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历史上的清官与廉吏(大全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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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潮州历史上的清官与廉吏

潮州历史上的清官与廉吏

在潮州的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清官廉吏,他们名垂青史,为后人所褒扬所传颂,千古留芳。潮州人民为他们树碑立传,修庙造坊,太平街上的碑坊最多的时候就有103座。这些牌坊是老百姓公认的可以歌功颂德的缩影。

这些清官廉吏,知仁知本,知荣知辱,知廉知耻,知义知鄙,知忠知奸,知礼知道,知良知莠,知德知浊,知律知省。我们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借古察今,对于我们今天建设廉政文化体系和文化理念是有所补益的。

一、儒学是清官廉吏的思想基础

儒学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宝典,东方文化的精粹,中华优秀文化的根基,也是封建社会的执政者巩固政权的思想体系,加强统治的理论基础,官吏群体的世界观方法论。所有进入仕途者,必须先读书,读书入仕是必由之路。儒学是他们的必修课,也是他们当官升官的敲门砖。儒家思想,仁、义、礼、智、信,四书五经等,道家的道德经,我们通常讲的伦理道德,每个当官者入仕前入仕后都是他们的主要课程。他们熟知“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贵人以身为天下,则可寄于天下,爱以身为天下乃可托于天下矣”。“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这些儒家思想为这些清官廉吏的为官之道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衙斋卧听萧

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就是很好的写照。

在潮州的历史上,最为人熟知的韩愈,他算得上是一位大儒学家了。在潮州为官八个月,为潮州人民做了不少好事,这对于一个被朝廷贬谪的京官,没有良好的思想认识基础和深刻的文化理念是做不到的。除了我们经常传颂的驱鳄除害、兴修水利,扶植农桑,兴办教育,关心民苦外,还是一位典型的清官廉吏。他为了办好乡校,在筹集资金过程中,自已带头出钱出力。据史料记载,他“出已俸百千以为举本,收其嬴金,以给学生厨馔,”按唐代俸禄,潮州刺吏为四品官,俸每月一十二千四百个铜钱。百千俸相当于八个月的俸禄。就是说韩愈来潮州八个月的工资全部捐献出来办学校了。还有一件传为美谈的是,当时岭南布政使孔葵大夫在广州给韩愈写信说,韩愈在潮州“州小俸薄”,要每月给他寄五十千钱来补贴他,韩愈回信《谢孔大夫状信》说他“身衣口食足充```````”婉言谢绝,并说“积之以室,非循省之道,非廉者所为,受之于官,名且不正”。

我们潮州宋代的王大宝(归湖人)是岭南唯一的榜眼,官至礼部尚书。他一生淡薄名利,清正不阿,有“王老虎”之美称。“地瘦种松柏,家贫子读书”就是他在回奏孝宗皇帝说潮州的民俗的。由于他的清廉,刚直不阿,始终以宽民务,舒民困,解民忧为已任,又敢于鞭挞贪官污吏,为民请命,嬴得朝野盛誉。

唐宋潮州八贤之一的张夔,海阳县人,他为官清廉,在茂名任知县,推绝豪势人家贿赂,在廉州任通判,那里盛产沉香、生金、他点滴不收更不索取,宋高宗皇帝特赐诏褒奖他的廉洁奉公“南有张夔,北有周昕”。还有明朝潮州人扬典,时任南京都察院御史,因病辞归,他和家人乘船回到家乡,船上有许多木箱,沉甸甸的,并上了锁,当一箱一箱抬上岸时,人们以为当官回乡一定尽是金银财宝,不料打开一看全部是大大小小的各色卵石,众人目瞪口呆,他解释说:潮州人喜欢出外归来的人行李沉沉重,我没有什么好带的,就搬了几箱雨花石做做体面,一路也好压船头。接着,他叫家人把雨花石铺在岸边一片洼地上(今庵埠中兴街内关桥头一段),众人钦佩这位两袖清风的御史,把这些雨花石称为御史石。

二、鲜明的荣辱观是清官廉吏的精神支柱

我们打开《潮州府志》,最引人注意的有两个卷目,一个是“杞名宦祠”,一个是“贪酷诸吏”。忠臣、清官、名宦在府志中给予立传,歌颂,而贪宦酷吏也记录在志,列数罪状,奸浊莠例,让其遗臭万年,不齿于人类,明代嘉靖二十六年潮州知府袁凤鸣,他到任后首先是询问民间疾苦,找出结症,然后定下施政要略:

1、清理冤狱;

2、严禁下级乱收税赋;

3、削减繁多的劳役。在他的政务之余,还常为诸生员讲经传。在他的治理下,潮州境内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赞颂之声不绝。后他调离潮州,士民们遮道挡驾挽留,场面感人,令他泣谢而去。后人将袁凤鸣载入《潮州府志》“祀名宦祠”中,芳名千古。

“慎勿与人交水火,好留名节重邱山”,这是宋代潮州八贤张夔留下的名言。他的儿子张昌裔即将出任广西容州通判时,张夔为自己的儿子写了这幅对联。意思是要他做一个清廉的官,连乞水借火也不可做,结果他儿子上任后,“持身谨饬,能不替(违背)其父风”。宋代潮州通判陈尧佐一生俭朴,器具,衣服破旧补而用之,从不随便丢弃,他淡薄名利,不为三斗米而折腰。这此清官廉吏为什么在官场上

不沾不污,不贪不占,不畏权势,不徇私情,忠于朝延,为民干事,就是为了保住他们的名节,光前裕后,“留取丹心照汗青”。从历史上的清官廉吏身上反映了他们强烈的荣辱观,光明磊落,恪守操节的道德观,秉承中华优秀传统的文化观。潮州太平大街上“大理少卿坊”是为明嘉靖大理寺少卿吴一贯建的,上面便镌有“廉宪”字样,以表彰他的清廉。潮州先贤唐伯元,明万历年间任吏部文选司员外郎,掌管官员挑选大权,他“言无偏听,政无阿私”,鲠直清节,廉洁公正,百官都不敢乱拉关系,朝野闻名。最后被奸臣谗害,突然贬去饶州当通判。潮州牌坊街上的“铨曹冰鉴”就是在歌颂他的。

三、封建社会的典律是清官廉吏的警世力量

封建社会的法典是在“三纲五常”的文化理念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君主意志,清官臆断,量刑定刑随意性,但对于惩治官场上的贪官污吏还是起到了不小的威摄作用。法官廉吏们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警世自己,收敛自己,修炼自己,以做一个忠臣清官。

