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特务三大亨”之一-吴德峰

第一篇：“中共特务三大亨”之一-吴德峰

我的父亲吴德峰曾是“中共特务三大亨”之一

吴德峰,中共早期革命家,湖北保康人,1922年参加革命,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任中共武汉地区委员会委员兼军委书记。吴德峰长期从事和领导党的地下工作,是“隐秘战线的卓越领导人”(王震语)。他曾是大革命时期武汉国民政府的公安局长。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武汉发现的国民党刊物上,曾这样描述他——“中共特务三大亨,犹若孺子是康生,喜怒无常李克农,老奸巨猾吴德峰”。他历任中共中央交通局局长、中央政治保卫局江西省分局局长、湘赣省保卫局局长、红六军团和红二方面军保卫局局长等重要职务。1937年到西安发展和领导党的地下工作。1946年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秘书、武汉执行组顾问,后历任晋察冀中央局敌工部部长兼阜平县委书记(纠偏)、郑州市委书记。1949年5月24日,武汉市人民政府成立,吴德峰出任新生的武汉市人民政府的第一任市长。后历任国务院政法办副主任,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党组副书记,政法学会会长、党组书记。1976年12月11日在北京逝世。

父亲多年从事秘密情报、交通等特殊性工作,他的事迹鲜为人知,甚至在党内除一些老同志外,真正了解他的人也不多。但他老人家在我们儿女的心目中始终是受崇敬的严师、慈父。他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信念;对党、对革命事业有执著、无私奉献的精神;他对敌人、对艰难险阻和对突发事件,有随机应变、临危不惧、机智多谋、坚韧不拔的能力;他博闻强识、思维敏捷,长于逻辑推理、分析预测,更有优秀的组织能力。他在我心目中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

“我们家历经三代才找到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革命真理”

父亲出生在一个封建地主、官僚、大房产主家庭。我的曾祖父吴国弼曾在清朝任四品“通奉谏议大夫”,在云南等地做过官,辛亥革命前夕他当过湖北省临时议会议员,受维新变法的影响,先后送他两个儿子吴元泽(我的二伯祖父)和吴元钧(我的祖父)赴日本士官学校留学,以期习武救国。吴元泽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曾任新军战时司令部参谋长等职,衔至中将;吴元钧在辛亥革命时曾任苏浙攻宁联军参谋长等职,衔至少将。

父亲从小就受着家庭、社会和从维新变法向辛亥革命转变的思潮的影响和熏陶。辛亥革命前后他十三四岁,到武汉湖北官立两等小学堂念书,曾加入湖北省革命学生军任班长。1914年,父亲考入了素有革命摇篮之称的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这期间他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曾与毛泽东等有过书信往来,和萧楚女等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他参加并积极组织领导了当时的**运动,曾作为学生代表与当时的教育厅长谈判,驱逐了反动校长,从而和当时在该校执教并任校监的董必武建立了革命的师生之情,与陈潭秋、徐全直等结下了至死不渝的革命友谊。

在董必武、陈潭秋的坚持介绍下,党组织在1924年2月批准接纳父亲这个出身官僚、地主家庭,社会关系极复杂的知识分子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其候补期几经缩短为一个月。同年7月,父亲当选为改组后的中共武昌地委委员。他在后来的年代里回忆这段经历时曾这样对我们说:“我们家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际,从维新变法经过辛亥革命,历经三代,最后才找到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革命真理。”

“吴德峰同志参加革命是主动走上梁山的”

1925年因工作需要,党决定父亲以秘密党员的身份参加国民党,并当选为湖北国民党省党部执行委员。1926年北伐军占领武汉三镇后,父亲利用家庭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威望,经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先生的推荐,担任了武汉公安局局长。

1927年汪精卫叛变革命,国民党大肆清党,屠杀共产党员,四处笼罩着白色恐怖,父亲在和国民党周旋一阵后也撤退到了汉口。

大革命失败后,不少人意志消沉,登报声明脱党、退党,甚至背叛革命。但父亲这个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共产党员毅然决然地抛弃了在国民党已取得的高官厚禄,抛弃了家庭的荣华富贵、万贯家财,冒着被通缉杀头的危险,义无反顾地跟着中国共产党,继续踏上艰苦的革命征途。正如王震回忆时讲的,当时很多人参加革命是逼上梁山的,而吴德峰同志参加革命是主动走上梁山的。

1927年年底,父亲调往江西省委先后任赣西南、赣北地区特委书记,领导该地区党的组织建设和发动群众工作。后江西省委(在南昌)被敌人破坏,波及九江等地,他当机立断转移安顿机关和同志,携同快临产的母亲弃家赶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情况。他到上海后,又得到河南省党组织因被叛徒出卖,遭到全面破坏的消息,国民党军、警、特、宪云集开封,大批同志遭到捕杀。中央紧急决定,立即派父亲去河南任军委书记,消灭叛徒,重建组织。1929年,父亲又被调往上海任中央交通局局长。

“我是负有一定责任的共产党员”

1932年,父亲进入苏区,先后任中央苏维埃国家保卫局副局长、江西省委委员、湘赣省委委员等职。1936年11月,父亲任中共中央外交部对外联络局局长。接着,西安事变发生了,之后,父亲应召随同周恩来同志赶赴西安处理事件,后因时局急剧变化,他由公开转为秘密,留在西安负责秘密情报的领导工作。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曾对父亲在西安的秘密情报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明确的肯定。

在西安领导秘密情报工作时,父亲没有任何职位。陶斯咏叔叔回忆说:“我们住在曹家巷十二号时,一天晚饭后在院子里乘凉,我问吴老(陶斯咏对父亲的尊称):我是什么职务?吴老答:共产党员。我又问:你呢?吴老答:负有一定责任的共产党员。我又追问:我们组织名称叫什么?吴老一字一顿地说:共——产——党。”父亲就是这样,以“共产党”的崇高名义为党为国家奉献了自己的一切。

