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高考状元为何32年憋不出顶尖人才
高考状元为何32年憋不出顶尖人才
张军瑜：2011-06-25 08:02
一年一度的高考分数下来了。
各省市的高考状元们都会成为大家热情围观的对象。荣光过后，这些状元们走上工作岗位，在各自的领域表现如何？还能不能重现当年6月份到9月份的辉煌？结果恐怕让人比较失望。调查显示，自1977年至2008年的32年间，中国大陆的1000余位高考状元，无一位是在学界、商界、政界等方面的顶尖人才，他们的职业成就远低于社会预期。
这是我们这些年走过的教育之路需要反思的一个最现实的反证。这些状元说白了只是应试教育下的状元，是做题得分能力这场马拉松的状元。现在，马拉松结束，另一场人生大赛开启，这些状元们却已经不再具有夺冠的压倒性优势，在比高考更重要的职业生涯上退出冠军的争夺。
因为上的是名校，接受的是国内最顶尖的教育，有着过硬的文凭，客观地说，这1000余位状元各自的职业表现起码应该还都算是差不多，只是相比于当初的状元光环，他们的职业光芒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灿烂。不排除中间的许多人，甚至还“泯然众人矣”。状元只是中学阶段我们国家每年所能给予这一批学子们的最高荣誉。社会、学校把这些人捧成类似于神话的存在，在这样一种神话之下，大家各取所需，个人得到荣誉和想要的名校、奖励，学校得到资本，老师得到奖金，同龄人得到偶像，社会大众得到精神慰藉。神话之后，学校、老师，甚至是社会，会躺在这个神话的身子之上继续混生活，混到更好的生活；对于状元自己，神话的光环却在慢慢弥散和弱化，在另一场已经开启大幕的比赛当中，神话只是一个过去式的传说，而他们却早已经失去了继续创造神话的能力和条件，或者说，当年他们引以为傲的应试能力，并不适合现在残酷的丛林生存法则需要。
我们教育的矛盾就在于我们把最好的教育资源捆绑给这些应试能力最出众的状元们，希望可以用最好的资源把这些应试状元们转化成我们社会最顶尖的人才，到最后却发现，当初的种子选择可能就是一个错误，这些状元种子们可能更适合长成园艺博览会上最娇艳的花朵，你却一心要他们长成旷野上的参天大树。而最适合长成社会需要预期的那些参天大树的种子们，可能早在当年高考的时候，就被阻止在最优势教育资源的大门之外。
于是，大家都矛盾，大家都纠结。于是，高考状元32年也没憋出一个顶尖人才。(责任编辑：宁肇刚)
第二篇：32年高考状元未出顶尖人才震撼国人
32年高考状元未出顶尖人才震撼国人
2006年军队总政围绕“影响军队自主创新能力的人因分析”，对我军两院院士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有关智商因素列出了9项，院士们将“想象力”排在了诸要素之首。
蔡言厚曾是中南大学教授，退休后任中国校友会网大学评价课题组学术负责人。作为国内最权威的大学评价咨询专家之一，他带领课题组于2009年发表了最新的《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这份调查报告给高考状元的崇拜者们狠狠地泼了一瓢冷水——1977年至2008年32年间的高考状元，几乎没有一个成为做学问、经商、从政等方面的顶尖人才，他们的职业成绩远远低于社会预期。人们无不疑问：高考状元为何没成顶尖人才？
教育癌症的警示
“用培训的眼光看教育，用实用的眼光看培训，用发展的眼光看成才”。我到北京走访过中央党校、中科院、中央教科所等众多部门，到北京、深圳等数十家培训机构拜访或学习，学到了很多宝贵的经验，产生了刻骨铭心的体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每一个从事培训或教育的人都应该反复品味大科学家费曼对巴西教育的批评。因为它可以成为我们的一面镜子。
费曼一生的大部分时光是在学院度过的，有40年之久。他最不理解的是，为什么有的人不是通过了解而学习，只是靠死记硬背，把乐趣变成了刑罚。费曼的困惑来自于他的巴西之行。
在巴西里约大学，费曼做了一年的客座教授。授课内容是电磁学方面的高级课程。在那里，他发现了两个奇怪的现象：
一是学生们从不提问。有个学生告诉他原委：如果我提问，课后大家都会跑来怪我，为什么要浪费大家的时间？我们的目的是学东西，你却要打断他去提问。
二是面对同一个问题，有时学生马上答得出，有时却又一片茫然，完全不知所云。
渐渐地费曼发现，巴西的学生上课时唯一要做的就是坐在那里，把教授讲的每个字记下来，当教授重复那句话时，他们逐字检查，确保没有写错。
