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探究现代环境法的伦理精神

第一篇：解析探究现代环境法的伦理精神

探究现代环境法的伦理精神

探究现代环境法的伦理精神

作者

屈 振 辉

【摘 要】

伦理精神是现代环境法有别于传统环境法的重要特征之一，而这种伦理精神亦有着深厚的渊源。现代环境法的伦理精神根源于人性发展的伦理要求，来源于环境问题的最终实质，起源于现代出现的环境伦理。对现代环境法的伦理精神进行追本溯源式的探求，在环境法的理论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现代环境法 伦理精神 伦理要求 环境问题 环境伦理

环境法学界目前对环境法的调整对象问题尚在论战之中。有些学者主张环境法是以人与自然间的关系为调整对象，而有些学者则主张环境法是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1]尽管两种主张之间的分歧较为严重，但却都毫无例外地强调了以人作为所调整关系的核心。以人为调整对象是法的基本特征，环境法在近代的蓬勃发展主要源于人类在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压力下，高度关注和反复思考自身存在问题的结果，这在本质上就决定了环境法必然以人为其价值本位。人是具有理性思维的万物灵长，他们自产生之日起就从未中断过对自身存在问题的哲学思考。“理性的思潮，例如人本主义，从实质上影响着法律传统。只要世俗社会和思想的王国存在着律令，理性的思潮就对法律的成长发生着实际的,或许深不可测的影响。”[2]人类对自身存在问题的哲学思考经过演化，最终构成了环境法的法哲学基础，因此环境法自诞生之日起就被深刻上伦理道德的烙印。

然而人类的上述思考是一个不断递进、逐渐深入的过程，环境法也并未始终以人类伦理为其演进轨迹。现代以前，人们较为重视思考自身存在的方式问题，以此为基础的传统环境法过于偏重保护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再加之人类认知能力和科技水平的有限，因此传统环境法只可能成为保护某种资源和防止某种污染或破坏的纯技术性规

1范。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并不能最终解决环境问题，人们不得不转而开始思考自身存在的价值问题，环境法于是进入以环境伦理为构造基础的现代发展阶段。

法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它的演进具有过程性与阶段性，环境法亦不例外。自197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后，各国普遍把可持续发展作为环境政策与立法的指导思想，环境法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相应地历经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转型过程。尽管学界普遍将综合性、社会性、科技性和共同性视为环境法的普遍特征，但这都并未概括出现代环境法的独特之处。现代环境法是人们对自身存在价值问题进行哲学思考的法律结果，它相对传统环境法而言，最明显的特征在于其内蕴着极其丰富的伦理精神。

一、现代环境法根植于人的伦理要求

人性本应属于伦理学研究的视阈，而法作为人类主观思维设计的产物，又必须以某种人性假设为存在前提和逻辑起点。人性自然成为沟通伦理学与法学之间的桥梁。人性是一个内涵丰富且不断发展的范畴，对人性的不同认识造成了不同法域内人性假设的千差万别。马克思依据其对人类社会结构三阶段的划分，相应地将人性依次分为个性、社会性和类本性等三类。以此为依据，不但传统与现代的各种法域划分似乎都能找到某些理论根据，而且也使在不断演进中的各部门法具有了进行法域变换的可能。环境法在历史上相继经过了由私法到公法再到社会法的变迁过程，并正在向未来的第四法域——生态法域发展[3]，其原动力就在于对人性假设的不断发展和修正。现代环境法是以“生态人”的人性假设为基础的，它是人在生态上的伦理主张的具体化，而根源于此的现代环境法也应当具有某些伦理精神。

（一）现代以前环境法的各种人性假设

垄断的出现是环境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时间标志，以其为界限可以将环境法划分为垄断前和垄断后两个阶段。垄断产生以前的人类社会即马克思所说的“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人性在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人们追逐个体利益的最大化的个性，这成为人们据以设计法律制度的基础（即“经济人”的假设）。此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规范虽分属私法或公法范畴，但核心都是为了保障和实现个体利益的最大化：设计以权利为本位的私法规范保护环境是为了张扬人的个性，促动他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设计以义务为本位的公法规范保护环境是为了压抑人的个性，防止他们为谋私利而彼此伤害。垄断出现以后的人类社会即马克思所说的“物的依赖关系”阶段。生产力的迅速

发展将每个人都卷入到社会的洪流之中，人不再是孤零零的个人而是处于社会之中的人。“经济人”的人性假设因弊端重重而日渐被人们所弃，法律制度在设计上的视角也不再是个人而是社会（即“社会人”的假设）。以社会利益为价值本位，公、私两大法域相互融合，衍生出新兴的法域即社会法域；而其中有关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范又被汇集在一起，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即环境法。

（二）现代环境法的“生态人性”假设

环境问题的日趋恶化，迫使人们开始对传统环境法进行反思。首先需要反思的就是作为其存在基础的人性假设。当代的环境问题既不是私人问题也不是社会问题，而是逐渐扩大成为了整个人类的共同问题。在环境问题面前，人的私利和社会利益已为人类整体利益所概括，人的个性和社会性已被人的类本性所替代。在自然环境面前，人既不能以个体为存在单位也不能以社会为存在单位，而必须以“类”——人类为存在单位。这必然导致法律制度设计前提的根本变化，“经济人”和“社会人”的人性假设终被“生态人”的人性假设所替代。“生态人”的人性假设认为人类与万物生而平等，人类仅是自然的部分而非自然的主宰，人类活动必须依照自然规律进行，人类必须实现代际发展上的可持续性。这就突破了以往仅将法的调整对象限于人际（域）的局限，从而实现了法域划分上的革命性突破，衍生出以生态利益为本位的第四法域——生态法域。“生态人”人性假设的实质是人在生态上的伦理要求的特殊表达，而这种表达本身就蕴涵着丰富的伦理精神。

二、环境问题的终极实质是伦理问题

环境法以现实环境问题[4]为主要规制对象，环境问题的性质直接影响并制约着环境法的性质。对环境问题的定性研究自然成为了环境法定性研究的理论起点。尽管学界对环境问题有着诸多不同的理解，但这些理解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伦理问题。

（一）有关环境问题性质的不同观点

环境问题的涉及面甚广，对于其实质的认识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致可归纳为经济说、科技说、政治说、社会说和国际说等几种主张。较为普遍的观点是视环境问题为经济问题，将环境问题归结为市场失灵和政策失效，认为环境问题主要是由于“市场不能精确地反映环境的社会价值”以及“政府行动鼓励低效能所反致的环境毁坏而导致的。”[5]但有人却视环境问题为科技问题，将环境问题恶化归咎于科技不发达，即“科技提供资源或

消除污染的速度慢于人类消费资源或制造污染的速度。”[6]也有人视环境问题为政治问题，将环境问题提升到政治的高度，旨在强调环境问题对发展国民经济、提高生活质量和增强综合国力的至关重要性。还有人视环境问题为社会问题，认为“环境问题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而其最终解决也必须依托于现有社会运行机制的深刻变革。”[7]更有人视环境问题为国际问题，认为环境问题早已超越主权国家的国界和管辖范围，成为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此外，其它学者也根据各自的视角对环境问题的成因进行了不同的论述。

（二）环境问题的终极实质是伦理问题

上述分析虽都有一定依据和合理之处，但都未真正触及到问题的实质。环境问题的实质最终应归结为伦理问题。一方面，人类在个体与整体利益关系上的错误选择导致了现实的环境问题。主、客二分的传统哲学将世界截然分为人类世界与人外世界。在此影响下，作为类主体的人为片面追求自身物质需要的最大限度满足，忽视并肆意侵占其它生物及自然环境等世界整体中的非人类主体的当然利益。而在人类世界的内部，也有空间上的个别与群体、时间上的当代与未来等划分。作为群主体中的个别人或当代人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或某种特殊利益，忽视甚至不惜损害整个人类或后代人应有利益。人们在无道德状况下或畸形道德的指引下，在非理性发展的歧途上越深陷环境问题也就越严重。另一方面，人类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最终可归结为对自身生存价值问题的关注。经济的增长、科技的进步无疑能极大地满足人类物质生活的需要，政治的昌明、文化的发展无疑能极大地满足人类精神生活的需要。然而这些并非人类幸福生活的全部，充其量仅是人类生存“形”的层面。作为具有理性思维的万物灵长，人类对自身生存的思考必然会上升到“实”的层面，即探询人类生存意义之所在的层面。如果仅将环境问题视为人类生存的方式层面，这种理解未免太过狭隘；而只有将环境问题上升到人类生存的价值层面，对人类生存的理解才能达到全面和完整，人类的生活才能真正实现幸福。人们在穷尽种种手段之后仍未最终解决环境问题的事实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况且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人类最初开始关注环境问题也并“不是出于现实的物质利益和经济需要，而是出于伦理信念” [8]，我们将环境问题的实质最终归结为伦理问题的理由就充足了。

