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慈善募捐与捐赠行为的民法研究论文(五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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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对慈善募捐与捐赠行为的民法研究论文

我国的公益性质的组织及捐赠行为的立法不够,在捐赠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情况跟问题,本人列举了捐赠过程中出现的机构典型的问题和个人观点。

近几年来,中国各地纷纷出现了各色各样的公益性组织,如基金会、慈善关于对慈善募捐与捐赠行为的民法研究会、助学网、希望工程等不胜枚举,随着社会的发展,募捐和捐赠方式也不仅仅局限于社会生活中的捐款,网络上也开始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募捐,通过微博、微信等社交方式来进行也是花样不断翻新。无论是出于对扩大其企业和个人自身影响力、提高个人名誉的目的,还是出于对于贫困不幸家庭真心的帮助,亦或是通过对捐赠的行为来为企业做广告以此来提高经济效益,避开这些目的不谈,就结果来看,这些慈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使很多濒临绝境的人看到了生存的希望。

但是,由于我国对于这些募捐行为还未制定相应的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在募捐行为中冶出现了很多问题,募捐环节、善款的收取和保存、善品的质量问题、存储问题、认捐工作不完善、使用余额的归属问题等,本文主要认为,除去慈善机构制定完善的机构体制,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尽快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体系,捐赠行为有法可依,有据可循,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

关于捐赠余额的归属与处分问题,这是所有的捐赠行为都要面临的一个重大且艰难的问题。在此列举一个案例。广西的余某患上了白血病,医生给的建议是进行骨髓移植。但是为治病,他们家已经无力支付骨髓移植的相关费用,经过社会各界人士的帮助,余某筹集到善款23万余元,余某筹钱的目的生成是为了支付其住院费、治疗费、骨髓移植费用。但是不幸的是,1998年余某由于没有等到合适的骨髓配型,病情恶化死亡,但是截止到1999年,余某筹集的善款除去医疗费用等还剩余14万余元。关于这14万的去向,为余某筹集善款的当地税务局与余某的父亲产生了矛盾纠纷。当地税务局认为其资助的目的已达到,余额也不能在继续支付,而余某的父亲却坚持说其有这笔善款的继承权,为此,余某的父亲将税务局告上了法庭。经大院审理后认为,税务局筹集的善款主要是为了给余某本人治病,由于余某死亡,善款的目的达到,所以善款余额不属于余辉的个人财产。而在二审判决中,当地中级人民法院却认为其属于余某的个人财产,其父有权利继承。当地税务局上诉到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如何定性尚未有明确的答复。

就本文作者的观点,赠与与捐赠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此案中,筹集的善款是税务局发起而得到的,其目的在于救助余某这个白血病人,并不存在余某直接向捐款单位或个人表示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若无地方税务局发起的筹集善款的活动,就没有这些善款。所以不能只片面地强调余某是接受捐赠的特定主体,而忽略了捐赠人之所以捐赠的前提和目的。

社会上还存在着诈捐、骗捐的行为。2015年9月,网上流传着一个视频:一个名叫李某的姑娘,在晚上九点多,骑电瓶车回家路上看到有两只狼狗追咬一个小姑娘,李某便停下电瓶车试图赶走狼狗但不幸两只狼狗都来撕咬李娟,咬的李某身上基本没有剩下完整的肌肉组织,有的地方甚至能清楚地看到骨骼,为此李某的男友张某便呼吁大家救助这个可爱善良的姑娘,然而,事情的真相是李某并不是为了救人而被狗咬伤,而是被其自家养的狗咬伤。原来这竟是张某为了获得大家的同情为李某筹集手术费而撒下的谎。目前,张某因涉嫌诈骗罪被警方拘留。此案又涉及到一个问题,对于诈捐、骗捐行为其在民法上的性质是什么,法律后果又是什么。很明显的,张某为了筹集资金而编造了女友为救小女孩而被狗咬伤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民法上的欺骗,其采用欺骗的方式让社会各界好心人士为其女友捐款高达80多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经构成了刑事犯罪。当然,其目的是好的,但他的这种善意的主观目的与他的犯罪构成不存在任何关系,只可以作为量刑的法律依据考虑。

我国法律规定,受益人应当将所受到的资金用以实现捐赠人的意愿,不得将资金挪作他用,也有定期向捐赠人公开其资金的使用状况和资金流向。捐赠人与收益人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赠与关系,捐赠人具有撤销权和诉权。当发现公益组织或者受益人没有遵守约定病按照约定来支配这笔资金,捐赠人有权利追回这笔资金或者用将其作其他用途。当公益组织或者受益人没有按照捐赠人的意愿使用捐赠的善款,捐赠人有权撤销这笔资金,享有撤销的权利。捐赠人还可以对没有按照其意愿支配资金的公益组织或者受益人提起诉讼,要求其履行实际合同的义务。

社会公益的捐赠、慈善机构还存在其他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没有具体的制度和法规来规范,很容易造成混乱,违背了慈善机构产生和存在的初衷,在此基础上,必须加快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在立法过程中,要确立使捐赠人的知情权、撤销权、诉权得到有效的法律保障,使更多的人能够产生意愿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蛋糕”,也使更多的人能够在这“大蛋糕”上分到一块。

第二篇:慈善捐赠的税务与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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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xiexiebang.com/ 慈善捐赠的税务与会计

我国首部与慈善事业相关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以下简称“《慈善法》”)自2016年9月1日起正式施行,9月5日迎来“以法兴善、助力脱贫”为主题的首个“中华慈善日”。随着慈善业的发展,相关税收优惠、涉税问题日益成为业内外关注焦点。本文结合《慈善法》、《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现行慈善捐赠的相关税法规定,阐述慈善组织、捐赠人、受益人等法律主体的税务与会计处理,供大家实际工作中参考。

一、基本概念

(一)慈善组织

慈善组织,是指依法成立、符合《慈善法》规定,以面向社会开展慈善活动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组织,需符合下列条件:

1.以开展慈善活动为宗旨;

2.不以营利为目的;

3.有自己的名称和住所;

4.有组织章程;

5.有必要的财产;

6.有符合条件的组织机构和负责人;

7.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慈善财产

慈善组织的财产包括:发起人捐赠、资助的创始财产;募集的财产;其他合法财产。慈善组织的财产应当根据章程和捐赠协议的规定全部用于慈善目的,不得在发起人、捐赠人以及慈善组织成员中分配。慈善组织为实现财产保值、增值可进行投资,但投资应当遵循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且取得的投资收益应当全部用于慈善目的。政府资助的财产和捐赠协议约定不得投资的财产,不得用于投资。

(三)慈善募捐

慈善募捐,是指慈善组织基于慈善宗旨募集财产的活动,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应取得公开募捐资格,且需要在募捐活动现场或者募捐活动载体的显著位置,公布本组织名称、公开募捐资格证书、募捐方案、联系方式、募捐信息查询方法等。普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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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慈善捐赠

慈善捐赠,是指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基于慈善目的,自愿、无偿赠与财产的活动。捐赠人可以通过慈善组织捐赠,也可以直接向受益人捐赠。捐赠财产包括货币、实物、房屋、有价证券、股权、知识产权等有形和无形财产。

(五)慈善服务

慈善服务,是指慈善组织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人基于慈善目的,向社会或者他人提供的志愿无偿服务以及其他非营利服务。

二、慈善捐赠相关主体的会计与税务处理

(一)慈善组织

1.会计处理

根据《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民间非营利组织对于取得的收入需分为限定性收入与非限定性收入。如果资产提供者对资产的使用设置了时间限制或者(和)用途限制,则所确认的相关收入为限定性收入;除此之外的其他所有收入,为非限定性收入。相应的,如果资产或者资产的经济利益(如资产的投资收益和利息等)的使用和处置受到资源提供者或者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所设置的时间限制或(和)用途限制,则由此形成的净资产即为限定性净资产。

期末,需将限定性收入的实际发生额转为限定性净资产,将非限定性收入的实际发生额转入非限定性净资产。

慈善组织较常用的会计处理如下:

(1)取得捐赠收入

借:现金、银行存款、短期投资、存货、长期股权投资、长期债权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

贷:捐赠收入——限定性收入(限定用途)

捐赠收入——非限定性收入(未限定用途或是限制在确认收入的当期得以解除)

对于接受的附条件捐赠,如果存在需要偿还全部或部分捐赠资产或者相应金额的现时义务时(比如因无法满足捐赠所附条件而必须将部分捐赠款退还给捐赠人时),按照需要偿还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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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管理费用

贷:其他应付款

(2)取得会费收入

借:现金、银行存款、应收账款等

贷:会费收入(一般为非限定性收入)

(3)提供服务收入

指慈善组织根据章程等规定向其服务对象提供服务取得的收入,包括学杂费收入、医疗费收入、培训收入等。

借:现金、银行存款、应收账款等

贷:预收账款

借:预收账款

贷:提供服务收入(一般为非限定收入)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如根据规定,在预收环节需要计算缴纳增值税的,此分录计入预收环节)

(4)销售商品收入

指组织销售商品(如出版物、药品)等所形成的收入。

借:现金、银行存款、应收账款等

贷:商品销售收入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借:业务活动成本

贷:存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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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xiexiebang.com/(5)政府补助收入

借:现金、银行存款

贷:政府补助收入

对于接受的附条件政府补助,如果慈善组织存在需要偿还全部或部分政府补助资产或者相应金额的现时义务时(比如因无法满足政府补助所附条件而必须退还部分政府补助时),按照需要偿还的金额:

借:管理费用

贷:其他应付款

(6)对外投资收益

借:银行存款

短期投资跌价准备、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贷:短期投资、长期股权投资、长期债权投资

投资收益

(7)筹资费用

核算慈善组织为筹集业务活动所需资金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为获得捐赠资产而发生的费用(举办募款活动费,准备、印刷和发放募款宣传资料费以及其他与募款或者争取捐赠有关的费用)以及应当计入当期费用的借款费用、汇兑损失(减汇兑收益)等。

借:筹资费用

贷:预提费用、银行存款、长期借款

期末,需将“筹资费用”科目的余额转入非限定性净资产:

借:非限定性净资产

贷:筹资费用

(8)受托代理资产

指慈善组织接受委托方委托从事受托代理业务而收到的资产。普金网

http://www.xiexiebang.com/ ①收到受托代理资产

借:受托代理资产

贷:受托代理负债

②转赠或转出受托代理资产

借:受托代理负债

贷:受托代理资产

2.税务处理

(1)企业所得税

慈善组织取得的收入可以分为免税收入与应税收入,税务处理如下:

第一,免税收入

《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规定,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免税。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十四条规定,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是指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组织:

①依法履行非营利组织登记手续;

②从事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活动;

③取得的收入除用于与该组织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外,全部用于登记核定或者章程规定的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事业;

④财产及其孳息不用于分配;

⑤按照登记核定或者章程规定,该组织注销后的剩余财产用于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目的,或者由登记管理机关转赠给与该组织性质、宗旨相同的组织,并向社会公告;

⑥投入人对投入该组织的财产不保留或者享有任何财产权利;

⑦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开支控制在规定的比例内,不变相分配该组织的财产。

前款规定的非营利组织的认定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普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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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和《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十四条相关规定的基础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4]13号)明确了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①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设立或登记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宗教活动场所以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认定的其他组织;

②从事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活动;

③取得的收入除用于与该组织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外,全部用于登记核定或者章程规定的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事业;

④财产及其孳息不用于分配,但不包括合理的工资薪金支出;

⑤按照登记核定或者章程规定,该组织注销后的剩余财产用于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目的,或者由登记管理机关转赠给与该组织性质、宗旨相同的组织,并向社会公告;

⑥投入人对投入该组织的财产不保留或者享有任何财产权利,本款所称投入人是指除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

⑦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开支控制在规定的比例内,不变相分配该组织的财产,其中:工作人员平均工资薪金水平不得超过上税务登记所在地人均工资水平的两倍,工作人员福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⑧除当年新设立或登记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及民办非企业单位外,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及民办非企业单位申请前的检查结论为“合格”;

⑨对取得的应纳税收入及其有关的成本、费用、损失应与免税收入及其有关的成本、费用、损失分别核算。

该文件同时规定,非营利组织免税优惠资格的有效期为五年。非营利组织应在期满前三个月内提出复审申请,不提出复审申请或复审不合格的,其享受免税优惠的资格到期自动失效。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十五条规定,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不包括非营利组织从事营利性活动取得的收入,但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对于非营利组织免税收入的具体范畴,财税[2009]122号规定,非营利组织的下列收入为免税收入:

①接受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捐赠的收入;

②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七条规定的财政拨款以外的其他政府补助收入,但不包括因政府购买服务取得的收入;

③按照省级以上民政、财政部门规定收取的会费; 普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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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孳生的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⑤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收入。

此外,财税[2008]160号、财税[2009]124号文件规定,慈善机构在接受捐赠资产时,按以下原则确认资产价值:

①接受捐赠的货币性资产,应当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计算;

②接受捐赠的非货币性资产,应当以其公允价值计算(公益性股权捐赠例外)。

第二,应税收入

除上述文件明确列举的免税收入之外,慈善组织的其他收入(例如,销售商品收入、提供服务收入、对外投资取得的收益等等)均需并入所得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第三,成本费用扣除

民发[2016]189号文对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的支出与管理费用给限定了具体标准,参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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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在企业所得税成本费用扣除时,并不考虑上表限定的支出与管理费用标准。符合条件的慈善组织取得的免税收入在进行企业所得税月(季)度申报及汇算清缴申报时作为免税收入事项填入申报表相关附表(汇缴时填报A107010表中第4行)及主表中。免税收入与减免税所得税收优惠的填制方法有所不同。尽管财税[2014]13号文件规定了在对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时要求非营利组织对取得的应纳税收入及其有关的成本、费用、损失应与免税收入及其有关的成本、费用、损失需分别核算,但在计算所得额时免税收入对应的成本、费用等是完全可以在税前扣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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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组织,无论是否取得免税资格认定,其收入费用均在申报表A103000《事业单位、民间非营利组织收入、支出明细表》表中填列。

(2)增值税

对于慈善组织,不论是取得免税收入,还是应税收入,只要属于增值税应税范围,均要计算缴纳增值税。例如:慈善组织销售商品需按销售货物的征免税情况计算缴纳增值税;提供服务需视服务具体内容计算缴纳增值税,如果是为公益事业无偿提供服务,根据《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财税[2016]36号附件一)第十四条规定不需要按视同销售征收增值税;买卖债券、股票、基金等取得的收入需按金融商品转让计算缴纳增值税。

(3)票据问题

①取得捐赠收入

《慈善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慈善组织接受捐赠,应当向捐赠人开具由财政部门统一监(印)制的捐赠票据。捐赠票据应当载明捐赠人、捐赠财产的种类及数量、慈善组织名称和经办人姓名、票据日期等。捐赠人匿名或者放弃接受捐赠票据的,慈善组织应当做好相关记录。另外,依据财税[2008]160号文件,捐赠方在向慈善组织捐赠时,应当提供注明捐赠非货币性资产公允价值的证明,如果不能提供上述证明,慈善组织不得向其开具公益性捐赠票据。

②销售货物、提供服务、转让金融商品、债权投资

慈善组织取得销售货物、提供服务、转让金融商品、债权投资(即取得贷款利息)等应缴纳增值税的收入,需开具增值税专用或普通发票。

③股权投资收入

因股权投资非增值税应税行为,故慈善组织取得的股权投资收入不需要开具发票,且不属于接受捐赠收入,也不需要开具财政票据。

(4)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认定

根据财税[2008]160号文件规定,申请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慈善组织,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①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一)项到第(八)项规定的条件;

②申请前3年内未受到行政处罚;

③基金会在民政部门依法登记3年以上(含3年)的,应当在申请前连续2年检查合格,或最近1年检查合格且社会组织评估等级在3a以上(含3a),登记3年以下1年以上普金网

http://www.xiexiebang.com/(含1年)的,应当在申请前1年检查合格或社会组织评估等级在3a以上(含3a),登记1年以下的基金会具备上述两项规定的条件;

④公益性社会团体(不含基金会)在民政部门依法登记3年以上,净资产不低于登记的活动资金数额,申请前连续2年检查合格,或最近1年检查合格且社会组织评估等级在3a以上(含3a),申请前连续3年每年用于公益活动的支出不低于上年总收入的70%(含70%),同时需达到当年总支出的50%以上(含50%)。

财税[2015]141号文件取消了社会组织报送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申请报告和相关材料的环节,改由财政、税务、民政等部门结合社会组织登记注册、公益活动情况联合确认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并以公告形式发布名单。

第三篇:民法、民诉法与知识产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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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民诉法与知识产权研究 ——21世纪知识产权研究若干问题 郑成思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研究员

一位在国际刑法、国际私法等公、私法领域均有高质量专著问世的教授曾说:民法是 他研究国际法的基础;不懂民法原理而研究的国际法,充其量只是国际“关系”,而不是国际“法”。例如,国际公法的许多原则(如“条约必须遵守”之类)追源可追到盖尤斯时代创立的民法体系。我很赞同他的看法。

我的研究生一入学,无论过去招收国际法方向的,还是后来招收知识产权方向的,我安排的必读材料中,均包括史尚宽的6本书。原因是它们几乎无例外地一直是海峡两岸真有造诣的民法学者的基础读物。当然,有的入学前已读过这6本书,或其德文很好,已读过作为这6本书之源的德国民法理论原作,则不在此例了。

知识产权本身,在当代,是民事权利的一部分——虽然知识产权的大部分来源于古代或近代的特权,它们与一般民事权利似乎并不同源。知识产权法是民法的一部分,这在 十多年前中国的《民法通则》中已有了定论。《德国民法典》中,虽然未直接提及知识产权,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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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学者推论为“权利物权”。《意大利民法典》中,知识产权属于“服务”项下的特例。20世纪90年代后的《俄罗斯民法典》中,知识产权虽然也未立专章,但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被列在“非物质利益客体”之类。

传统民法的大多数原则,适用于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取得后的最终确权、知识产权的维护,主要通过民事诉论程序,在多数国家均是如此。在2000年之后修订了主要知识产权部门法的中国,也是如此。世贸组织的Trips协议第41、42及49条,均指出了知识产权的保护(无论通过司法还是行政执法),均主要适用民事诉讼法的原则。

知识产权与一般(传统)民事权利的共同点、知识产权保护程序与一般民事权利保护程序的共同点,是进入知识产权领域首先应当了解的。

不过,由于知识产权的依法保护与一般民事权利,尤其与同样属于绝对权(对世权)的物权相比,出现较迟,新问题较多,所以我认为无论从事研究的研究生、学者,还是立法与执法者,既已进入这一研究领域之后,主要精力应放在研究知识产权与传统民事权利的不同,即研究它的特殊性。研究其特殊性的目的,是把它们抽象与上升到民法的一般性,即上升为民法原理的一部分。这才是真正学者应有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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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方式。如果走相反的路子,即不加判断与取舍地用人们传统上熟悉的一切已被前人抽象出的民法原理,一成不变地硬往知识产权上套,则恐怕并不可取。这样虽然省时、省力,但可能出较大的谬误。