有次下课时，费曼问一个学生：“你抄了那么多笔记，接下来会怎样处理它们？”
“噢，我要好好地读，”学生回答，“然后考试。”
“怎么考试？”
“很容易的。我可以告诉你一道考题：在何种情形下两个物体是相等的？答：如果相同力矩造成同等的加速度，那么两物体是相等的。”
费曼只能摇头，他们有办法通过考试，但除了背下来的东西外，他们什么也不会。
这样的情景我们似曾相识，我们与巴西同列“金砖四国”，连课堂都如此相像。
在学年终了的时候，费曼应邀作了一次演讲，这是一次令巴西教育界深受震动的演讲。他坦率地告诉巴西人，他看到的令人震惊的事实：那么多小学生在书店里购买物理书，那么多巴西小孩在学物理，比美国小孩更早起步，可是整个巴西却找不出几个物理学家——为什么会这样？那么多孩子如此用功，却都是无用功！
费曼举起一本公认写得非常好的大一物理教科书，“在这本书里，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及实验结果。随便把书翻开，指到那一行，我都可以证明书里包含的不是科学，而只是生吞活剥的背诵而已。”
费曼随手翻开一页，念道：“摩擦发光：当晶体被撞击时所发出的光„„”
他说：“这样的句子，是否就是科学呢？不！你只不过是用一些字说出另一些字的意思而已。有没有看到过任何学生回家试着做个试验？我想，他没有办法做，他根本不知道该怎样做。”
“但如果你写：‘当你在黑暗中用钳子打在一块糖上，你会看到一丝蓝色光。其他晶体也有此效应，没人知道为什么。这个物理现象被称为摩擦发光。’那么就会有人试着回家自己做，这就是一次与大自然相遇的美妙经验”。
几乎所有奔向现代化的后发国家，都曾经或正在面临着巴西人的困扰：他们需要科学，他们努力地学习科学，但他们却不了解：科学不是教义，而是一次次的“与大自然相遇的美妙经验”。
据说，在费曼教授结束演讲之后，巴西教育部长站起来痛心疾首地说：“我早已知道我们的教育体制有病，但直到今天我才发现我们患了癌！”——那种大家努力考试，然后教下一代继续努力考试的教育，何时才是尽头呢？
爱因斯坦的哪句话令中国人坐不住？
为什么美国不到300年的历史却比我们5000年文明古国还发达昌盛？因为美国教育注重想象，培养个性，把3亿人培养成3亿个人。
关于人生的内涵，在中国的词典上大多是这样说的：“人生是指人的生存以及全部的生活经历。”但在美国的教科书上却被表述为：“人生就是人为了梦想和兴趣而展开的表演。”特别强调梦想。实际上，美国的教育也非常重视梦想教育。
杨振宁、丁肇中教授谈到：来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的弱点是胆小，美国学生大胆的创新精神比中国学生要占优势。中国留学生一去西方国家，大多是属于回答论证课题的水平，而提出课题的恰恰是考试成绩比他们差的西方青年学生。
诺贝尔奖获得者告诉孩子：成功靠的是创造性的想象力、勤奋刻苦、协作态度和对事业的献身精神，其中想象力放在了首位。发达国家的孩子不看家长眼色，不顾老师脸色，不管考试分数，他们无拘无束地生活着，可以毫无顾忌地表达感情，可以毫无顾忌地提出问题，可以毫无顾忌地异想天开，可以毫无顾忌地创新发现。
谢林教授以对博弈论的贡献而获得2005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认为，想象力比智力勤奋更重要。
杨振宁是当今一位著名的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而他同时作为经受过中西方教育浸染、有着“读书教书四十年”经历的学者，他有关教育的一些观点，可谓真知灼见，对我们跨世纪的教育，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杨振宁认为，从事文艺创作需要丰富的想象力，从事科技工作同样需要丰富的想象力。他以他的老师，被誉为美国氢弹之父的物理学家泰勒为例，说泰勒的头脑中每天都会产生很多古怪的念头，无论碰到什么人，他都跟人家谈，希望能讨论。正是这种“胡思乱想”，使他对20世纪的物理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杨振宁1995年底在成都为《科幻世界》题词：“幻想与梦想不同。”他解释说：“幻想、梦想，常常被人当作胡思乱想，不值一谈。其实，幻想与梦想不同。梦是无序的，无意识的，相当复杂，而幻想是有序的，有意识的思想活动。如果幻 想有了一定的科学依据，便更上一个台阶，成为科幻了。科幻，常常是创造发明的先导。