在潮州历史上也出过一些贪官酷吏,都受到朝延的严惩,下场可悲。如明崇祯年间,拮阳知县兼海阳县事陈鼎新,贪婪无度,以严酷的手段搜括民财,作威作福,境内老百姓民不聊生。一班有识之士将他告到京城,朝延派人把他革职问罪,同时那些平日借势横行的衙役小吏,共有54人遭到惩罚议罪,老百姓拍手称快。黄已,明代苏州人,景泰年间出任潮州知府,他一上任就将潮州的豪富一一登记起来,约数十家。接着他就一个一个地诬陷,栽赃,兴起大狱,株连约五六百人,大肆勒索金帛,有钱贿赂者而获出狱,没钱少钱的则死于狱中,弄得潮郡怨声载道,结果最后被朝延处以极刑,并将他的罪行载入《潮州府志》的“贪酷诸吏”篇中。饶平县所城是明代地方军事卫所,主要是防御海寇侵犯。明洪武年间,数千海寇侵犯东里,柘林、鸿程一带的老百姓扶老携幼逃难,海寇紧追不舍。来到饶平所城,守卫东门卫官(六品)顾实见状即命开城门让百姓入城避难,然后拒寇于城外,使这些百姓免遭劫杀。可是守卫西门、南门、北门的卫官皆闭门不纳逃难之人,使奔此三门的百姓惨遭劫杀。事后,官民同怒,将此事申报朝延,明太祖亲自过问,说他们是“闭门百户”,下旨处斩,革除子孙沿袭官职,永远不能当官。守卫东门的顾实则受到朝延的褒奖加封。

第二篇:清官廉吏青史留名

清官廉吏青史留名

一、西门豹(春秋战国时期魏国邺县令)

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曾立下赫赫战功。任邺县县令时,曾巧妙地利用三老、巫婆等地方豪绅、官吏为河伯娶妻的机会,惩治了恶霸势力,教育了广大百姓。同时,他还亲自率人勘测水源,发动百姓在漳河周围开掘了12渠,使大片田地成为旱涝保收的良田。

二、赵广汉(西汉时期京兆尹)

西汉时期涿郡蠡吾县人。在担任京兆尹时,赵广汉处理各项公务,往往通宵达旦,一时间京兆地区政治清明。但由于京兆尹的职责是管理京城,因此日常处理政务容易得罪皇亲国戚和当朝显贵,所以,虽然赵广汉算得上是一位京城行政官中的佼佼者,也仍然落得被腰斩的下场。

三、黄霸(西汉时期丞相)

史学家班固评论说:“自从汉朝建立以来,要讲治理百姓的官吏还是数黄霸第一”。黄霸在担任颍川郡太守时前,颍川郡是一个豪强地主称霸一方,百姓流离失所的地方,他到任后,大刀阔斧,布施恩德,经过几年的精心治理,颍川出现了“田者让畔、道不拾遗”的太平景象,皇帝因此下诏称颂黄霸是良吏中的最优秀者。

四、司马迁(西汉时期太史令)

司马迁任太史令时,朝中最得势的将军李广利千方百计想拉拢他,便派家人给他送来一对珍贵的玉璧。司马迁之女妹绢见这对晶莹透亮的玉璧非常喜欢,司马迁却深情地开导女儿说:“玉璧贵在无瑕,人也应如此。如果我收下这对玉璧,心灵上就会留下斑污,并要受制于人。”说完,便命人把玉璧退了回去。后来,司马迁因直言进谏而遭宫刑,却因此更加发愤著书,创作了名震古今中外的史学臣著史记,为中国人民,世界人民流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五、张衡(东汉时期太史令)

曾两度任朝廷太史令。当时,世风日下,弊政甚多,但张衡法治严明,着力打击那些地方豪强劣绅。为此,有的豪富便派人暗中送来“金错刀”,进行贿赂。然而,张衡并没有被金钱所诱惑,他愤然拒收“金错刀”,使这些富豪的阴谋彻底破产。张衡坚持“法治不失志”,过了不久,张衡的治地便上下肃然,民风大正。

六、徐有功(唐代专司审案的官吏)

徐有功为官之时,正值武周时期,上有武后作乱,下有酷吏网罗,因而难免得罪酷吏、奸臣。频因此遭弹劾、推审,但最终皆因找不出他贪赃或徇私枉法的证据,使他三次被控死罪,三次被赦,两次被罢官又两次复出,尽管如此,他仍持志不渝,不阿谀奉承,一心执法守正。也正因如此,使徐有功能成为历史上罕见的一位名留青史的专职“法官”,被当时人誉为“自古无有”的好官。

七、狄仁杰(唐代地官侍郎)

狄仁杰为官,如老子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为了拯救无辜,敢于拂逆君主之意,始终保持体恤百姓、不畏权势的本色,始终是居届堂之上,以民为忧,后人称之为“唐室砥柱”。他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到任一年,便处理了前任遗留下来的17000多件案子,其中没有一人再上诉伸冤,其处事公正可见一斑,后人据此编出了许多精彩的传奇故事。

八、陈希亮(北宋时期转运史)

陈希亮嫉恶如仇,从不考虑个人的祸福进退,为平民百姓称颂,使王公贵人害怕。后因辛劳过度而逝世,享年64岁。著名文学家苏轼,自称平生不为人作行状墓碑,但他十分敬佩陈希亮的为人,担心陈希亮的事迹失传于后世,而破例写下了《陈公弼传》。

九、包拯(宋代龙图阁直学士)

包拯一生清廉简朴,即使做了大官,穿着仍与布衣时一样。包拯对贪污深恶痛绝,在给仁宗的奏疏《乞不用赃吏》中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 他一生严于律己,身体力行,铁面无私,执法如山。对皇亲国戚、宦官权贵的不法行为,一律极力主张绳之以法。大力平反冤狱,是包拯生前与死后深为百姓所赞扬和称颂的主要内容。

十、王安石(北宋宰相)

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熙宁二年(1069)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王安石一生善诗好文,且酷爱收藏文房诸宝。有一位地方官员为了巴结这位朝廷重臣,特意登门送来一方宝砚,并在王安石面前不停地夸奖这方宝砚“呵之即可得水”。王安石听了后,笑着反问他:“纵得一提水,又能值几何牵”羞得那人无言以答,只好收起宝砚起身告辞而去。

十一、况钟(明朝苏州知府)

经况钟审理过的案子,无论大小,都能基本做到百姓不叫冤枉,土豪不敢再为非作歹。除此之外,他还做了兴修水利、举办学校、推荐贤才等造福一方的好事。况钟任职十三年间,三次离任三次留任,替苏州百姓办了不少实事,最后积劳成疾,病逝于苏州任上。当地百姓为纪念况钟,在他死后,苏州和七个县都建立了祠堂。