那是1939年夏,国民党十一战区长官胡宗南,积极部署对陕甘宁边区及延安的进攻,妄图一举歼灭我陕北中央首脑机关。当时正值周恩来由渝返延,途经西安,父亲将截获的胡宗南战斗序列部署、各部队的驻地、番号、长官姓名等详细材料交周副主席带回延安。我党以八路军总部的名义,致电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揭露蒋介石反共挑起内战的阴谋,保卫了陕甘宁边区。

还有一次,也是1939年,父亲综合分析搜来的各小报消息,向中央报告,重庆江北正在召开一个高级敌特政工会议,可能有重大行动。延安接到电报后向重庆查询,重庆答复查无此事,总理说,吴德老(总理对父亲的尊称,以与吴玉章吴老区分)情报向来准确,再查。最后查到国民党确实在江北开了一个高级敌特政工会议,策划反共倒阎的阴谋。

“越是沧海横流,越显示他的英雄本色”

1945年12月,为执行国共谈判的双十协定,组织了国、共、美三方的军调处执行部,党组织安排父亲在北平本部工作。当时正好父亲的慢性盲肠炎急性发作,就由李克农同志替代,父亲病情稍有控制便按组织要求又立即赶赴北平军调处任秘书,并被派往武汉执行小组工作。当时武汉执行小组代表为薛子正同志,中原军区驻武汉办事处主任是郑绍文同志。父亲随周恩来同志到办事处后,周恩来宣布在武汉方面党内由吴、郑、薛三人组成领导班子,由父亲负责全面领导,并负责协调武汉执行组和办事处的工作,负责中原军区的军费供给、联合国救济总署的联络、组织搜集情报等具体工作。当考虑父亲对外的职务时,父亲表示,任务明确就行了,用不着什么名义。周恩来同志笑着说:“这与西安工作不同,是公开对国民党的。”最后决定以顾问名义对外。王震同志后来跟父亲开玩笑说:“吴老,看来你的任务越来越重,官却越来越小,名不副实!名不副实!”当时跟随父亲的警卫员孟宪如同志,在北平执行部以副官的名义着的装,是带国民党中尉军衔的服装,考虑到职位的变更会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怀疑,父亲出外只好不再带副官。父亲的出现早已引起国民党特务的重视,在国民党反动派将要发动对中原军区的进攻前,国民党特务散布谣言,罗织罪名准备逮捕父亲。这一信息印证了父亲已获得国民党围攻中原军区的准确时刻表。完成任务后,父亲通过社会关系,让人给他买了船票,在国民党特务动手软禁执行小组和办事处我方人员的前一天,按周恩来指示离开武汉赴南京,安全回到了周恩来同志身边。国民党特务去德明饭店执行小组所在地抓他时扑空,只得叹息说,又叫吴德峰这个老狐狸溜掉了。正如王震等五位老同志在纪念父亲的文章中写的那样,父亲“是一个共产主义革命者,越是沧海横流,越显示他的英雄本色”。

父亲被敌人称为“中共特务三大亨”之一

1949年5月14日,父亲受命任中央直辖市武汉市市长。那时,武汉刚解放,城市千疮百孔,百废待兴,正常秩序尚未恢复,城市建设、粮食、防汛、灾民救济安置、特务的破坏、暗杀等问题一件件接踵而来,特务曾几次在新生花园等处预谋暗杀父亲,但均未得逞。

足智多谋、临危不惧、爱憎分明、坚韧不拔是父亲工作的风格和特点。那是1947年,武汉的国民党刊物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共内幕”的文章,称父亲为“中共特务三大亨”之一的“老奸巨猾的吴德峰”。敌人的怨恨和谩骂,反映了父亲令其丧胆的一面。实际上,他并没有什么神秘之术。正如他自己所说:“忠诚则胆大,认真则心细,知己知彼则战无不胜。”

父亲在长期的地下工作中留下的传奇故事正是这一“神秘之术”的体现。

1938年父亲在西安做情报工作时,曾拜访一名国民党上层人物,并趁其打针之际,偷看他桌上放的一份重要情报并牢记下来,然后电报传至延安,后来与得到的原件比对,连标点符号都不差。“文化大革命”中,一次造反派批斗他讲法院独立审判的问题是反党、反毛主席的,他告诉造反派这不是他讲的,是毛主席讲的,告诉造反派是毛选哪种版本第几页、第几段、第几行,并把原文全背了下来,并告诉造反派这本书现在在女儿持生手中。造反派找我要书一查,果然讲得丝毫不差,不得不佩服地说:这“老家伙”的记性真好。

还有一次,他同罗表叔(为地下工作需要,称罗青长为表叔)出外办事,手提箱内放着一份秘密文件。正走着,突然发现前面国民党设了搜查行人的关卡。父亲暗示罗表叔一起进了路边的书店,借购书付钱之际将文件夹在新买的字帖中。父亲交店员包好后卷在手中,让表叔提着箱子先走,他随后大摇大摆地向卡子走过去。轮到搜查他时,他很自然地将双手举起,书也随着举上去,搜完后走了两三步后慢慢将手放下来,好像突然想起手中的书,又慢慢转身,原地不动地将书出示给搜查的敌人看,并示意地问:“先生这书……”话还没讲完,对方就不耐烦地摆了摆手让他走了。

1930年秋冬,中央交通局受命负责完成中央领导机关由上海搬家到中央苏区的任务。父

亲亲自去过一趟苏区,顺便到鄂东特委书记胡梓处取回一批巨额(十斤左右)黄金回上海。这项工作要求很严格,必须有一整套完备的手续,带回的黄金数量与账单必须相符,不能缺斤少两。在提取黄金时,只找到一个没有秤砣的秤,这给计量工作带来了困难。父亲灵机一动,用四块银圆(袁大头)做秤砣,按当时银圆制造局规定的一块银圆重量为七钱二分,按此计算称出黄金重量。然后找人特制了一个子弹袋,将黄金装进去缝死背在身上,外罩长袍,在另外两名交通员的配合护送下,日夜兼程顺利赶回上海。父亲回到上海后,将黄金交给中央经费管理部门验收,发现数量对不上。管理部门的负责同志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非常相信父亲,说:“德峰同志向来心细,不会错的,你们再找德峰同志核对一下看问题出在哪里。”父亲仔细回想,黄金从鄂东到上海,始终未离过身,子弹袋缝得很死也不可能掉出来,想来想去,问题可能出在做秤砣的四块银圆上,造币厂可能为了克扣银两,银圆分量不足。结果把带回的四块银圆拿去核对,果然如此,按四块银圆核对黄金数量无误。经手的同志无不称赞父亲知识渊博、胆大心细、做事严谨,对党的事业一丝不苟、忠贞不贰,同时也佩服周恩来对干部的信任、了解。