三、现代环境法起源于现代环境伦理

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律起源于原始社会有关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行为的共同规则或习惯，这是对法起源问题的一般性描述。但法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其产生具有过程性。各部门法的产生时间并不统一，演进过程也不尽

相同，这就造成了各部门法在起源上虽有某些相同但更存在着差异。特别是那些在近代法律社会化变革过程中产生的法律部门，它们是在法作为独立的社会规范出现之后形成的。它们不可能起源于共同规则或习惯，而是各自有着具体的产生渊源。例如，经济法就起源于资本主义国家为克服市场调节弊端、排除市场竞争障碍、应对经济发展危机而制定的现代经济政策。现代环境法作为的第三次法律革命的产物，自然有着与传统环境法所完全不同的起源——它起源于现代环境伦理！

（一）对于传统环境法起源的历史考察

人类依法保护环境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我国西周的《伐崇令》和古巴比伦的《汉穆拉比法典》等古代法律文献中都有涉及环境保护的专门规定。但环境法作为独立的部门法的出现，却是在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之后，此时环境法的发展才开始进入传统阶段。传统时代的环境法，因受人类认知能力和科技发展水平的限制，只关注人类自身存在的方式层面。这种形而下的思考方式导致了环境法仍无法突破传统法学理论的束缚，视域也仅限于濒危资源保护或严重污染治理等狭窄范围里。所谓环境法只不过是其它部门法基本理论在环境领域的简单应用和人类有限环境科学知识的法律“直译”。法律规范以社会学为视角，可分为伦理性规范和技术性规范两大类。纵观这种以公法形式出现的传统环境法，义务性规范、技术性规范和强制性规范充斥其间，几乎没有任何伦理色彩可言。传统环境法内在伦理精神的匮乏，决定了它无法最终有效解决环境问题。这迫切需要人们重新审视传统环境法，并对它进行革命性地彻底变革，而这首先必须从其法哲学基础开始。“哲学上的每一次更新，每一种新的较有影响的哲学流派的出现，都会引起法学方法论的更新或法学价值定向的改变，并推动着新的法学流派的出现或既有法学流派的分化。”[9]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迫使人们必须重新寻找一种哲学理论，并以此为指导对环境法进行理论上脱胎换骨式的再造。

（二）现代环境法起源于现代环境伦理

现代环境伦理是对传统伦理的彻底颠覆，而它的出现同时也颠覆了传统法学的理论基础，因此现代环境法才能冲破束缚、应运而生！现代环境伦理对现代环境法的重要贡献主要有四个方面：首先是调整范围的拓展。传统伦理关怀的主体和对象都是以个体或社会成员形式出现的人，而现代环境伦理关怀的主体和对象分别是以“类”形式出现的人和独立于人类之外的自然。据此，现代环境法才可能将其调整视野扩展到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广阔领域。

其次是价值观念的扬弃。传统伦理只承认人的价值而否认自然的价值，而现代环境伦理既承认人的价值更看重自然的价值。罗尔斯顿就将自然的价值系统归纳为十四项[10]，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他的环境伦理学体系。据此，现代环境法才能突破了以往以人或国家或社会为价值本位的传统法域的局限，进入以生态利益为价值本位的生态法域之中。[11]再次是基本理念的重构。现代环境法在对传统法学理论进行彻底颠覆之后，必须重新构建完全属于自己的基本理念。现代环境伦理为现代环境法提供了诸如可持续发展、环境秩序、环境安全、环境正义等一系列特殊理念，而这些理念是以往哲学或伦理学所无法提供的。据此，现代环境法才能以其为元素构建自己独立的原则、制度并最终形成自己的体系。最后是研究范式的突破。蔡守秋先生对此已有详尽论述，笔者就不再赘述了。

[12]鉴于以上贡献的不可替代和独创性，可以确认现代环境伦理与现代环境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源流关系。对现代环境法追本溯源式的探求，使我们可以初步确认现代环境法的伦理性特征。这就使以伦理性为特性的现代环境法在客观上必然“要求法律必须体现某种伦理精神，必须追随某些道德目标，必须遵循某些价值准则”，而且“法律的有效性就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具有一种现实的道德属性。”[13]对现代环境法的伦理精神进行深入探源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此！

[1]前者的代表性论著为:蔡守秋.调整论——对主流法理学的反思与补充[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后者的代表性论著为:李爱年.环境保护法不能直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J],法学评论,2002（03）.[2] [美]艾伦•沃森著.李静冰译.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120.[3] 郑少华.生态主义法哲学[M].法律出版社,2002.25-28.[4] 环境问题有原生与次生之分，本文所称环境问题仅指次生环境问题，即因人类违背自然规律不恰当地开发利用环境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即环境法调整范围内的环境问题.[5] 汪劲.环境法律的理念与价值追求[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5-6.[6] 杨通进.走向深层的环保[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44.[7] 谭江华、侯钧生.环境问题的社会建构与法学表达[J], 社会科学研究.2004.(1).83.[8] 杨通进.走向深层的环保[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11.[9] 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

第二篇：解析探究法律援助

探究法律援助

作者

王保信

探究法律援助

摘要：

本文从法律援助产生的制度渊源着手，通过对维系法律援助制度的现实需要、利益衡平机制及法律理念的剖析，揭示了法律援助所蕴涵及应予彰扬之德性。

关键词：法律援助 德性 维系 彰显

法律援助的德性，系指蕴含于法律援助这一古老制度内核，并藉以维系、推动这一制度的理念、秉性和规则。在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日益深入，平等、公平、正义等法律观念深入人心的当今时代，探讨法律援助的德性，无论是对过去积垢的揭露、反思与矫正，还是对未来的展望、设计与完善，应当说皆是不无裨益的。

一、法律援助制度及其德性溯源

法律援助制度源自十九世纪的英格兰。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国家，其法律援助主要有民事法律援助和刑事法律援助两种形式。为更好的为经济上处于弱者地位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英国成立了专门的法律服务委员会负责管理法律援助事务。在英国，法律援助作为国家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其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在《获得司法公正法》通过后，民事法律援助和刑事法律援助分别被两个新的计划所取代，即社区法律服务和刑事辩护服务。《获得司法公正法》对英国法律援助体系最大的影响是将全新的合约制度引入了英国法律援助体制中。随着合约制的引入，英国提供法律援助的主体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只有那些通过法律服务委员会质量认定并与之签订合约的律师事务所和其他法律服务机构，才能提供相关的法律援助服务。在民事法律援助方面，除原来的事务律师外，许多非赢利机构也能承担这项工作，前提是它们必须符合法律服务委员会制定的统一质量标 1

准并获得法律服务委员会的合约。在刑事法律援助方面，法律服务委员会虽与所有符合质量要求的律师事务所签订合约，但并不完全依赖律师事务所从事该项工作。[1]

大体来说，资本主义国家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慈善阶段”，在这一阶段，仅表现为对穷人的法律援助，因此常被称为“法律帮助”、“法律救济”。第二阶段是“政治阶段”。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在欧美主要国家已初步建立，天赋人权的观念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所极力标榜的宪法原则，法律援助也进一步社会化，由单纯的慈善事业向国家责任转化。第三阶段为“国家福利阶段”。二战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大幅度增长，西方各国经济飞速增长，出现了一批福利国家，为了实现社会的平等，西方各国进一步以社会为本位，在司法制度上强调当事人有取得律师帮助的权利。这代表了当今西方各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新趋势。

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援助制度形成于本世纪中叶，它是世界经济发展、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产物。目前它已为世界上一百四十多个国家的宪法和一些国际公约确认为保障公民权利的一项基本原则。

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始于1994年。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法律援助事业迅速发展，为实现社会平等，促进司法公正，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立法不统一、定位不明晰、经费管理混乱等问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85号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已于2003年9月1日生效施行，标志着我国的法律援助从最初的无法可依、自行其是的混沌局面步入了法治轨道。

二、法律援助德性之维系

笔者认为，维系法律援助制度的纽带有三：保障基本人权的现实要求、法律援助各方当事人权责利的合理衡平以及对平等、正义、公正等法律理念的信仰与弘扬。

（一）法律援助制度是保障基本人权的客观要求

实施法律援助是保障人权的重要内容。法律援助的实质是国家通过制度化的形式，对法律服务资源进行再分配，以保障贫弱残疾者不因经济能力、生理缺陷所限而平等地获得法律帮助，实现自己的合法权益。

