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广东价格话语权研究论文大全
摘要:价格话语权是一个经济体竞争力的重要体现。近10年来广东工业品出厂价格与全国走势的“先一致后分离”的阶段性特征,意味着广东价格话语权在逐步减弱。这导致广东省际贸易逆差,税收流失,企业利润空间受限,产业工人工资陷入低水平徘徊困境。为了打造价格话语权,提高综合竞争力,广东应该大力发展现代市场组织和期贷业,逐步发挥价格影响力;同时,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广覆盖与均等化,降低企业福利成本,使企业主动把握定价权。本文的研究,虽然以广东为分析对象,但对全国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价格话语权工业品出厂价格广东经济
一.引言
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是一面镜子,各行为主体的表现尽在其中。对一个经济体而言,能否充分利用价格机制与价格运行,实现良性发展,把握价格话语权是一个关键环节。价格话语权是指市场行为主体在市场交易中对价格形成的参与权、表达权、主动权乃至主导权,是在价格形成中的主动性、关键性、决定性、权威性及影响力的体现,是指市场体系中交易价格的最终形成主要由谁决定或以谁为标杆。价格话语权,体现了一个经济体的影响力、辐射力和整个经济过程中对某一类产品的重要作用,是一个经济体及其微观经营主体对自身要素报酬与经营利润的控制力的体现。近年来,我国各地区出现的各类商品指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所在区域的价格影响力,如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余姚“中国塑料价格指数”、绍兴柯桥“中国轻纺城纺织品指数”、深圳“中国电子市场价格指数”、苏州“盛泽丝绸化纤指数”、无锡“不锈钢价格指数”、广塑价格指数、黄埔燃油价格指数。作为经济大省的广东,在重视实体商品生产及进出口贸易的同时,在价格话语权或贸易定价领域的竞争力如何,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广东省价格协会课题组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初步思路。我们需要摸清现状,广东价格话语权处于何种情况;需要厘清思路,价格话语权决定于何处。基于此,才能有的放矢,提高价格话语权。
二、价格话语权减弱;工业品出厂价格波动特征
本文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的变化来考察广东价格话语权的处境。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全部工业产品出厂价格总水平的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包括工业企业售给本企业以外所有单位的各种产品和直接售给居民用于生活消费的产品。该指数变化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广东产品的销售价格变化。
1.从年度增幅看,广东工业品出厂价格与全国走势基本一致,但变化幅度呈现出“先一致后分离”的阶段性特征,广东价格增幅连续数年低于全国。以1996年作为基年,广东工业品出厂价格(上年=100)与全国工业品价格(上年=100)在1997-2001年间,走势和变动幅度基本一致,先降后升再降。从广东工业品出厂价格与全国的差额看,差额绝对值都在1个百分点以内,而且差额以正数为主。这表明广东工业品出厂价格走势对全国有着重要影响,甚至主导全国走势。
2002年起,广东与全国工业品出厂价格逐步波动性上涨,但广东的增幅一直低于全国,广东与全国价格水平逐步拉大。从广东工业品出厂价格与全国的差额看,差额绝对值都在1个百分点以上,而且全部为负数,2004年更是高达4.44个百分点。广东价格走势与全国开始分离,广东价格低走,全国价格高走。这表明,广东价格走势对全国价格走势的影响逐步降低,由主导作用转变为较小作用。
2.从价格指数绝对水平看,广东工业品出厂价格与全国呈现出“先一致后分离”的阶段性特征,广东连续数年低于全国,呈现“剪刀型”走势。
以1996年价格水平为100,广东工业品出厂价格(1996年=100)从1998年起下降,2003年到达谷底后开始回升,2008年达到99,但尚未达到1996年的价格水平。这表明,12年来,广东工业品出厂价格水平呈现出稳定徘徊的特征。这反映出广东想要恢复广货在1996年以前的历史辉煌则困难重重。1998年以后的价格水平下降是需求型下降,2003年以后的价格水平回升是成本型回升。1996年以来,广东产品面临的需求强约束的格局将很难改变。
同时,全国工业品出厂价格(1996年=100)从1997年起下降,2002年到达谷底后开始回升,2004年超过100,2008年达到119.56。与1996年相比,2008年全国工业品价格水平相当于上涨接近20个百分点。从广东工业品出厂价格与全国差额看,1997-2001年间,差额绝对值都在1个百分点以内,该时期广东与全国价格走势比较一致;从2002年起,差额均为负数,差额绝对值都超过1个百分点,2005年差额超过1 0个百分点,2008年差额高达20.56个百分点。广东工业品价格水平与全国差距越来越大。3与国内发达省份比较,广东工业品出厂价格处于较低水平
广东工业品出厂价格与全国的走势分离是在2000年以后发生的。比较2000年以后广东与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等国内发达省份的工业品出厂价格走势,广东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
以2000年工业品出厂价格为100,6省份与全国走势一直都是先降后升,但幅度差异较大。2000—2008年,全国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24.8个百分点。其中,山东上涨高达28.4个百分点,江苏上涨17.8个百分点,浙江上涨14.1个百分点,北京上涨3.8个百分点,上海上涨3.6个百分点,广东仅仅上涨3.2个百分点。直到2007年,广东工业品出厂价格水平才恢复到2000年的水平。
以上分析表明,广东工业品出厂价格与全国走势的“先一致后分离”的阶段性特征,意味着广东价格对全国的影响,先是发挥主导作用,后是逐步减弱。这表明,广东价格话语权在逐步减弱。
三.价格话语权减弱:多重影响
1价格话语权逐步减弱导致省际贸易逆差
2001年以来,广东工业品出厂价格一直低于全国水平,也低于国内主要发达经济省份。基于实体经济中最终需求的省际贸易,因为区域价格差异而发生变化。外省涨价,广东不涨,广东通过省际贸易获得的市场价值减少。
根据商品劳务净流出=净出口十净出省,可以求出广东商品劳务净出省数额。净出省反映的是省际贸易差额。2000年以来,广东商品劳务净出省数额快速下降,2003年起由正变负。广东商品劳务由净流出变为净流入,省际贸易逆差不断扩大。