十二、海瑞(明朝应天十府巡抚)

为匡正时弊,严肃法纪,海瑞主持制定了贪污满“八十贯绞”等严刑。海瑞为官,铁面无私,对一直有恩于他的老丞相徐阶也毫不留情,将徐家仗势多占的40万亩良田退还原主,将欺压良民的徐阶的两个儿子及20多个家人依律问罪。纵观海瑞为官,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多次冒死进谏,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但他严于执法,除暴安良,生活清廉,同情百姓,招抚流亡,注意发展生产,兴修水利,限制大地主无止境的盘剥,改革落后的风俗习惯等,得到了百姓的广泛拥护。

十三、李汰(明代朝廷主考官)

李汰有一年在福建主持科举考试。一天深夜,有位求情者送一包沉甸甸的黄金,请他给予通融,当即遭到李汰的回绝。他还挥笔写下了一首表露心迹的拒贿诗:“义利源头识颇真,黄金难换腐儒心。莫言暮夜无知者,须知乾坤有鬼神。”他正是这样惠政砺己,廉洁自律,始终不违誓言,在历史上享有“江南第一清官”之誉。

十四、于谦(明朝监察御使)

于谦为官廉洁正直,曾平反冤狱,救灾赈荒,深受百姓爱戴。明英宗时,瓦剌入侵,英宗被俘。于谦议立景帝,亲自率兵固守北京,击退瓦剌,使人民免遭蒙古贵族再次野蛮统治。但英宗复辟后却以“谋逆罪”诬杀了这位民族英雄。这首《石灰吟》可以说是于谦生平和人格的真实写照: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十五、施世伦(清代江都知县)

施公当时是有名的清官,人们把他比之于包公,他的事迹在民间特别是在江浙一带广为流传。施公的主要事迹有:在江都(今扬州市),捉拿佛门败类九黄僧人,擒获恶霸关升;在天津关,平息了苏州船帮与杭州船帮的打斗;在徐州、宿迁县,收伏张桂兰、郝其鸾;在沐阳县,捉拿郎如豹;在赣榆县,处决假知县毛志虎;在海州,破落马湖水寨,执水贼之首;在淮安,破何氏妇杀丈夫案、费德功控民女案,杀盗贼余成龙等等。

十六、汤斌(清代礼部尚书)

汤斌为官一生,除发展理学学说外,几乎所有精力都集中在河务和漕运的治理上,并注意为百姓减轻负担、赈灾救施、兴利除害,从而始终躬身实践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民本”思想,其为官清廉,至死仅遗俸银八两,连买棺材的钱都不够,真正可谓是一代清官。

十七、于成龙(清代两江总督)

康熙二十年,于成龙任直隶巡抚时,康熙曾称誉他是“清官第一”,其病逝不久,康熙于同年南巡时,又在“延访吏治理,博采舆论”,对各级官吏进行稽核考察的过程中,再次称赞说:“原任江南、江西总督于成龙,操守端严,始终如一”,其“居官清正,实为天下廉吏第一”。

第三篇:中国历史上的十大清官

中国历史上的十大清官(两种说法)

中国古代十大清官谱

【狄仁杰】

(公元607-700),字怀英,唐朝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人,应试明经科(唐代科举制度中科目之一),从而步入仕途。从政后,经历了唐高宗与武则天两个时代。初任并州都督府法曹,转大理丞,改任侍御史,历任宁州、豫州刺史、地官侍郎等职。狄仁杰为官,如老子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为了拯救无辜,敢于拂逆君主之意,始终保持体恤百姓、不畏权势的本色,始终是居届堂之上,以民为忧,后人称之为'唐室砥柱'。他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到任一年,便处理了前任遗留下来的17000多件案子,其中没有一人再上诉伸冤,其处事公正可见一斑,后人据此编出了许多精彩的传奇故事,连荷兰也有人以此为题材,编了一本《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包拯】

(公元999-1062),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清官。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开始立志要为国家出力,“竭忠死义”。包拯仕途的起点是知县,后历任知府、转运使等地方行政长官;担任过监察御史等监察大臣、户部副史等掌理国家财政的高级官员、都部署等军事要职;当过外交使节出使辽邦;最有名的是做过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他一生严于律己,身体力行,他在端州任知州,整顿吏治,打击贪污,深受百姓欢迎,离任时当地精制一好砚相送,他都婉言谢绝,“不持一砚归”;他一生铁面无私,不避权贵,执法如山。对皇亲国戚、宦官权贵的不法行为,一律极力主张绳之以法。大力平反冤狱,是包拯生前与死后深为百姓所赞扬和称颂的主要内容。【况钟】

(公元1383-1442),字伯律,号如愚,明朝江西靖安县龙冈州人。况钟一生出色政绩在苏州知府任上,他直接减轻官粮,实行折征的办法减轻百姓负担,稳定和发展经济。同时,整肃吏治、端正风气,注意清理冤狱,为民伸冤。他排了一个日程表,每天勘问一个县的案,周而复始,从不间断。在刚到任的八个月中,就清理了1500多件案子。经他审理过的案子,无论大小,都能基本做到百姓不叫冤枉,土豪不敢再为非作歹。现在,只要一提起况钟,人们立即就会想到《十五贯》故事里那位甘冒风险、敢于伸张正义、为民伸冤的清官。除此之外,他还做了兴修水利、举办学校、推荐贤才等造福一方的好事。况钟任职十三年间,三次离任三次留任,替苏州百姓办了不少实事,最后积劳成疾,病逝于苏州任上。当地百姓为纪念况钟,在他死后,苏州和七个县都建立了祠堂。【海瑞】

(公元1514-1587),字汝贤,海南琼山县人。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王朝由盛及衰的转折时期。表面一片升平,其时危机四伏。海瑞年青时,便对社会问题表现了极大的关注。在户部供职时,出于对国家财力的忧虑,为进谏迷信道教、一心求仙而纵容各地大兴土木修建庙坛道观的嘉靖帝,以六品小官身份抱着必死决心毅然上疏。这次他呈上的奏疏便是有名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后人称为《治安疏》。奏疏递上后,海瑞即被入狱,好在不久嘉靖病逝、新帝在丞相徐阶的劝说之下,才得以获赦,官复原职,并逐步升至应天十府巡抚等职。之后,他为匡正时弊,严肃法纪,主持制定了贪污满“八十贯绞”等严刑。他铁面无私,对一直有恩于他的老丞相徐阶也毫不留情,将徐家仗势多占的40万亩良田退还原主,将欺压良民的徐阶的两个儿子及20多个家人依律问罪。纵观海瑞为官,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多次冒死进谏,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但他严于执法,除暴安良,生活清廉,同情百姓,招抚流亡,注意发展生产,兴修水利,限制大地主无止境的盘剥,改革落后的风俗习惯,等,得到了百姓的广泛拥护,其行为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进步作用。【寇准】 寇准罢宴

