条件具备的地区发展聚集度高的农业产业园区，发展有一定规模的家庭农场等。政府应对此类集中的土地进行投入，主要用于田间道路、灌溉渠道等设施的建设，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增值率。二要探索民营农场的经营制度。现阶段可采取股份制方式,鼓励城乡各类投资者出资整合农村土地,农民以资金、技术、机械、土地等入股，建立企业、专合、个体等多种形式且具有法人资格的农业经济实体。三要支持村自治组织发展。生产地点与生活社区高度重合是农村区别于城市的一大特点。当前，在将农民的生产组织与生活社区分离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到村组织承担的社会服务功能，通过提取集体土地所有权益、缴纳有关费用增强村自治组织的经济实力和服务功能。四要在养殖业中不断完善和推广“六方合作+保险”机制。积极探索创新信贷资金票据化、咨询交易电子化、合作经营一体化模式，力争以“三化”助推“六方合作+保险”机制提质扩面。五是积极推行种养互动新模式。推行“畜牧业建小区、种植业建园区”的做法，探索建立“内循环、零排放”的现代农业循环经济新模式，努力推进农业生态化。

3.强化科技推广，为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的创新实践提供科技支撑。一要积极构建农业标准化建设体系、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加速农业成果转化，实行农业产地环境优良化、投入品标准化、生产过程规范化、产品质量规格化和产品认证标识化的“五化”模式。二要加

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和科技服务体系建设。着力解决投入保障和人员编制，鼓励支持各类农业科技部门采取技术承包、防疫承包、小分队服务、派驻科技特派员等方式，加强新技术、新品种的研究、推广和运用。三要加强农业机械化建设。发展适合不同类区耕作特点的农业机具，培育农机大户和农机专业服务组织，引导农户使用农业机械。四要加大农村信息化建设力度。构建涉农信息综合服务平台，向农民和各类生产经营主体提供及时、准确、实用的各类信息。

4.着力培育涉农人才，为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的创新实践奠定人才基础。一要建立定期培训制度。继续实施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绿色证书培训工程、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工程和科普惠农兴村计划等，结合专合组织的多种业务培训，培养一大批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专业合作组织骨干队伍，形成核心推动力量。二要加大基层干部的培养力度。完善培训机制，培养大批既懂市场经营管理，又愿意带领农民群众共同致富的复合型村社干部。积极探索城市各类人员参与农业现代化的政策，鼓励人才下乡。三要支持龙头企业积极培训基地农户，支持地方探索教育体制改革。允许在基础教育中相对强化学生的技能技术教育，为农村造就一批现代农业经营者，逐步达到把农民转变为职业农民的目的。

5.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为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的创新实践提供政策保障。参照国际经验，制定支持农民专合组织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合理调整现行农业补贴政策，建议将现有农业补贴合并为基本性农村补贴和生产性农业补贴两个部分，按实际生产规模提供生产性农业补贴，补贴对象包括农户、龙头企业、合作经济组织和业主。省上和有条件的市（州）县，要由财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发展农业投资公司和农业产业化担保公司，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导向效应和放大效应，激励金融机构和社会资金支持现代农业建设。积极探索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配套政策，完善土地承包经营形式，明晰农村耕地、林地、宅基地、住房等资源的财产权利和贷款途径，化解农村因无资产抵押而造成的“贷款难”与银行“难贷款”矛盾。积极推进资金互助组织的建设，探索建立合作社信贷互助金制度，成立农民互助合作性质的村镇银行，把农户闲散资金聚集起来，有偿调剂给需要的农户或业主发展农业生产，建立规模经营资金保障体系。建立健全农业保险体系，加大对农业保险的财政补助，加快农业保险的立法进程，尽快建立农业再保险体系。

负责人：萧少秋 任丁

成员：左志强 刘军

(提供单位:发布时间:2008-12-03录入用户：admin-swzys)

第五篇：学习型组织文献综述

学习型组织文献综述

摘要：21世纪是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技术和知识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企业在生产经营的同时成为学习型组织，是企业组织变革和创新的一大趋势。本文从学习型组织的定义、学习型组织的创建等方面进行了研究，系统地回顾了学习型组织理论，并对未来前景进行了展望，对企业创建学习型组织具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组织创建学习型组织的定义综述