例如,知识产权这种有价权利的“无形”,许多人总说这不是它的特点,因为物权中,物之“所有权”本身也是无形的。这些人至少忘记了:当我们提供或买卖有形物(商品)时,提供标的与物权客体是一致的,均是商品本身(只提供给买主“所有权”而无商品本身的卖主,无疑是骗子)。而我们提供或转让知识产权时,提供的标的是权利本身(如复制权、翻译权)(注:对于这方面的不同,甚至在盖尤斯的《法学阶梯》中都已有论述,可惜有些现代民法学家却未加注意。),而相应客体则另是有形无体的有关信息(如专利领域中的技术方案、版权领域中的作品)。作为物权客体的物,一般是可以被特定人占有的,而作为知识产权客体的技术方案、商标标识或作品,则不可能被特定人占有——它们可能被无限地复制,因此可能被无限数量的人占有。照着一幢房子盖了又一幢房子,就出现了又一个新的物;照着一部作品复制出又一部,则决不产生新的作品。这些常识,往往又被有些民法学家遗忘。

所以,经典的史尚宽老先生的《物权法论》中错误地认为“准占有”适用于知识产权。从而可以推论“取得时效”也适用于知识产权 [1]。注意,史先生认为诸如股东权之类权利物权适用准占有并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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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的股东权及其客体不可无限制地交给无数人,而特定的复制权、改编权、翻译权之类及相应作品,则可以无限制地交给无数人。中国大陆当代物权法领域有的学者则比史先生更大胆地不再让别人去“推论”,而直接断言:“ 取得时效”完全适用于专利权、版权、商标权等等 [2]。不研究不了解知识产权的特殊性,新、老民法学家都曾一再地出现过类似的很值得商榷的论述。

由于无体,作为知识产权客体的信息,不可能被单独占有,因此以占有或准占有为第一要件的民法上的“取得时效”,就决不可能适用于知识产权。设想一项专利权的所有 人与97家使用者订立了使用许可合同,而第98家未经许可就把该专利当成自己所有的一样使用了,专利所有人在“时效”期内未加追究,是否那97家就都应转而向这位未经许可者交许可费了?因为他已经通过“取得时效”得到了该专利!但如果第99、100、101家 也都与第98家同时同样地为其所为而未被追究,那么究竟谁通过“时效”获得了该专利?这就不仅是个使97家守法人为难的问题,而且是个使当代学者为难的问题了。

又如,有人把物权中“物在权利在”的原则套在知识产权上,坚持认为:只要作品有价值,就应当有版权。他们无视欧盟1996年已在认定时间表(包括广播节目时间表)之类 汇编作品不享有版权的基础上,制定了专门指令,也不论美国至今仍难通过类似专门指令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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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不保护这种汇编,更不论中国《著作权法》在2000年修订之前连有独创性的数 据汇编都不尽保护、根本谈不上保护无独创性的汇编。

除了对版权的独创性要求指的是什么不了解外,“有价值就有版权”论者也不了解知识产权的“法定时间性”。它使仍旧极有价值的鲁迅的绝大多数作品早已没有了版权(其中《两地书》除外,因为包含另一位死后不满50年的作者许广平的作品)。

虽然德、意、俄民法中直接或间接提及知识产权,但绝大多数国家民法典,均不涉知识产权,而由专门法去规范。

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实体及程序法上,完全套用适用一般民事权利的法律或程序,同样会产生不当。例如,知识产权的被侵权人起诉侵权人的绝大多数情况下,侵权行为仍在继续;而物权的被侵权人、人身权的被侵权人起诉侵权人的多数情况,则是侵权已经停止。因此,侵权诉讼的核心或首要问题,是损害赔偿、恢复原状,还是停止侵权,对知识产权与对物权或一般人身权,是绝不会完全一样的。相应地,诉讼时效的适用,也绝不会完全一样的。

最高人民法院在最近的民事审判制度改革中,将本来即应属于民事领域的原经济庭、知识产权庭等等,均归入民事审判庭(民

二、民

三、民四等),是完全正确的,从总体上理顺了民事审判制度,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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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很大的进步。它不仅顺应了国内司法改革的实际需要,而且与世贸组织各项协议所要求的执法体系(结构)更靠近了。

知识产权审判毫无疑问主要属于民事审判。但由于知识产权侵权与确权中的独有特点(例如,一部分重要的知识产权,如专利权、商标权,是“经行政批准方才产生的民事权利”),多数知识产权保护较有效的国家,如法国、德国、英国、美国等主要两大法系国家,均是由特定的民事审判法院(或法庭)全面受理及裁判与知识产权侵权、确权乃至合同等纠纷相关的一切民事、行政及刑事案件,而绝不会仅仅把这种特定民事审判机构的职能仅限于知识产权的民事纠纷,却将侵权严重构成刑事或确权中的行政案件推转给一般的刑事、行政审判机构去做。主要原因是知识产权案件技术性、专业性过强,而把具备这种技术及专业知识的审判人员集中在特定的知识产权审判机构中(不分散在民、刑、行政等各种不同的审判机构中),一是节省人力财力,二是避免出差错。由于相应知识产权的技术性、专业性不熟悉,刑事、行政审判机构出差错是难免的。

不仅主要国家均是这样做,而且在世贸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中,主要规范“知识产权执法”问题的“第三部分”,在大量条款涉民事程序的同时,也涉行政、刑事程序,尤其把“行政机关裁决后,当事人不服而要求的司法复审”,作为知识产权民事审判不可缺少的补充。由知识产权庭或相应的知识产权法院,越出“民事审判”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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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一并受理涉知识产权的行政与刑事诉讼案,已经是实实在在的国际惯例。如果最高法院的民事审判改革后,“民三庭”(即知识产权审判庭)被“一刀切”地定为与其他几个民庭一样,只审理民事案,凡进入行政、刑事领域,案件即转归行政、刑事审判庭,那么,在整个改革向国际惯例靠近的进程中,民三庭的改革就离国际惯例越来越远了。近几年,北京高院知识产权庭已尝试受理涉知识产权的行政诉讼案(主要是当事人诉专利局),效果明显好于将这类案子转给并不熟悉专利的行政审判庭。上海浦东法院甚至更大胆地尝试将涉知识产权的民、刑、行政案均由知识产权庭受理,这实际已经与国际接轨了。“一刀切”式的“改革”如果贯彻到这些法院,实质上就是走了回头路。

最近修订的专利法,已把专利最终确权的权力给了法院;商标法的修订也准备作同样的改革。将来当事人到法院诉专利局、商标局及相应的复审委员会的案子,将均由法院有关审判庭处理。我们是走多数国家及国际条约所走的路,还是坚持“一刀切”,规定民三庭仅有职权审涉知识产权的民事案子,而在刑庭、行政庭中再各备一批熟悉专利、商业秘密、版权、商标及新出现的域名、网络等等的审判人员,使我们审判人力分散、差错率不断上升?这是国内外十分关注,尤其是国内知识产权权利人所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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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立法、司法机关应当进一步了解国外的普遍做法、国内原有审判经验中的得失,认真研究一下,是否民三庭(及各级法院相应的知识产权庭)可以作为我国民事审判机构的一个极特殊的庭(亦即国外较一般的并非只审民事案的庭)?是否在这个问题上以不搞“一刀切”为宜?民、刑、行政审判分开,总的是对的。但辩证法在一般承认“非此即彼”时,也在特殊情况下承认“亦此亦彼”。这是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就多次强调的。在1979年有刑法而无商标法时,刑法中的商标专用权保护条款就曾使商标权在1979年至1983年成为一种“依刑法产生的民事权利”。我们最近一段时期经常谈到“入世”以及与WTO接轨的问题,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完全处于国际民商事领域的WTO、旨在规范国际领域财产流转制度的WTO,却在(而且仅仅在)其众多协议中的知识产权协议(即Trips协议)中,对司法审判程序中的民事、刑事、行政不同程序,统一作出了规定。从法理来看,民商事国际条约却涉及行政、刑事,是不是“文不对题”或“名实不相符”?实际这正是国际条约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而不“因名废实”的例证。而认为“民”三庭却受理涉知识产权的行政、刑事案件超出了“民”的范围,名实不符等等,正是较典型的因名废实!也与WTO难以接轨。

在维护知识产权的问题上,中国知识产权理论界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由于基本上未引入传统民法的侵权法与物权法理论,所以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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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太多的困难。90年代初,被侵权人难证明侵权人过错的知识产权纠纷、被侵权人难以证明自己实际损失的纠纷逐渐多了起来。

这时,一部分人试图完全撇开民法的基本原理,在知识产权领域独树一帜。例如,他们论述着“物权的客体不能是物”、“知识产权的客体也不能是作品或技术方案”、“复制权中的‘复制’、销售权中的‘销售’才是客体”;“凡有权利限制的权利均不是专有权”、“债权不受权利限制,因此无例外地属于专有权”,等等 [3]。好在以往十多年里传统民法理论在法学界比较普及,这一方面的失误对我国知识产权研究的影响并不大。