法律援助制度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初期通常被认为是律师为了公共利益而应其职业道德义务自发地向穷人提供援助的一项慈善行为，体现的是律师高尚的职业道德；十九世纪中后期，法律援助被确认为一项国家责任，它成为政府为保障社会平等，实现社会正义而专门设立的司法保障制度，体现的是政府对社会

大众生存权利的保障责任。

现代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标志，即是将法律援助从传统的律师个人慈善和社会道义行为发展为国家对公民的一项司法救济和保障措施。这一转变不仅使法律援助的德性得以维系和发展，也为法律援助的推行、发挥实效提供了拓展的平台。

（二）法律援助德性的维系还基于其各方当事人责、权、利的合理衡平

当事人权、责、利的合理衡平是法律援助德性张扬的根基，它包含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法律援助是政府（或称国家）对弱势民众的带有福利性质的司法救济责任。无论是出于保障人权的考虑，还是基于统治的需要，现代国家都负有为处于社会弱者地位的民众提供免费的司法救济的义务。而且，这种义务是绝对义务，其带来的是绝对的责任，即：国家须从其财政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无偿的支助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弱势民众。时下，有些司法行政机关将地方企业赞助款买了设备与轿车，在不支付任何费用的情形下，却强行摊派推行法援工作，这无疑违背了法律援助的本质要求。

第二，就受援者而言，其接受法律援助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这种条件可以是生理的弱势，如聋、盲、哑、未成年等，也可能是经济上的弱势如收入水平过低甚或没有收入来源等，还可以是其他的法定要件，如诉讼的性质或死刑案件等。接受法律援助者无须支付费用，但需保证自身符合条件的真实性，某些时候还需提供相应的证明。

第三，就具体实施法律援助的法律工作者而言，法律工作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属于理性的“经济人”，其进行法律工作是为实现养家糊口的基本要求与不断自我提高的社会消费需求。法律援助只是他们为社会应尽的一种责任，但这种责任并非一定是“无偿”的——必要的办案经费必不可少。这既是法律工作者的权利，也是国家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责。

上述各方的权责平衡不仅是法律援助德性的内在要求，也是立法者在法律援助制度的设计上需加以凸现的必经之义。

（三）法律援助德性系对平等、正义、公正等法律理念的信仰与弘扬

法律援助制度是法制观念不断发展的结果，是由近现代的资产阶级学者首先提倡的。它的主要理论根据有三，一

是认为司法机器若想正常恰当地运行，则为穷人提供有效之法律援助是必不可少的；二是从人道主义和慈善的角度出发也要求这种服务；三是一个具有良好秩序的国家，所有的公民都必须获得法律信息，获得专门司法人员意见和服务的平等权利。一般来说，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在成文法国家，公民所应享有的这种权利，都直接或间接地规定在宪法原则之中。

首先，从制度价值的角度讲，法律援助有利于促进社会正义，即主要通过司法的正义来实现社会的正义。同时，法律援助加快了人类社会迈向文明的步伐，它不仅帮助人类用文明的方式解决冲突，而且最大限度地避免暴力冲突的出现；它不仅自身蕴含丰富的道德价值，更是以制度化的方式保障道德文明的重要措施。

其次，法律援助制度更是对平等的制度化的阐释。“在西方法律传统中，法律被设想为一个连贯的整体，一个融合为一体的系统，一个‘实体’，这个实体被设想为在时间上是经过了数代和整个世纪的发展。„„法律不是作为一个规则体，而是作为一个过程和一种事业。”[2]平等不成为信仰，法律平等不过是一种规则上的平等，而不会成为生活实践。平等在伪法治国家仅仅是一种法律条文，而不是一种信仰，因此，不可能拥有自己诚实的司法实践。

一般而言，平等保护要实现两个法律目标：“保护我们的权利不受政府侵犯以及通过政府保护我们的权利不受其他公民侵犯”。[3]与此相关的，平等保护往往通过三种渠道来完成：限制政府特权、法治原则、法律援助。限制政府和法治原则从否定方面实现了法律的平等原则，法律援助则从肯定方面贯彻平等原则。然而，无论是法治原则，还是对受歧视团体的法律援助，平等保护背后一直起作用的是对平等的信仰。法律援助制度不仅是对平等的法律信仰的推崇，更是这种法律信仰的体现。[4]

再次，法律援助的德性需要实践的检验与完善。我国法律在规定公民权利的同时，规定了有诉诸司法以维护自己权利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公民实际上拥有诉诸司法的能力与途径。由于公民在法律方面的实际能力受其知识、财富、才干、身份、职业、地域以及社会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公民能否诉诸司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诉诸司法，诉诸司法后又能够受到怎样的保护，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限制，往往会造成享有同等法定权利的公民，在实际享有权利、诉诸司法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为着保障公民权利，实现司法公正，必须完善司法救济制度，进一步拓展法律援助。

三、法律援助德性之彰显

如果说对法律援助德性的阐释与剖析仅仅是拉开了法律援助舞台的帷幕，那么，对法律德性彰显路径的揭示则折射了法律援助的优雅舞姿。笔者以为，在《法律援助条例》业已颁布生效的今天，宜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法律援助的德性予以彰显：

（一）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强化、提高法律援助重要性的认识。

法律援助是国家的义务和政府的职责，法律援助工作不仅是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的本质要求，也是依法治国、贯彻党和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必然体现。法律援助既是一项法律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更是一项群众工作，它直接面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面对社会的弱势群体，解决他们在平等实现自己合法权益方面存在的 “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的问题。只有真正让社会弱势群体通过法律援助渠道，在法律服务方面遇到困难能及时得到法律帮助，从而感受到社会正义及政府的关怀，实现和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和尊严，方能调动社会弱势群体的积极性，加速中国法治化的进程，进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此，必须进一步加大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力度，通过宣传、学习，使平等、公正等法律观念深入人心，从而使法律援助的德性得以张扬，法律援助事业得以长足发展。

（二）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构筑法律援助网络，建立起社会共同参与的法律援助工作格局。

法律援助工作实质上是一种特殊公益事业，需要政府、法律工作者的支持以及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法律援助中心要加强对外联系，广泛发动社会各有关部门共同参与。不仅要加强与工会、妇联、共青团、残疾人联合会等群团组织的联系和配合，真正发挥这些部门工作职能的优势，而且，必要时还可以考虑在这些部门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以减轻法律援助中心工作的压力，扩大法律援助工作的覆盖面和社会影响面。同时，在严格按照法律的界定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好法律援助中心与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等其他法律服务机构的关系，工作上互相支持配合，建立良好的协作关系，初步形成以法律援助机构为中心，以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为主体，由社会有关部门共同参与的法律援助工作格局，最大限度的彰显法律援助“救济弱者、匡扶正义”的德性。

（三）完善司法行政机关对法律援助工作的监督管理体制和法律援助机构的服务体制。

司法部已经明确授权法律援助中心对全国法律援助工作进行监督和管理，而对于省级法律援助管理机构，考虑到我国财政实行分灶吃饭、分级管理和部分法律援助案件由地方办理难度较大的实际情况，可以组织和协调处理高级法院指定辩护的案件和一些在本省影响较大、地方法律援助机构办理确有困难的案件，但要明确不能由这些机构内部的工作人员办理。

《法律援助条例》中规定法律援助机构的服务体制可以“根据需要确定”，是指各直辖市、设区的市和县级地方司法行政部门确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法律援助机构的布局和数量，经济落后、律师资源稀缺、目前设立法律援助机构确有困难的地区，司法行政部门可以指派本部门内专门人员代行法律援助，也可以委托律师事务所组织实施。法律援助机构相互之间是平等的服务主体，没有层级差别。

（四）积极建立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广泛开辟法律援助资源。

法律援助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一项社会事业，但主要是政府的职责，法律援助的资金来源主要由政府财政负担，应当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建立起政府对法律援助的最低经费保障机制。同时，可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设立专门援助基金，接受社会的广泛捐助，专款专用，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基金会的功能。在开辟财力资源的同时，也要积极开辟法律援助的人力资源，使众多的优秀法律有才包括社会团体、法学院校有资格的优秀人才参与进来，为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同时，进一步完善社会福利系统。法律援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保险制度、税收制度、经济收入统计制度的多方配合。这两年上述制度都取得了很大发展，为顺利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提供了依据，今后须大力推动其进步。