相传在宋淳化年间,青年时代的寇准,得到宋太宗的信任,提升为参知政事。不久太宗又亲自为寇准主婚,与赵匡胤宋皇后的幼妹、邢国公宋准的幼女宋娥成亲。新婚期间,日日酒宴,夜夜歌舞。一天,寇准与宋娥正在欢宴,门官报说寇准的家乡人要见,寇准忙让来人进来。不一会,门官领来一个衣着破烂的老汉,寇准一看,十分惊慌,原来是自己的舅父赵午来到,寇准忙拉夫人宋娥上前拜见,侍女们忙搬来椅子让老人上坐。老人坐定以后,两眼发呆,随即又大哭起来。寇准急问家中出了什么大事。问了半天,老人才长叹一口气,叫着寇准的小名,说:“牛娃子,我进了这相府,见你这么荣华富贵,又听人说你整日歌舞酒宴,叫我不由得想起了我那可怜的老姐姐,她一辈子受苦受难,没过一天好日子。”寇准听舅父说起母亲,慌忙跪倒在地,说:“都是外甥不好,得意忘形,忘了母亲早年的苦楚。”

赵老汉擦了擦了眼泪,拍着寇准的肩膀说:“牛娃子,那年你爹去世,你才十岁,你娘昼夜纺线织布,供你读书,我送你上华州会试,你穿的蓝布袍子补丁裤子。你现在当了大官,又招了皇姨,从地下到天上了,欢乐几天就是了。可你天天作乐,夜夜饮宴,你娘受过的苦,百姓们受的艰难你全忘光了吗”

寇准忙给舅父叩头,说:“舅父指教,甥儿得益不浅,母亲去世时,我君命在身,忠孝不能两全,是甥儿终生憾事。不过,母亲的苦楚,甥儿实不敢忘。甥儿今为国家大臣,誓以上报宋王、下抚黎民为己任。”说罢,忙和宋娥劝舅父入席用饭。

老汉看着宴席上的山珍海味,硬是不入席,却指着宴席说:“这一席饭够咱家乡一家人过几个月哩你在京城里吃得这么好,可知道咱华州、同州今年大旱,颗粒未收,一斗米价涨到一千钱。现在还没过年,已闹起了饥荒,到明年春天,不知要饿死多少人呢想到这里,我怎么能吃下这样好的饭呢”

寇准也曾听说过家乡有旱情,可是从地方官的奏折里,却看不出灾情的严重程度。听舅父这么说,顿觉自己失职,愧对乡里。他安排舅父住下,急忙回到大厅,吩咐撤了宴席,并以此为戒,永不夜宴。

第二天早朝,寇准将故里旱情如实奏给太宗,并请旨回陕西督赈和询察民情。太宗准奏,他回到陕西以后,为家乡人民办了不少好事,还把关中的税赋免征三年。

另一种说法:

在封建社会中,民间对好官称为清官。在正式的典章史籍中,对好官一般不称清官,而叫'循吏'、'良吏'、'廉吏'等等。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官僚机构的国家,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就出现了对官僚的类型化评价。好官的标准是什么?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司马迁的标准是:行教、清廉、守法。在崇尚法家政治的战国、秦及汉初,守法是最主要的好官标准。到了'独尊儒术'时期,推行教化又成为好官的标准。但因教化的成效很难考核,从三国未年开始,根据司马懿的思想,清、慎、勤成为正式的为官标准化,清官也就逐渐成为好官的代名词。封建社会的清官,其实都是统治阶级的代表,都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只是,比之于贪官而言,他们毕竟对人民有益,为人民做过一些好事,对社会历史起过一定的作用,也更为人民所称道;他们廉洁奉公、公正执法的一面,对今天的法治建设与廉政建设,仍不乏学习、借鉴意义.古往今来,在我国历史上有过不少清官廉吏,虽然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但他们为官清正、廉洁自好的美德,历来受到人们的赞颂。1.西门豹,春秋战国时期魏国人。当时邺地是魏都的重要门户,且是战略要地,但天灾人祸不断,民不聊生。魏王特派西门豹担任邺县令,治理邺地。西门豹到邺地后,微服私访,询查百姓疾苦,利用“河伯娶媳妇”事件,智惩三老、廷椽和巫婆,用事实教育百姓,破除迷信。同时,修建漳河十二渠,治理漳河水患,发展农业生产,使邺地百姓逐步富庶起来。西门豹为官一生,清正廉明,造福百姓,死后,邺地百姓专门为他在漳水边建造了祠堂,四季供奉。

2.赵广汉,字子都,西汉时期涿郡蠡吾县人。曾任守京兆尹、颍川郡太守、京兆尹。在颍川郡任太守期间,是赵广汉前期治理的最佳阶段,他不畏强权,精明强干,刚到任的几个月时间,就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打击豪门大族的势力,缓和社会矛盾;二是加强地方管理,转变当地的不良风气。其威名由此流传,《汉书》本传中就把擅长处理政务说成是他的天性。赵广汉在担任京兆尹时,表现出高度的责任心,处理各项公务,往往通宵达旦。并且善于思考,讲究办事效率。在其治理期间,京兆地区政治清明,官属和百姓无不交口称赞。但京兆尹的职责在于管理京城,因在天子脚下,日常处理政务容易得罪皇亲国戚和当朝显贵,所以,虽然赵广汉算得上是一位京城行政官中的佼佼者,也仍然落得被腰斩的下场。赵广汉任京兆尹期间,为官廉洁清明,威制豪强,深得百姓赞颂。