1928年,父母从开封撤回上海后,以河南商贾身份租房住机关。房东太太见父母人口简单、有绅士气派,非常欢迎,谁知家具一到马上翻脸,说什么也不让进门,说要住房必须得找三家铺保。一问才知道,这套家具和前面的房客家具一模一样,前面的房客没住几天就被以共产党罪名抓走,家具现在还堆在一间客房中。父亲一听不动声色地解释,初到上海人生地不熟,就近随便临时购买了一套家具,并答应立即找三个铺保,房东太太这才答应他住下。事后父亲马上把这一情况报告中央,并下发通知,今后住机关购买家具、用品必须注意避免千篇一律买便宜货,防止暴露身份……

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历任武汉市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中共武汉市委第一副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秘书长、副主任,国务院第一办公室副主任,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会长兼第一书记等职。1961年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

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父亲在“五一六”通知发表以前就首批和一些中央各部老部长一起靠边站,同时被揪出来批斗。贴他的第一张大字报是“拒不执行少奇同志指示就是反党、反中央”。不久他又变成了“刘少奇的黑干将”、“黑帮分子”、“走资派”。记得第一天他被揪斗后下班回家,他仍像往常一样左臂挟着一个装满文件的黑色大皮包,但皮包中间多夹了一个写他名字打红叉的木牌子,右手还捧着一个写满“三反分子”的高帽子。那天晚饭后他仍如常态工作到深夜。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等人欺上瞒下,以莫须有的罪名蒙骗群众,妄图再次把父亲置于死地。父亲这时已七十岁高龄,身患严重的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气管炎、眼睛黄斑出血等疾病,但他从不气馁,意志信念仍是坚定不移,坚信终有一天会真相大白。别人问他为什么不拿出过去对付敌人的手段去对付整他的人,他说:整我的人不都是敌人,对敌人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对同志怎能采用对付敌人的手段呢?

别有用心的人经常强迫父亲交代他过去经手和记忆中的机密,要他提供攻击某些中央领导人的炮弹等,他始终缄口不语,什么都不讲,严守党和国家的机密。父亲那时年事高又多病,身体状况非常差,我们做儿女的真担心他熬不过去,但他坚持挺过来了。他总告诉我们要放心,他不会死的。他说:如果有一天我突然死去,别人说是自杀,你们坚决不能相信,一定要搞清楚。

后来对他揪斗越来越频繁、升级,推搡拖打、弯腰“喷气式”成了家常便饭。每天回来他满

身都是泥,鞋子被拖破,中山装衣扣被拽掉,领子袖肩被扯坏,裤绊被拉断,拐杖常常被折断。每次下班回家都由我和妈妈帮他洗涮缝补整理到半夜,第二天还要备他穿用。当时最没法办的就是帽子隔三差五地丢,即使不丢也脏得没法戴,洗了又走形。当时爸爸工资几乎全扣发了,给他的一点生活费别说吃药、吃饭,就是他去上班、挨斗的车钱都不够。我们兄妹当时都是低工资,每人每月五六十元,上养老、下养小,每月能节省十元八元就不错了。全家人开销基本靠妈妈的工资支撑。因此经常去花钱添置帽子这些东西是不可能的。一天我正在缝他中山装的袖肩、领口,见实在无法缝补,只好整个拆下来另找了块差不多颜色的布裁好再重新缝补上,等于做了一件新衣服。爸爸在一旁看着,突然对妈妈说:天天这样整,费工费时,豆腐都盘成肉价啦,劳民伤财的,不如改穿没肩的中式对襟服,既方便、好洗,又扯不坏。妈妈和我异口同声地赞同。妈妈立即从柜子里翻出两块蓝灰布拿给爸爸看,爸爸看了看点了点头说:好,只要不是黑的就行了,否则真成黑帮啦!我们都笑了。在妈妈的指导下我量好了尺寸,连夜用缝纫机赶出。第二天一早爸爸就穿上了这件合身的外衣。后来我又与妈妈、爸爸商量把帽子改成线钩的圆顶帽,夏天用棉线钩,冬天用粗毛线钩,好戴又好洗,坏了可以重钩。拐棍本来也想自己做,爸爸长征时的勤务员肖佛先叔叔知道后,把自己和别人不用的拐杖一下子搜罗了十来根,也一下子解决了。爸爸妈妈在“文革”逆境中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对我一生影响很大。

1969年的“五一”,周总理在天安门又亲自当着最高法院军代表和群众代表的面,向毛主席汇报了父亲的情况。毛主席当即明确表示:吴德峰同志是个好同志,一定要解放。过了不久,爸爸被解放,并在天安门上见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毛主席握着爸爸的手说:“德峰同志,你也老了。你是我的老战友了,你要交好革命的班,把你过去的工作经验传下去。”

父亲一生为革命事业四处奔波,辗转南北。1954年以前他从未有过一个安定的家,妻子儿女很少团聚。父母共生我们兄妹九人。在战争年代除我一人跟随父母转战南北外,其他兄弟姐妹均因战争环境残酷不允许,从小送人或寄养在外。九个孩子在新中国成立后只剩下五个,有两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因病得不到治疗夭折,还有两个在苏区和长征途中送给人当童养媳、养子,至今下落不明。父亲为党、为革命事业奉献了他的一生和所有一切,包括他的家庭、财产、名誉、地位以及儿女亲情,直至1976年12月11日在北京逝世