钱学森认为：”形象思维是我们当前研究思维科学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而我们现在对它却不怎么了解。“
爱因斯坦被评为影响新中国的60个外国人之一，他的事迹广为人知，他的一句话家喻户晓： “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世界的一切，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
这句话令全世界多少国家的多少个教育工作者坐不住啊，也震撼了多少个中国教育工作者的灵魂啊！
知识就是力量正在被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所取代。想象力不仅成为教育成功的重要因素，而且已经成为科技创新和国家创新的战略资源，对此，谁熟视无睹，麻木不仁，就必将被时代发展的列车甩下。
所谓“高考状元”就是各省市区高考成绩排在第一名的考生。
高考，一般指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到目前为止，有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和成人高考两种形式，一般的“高考”指前一种。考试由国家统一组织调度，国家或省市区专门组织命题，统一时间（部分省市考试科目较多，结束时间较晚些）考试。
从1977年恢复高考到1998年各年的高考状元，出自何地，哪个中学，上了哪个大学，毕业后去向何方。
时间 省市 姓名 就读大学 所学专业 毕业中学 职业现状
1998 辽宁 何京芮 清华大学 自动化 辽宁省实验中学 留学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1998 江西 洪玮 北京大学 外语 鄱阳一中 中国建设银行翻译
1998 广西 黄亦恺 清华大学 土木建筑 柳州高中 留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1998 四川 任羽中 北京大学 经济管理 四川省资阳中学 北京大学硕士生
1998 吉林 孙宏伟 清华大学 土木建筑 辉南六中 清华大学博士生
1998 陕西 晏萌 北京大学博瑞纵横国际广告（北京）有限公司客服总监
1997 湖南 秦宁 清华大学 自动化 郴州市一中 中科院某国家重点实验室工作
1997 广东 曾卫华 北京大学 生命科学 广雅中学 留学美国，攻读博士后
1997 江苏 赵霖莹 复旦大学 经济管理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留学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攻读博士学位
1997 四川 赵懿-合肥一中 国外工作
1996 山东 刘阳阳 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南通第一中学 本硕连读，职业未知
1995 陕西 梁浩 上海财经大学老河口一中 世纪证券综合研究所某部经理助理
1994 陕西 楚怀湘 清华大学 电机 西安中学 上海某企业电子工程师
1994 江苏 王劲松 中国人民大学 新闻 海安高级中学 中国国情研究会某处处长
1994 福建 叶水明 清华大学 电子工程 程溪中学 留学新加坡
1994 湖北 张晋寨 清华大学现留新加坡工作
1992 安徽 程海泳南昌二中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
1989 甘肃 吴小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法学哈佛商学院mba硕士生
1988 海南 李博白 北京大学平遥中学 美国某网络公司工作
1987 广东 黄辉龙 复旦大学 法学 汕头一中 汕头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1987 辽宁 金玉锦 南开大学 经济管理 沈阳市朝鲜族第一中学 上海某连锁店店长
1987 甘肃 唐文挺 清华大学 计算机 孟坝中学 美国惠普公司
1987 山东 王桂星 中国科技大学 物理 五莲一中 美国纽约大学博士毕业
1987 海南 郑孔栋 北京大学连平忠信中学 合生创展有限公司规划设计总监