3.黄霸(?-公元前51),字次公,西汉时期淮阳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史学家班固评论说:“自从汉朝建立以来,要讲治理百姓的官吏还是数黄霸第一。”黄霸还在年少时,就立下了做一名好官吏的志向。由于汉时并无科举制度,汉武帝为缓解财政困难,发布诏令,凡是向国家贡献财产的给官做。黄霸便用粮食换了一个卒史。从政后,奉公守法,以廉为本;体察民情,以劝课农桑为重。特别是黄霸断案,崇尚仁政,反对酷刑;对疑案坚持从轻处理;主张对犯罪实行外宽内明,教化为先,把重点放在防患于未然上,所以,黄霸为官,百姓拥护,朝廷满意,属下悦服。黄霸也因此从一年俸二百石的小史,一直升到了朝廷的丞相。其中,以在当时的大郡--颍川郡任太守的政绩最为突出。此前,颍川郡是一个豪强地主称霸一方,百姓流离失所的地方,他到任后,大刀阔斧,布施恩德,安置流民,重视农桑,施行教化,经过几年的精心治理,颍川出现了太平安定,吏治清明,生产发展,“田者让畔、道不拾遗”的太平景象,皇帝因此下诏称颂黄霸是良吏中的最优秀者。

4.徐有功(?-702),本名徐弘敏,唐朝长安人,是唐代最著名的专司审案的官吏。在古代,大多数官职都是行政司法混一的,只有在朝廷才有专门的审案官,但在官僚体系中地位极低,也难有作为。徐有功虽长期担任专职审案官,却因敢于严格守法,犯颜直谏,执正、平反成百上千冤案,救活人命多达万人以上而名留青史。徐有功先后任过蒲州司法参军、司刑寺(即大理寺)司刑丞、秋官(即刑部)员外郎、郎中侍御史司刑少卿等职。徐有功为官之时,正值武周时期,上有武后作乱,下有酷吏网罗,执法守正彼为不易。由于徐有功前后执正大案六七百件,救活人命数以万计,因而难免得罪酷吏、奸臣,频遭弹劾、推审,但最终皆因找不出他贪赃或徇私枉法的证据,使他三次被控死罪,三次被赦,两次被罢官又两次复出,尽管如此,他仍持志不渝,不阿谀奉承,一心执法守正。也正因如此,使徐有功能成为历史上罕见的一位名留青史的专职'法官',被当时人誉为'自古无有'的好官。

5.狄仁杰(公元607-700),字怀英,唐朝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人,应试明经科(唐代科举制度中科目之一),从而步入仕途。从政后,经历了唐高宗与武则天两个时代。初任并州都督府法曹,转大理丞,改任侍御史,历任宁州、豫州刺史、地官侍郎等职。狄仁杰为官,如老子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为了拯救无辜,敢于拂逆君主之意,始终保持体恤百姓、不畏权势的本色,始终是居届堂之上,以民为忧,后人称之为'唐室砥柱'。他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到任一年,便处理了前任遗留下来的17000多件案子,其中没有一人再上诉伸冤,其处事公正可见一斑,后人据此编出了许多精彩的传奇故事,连荷兰也有人以此为题材,编了一本《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

6.陈希亮,字公弼,北宋时期眉州青神(今属四川)人,原籍京兆(今陕西西安市)。他从进士及第开始,为官30余年,先后任过知县、知州、知府、转运史等地方官,也曾到首都开封府及朝廷任职,不论是在地方还是京城为官,陈希亮嫉恶如仇,不考虑个人的祸福进退,为平民百姓称颂,使王公贵人害怕。后因辛劳过度而逝世,享年64岁。著名文学家苏轼,自称平生不为人作行状墓碑,但他十分敬佩陈希亮的为人,担心陈希亮的事迹失传于后世,而破例写下了《陈公弼传》。

7.包拯(公元999-1062),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清官。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开始立志要为国家出力,“竭忠死义”。包拯仕途的起点是知县,后历任知府、转运使等地方行政长官;担任过监察御史等监察大臣、户部副史等掌理国家财政的高级官员、都部署等军事要职;当过外交使节出使辽邦;最有名的是做过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所以后人称他为包待制、包龙图、包学士。他在开封任知府虽仅一年多的时间,但死后,开封百姓却在开封府署旁边建了一座包公祠,以纪念和供奉他。包拯一生清廉简朴,从不讲究排场,即使做了大官,穿着仍与布衣时一样;对贪污深恶痛绝,在给仁宗的奏疏《乞不用赃吏》中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 他一生严于律己,身体力行,他在端州任知州,整顿吏治,打击贪污,深受百姓欢迎,离任时当地精制一好砚相送,他都婉言谢绝,“不持一砚归”;他一生铁面无私,不避权贵,执法如山。对皇亲国戚、宦官权贵的不法行为,一律极力主张绳之以法。大力平反冤狱,是包拯生前与死后深为百姓所赞扬和称颂的主要内容。

包拯在当时和后世都享有盛名,特别在死后,作为清官的典型形象,被不同体裁的文艺作品大肆渲染,使之带有神奇色彩。随着国际上文化交流的进展,包拯这个历史人物和艺术形象还赢得了世界的声誉。虽然史料中的包拯与艺术作品中的形象相差悬殊,但包拯的一生,既能得到封建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也受到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下层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作为清官确实是非常典型的。

8.况钟(公元1383-1442),字伯律,号如愚,明朝江西靖安县龙冈州人。况钟一生出色政绩在苏州知府任上,他直接减轻官粮,实行折征的办法减轻百姓负担,稳定和发展经济。同时,整肃吏治、端正风气,注意清理冤狱,为民伸冤。他排了一个日程表,每天勘问一个县的案,周而复始,从不间断。在刚到任的八个月中,就清理了1500多件案子。经他审理过的案子,无论大小,都能基本做到百姓不叫冤枉,土豪不敢再为非作歹。现在,只要一提起况钟,人们立即就会想到《十五贯》故事里那位甘冒风险、敢于伸张正义、为民伸冤的清官。除此之外,他还做了兴修水利、举办学校、推荐贤才等造福一方的好事。况钟任职十三年间,三次离任三次留任,替苏州百姓办了不少实事,最后积劳成疾,病逝于苏州任上。当地百姓为纪念况钟,在他死后,苏州和七个县都建立了祠堂。

9.海瑞(公元1514-1587),字汝贤,海南琼山县人。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王朝由盛及衰的转折时期。表面一片升平,其时危机四伏。海瑞年青时,便对社会问题表现了极大的关注。在户部供职时,出于对国家财力的忧虑,为进谏迷信道教、一心求仙而纵容各地大兴土木修建庙坛道观的嘉靖帝,以六品小官身份抱着必死决心毅然上疏。这次他呈上的奏疏便是有名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后人称为《治安疏》。奏疏递上后,海瑞即被入狱,好在不久嘉靖病逝、新帝在丞相徐阶的劝说之下,才得以获赦,官复原职,并逐步升至应天十府巡抚等职。之后,他为匡正时弊,严肃法纪,主持制定了贪污满“八十贯绞”等严刑。他铁面无私,对一直有恩于他的老丞相徐阶也毫不留情,将徐家仗势多占的40万亩良田退还原主,将欺压良民的徐阶的两个儿子及20多个家人依律问罪。纵观海瑞为官,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多次冒死进谏,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但他严于执法,除暴安良,生活清廉,同情百姓,招抚流亡,注意发展生产,兴修水利,限制大地主无止境的盘剥,改革落后的风俗习惯,等,得到了百姓的广泛拥护,其行为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进步作用。