另一部分知识产权界的人,试图引入传统民法原理,探讨“无过错者无民事责任”的《民法通则》106条的适用问题——麻烦就来了(注:见《著作权》杂志1996年第4期、《专利法研究》1999年年刊,等等。)。人们发现:专利管理机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多年的查处侵权商品的活动中,大都是违反民法原理或《民法通则》的。例如,工商行政管理人员一旦查到带侵权商标标识的商品,绝不会先去了解商品所有人的主观状态(有无过错)、也不会先去了解商标注册权利人是否已有了实际损失,而是立即要商品所 有人先负一定民事责任——至少是“责令封存”。专利管理机关人员还发现:按照“侵权认定四要件”之一的“实际损失”,《专利法》中的专利权人的“制造权”是不可能被侵犯的。因为任何未经许可之人如果仅仅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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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阶段,大都尚未给权利人造成“实际损失”,从而不能被认定为:“侵权”。

这时有民法学家出来作了解释:《民法通则》106条所讲的“过错责任”仅仅指“损害 赔偿”责任,即债权责任;而停止侵权(如封存侵权商品、制止侵权制造活动)则是依“物上请求权”产生的物权责任,这是不需要以过错为要件的。可惜这种解释不仅没把问题解决,反而让人越听越糊涂了。

首先,几乎国内一切“侵权法”专著上,均讲“四要件”是认定侵权是否成立的提前,而不是说它们仅仅是“损害赔偿”的前提。

第二,如果把侵害活动强制性地制止,又不首先认定它是违法或侵权活动,那么执法机关的强制执行令本身就失去了法律依据,本身就违法了。而且,有相当一部分解释这一问题的民法学家的论述中,把对无过错的行为的制止,称为物权责任中的“停止侵害”。那么“侵害”不是“侵权”,是侵什么呢?既然是“物权责任”或“物上请求权”,它们指向的只能是对“物权”的侵害,如果说这不叫“侵权”,只能叫“侵害”,那无异于玩文字游戏了。许多人反对以德国版权法97条与101条相比较来说明制止侵权无须考虑主观过错,原因是其中无过错而可禁止的,是物权上的“侵害”;需要作损害赔偿的,才是债权上的“债权”。但这两条无论在德文本还是英文本中,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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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使用的是同一个“侵权”概念,决无与之不同的另一个“侵害”概念。

第三,切勿忘记了知识产权侵权中,有时一并涉及侵害精神权利与经济权利,例如侵犯作者的“发表权”。在这种情况下,“物上请求”不足以补上原有中国侵权法理论的缺,还欠一个“人身请求权”。而几乎所有出来作解释的民法学者,均未涉及这一问题。

实际上,所谓“侵权”也者,除侵犯他人人身权之外,只剩下侵犯他人物权(如果把知识产权等视为“权利物权”的话)。至于有人提出的所谓“侵害债权”,我认为它仅仅在理论上存在。中国《合同法》1998年9月登报的征求意见稿上曾有一条关于“侵害债权”的规定,最后终于删去,原因之一正是多数立法者认为“侵害债权”理论站不住脚。债权是相对权或“对人权”,如果某一合同权可能被合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方、第四方或任何一方所侵权,而受侵害者又有权针对这些“任何一方”提出诉求,那么这时特殊的合同权就已经转化为“对世权”(亦即“物权”)而不再是“对人权”了!讲到合同权之转化为“对世权”的特殊情况,下面再多说几句。

把世贸组织所规范的范围或者是世贸组织诸协议规范的范围归纳起来,可以说是规范三种财产,也就是规范商品的自由流通、服务的自由流动和知识产权的保护。说商品是一种财产这个比较好理解,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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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知识产权是一种财产多数人也不会有歧异。但是说服务是一种财产,很多人觉得不好理解。多数服务是通过某种合同体现的。讲到合同权是一种财产也可以。不过那已经不是法国民法或者英美法系里讲的“property”了。通常讲property,指的是一种绝对的对世权,和我们中国有的民法学家讲的“泛财产”不一样。“泛财产”论认为除了人身权以外的通通是财产权。这值得商榷。

合同权一般只是对人权。规定“不作为”义务的合同中的大部分未必能产生出财产权。只是在特殊情况下,从特殊角度看,合同权可以被当成财产权。例如,你的电话被他人盗打了。他偷了你的什么东西?是偷了你的财产。你与电信局签了服务合同,向电信局付了钱,电信局向你提供电信服务。但是你本应得到的服务被他人拿走了,你一分钱电话没打,电信局给你算了五千块钱的电话费。这与从你家拿走了一台电视机有什么区别?你可能以侵害财产权告他。

第一起因服务引起的而法官认为可以不主张对人权却主张对世权的诉讼案是1852年在 英国的Lumley V.Wagner一案。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财产法》一书的翻译书中引的这一案例实际上是英国劳森写的《财产法》里的一段。中译本把意思译出来了。但翻译得不太准确。原文是a piece of that boy belongs to me.即“那个人的一部分属于我了”。哪一部分呢?他的服务属于我了,他提供的服务作为一种财产是我的了。现在你把这个东西拿走了,与抢走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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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一样。在这个时候法官认为,原告实际上是有对世权的。只可惜有的法学学者解释的时候,认为这是一种侵害债权,这跟该书的原意就不一样了。劳森在财产法这一章,举这个案例的标题就叫做“不属于债权的合同权”。

所以说,世贸组织调整的范围是三种财产,把服务也作为一种财产来对待。当然服务 有时候是无体的,有时候是有体的。人们常常讲“服务无形”。实际上应是无体有形。比如说表演这种服务,如果说无形你怎么去看呢?因此说有形的无体更加确切些。它们与一般的有体有形的商品不一样。当然,有些服务也是有体有形的,就是说他固化在有形物上了。例如把表演录下像来,经营音像制品,这个在世贸组织里属于服务贸易,不属于商品贸易。因为把服务固化下来以后,卖固化产品,实际上卖的还是服务,并不是卖的盘,那个盘并不值钱。

事实上,中国法院已经多次遇到知识产权、作品及“物”的不同及联系的问题。例如,出版社丢失作者手稿应当负何种责任?时至今日,一部分法官及绝大多数学者,均认为出版社仅仅负有物的保管合同中保管者的违约责任。他们只把着眼点放在载有作品的“纸”这种“物”上,而似乎全然忘记了这种物上所载的本来可以无穷尽地被复制的“作品”这种信息。他们把载有这种信息的物与一般物同等对待,因此结论显然对作者不公平,也就不足怪了。德国慕尼黑上诉法院法官Hans Marshall则认为:丢失作者手稿的情况,如果作品系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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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出版,出版社除了违约之外,还侵犯了作者的大部分精神权利。作者除请求违约赔偿之外,还有权请求作者精神权利的侵害赔偿(注:参见马歇尔法官2000年11月14日在“中(国)欧(盟)知识产权法官培训班”的答疑。)。这才是真正搞懂了作品真正这种无体受保护客体与有体受保护客体的区别。

无论解释者们如何解释,我国《民法通则》106条明明写的是无过错不负“民事责任”,而不是“损害赔偿责任”。这与德国民法823条、德国民法1382条等是根本不同的。

此外,我们不要忘了,在物权责任中,也有“损害赔偿”。不仅史尚宽老先生早就讲过,中国《物权法》2000年专家稿第60条也有重述。所以,讲“损害赔偿”仅仅是“债权请求”指向的,至少不完全。当然,新老学者都可能在理论上列出物权请求中的赔偿与债权请求中的赔偿有一二三四条不同,但若一定要他们拿出实例来说明,可能又是一个令人为难的要求。

进一步说,在理论上,为说明损害赔偿一般以过错及实际损失为要件、停止侵权(或按 部分人所坚持的,只能称“侵害”)则无需以过错为要件,因而把诉求分为“债权请求”与“物上请求”,未尝不可。但在任何情况下,尤其是在实际生活中,也要坚持这种“非此即彼”的划分,则第一,有时(如上所述)连划分者自己都分不清,况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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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请求”项下明明又出了一个使用完全相同术语的“损害赔偿”。笼统地断言“物权请求”不以主观过错为要件也并不正确。一部分“物权请求”中的“损害赔偿”又明明是要以主观过错为要件的。例如,德国民法典第989条所规定的情况,以及“返还原物”之诉 中包含的返还孳息物的情况。

第二,停止侵权的物权责任与损害赔偿的债权责任,在有些情况下还是可以互替的——它们之间并无形而上学者所划的截然分明的界线。

例如:在下禁令违反公平原则或公共利益原则(这两个原则也在不同场合被当作“帝王条款”对待过)时,在下禁令已无实际意义时,国外法院均曾以增计赔偿额以取代禁令——亦即认可了侵权的继续。这种看起来违反常理的事,却并不罕见。最近的一个这类判例,是英国最高法院(House of Lords)于2000年7月27日就英国政府诉布莱克一案所作的判决(案例见http://www.xiexiebang.common law)同时存在的还有许多其他estoppel。其中最重要的是衡平法的“禁止”反悔法则。它的原文是equitableestoppel,按照意思翻译出来,应当是:“根据衡平法可以反悔的法则”。这个法则是英国上议院一百多年前在“约旦诉莫尼”的判例中立下的。它在1947年又被后来的英国上诉法院院长丹宁在“中伦敦财产信托公司诉海特利斯房产公司”一案中作了进一步发挥。丹宁在判决中指出:只要形势或环境发生了一定实质性变化,原陈述人可以反悔。这个判例成为英国合同法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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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判例之一。后来人们每讲起普通法的“禁止反悔法则”时,总要同时介绍衡平法的“可以翻供法则”(至少英国现有的各种合同法教 科书都是如此)。在这里,“诚实信用”原则就显得不太相干,而“公平”原则倒是实 实在在地适用了。