1986 江西 聂开文 中国科技大学 物理 九江第一中学 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1986 山西 彭涛 上海交通大学-留学耶鲁大学，现留美工作
1986 湖北 余庆 武汉大学 经济管理 武汉六中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公司工作
1986 海南 张琼 北京大学 生命科学 海南中学 香港某国际银行董事
1986 山西 张咏梅 北京大学 计算机 太钢一中 中北大学教授
1986 海南 邹姬 北京大学 法学 海南中学 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博士生
1985 广东 陈权现代教育工程院高级研究员
1985 陕西 王晓朝 复旦大学 经济管理 宝鸡中学 现移居美国工作
1984 福建 陈伟鸿 上海交通大学隆昌一中 中科院博士生导师、中科院百人计划入选者
1984 江西 郑彤 中国科技大学 物理 九江第一中学 现移居美国工作
1984 山西 周开让 北京大学黄陂一中 中国人民银行职员
1982 山西 聂红 北京大学-南昌十中 美国某公司高级科学家
1981 海南 韦文 清华大学 精密仪器 文昌中学 美国netscreen公司工作
1981 海南 张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
1980 江西 邓勋明 中国科技大学山东省外经贸厅某处处长
1980 广东 吴欣 中国科技大学 物理 汕头一中 瑞士日内瓦大学教授
1980 陕西 许仁 北京大学 化学 西安市第85中学 美国尤他州立大学教授
1980 陕西 于彦智 北京大学 哲学 铁道部建厂局宝鸡铁中 北京某公司总经理
1979 江西 陈通文 清华大学 自动化 南昌十中 ieee fellow，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教授
1979 四川 霍永忠 北京大学 物理 成都市盐道街中学 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
1979 湖北 蒋国兵 清华大学 物理 马湾中学 美加两国双料博士依移居加拿大，现去世
1979 河南 宋新宇 北京大学 数学太原五中 现移居美国工作
1979 江西 周南平西安交通大学 计算机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当代》主编，现去世
1978 陕西 韦成枢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 西安高级中学 陕西师大附中高级教师
1978 江苏 萧柏春 南京大学 数学 南京一中 美国长岛大学教授
1977 重庆 董运庭 西南大学 中文 重庆42中（老师）重庆师范大学教授
1977 北京 郭方 北京大学 历史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中国社科院博士生导师
1977 四川 胡小钉 北京大学 新闻文昌中学 美国马里兰州大学教授
1977 广东 余乃明 华南师范大学 物理 广东实验中学 中学教师，现退休
1977 上海 袁均英 复旦大学 生命科学-哈佛大学医学院终身教授
1977 黑龙江 袁启鸿 哈尔滨工业大学 热能工程 上海62中学 黑龙江省政协常委，哈尔滨锅炉厂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
第三篇：32年高考状元未出顶尖人才震撼国人
32年高考状元未出顶尖人才震撼国人
心放
2006年军队总政围绕“影响军队自主创新能力的人因分析”，对我军两院院士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有关智商因素列出了9项，院士们将“想象力”排在了诸要素之首。
蔡言厚曾是中南大学教授，退休后任中国校友会网大学评价课题组学术负责人。作为国内最权威的大学评价咨询专家之一，他带领课题组于2009年发表了最新的《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这份调查报告给高考状元的崇拜者们狠狠地泼了一瓢冷水——1977年至2008年 32年间的高考状元，几乎没有一个成为做学问、经商、从政等方面的顶尖人才，他们的职业成绩远远低于社会预期。人们无不疑问：高考状元为何没成顶尖人才？
教育癌症的警示
