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三次税费改革

第一篇：中国历史上的三次税费改革

中国历史上的三次税费改革

（一）唐代中后期杨炎推行的两税法

公元780年，唐德宗李适即位，以杨炎为宰相。杨炎面临着土地兼并严重，吏治败坏，农民负担沉重，国家财政面临危机等情况，因而上书请作“两税法”。唐德宗采用了杨炎的建议，在全国推行两税法，首开了中国费改税之先河。

两税法的主要内容包括：（1）“户无主客，以现居为簿”。就是以户为片收单位，不论主户、客户，一律在当时居住的地区登记，编入户籍。按各户土地财产的多少确定应纳税额，这是户税；以公元799年垦田数字为依据，按田亩多少征收田亩税，这是地税。商人是流动的，没有常居地，所在州县纳其财货三十分之一的税。

（2）“人无中丁，以贫富为差。”即是不分丁男，中男，都要按拥有土地和财产的多少来纳税。

（3）“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每年的税，分夏秋两季征收，夏税不得超过六月，秋税不得超过十一月。

（4）“量出以制入”。杨炎在制定两税法时，明确地规定实行“量出为入”原则，即先预算出国家财政支出的数额，然后量出制入，确定出国家财政收入总额。意在限制滥征苛敛，减轻人民的负担。

两税法归并了税目，把混乱繁杂的税种规并为户税和地税两种，集中了时间，一年分为夏秋两次；收费全部改为正税，一同并入两税之中。两税法改革在历史上影响深远。它改变了过去“科敛之名数百”和百姓“旬输月送无休息”的状况，中央统一控制了税费征收大权，强化了中央财政的集中性和控制力，抑制了地方为所欲为的收费行为。

（二）明代中后期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

明代中后期官府的暴敛、豪强的兼并，已使民不聊生，阶级矛盾日益激发，农民暴动此起彼伏。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神宗万历初年，张居正为首辅，全面整顿军事、政治和经济，在财政上实行一条鞭法。

明代的“一条鞭法”是继唐代“两税法”实施八百年后又一次较大的税费改革。“一条鞭法”把各种徭役、田赋和各种杂费，并为田赋一种，以田亩为对象，一次征收。并将扰民最重的役并入田赋之中，征课的田赋一律折合成银两交纳。另外，税费统一改为交银后，不再由地方的“里长”、“粮长”办理征税管理，而由地方官吏直接征收后解缴国库。“一条鞭法”改革化繁为简、税费合一，达到了统一税制、省费便民、稳定社会生产力的作用，增加了明朝的中央财政收入，出现了“太仓所储，足支八年；公私积储，颇有盈余”的状况，加强了中央财政的集中统一，限制了地方政府越权收费和地方官吏强取豪夺的腐败行为。

（三）清朝前期康熙雍正推行的摊丁入地

明末一条鞭法夭折之后，豪绅富家凭借特权逃避编丁，土地兼并加剧，无地农民苦于丁银负担，大量逃亡。于是一些地方进行了丁银均入田赋中征收的税制改革，称之为“随粮代丁”、“丁随田办”。公元1721年，清政府宣布“添丁不加银”，这就为“摊丁入地”的实施提供了政策保证。康熙五十五年，清政府首先大广东省试行丁银摊入地亩征收。至雍正年间，“摊丁入亩”已经开始大规模推广，“摊丁入亩”改变了过去地丁并行的税制，简化了征税手续，放松了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尽管田赋重了，但免去了人头税。这对无地贫民而言，无疑是带来了一丝福音。“摊丁入亩”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到雍正末年，国库存银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增加到六千多万两。

第二篇：中国历史上三次土地改革

中国历史上三次土地改革

第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1941年），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

第二次是人民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决定在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大纲规定：没收地主土地，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土地改革中，中共贯彻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地改革总路线

第三次是新中国成立后巩固政权的斗争时期，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为减少阻力，孤立分化地主阶级，以利于稳定民族资产阶级，早日恢复发展农村经济，实行了经济上保存富农经济，政治上中立富农的政策.第四，1953-1956年底，把农民个体土地所有制过度到集体公有（国有）