10.汤斌(公元1627-1687),字孔伯,别号荆岘,晚又号潜庵,祖籍保南睢州(今睢县)。主要政绩在康熙朝,官至内阁学士、江宁巡抚、礼部尚书等。汤斌为官一生,除著书立说,发展理学学说外,几乎所有精力都集中在河务和漕运的治理上,并注意为百姓减轻负担、赈灾救施、兴利除害,从而始终躬身实践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民本”思想,为变“满目榛荒,人丁稀少”为“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做出了一定贡献,其为官清廉,至死仅遗俸银八两,连买棺材的钱都不够,真正可谓是一代清官。

从历史上看,清官终极上干不过贪官,清官虽然誓死与皇帝一心,可到临界点上皇帝与清官却不一条心。人的欲望永远大于实际上能把它填满的填充物,这意味着在自然状态下(即在没有有效监督机制下),清官不可能比贪官多,清流的力量不可能比浊流的力量大。中国那么多代王朝,贪官下马虽多,但是最后都是浊流毁灭了这个王朝,而不是清流拯救了这个王朝。所以清官与贪官的关系根本上讲是独虎对群狼的局面,势单力薄,处于随时可能被毁灭的情势里。清官的最大力量源泉是朝廷,可是十个贪官好歹能让一个朝廷成其为朝廷,一个清官却绝对支撑不了一个朝廷。这就意味着皇帝不可能完全违背十个贪官的意志而为一个清官撑腰。从理论上讲,皇帝也是人,他对享受的要求更高更多,贪欲更大,因而皇帝的气味与贪官更接近。这意味着,清官的矛头最 后必然刺向皇帝,也就是说,如果任由清官作为,最后必定伤及皇帝。如果皇帝完全由着清官,皇帝则损失多多,从本质上讲,清官与皇帝不是同路人,不是利益共同体;中庸点讲,清官是朝廷平衡权力的一条腿,极端的讲,清官是皇帝之敌。人有人格,国有国格。格是什么?格是取向,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格是规范,是规矩,是为人之本,是立身之道。而我又一直以为,在诸色人等之格中,“官格”当属首重之列。

《论语》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自省也”,又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都在讲做人之道,当然,儒家学说更是历代为官之道之圭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国人为人为官的信条,成为国人讲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目标。无论是屈原、包拯、文天祥,还是范仲淹、诸葛亮,无论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还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历史上的清官、廉官、勤官、绩官、能官,都是讲求官德官格的模范,他们以自身的爱国、为民、勤政、重义、忠诚等高格美德,在历史的“凌烟阁”上镌刻下了不朽的名字,他们为当时的人民奉献了真诚和心血,他们为历史的前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第四篇:海瑞与潮州之源

海瑞与潮州之源

一说海瑞,人们都会知道海瑞是明朝清官。在中国历史上的清官名录里,海瑞是榜上有名的,《明史•海瑞传》就把他和汉朝的汲黯、宋朝的包拯相提并论。

海瑞(1514——1587年)字汝贤,号刚峰,海南省琼山人,举人出身。历任知县、州判官、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尚书丞、右佥都御史等职。为政清廉、洁身自爱。为人正直刚毅,不畏权贵,深受人们好评。

潮人十分崇敬海瑞,把海瑞清廉为政、刚直不阿、不畏权势的事迹编入潮州歌册或潮剧剧本里。如在潮州流传甚广、旧时可谓妇孺皆知、脍炙人口的《百屏花灯歌》就唱道:“九三海瑞拍严嵩,九四妲己迷纣王。”潮州歌册《百戏名》:“紫荆花开一大球,海瑞吞包目汁流,严嵩监斩违满侯,打破太子个龙袍。”潮剧《海瑞借剑》、《海瑞出巡》等剧目也同样深受潮人喜欢。

海瑞一生中曾与潮州结下一些情缘,或赏识潮人或墨宝留潮州,成为后世美谈趣事。

匾赠黄爽

黄爽字文明,号阳冈,揭阳桃山都(今揭东县登岗镇登岗村)人,自幼聪颖好学,学问渊博。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中己酉科举人,授衡阳教谕,因才名显著,于嘉靖四十年被选拔赴京,考中贡士,转为国子监助教。黄爽在京任职期间,结识了时任户部主事的海瑞,二人交往甚笃。有一次,海瑞来揭阳,听说黄爽也正好在家,当即前往登岗拜访这位同僚。海瑞的到来受到了黄爽夫妇的殷勤款待,他们办了一桌丰盛的酒席,为海瑞接风。海瑞一向以刚正廉明著称,面对这桌丰盛的酒席感到十分惊疑,于是便与黄爽开玩笑道:“年兄近来收入不少吧?”黄爽听后心中一怔,急忙向海瑞说明酒菜的来源:“这桌上的酒菜样样都是自产的,根本没有挪用公家一分钱!”海瑞听完后呵呵大笑,欣然就席。当时,黄爽之弟黄雄亦登秋榜,登岗官房黄氏兄弟一齐登第为官,海瑞对此深表爱慕,便乘兴手书“棣萼联芳”相赠,以夸奖祝贺。后来官房子孙把这四个大字制作两块大匾额,挂在官房厅堂之上,以耀家风。不幸的是这两块匾额在“文革”期间被毁,十分可惜。

联赠余珙

余珙,明嘉靖澄海莲上永新人,曾任福建清流县令。余为官清正廉洁,因常为民申冤,故得罪了不少地方豪强,却深受民众拥戴。嘉靖四十年(1561年),清流县干旱成灾,赤地千里,民不聊生。时任巡抚应天府的海瑞接到状词,告发清流县令余珙巧取豪夺,鱼肉百姓。这事非同小可,海瑞遂微服出巡至清流县。一日,家丁带一老翁来见海瑞,说是县令家奴,身藏有许多银子,步履匆忙,形迹可疑。当下海瑞问他身上银子从何而来?作何用?老家奴闭口不答。海瑞满腹狐疑,经再三盘问,老家奴才道出内中原委。原来县令余珙爱民如子,见连年灾荒,田园失收,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为解除百姓疾苦,便私免租税,又经常叫老家奴回家卖田鬻地,获取银两作府中费用,并周济百姓。此事还不许家奴外传。老家奴此时身上的银子,便是从老家带来的。海瑞听罢甚为感动,他审阅了余珙所办案卷,又察访民情,得知余珙为官清廉刚直,因得罪本地豪强,故被上词诬告。海瑞依法严惩劣绅,并特书对联“长乐乐得夫子乐,清流流出伯夷清”赠给余珙。后来余珙告老回乡,他逝世后子孙们为了纪念这位清廉的祖上,便将海瑞赠联镌刻于永新乡二房公祠内石柱上,至今保存完好。