2.价格话语权逐步减弱导致税收流出
广东税收与税源背离程度可以用广东省地方级税收收入占全国比重减去广东省GDP占全国比重的差额来衡量,其中GDP不含第一产业增加值,计算结果见表5与图4。背离度为正,表示税收净流入;背离度为负,表示税收净流出。
广东地方级税收收入占全国比重下降而GDP占全国比重上升,税收由净移入变为净移出。广东省地方级税收收入占全国比重从2000年的14.69%下降到2006年的12.69%,下降2个百分点;广东GDP占全国比重从2000年的11.58%上升到2006年的13.23%,上升1.65个百分点。广东税收与税源背离度从2000年的3.11个百分点下降到2006年的-0.54个百分点。2000-2004年背离度为正,广东省为税收净移入;2005-2006年背离度为负,广东省为税收净移出。广东省由税收移入转变为税收移出,一个重要原因是广东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低于全国,低于外省。我国现行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价格上涨拉动增值税计税价格增加,按照现价计算的税收收入必然会随着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的上涨相应增长,价格因素对税收增减的作用较大。另一个原因是省际贸易。商品与劳务转移与税收转移之间逆向流动,如果一个省销往外省的商品劳务越多,转移进来的税收就越多;如果从外省购进的商品劳务越多,转移出去的税收就
越多。广东由于区域价格差异产生的省际贸易逆差的结果是税收净流出。3.价格话语权逐步减弱导致企业利润空间受限,产业工人亦受损
企业产品价格的变化可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表示。2002年以来,广东工业品出厂价格水平缓慢上升,2002年为100,2007年仅为105.3,5年仅增长5.3%。这表明产品竞争激烈,广东企业是产品价格的被动接受者。
用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表示企业投入品价格变化。广东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2002年为100,2007年为129.46,5年增长高达29.5%。该指数变化与国际能源价格、国内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态势是一致的。广东企业是投入品价格的被动接受者。企业外源融资的成本即利率,用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表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2002年2月21日为5.31%,2007年12月21日为7.47%,5年增长高达41%。这种变化是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规定的.没有区域差别。这表明企业要支付的银行利息负担快速上涨,而且也是广东企业所不能直接控制的。企业是资金价格的被动接受者。
广东物价水平出现严重的非对称上涨,主要是外生的,造成“资本收入挤压利润,侵蚀工资”的困境。产出价格上涨空间受限,增长缓慢;资本价格的快速上涨,企业资本成本快速增加;广东企业只能被动接受产出价格和资本价格。在此背景下,企业利润空间急剧压缩。企业只能依靠生产效率提高产量扩大销售收入,或者压缩工资成本。在工资收入不能快速上升的情况下,工人面临的工作成本(生活成本与机会成本)却在迅速增加。2002-2007年,广东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11.3%,意味着工资收入处于徘徊状态的工人面临着生活成本的稳步增加。随着长江三角洲、渤海湾地区经济增长的迅速加快,务工收入不断增加,尤其是对熟练工人的需求加大、工资上升。这样,广东农民工与在其他地区工作的相对收入发生变化,导致农民工流向其他地区,形成了广东农民工“汹涌而来,澎湃而去”的局面。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流动的背后是广东近乎免费为其他地区培训熟练工人。
四、价格话语权:市场条件与广东差距
价格理论是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其发展经历了劳动价值论、生产成本论、效用论与均衡价格理论。这些价格都只是涉及人对物的估价,而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交易对象和产权未予考虑。从交易成本与产权经济学看,交易双方的价格,不仅是对物的一种评价,而且是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评价。
由此看,价格话语权,是市场主体利益博奔的结果。价格话语权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市场条件:强大的市场组织与市场主体;交易规模大,市场力量强;具备较高的市场集中度;交易方式先进,电子化程度高;交易商品品质可标准化,具备大宗交易特征。广东差距的关键在于市场组织。
价格话语权的核心是定价权。市场形成价格,基本因素是生产经营成本,决定因素是供求关系。较为流行的成本加成定价法,就是基于这两方面。虽然价格主要取决于供求关系。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商品交易的时空限制,商品最终的供给方与需求方不一定拥有定价权,掌握营销网络和渠道是定价机制的核心内容。这表明,加成多少是由市场组织说了算。法国年鉴学派布罗代尔认为市场经济具有分层结构,存在上层组织和下层组织。市场上层组织促使西欧完成了向现代资本主义的重大转变,中国封建社会没能转变为资本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市场上层组织不发达。“在初级市场这个阶梯上,最完善的经济组织当称中国……高级市场形式却又太少……交换总是只有底层,没有顶层……这一状况对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发达具有重大影响。”市场上层组织是价格的制定者,下层组织是价格的被动接受者。
外向型主导的广东经济体,大部分出口商品的国际营销网络并不掌握在自己厂商手中,而被动“接单生产”的厂商,不仅不可能拥有定价权,反而成为利益被盘剥者,大部分利润被作为中间环节的海外营销商所赚取。在需求约束条件下,广货在国内的境遇亦大致如此。缺少具备市场力量的现代市场组织,是广东价格话语权逐步缺失的重要原因。
五、价格话语权;定价中心与广东差距
期货价格因能比较准确、全面地反映社会真实的供求状况及其变化趋势,而逐步成为社会普遍接受的统一指导性价格,对现货价格提供了重要参照。