佛瑞斯特(Forrest)在1965年首次提出了学习型组织的概念，但是由于当时的市场环境较为稳定，大型企业感受不到竞争压力，因此学习型组织理论并未得到广泛的重视和实践运用。直到1990年彼得·圣吉推出《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和实务》一书，学习型组织理论才得到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和广泛的传播。

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和实务》中定义学习型组织为一个不断创新、进步的组织。“在其中，人们不断突破自己的能力上限，创造真心向往的结果，培养全新、前瞻而开阔的思考方式，全力实现共同的抱负，并不断一起研究如何共同学习[1]”。

Garvin在《建立学习型组织》中提出，学习型组织是善于创造、获取和传递知识，并以新知识、新见解为指导，勇于修改自身行为的一种组织[2]。

张声雄认为，学习型组织是具有持续增长的学习力的组织；是能让组织成员体验到工作中生命意义的组织；是能把学习转化为创造能量的组织。并且指出，“学习型组织是一个强调学习力、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组织[3]”。

邱昭良认为，学习型组织是通过培养弥漫于整个组织的学习气氛、充分发挥员工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有机的、高度柔性的、扁平的、符合人性的和能持续发展的组织。这种组织具有持续学习的能力，具有高于个人绩效总和的综合绩效

[4]。

金鑫指出，所谓学习型组织，就是这个组织具有充分发挥每个员工的创造性的能力，形成一种弥漫于群体与组织的学习气氛，凭借着学习，个体价值得到体现，组织绩效得以大幅度提高[5]。

李宏琳指出，学习型组织的五项修炼，最特殊的是它的“整体动态搭配”的能力，其核心是强调系统思考。由此看来，学习型组织最有创意和最有价值的是它的竞争超越理论和团结奋斗理念，学习的关键词应该是团队和竞争[6]。

卞君君在《比尔·盖茨管理日志》一书中引用了比尔·盖茨的一句话来描述学习型组织：“我靠编写软件生活，而在这个领域里变化是家常便饭。一个受观迎的软件，无论它是一本电子百科全书、一个文字处理器还是一套在线交易体系，每过1～2年都会有一次较大的升级，带来的是新的特性和越来越精致的功能。我们细心听取消费者的反馈，并耐心学习新技术，以决定我们应当如何进行改进[7]。”

本文认为，Watkins＆Marsick在《塑造学习型组织》中提出的定义更贴近现实，即学习型组织是通过不断学习来改革组织自身的组织，而学习在个人、团体、组织或组织相互作用的共同体中产生，是一种持续性并可以战略性地与工作相结合的过程

[8]。学习的结果不仅导致知识、信念、行为的变化，而且增强了组织的成长和创新能力。

学习型组织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概念，是一种理想的组织形式，正如彼得·圣吉所说的，没有一个组织可以说自己已经是一个学习型组织。究其实质，可以把学习型组织视为一个生命有机体，它要通过系统思考，自我调整与完善来适应环境需要，取得发展和成功。学习型组织的创建研究综述

学习型组织的创建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必须制定详细的创建策略。一些学者对学习型组织的创建做了相应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了各自的学习型组织创建方法，这些方法对于创建学习型组织有着巨大的指导意义。

彼得·圣吉提出学习型组织的五项修炼，认为这五项修炼是学习型组织不可或缺的技能。第一项修炼：自我超越；第二项修炼：改善心智模式；第三项修炼：建立共同愿景；第四项修炼：团队学习；第五项修炼：系统思考[1]。

姜伟东在《学习型组织》中提到，GE公司通过推行“无边界”理念建立起了一种学习型文化。1991年西蒙在《组织科学》杂志发表《边界合理性与组织学习》一文，探讨了组织边界与组织学习之间的关系。1993年Ashkenas等人出版了《无边界组织》，提出了一种学习型组织模型。书中作者使得边界概念成为区分各种实行改革

项目、同时保持历史观察的关键。他们强调了改进交流的重要性，并提醒我们：“培育创新的主要手段是交叉边界团队，使用交叉边界团队总是服务于一个特定目标，团队的力量来自其实现目标的驱动，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使得组织的边界不断渗透。

[9]”

邱昭良认为组织学习由四部分构成：观念、组织学习机制、组织学习促进与保障机制以及行动，提出了“组织鱼模式”理论，将组织看成由各部分相互配合的有机整体，同时没有忘记外部环境的作用。但缺少了操作描述，是以一种近乎静止的观点看待“学习型组织”这一概念的，因而在构建时也就往往从要素着手，而不是从过程着手[4]。