文赞薛宗铠

薛宗铠(1498——1535年)字子修,号东泓,揭阳龙溪(现属潮州市)人。嘉靖二年(1523年)中进士,历任江西贵溪知县、建阳知县、礼科给事中等职。在京城任户部郎中时,宗铠上书揭发吏部尚书汪鋐骄横作恶,贪赃枉法的罪行,受到汪鋐诽谤攻击,促使嘉靖削斥宗铠为民,并将其“廷杖八十”。宗铠被打得遍体鳞伤,几天后含愤而卒。对此,京城内外,闻者莫不“愤惋欷欺,至愿以其身赎”。翁万达、林大钦都曾写文祭薛。翁万达感叹“邦人河岳不能庇才贤,国家元气不能寿忠直。”林大钦说他“直道自胜,方能愤世嫉邪”,“忠言侃侃,奸臣丧胆”。此后,海瑞也在薛宗铠的《光裕录》序中说“东泓一疏,上忤天子,下触权臣”,盛赞其“气节足以生天下正直之气”。

信赞侯必登

侯必登,云南江州进士,字懋举。明隆庆二年(1568年)以兵部郎中出任潮州知府。时值潮州连年战祸,侯莅任后即革除苛政、捐税徭役,关心农桑和民情,为百姓营造一个休养生息的环境。志载:“民获安居”,皆侯氏力也。当时被罢官回海南琼山的海瑞经过访问,知道侯必登在潮州很有政绩,士民对这位知府“颂德如一”,于是写信给侯必登,对其在潮州实行的政策表示赞同和支持,称赞侯必登“在执事人中尤不易得”,表示要“加意申奖”,以使之“贯通显明,达之天下”。与此同时,海瑞还批判了那些“间杂私意”的官吏,说他们“官则尊矣,身心何益!”这些,都表明了海瑞为官清廉的可贵品格。

撰义庄碑记

彩塘是潮安县的文化古镇,历史悠久,是著名的侨乡。境内保存有许多名胜古迹,实为值得人们欣赏和凭吊的游览景观。其中有一碑记,因与海瑞有关,故甚为出名。该碑记名叫义庄碑记,俗称海瑞碑,是由海瑞撰题的,全文约 500字,是当年的“海青天”为表扬傅厝村人傅莘野任苍梧县令时,为官清廉而能施仁行义,尊祖厚族,自费设立义庄,广济贫困之义举。此碑现为傅姓后裔珍重保存,是宝贵的历史文物。

潮汕地区还有不少地方留下海瑞珍贵的墨宝,如澄海的程洋岗虎丘山上,摩岩石刻很多,海瑞也曾题“片羽”二字石刻,至今保存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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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浅析《老残游记》中的清官与游医形象

浅析《老残游记》中的清官与游医形象

引言:

清末刘鹗创作的《老残游记》,本是为帮助他的朋友而作,被鲁迅先生评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它的影响之深,为社会广泛认可。小说写一个被人称做老残的江湖医生铁英在游历中的见闻和作为。由于家盗贼案和齐东镇贾家“灭门”大案引出玉贤、刚弼两大“清官”形象。小说借老残这一游医的见闻,表达对表为清官而实为酷吏的“伪清官”的揭露与批判。同时,也借老残之口表展现他对于清末整个现行官僚体制的看法与态度。

一、刘鄂和《老残游记》

刘鹗出身官僚家庭,从小得名师传授学业,学识博杂。刘鄂早年科举不第,二十四岁时,曾去扬州与毛庆蕃一起,拜从太谷学派李光昕为师。

他曾先后入河南巡抚吴大澄、山东巡抚张曜幕府,帮办治黄工程,成绩显著,被保荐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知府任用。应外商福公司之聘,任筹采山西矿产经理。后又曾参与拟订河南矿务机关豫丰公司章程,并为福公司擘划开采四川麻哈金矿、浙江衢严温处四府煤铁矿,成为外商之买办与经纪人。义和团事起,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刘鹗向联军处购得太仓储粟,设平粜局以赈北京饥困。后来清廷以“私售仓粟”罪把他充军新疆,次年死于乌鲁木齐。

刘鄂早年丰富的人生经历为他《老残游记》的创作提供了诸多素材。他学识博杂,则为其作品打下了丰厚的文学底蕴。

作为一个典型的封建知识分子,他受太古学派思想的影响。这种时代和历史的局限性让他在对待社会问题上,只能上升到批判官僚的层面,这对他创作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老残游记》作于清代末年。本是无心插柳,据说是为帮助他落难的友人,不经意发表而风行于世,乃至影响不凡。

小说写一个被人称做老残的江湖医生铁英在游历中的见闻和作为。老残是作品中体现作者思想的正面人物。他“摇个串铃”浪迹江湖,以行医糊口,自甘淡泊,不入宦途。但是他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同情人民群众所遭受的痛苦,是非分明,而且侠胆义肠,尽其所能,解救一些人民疾苦。

二、《老残游记》中的清官与江湖游侠

(一)《老残游记》中的清官

在封建社会中,清官历来为人们所称赞与崇敬,历史上也不乏人们所期待的清官,如包拯、海瑞等。他们为官清廉,为人正直,常为民请命,为老百姓办了许多好事。人们多是歌颂清官,而对贪官污吏加以大量的揭露和批判。而《老残游记》中,作者却花大量的笔墨,揭露一干清官的种种形迹,借一系列的冤假错案,展现“伪清官实为真酷吏”的景象。

小说中最突出的“清官”形象有两个,一是玉贤,一个是刚弼。小说中以“老残”的视角展现了这两大“清官”的所作所为。

1、给强盗做兵器的玉贤

小说在第三回说起玉贤,以几个饭馆客人的闲谈侧面描写玉贤的清廉刚正,小说第四、五、六回,老残一路游历,以其所听闻的三件事侧面反映这“伪清官”。其一便是,于家屯强盗事件,其二便是杂货店主儿子吃酒胡言冤死之案,再是客店主人妹夫白布之案。