期货作为价格发现的工具,是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谋求竞争优势的重要平台。以期货交易中心为载体的大宗商品和资产定价中心奠定了国际市场格局。一方面,发达国家一些重要的期货交易中心已经成为国际定价中心,其期货价格深刻影响国际现货贸易。期货价格普遍成为市场基准价格,一些影响力较大的期货交易所行情是国内外现货市场的指标。美国芝加哥商业交易所集团是目前世界最大的期货交易所,它的农产品期货价格成为全球农产品国际贸易指导价格,纽约商业交易所的原油期货在国际市场影响深远,加拿大的温尼伯商品交易所的油脂类期货交易、英国伦敦金属交易所的金属交易等都是国际贸易参照价。另一方面,这些期货市场制定的交易标准成为商品国际生产、交易标准。正是这样,发达国家在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的同时,着力通过期货市场的发展取得大宗商品的国际定价权,从而提高本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呈几何级数增长的金融交易可以操纵供求关系,会使供求关系脱离实体经济的真实所需。基于发现价格和套期保值期货市场,是资本和流动性主导的市场。为获取更大的投机利润和增强定价权,在发达经济体中,商品期货市场到现今已退到次要位置,他们通过对货币政策、金融资产及其衍生品的交易,来操纵全球定价机制和价格水平。
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看,定价中心形成的前提条件是:期货市场所在地都是区域性或国际性的贸易和金融中心城市;期货市场功能发挥良好,具有较强的流动性,管理体系成熟完善;期货市场的国际化程度高。
我国期货市场从最初在现货市场中引入交易机制的初级市场,发展到现在包括交易、交割、结算、会员服务、监察、仓库管理、质量检验等多个子系统,与经济发达国家期货市场接轨的,全球发展速度最快、最具生机与活力的市场之一。上海商品交易所的铜、大连期货交易所的大豆、郑州商品交易所的小麦的价格都是国内外的行业指导价格,在指导和服务相关产业发展中,逐步发挥了积极作用。
广东是国内期货市场的发祥地之一,期货市场份额曾占据全国的半壁江山,但在我国期货市场初期的盲目发展阶段,境外期货代理中出现的问题曾经使广东期货市场元气大伤,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广东期货业经过了一段漫长的萧条期。随着国内期货市场恢复性的发展,广东期货逐步进入稳步发展阶段。2008年广东辖区期货代理交易量1 1278万手,成交额5.92万亿元,分别占全国市场份额的8.30%和8.23%。1992年9月在广州成立了全国第一家期货经纪公司广东万通期货经纪公司,1993年设立了华南商品期货交易所。华南商品期货交易所后与广州商品期货交易所合并为广东联合期货交易所,但因经验不足经营不规范,在1996年开始的全国期货业清理整顿中被关闭整顿。直到今天,广东没有期货交易所。广东期货交易所的建立与恢复仍待时日,定价中心建设尚未起步,这严重影响了广东价格话语权。
六,价格话语权,支持系统
广东工业品出厂价格的徘徊,挤压利润,导致工资困境,生产企业和工人受损。这缘于广东是产出价格、资本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工人面临“低工资,高生活成本”的困境。出路主要有两点:提高工业品出厂价格;增强市场定价的影响力。就是要形成在国际市场和
国内市场具有影响力的“定价权”。前文已述。与此相对应,政府应从外部建立相应支持系统,保证生产可持续性。
留住与稳住工人的政策在于使农民工享受“国民待遇”:享受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根据国内外的发展经验,广东的农民工可能经历几个阶段:低工资,无福利;低工资,少福利;低工资,高福利;高工资,高福利。现在处于“低工资,少福利”阶段,要向“低工资,高福利”迈进,主要体现在农民工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公共服务责在政府。这是政府的着力点,而且不能转嫁给企业增加企业负担,也不能过度干预企业工资。企业员工享受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有利于企业成本控制,降低企业社会福利负担,有利于稳住人力资本,实现可持续经营。
留住工人的长期政策是市民化,一个重要的途径是鼓励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农民工在打工所在地创业。此时,政府提供的机会均等很重要。
解决工资困境,留住企业的政策之一是减税让利,税费分流归位。这可使企业短期渡过难关,为工资上涨提供一定的空间。
七,结论与建议
价格话语权是一个经济体竞争力的重要体现。近10年来广东工业品出厂价格与全国走势的“先一致后分离”的阶段性特征,意味着广东价格话语权在逐步减弱。这导致广东省际贸易逆差,税收流失,企业利润空间受限,产业工人工资陷入低水平徘徊困境。广东经济要保持可持续发展,必须拥有定价权和价格话语权。
为了打造价格话语权,提高综合竞争力,广东应该大力发展现代市场组织和期货业,逐步发挥价格影响力。
1、在现货市场方面,大力发展现代市场组织:
——选择若干个品质可标准化、可大宗交易的商品作为价格指数的试点。
——重产品输出,更重市场组织输出。尽快建立起国内和海外的商业营销网络体系。
——建立和发展大型的商品专业市场、商品集散中心,打造若干个在全国、亚洲乃至全球都有影响力的专业市场或商品集散中心。
——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加强行业内企业之间的协作,形成合力,统一对外。
——重视产业集群形成的合谋市场力量。广东省已经形成的产业集群有135个,其中具有一定规模和一定知名度的产业集群有75个。2008年广东省产业集群省级示范区有47个。集群内外怎样形成合力机制亟待重视,包括市场拓展机制、价格稳定机制、成本节约机制。
2.充分利用金融主导型供求力量,大力发展期货业:
——积极争取在广州恢复设立期货交易所。广州大宗商品现货市场发达,是全国重要的原材料消费地和集散地,多种大宗商品的交易价格已成为影响全国的“广州价格”,初步形成了全球采购、广州聚散、广州结算的格局,具备进一步发展期货交易的现货基础。
——支持期货公司做大做强,在珠三角形成若干有影响力的期货公司。鼓励引进战略投资者,扩大资本规模,并给予政策支持,吸引更多期货机构来广东发展。推进期货公司法人治理和内部控制等制度,提高期货公司的规范化运作水平。
——大力开展期货投资者教育工作,引导投资者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和风险意识。鼓励企业利用期货市场套期保值,稳定生产成本。
3厘清认识误区
价格话语权的核心在于定价权。争取定价权的目的在于形成合理的市场价格,而不是操纵价格。
发展期货市场,力争形成定价中心,定价中心不是要利用期货市场操纵价格,而是在于能够有效地发现市场价格,能够真实反映市场供求,促进现货市场平稳运行,为企业提供回避风险的场所。
本文的研究,虽然以广东为分析对象,但对全国具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崔胜朝,张士斌,交易中的价格理论.价格理论与实践.2009(5).