第二篇：吴德峰 党的功勋传奇情报人员

吴德峰 党的功勋传奇情报人员

吴德峰，1896年6月21日生，湖北省保康县石磐岭人。原名吴士崇，字德峰，曾用名吴铁铮、铁峰、戚元道。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三届政协常委。中共七大正式代表，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62年9月当选为第八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76年12月1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1901年至1909年在家乡私塾读书。1909年2月至1911年10月在湖北官立两等小学堂读书。1911年11月至1912年12月在湖北省学生军当兵，后当班长。

1913年3月至1914年1月在老家养病、读书。

1914年2月至1918年2月在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和董必武有师生之谊，参加并组织发动**。1918年3月至1919年11月在家乡读书。抗日时期

1919年12月至1921年秋任湖北省长公署第一机要股科员。1921年秋至1922年夏任中共湖北区委主办的湖北人民通讯社社长。

1922年夏至1927年任湖北省教育会执行委员兼义务教育股主任、湖北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校监(至1923年冬)。1924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任中共武昌地委委员。同年夏至1925年底任督办湖北官矿公署工程处考工股股员。1924年9月被选为中共武汉地委委员兼军委书记。1925年2月根据党的决定开办崇实中学，自任校长，并成立党的外围组织“实社”，担任主任干事，团结教育和培养青年参加革命斗争。这期间曾领导主持武汉各社团举行沪汉粤案死难烈士同胞追悼大会、汉口惨案周月纪念等革命活动。1925年夏经党组织同意加入中国国民党，当选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工人部部长、军事部部长。

1926年5月后任中共武汉地委代理军委书记。10月任国民党武汉市政府常务委员兼公安局局长。11月当选为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兼军委常委。同年冬任武汉市政府常委兼公安局局长。

1927年2月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军委常委、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曾参加主持领导武汉三镇举行的湖北全省国民外交大会集会抗英侵略暴行反动政府投降媚外水陆大游行。大革命失败后，受命组建中共湖北省鄂南特委，1927年8月至9月任特委书记。9月至10月任鄂南土地革命委员会主任、鄂南农民革命军第一路军军部特派员，组织领导鄂南秋收起义，发动湖北全省武装暴动。曾任中共湖北省委代理军委书记等职。1927年12月至1928年1月任中共江西省赣西南特委书记。1928年1月至6月任中共江西省赣北特委书记，领导发动赣北农民武装起义。同年5月因河南省党组织遭敌人严重破坏，被急调河南，5月至12月任中共河南省委委员，10月兼任河南省委军委书记，同月至12月任河南省委士兵工作委员会书记，协助重建党的组织。

1928年7月至1929年12月任中共中央军委交通科科长。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党的秘密情报交通工作。1930年4月至8月任中共湖北省委候补审查委员。1931年11月至1932年8月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

1932年1月至1933年4月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江西省分局局长，被选为中共江西省委委员、江西省苏维埃主席团委员。1932年9月至1933年7月任湘赣军区政治保卫分局局长。1933年7月至1934年7月任湘赣军区政治保卫分局局长兼红六军团政治部政治保卫分局局长。

1933年11月至1934年8月任中共湘赣省委委员、政治保卫局局长，湘赣省苏维埃主席团委员。

1934年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参加红军西征。

1934年7月至10月任红六军团政治保卫分局局长。同年10月至1936年任红二军团政治保卫分局局长兼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肃反委员会主席，参加红军长征。1936年7月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白军工作部部长。9月至10月任中共甘肃省工委委员、白区工作部部长。12月到达陕甘宁边区，任中共中央外交部对外联络局局长。西安事变后随周恩来到西安，参加领导秘密情报工作。

1937年12月至1943年3月任中共中央交通局局长(公开名称为农村工作委员会)。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

1941年5月任中央交通委员会委员。

1945年4月至6月作为中直、军直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2月至5月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秘书，武汉执行组顾问。

1946年7月至1948年10月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敌军工作部部长等职。

1947年秋到河北省阜平县领导土改工作并兼任县委书记。1948年11月至1949年5月任中共郑州市委书记、中共河南省委常务委员。

1948年12月至1949年3月任郑州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解放以后

1949年5月至1952年2月任中共武汉市委常务委员、武汉市市长，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至 1949年8月)。1949年6月至1952年2月任武汉市人民政府党组书记。1949年7月至1950年9月任武汉市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1950年9月至1952年2月任市财委副主任。1949年12月至1953年1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0年10月至1952年2月任中共武汉市委第一副书记。1950年至1951年兼任武汉市行政干部学校校长。1951年6月至1952年5月兼任中共武汉市委统战部部长。1951年11月至1954年11月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1952年4月至1954年9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秘书长、副主任。

1954年11月至1959年6月任国务院第一办公室副主任。1956年起担任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会长兼第一书记，中共中央政法小组成员。

1959年6月至1960年12月任国务院政法办公室副主任。1961年3月至1966年8月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1961年4月至1966年5月任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晚年生活

遗言:“不许给国家添一点麻烦” 吴德峰的革命资历久，毛泽东、周恩来等尊称他为“吴德老”。吴德峰曾说他这一生最佩服周恩来、陈云和任弼时。任弼时曾是他的顶头上司，领着红二方面军北上抗日，在团结红四方面军时也起了很大作用，却从不多提自己的功劳。陈云是老黄牛性格，受命于危难之时，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1952年吴德峰因为“纪凯夫案件”被撤职，李先念接替他的工作任武汉市市长。后来经中央审查，取消了对他的处分，但是吴德峰从没有抱怨过什么，只说:“母亲打错了孩子，孩子能够计较么?”1954年吴德峰离开武汉调到北京工作，将近60岁的老人，又重新开始学习法律，后来成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文革”中，吴德峰没有逃脱被批斗的命运，红卫兵揪着年迈的他问:“你这个特务头子为什么没有死?”吴德峰说:“那你们得问敌人，我为什么没有死。”1976年“四人帮”刚被打倒，吴德峰就病逝了，临终前留下遗言:不许给国家添一点麻烦，不许伸手向国家要钱。