清华大学陈国权教授根据学习型组织的6P-1B模型，包括发现、发明、选择、执行、推广、反馈以及知识管理等七种能力。指出学习型组织结构的五个职能特征：信息情报职能；创新职能；学习培训职能；知识管理职能；危机管理职能[10]。

云绍辉通过对学习型组织的结构特征分析，设计出适合学习型组织是一种随时间不断变化的动态组织形式，即基于随机Pctri网的学习型组织结构模型，提出了学习型组织结构的动态建模方法论，为组织结构设计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为学习型组织结构模型的计算机仿真研究莫定了基础[11]。

叶文、褚建勋、汤书昆以扩展性元记忆目录为核心，建立了基于交互记忆理论(TMS)的虚拟团队知识共享模型，建立的mVTKS能从多个方面帮助解决虚拟团队知识，并对知识共享模型各因素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未来研究的结构方程模型[12]。

张声雄认为，创建学习型组织的三个真谛为：学习力、生命意义、创新[13]。他提出，创建学习型组织需要改变思维方式，树立生态学变革观，运用生态学变革观指导创建工作，从组织发展的战略切入定位，确立全方位的学习流程，与开创性的学习结合起来[14]。研究前景展望

应该看到，在日益复杂化、多样化、动态化和网络化的今天，学习型组织只不过是对传统组织进行改造的众多理念和主张中的选择之一。学习型组织虽然指出了组织的创新和应对动态的变化系统需要组织学习，但它并没有找到从基础到理想的具体操作程序。在这个复杂多变的社会，它也就很难有效地指导

实践中的组织来面对瞬息万变的环境。许多学者在质疑了学习型组织在当今时代的适用性及其应用范围后，纷纷提出了替代性的新理念。

杰瑞·吉利和安·梅坎尼克认为“过去的10年里，对学习型组织的认识已经上升到了哲学高度。甚至得出结论说，学习型组织就是组织发展的最终结果„„然而我们并不接受这种观点，即“学习型组织就代表了组织形态演变的终结点”，进而提出“发展型组织”作为学习型组织的更高发展阶段[15]。彭德·赛德马兰卡认为学习是未来理想组织中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因素，但绝不是唯一的因素，并提出了“智慧型组织”的新概念[16]。德鲁克常用的描述未来组织的词也是“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和“创新组织”。温恒福认为教育组织不仅强调学习，更注重研究，并致力于创新，因此学习型组织不适合教育组织的发展目标，它引起的麻烦和成本比带来的效益要大得多[17]。还有学者研究了学习型组织在政府管理领域中的内在局限性，认为学习型政府存在着被动学习、目标不明、学用脱离、成本高昂等弊端，需要从学习型政府走向研究型政府[18]。美国学者保罗·莱特也指出，在公共部门组织管理中，关键是要打造自发创新的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因为只有不断挑战主流思想，持续创新，才能促进公共利益 [19]。

因此，现实是复杂的，没有哪一种组织可以确保成功，学习型组织也不例外。它既不是唯一的人类组织发展的天堂，也不足以反映人们对现代组织发展的期望。

参考文献

[1] [美]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和实务[M].上海三联书店，1998

[2] [美]迈克尔J·马奎特.创建学习型组织5要素[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3] 张声雄.学习型组织理论概述[J].中国人才.2003(3)

[4] 邱昭良.学习型组织理论与实践发展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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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M].San Francisco：CA：Jossey-Bass Publishers，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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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李忠亮.学习型组织的内涵、特征及其创建探讨[J].成人高教学刊，2007年3月

[13] 张声雄.如何创建学习型组织[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7月

[14] 张声雄.创建中国特色的学习型社会[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95-111

[15] [美]杰瑞·吉利，安·梅坎尼克．超越学习型组织[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

[16] [芬]彭特·赛德马兰卡．智慧型组织[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17] 温恒福.学习型组织理论反思与中国当代教育组织的发展方向[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5年12月

[18] 杨宏山.从学习型政府走向研究型政府[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4月

[19] 宋君卿，王鉴忠.主体性与组织的博弈及其对管理实践的启示[J].经济问题探索，200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