[1] 种若静.英国司法体制分析及理论探讨[J]，司法部重点科研课题《中外司法行政体制比较研究》报告，中国司法网2002-6-8。

[2] 《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美）哈罗德-J-伯尔曼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年9月第一版,10。

[3] 《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美）哈罗德-J-伯尔曼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年9月第一版,13。

[4] 《宪政与权利》（美）路易斯-亨金 阿尔伯特-罗森塔尔 编 三联书店 1996年12月版,136。

第三篇：礼记与现代伦理教案

礼记与现代伦理

昏义 香山中学 冯伟泉

三维目标： 知识和能力：

理解“礼记-昏义”的精辟阐述，领会中国传统礼乐文明中“婚礼”的要义。过程和方法：

通过对《礼记.昏义》的讲授，开拓学生的人文视野；通过诵读欣赏，让学生领略国学经典文字的魅力，提高学生文言阅读理解能力；

引导学生联系实际，以批判继承的态度从我国古代传统礼乐文化中发掘可资借鉴的内容，积累国学经典写作素材。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弘扬民族传统，传承国学经典文化，使学生深入认识到以“礼”治国，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性。教学重点：

理解“礼记-昏义”的精辟阐述，领会中国传统礼乐文明中“婚礼”的要义。教学难点：

年代的久远与现代婚礼的区别之大，理解昏义里的内容。教学方法：

1、经典诵读法。利用视频、音频，引领学生欣赏，营造学习经典的深厚氛围。

2、讲授式教学法。主要是讲解为主。

3、探究式教学法。学生小组的研讨。教学安排：1课时 教学工具：多媒体

教学准备：有关“婚礼”的歌曲，多媒体。教学过程

一、导入

播放：《婚礼进行曲》，这是什么歌曲？ 谁知道农村的婚礼是如何的？ 远古时代婚礼是如何的？

二、讲授 【原文】

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①，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②，皆主人筵几于庙③，而拜迎于门外，入，揖让而升④，听命于庙，所以敬慎重正昏礼也。【注释】

①事：此谓祭祀。《春秋》宣公八年：“有事于大庙。”杜预注：“有事，祭也。”

②纳采句：这是婚礼“六礼”中的前五礼。纳采：男方向女方送求婚礼品。纳，献纳。郑玄注《士昏礼》云：卫纳其采择之礼。”这是在男方已经选定女方之女，派遣媒人通话，并得到女方家长允许后才采取的步骤。问名：孔颖达疏云：“问其女之所生母之姓名。”贾公彦仕昏礼》疏云：“问女之姓氏。”孙希旦《礼记集解》认为孔、贾之说皆不可通，认为“向名者，间女之名，将以加诸卜也。故《曲礼》曰一：‘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令采用孙说。纳采、问名虽然是两个步骤，但是是在同一天进行，所以孔颖达疏：“此二礼，一使而兼行之。”纳吉：郑玄注《士昏礼》说，男方“归卜于庙，得吉兆，复使使者往告”。纳征：孔颖达疏：“纳聘财也。征，城也。”意谓行过纳聘之礼以后，婚事就算成了。这和后世的以迎娶之后才算成婚有所不同。聘财的种类、数量，据孔疏，“庶人则细帛五两，卿大夫则玄三缥二，加以俪皮”。即平民只送黑增五匹，卿大夫虽然也是五匹，但其中三匹是玄色，象征阳，二匹是浅绛色，象征阴，外加两张鹿皮。至于诸侯和天子，还要层层加码，详见《周礼·考工记·玉人》。厂因为要纳聘财，所以纳征又叫“纳币气请期：男方派人把迎娶的吉曰通知女方。之一所以称“请”，孔疏云：“男家不敢自专，执谦敬之辞，故云请也。”

③筵几：铺设坐席和几案。筵可以坐，几可以凭依。这是为庙中的神准备的，所以郑注《士昏礼》云：“筵，为神布席也。”庙：指称庙，即父庙。郑注《士昏礼》云：“将以先祖之遗体许人，故受其礼于称庙也。”

④揖让：作揖谦让。

【译文】

婚礼，这是一种将要结合两性之好、对上关系到祭祀宗庙、对下关系到传宗接代，所以君子很重视它。所以，在婚礼的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这五个步骤中，每逢男方的使者到来时，女方家长都是在庙里铺设筵几，然后拜迎使者于门外。进入庙门，宾主作揖谦让升阶登堂，在庙堂上听使者传达男方家长的意见。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表示对婚礼的敬慎和郑重其事。

【原文】

父亲醮子，而命之迎①，男先于女也②。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于门外。婿执雁入③，揖让升堂，再拜奠雁④，盖亲受之子父母也⑤。降出，御妇车，而婿授绥⑥，御轮三周，先⑦，俟于门外。妇至，婿揖妇以入。共牢而食⑧，合卺而酳⑨，所以合体同尊卑以亲之也。

【注释】

①醛（jiao窖）：古代冠礼、婚礼中的一种敬酒礼，其作法是由尊者向卑者敬酒，卑者将酒饮尽而不回敬。所以郑玄注云：“酌而无酬醉曰蘸。” ②男先于女也：按《礼记·郊特牲》：“男子亲迎，男先于女，刚柔之义也。”郑注云：“先，谓倡 2 导也。”刚柔，即阴阳。

③雁、婚礼中男方送女方的礼物‘。贾公彦《士昏礼》疏云：“昏礼有六，五礼用雁，纳采、问名、纳吉、请期、亲迎是也。唯纳征不用雁，以其自有币帛可执故也。”用雁作礼物的含义，孔疏引《白虎通渔云：“雁，取其随时而南北，不失节也。又是随阳之鸟，妻从夫之义也。” ④再拜：据《士昏礼》，“再拜”是“再拜稽首”的省文。再拜稽首是礼之重者，一般用 于臣对君，子对父。此礼的具体行法，详《郊特牲》注。莫：放置。⑤盖亲受句：这句话来的有点突兀，所以孔疏云：“婿既拜讫，旋降出。女出房，父西面诫之，母南面诫之，是婿亲受之于父母。”大意是说，女在随婿出门之前，父母要分别对她告诫一番，告诫他到婆家怎样做一个好媳妇。女在听过告诫后才随婿降出，这就表示婿是从女方父母那里亲自领回了妇。

⑥御妇句：这两件事本应由仆人来做，现在由婿亲自来做，是婿为了表示对妇的亲爱而有意自降身份。所以郑注《士昏礼》云：“婿御者，亲而下之。” ⑦先：郑注《士昏礼》云：“先者导之也。男率女，女从男，夫妇刚柔之义自此始也。”

⑧共牢而食：夫妇共食同一姐中之牲。牢，姐也。姐上所放的牲是一头分作两个半体的小猪。共牢而食，象征下文“同尊卑”之义。详《郊特牲》注。⑨合晋（jin锦）而醋（yin印）：孔疏云：“以一瓤分为两瓢，谓之晋。醋，演也，谓食毕饮酒，演安其气。”演安其气，意谓清洁口腔，除掉一口中不洁之气。合晋而醋，象征下文“合体”之义。【译文】

父亲亲自向儿子敬酒而命其迎亲，这表示男方处于主导地位。儿子奉命前去迎娶，女方的父母在庙里铺筵设几，然后到庙门外拜迎女婿。婿执雁进入庙门，宾主揖让升阶登堂，婿行再拜稽首之礼，把雁放在地上，这表示是从新妇父母手里领回了新妇。然后妇随婿下堂出门。婿亲自驾驶妇所乘坐之车，又将挽以登车的这都是有意表示亲爱的举动。婿为妇驾车，待车轮再由仆人代婿驾驶。婿乘己车前导，在自家的大门妇后给圈递三，索动绳转外等候。妇到达，婿向妇作揖，请她一同进门。进入婿之寝室，婿与妇共食同一姐中的牲肉，又各执一瓢以饮酒，这表示夫妇一体，不分尊卑，希望他们相亲相爱。【原文】

敬慎重正而后亲之，礼之大体，而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妇之义也①。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②。【注释】

①夫妇之义：按《礼记·郊特牲》在讲到昏礼时说：“出乎大门而先，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由此始也。”据此，“夫妇之义”的含义，应是夫倡妇随的夫妇关系。②昏礼者句：孔疏云：“昏姻得所，则受气纯和，生子必孝，事君必忠。孝则父子亲，忠则朝廷正，是昏礼为诸礼之本也。” 【译文】

飞通过敬慎郑重其事的婚礼而后夫妇相亲，这是婚礼的基本原则，也从而确定了男女之别，建立起夫倡妇随的夫妇关系。正因为男女有别，所以才会有夫倡妇随的夫妇关系；正因为有夫倡妇、随的夫妇关系，所以才会有父子相亲；正因为有父子相亲，所以君臣才能各正其位。所以说，婚礼是各种礼的根本。【原文】