第三篇：中国历史上错失的三次战略机遇期

中国历史上错失的三次战略机遇期

中国历史上曾错失过三次机遇期。第一次可以追溯到公元15世纪明朝中叶。航海家郑和受命七下西洋，表明那时中国有着比欧洲更强大的航海能力，但中国没有把它转化为现实力量，丧失了一次重大机遇。而西方各国在哥伦布和麦哲伦“地理大发现”后迅速向全球扩张。随后，欧洲开始进入工业革命、文艺复兴、宗教革命的活跃时期。欧洲紧紧抓住这次机遇，第一次领先于东方。第二次战略机遇出现在19世纪末期。当时的中国和邻国日本已意识到，东方已经远远落后于欧洲，必须向西方学习。但在这次机遇面前，日本成为惟一搭上西方工业革命快车的幸运者，在短短几十年迅速崛起并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大获全胜，后又击败俄罗斯，成为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世界大国。而中国则没有像日本那样一开始就全面革新政治、经济制度，而是在传统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下缓慢推进，最终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第三次机遇发生在二战后美苏争霸的冷战时期以及科技革命的第三次浪潮时代。应该说，中国在冷战时期，也较好地利用了美苏对峙，但只能说利用了一半。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中国却把大量的精力浪费在内乱上，搞自我封闭，错失了这一重要机遇 西方工业文明是超越传统农业文明的一种新的文明模式，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因而在近几百年来成为全球和全世界最强势的一种文明模式。当历史发展到21世纪，全球性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已经摆在全人类面前，以不断占有新的资源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西方工业文明已经出现发展困境。全球范围 的资源匮乏和环境恶化，使得中国在客观上没有条件再走西方工业文明的老路。而中国所具有的强大的物质基础、悠久的文明传统、丰富的历史经验和坚实的制度保障，使得中国不可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如果加上积极进取的创造精神，对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模式进行现代性的改造，就一定会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商文明和工业文明相生共长、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协调发展的道路，即创造出一种超越西方工业文明且适合全人类，特别是适合中国发展的模式。

战略机遇期” 是指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形成的，能为国家（地区、集团）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机会和境遇，并对其历史命运产生全局性、长远性、决定性影响的某一特定历史時期。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

习近平认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我们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我们也能够继续拓展和走好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沿着正确的中国道路奋勇前进。

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

习近平表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魄。爱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改革创新始终是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的精神力量。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永远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

习近平表示，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只要我们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实现梦想的力量就无比强大，我们每个人为实现自己梦想的努力就拥有广阔的空间。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牢记使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用13亿人的智慧和力量汇集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

习近平表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俄罗斯1.3亿人口,日本2.6亿人口,中国14亿人口,是俄罗斯的10倍多,是日本的5倍多.要是凭力气,10个中国人还斗不过一个俄罗斯人么?5个中国人还斗不过一个日本人么?当然是武器装备落后太多,应该记住当年义和团自告奋勇去打洋鬼子的教训.轻财足以聚人，律己足以服人，量宽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曾国藩

第四篇：历史上三次灭佛

历史上儒佛道三教在中国社会的地位不断在变化，有时是儒教居首，有时是道教在先，有的时是佛教领头。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看，儒教一直稳居主导地位。佛教确实有过几次大发展时期，在某个一定时期还占据了优势地位。但是由于儒家的特殊性，不论佛教怎样发展，总是要遭到抑制，历史上就发生过四次由朝庭严厉限制佛教的活动，从毁像、破庙、焚经、令还俗、收寺产、乃至对僧人处以极刑等等。晋后,在朝庭的提倡下，佛教超大膨胀，寺庙里有他们的法律——僧律；有自己的武装组织——僧兵；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寺产；僧人不交捐纳税不服兵役也不出劳役；俗人犯了罪，逃入寺庙中削发为僧，政府就奈何不得他了，寺庙成了无数个国中之国。

从北齐始，皇家崇佛，全国有寺庙四万所，僧尼三百万人，占全部人口的七分之一还多。如此状况使朝庭财税大量流失，征集兵员，征用劳役人员也成了问题，佛教也开始走向自己的反面。