吴德峰，解放后武汉市首任市长。他曾以国民党左派领袖的身份参与共产党的秘密工作。国民党刊物上曾这样描述他--“中共特务三大亨，犹若孺子是康生，喜怒无常李克农，老奸巨猾吴德峰。”吴德峰从不提自己的过去，即使是对子女，直到其夫人戚元德病逝前，才向子女口述了他们的谍报经历……其女儿吴持生等人将这些宝贵资料整理出来，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满怀坚定信仰、不该被今天的人们淡忘的历史人物。地下工作生涯

简述

1949年5月24日，武汉市人民政府成立，吴德峰为新生的人民政府第一任市长。吴德峰自己没有想到，他会以市长的身份回家。离开前，他是大革命时期武汉国民政府的公安局长，是中共潜伏在国民政府的“大人物”。他的谍报人生惊心动魄，充满传奇色彩。智逃

智逃:“再见!我还会回来的” 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国民临时政府在武汉成立。党组织决定，时任中国共产党武汉地方军事委员会书记(秘密)、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公开)、在湖北军政界家世显赫的吴德峰，通过国民党左派邓演达推荐当选武汉国民临时政府常委兼公安局长。

吴德峰利用公安局长的合法身份为国共合作、保卫党中央、掩护革命同志做了大量工作。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夏斗寅、汪精卫也相继叛变。屠杀共产党进步人士后，国民党内部的清党也公开化，左派领导人邓演达反对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主张讨蒋，被蒋扣上“煽动**”的罪名予以通缉，吴德峰也被列入免职铲除之列。但反动派顾忌吴德峰手中掌握的公安局实权和警察大队武装力量，未敢贸然行事，设下“提拔重用、另有高就”的圈套，想待吴德峰交权后密捕除掉。

吴德峰识破敌人这一阴谋，立即报告党组织，党组织同意了吴德峰自行把握时机安全撤离公安局的提议。吴德峰当即利用敌人不愿公开抓他，而公安局大部分下属对他存在敬畏和攀高结贵的心态，布置共产党的同志和“亲信”、下属，传播“吴局长要荣升高就，新局长马上到任”的消息，有组织、有计划地鼓动全局上下在交接那天安排了一个盛大的“送旧迎新大会”。

开会前，吴德峰要人事先悄悄通知警察大队全体人员，持枪荷弹准时到会受阅，听局长训话。新局长在会上看到这阵势顿感不妙，在交接仪式上也不敢轻举妄动逮捕吴德峰。会上，吴德峰慷慨激昂地致辞告别，重申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革命主张，并借题发挥抨击了国民党右派反革命嘴脸，最后高呼，中国国民革命必定胜利!他向大家挥手告别说:“再见!我还会回来的!” 在一片鞭炮锣鼓和欢送吴局长荣升的喧嚣声中，在前呼后拥的欢送人群中，吴德峰安然归宅化装乘小划子过江到汉口，自此吴德峰就脱离了国民党，结束了武汉国民政府公安局长的政治生涯。智斗

智斗:与国民党特务机关为邻

西安事变解决后，周恩来找吴德峰谈话，中央决定留他在西安负责领导西安情报处的秘密情报工作。

在西安的秘密工作一展开，吴德峰就对西安社会各阶层做了详细系统的调查，国民党头面人物及夫人们的情况、社会关系，他都了然于胸。吴德峰发现国民党内部“左”、“中”、“右”三种势力两头小、中间大，后来成为中央要求根据地政权建设坚持“三三制”的理论基础。

搞情报工作的人，应变能力要相当强，当工作需要扮演不同的角色时，从谈吐到穿衣打扮都不能出错。那时，吴德峰的手下于忠友刚从苏联回来，对国统区环境不了解，吴德峰让他说话做事一定不要穿帮。于忠友的公开身份是《国风日报》的校对职员，他因贪图便宜，在当地鬼市上买了一双皮鞋，两三天就掉了底，吴德峰知道后非常生气:“《国风日报》里都是连达官贵人也怕招惹的报棍子，怎么会去鬼市买鞋穿?特务人员知道了就会盯上你!” 吴德峰在西安曹家巷12号搞情报工作时，13号原本是位姓赵的房主，却突然改住了国民党十战区政治部主任和特务机关。党内有人主张立即搬家，但吴德峰认为“灯下黑”，谁也想不到共产党的情报机关居然与国民党特务机关为邻，反而多了一个保护伞，于是一直在那儿办公，直到1939年夏天才搬家。

在西安的情报工作非常成功，国民党中有不少掌握重要情报的人员，都被策反加入了共产党。戴中溶是上海交大电讯系毕业的高材生，因为为胡宗南培训无线电报员、建立无线电讯网而深受重用，被胡宗南任命为司令部机要室副主任。另一个安插在胡宗南身边的重要情报人员，是胡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熊向晖。

解放后，张治中在写给蒋介石的万言书里提到:“你是最相信特务的，你用了最大力量让戴笠同胡宗南合作，认为西安的特务工作是最成功的。可是解放后我到西安一看，就在胡宗南总部周围，安装有3部共产党秘密电台，你的命令发出后不到两小时，中共总部就全部知道……”

第三篇：吴永峰先进事迹

平凡的选择 别样的青春

---记马口煤矿十佳班组长吴永峰优秀事迹

“吴班长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在他班里干活是我们的福气。”走进马口煤矿防尘队，我们时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

吴永峰，马口煤矿通风区防尘队班长。他和防尘队的工友们常年奔走在千米井下，成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防尘设备设施检修难题，获得了宝贵的检修经验，确保了整套防尘设备的正常运行。他所在的班组曾被矿多次表彰为“五好”先进班组，他本人也被评为优秀班组长。