“用培训的眼光看教育，用实用的眼光看培训，用发展的眼光看成才”。我到北京走访过中央党校、中科院、中央教科所等众多部门，到北京、深圳等数十家培训机构拜访或学习，学到了很多宝贵的经验，产生了刻骨铭心的体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每一个从事培训或教育的人都应该反复品味大科学家费曼对巴西教育的批评。因为它可以成为我们的一面镜子。
费曼一生的大部分时光是在学院度过的，有40年之久。他最不理解的是，为什么有的人不是通过了解而学习，只是靠死记硬背，把乐趣变成了刑罚。费曼的困惑来自于他的巴西之行。
在巴西里约大学，费曼做了一年的客座教授。授课内容是电磁学方面的高级课程。在那里，他发现了两个奇怪的现象：
一是学生们从不提问。有个学生告诉他原委：如果我提问，课后大家都会跑来怪我，为什么要浪费大家的时间？我们的目的是学东西，你却要打断他去提问。
二是面对同一个问题，有时学生马上答得出，有时却又一片茫然，完全不知所云。
渐渐地费曼发现，巴西的学生上课时唯一要做的就是坐在那里，把教授讲的每个字记下来，当教授重复那句话时，他们逐字检查，确保没有写错。
有次下课时，费曼问一个学生：“你抄了那么多笔记，接下来会怎样处理它们？”
“噢，我要好好地读，”学生回答，“然后考试。”
“怎么考试？”
“很容易的。我可以告诉你一道考题：在何种情形下两个物体是相等的？答：如果相同力矩造成同等的加速度，那么两物体是相等的。”
费曼只能摇头，他们有办法通过考试，但除了背下来的东西外，他们什么也不会。
这样的情景我们似曾相识，我们与巴西同列“金砖四国”，连课堂都如此相像。
在学年终了的时候，费曼应邀作了一次演讲，这是一次令巴西教育界深受震动的演讲。他坦率地告诉巴西人，他看到的令人震惊的事实：那么多小学生在书店里购买物理书，那么多巴西小孩在学物理，比美国小孩更早起步，可是整个巴西却找不出几个物理学家——为什么会这样？那么多孩子如此用功，却都是无用功！
费曼举起一本公认写得非常好的大一物理教科书，“在这本书里，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及实验结果。随便把书翻开，指到那一行，我都可以证明书里包含的不是科学，而只是生吞活剥的背诵而已。”
费曼随手翻开一页，念道：“摩擦发光：当晶体被撞击时所发出的光……”
他说：“这样的句子，是否就是科学呢？不！你只不过是用一些字说出另一些字的意思而已。有没有看到过任何学生回家试着做个试验？我想，他没有办法做，他根本不知道该怎样做。”
“但如果你写：„当你在黑暗中用钳子打在一块糖上，你会看到一丝蓝色光。其他晶体也有此效应，没人知道为什么。这个物理现象被称为摩擦发光。‟那么就会有人试着回家自己做，这就是一次与大自然相遇的美妙经验”。
几乎所有奔向现代化的后发国家，都曾经或正在面临着巴西人的困扰：他们需要科学，他们努力地学习科学，但他们却不了解：科学不是教义，而是一次次的“与大自然相遇的美妙经验”。
据说，在费曼教授结束演讲之后，巴西教育部长站起来痛心疾首地说：“我早已知道我们的教育体制有病，但直到今天我才发现我们患了癌！”——那种大家努力考试，然后教下一代继续努力考试的教育，何时才是尽头呢？
爱因斯坦的哪句话令中国人坐不住？
为什么美国不到300年的历史却比我们5000年文明古国还发达昌盛？因为美国教育注重想象，培养个性，把3 亿人培养成3亿个人。
关于人生的内涵，在中国的词典上大多是这样说的：“人生是指人的生存以及全部的生活经历。”但在美国的教科书上却被表述为：“人生就是人为了梦想和兴趣而展开的表演。”特别强调梦想。实际上，美国的教育也非常重视梦想教育。
杨振宁、丁肇中教授谈到：来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的弱点是胆小，美国学生大胆的创新精神比中国学生要占优势。中国留学生一去西方国家，大多是属于回答论证课题的水平，而提出课题的恰恰是考试成绩比他们差的西方青年学生。
诺贝尔奖获得者告诉孩子：成功靠的是创造性的想象力、勤奋刻苦、协作态度和对事业的献身精神，其中想象力放在了首位。发达国家的孩子不看家长眼色，不顾老师脸色，不管考试分数，他们无拘无束地生活着，可以毫无顾忌地表达感情，可以毫无顾忌地提出问题，可以毫无顾忌地异想天开，可以毫无顾忌地创新发现。
谢林教授以对博弈论的贡献而获得2005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认为，想象力比智力勤奋更重要。