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广东省价格协会,打造“广东价格”话语权,提升广东竞争力(课题报告),2009.蒋朝胜,外资并购我国企业力图控制产业价格话语权,粤港澳市场与价格,2009(1).课题组.关于价格传导机制的若干问题研究,价格理论与实践,2005(2).李艺汪寿阳大宗商品国际定价权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林民盾藻勇志,“中国价格”探索,中国工业经济,2005(9).袁东,有了定价权,才有话语权、主动权,上海证券报,2009-08-21.
第二篇:广东价格话语权
参照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余姚“中国塑料价格指数”、绍兴柯桥“中国轻纺城纺织品指数”、深圳“中国电子市场价格指数”等打造价格品牌的做法,经省政府同意,由物价部门牵头建立广东价格信息发布平台,选择已经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力、能够代表广东的专业市场和知名品牌,通过编制和发布相关商品价格指数、价格数据、价格行情和市场动态等,提升广东价格在国内乃至国际市场的影响力和竞争力。该信息发布平台目前正在设计试行阶段。网站将整合优化我省各行业企业发布的价格与市场信息,成为广东价格“风向标”、产业升级“助推器”、生产消费“晴雨表”,为行业主管部门和政府及时准确了解和掌握广东市场贸易动态,预测经济的运行状况,制定相关行业政策和发展规划提供依据;为企业生产经营投资提供引导;为消费者提供最权威、最全面的价格信息。
网站主要有五大栏目,一是数据中心,包括各类商品的价格指数、价格数据、价格行情和市场动态等。二是分析中心,主要对省内、国内和国际市场、交易和供求等行情动态进行深度分析预测。三是资讯中心,主要提供经贸、金融类政策法规和热点新闻。四是商业中心,提供各大专业市场、品牌企业的供应和求购信息以及商业资讯。五是辅助栏目,包括数据搜索、会员管理等。
相关链接
一、什么是“广东价格”话语权
“广东价格”是指我省范围内的专业市场和知名品牌,在竞争中形成的,反映一定时期内某类商品的市场供求状况及变动趋势,对国内市场乃至国际市场同类商品价格产生一定或重大影响的市场成交价格。价格话语权,一般指市场行为主体在市场交易中对价格形成的参与权、表达权、主动权乃至主导权,是在价格形成中的主动性、关键性、决定性、权威性及影响力的体现。
二、提升广东价格话语权的提出
近年来,国内相继出现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余姚“中国塑料价格指数”、绍兴柯桥“中国轻纺城纺织品指数”、深圳“中国电子市场价格指数”、苏州“盛泽丝绸化纤指数”和无锡“不锈钢价格指数”等打造价格品牌的做法。这些专业指数的发布运行,为企业经营决策提供了有效的信息引导,避免了无序竞争、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也推动了行业的转型升级,提升了企业竞争力。
经过30年改革开放,我省各类专业市场发展较快,全省目前已经拥有各类型市场6000多个,领域涉及钢材、塑料、皮革皮具、布料、装饰材料等原材料和陶瓷、家具、服装、鞋类、眼镜、计算机等成品,其中辐射全省、全国乃至国际市场的大型专业性批发市场超过890家,年交易额2662亿元。其中年成交上亿元的批发市场有316家,成交额达 2304 亿元,分别占全国的 9.4%和 10.2%,成交额在10亿元以上的批发市场也达到 48 家。目前已在全省范围内形成一大批具有产地优势的专业市场群落和专业镇。
广东专业市场的发展规模及其在国际国内市场中所享有的较强影响力和美好声誉,为提升广东价格话语权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广东的许多大型专业市场和知名品牌在无形之中己经形成的“广东价格”,诸如塑料、陶瓷、服装、木材、家具等行业,其价格在国内外市场中都有重大影响。
2008年,省物价局根据我省专业市场和知名品牌的优势,就提升广东价格话语权问题进行了理论和实践探讨。2009年3月,我局和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共同撰写了《关于全面打造广东价格话语权的建议》,得到省委、省政府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汪洋、黄华华、肖志恒、佟星等多位省领导都对此作了重要批示。随即,省物价局着手开展相关调研和前期工作,并制定了提升广东价格话语权工作方案和工作实施计划。2009年4月,省物价局调研组深入广东塑料交易所、广东鱼珠木材交易市场、佛山顺德乐从钢铁交易市场、广州佳豪国际皮具皮革城等大型专业交易市场调研,了解市场情况。6月,调研组又赴浙江省余姚市和义乌市进行实地调研,考察了余姚“中塑指数”和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及其价格指数编制等各方面的相关情况,获得了许多成功经验。日前,省物价局《关于整合价格信息资源推动提升广东价格话语权的意见》,业经省人民政府同意。根据工作计划,各地、各有关部门正在有条不紊的开展各项前期准备工作。
三、提升广东价格话语权的意义
广东是“世界工厂”,又是一个资源匮乏的省区,煤、油、气、工业原材料和粮食等大多依赖外省调入或国外进口;广东还拥有众多的生产加工产业聚集区和专业交易市场。因此各种资源、原材料和产品交易规
模十分庞大。但由于交易优势没有整合,应有的交易地位末能确立起来,目前还仅是一个各种交易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在产品研发、设计、原材料采购、生产加工、物流、营销策划、产品销售的产业链中,我们获得的利益主要来自于生产加工环节,大部分高增值环节的价格话语权为省外和国外所掌握,因而,不仅利益难以保障,还隐伏许多交易的风险。要改变这种地位,把自身的加工制造业优势、产业聚集优势、市场交易规模优势、供求规模和经济规模优势转化为价格话语权优势,提高竞争力,就必须掌握价格话语权。提升广东价格话语权的目的和任务,就是创新价格服务形式,引导生产和商贸活动、资金流向、资源配置,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广东竞争力。
1、为广东发展塑造产业集群。当前,我省工农业生产区域性分工越来越明显,提升价格话语权就是要通过为各产业集群和专业市场提供重要原材料采购价格指数、生产价格指数、主要销区价格指数和生产成本利润率水平指数服务和相关产、销、原材料等价格信息服务,发挥价格指数和相关价格信息“风向标”的作用,促使企业根据市场情况调整生产规模、经营策略和投资方向,促进产业集群转型升级。