打铁先得自身硬

工作须得业务精

2005年5月，年仅30岁的吴永峰到通风区做了一名普通的防尘队员，到岗第一天，他就暗自下决心，要做就做最优秀的。凭借自己的韧劲和干劲，加之工作出色，深得工友的信任，一年后，他便走上了班长的岗位。

从当班长的第一天开始，吴永峰就深深知道，如果一名班长自己没有过硬的思想素质和技能水平，肯定不能带出出色的班组队伍。在工作中，吴永峰认真、踏实地向有经验的老同志学习；工作之余，潜心学习防尘队员的理论知识。当初，刚进入防尘队，为了熟悉井下各防尘管路及设施和安装位置，他坚持下井。有时候管路出现漏水，他不管半夜还是吃饭的时候，都会以最快的速度下井检修，来毫无半句怨言。正是他的这种严谨认真的工作作风感染了大家，所以无论井下什么时候防尘系统出现了故障，他班组的工友们都会积极下井检修。

走进吴永峰的值班室，他的家当就有两样：一是桌上的检修工具，二就是他自费购买的班组管理知识读本和井下防尘设备使用及检修等方面的书籍了。据他的工友介绍，工作之余，吴永峰总是一个人呆在值班室看书，为自己“充电”。“他技术过硬，我们服他。”工友们都这样评价他们的班长。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快，吴永峰便掌握了井下一整套防尘措施的使用技能，矿井大巷及工作面的防尘管路的安装配套、红外线自动喷雾、吊挂一排排整齐的隔爆水棚、以及矿井巷道内一系列防尘水幕的安装与使用，成为该矿防尘技术上一个业务精湛的多面手。

善于动脑勤动手

小改小革创成效

“做任何事情都要勤于动脑动手，只要敢想，敢去实践，没有不成功的。” 吴永峰时常勉励自己的职工。

作为新时代的技术工，不仅要会检修还要会创新。吴永峰还提出合理化建议20余条，使得小改小革工作蓬勃开展，收效显著，为矿井安全生产提供了有力保障。

导师带徒齐争优

狠抓管理强队伍

在防尘队，吴永峰可谓是导师级别的人物了。他带头成立了青工技能学习小组，在班组开展一帮一“导师带徒”活动中，他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经验和技术传授给徒弟。在他的指导下，班组职工技能得到了普遍提高，80％的职工成了生产骨干和技术能手，先后有3名职工到其他班组担任班长。

吴永峰能根据班组职工性格、技能水平、爱好等诸方面，进行合

理安排、分配工作，既达到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的目的，又实现了工作互补。在解决职工问题的过程中，能进行行之有效的沟通，统一认识，为创造和谐、积极的班组人际关系打下基础；在职工奖励方面，努力创造一个良好的激励环境，让职工在完成任务后个人需求得到合理的满足，同时还主动去接受、去赞赏、去重视职工，主动地去了解、去体谅、去宽容职工，主动地去注意、去关怀、去帮助职工；在创建优秀基层组织中，给予职工以关怀和指导，并使其产生主动合作的情感反应，激发职工共同把班组建设成为具有较高团队素质的基层组织，搭建个体在其中能生存与发展的生命共同体。在他的带领下，班组圆满完成了每月的设备检修任务，确保了安全生产。

严把检修质量关

确保安全零事故

“干我们这行，责任大，设备没修好，生产就得停摆，更严重的是出现安全事故。” 吴永峰总是把这句话放在嘴边，时刻告诫职工。自到防尘队担任班长以来，他每天上班总是第一个到队值班室，了解防尘设备运转情况和现场安全生产状况，接受区队领导的工作安排，组织班组职工召开班前会，安排、布置当班工作任务，强调安全注意事项；进班他又是第一个到达现场，了解现场各项设备的运行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对需要检修的设备，严格把关，确保检修质量；上班时，他总是在工作面和设备检修现场巡查，对每一项检修好的设备都要等到反复试用，确定运转正常后，方才离开。

班组安全工作搞得好不好，关键在班组长。吴永峰严格要求自己。他说：“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在工作中，他带头推行“手

指口述”安全确认法，带头背诵“事故案例”、纠正身边常见的违章行为；还利用班前会、班后会和工作现场对班组职工进行抽查，对不能背诵的职工，立马给其讲解要领、重点，并现场演示，让他们牢记内容、动作直到符合要求为止。

吴永峰说：“军队里强调，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我之所以要求职工背诵这样，牢记那样，懂法则，强操作，就是为了避免‘三违’和轻伤事故。只有这样，我心里才踏实，睡觉也才睡得安稳。”

关心职工好班长

以人为本促和谐

在班组里，吴永峰是个难得的热心肠，十分关心职工，时刻把职工的冷暖放在心上。他经常和班组职工进行交流、谈心，到班组职工家里进行走访，哪个职工思想有疙瘩、哪个家庭有难事，他都了如指掌。职工生病，他自己掏钱购买慰问品，去医院、家里进行探望。在当班长期间，他还先后看望困难、生病职工7人次，自己掏腰包送慰问金达800余元。

“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学习，都应该以大家为中心。国家提出‘以人为本’维护社会和谐，我们也应该‘以人为本’维护班组和谐。” 吴永峰在班组会议上强调。

以人为本促进班组和谐，而班组和谐的根本就是工资分配。班组工资分配如果出现分配不合理、不公平，不仅会影响班组工作的正常开展，更会影响到班组职工的思想情绪和队伍的和谐稳定。吴永峰一贯主张：“工资（工分）向技术含量高、劳动强度大、检修质量好和对工作尽职尽责的职工倾斜。”此举得到了班组职工的一致赞同。在

班组民主管理工作中，他坚持班务公开，分配公平、公正，不徇私情，工友都这样评价他：“他心肠好，处事公，尽职尽责，管理好，是我们难得的好班长。”