于家屯强盗案中,玉贤武断专横,不分是非曲直,直接将于家三父子收于站笼之中。文中陈仁美为吴氏请旌表,玉太尊笑道“这人无论冤枉不冤枉,一定不能甘心,将来连我前程都保不住。俗话说的好,斩草要除根。”

而客店老板又说,那移赃的强盗,听见这样都后悔的了不得,说:“我当初恨他报案,毁了我的两个兄弟,所以用个借刀杀人的法子,让他家吃几个月官事,不怕不毁他一两千吊钱。谁知道就闹得这么厉害,连伤了他四条人命!委实我同他家也没有这么大的仇隙”

强盗的一番话与玉贤的所作所为相对比,强盗尚且有其底线,而像玉贤这类官吏,虽是百姓的父母官,实际上为达目的,有意残害无辜,更能展现其酷吏的本质。作者正是通过饭店食客、客店老板、杂货店主等一一向读者揭露了玉贤这一“清官”明面上是如何的“清廉”、“不要钱”,实则是“真酷吏”之象。

苛政猛于虎,掌权者打着善的旗帜却做着恶的事情,却不自知,这比烧杀抢夺的强盗有过之无不及。正如文中杂货店铺老板所说“江南真是好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不像我们这地狱世界。”百姓有苦不敢言,有冤不敢诉,一方面是这猛于虎的苛政,另一方面正如文中于家姑爷所说的官官相互。这便如同一个巨大的牢笼,使得百姓捂住嘴,不敢言,如同杂货店老板一样,儿子被害死,也只能含泪称玉太尊为清官。

玉贤这种“路不拾遗”的“丰功伟绩”,正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人肉酱缸上的金盖”、“鬼脸上的雪花膏”。他们的做官哲学是:要紧的不是人命,不是冤情,而是他们个人的前程,他们的乌纱帽。无数百姓的鲜血、枯骨把这些“不要钱”的“能吏”层层抬了起来。

2、刚愎自用、独断专横的刚弼

第十五回,黄人瑞向老残讲诉齐东镇贾家十三口“灭门”惨案。刚弼一来就是严刑逼供魏家父女。刚弼,谐音刚愎,正是刚愎自用。刚弼断案,只听一面之词,再因魏家官事愚忠,期望用钱向刚弼买下魏家父女两条人命,却中了刚弼的套子,刚弼以此为据,独断而行,直接定了“杀人凶手”,再屈打成招,硬要坐成个故杀。正如文中魏氏所说“刚大老爷!你不过要成就我个凌迟的罪名!现在我已遂了你的愿了。既杀了公公,总是个凌迟!你有何必要坐成个故杀呢,你家也有儿女呀!劝你退后些罢!”,刚弼一笑道:“论做官的道理呢,原该追究个水尽山穷,既然已如此,先让他把这个供画了。”

掌权者不明是非曲直,完全按着自己的主观臆断评辩是非,一手遮天,杀民如贼,硬生生将贫民百姓逼到无路可退的境地,才有魏氏这血泪之诉。

刚弼这类官吏任意杀伐百姓,致使百姓“人不如鸟”。正如老残所思:“鸟雀虽然冻饿,却没有人放枪杀害他,又没有网罗来捉他,不过暂时饥寒,撑到明年开春,便快活不尽了。若像这曹州府的百姓于饥寒之外,又有一层惧怕,岂不比这鸟雀还要苦吗!”,官吏们如此伤天害理、残酷暴虐的目的,只不过是要博得一个“清官能吏”的美名,“急于做大官”。

刘鹗笔下刚弼这类所谓的“清官”,“自以为不要钱”,刚愎自用,主观臆断,滥杀无辜,使百姓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是“不要钱的酷吏”作者借老残之口,抒发对这类伪清官的控诉与批判。

(二)《老残游记》中的游医老残

小说写这一江湖游医老残。正文中第一回就介绍了“却说那年有个游客,名叫老残。此人原姓铁,单名一个英字,号补残。因慕懒残和尚煨芋的故事,遂取这残字号。原是江南人氏,当年也曾读过几句诗书,因八股文章做得不同,所以学也来曾进得一个。这老残既无祖业可以守,又无行当可做,可巧天不绝人,来了一个摇串铃的道士,能治百病,所以老残就拜他为师,学了几个口诀,从此也就摇个串铃,替人治病糊口去了,奔走江湖近二十年。”

他一路游历,山东古千乘地方治黄瑞和之病;救登州蓬莱阁大船之险;治高公馆小妾喉病;除曹州强盗之乱;解救翠花、翠环;破东镇贾家十三口“灭门”惨案,然而他虽为江湖游医,治病糊口,实则也是在医治社会之病。

清朝末年,家国**,社会腐败,滋生出种种惊天不平事,整个社会是病态的。小说中的社会实则是整个现实社会的投影,作者正是借老残所见之现状反映现实。再说老残之于玉太尊、刚弼,某种程度上前后是相互对立的两种人物形象。后者是残害百姓,一心谋前程,急于做大官。前者如文中所说;“天下事冤枉的多着呢,但是碰在我辈目中,尽心尽力替他做一下子就罢了。”是个仗义正直之人,江湖行医,一身侠气。他除盗患、救二翠、破冤案,遇见不平事,便解决不平事,他的身上有着侠义之气。

三、《老残游记》中官、医结合解决社会问题

小说中,老残所遇之事,以玉太尊强盗案、齐东镇贾家十三口“灭门”惨案为例,最终都以官与游医老残相结合而解决,这在某种程度上展现了作者对于封建官僚制度的态度。

刘鹗出身官僚家庭,从小便随父亲官职调动而行。他从小受到这种官僚气息的浸染,接受的也是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熏陶,他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人士子的气息。在思想上,他逃不开封建社会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范畴。如同他在《老残游记》中所写,对于像玉贤、刚弼这类伪清官,他始终持批判态度,然而对于清王朝整个统治体系他却未曾有过只言片语。他认为这样的体系是不错的,坏就坏在这种体制之下个体官僚的败坏,让整个体制彷佛也是败坏的,所以,问题最终出在个体官僚上,而不是体制的问题。

个体出现问题,需要纠正,于是就有了老残这个体制之外的人对其进行“医治”。正如文中所见,老残在除曹州强盗之乱、解救翠花/翠环、破东镇贾家十三口“灭门”惨案时都依靠了官府的力量。结语

刘鄂创作《老残游记》,揭露伪清官残害百姓之象,开中国历史之首。作者借老残之口抒己见,托小说之事,绘社会之实,批判清末种种恶相,无心插柳,却成大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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