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子射、乡，此礼之大体也①。【注释】

①冠：冠礼。昏：昏礼。丧：丧礼。祭：祭礼，又叫吉礼。朝：朝礼，诸侯朝见天子之礼。郑玄《三礼目录》云：“春见曰朝，秋见曰勤。”聘：聘礼，诸侯互相聘问之礼。射：射礼。射礼有大 3 射、宾设、燕射、乡射四种。乡：乡饮酒礼。以上八礼，按吉、凶、宾、军、嘉五礼来归纳，祭属吉礼，丧属凶礼，朝、聘属宾礼，冠、昏、射、乡都属嘉礼。只是缺了军礼一项。卫提《礼记集说》引马烯孟云：“冠所以成人，故为礼之始。昏所以继后世，故为礼之本。丧以慎终，祭以追远，故曰重。朝所以教诸侯之臣，聘所以成诸侯之好，故曰尊。习射尚功，习乡尚齿，皆有饮，故曰和。” 【译文】

在众礼当中，冠礼是礼的开始，婚礼是礼的根本，丧礼、祭礼最为隆重，朝礼、聘礼最能体现尊敬，射礼、乡饮酒礼最能体现和睦，这就是礼的大概情况。【原文】

夙兴①，妇沐浴以俊见。质明，赞见妇于舅姑②，妇执成舅算枣、栗、段惰以见③。赞醛妇④。妇祭脯酿⑤，祭醛⑥，妇礼也。舅姑入室，妇以特豚馈⑦，明妇顺也。厥明，姑共飨妇以一献之礼⑧，奠酬⑨。舅姑先降自西阶，妇降自作阶，以著代也。【注释】

①夙（su肃）兴：早起。

②赞：赞礼者，有如今曰之司仪。见（xi如现）：介绍，通报。舅姑：公婆。《尔雅·释亲》：“妇称夫之父曰舅，称夫之母曰姑。③算（f6n凡）：盛礼品的容器，据陆德明《经典释文》说，是用芦苇或竹子编成，外表包上青增。枣、栗、段惰：枣子、栗子和加入姜桂后经过捶治的干肉。段，通“服”、枣、栗是送给公公的见面礼，段情是送给婆婆的见面礼。其象征意义，据贾公彦《士昏礼》疏引何休说：“枣、栗，取其早自谨敬。段惰，取其断断自修正。”断断，守善之貌。④赞醛妇：这是舅姑对妇的答礼。孙希旦《集解》云：“但舅姑尊，故不自酸而使赞代之也。”郑注认为“酸，当作礼”，孙希旦认为“酸”字不误，兹从孙说。

⑤祭脯（fu）酿（hai是一种食前之祭。脯是肉干，酿是肉酱。郑注《礼记·曲礼》云：“祭，祭先也。”也就是祭先代造出此种食品的人，示不忘本。祭的方法，据孔疏，就是把每种食品取出少许，置于豆间之地上。

⑥祭醋：也是食前之祭。即以少量的甜酒注地，以示对先代造酸者的报答。⑦特豚：一头小猪。特，一也。馈（kui）：进食于人。⑧舅姑共飨妇以一献之礼：郑注《士昏礼》云：“以酒食劳人曰飨。”一献之礼：贾公彦《士昏礼》疏：舅献姑酬，共成一献。”凌廷堪《礼经释例》卷三：“凡主人进宾之酒谓之献，凡宾报主人之酒谓之醉，凡主人先饮以劝宾之酒谓之酬。”具体到此处，主人是舅姑二人，宾则仅妇一人。其作法是：舅先向妇敬酒，这叫献；妇饮过后，以酒回敬舅姑，这叫醉。然后姑先自饮一杯而后再向妇敬酒，这叫酬。妇接过此酒不饮，把酒杯放在席上，这就是下文的“奠酬气至此，一献之礼即告完成。因为此礼是由舅姑二人兵同完成的，所以说是“共飨”。⑨奠酬：见本节注⑧。【译文】

第二天，新妇早早起床，洗头洗澡，准备拜见舅姑。天大亮时，赞礼的人将妇弓｝见给舅姑。妇手捧容器，内盛枣子、栗子和肉干，以此作为进见之礼。赞礼的人代表舅姑向妇赐以甜酒。妇先以脯酿祭先人，又以甜酒祭先人。行过以上的礼节，就表示作媳妇的礼完成了。舅姑进入室内，妇以一只煮熟的小猪向舅姑进食，这是表示新妇开始履行孝养的职责。第二天，舅姑共同用一献之礼慰劳妇，而妇应把姑酬己之酒放下不再饮。舅姑先从西阶卞堂，然后妇从东阶下堂，这表示新妇已有资格代姑主持家中内务了。【原文】

成妇礼，明妇顺，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责妇顺焉也。妇顺者，顺于舅姑，和于室人①，而后当于夫②，以成丝麻布帛之事③，以审守委积盖藏④。是故妇顺备而后内和理⑤，内和理而后家可长久也，’故圣王重之。

【注释】

①室人：郑注：“室人，谓女绘（zheng忠）、女叔、诸妇也。”据孔疏，女绘是夫之姊，女叔是夫之妹。诸妇，是指灿埋之属。②当（dang档）：郑注：“当，犹称（chen趁）也。”即称心。之所以把“当于夫”放到后边才说，郑注云：“不顺舅姑，不和室人，虽有善者，犹不为称夫也。” ③丝麻：治丝绩麻。麻可以织布，丝可以织帛。

④委积：委和积同义。孙治让《周礼正义》卷十九说：“凡储聚禾米薪当之属、通谓之委积。” ⑤妇顺备：郑注：“妇顺备者，行和、当，事成、审也。”意谓做到上文几句话的要求才算是备。【译文】

成就了妇礼，表明了妇顺，又进一步表明了妇有代姑主持家务的资格，所有这些，就是为了强调对妇在顺从上的要求。所谓妇的顺从，首先是要顺从舅姑，其次是要和家中其他女性和睦相处，然后才是让丈夫称心满意，从而完成妇女应做的女工，谨慎地守护柴米油盐等物的储藏。所以，上述对妇顺的要求都做到了，家庭内部才能和谐安定；内部和谐安定了，然后家才会长久，所以圣王很重视妇顺。【原文】

是以古者妇人先嫁三月，祖祢未毁①，教于公宫②；祖祢既毁，教于宗室③。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④。教成祭之⑤，牲用鱼，芼之以苹藻⑥，所以成妇顺也。【注释】

①祖庙未毁，这一节讲的是贵族妇女的出嫁，所以郑注《士昏礼》云：“祖庙，女高祖为君者之庙也。”贾公彦疏：“共承高祖，湛四世绍麻之亲；若三世，共曾祖，是小功之亲；若共祖，是大功之亲；若共称庙，是齐衰之亲。”换言之，就是出嫁女与当时在位的国君，或同高祖，或同曾祖，或同祖，或同父，总而言之，血缘关系还在五服以内。毁，迁也，指将神位迁到始祖庙内。《礼记·祭法》：。诸侯立五庙。”即始祖庙、高祖庙、曾祖庙、祖庙、父庙。始祖庙永远不毁，高祖庙以下四’庙称为四亲庙，如果四亲庙中的任何一庙与当时的国君超过了绍麻亲的血缘关系，就要将其神位迁到始祖庙内。

②公宫：君之祖庙。郑注：“公，君也·”《诗·召南·采繁》：“公侯之宫”。毛传：“宫，庙也。”但要注意，与国君是绍麻亲，则教于高祖庙；与国君是小功亲，则教于曾祖庙其余类推 ③宗室：郑注：“宗子之家也。”宗子，古代宗法制度称大宗的嫡长子。

④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按郑注，负责此项教育的是女师。郑注又云：“妇德，贞顺也；妇言，辞令也；妇容，婉娩（wan晚）也；妇功，丝麻也。”贞顺，谓安分顺从。辞令，谓应对说话。婉娩，谓束、妆打扮。丝麻，谓女工之事。东汉曹昭《女诫》对此有更加详尽的解释：“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盟洗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