吴永峰，一名普通的防尘队组班长，正是因为他能以矿山主人翁的姿态，认真对待每一项工作，用他对矿山的赤胆忠诚、对职工的倾情关爱之心，用辛勤的汗水和不懈的努力，展示了当代煤矿人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亦能燃烧出别样的青春！要让自己成为内行，很多技术都要从头学起，他为此下足了功夫，绞尽了脑汁。为了尽快掌握防尘技术，工作之余加班加点学习，到处购买学习资料，现场去分析地质情况，拿图纸反复对照研究，有时为了弄清一个问题加班到半夜，学习真到了痴迷的程度。他带领有关人员，从最经济、最安全、最切合实际的角度全面考虑，反复论证，寻求最佳方案，实际证明，在使用中效果十分理想，既确保了安全，又经济合理。

要把职工当兄弟。马口煤矿的职工都有这样的感受，吴永峰班组长这人没有官架子，拿谁都当亲兄弟。由于煤矿距离家里较远，职工较长时间不能回家，在山沟沟里人烟稀少，特别是每到过节的时候，想家是难免的。为了让大家有个好心情，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带领大家尽量开心，个别的会和你开开玩笑交流一下。有时谁有个感冒、身体不舒服，他只要知道了，都会过去问候，让人感受到温暖。职工工作有不顺心的时候，他只要听到了，就会主动靠过去，了解思想状况，谈谈心，有困难的想办法帮助解决。

2011年5月15日

第四篇：吴德胜先进事迹

平凡的岗位

无悔的足迹

——记科右中旗杜尔基镇达日罕嘎查春蕾希望小学教师吴德胜

35年前，民办教师的老父亲病逝，吴德胜继承了父亲的遗愿，接过父亲手中的教鞭，义无反顾的当上了民办教师。35间，大爱无痕泪有声。望着1998年被洪水冲毁的旧校址，看着堆在墙角发黄的学生作业本，翻着三十五年来自己亲手编写的教案……他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听着学生的朗朗读书声，听到学生一声声问候，听到从大山深处走出去孩子的一个个成功喜讯......他流下了幸福的泪水。三十五年，为了山村里的孩子能够学文化、长知识，他不离不弃，默默耕耘，无怨无悔，把自己全部的爱奉献给了那些对知识充满渴望的孩子，在大山深处留下了一串串充实、无悔闪光的足迹。他就是科右中旗杜尔基镇达日罕嘎查春蕾希望小学教师——吴德胜。

为了孩子——

几年没有报酬——依然坚守

35年前，别说是农村，就算是城里学校的条件也很一般。而坐落在群山环绕之中的中旗杜尔基苏木乌斯台嘎查学校更是一所简陋的村校，三间破土房，夏天雨季，窗外下大雨，教室就下小雨；冬天，教室中间支一个火炉，天冷时冻得伸不出手来。由于教学条件极其艰苦，教学设备极其简单，工资有时还没有保障，所以根本没有人愿意到那里工作。然而，17岁高中毕业的－1－

吴德胜却毅然选择了那里，开始了漫长的35年教学之路。由于孩子们小，冬天他要自己出去捡柴火，亲自点炉子、烧牛粪……因为是村校，所以学生也不是很多，一至五年级的全部教育教学工作只有他和另外一名“同事”――他的爱人来承担，虽然一个年段只有几名学生，但教案都要单独写，单独备课，一天下来忙忙碌碌，工资也只有几十块钱。特别是当时他还是民办教师，加上嘎查经济落后，连续几年没有给任何报酬，维持自己的生活都很困难，但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还曾多次为该校特困生垫付学杂费、书费，为多名学生购买学习用品。他犹豫过，也想过离开那里，但想想那些可爱的孩子，他还是留了下来。

提起当年为贫困学生交学费、买学习用品这事，直到现在乌田中屯艾里的达胡拉还非常感激：我的两个孩子秀梅和虎宝，他俩从小学一年级至三年级，没交过一分钱学杂费、书费，而且吴老师还给他们买学习用品，没有他的帮助我家的孩子就上不起学了。因为有了吴老师的资助，在他的学校里没有一个学生因贫困而辍学。

“给学生一杯水，自己要备一桶水”。时间匆匆流逝，一晃十个年头过去了。凭着他的执着和努力，他所在的学校连续多年在全学区学校中教学成绩名列前茅，但他也渐渐地发现自己的知识水平还远远不够，不能够完全满足孩子们的知识需求。经过申请他于1989年开始在中旗教师进修学校学习，1991年拿到了中师毕业证。毕业后他义无反顾的又回到了自己奋斗多年的教学

－2－

点，1993年转为正式在编教师，就这样他在贫困落后的山村学校一直坚持工作至今。

为了孩子——

几年没有校舍——依然坚守

“看着孩子在教室里上课，听到朗朗的读书声，谁都会高兴，可是如果孩子们没有教室，你就会感觉像自己没了家一样……”往事不堪回首。本来就破旧不堪的校舍在1998年8月又遭受了厄运，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把校舍冲得面目全非，而且所在教学点周边村校也被洪水冲毁，一时间孩子们失去了自己求知的校园，学生无处就读。看着孩子们没有了校舍，他感觉到就像自己失去了家园，特别是随着开学日期的临近，他的心在痛，嘴上也起了泡。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想到了解决的办法。那就是把自己家的两间正房、四间仓房腾出来给孩子们当校舍，而且这一当就是四年。四年中就是这六间房既是校舍又是宿舍，他们夫妻俩与学生同吃同住。面对困难他没有找领导、没有退缩，更没有放弃，而是知难而上，依然坚守。

转眼到了2002年8月，经多方努力中德合资春蕾希望小学竣工落成。2005年因上级撤点并校要求，他被安排负责春蕾希望小学工作，从此他起早贪黑，以校为家，细心管理，尽职尽责。

为了孩子——

为师更为父——依然坚守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但是面对周边八、九个屯子的4—8

－3－

岁的住宿学生，别说“当家”，就是孩子们生活自理都有些困难。课上，他为师，因材施教，教学有方，给孩子们知识和力量；课下，他为“父”，重视学生的日常生活管理，从学生的吃、住、穿到缝缝补补、洗洗涮涮，从早到黑都是由他一个人来承担。为了及时让家长了解孩子们在校学习生活情况，他挤出休息时间走遍了村村屯屯去家访；有时孩子生病了，他要骑上自行车到十几里外的村诊所取药。他对学生的爱就像父亲对待自己孩子一样，把如山的父爱留在校园里，留在学生日常生活中，留在每个学生身上……