杨振宁是当今一位著名的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而他同时作为经受过中西方教育浸染、有着“读书教书四十年”经历的学者，他有关教育的一些观点，可谓真知灼见，对我们跨世纪的教育，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杨振宁认为，从事文艺创作需要丰富的想象力，从事科技工作同样需要丰富的想象力。他以他的老师，被誉为美国氢弹之父的物理学家泰勒为例，说泰勒的头脑中每天都会产生很多古怪的念头，无论碰到什么人，他都跟人家谈，希望能讨论。正是这种“胡思乱想”，使他对20世纪的物理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杨振宁1995年底在成都为《科幻世界》题词：“幻想与梦想不同。”他解释说：“幻想、梦想，常常被人当作胡思乱想，不值一谈。其实，幻想与梦想不同。梦是无序的，无意识的，相当复杂，而幻想是有序的，有意识的思想活动。如果幻想有了一定的科学依据，便更上一个台阶，成为科幻了。科幻，常常是创造发明的先导。
钱学森认为：“形象思维是我们当前研究思维科学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而我们现在对它却不怎么了解。”
爱因斯坦被评为影响新中国的60个外国人之一，他的事迹广为人知，他的一句话家喻户晓：“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世界的一切，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
这句话令全世界多少国家的多少个教育工作者坐不住啊，也震撼了多少个中国教育工作者的灵魂啊！
知识就是力量正在被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所取代。想象力不仅成为教育成功的重要因素，而且已经成为科技创新和国家创新的战略资源，对此，谁熟视无睹，麻木不仁，就必将被时代发展的列车甩下。
来源：中青博客
第四篇：数学顶尖人才
11月6日，北京市教育学院副教授、北京数学学校校长、华杯赛主事委员陶晓永亲临学而思，并受聘为我校顾问。受聘仪式在学而思总部中鼎大厦举行，校长张邦鑫、人事总监于莉、常务副总裁石鑫杰、高中部负责人白云峰等相关单位负责人参加了仪式。
陶晓永教授为学而思的教师们做了现场报告。他说：数学培养了一个人的思维，通常数学超长的学生其它学科也都会超长。所以，在倡导个性化教育的理念下，我们需要用具有一流素养的师资队伍来引领那些中小学的数学精英们。学而思在这方面做得就非常不错，这几年在精英教育上的成绩也反映出了学而思教师团队的良好素养。学而思的团队是专门做中小学精英教育的，这对北京教育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因而，我也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努力，为北京教育再做点更上一层楼的工作。
此次受聘是陶教授与学而思正式合作的开始，这将对加强学而思数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活动之后，学而思网编组就对数学特长生的培养对陶教授进行了交流。
内容导读：
● 对数学特长生的培养，采用课内外相结合的方式，效果更好。
● 学而思专业打造中小学精英教育，在教学上不仅对精英学生有好的教材，而且还要求老师具有一流的素养，我之所以选择与学而思合作，就是我们相信，我们一起努力，能够为北京精英教育的发展作出个更多、更大的贡献！
以下为采访实录：
记者：陶教授，您好！刚刚听了您的讲座，对北京数学特长生的培养有了一个颇为深刻的认识。
陶教授：你好，有幸能和学而思的精英教师团队一起探讨和交流。
记者：刚刚您在讲座中提到奥数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这其中让人感触最深的就是：一个数学特长生的成长和进步，不仅和学生本身的素养有很大关系，而且还和教师的引导密不可分。那么，您觉得教师对于数学特长生发现和培养的关键在于什么？
陶教授：现代教育所倡导的是一种个性教育理念。从现状上说，现在聪明的孩子非常多，而要把这些学生培养成一流的人才，我们就必须要有一流的素养。简单的说，这就是教师发现和培养数学特长生的关键所在，可现在有一些老师却并没有很高的素养，这就导致一些聪明孩子的智慧难于发挥。我刚刚在讲座中提到了，数学培养了一个人的思维，王寿仁老师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数学超长的孩子其它学科都可以超长。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学校都很看中奥数的一个原因。