第一次大规模的灭法发生在南北朝的北魏时期。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二月（公元 446 年）长安发生兵变，太武领兵亲征，部队在长安不远的地方驻营，附近有个佛寺，兵士们没事时，到寺里看玩，发现寺里有很多刀枪甲盾，回来就给他们的头头讲，这头头去看了确实如此，于是报到一个叫崔浩的官员那里，崔浩上报太武帝，太武下令搜查。这一搜可不得了，搜出了大量武器，和长安叛军的往来信件等，更有甚者是还搜出多个暗藏在密室中，供僧人淫乐的年青妇女。太武帝大怒，下令：毁长安一切佛像胡经，凡暗藏武器淫乐妇女的，无论老少一律活埋击杀。其余罚为奴。并召令四方用长安之法，自此魏境寺不复存，由于太子南安王的保护，有些沙门得以逃走，只留下一条性命。

太武灭法不久，正当壮年的太武突然病故，反对灭法的人找到了借口，说是灭法而得罪了菩萨，故遭此报应。大家把这股恶气发泄在那个替罪羊崔浩身上，说是他蛊惑皇上灭法，罪该万死，结果车裂。佛教在魏境也得以死后复生。

第一次灭佛不到一百年，佛教又超常规发展，到了南北朝的北周武帝宇文邕当政时期（公元 561 年至 578 年在位），周武帝灭北齐后，召五百大僧人入宫，宣布废佛，令僧尼还俗，并允许辩论。有叫慧远的僧人与武帝辩论，最后慧远词穷理屈，只能拿出所谓的阿鼻地狱（佛经中描述的极为残暴的地狱）相威协，武帝灭佛意坚决，回答说，只要百姓得乐，我也愿意受地狱之苦。这次灭法只毁像破塔烧经，令僧尼还俗，不杀僧人。共还俗僧人 300 万 人，退寺院 4 万座，这是历史上的第二次灭法。

唐太宗李世民倡道教，高宗李治和武则天两口子都崇佛，玄宗李隆基也崇佛，按照佛教的教规，他不能和杨玉环同床欢乐的，为了搞到杨玉环才改信道教，封杨玉环为太真人。大家熟知的唐朝的安史之乱发，太子李亨自登帝位，称肃宗。在大将郭子仪李光弼的军事打击，和安禄山内部争斗两个原因的作用下，安史之乱得以平息。可是这个肃宗皇帝始终认为是他手下一个叫不空的僧人念经，求得佛祖的保佑，才使得这场大乱平息，真是莫名其妙。

后来的宪宗皇帝李纯竟然在皇宫中迎佛骨，有名的大文学家韩愈，因为上书反对迎佛骨进宫，结果被削职发配到岭南的潮州。途中写下了“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千古传诵名句。

公元 840 年唐武宗李炎即位，这个人坚信道教，偏偏不信佛。在位时多次下令抬高道教地位，限制佛教活动。显德二年四月（公元 845 年）下诏陈佛教之弊，毁寺还俗僧尼，收寺产良田。凡欲出家的需有家长之命。惟两京、大名、京兆、青州可设戒坛。禁僧俗舍身、断手足、炼指、挂灯、带钳之类幻惑流俗。令两京及诸州每岁造僧帐，有死亡归俗皆随时开落。是岁天下寺院仅存 2694 所，废30336 所，留僧42444 人，尼 18756 人。

第四次灭佛发生在公元 955 年，这时历史已经发展到了五代十国的后周，后周世宗柴荣在位。这年的五月，世宗下诏：恶僧尼耗硕天下，非敕额者悉废之。上都、东都两街各二寺，每留僧 30 人，天下节度使、观察使治所，及同州、华州、商州、汝州各留一寺，列三等，上留僧 20 人，中留 10 人，下留 5 人。余僧、尼、大秦穆护、妖僧皆勒归俗。寺非留者，令立毁撤，遣御史分道督之。财货田产并没官，寺材以茸公廨驿舍，铜像钟磬以铸钱。还俗僧尼261000 人，收寺院奴婢 15 万人。

这四个灭佛的皇帝中，有三个皇帝的帝号带武字，另外一个皇帝是周世宗，史家将这四件事联系在一起，称“三武一宗灭法”。

为了适应中国的国情，后来有些僧人创立了丛林制度，僧人不再以化缘为生活主要来源，寺庙开田种地自给自足，过去啥事不干的和尚们，也卷起僧袍下地干活，渐渐缓和了寺庙与政府的矛盾，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发生灭佛的事。