可见,“诚实信用”固然是民法中极其重要的一个原则,但不宜将其抬到“帝王”高度,使之君临一切。另外,把它仅限于民法领域,也值得商榷。在公法领域,许多历史上的统治者都认为这一原则的地位同样十分重要。况且,中国的“诚实信用”作为法律语言,正是源于公法。它至少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中前期已有。这就是商鞅刚刚主管秦政时,实践了自己百金奖赏一件平常事的诺言。一千年前的王安石为相时,曾有诗称道此事:“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说的正是统治者管理国家的“公”行为,也须讲“诚实信用”。所以,总的讲起来,在肯定“诚实信用”原则的重要地位的前提下,我同意一些学者对“帝王条款”提出的质疑(注:参看武汉大学《法学评论》2000年第2期。),这里不过是增加几个知识产权领域及其他民商领域的例子。

最后,随着数字技术的应用,盖尤斯时代即已提出过的权利及客体的“形”与“体”的问题,又值得我们再度研究了。只是切不可返回盖尤斯时代乃至还落后于该时代。正如在物理学领域,人们不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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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亚里士多德是伟大的。但人们同样不能在伽利略已经把自由落体运动定律更新了四百年后,仍旧去重复亚里士多德的定律。

20世纪末,数字技术的普遍应用,使我们又在法哲学领域间或听到历史上曾有过的两种议论。在知识产权法学领域,有些胆小的“哲学家”感到版权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其专有性要被淡化。有胆大些的“哲学家”则感到不仅版权,包括专利在内的知识产权保护几乎都失去了意义。因为从“质”上讲,“物质不灭”,人们能创造的只是形式(发明专利也不例外);从“形式”上讲,一切形式又都归结为数码,其差别又何在呢?

与当初一部分人认为版权是保护“形式”,不保护“内容”一样,今天,也有些人把 知识产权客体在本质上属于“有形无体”的信息这一事实,与哲学上的“形式”与“内 容”二分法相混淆。实际上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Dietz当初以版权既保护作品 的外在形式,也保护其内在形式,解决了不保护“内容”的困惑。今天,我们也应告诉 将知识产权归结为只能创作“形式”者:当人们创作出有形无体的信息时,在专利领域,它是实实在在的技术解决方案,它与另一发明或“现有技术”必须有“质”的区别,方可获得专利。说其有形无体,并不是从哲学意义上的“形式”、“内容”之形来说的。只有形式而无内容的专利是无用的花架子,没有人愿意去实施,也没有人可能去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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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当代数字技术应用中的这种副产品,远不及历史上那两种无意义的议论影响广泛。主要原因是,另一种声音几乎把这种无意义的议论完全淹没了。真正乘上数字之驹,而没有反过来被它骑在头上的更多的人们,开始在研究的阔野上驰骋。一大批脚踏实地的研究成果开始涌现。这些成果中,固然不乏幼稚之作,但它们终归是向上的、欣欣向荣的。的确,现代的信息传播方式,已使历史不能重演了。国际上已开展起几年的对于数字技术、互联网络给社会(不仅仅是给法学界或知识产权法学界)带来的巨大冲击的研究,不可能不反映到中国来。国际上多年前已被丢弃的“理论”,即使在中国被独立地再度翻写出来,也仅仅在版权角度有点意义(它不是抄袭或沿用,而可能确是“再创的”,或称“沉渣的再泛起”),但不再可能被多数了解国际知识产权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者误认为“新”东西。

到这里,又要讲几句题外话。沈达明教授在其《衡平法初论》中介绍过,在当代社会,缺少了信托制度,则动产、不动产、资金中的相当一部分,均难以得到有效的利用。于是原先一直坚持“一物一权”信条的法国、日本等等,均先后从英美法系引进了这一制度。沈达明教授的书中曾形象地借德国人的话表达出德国法中的“形而上学”在面临 信托制度时遇到的困难:“你认为应该把信托列入《德国民法典》的‘债权篇’还是‘物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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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如果遇到任何法律问题,都只愿走一概念、二定位、三法律体系、四法律关系的思路,那就有不少路走不通,问题解决不了。欧陆法系国家在20世纪一再引入英美法系的“预期违约”、“即发侵权”、“反向假冒”等初看起来在法理上说不通的概念及原则,已向学习欧陆法系法理的学生们指出:老师都在发展变化,学生决不可再墨守陈规了。

来源:《民商法学》2003年第4期

注释:

[1]史尚宽.物权法论[M].台湾:荣泰印书馆,1979.547-549.[2]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37.[3]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研究:第1卷[A].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6.

第四篇:慈善法视野下慈善募捐主体分类治理研究

慈善法视野下慈善募捐主体分类治理研究

摘 要:慈善法主要调整捐赠人对社会弱势群体救助过程中所产生的法律关系。长期以来,“谁”具有慈善募捐资格一直是困扰慈善法学者的一道难题。将来我国制定慈善法时应将慈善募捐主体分类治理。将慈善组织划分为公募慈善组织与非公募慈善组织。慈善法应授权公募慈善组织自登记之日起取得慈善募捐资格。非公募慈善组织可以与公募慈善组织合作共同开展募捐活动。此外,为促进慈善事业的专业化发展,我国应借鉴国外立法,在慈善法中建立慈善募捐专业人士管理制度。募捐商业合作伙伴、职业劝募人、慈善募捐顾问在具备法定条件时可以参与慈善募捐。

关键词:慈善组织;募捐商业合作伙伴;职业劝募人;慈善募捐顾问

中图分类号: D922.182.3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6)03-0023-06

Abstract:Charity law mainly adjusts the legal relationship generated in the process of donator’s social assistance to the vulnerable groups.For a long time,“who” having the charity fundraising qualification has been a problem for the charity law scholars.In the future,drawing up charity law,we should classify and govern,participants of charity fundraising.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should be divided into public offering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and private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The public offering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obtain fundraising qualification since the date of registration,and non-public offering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can carry out fundraising activities jointly with the public offering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Besides,in order to promote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charity organizations,we should perfect the system of the charity fundraising experts.Fundraising business partners,professional solicitors,and charity fundraising consultant can participate in charity fundraising if they satisfy statutory conditions.Key words: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fundraising business partners; professional solicitors; charity fundraising consultant

慈善乃仁慈、善良、富有同情心之意,是富有爱心之人对受难者的救助行为。慈善法属于社会法学范畴,近年来成为法学研究的新兴领域,主要调整捐赠人对社会弱势群体救助过程中所产生的法律关系。至今我国尚无一部统一的慈善法,对慈善募捐及慈善捐赠的调整主要依靠《公益事业捐赠法》及效力层级较低的地方性法规、规章。长期以来关于“谁”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问题界定不明确,导致现有的慈善组织绝大部分面临一系列的困难,尤其是资金短缺,有的慈善组织甚至连日常运转都存在问题。反之,由于立法的缺失,一些不法商业主体假借“慈善”“公益”之名行牟利之实,阻碍了慈善事业的发展。纵观国内外相关慈善立法,为引导和促进民间慈善组织发展,增强慈善的影响力与覆盖面,本文试图构建未来我国慈善法中慈善募捐主体体系,并逐一分类进行研究。

一、慈善组织

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合法慈善组织,以自愿捐献方式汇聚货币、物资和劳务资源,再通过合法途径帮助无力自行摆脱危难的人士,是现代慈善活动的基础[1]。慈善组织属于第三部门组织,介于政府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指基于慈善目的而设立的从事各种慈善活动的非营利组织。将来我国制定慈善法时应将慈善募捐主体分类治理。首先应将慈善组织划分为公募慈善组织与非公募慈善组织。

(一)公募慈善组织慈善募捐治理

1.现行立法对慈善募捐主体的规定

国外学术界对慈善组织是从广义上理解,主要是强调不以营利为目的、没有商业动机的社团活动或财团活动,其目的是促进个人、他人或社会的福利提高。例如俄罗斯《慈善活动和慈善组织法》第6条:慈善组织是指为了实施慈善活动造福整个社会的目的,而成立起来的非政府性(非国家性和非地方性)、非商人性的组织;第7条:慈善组织的形式包括社会组织(社会联合组织)、基金会、事业单位,也可以是联邦法律为慈善组织规定的其他形式(1)。接受社会慈善捐赠与开展慈善募捐活动是慈善组织财产的重要来源方式,但并不是唯一方式。近年来,营业性收入逐渐成为这些组织的主要资金来源。例如俄罗斯《慈善活动和慈善组织法》第15条规定:慈善组织财产可来源于从慈善组织兴办的经营性公司、事业单位开展活动所得的收入(2)。《亚美尼亚共和国财团法》第8条规定:财团基金可以由财团或者由财团创建或参加的商业组织的商业活动中取得的基金组成(3)。