记者：确实是这样，要培养一流的人才，教师就一定要有一流的素养。那么在教师高素养的引领下，学生的潜能与智慧如何才能发挥出最佳的效果？
陶教授：至于学生潜能与智慧发挥到最佳效果，我觉得采用课堂内外相结合的方式应该会比较好。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来，学生平时在学校所接触教育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平民式的教育，这样对于有数学特长的孩子来说，他们在课堂内往往会吃不饱，这样，即便是学校教师的素养再高，他也不可能将知识拔得太高，因为知识拔得太高的话，那些不拥有数学特长的孩子就很难把握知识了。如此，精英教育的必要性也就很显而易见了。个性化教育就是这样，不仅要发现孩子的特长，而且要培养孩子的特长--特长孩子的知识需求在课内得不到满足，就自然要在课下得以补充。也只有这样，孩子的潜能才能得以发挥。
学而思在这方面做得就非常好，他们的教师都非常有素养，而对学生的培养，也切实地立足在了个性化教育这一理念上，他们对学生有专门的教材，这些教材变的非常好，适合不同级别的学生。这些针对性极强的教学方式和手段，对于数学特长生的发展很有帮助。有了课内知识做基础，再有课外针对性很强的知识拓展，这样，学生的潜能与智慧自然能发挥出很好的效果。
第五篇：为什么中国大学培养不出顶尖记者
为什么中国大学培养不出顶尖记者？
(原载2012年2月9日《环球时报》)
深夜一点，在电脑前埋头几个小时批改采写作业的司久岳突感不适，想起身伸展一下僵直的身体，没站稳，一头倒地，昏厥过去。4个月后，已经偏瘫了的这位清华大学国际新闻教授对我说，他在清华大学办理了停薪留职的手续，将离开清华新闻课堂，坐着轮椅，奔向他心爱的新闻战场——到前南斯拉夫重新当记者。
57岁的司久岳早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英语采编专业。他是新华社海湾战争报道组组长，多次报道奥运会。他还做过白宫记者。他是我创建清华大学国际新闻传播专业十多年来，聘请的最优秀的新闻学教授，是中国新闻教育界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新闻教育工作者。我当年聘请他来清华，是梦想凝聚一批像他这样的新闻高手，完成汪道涵先生提出的目标：把清华变成国际新闻尖端人才的摇篮。
1998年深秋，我去哈佛前，专程去上海看望汪道涵。汪老与我讨论西方媒体操纵西藏报道时，提到了哈佛大学奈鼓吹的软实力这个新概念。汪老说，我们要用当年研制两弹一星的精神来重视国际新闻尖端人才的培养，要使中国新闻界在国际传播领域能与西方传媒界平等对阵。
十多年过去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国内外媒介景观、国内舆论市场都在发生巨大变化。面对当前国际传播的严峻形势，我和司久岳日益感到当年汪老提出的中国亟需国际新闻尖端人才的紧迫性。
我一直认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目标是提高软实力的竞争力。软实力基本要素有两点：观念的竞争和故事的竞争。观念的竞争指，思想意识形态、价值观、学术理论界的竞争，更多的是理性思维方面的竞争，是学者之间、智库和大学研究机构之间的竞争。
司久岳教授通过他的新闻采访写作课，教大家如何提高故事的竞争力。故事的竞争就是看谁的故事讲得好，讲得有人愿意听，传播的速度快，传播面广。故事具体而言是指文字、图像、情绪、感性方面的传播力。故事传播的是一种形象思维或者是感性思维。