唐中期以后，历朝都严格控制僧尼数量，凡剃度出家都得政府批准，得拿钱向州县政府购买度牍，才是合法的专业神职人员。清乾隆年间，废除了这一制度。职业僧人由此大增

第五篇：煤炭税费改革

煤炭经济研究

——关于煤炭资源税费计征改革的几点思考

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与此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资源环境代价。以2006年为例，2006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5.5%，却消耗了全球54%的水泥、30%的钢铁和15%的能源。面对自然资源消耗日益严重的态势，和出现的目前经济飞速发展和资源日益紧张之间的矛盾，对作为以自然资源为课税对象的税种——资源税进行改革已经是大势所趋，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已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对于煤炭行业，国家税务总局从2004年起，逐步提高煤炭行业的资源税税率，而改革方案几经变革。资源税费体系改革的不明确将直接对煤炭行业产生重大影响。

一、煤炭资源税征收现状、存在问题、改革趋势

1.征收现状

对于煤炭行业，资源税是其应纳的重要税种。现行资源税税法中规定只对原煤征税，对洗煤、选煤和其他煤炭制品不征税，但对其加工所用的原煤照章征收资源税。对于连续加工前无法正确计算原煤移送使用量的煤炭，可以按照加工产品的综合回收率，将加工产品实际销量和自用量折算成原煤数量，以此作为课税数量。原煤应税数量是外销或自用的数量。国家根据各地煤质、地质条件等的不同，对各省煤炭资源税税率采取区别制订，税额为0.3～8元/吨，应纳税额=课税数量×单位税额。

2．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没有反映资源的需求稀缺程度和供求关系，也不能反映环境污染造成的外部成本。我国现行的资源税征收依据不合理，属于从量定额征收的产出税，这种征税模式正是导致采富弃贫浪费行为的根本原因之一。相关数据表明,全国煤矿平均资源回采率约40 % ,资源富集地区小煤矿资源回采率仅为15 %左右———这就意味着,一座储量为1 000万t 的煤矿,仅开采了150 万t 就被废弃。煤炭资源税税额偏低而且长期不变，不能将资源级差收入及时足额转化为国家税收，使煤炭采掘企业利润水平因资源自然条件的差异，不能反映其真实经营成果，使利润分配失去合理基础。不能利用价格手段激励节能，降低了煤炭开采业的进入门槛，煤炭企业无序生产现象严重，不利于国有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有效配置，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

3.改革趋势

国务院在发布的《关于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提出修改现行煤炭资源税计征办法，从以销量为基数计征改为以资源储量计征，征收方式由从量征收改为从价征收，征收标准按照销售收入一定百分比计征。建立与资源利用水平挂钩的浮动费率制度，根据不同采区回采率实行不同的费率，并实行累进费率，拟选择部分煤炭产区进行储量计征煤炭资源税试点，继续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完善资源综合利用税收优惠政策。

二、煤炭资源税改革应注意的问题

1.明确计税依据

明确煤炭资源税的计税依据对煤炭资源税改革是非常重要的。出于资源开采过程中促使企业节约开采、提高回采率的目的，按照资源储量计征资源税是更加合理的，但会存在不少技术和管理上的困难。这就需要提高专业技术和完善管理，不断摸索按储量征税的可行性和具体的方式方法。而且也要注意到征税是调节国家收入的强制性经济手段，其计税依据应当是能够准确计算的，而煤炭是埋在地下的尚未开采的自然资源，以资源储量计征资源税还可能因储量的确定等环节导致腐败行为。这需要相关部门制定有关规定，加强监督，与税务部门相互配合。

2.谨慎斟酌税率的制定

不同的税率形式各有利弊，需要仔细研究选择适用的税率形式，确定税率水平。煤炭资

源税改革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和目的就是要将煤炭资源开采的社会成本内部化，解决由于煤炭资源开采给经济社会带来的环境破坏、水土流失等诸多负面影响，即外部性问题，体现可持续发展理念。税率定得过低，达不到煤炭资源税征收和改革目的，依然无法解决煤炭资源开采的负外部性；定得过高，超出了煤炭资源开采企业的负担能力，企业开采资源就会亏本，企业为了自身的利益会抬高边界品位，从而导致新的“采富弃贫”现象。因此科学合理的税率设计尤为关键，既能实现资源开采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又不至于负担过高使纳税人亏损。