2、为广东品牌战略打造知名品牌。品牌战略是推动广东商品走向世界的重要手段。目前我省多数产品的营销都靠企业自身“单打独斗”。提升价格话语权可以运用价格信号,为塑造品牌形象提供支撑,即通过价格授信的方式,对特定商品或生产、经营户授予价格信用标识,以价格信用标识为依托,将其质量指标、服务承诺、企业信用打包宣传,提高品牌含金量和市场信用度,从而提高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和产品的市场知名度,提高价格话语权。
3、为交易市场提升价格话语权。我省专业交易市场众多,大多集群化经营,但经营模式和经营理念落后,业态整合程度低。提升价格话语权,就是要引导经营者对市场进行整合,转换经营模式,推动店商联合、商商联合、产销联合,以现代业态和规模实力,形成并发布市场商品价格指数、进货价格指数,辅以价格走势分析和国内外价格比较分析等一系列工作,提升专业市场价格话语权,节约采购成本,提高商品价格竞争力,树立广东价格的影响力。
四、提升广东价格话语权的内容和形式
提升广东价格话语权就是要建立重点专业市场和知名品牌的价格信息发布平台,推动编制和发布相关价格指数,提升我省专业市场和知名品牌在价格形成中的主动性和权威性,形成能及时准确反映一定时期内某类商品的市场供求状况及变动趋势,并对国内市场及国际同类商品价格变动产生影响和广东价格,逐步扩大广东价格的国内外影响力。
提升广东价格话语权,以“整合提升、权威发布,加强引导、服务市场,政府引导、联合共建”为原则,坚持在政府引导下,企业参与,相关主管部门、行业协会配合,并充分调动地方、行业协会和企业的积极性,努力建设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广东价格发布平台。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建立信息发布平台
以广东价格信息网为基础,整合资源,建立广东价格信息发布平台,联合国家、省和相关市政府网站,以及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东电视台、南方网和知名商业网络等媒体共同参与,实现广东价格信息及时、权威发布。
(二)确定信息发布种类
构成广东价格信息和价格指数的,必须是在国内或国际市场上有较强价格竞争力和一定影响力的广东专业市场和知名品牌。发布的信息主要包括:各类商品价格指数、价格数据、价格行情、市场动态。
近期选择条件较为成熟的专业市场和知名品牌作为广东价格指数等信息试点发布企业,同时,抓紧开展其他纳入广东价格发布平台的专业市场和知名品牌的选定工作,并指导有关专业市场或企业做好价格信息采集和编制,争取尽快试行发布运作。
(三)信息的采集、汇总、编制和传输
按照代表性、时效性及真实准确的要求,制订统一的价格信息采集、汇总和指数编制的技术规范,并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可信度和有效性分析。被选定为信息采集点的企业,应在指定时间内向广东价格信息发布平台报送指定信息。
(四)进行市场分析
组织有关专家、学者、研究人员和业内人士根据价格变化走势、交易数量、市场动态、生产流通和行业景气度等情况进行综合研究,分析价格指数和市场价格交易信息及未来市场供需变化,对市场价格走势进行科学预测,提出分析结论和建议,必要时提供市场价格预警信息。
第三篇:论文猪肉价格
猪肉价格
重庆工商大学融智学院
专业名称:国际经济与贸易年级:2010级班别:1班学生姓名:
付平
中文摘要:
近日,猪肉涨价引起许多老百姓的不满,这关系到老百姓的生活。物价问题变的越来越敏感,物价上涨对老百姓的影响日益增大.看着这一路高升的CPI,我们不惊会问:这点钱还能买什么?虽然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都是一种货币行为,但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是什么原因导致物价上涨更加重要.当前.从物价上涨的情况来看,表面上是流动性过剩, 实质上是发展的不均衡,资金分布不均,产投不均。我们每天必不可少的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上涨可谓一路高歌猛进,当着领头羊,拉着CPI一路向前。尤其是猪肉,我想它给大家的印象是最深的。从2008年或更以前,猪肉价格一直领头上涨,到今年8月份略有跌落,但猪肉CPI依旧在6%以上,或许这是一个好兆头——引领物价下降。有部分超市猪肉每斤最多降了3元,问:猪肉价格拐点到了吗?“人以食为天,猪粮安天下”,这两句谚语是在说,人总要吃饭,吃饭离不开粮食和肉,肉尤以猪肉为主。这是猪肉价格上涨的一方面原因,同时也是猪肉价格下降 的一方面原因。
关键词:价格 供给 需求 上涨 下降
据《央广新闻》报道,新华社全国农副产品和农资价格行情系统监测显示,国庆节过后,国内猪肉价格整体呈现下降趋势,目前超过八成第1页
省市猪肉价格出现下降。到目前为止,肉类产品中,猪肉价格连续6周下跌,持续回落,供应能力呈现恢复趋势。同时,生猪收购价格也已经由最高时的20元/千克下降到18元/千克左右;随之,养猪户的盈利水平开始下降。据调查,重庆、辽宁、山东等地的生猪收购价格都有所回落,有的养猪户开始提前出栏生猪。这也是最近猪肉价格下降的原因之一。
尽管近期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上涨的重要推手猪肉价格出现了下降,通胀也有所缓解,但农业部副部长高弘宾近日在全国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会场上表示,生猪和猪肉的生产和市场仍不存在不确定因素。具体降价原因众多,很直观、不容否定。新华社经济分析师郭兴华认为,第一,受猪疫影响,国庆节前许多生猪提前出栏,春节期间的供应同比增加了20%以上,带来了价格的下降;第二,现在市场供给虽然下降了,但需求的下降比供给更快,所以节后即使不是生猪出栏和上市的高峰,猪肉价格依然还会持续下降;第三,猪肉价格变动,猪肉的带储企业和国家储备库开始进行轮库向市场投放冻肉,增加供给,充足了市场,猪肉价格回落;第四,猪肉价格市场的反作用:受猪肉价格下滑的原因,及大量猪肉冲向冲击市场,屠宰企业收购意愿减弱,企业屠宰收购量下降,进一步的打压了生猪的价格;第五,终端消费依旧低迷,受前期冬季备货(腊肉、冻肉)拉动生猪价格上涨,而近期集体消费减少,进一步打压了价格的上涨;第六,由于前久各地猪肉价格的上涨,全过各地政府采取不同措施扶持生猪养殖,最近猪肉降价,而夏季补栏的生猪开始集中上市,在加上猪疫,导致一些
地区大量抛售生猪,从而增加了市场猪肉的供给。总的来说,用经济知识就是,(各方面的原因导致)市场供过于求,价格则会走低。