软实力的竞争最表面的是人们每天接触的网络。网络传播两方面内容，故事和思想。网络媒体的信息源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是来自于传统媒体，一方面是来自于思想库、研究机构或者大学。我在教学和科研中，更多强调作为思想库的大学是思想政策和观念的策源地，强调的更多的是理论的创作。而司久岳更多强调的是，作为大学的新闻教育，不是培养思想者、理论者，培养的是故事的叙述者，是讲故事的人，是形象思维者，通过故事承载观念和思想。例如，通过采访一个好的人物，对一个新闻事件的深入报道，对一个社会问题的深入揭示，通过这个故事的讲述，来传播和承载中国的核心价值观。这是新闻记者的作用。说到底，新闻记者是讲一个故事，不是在传播理论。近年来，在一些重大事件发生后，中国官方媒体总是批驳西方媒体相关报道。为什么要批驳西方记者采访的这些新闻呢？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故事讲得有力量，具有强大的渗透力。的确在很多报道中，西方媒体充满了偏见和事实性错误。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媒体去批驳西方记者的涉华报道，主要原因还是他们故事讲得好，有感染力。如果西方记者讲的故事苍白无力，整篇都是空话、套话，中国媒体也用不着去批驳，因为那样的新闻报道在国际上是没有市场的。而大量中国媒体和记者在重大事件的新闻报道中，故事讲得太差，或者说，不会讲故事。
为什么中国记者不会讲故事？写的东西没人爱听、爱看呢？说到底是当前中国新闻教育太缺乏像司久岳这样的专业教授。
中国有上千所传播院系。但是，哪一家是经过中国新闻界资深记者和总编们认证？几年前，我曾提出，在中国记协设立一个中国新闻教育资格认证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成员由的资深新闻工作者组成。新闻教育不能办成新闻学院的理论家们每天唱卡拉OK，自己给自己打分，自己认定自己的资格。
中国由于新闻教育办得滥，社会上有这样的说法，数学学不好就去学新闻；外语学不好，就去学新闻；别的教不了，就去教新闻；找不到工作就去当记者；考不上大学就去当记者。新闻工作好像是一个不需要具备专业知识，专门技能，专门手艺的行当。
新闻记者不是不需要任何门槛，而是一个高门槛、高智力的职业，我们要给新闻学一个清晰的定位，新闻学是用一种人文的、人性的和人道主义的视角，培养讲故事的匠人和艺人。已故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教授凯瑞在给新闻学定义时说，新闻学是一种描写的艺术。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这就像物理学家在实验室，通过实验结果，描述宇宙，描述基本粒子，是对现实的一种描写。作为记者，更是报道现实世界的方方面面，比如报道国际问题、经济问题、农业问题、健康医学、环境生态等等。为此，相应领域的记者，既要掌握高超的新闻报道与写作技能，还要知晓相关领域的知识。
司久岳是位新闻匠人。我一直希望大学对司久岳这样的新闻学教授的考核和引进，要走一条与传播学教授考核标准完全不同的道路。我认识几个国际新闻教育家。我问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托平教授，学校对你有无写核心期刊论文的要求？他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他说，“我除了上课，就是抽空在家里写纪实文学或小说。”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尼克勒斯.雷曼只有本科学历，他不写学术论文，而是在《纽约客》上发表专栏文章。我问已故斯坦福大学新闻系主任Bill Woo，”你每年要写几篇核心刊物论文？”他说，“从来没写过。我是教专栏文章写作的，我抽空给报纸写点专栏文章。”我问迈阿密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纪录片教授桑杰夫，“你们学校对你进行学术论文考核吗？”“我们学校只希望我多拍摄出有影响的好片子。”桑杰夫的纪录片《水》获得了国际大奖。
《华盛顿邮报》医学记者布朗是马里兰大学医学院博士，他一周在报社上4天班，另一天在一家医院出门诊，给人看病。他说，“这样做是确保我作为
卫生记者能时刻跟上医药界的最新发展。”在日新月异的媒介发展中，作为新闻教育工作者更应该置身于新闻一线中。
再过几天，司久岳教授将坐在他妻子推着的轮椅上，去巴尔干半岛当记者了。他以后不用再参加每年一度十几个教授坐在一起开的例行的学术考评了。从今以后将是他的读者，每天用亿万双眼睛，盯着他发自贝尔格莱德的新闻作品，给他挑错，对他进行考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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