3.公平资源税税收收入分配

改革收的煤炭资源税可以划分为中央、地方共享税，地方享受部分应占大部分。中央所占部分体现国家对自然资源享有的所用权，地方所占部分可以稳定地方财政收入，并可以稳中有升。

我国许多地方是依靠资源才得以生存和发展的，而在资源开发过程中，往往伴随着环境损失，对土地和水资源的严重破坏。煤炭资源开发也不例外。资源税可以为地方政府提供恢复生态、治理环境所需要的资金。煤炭资源税改革后，及至资源税整体改革后，让利于地方，则有利于地方政府有效开展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

三、煤炭资源税改革对我国煤炭企业的影响

随着《关于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提出，对煤炭资源税的改革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其计征办法已经初具雏形。由于目前有相当多的煤炭企业享受现行从量征收煤炭资源税带来的诸如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等好处，因此煤炭资源税改革必将对煤炭企业产生深远影响。

1.煤炭资源税改革会改变煤炭企业低成本高回报的不合理状况

一旦煤炭资源税打破原有的从量征收改为从价征收，随着煤炭资源价格的上涨，煤炭资源税也随之水涨船高。从这一点看煤炭资源税改革将打破目前煤炭企业以较低资源税成本，换取较高的资源收益，使煤炭资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大部分利润收入囊中的不合理现状。

但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煤炭资源税改革后企业丧失低成本的好处可能会带来的消极影响。一般来说, 东西贵了, 人们就会好好珍惜。但是, 对于当前的煤炭开采企业来说, 煤炭资源的价值是体现在产品上, 而不是体现在资源上。因此, 即使企业会珍惜采出的煤炭产品, 但并不表示会珍惜地下的煤炭资源。根据经济学的分析，企业决定开采多大比例的资源, 是基于边际利润考虑。如果边际利润是正的, 企业就会继续不断提高回采率。然而, 随着回采率的升高, 最后一单位的煤炭成本会越来越高, 也就是说边际成本会逐渐上升。因此, 最终边际利润会下降为零。那时, 企业自然没有积极性再提高回采率。无疑, 提高资源税会提高企业的边际成本。这使得原来开采的最后一单位的煤炭边际利润由零变成负。这样, 企业会出于经济理性而降低资源回采率, 直到新的最后一单位的煤炭的不再亏损。按照这一逻辑, 采取单一提高资源税的做法,企业的资源回采率会很可能会降低

2.煤炭资源税改革会促使煤炭资源更多的向优势能源企业集中

资源税属于地方税，由于资源税过低，地方政府收益过少，资源丰富的地方往往会鼓励企业就地加工以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但这并不是有效的资源利用模式，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行业盲目重复建设，导致产能过剩。这种现象同样出现在煤炭行业，对煤炭行业的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而通过资源税改革后，地方政府从中直接受益，企业也会吸取低水平重复建设的教训，行业投资过热的状况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抑制。同时，为了将来发展的需要，必然会使得一些企业通过兼并、重组、资产收购等方式联合开发利用资源，从而一些处于行业优胜地位的企业将进一步扩大生产空间，促使资源更多的向优势企业集中。

3.煤炭资源税改革能促使煤炭企业改变发展方式

煤炭是我国的基础能源。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但如何能在现阶段高速增长的同时也能保持以后若干年时间的高速增长便显得越来越重要，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考虑到我国子孙后代的发展需要，必须切实实施好可持续发展工程，不能再以中国廉价劳动力、廉价资源生产出大量低附加值的产品，却把污染留给本土让国人受害，而必须提高产品质量和档次，争取更会赚钱更多地赚钱，造福国人。煤炭作为我国基础能源，对我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更是处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因此，这就需要抵制和淘汰浪费资源、高能耗、高污染的生产方式，这也是资源税改革的目的之所在，实质上也就是要从政策导向上促使煤炭企业转变发展方式。而煤炭企业也只有认识到这一点，加快调整步伐，改变高度资源型、高能耗的生存方式，转向以高质、节能环保为主，切切实实地提高自身的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