“国庆之后很快便是元旦和春节,按照往年惯例,由于节日效应,猪肉需求量大幅上升,猪肉将迎来新一轮大幅涨价。”沈静认为,虽然目前猪肉降了一些,但进一步降价的空间不大。持同样观点的还有李海林,他认为目前猪肉降价主要是生猪集中出栏造成的,由于养猪的成本在不断上涨,肉价大幅下降的可能性不大。再则加上猪食饲料的价格上涨,这样增加了养猪成本,所以猪肉价格下降的空间不大.而重庆市农委畜牧处处长吕祖德则表示,还需要进一步观察研究,才能对猪肉价格的未来走势作出判断。
面对这样的价格下降,我认为相关部门不得不采取措施.从纵向上说,从猪肉链上给予保证,保证小猪仔的供给与成活率,保证市场上猪肉的供给;从横向上说,由于猪肉价格的下降空间不大,成本是一大部分原因,所以在调控猪肉的同时,应该保证相关猪料的价格平衡,控制养殖成本,同时要给予相关肉类产品的供给、保证其价格的平稳,比如鸡蛋、水产品、牛羊肉等;从供求关系上说,适时调节市场,保证猪肉供给,千方百计供需平衡,保证猪肉的市场价格长期稳定,免遭猪肉价格一高一低的恶性价格循环,从而影响居民生活;从货币上讲,适时平衡发行货币、调节市场货币供应量,保证货币背后的价值,从而从一方面稳定物价,稳定猪肉价格;从政府部门角度上讲,政府部门应不时的监控市场,猪肉、食用油、蔬菜、大米等的价格,做到从多角度、多方位的对市场调控,保证市场供需平衡,降低当前我国的通货膨胀压力,保证居民生活水平;从产投角度看,政府在发展中要注意产与投,资金的均衡分布,平衡经济结构发展(方式);打击部分恶意扰乱市场秩序的投机商贩。
对于猪肉价格的高位和近期的降价,我个人觉得有“猪周期”的可能。一个“猪周期”二三年左右,也就是说现在的降价是过去高位的结果,而现在的降价也可能会在将来再次产生攀升。下面有组数据:如2003 年、2004年,猪价高,导致生猪生产发展很快,结果到了2005年、2006年,猪价又大跌,养猪户不得不大量减少母猪,结果又导致2007年2008年猪价大涨,随后,又开始一轮猪价下跌,近而又导致去年以来的猪价上涨。所以,要解决猪价上涨、下跌的波折,需要从根上解决,采取发展规模化生产化解“猪周期”,尽量让猪加平稳,让国民生活稳定。
参考文献
网络数据
第四篇:政府管制与房地产价格研究论文2
政府管制与房地产价格研究论文
自1990年我国土地使用制度市场化以来,我国房地产价格持续攀升。特别是近几年,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以及北京地区的房地产价格上涨幅度为甚。房地产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已经引起了各方关注,国家还针对可能出现的房地产泡沫,从2005年年初开始,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措施,来稳定房地产价格,但效果并不理想。如何看待中国房地产价格变动以及怎样合理控制房地产价格的过度波动,从而使宏观经济保持稳定是一个值得研讨的课题。
一、房地产市场分析
1、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区域性市场
在讨论房地产市场之前,了解房地产市场的特性是非常重要的。市场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众所周知,市场或者产业的概念是很难准确定义的。罗宾逊(1933)提出从某一给定的商品开始考察该商品的替代品,在考察这些替代品德替代品,直到商品出现明显差异来确定该商品的市场界限。豪泰林(1929)、张伯伦(1951)、兰卡斯特(1966)描述了一个产业中的产品差异性的问题,他们认为一种商品可以用质量、区位、时间、适用性等特性来定义。商品可以定义为不同特性的组合,而消费者对不同的特性具有不同的偏好。从房地产市场的特性来看,房地产市场不是一个统一的大市场,而是一个区域性的市场。从替代性来看,不同地区的房地产不具有替代性,即使是同一地区的房地产,如果区位地段不同,其替代性也很差。从房地产的质量、区位等特性来看,不同的房地产的差异也非常大。所以,从地理区域上看,房地产市场的地理区域应该是一个较小的概念。不应该有中国房地产市场或某某省房地产市场的概念。也就不应该有全国统一的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措施。
2、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垄断市场
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定理说的是:完全竞争的均衡一定是帕累托最优;任何帕累托最优的配置都能通过选择一组正确的价格而由市场来实现。完全竞争均衡的一个重要性质就是每一商品都按其边际成本来销售。完全竞争市场是有效率的。但大多数市场都不符合完全竞争市场的条件,尤其是房地产市场。一方面是因为每一个楼盘都具有不可复制性,另一方面是因为房地产的信息的严重的不对称。消费者很难获得所需要的信息。因此,房地产开发商都具有很大的市场势力,可以将房地产价格提高到远远高于其边际成本之上。显然,对垄断市场采取从宏观上的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措施效果不会太理想,而且有很大的副作用。调控措施太强烈,会使不大时,对房地产的价格又不会产生大的影响。
二、房地产价格分析
1、从房地产价格的构成来看
从房地产价格的构成来看,房地产价格的核心是土地价格。在西方经济学中,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其使用价格(地租)决定于其边际产出,该理论基本上排除了地价大幅波动的可能性,因为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其价格由其边际产出决定,在一般情况下土地边际产出较稳定,所以地价不会暴涨暴落,从而房地产价格也应基本稳定。
但在现实世界中这一结果并不完全正确,国外大部分发达国家都经历过房地产价格的大幅度波动的情况。现阶段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加快,对非农用地的需求旺盛,但土地的供给在一些地区相对不足,使得国家土地公开拍卖的价格持续上涨,结果是土地价格越来越高。同时也应看到,一些地方政府想从土地市场得到更多的收益,从而将土地价格人为抬升的现象也是存在的。
一些房地产开发商为获得土地的增值收益,也采取各种手段囤积土地,进一步造成了地价的上涨。房地产商以此为借口, 导致房地产价格持续上升。房地产价格随着土地价格的上涨而上涨,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土地约束是成为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必然因素吗?