⑤教成祭之：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十六引其父主念孙说，认为此四字当作“教成之祭”，盖传写者误倒。俞抛《群经平议》也赞成王说。今译文亦从之。“教成之祭”的对象，郑注云：“祭其所出之祖也。”也就是说，此女若与国君同出于高祖，则祭高祖；同出于曾祖，则祭曾祖。其余类推。⑥“胜用鱼”二句：郑注云：“鱼为沮实，茹、藻为羹菜。无牲牢，告事耳，非正祭也。”大意是说，不用牛、猪、羊为姐实，是因为教成之祭属于告祭，不是正祭，故礼数较轻。为什么要用薪、藻作羹菜，《诗，召南·采薪》孔疏云：“茹之言宾，宾，服也，欲使妇人柔顺服从·藻之言澡，澡，浴也，欲使妇人自洁清。”笔：羹菜。【译文】

因终古时候妇女在出嫁前的三个月，如果该妇女与国君还是五服以内的亲属，就在国君的祖庙里接受婚前教育；如果已经出了五服，就在大宗子的家里接受这种教育。由女师教以妇德、妇言、5 妇容、妇功。教成以后，要举行教成之祭，这是向祖先察告，婚前教育已经完成。祭时用鱼作姐实，用薪、藻这两种水草作羹菜，这些祭品都属于阴性一类，所以用来造成妇人的顺从飞。【原文】

古者天子后立六宫①，三夫人、九殡、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②，以听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妇顺，故天下内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③、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听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国治。故曰：天子听男教，后听女顺；天子理阳道，后④治阴德；天子听外治，后听内职⑤。教顺成俗，外内和顺，国家理治，此之谓盛德。【注释】

①六宫：王后理事和居住之处。郑玄注《周礼·天官·内宰》云：“妇人称寝曰宫。后象王，立六宫而居之，亦正寝一，燕寝五。”按：于正寝治事，于燕寝休』息。

②“三夫人”句：夫人、缤、世妇、御妻，都是妇官名。夫人最尊，其’、下依次而降。夫人是王后的最高顾问，所以郑玄注《周礼·天官·九缤》云：“夫人之于后，犹三公之于王；坐而论妇礼，无官职。”御妻，孙希旦《集解》认为就是《周礼》的女御。殡、世妇、御妻的职掌，笼统地讲都是负责有关妇女的教育；具体地讲就非一言可尽，可分别参看《周礼·天官》中的有关部分。③六官：这里指六官的官署。与上文的“六宫”相对。据《周礼》记载，六官是天官家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

④“三公”句：此句与上文“三夫人”句相对应，是一个男官系统。元士：天子之士。孔颖达《礼记·王制》疏云：“天子之士所以称元者，异于诸侯之士也。”⑤“天子听男教”六句内外，但用词不一。角度讲，就用“阴阳际意思基本一样。

这是三组排比句，总的意思是天子与王后分治从性别的角度讲，就用“男女”之词；从刚柔的”之词；从分工的角度讲，就用“外内”之词。实阴德：即妇德。孙治让《周礼正义·内宰》云：“以事涉妇人，故谓之阴。” 【译文】

古代王后设立六宫，妇官有三夫人、十尸御妻，以管理普夭之下对妇女的教育九缤、二十七世妇、八，以显扬妇女应有的顺从，所以天下家庭和睦安定。天子设立六官，男官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管理天下的政事，以显扬男子应有的教化，所以政事和谐，国家安定。所以说：”天子管理对男子的教化，王后管理对妇女顺从的教育；天子治理政务，王后治理妇女事务；天子审察三公等官是否尽职，王后审察三夫人等官是否尽职。男教与妇顺形成风俗，内外协调一致，国与家都安定有序，做到了这一步，就叫作盛德。【原文】

是故男教不修①，阳事不得，适见于天②，曰为之食；妇顺不修，阴事不得，适见于天，月为之食。是故曰食则则天子素服今而修六官之职，荡天下之阳事；月食则后素服而修六宫之职，荡天下之阴事。故天子之与后，犹日之与月，阴之与阳，相须而后成者也。天子修男教，父道也⑤；后修女顺，母道也。故曰：天子之与后，犹父之与母也。故为天王服斩衰⑥，服父之义也；为后服资衰⑦，服母之义也。【注释】

①情：通“修”。下同。②遭（zhe哲）：通“滴”，谴责。见（xian现）：显现。“现”的本字。

③天子素服：天子身穿白色衣服。这是罪己的表示。据《周礼·春官·司服》，凡遇到疾疫流行、年成不好和其他自然灾害，天子都要改穿素月及。④荡：郑注：“荡，荡涤，去秽恶也。”意谓改掉污浊的政事。⑤道：行辈。《仪礼·丧服传》：“其夫属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郑注：“道，犹行（hang杭）也。” ⑥为天王服斩衰（cui催）：按《周礼·天官·司服》：“凡丧，为天王斩衰，为王后齐衰。”孙治让《正义》解释说，只有诸侯和诸臣为天王服斩衰，为王后服齐衰，至于士民百姓，则不服此丧服。天王，即天子。发表天子驾崩的讣告要称“天王”。斩衰，也作“斩服”。是五种丧服中最重的一 种。丧服用粗麻布制成。之所以称“斩”，是裁剪下来做孝服的布不缝毛边。⑦资衰：郑注：“资，当为齐（zi姿），声之误也。”齐衰，是次于斩衰的一种丧服，也用粗麻布制成，但粗的程度略降于斩衰，布的毛边要缝齐。

【译文】所以，如果男子的教化没有搞好，政事失当，上天就会表示谴责，发生曰蚀；如果妇人的顺从没有搞好，妇人的事务处理失当，上天就会表示谴责，发生月蚀。所以，发生曰蚀的时候，天子就身穿白色衣服，表示自我反省，还要督促六官改进工作，彻底除掉政事中的错误；发生月食的时候，王后就身穿白色衣服，表示自我反省，还要督促六宫改进工作，彻底除掉在妇女问题上发生的错误。所以，天子和王后，就好比曰之与月，阴之与阳，是相辅而后相成的关系。因为天子掌管男教，所以属于父辈；因为王后掌管女顺，所以属于母辈。所以说，天子和王后，就好比父亲和母亲。因此，天子死了，诸侯和大臣就要为他服斩衰，这和为父亲服斩衰是同样道理；王后死了，就要为她服齐衰，这和为母亲服齐衰是同样道理。

练习：谈谈昏义给自己的感受。

第四篇：现代企业制度内涵探究

现代企业制度内涵探究

[张喜亮 ]——(2013-11-24)/ 已阅2437次

探究企业现代内涵 完善现代国企制度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概念的提出早见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重申：建立“实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决策科学、执行和监督体系，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从党的这三个决议来看，对国有企业实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经历了提出、推动和完善的不同阶段。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原则和方向是一致的，与时代特点相适应，针对当时突出的问题，其具体内容、任务和要求又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改革经历了三十五年的历程，国有企业始终是改革的一个关键环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需要从基本理论上探究现代企业之内涵、把握企业制度本质。

一、现代企业制度内涵探究

现代企业制度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制度，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企业，什么是企业制度，什么是现代企业制度。弄清基本概念之内涵，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才能有效地付诸实践。

“企业”这个词的英语是“enterprise”，源自于拉丁语，是由“enter”和“prise”词复合而成的。拉丁语“enter”，具有“获得、开始享有”的含义，引申为“盈利、收益”；拉丁语“prise”则有“撬起、撑起”的含义，引申为“杠杆、工具”；两者合并为一个词“enterprise”，就是“获取盈利的工具”之意思。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转向西方，学得了“企业”这个词汇，但是，加注了东方文化的诠释。日语中的“企业”是指，商事主体企图经营某项事业，且有持续发展的意思。从汉语词源我们知道，企，人止也；业（業），大版也。从说文解字可知，企业就是指为实现共同的事业聚集在一起的人们。很显然，日语中的“企业”之涵义是在汉字中汲取了精华，时至今日，日本一些著名的大企业之公司章程总纲中都明确宣誓“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努力奋斗”之理想。我们的词典、教科书和社会流行的观点则认为：企业是指以盈利为目的，运用各种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企业家才能等），向市场提供商品或服务，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具有法人资格的社会经济组织。这个概念强调的是“盈利为目的”，唯利是图则不难理解劳动关系矛盾冲突、安全事故频现、伪劣产品盛行、环境恶劣污染、生态极度破坏等问题，——所有这些在二战前的欧美国家比比皆是。以盈利为目的观点实际上是承接了西方企业的原始含义，却失去了我们固有文化的精髓，这种价值判断的“企业”绝非“现代”企业。