在我国,根据《公益事业捐赠法》,慈善组织主要包括社团形式的慈善组织、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具有民办性、非政府性及非营利性等特征(4)。这些组织是以促进他人和整个社会的福利为目标的非营利组织,其重要和主要的资金来源于社会捐赠。遗憾的是,《公益事业捐赠法》第10条、第11条将公益性社会团体、公益性事业单位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确立为公益捐赠的合法受赠人,但对于哪些主体拥有公募资格、哪些主体没有公募资格这一关键问题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地方性立法对慈善募捐主体的规定也不完全统一。例如,《上海市募捐条例》第4条规定:募捐组织是指依法可以开展募捐活动的组织,包括红十字会、公募基金会等经依法登记,以发展公益事业为宗旨,通过资助或者志愿服务等形式向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的社会团体(5)。《广州市募捐条例》第2条规定:本条例适用于募捐组织在本市行政区域内面向社会公众公开募集财产用于公益事业及相关的管理活动;本条例所称的募捐组织是指红十字会、慈善会、公募基金会以及根据本条例取得募捐许可的公益性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非营利的事业单位(6)。《北京市促进慈善事业若干规定》第2条规定:慈善组织是指以开展慈善活动为宗旨,依法成立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等非营利性组织;慈善组织接受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捐赠财产或者以提供服务等方式,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开展慈善活动适用本规定(7)。由上可见,相对于国外学者,中国学者对慈善、慈善组织及其善款来源的理解相对狭窄些,并且现行立法对慈善募捐主体资格的规定比较凌乱、不统一且效力层级较低,阻碍了慈善事业的发展,明确哪些主体具有公开募捐资格刻不容缓。

2.未来慈善法对公募慈善组织募捐的构建

根据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慈善筹款法案》第9条第1款规定,慈善筹款是当权者授权其进行的,以及第3款规定,基于法律授权的组织和个人可以进行慈善筹款;第14条、第15条规定,想要进行慈善筹款可向部长申请权利,申请以部长批准的形式做出(10)。因此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组织或个人进行慈善募捐,要么源于法律的直接授权,要么以申请做出由部长授权。根据澳大利亚首都特区《慈善募捐法》,在澳大利亚首都特区,获得慈善募捐授权许可证的持证人才能进行慈善募捐(9)。根据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慈善资金募集企业法》,在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除非持有慈善募捐许可证,否则任何人不得作为资金募集企业(10)。由上可知,在澳大利亚以及加拿大,慈善组织想要公开募集资金,一般需要得到法律的授权或者取得经政府部门批准的授权许可证,否则不允许公开募捐。

本文认为,澳大利亚及加拿大对公开募捐资格管理比较严格,主要原因是其国家对慈善组织及其他组织设立上管理比较宽松,在新南威尔士州甚至允许个人依据法律规定或政府授权可从事慈善募捐,足见其在募捐资格主体上管理之松。但是当组织或个人想要具体实施某一慈善募捐时,法律严格规定需依据法律授权或政府部门授权。

但是在中国,政府对慈善组织的态度总是小心翼翼的,既害怕慈善组织的过分发展造成政府难以控制的局面,又害怕监管太严,慈善组织难以有所建树。因此中国的慈善组织大部分属于官办慈善,即政府主导下的自上而下的慈善组织。慈善组织的合法性源于行政机关的承认,这种承认是慈善组织以后在社会上进行慈善募捐的合法依据。为此慈善组织必须先找到业务主管单位,然后才能申请注册成社团或财团,并需向主管单位申请开展某种慈善活动,得到同意后,才能面向公众开展慈善募捐[2]。而且在中国,由于行政程序往往比较复杂,行政部门经常办事效率低下,经过上级主管单位和业务主管部门的层层审批,有时会耽误慈善组织的募捐活动,贻误最佳募捐时机。目前我国慈善组织开展慈善募捐的体制设计,对于慈善组织的注册成立和开展募捐活动限制很大。

综上,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政府在慈善组织的设立上往往采取宽松态度,在具体从事募捐活动的时候比较严格。与此相反,中国政府在慈善组织设立以及具体开展慈善募捐活动的时候都采取比较严格的态度。为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慈善法不应当再为慈善组织公开进行慈善募捐设置重重障碍。未来慈善法可将慈善组织划分为公募慈善组织或者非公募慈善组织。公募慈善组织是指可以向社会普通公众公开募集资金的慈善组织。非公募慈善组织又叫私募慈善组织,是指向特定范围或规模的主体募集所需资金的慈善组织。慈善法应当明确公募的慈善组织自登记之日起取得募捐资格,即法律授权登记为公募的慈善组织自登记之日起可以面向社会公开进行慈善募捐。

(二)非公募慈善组织慈善募捐治理

1.现行立法对公募慈善组织以外主体募捐的规定

对公募慈善组织以外的主体从事慈善募捐,我国立法尚无统一依据。《公益事业捐赠法》对募捐组织以外的主体是否可以从事慈善募捐这一问题未做出明确规定。对此问题地方立法的规定也是差异颇大。例如,《上海市募捐条例》规定:募捐组织以外的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单独开展面向社会的募捐活动(11)。《云南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规定:募捐组织以外的其它单位和个人,进行公开募捐活动时,应当与募捐组织协商,经募捐组织同意(12)。《深圳经济特区慈善事业促进条例》规定:具有公募资质的慈善组织可以依法开展慈善募捐活动;无公募资质的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活动应当备案(13)。立法的凌乱及不统一导致实践中公益募捐的发起人经常比较随意和无秩序。一些自然人可能在网上发起募捐求助帖。一些商业性质的法人以慈善、公益为口号促销商品,如“农夫山泉一分钱事件”。这样的主体及其募捐活动如何规范?

2.未来慈善法对非公募慈善组织募捐的构建

本文认为,慈善法应明确规定公募慈善组织有资格公开募捐,其他组织和个人无公募资格。但募捐组织以外的其他单位和个人能否与公募慈善组织合作开展面向社会的募捐活动?对此问题慈善法应当对不具有公募资格的组织与个人分类规制。即不具有公募资格的组织与个人包括非公募慈善组织及其他主体。根据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慈善筹款法案》,经过法律授权或政府授权的组织和个人才能进行募捐;从事商业或其他营利活动的人需要与有权募捐者共同进行募捐,否则是违法的。在澳大利亚首都特区,没有经过有关持证人授权而参与募捐是违法的。

基于以上立法,本文认为不具有公募资格的慈善组织不能单独开展募捐活动,因为慈善法未授权非公募慈善组织面向社会公开募捐资格。但是非公募慈善组织毕竟不同于慈善组织以外的组织与个人尤其是商业性组织与个人,原因在于其设立宗旨的慈善性。因此非公募慈善组织可以与具有公募资格的慈善组织合作,共同开展募捐活动。合作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就募得款物的移交等权利义务进行约定。之所以这样处理,是因为目前社会上面向公众的慈善募捐,发起人经常比较随意和无秩序,因此慈善法应明确规定公募慈善组织具有公开募捐资格,但是立法不应过于严格从而阻碍慈善事业的发展。根据国际慈善立法降低慈善组织的设立门槛,放开慈善募捐的趋势,不具有公募资格的慈善组织需要与具有公募资格的慈善组织合作才能开展募捐活动是一过渡性立法,当条件成熟时我国应顺应国际趋势授权所有的慈善组织公开募捐资格。

二、慈善募捐专业人士

与英美澳等发达国家的慈善立法相比,我国现行相关立法未对慈善募捐专业人士进行规定,为促进慈善事业的专业化发展,我国应借鉴他国立法在未来慈善法中规定慈善募捐专业人士管理制度。

(一)募捐商业合作伙伴慈善募捐治理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募捐商业伙伴与慈善组织合作共同进行慈善募捐将成为一种重要的募捐方式。实践中此种兼具商业利益与慈善目的的募捐合作形式已经存在。慈善组织与商业合作伙伴从事公益或商业活动时进行公益促销、公益推广活动、许可商业组织使用公益组织的名称和商标等。慈善组织与商业主体进行合作有利于慈善组织筹措资金,解决资金短缺问题。但是此种合作形式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首先,当慈善组织不断运用慈善品牌跟商业主体进行合作的过程,可能会使得慈善品牌不断稀释。从事商业或者贸易活动的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在经营中如果从事违法行为或其他不当行为将损害慈善组织名誉以及慈善品牌。因此在募捐商业合作伙伴与慈善组织合作募捐过程中如何对慈善组织名誉及品牌进行维护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其次,商业主体通过与慈善组织的募捐合作可能产生不正当竞争问题。以“农夫山泉一分钱事件”为例。农夫山泉宣布自2006年1月1日起,每买一瓶农夫山泉就有一分钱用于帮助水源地的贫困孩子。农夫山泉将从5亿瓶水中筹集500万元,与宋庆龄基金会共同成立“饮水思源”助学基金,感恩水源地人民为保护水源做出的巨大贡献[3]。农夫山泉与宋庆龄基金会的合作属于典型的募捐商业合作伙伴形式,但是此举受到社会公众及众多媒体的质疑,如“每喝一瓶水捐一分钱,是不是少了点”、“用孩子的尊严,换取消费者同情”等。农夫山泉此举到底是热心公益事业,还是以慈善为名布局公益、获取竞争优势、赚取高额商业利益?募捐商业合作伙伴移交给慈善组织的财产比例如何确定?