诚然,从土地的自然属性看,一般来说,土地是不可再生、不能增长、不可移动的资源。但人类开发土地的长期历史证明,土地使用效率是在不断提高的,房地产开发的效率也在不断提高。随着土地使用效率提高,土地供给可以认为是无限的。反过来,当人口增长达到某一水平后,人口总量会大致维持在一个相对不变的水平,从这一角度考虑,土地供给与人口增长之间是可以维持一个合理的比例关系的,所以不可能长期存在土地供应不足的问题。如北京市土地管理部门多次公开宣称,北京市的土地有足够的供应量,这也说明土地供给没有出现短缺,但北京的房价却快速上升。所以,土地约束或土地价格的上升并不成为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必然因素,房地产价格上涨还有其他因素。有人宣称,中国的土地供应将出现长期短缺并由此导致房地产价格的长期攀升更是完全没有道理。
2、房地产价格不是竞争性的市场价格,而是一种垄断价格
房地产市场具有很强的区域特性,这种区域特性使得房地产市场具有很强的垄断性,也就是说房地产价格是一种垄断价格。举个例子,小城市的房价大大低于北京市的房价,北京五环地区的房价低于三环地区的房价,但外地的房子不可能移到北京来,北京五环的房子也不可能搬到三环来。不同地区的房地产甚至同一地区不同地段的房地产的可竞争性都很小,使得每一个房地产开发商都具有较大的垄断势力。房地产开发商的垄断势力主要来自于这种地域的不同。这样,市场中虽然有很多房地产开发公司,即使有一些开发公司规模较小,因为房地产的这种特性,也会使他们具有很大的垄断势力,从而使房地产开发商可以自己定价,而不是由市场来定价。同时垄断价格是边际成本的非递减函数,所以,房地产价格的上升,并不一定就是供求关系的变化导致的,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房地产开发商对价格的控制。
刘军琦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房地产业正迅速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产业群体,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先导性和支柱性产业,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平稳的发展,不但有利于保持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和较快增长,也有利于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住房需求和生活条件的改善,更有利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房地产业在发展中也同时存在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对此国家曾出台了一系列的调控政策,但这些政策的有效性、必要性和可行性方面,以及对房地产市场利弊方面,学术界没有形成一致意见。本文对我国房地产市场政府管制政策进行系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
一、房地产市场政府管制政策分析
1.1993~1996年阶段
首次出现房地产热--房地产开发公司急剧增加,房地产开发投资高速增长,以炒地皮、炒钢材、炒项目为主的房地产市场异常活跃,尤其是海南、广西北海等地,房地产开发过热,形成了较严重的房地产泡沫,经济运行出现严重过热态势和通货膨胀。
政策:1993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意见》,提出整顿金融秩序、加强宏观调控的16条政策措施(通称“国16条”);1994年系列出台《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住宅担保贷款管理试行办法》。
效果:随着各项措施的落实,全国房地产开发的增长速度明显放缓,通货膨胀得到遏制。经济由热转冷,房地产市场也沉寂下来,商品房和商品住宅的价格迅速回落。经过3年努力,中国经济终于在1996年成功实现“软着陆”。
政府角色:房地产市场的价格管制
南京房地产市场颇受争议。其一是,日前,南京市某区房产局局长因一番不太能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言论而遭到了网络人肉搜索;其二是南京房产局对万科价格欺诈、恒大低于成本销售等的查处。姑且不论南京如何,但其一番做法却引出了房地产市场的价格管制问题。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B类课题“中国房地产与宏观经济关系”的研究结论,我国35个大中城市房地产业市场化水平为64.69%,这表明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初步实现市场化,但离理想的市场化差距还很大。其中政府管制、价格管制差异化大、表现差。也就是说,在政府和价格管制方面,各地政府对房地产的管制手段和方法各行其是,且没有尽到管制责任,角色缺位,随意性比较大。房地产市场价格管制是针对开发企业的定价行为及市场失灵的问题而提出的解决方法。其实施需要地方政府具备一定的条件,即垄断性、外部性、信息不对称、消费的公平性等。这些必要性的条件的满足与否,是判断是否进行价格管制的重要指标。
中国房地产市场,总体来看,集中程度相当低,但从区域来看,垄断程度又比较高。全国除一线和部分二线城市外,其余城市和县城基本属于垄断型区域市场,开发商可以联合政府将房价定在均衡价格之上,建设的住宅数量低于自由竞争市场时的数量,阻碍市场机制的正常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其实是个“藩镇割据”的大一统,势力很多,在地方政府的庇护下,还可以相安无事。区域的垄断性不利于资源配置和提高产业效率。
房地产市场的外部性,一般包括生态外部性和社会外部性。价格机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转化外部性。比如设计合理、景观赏心悦目、物业管理安全完善等的项目,可以获得相对较高的市场价格;反之,则价格就不会产生太多的附加值,而致价格一般。这就使得开发商注重适当创造外部经济效益,创造更多的附加值。而我国的现实情况是,除一线、二线开发商外,其余大多数开发商对创造外部经济效益几乎没有敏感性,造成私人成本、社会成本与收益不对等或者资源配置失衡,影响产业的发展。