所谓现代企业，从时间角度认识，应当体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对人类社会既往教训反思后的价值理念；从本质的角度认识，现代社会的理念至少包括“人权、民主、道德和科学”这四个方面的内容。如果说原始或近代企业是以“资本至上”为价值判断的话，现代企业则必须是是“人本至上”为最高准则。“资本至上”的企业追求的是资本回报的最大化即不择手段地无度追求利润，以此为终极目的。“人本至上”的现代企业则以实现人的社会价值和生活品质的提升为终极目的，在对社会的贡献中发展，获得合理的利润。笔者认为：现代企业是投资人、管理者和职工等相关群体，通过生产或服务满足和引导消费、提升生活品质、承担社会责任，实现人生社会价值的组织。这样的价值理念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关于企业本质的诠释。古今中外载入史册的伟大企业，无不贯彻着这样的价值理念。实现人的社会价值、承担社会责任为理想的企业，其组织形式则不拘一格，个体商户、私营企业、家族企业、合伙制企业、股份制公司、国有企业等等，都可以成为现代企业。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指出：“现代企业按照财产构成可以有多种组织形式。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益探索。”

所谓现代企业制度，就是指以现代企业价值理念实现运营的程序、规范等组织体系（或称管理制度）。公司制企业具有现代企业制度某些特征，主要表现在其董事会、经理人和监事会的相互制衡之“民主”性，但是，这依然是建立在“资本至上”的“资本”民主。构成企业的三要素“人、财、物”，其核心应当是“人”，投资人、经理人和职工，人权平等、尊严保障、共建共享、奉献社会，才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本质。

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演进

在我国，国有企业是国家经济的支柱，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就提出了国有企业这个概念，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确立了国有企业制度。上世纪三十年代，共产党领导建立的“中华苏维埃搞共和国”之企业，便确立了工人参加管理的“经济民主原则”和党政工“三人团”民主管理制度。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企业管理的理念和制度得到确立和完善，继续坚持工人参加管理的原则。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有企业一度学习苏联的“一长制”管理模式，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的问题，罢工等事件频发。上世纪六十年代鞍山钢铁公司群策群力积极探索，形成了现代企业“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被伟大领袖毛泽东把中国人自己创造的具有现代企业价值理念的管理制度，概括为“鞍钢宪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为解决效率问题，改革国有企业推行了“经济承包责任制”、“下放企业经营权”等策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现代企业制度”方向，把现代企业制度特征概括为：“一是产权关系明晰，企业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企业拥有包括国家在内的出资者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成为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实体。二是企业以其全部法人财产，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照章纳税，对出资者承担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三是出资者按投入企业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权益，即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企业破产时，出资者只以投入企业的资本额对企业债务负有限责任。四是企业按照市场需求组织生产经营，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为目的，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长期亏损、资不抵债的应依法破产。五是建立科学的企业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制度，调节所有者、经营者和职工之间的关系，形成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经营机制。所有企业都要向这个方向努力。”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议重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方向，把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国有企业改革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概括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健全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升级为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必须适应市场化、国际化新形势，以规范经营决策、资产保值增值、公平参与竞争、提高企业效率、增强企业活力、承担社会责任为重点，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综述以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的国有企业改革之历程，显而易见，改革不同阶段都是以当时国有企业存在的重点问题而设计的，偏重的是国有企业的管理制度，指向的是企业按照市场规则独立运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不仅重申制度层面的改革，更体现出对现代企业制度内涵的要求：“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保障职工参与管理和监督的民主权利”；以“承担社会责任为重点”，“加大对公益性企业的投入，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作出更大贡献”，等等。

三、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建议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关于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明确定位了产权：“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国有资本继续控股经营的自然垄断行业，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放开竞争性业务，推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决议在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之管理层面上要求：“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深化企业内部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制度改革。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强化国有企业经营投资责任追究。探索推进国有企业财务预算等重大信息公开”；“国有企业要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薪酬水平、职务待遇、职务消费、业务消费”。

笔者以为，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还应当在下列几个方面下功夫：

第一，培育现代企业文化，以共同的价值观凝聚职工。

文化是需要长期培育的，是人们以共识的价值理念为准则形成的行为习惯。现代企业的核心价值理念就是以“人本至上”为最高准则，尊重劳动、保障人权、民主共治，承担社会责任。培育现代企业文化需要摒弃对资本的崇拜，企业并非投资人的私有财产，而是经济活动中的“法人”。投资人以在企业的资本增值显现其人生价值，经理人以智慧实现企业的高效运营展示其人生价值，职工在企业创造优质商品和为社会提高优质服务的过程中体现其人生价值，——他们个人的价值无不是以企业被社会接受和赞誉为基础的。有鉴于此，以其共同的即企业的价值观凝聚包括投资人、经理人和职工在内的相关群体，形成共同的理想甚至共同的信仰追求，并将之付诸实现企业健康发展的全过程，这就是现代企业文化。文化一个组织、群体的灵魂，用现代文化培育的企业即现代企业，必须充满生机而可持续地健康发展。

第二，完善企业民主制度，落实职工参加管理的权利。

实施民主管理这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重要标志，近代工业社会创立的股份制公司企业组织形式，体现了资本民主的精神，人的民主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现代企业制度必须颠覆资本崇拜的价值观，转而实现企业中所有人的民主，即实现投资人、经理人和职工（甚至包括如消费者、供应商、社区邻里等）对企业的共治，这样的共治就是现代企业民主制度。著名的美国“霍桑试验”，找到了突破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法即吸收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二战以后的德国法律严格保障职工参加企业管理的权利。我们国家不仅把职工参加管理视为企业调动职工劳动热情的一种管理方法，更是从保障人权、尊重劳动的道德高度和社会主义政治理想的高度以法律制度确立职工在企业中的主人地位，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方针，依靠职工办企业是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作为实现国家治理基层民主的具体内容。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必须落实职工参加企业管理的各项权利。职工参加管理也既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形式体现，也是现代企业制度内涵的应有之义。

第三，坚定国有企业自信，引领企业管理制度的方向。

国有企业自始就是我国经济制度的中流砥柱，对共和国的贡献和作用有目共睹。近年来一些人对国有企业进大肆行攻击，甚至扬言国有企业是改革的最大阻力，只要存在国有企业就没有市场的公平，等等。毋庸置疑，国有企业的管理存在着一些问题，也面临一些新挑战。正是因为存在着这么多的问题才必须坚持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具体要求。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我们有理由必须坚定国有企业的自信。历史上，我们国有企业也曾经创造出了被世界公认的“两参一改三结合”之优秀管理制度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的结合在一起共谋企业发展。这个管理制度正是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精髓，发达国家的先进企业都在某种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着这种管理制度的思想。我们的国有企业在我们的社会政治制度环境中培育出来最有勤劳、智慧和奉献精神的高素质员工（《时代周刊》在全球经济危机时期以中国工人为封面赞誉其勤劳），这就是我们坚定国有企业自信源泉。这次经济危机充分展现了资本主义的本质，也是资本崇拜的社会制度必然结果，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决议指出：“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社会主义制度环境是我们坚定国有企业自信基础。纵观全球经济，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的国有企业改革：一方面必须从中国道路、理论和制度中汲取营养，继承和发展国有企业的成功经验和管理的先进思想，一方面要具有全球视野，结合国有企业的实际学习和借鉴各国企业成功的经验和方法，还必须解放思想即要避免妄自菲薄和盲目崇拜而囿于市场经济体企业模式。在企业全球化重组的进程中，我们国有企业必须坚定自信，有勇气探究企业的本质和管理的规律，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按照“管理科学”的要求，引领企业管理的潮流。贯彻执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国有企业必将健康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再立新功、再创辉煌。

第五篇：我国旅游伦理建设及意义解析

我国旅游伦理建设及意义解析

摘 要

简要阐述旅游伦理的概念，从旅游消费者、旅游经营者和服务人员及政府部门几个方面分别论述了旅游伦理建设的问题及措施，最后指出了我国旅游伦理建设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旅游伦理建设

内容

意义

一、旅游伦理的概念

对于旅游伦理这一概念的界定，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给予了各自的见解，至今还没有统一的定论。徐少锦、温克勤指出旅游伦理是约束和调整旅游活动中旅游工作人员与游客、游客与游客、游客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道德和行为规范，它主要包括旅游职业道德和旅游者道德两部分。[1]李健将旅游伦理定义为：“旅游伦理是人们在旅游活动中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的总和”。[2]夏赞才认为旅游伦理是关于旅游者和旅游利益相关者的道德学说。[3]

我们可以把广义的旅游伦理定义为，围绕一切旅游活动所产生的伦理行为和所应遵循的伦理准则规范的总和。主要包括旅游消费者伦理、旅游经营者和服务人员伦理及政府部门伦理道德。