综上,慈善组织与募捐商业伙伴合作肯定是有潜在风险的,比如无从考察募捐商业合作伙伴的真正动机。因此慈善组织应避免盲目选择商业合作伙伴,确保商业合作伙伴在法律和道德上不存在重大瑕疵,避免负面影响,要保证合作质量,最大限度实现慈善组织的宗旨和目标,同时避免合作会威胁到慈善组织的资金安全,实现公益资金的保值增值[4]。

我国现行立法在慈善组织与募捐商业合作伙伴合作开展募捐、筹措慈善资金问题上存在缺位。《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主要规定了募捐义演。其中《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31条规定:募捐义演的演出收入,除必要的成本开支外,必须全部交付受捐单位;演出举办单位、参加演出的文艺表演团体和演员、职员,不得获取经济利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27条规定:参加募捐义演的演职人员不得获取演出报酬;演出举办单位或者演员应当将扣除成本后的演出收入捐赠给社会公益事业,不得从中获取利润。演出收入是指门票收入、捐赠款物、赞助收入等与演出活动相关的全部收入。演出成本是指演职员食、宿、交通费用和舞台灯光音响、服装道具、场地、宣传等费用。因此,义演必须与慈善组织联合进行,演职人员不能收取报酬,活动收入除必要的成本开支外,必须全部交付受捐单位。除义演外,慈善组织以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义赛、义卖、义展、义拍等方式开展慈善募捐的,应当会同具有募捐主体资格的组织进行,其收入扣除必要的成本开支后,应当及时全部移交具有募捐主体资格的组织。本文认为,以义演、义赛、义卖、义展、义拍等方式开展慈善募捐不能完全涵盖商业合作的募捐。

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对商业合作伙伴的慈善促销等行为有着比较详细的法律规定。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政府法典》12599.2规定:商业合作伙伴是指为了利益,经常性地和主要地从事商业或者贸易而非为慈善组织或者慈善目的筹集资金、财产或者不动产,它向社会公众表示,任何商品、服务、娱乐节目或者其他有价值的东西的购买或者使用,将使某一慈善组织受益或者被用于一项慈善目的。商业合作伙伴在开展活动前应当与慈善组织签订书面合同,表示其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的收入将使慈善组织受益。从活动开始后每90天应向慈善组织移交一次财产(14)。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慈善筹款法案》第11条就商业合作伙伴的内容作出规定:在任何的贸易中,提供货物或服务的商人必须与有权进行募捐的人或组织共同进行;在活动进行中任何有关募捐的广告或其他信息必须能够识别商人和慈善组织;任何募捐广告或其他信息必须详细表明筹措的资金的未来分配方法或者商人保证移交给慈善组织的最小付款。

参考美澳立法,本文认为,我国慈善法应首先肯定募捐商业合作伙伴可以与具有公募资格的慈善组织共同开展募捐活动,但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明确权利义务关系。该书面合同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并包括下列内容:合同双方名称和地址、合同签订日期、合同存续期间、合同中止条款、变更条款、合同主要目的、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财产收入的分配与移交方法等。其中财产收入的分配与移交方法条款尤为重要,合同应当明确募捐商业合作伙伴在一定时期将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所得收入的一定比例移交给慈善组织用于慈善目的。还应明确募捐商业合作伙伴应当自商业或贸易活动开始后以及在活动开展过程中的每连续90日期间结束时,向慈善组织移交商业或贸易活动取得的财产。慈善组织应避免上文所述商业合作带给慈善组织的负面效应,如损害慈善品牌,以慈善为名进行不正当竞争等,因此在商业合作时,慈善组织应调查商业合作伙伴的市场信誉、产品或服务的市场份额等,谨慎作出合作选择。

(二)职业劝募人慈善募捐治理

劝募在国际上是很通行的做法,相当于商业领域的市场营销,“销售”慈善产品和服务。慈善劝募是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最主要途径之一。尤其对于那些处于发展初期,不存在广泛的筹资渠道和政府支持,为募资发愁的慈善组织,劝募是其非常重要的一项日常工作。职业劝募人是为了获取报酬,专门从事慈善劝募活动的人,其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包括数据分析、草拟计划书、项目洽谈等方面,能为慈善组织筹集到巨额善款。在美国等发达国家都有关于职业劝募人的规定。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政府法典》12599.(a)规定:以慈善为目的的商业募捐人是指任何个人、法人、非法人团体,或者其他为取得报酬而从事募捐行为的法律实体(14)。在加利福尼亚州使用的“商业募捐人”概念,商业募捐人为慈善目的在加利福尼亚州劝募资金、动产或不动产,其有权接受或者控制为慈善目的而劝募的资金、动产或者不动产。在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慈善资金募集企业法》第2条中对职业劝募人作出规定,其使用的是“资金募集企业”概念并强调资金募集企业有偿代表慈善组织进行募捐。

本文认为,随着我国慈善事业的蓬勃发展,在不久的将来我国必将产生以慈善劝募为职业的职业劝募人,其专门从事慈善劝募活动,并取得相应报酬,将募捐所得款物移交给慈善组织。因此慈善法有必要对职业劝募人做出规定。根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政府法典》12599.(i),以慈善为目的的商业募捐人和慈善组织之间应当就每一劝募活动签订书面合同(14)。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慈善资金募集企业法》第26条规定,除非被许可人已与其代表的、进行募集的慈善组织签订符合本节要求的资金募集协议,否则被许可人不得开始募集活动。职业募捐人从事慈善募捐活动并没有得到法律或政府授权,只有与特定慈善组织签订协议才能为其募捐活动提供合法依据。

考察美、加立法,本文认为,职业劝募人与慈善组织签订的书面合同应当包括以下条款:慈善组织以及职业劝募人双方名称、地址及联系方式、本次劝募活动的慈善目的、本次劝募的募捐方式、职业募捐人报酬及支付报酬的方式等。其中职业劝募人可以与慈善组织协议由慈善组织支付给职业劝募人一笔固定报酬,或者职业劝募人按照百分比,以移交给慈善组织的总接受捐款的比例计算报酬。职业劝募人在劝募活动中有权接受或者控制为慈善目的而劝募的资金、财产或者不动产,但是应当在收到募捐款物后5个工作日内将捐款存入以慈善组织的名义单独开立的银行账户内,或者亲自通过安全便捷方式移交给慈善组织。

(三)慈善募捐顾问慈善募捐治理

在我国,目前尚没有慈善募捐顾问一说,更没有与此配套的法律法规制度。我国慈善事业严重缺乏募捐专业人才,慈善募捐主要由慈善组织自己完成或与商业主体合作完成,导致慈善事业出现众多问题。如慈善组织资金短缺、善款使用情况不明、慈善组织与商业主体收益划分不清等。慈善事业的专业化、透明化与规范化是国际慈善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慈善募捐顾问等专业人士的产生与发展是慈善事业专业化发展的核心。为形成有效的募捐专业人士管理体系,慈善法有必要对慈善募捐顾问作出规定。事实上,在美国大部分州都有关于慈善募捐顾问的规定。指为了均一的固定费用而在与慈善组织签订协议的情况下,为慈善组织的公益募捐活动提供合同起草、规划、指挥、管理、实施建议或者充当顾问的任何人。慈善募捐顾问并不直接从事公益募捐活动,一般不包括免税组织的执行官、雇员以及其他从事专业服务的律师、投资顾问、金融家等。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政府法典》12599.1.对慈善募捐顾问做出详细规定。在加利福尼亚州“慈善募捐顾问”可以是任何自然人、法人、非法人团体,其为慈善劝募提供计划、设想、建议、劝告、咨询或者准备材料等服务,并有权就其服务获得相应的报酬。募捐顾问和慈善组织之间应当签订书面合同。合同中应当声明募捐顾问在任何时候均不为慈善目的劝募资金、动产或者不动产;不为慈善目的接收或者控制资金、动产或者不动产,或者不雇佣、诱使或者聘用任何有薪人员去为慈善目的劝募、接收或者控制资金、财产或者不动产(14)。综上,在募捐活动中,募捐专业人士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目前我国的募捐专业人士管理体系并不健全,因此慈善法应对慈善募捐顾问等内容做出规定以规范募捐行为。

三、结语

“谁”具有公开慈善募捐资格一直是困扰慈善法学者的一道难题。文章借鉴国外相关慈善立法构建了未来我国慈善法中慈善募捐主体体系,包括公募慈善组织、非公募慈善组织、募捐商业合作伙伴、职业劝募人、慈善募捐顾问并逐一进行研究,希望对我国的慈善募捐立法及慈善事业的专业化发展有所裨益。

注释:

(1)俄罗斯联邦1995年《慈善活动和慈善组织法》第6条、第7条。

(2)《慈善活动和慈善组织法》第15条。

(3)《亚美尼亚共和国财团法》第8条。

(4)《公益事业捐赠法》第10条。

(5)2012年《上海市募捐条例》第4条。

(6)2012年《广州市募捐条例》第2条。

(7)2013年《北京市促进慈善事业若干规定》第2条。

(8)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1991年《慈善募捐法案》第9条、第14条、第15条。

(9)澳大利亚首都特区2004年《慈善募捐法案》第14条、第15条。

(10)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2002年《慈善资金募集企业法》第5条。

(11)《上海市募捐条例》第17条。

(12)《云南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第27条。

(13)《深圳经济特区慈善事业促进条例》第29条。

(14)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政府法典》12599.2,12599.(a),12599.(i),12599.1.参考文献:

[1]赵俊男.中国慈善事业治理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3:47.[2]刘云娜.中国慈善组织募捐困境探析[D].西安:西北大学,2007:28.[3]农夫山泉饮水思泉活动源起[EB/OL].(2006-07-12)[2015-07-15].http://finance.sina.com.cn.[4]金锦萍发布公益与商业合作研究报告[EB/OL].(2011-12-20)[ 2015-07-15].http://gongyi.qq.com/a/20111220/000030.htm.编辑:黄航