有个读小学二年的学生那仁满都拉，刚到学校时肚子有毛病，一不小心就拉在裤子里，吴老师得知情况以后，一边教学，一边为他熬药，还得经常给他洗裤子，每天少则一次多则两三次。就这样，一直到三年级毕业。后来他病好了，学习成绩也赶上了。学生的父母逢人便说：“吴老师真是个大好人，对学生比对自己的孩子还亲！”

为了孩子——

爱业更敬业——依然坚守

“学生是我的命根子”。“我的教案就是一本本五线谱，教鞭就是指挥棒，而学生就是五线谱上快乐的音符，我要用我全部的精力指挥他们奏出最美的乐章。”

吴老师热爱教育事业，以高度的事业心、强烈的责任感，全身心的投入教育教学工作之中，以培养有理想、有纪律、有道德、－4－

有文化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为己任，甘做德、智、体、美、劳等全面发展的培育者，同时还是对学生进行管理教育和素质教育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作为基层学校一名经验丰富的老教师，他利用工作之余，多方搜集资料，阅读报刊，转变教育理念，了解课改新动向，主动学习课改理论，掌握《新课标》的基本资料，阅读大量的素质教育及新课程改革的理论书籍，写了两万多字的读书笔记和读书心得，让自己的教育理念始终不落后，先后有多篇教学论文获奖，多次受到上级的表彰奖励，2002年被评为兴安盟优秀教师，2009年被授予科右中旗师德标兵称号，2014年7月被评为科右中旗最美教师，特别是2014年9月5日举行的科右中旗庆祝第三十个教师节表彰大会上再一次被评为全旗师德先进个人、2014年9月获感动兴安人物提名奖、2015年3月被评为自治区“学雷锋岗位标兵”。

在教学上他认真备课，进一步优化课堂教学，让每个孩子都有不同的进展，提高课堂效率，充分发挥学生主导作用，开动脑筋，钻研业务，虚心向同行们请教，认真及时批改每一名学生作业，对学生严而有度，与同学们真诚相处，与学生沟通，多次资助家庭困难的学生购买学生用品，孩子们都认为他是值得信赖的教师，教学经验丰富的他，又是亲密的好朋友，值得尊重的长者。因为他和蔼可亲，学生们总是喜欢上他的课，而且他所教的学生在每次考试中总是名列前茅，他所带的班级多次被上级学校评为

－5－

先进班集体。

春蕾希望小学刚建成时师资力量较差，没有电脑和英语老师，那时候学校经济困难，没有能力招聘，但又不能眼看着孩子们学不到电脑和英语，于是吴老师连续三年拿出自己的工资聘用一位老师教孩子电脑和英语。

虽然是乡村学校，但吴老师却从来没缺少对孩子的素质教育。三十几年来，每年的“六一”儿童节，他都组织运动会，总是给孩子们带来快乐。

走进吴德胜老师，你会发现他的工作作风就是无论做哪一项工作都是脚踏实地，尽心尽责，都是高标准严要求，每一项工作都是有计划、有检查、有落实、有总结。他把自己学到的学校管理经验与学校的实际工作密切结合起来，使学校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他以校为家，不管暑假、寒假，不管白天、黑天，寸步不离学校与学生，三十几年如一日守护着。他不分昼夜的辛勤工作，仔细分析年轻老师的创新课，帮助年轻教师不断完善教学方法，每次听课后他都会认真评课，帮助授课者找出缺点，共同提高教学水平。

如今，年过半百的吴老师，已是鬓角染白发，没有一头牛、一只羊，连自己的房子都没有。留下的只有曾经给孩子当了四年教室的那两间破石头房，他们夫妻俩依然住在春蕾希望小学，以校为家，分分秒秒为孩子们着想，坚守在山村学校，为了孩子、为了山村的教育事业而奋斗着……

－6－

第五篇：行政复议申请书吴永峰

行政复议申请书

申请人吴永峰，男，57岁，汉族，农民，现住巴林左旗林东镇西城区体校西侧门牌号。联系电话：***

被申请人巴林左旗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邱文博职务：旗长

第三人吴小志，男，30岁，汉族，农民，现住巴林左旗林东镇东城东石桥子社区振兴大街路北门牌号。系申请人吴永峰儿子。联系电话：

复议事项

请求赤峰市人民政府依法撤销左旗国用（2007）字第0925号土地使用证。

事实理由

2006年11月21日申请人与李学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双方约定李学将两间半房屋卖给申请人，房屋价款为15000元。双方还约定甲方（李学）给申请人（乙方）提供原有土地证，从土地证中划出长为

8.9米，宽为8米的土地面积归申请人使用（即房屋所占土地面积），由申请人自行办理土地证。

申请人买房后将该房交给儿子吴小志居住。可是不知什么时候，吴小志将土地使用证办在他自己的名下。直到吴小志和他妻子离婚诉讼开庭后，双方分割该处不动产时，申请人才知道自己买的二间半房屋的土地使用权已经办了土地使用证，而且办在儿子吴小志名下。

事后，申请人到巴林左旗国土资源局了解情况，确认此事，还了解到国土部门的档案中有申请人和李学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原件。

申请人认为，国土资源部门档案中存在申请人和李学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原件，国土资源部门对申请人为真实买受人是明知的，仅管申请人与吴小志存在父子关系，但是在不动产登记中，父子之间也是不能相互代替的，国土资源部门在明知的情况依然将该处土地使用权登记在吴小志名下，显然是错误的。

审查权属来源是土地登记工作重要内容和核心环节，国土资源部门土地登记工作违反《土地登记规则》第十条之规定，请求赤峰市人民政府依法撤销左旗国用（2007）字第0925号土地使用证。

此致

赤峰市人民政府

申请人：吴永峰

二0 一0年十二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