二、旅游伦理建设的内容

根据旅游伦理的概念，我们可以把旅游伦理建设分为旅游消费者伦理建设、旅游经营者伦理建设、旅游服务人员伦理建设和政府部门伦理建设。

（一）旅游消费者伦理建设

由于旅游具有异地性、暂时性等特点，旅游者进行旅游活动时暂时脱离了熟人的目光和日常环境的约束，加上旅游在本质上对于消遣、娱乐等愉悦体验的追求，往往诱发旅游者人性中潜在的恶的东西在旅游行为中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流露。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讲，旅游是放松自我，从现实生活的约束中释放自己。于是有些人就把旅游当成从现实生活枷锁中的一种挣脱，在旅游行为中可以不承担责任和义务，可以随心所欲。在旅游活动中，旅游者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情感支配而不是理性支配。在这种情况下，旅游者的行为表现为约束松弛和占有意识外显。具体表现为道德感弱化、挥霍消费、物质摄取(或占有)、破坏旅游资源与环境(如乱刻乱画、乱扔垃圾)等。

旅游消费者伦理建设是旅游伦理建设中的基础，也是难点。李健研究认为：旅游伦理基本规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按旅游者所协调的基本关系主要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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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和人与自我的和谐四个方面的内容。[2]只有做到这四个方面的和谐，才能达到旅游消费者伦理建设的最高境界。

（二）旅游企业经营者伦理建设

目前我国旅游企业经营面对的一个严峻的问题就是信用问题，在市场恶性竞争条件下，企业采取不诚信的经营手段给游客设下种种陷阱，以至于游客对我国旅游行业整体印象较差。最明显的就是不按旅游合同提供标准的服务，降低标准或者随便转团。因此，目前旅游企业经营缺的不是人才和资金，而是建立和完善信用体制，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倡导和谐经营的新商道伦理。在经济发展的今天，随着对金钱的追逐，人们对商道伦理越来越淡漠，倡导和谐经营的新商道伦理有利于旅游企业经营者的利益和整个社会的和谐。

第二、实行旅游伦理营销。把旅游伦理作为一种营销手段，真实促销，让游客真正理解旅游活动，减少旅游活动中的误解和矛盾。

第三、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旅游企业文化建设作为旅游企业道德系统的背景要素，对于道德观念培养、道德计划安排以及道德决策实施等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旅游企业文化建设为旅游企业建立信誉机制提供了良好的伦理氛围与思想基础，而一旦信誉机制最终建立又可以反过来继续促进企业文化建设的深入发展，两者互相促进，相辅相成。

（三）旅游服务人员伦理建设

在旅游活动中，导游人员贯穿始终，在此，我们就以导游人员职业道德建设为例进行分析。导游人员职业道德的建设和培养是个综合的系统工程，需要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谢冽等人研究认为可以通过以下几条主要途径加强导游人员职业道德的建设：[4]

第一，制定科学合理的导游人员职业道德规范。

我国旅游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导游人员职业道德规范。但在旅游业迅速发展的今天，原有导游人员的职业道德规范的某些方面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如关于回扣、小费等的问题)。为适应社会的发展，制定科学合理的导游人员职业道德规范尤为重要。我们可以借鉴海外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一些经验，同时结合中国实际对现有的职业道德规范进行修改、完善，使之切实可行又易于操作和管理，有章可循。

第二，建立健全的导游人员职业道德监督机制。

利用法律的强制性、社会舆论的压力及媒体的高曝光率，充分发挥行政、社会、媒体三位一体的监督保障作用，使导游市场监督体系得到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应建立健全旅游行政监督机制，不断完善社会监督体系，强化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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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加强导游队伍建设，完善导游管理体制与管理机制。

针对导游队伍在职业道德上暴露出的诸多问题，旅游企业和旅游组织应把导游队伍的建设和管理作为一项重点工作。一是在完善原有导游管理体制的同时，成立“导游管理服务中心”，将所有“专职导游”和“社会导游”纳入统一行业管理。并可考虑成立导游协会，通过协会的自律作用，强化导游人员的管理；二是建立合法公开的导游报酬机制，旅游部门和劳动部门联合确定导游人员劳动报酬发放及社会保险缴纳，旅行社应按规定给导游发放工资，从源头上解决导游私拿回扣、索要小费的问题；三是加强导游人员相关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的教育和培训，使导游人员学法、知法、守法以及遵守职业道德；四是将规范和树立正面典型结合起来，抓住关键，树立表率，在导游队伍中倡导文明行业之风。

第四，建立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

我国旅行社可参照国外的一些做法，建立一种既能使尽职的导游人员获得相应回报，又能使导游人员为其不良道德行为支付成本的激励机制。如旅行社与导游人员签订相关的雇佣合同。在合同中明确规定对优秀导游人员给予丰厚的待遇。同时还规定违反合同、违反职业道德引起游客投诉后给旅行社造成其他经济损失时，旅行社将予以辞退并追究其经济责任，通过这种方法可控制导游人员职业道德的不良行为。

（四）政府部门伦理建设

政府部门伦理道德建设，主要是各级旅游政府官员应廉洁自律，不参与旅游经营；在旅游管理中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为旅游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同时，应注意讲诚信，信守诺言，取信于民。具体措施如下：

第一，道德教育与制度建设并重。

政府伦理失范实际上是党政干部和公务员错误价值取向造成的，因此，应该不断加强旅游部门的党政干部、公务员的思想道德建设，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同时建设和完善制度，制度的好坏对官员的善恶走向有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缩小政府官员涉租的空间，以减少涉租行为。

大力提倡公共管理民营化，建立企业型政府，改善旅游政府部门办事效率低下和职能错位的现状，充分实现市场化，减少公共权力能配置的公共资源，尽可能利用市场机制来配置所有的资源，以减少旅游政府部门官员的涉租行为。

第三，完善社会监督，特别是司法监督。

在有限政府的基础上，实施民主政治，实施新闻舆论监督，加强法制建设，加强司法监督，实现伦理标准化，同时提倡处理旅游公共问题应具有的透明性，不让少数人中饱私囊，破坏旅游政府部门的整体形象和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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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旅游伦理建设的意义

（一）有利于减少旅游活动中的问题

1.有助于旅游者旅游目的的实现。

纵观当今世界旅游业的发展，人类正在由“观光时代”和“休假时代”转向“文化娱乐时代”和“旅游文化时代”，旅游目的也正在从简单的观光游览，向知识性、趣味性、体验性、文化性等多方面发展。旅游伦理可以为旅游行为指示道德方向，并内化为行为习惯，提升游客的人格，从而自觉保护生态环境，与人和谐相处，在宽松的氛围中达到旅游的目的。

2.有利于减少旅游活动中的诸多问题。

随着我国旅游业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普通大众参与到了旅游活动当中，这使得旅游活动的主体从层次、水平和构成上日益丰富和多样，这给我国的旅游业带来丰富经济收入的同时，也在我国旅游活动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如挥霍旅游资源，破坏生态环境；旅游服务缺乏诚信观念，经营组织者和旅游者的利益纠纷不断；旅游文化商业化现象严重等。

比如，近年来不断发生的内地游客与香港导游的纠纷事件，这些从根本上说明旅游企业和服务人员的旅游伦理问题，随着导游人员职业道德和伦理观念的树立和提高，“以人为本”理念的确立，上述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杜绝。

（二）有助于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是一种全新的文明观，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统一、共存共荣、经济繁荣与环境优美处于良性循环的进步状态。人类是生物圈中的一环，人们在旅游活动中自觉地把自身置于整个生物圈相互依存的网络中，用旅游道德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积极而主动地促进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有助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三）有助于精神文明建设

精神文明建设需要旅游伦理的有力支持。旅游伦理首先规范调节的人际关系，主要是陌生人之间的关系，“生人有助”是其重要规范。这种道德规范有助于升华旅游者的人格，进而自觉创造熟人之间和谐的人际关系，从而使整个社会呈现出良好的精神面貌。

总之，旅游伦理在确认人类发展权利的同时，还必须保证自然环境的健康延续，实现生态系统的平衡以及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

参考文献

[1]徐少锦,温克勤.伦理百科辞典[K].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2]李健.关于旅游伦理的思考[N].光明日报, 2000-04-11(C2).[3]夏赞才.旅游伦理概念及理论架构引论[J].旅游学刊, 2003(2): 30-34.[4]谢冽.导游人员职业道德建设刍议[J].湖南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1)

[5]曹诗图,林红珍.试论旅游伦理道德的建设[J].三峡大学学,2008,30(1):23-27.河南师范大学本科学年论文

[6]蔡丽梅.中国旅游伦理建设的意义及路径解析[J].商业时代,201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