第五篇:慈善分会工作总结与慈善捐赠汇报材料

慈善分会工作总结

一年来,xx区慈善总会xx分会在区慈善总会的具体业务指导下,在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的正确领导下,在各界爱心人士的鼎力支持下,在街道各办公室的大力配合下,紧紧围绕中心工作,立足公益,面向社会,服务大众,不断拓宽慈善募捐渠道,广泛宣传慈善文化,及时救助社会困难群众,使我街道慈善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今年“5·15台州慈善公益日”活动开展以来共募集资金2798984.34元。XX年发放救助金948172元,共救助困难群众829人次,XX年1-8月份发放救助金556917.50元,共救助657人次,起到了“上为政府分忧,下为百姓解愁”的作用。一年来,我会开展了“扶贫济困”、“慈善一日捐”、“爱心助学”、“助孤扶残”、“安老助医”、“帮困助疾”等一系列深得民心的慈善活动,使更多的人熟悉了慈善,理解了慈善,从而更加积极地加入到各项慈善活动中来。现将过去一年工作总结如下:

一、深化慈善宣传,增强慈善意识

在“5·15台州慈善公益日”活动到来之际,我们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利用电视、报纸、网络、爱心宣传栏等载体宣传慈善文化,增强全民慈善意识,广泛宣传慈善事业的性质,宗旨和意义,积极引导更多的群众,更多的有识之士,将慈善之心变为慈行善举。大力宣传街道群众乐善好施,助人为乐的好人好事和助难解困的感人事例,宣传

国家对慈善事业的优惠政策,普及慈善理念,弘扬慈善文化,提高慈善意识,让社会充满人文关怀,动员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广泛参与慈善活动中来,激发了社会各界参与慈善事业的热情。自开展“5·15台州慈善公益日”活动以来,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纷纷主动捐款。

二、拓宽募资渠道,做强慈善资金

只有充足的慈善资金才能救助更多的弱势群众。因此,募集善款是我会发展的前提和关键。为了寻求更多的支持,我会向全街道发出书面倡议一万余份,会班子亲自登门拜访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争取他们的大力支持。“慈善公益日”活动,日益深入人心,凝聚了各界爱心人士对社会贫困群体扶弱济困的爱心奉献,也使慈善公益日这个品牌项目在xx街道变得家喻户晓,人们的慈善意识明显增强。在今年5月3日xx街道“5·15台州慈善公益日”活动领导小组向全街道发出活动倡议书后,各村社区、企事业单位,中小学生以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大力支持,纷纷踊跃参加“5·15台州慈善公益日”爱心活动中来。宗教财务代理中心、九鼎集团、台州市凯通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台州银行、浙江泰隆商业银行、双菱集团、太平洋王子国际饭店、玉壶春鱼刺海鲜酒家、浙江嘉爵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中盛时代广场有限公司、恒勃滤清器有限公司等35家企业单位解囊相助捐赠了爱心款864000元;河西、良

一、新路等14个村捐款500000元;爱心人士郏夏正、葛学选、刘建德、尚才初、任金森、张天林等捐款42XX元;xx小学、实验中学、实验小学等7家中小学师生捐款370110.57元;中心幼儿园和海鹰幼儿园开展了爱心义卖活动将所得款项全部作为捐款,街道二十五家幼儿园老师、小朋友们共捐款138078.37元,各企事业单位职工、社区干部、企业支部党员、共青团员等共捐款504795.40元。这次活动区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个人和所在单位捐款超百万,今年“5·15台州慈善公益日”活动共募集爱心款2798984.34元。

三、创新救助形式,加大救助力度

一年来,我们本着“慈善为人,善誉济世”的理念,以开展慈善救助,尽力为特困群众排忧解难作为慈善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积极开展“扶贫、救灾、安老、助孤、支教、助学、扶残、助医”等慈善救助工程,共发放救助款项948172元(其中定向救助96600元),救助人员738人,分别是:低保户105人次52500元,低保边缘户60人次30000元,困难户179人次

90500元,走访困难党员53人次26500元,离退休老干部7人3500元,企业职工困难救助12人11000元,困难病残儿童10人XX0元,助残、临时救助、大病救助93人次296400元(其中新xx人6人次13500元),尽力解决弱势群体的燃眉之急,帮助他们度过难关。(另外区救助91人次,救助资金219000元)

(一)开展“爱心助学”工程。为了进一步发挥慈善助学作用,激励一批家庭贫困、品学兼优的学生珍惜学习良机,勤奋读书,感受社会关爱,xx慈善分会在对各所学校开展细致的调查摸底,认真分析每个贫困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和个人条件的基础上,确定扶助对象,为115名贫困大中小学生助资115500元,使他们原本举步维难求学路上布满了温暖,洒满了阳光。这些受到大家帮助的学生深怀感激表示发奋读书,以优异的成绩回报社会,我们相信,在他们中间必定会有很多人才成为建设祖国的栋梁之材。

(二)开展“助孤助老”工程。为了让那些孤独、病残儿童走出寂寞的阴影,感受人间的亲情和温暖。在“六一节”前夕慈善分会联合街道工会、团委、妇联、民政等有关部门去xx社会福利中心看望福利中心十四位孤残儿童,送给孤残儿童服装鞋帽等生活用品计人民币7262元,并与他们共进午餐,让他们残缺的花季沐浴到爱的温暖。开展助老活动,救助慰问困难老人64人次30760元(其中九九重阳节27人次15800元)。

(三)开展“真情送温暖”活动。一是关爱新xx人特困学子。为了让新xx人特困学生安心学习,慰问新xx人特困学子5人,发放救助金11500元。并赠送给外来民工子弟学校——阳光小学电脑一台计人民币5685.35多元。二是关爱老党员老干部。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老干部、老党员的方针政策,关爱老党员老干部、以满腔热情、深厚感情为老同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春节期间、“七一”前夕,慈善分会专门慰问特困老党员、老干部76人次,发放救助金 39800元。(去年发放救济金30000元,60人次)

(四)开设“慈善爱心超市”。街道慈善爱心超市是一个集接收社会捐赠、开展爱心帮扶为一体的公益性社会救助平台。目前设在妙智街45号二楼,内有日常生活用品牙膏、牙刷、洗衣粉、米、面、油等生活必须品。爱心超市从XX年6月

15日开始运行,截至目前向13个村社区252户困难户,发放大米、食用油等救助物资总价达13608元。今年接收区工商分局向慈善爱心超市捐赠服装、皮带、包、鞋等物资,现已发放256件给困难家庭。

在各企事业单位和各界爱心人士的大力支持帮助以及慈善分会理事们的共同努力下,慈善工作像一盏明灯,更加深入到百姓心中。我们帮助困难的孩子上学,为苦难的群众化解燃眉之急,为孤寡老人、孤残儿童送去温暖和关爱,我们为社会和谐作贡献,这些举措促进了慈善事业在xx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但由于各种客观原因,我们只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无法面面俱到,还有许多弱势群体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渴望有更多的人走近慈善,让更多需要关爱的人得到温暖。今后,我会将克服困难,弥补不足,再接再励,继续探索慈善事业的发展规律,创新慈善事业的活动方式和管理模式,为建设一个平等、和谐、团结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作出新的贡献。

慈善捐赠汇报材料

尊敬的各位慈善机构的领导:尊敬的各位社会各界爱心人士:

我代表xx小学二百多名学生和十几名教职员工对你们的到来表示诚挚的问候和热烈的欢迎,并向你们对社会,尤其是对教育事业所做的慈善义举和奉献爱心表示崇高的敬意!

我先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是刚刚通过暑假校长竞聘产生,八月二日才刚刚上任的新手校长山xx,到任当日下午,我就和我的爱人一起从前院到后院,从楼上到楼下看了一遍,看了以后,我感觉这里就是一个家道中落的大户人家。院子很大,但满目萧然,标语破旧,门窗破损特别严重,教室内光线黑暗,只有两根电棒或两盏节能灯,教室内墙上灰丝蒙绕,屋顶上有三处漏雨的痕迹,通往楼顶的三个通道均无盖子,教师没有伙房,只有一个水管,打开体育器材室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器材,更不用说音乐,美术,教育资源,图书室里大部分也都是些过时的学生也不怎么喜欢看的旧书,办公室老师们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办公用品,几个老师也会经常因为争用电脑,打印机而浪费很多宝贵的工作时间,造成工作被动。但经过我一个多月几乎不怎么休息的工作和努力,使我校的办公室,伙房,水路,语音室,都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但办公经费非常有限,一个月下来就捉襟见肘。想想这里的学生都很争气,这不刚过的教师颁奖会上被评为“优秀生源基地”。这里是全镇考上洛一高生源最多的学校,想想这里的老师都很爱岗敬业,郜丽美老师,张毅老师,郭竹玲老师,宋会灵老师也都获得优秀教师等不同的荣誉。看看这260多双渴望求知的眼神,看看这十几位老师每天都在忘我的工作,我的心里有喜有忧,喜的是全体师生天天向上,日有所获。忧的是师生们还缺很多必备的教学资源,如图书、电脑、体育器材等,更忧的是眼看中秋已过,隆冬将至,我校的门窗问题还未解决,我害怕孩子们像我小时候那样每天端着煤油灯去上早自习,手冻得红肿,翻书时都没有知觉。我感觉这不只是忧,更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痛------

各位爱心人士,假如你们能够解开益囊,伸出援助之手,献出一片爱心,让这些孩子们能够像城市的孩子们一样快乐学习,茁壮成长。我一定会教育好这些孩子,更加努力学习,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做一个懂得感恩的人,让他们常怀感恩之心,常念相助之人,并且把这份爱心不断地传承下去,去帮助更多值得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谢谢各位领导,各位爱心人士!

xx小学xx XX.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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