相对来说,在我国房地产市场,由于产业过于庞大,链条较长,消费者很难知道开发商进行项目开发的各项细节,成本、用料、质量等都处于“无知”状态。虽然,楼盘现场有价格公示,但那是开发商自己定的价,而为什么是这个价格消费者无从得知。因此,我国的房地产市场是属于信息很不对称的单方市场,当然这与开发商的垄断性质也不无关系。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公开,造成买者和卖者地位的不对等,影响房地产市场的规范发展。
信息的不对称,本身就是一种消费的不公平。然而,我国消费者在房地产市场的消费所遭遇的不公平,更不止于此。当期消费和即期消费的价格差距很大,这也就是现在的市场情况,前期项目价格很高,现在普遍大幅降价,显然是对前期消费者的不公平,有价格欺诈的嫌疑。再比如现场议价的销售方式,消费者不知成本,而开发商的价格底线消费者又不知道,所以每个成交客户的价格“远近高低各不同”。消费产品巨大的价格差异,是有违市场规律的。某些不公平是市场机制问题,是制度问题;而有些不公平,是开发商品德问题,这影响整个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状况,比较符合价格管制的条件。所以,即使是在价格低迷时期,价格管制也是不可或缺的。地方政府不能因为地产低迷,而放任或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着开发商违规、欺诈销售,放松政府本身的角色责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南京地方政府做得有道理。
虽然,政府的价格管制违背了市场自由化的原则,但在不成熟和不充分的市场状态下,就没有充分的市场化。市场化解决不了所有问题,有些问题只能靠政府调控进行解决。不能打着市场化的大旗,而损害消费者或者干涉地方政府的有所作为。政府不仅促进产业发展,还要明确自身在产业中的地位和角色,适度进行管制。所以,进行价格管制,是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规范发展的一种手段,也是政府促进市场化的良好愿望。
政府,究竟该不该对商品房进行有效的“价格管制”
应该说,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在作为普通民众最大民生的住房市场上,我国政府应该在市场的调控和价格的管制上应该更有所作为。
首先,拥有基本的居住权利和良好的住房条件,不仅是人基本的生存需要和各国公认的基本人权,而且更是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中央高层对民生问题从政治的高度给予了相当的重视。
我们知道,衣食住行都是人们的基本的民生需要。最近由于各种原因,粮食价格上涨了不少。前几天,温家宝总理还专门到北京的市场进行调研,了解粮价上涨对市民的影响。日理万机的国务院总理,为什么对粮价的上涨如此重视,关键就在于它不同于其他普通的商品,是国民基本的民生。住房也是同一个道理。任何人无论贵贱,无论地位高低,都应该保证有体面而合理的住房保障。政府各级部门之所以要对房地产市场发出如此多的调控文件,抑制房价的不当增长,原因也就在于住房不是单纯的商品,它具有公共产品和商品的双重性。
实际上,和粮食每斤增加两三毛钱相比,同样作为基本民生的房价的暴涨,给普通百姓基本利益带来损害,要比粮价的上涨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倍。算一算这两者的明细帐,人们就不难发现他们给老百姓生活带来损害的差别,何止是十倍、百倍。
就按照每斤粮食涨了3毛钱来计算,一家三口每天要消费粮食2.5斤,一年365天平均每个家庭需要消耗粮食912.5斤,一家人每年要为粮价的上涨多付出273.5元。如果一年前的粮价为每斤1.2元,现在为1.5元,这就意味着当粮价涨了四分之一的时候,给某个家庭在吃饭上带来的直接影响连300元还不到;
但是,如果像现在一些大中城市那样,一年前市区的平均房价为每平方米8000元,一年中就涨了1000元(指城市中的同一地段商品房价),那么给普通家庭又是带来了什么影响呢?我们还是以普通的三口之家为例,他们所买的商品房还是严格按照“结构调整”后的90平方米的中小户型,那么这个家庭仅为一年的房价暴涨,就需多付出9万元的代价。如果这个家庭的年收入,在这些大城市处于中间水平,这就相当于要把这一家两年的收入,不吃不喝全部抵上去,才能应付一年房价暴涨的支出。而这还只是在房价一年只涨了12.5%的情况下(这里是指在一般城市主城区同一地段的涨幅,不包括近郊区县的“加权”)普通家庭多付出的“成本”。
这里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算出,同样是基本民生,粮食一年就是涨价了四分之一,给普通百姓平均每个家庭一年增加的成本支出,也就是300元不到,相当于一个中等收入家庭一年收入(按4.5万元计算)的150分之一;而一年房价虽然只涨了八分之一,但它一下子就使得需要买房的家庭多付出9万元,相当于一个普通的百姓家庭全年收入的百分之200(也就是一个家庭2年的全部收入,而在发达国家,一个家庭3-6年的全部收入即可买一套很体面的住房了)。这两者如果按倍数的关系来算的话,相当于一年房价上涨给普通百姓家庭增加的成本支出,比一年粮价暴涨给这样家庭增加的支出,高出了300多倍。站在这样的角度来理解百姓对房价疯长的强烈的不满,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实际上,在不少大中城市的“主城区”的同一地段,这3—4年左右的时间里,房价几乎暴涨了一倍左右。比如说,过去房价是每平方米5000元的,现在都纷纷暴涨到了1万元以上。3年多的时间里,每平方米就上涨了5000多元。按照新的严格标准的“90平方米”户型来计算,就相当于这些百姓家庭在等待调控政策“出奇效”而未买房的这3-4年的时间里,房价不仅没被“拉下”,反而高涨一倍,多了45万元,仅涨价部分就相当于这些普通家庭十年的全部收入。
从中人们不难看出,和粮价上涨相比,房价高涨给普通百姓带来的生活重创,至少是粮价造成的生活开支成本增加的300多倍。更何况,今年粮价的上涨,是在近几年没什么较大波动的基础上出现的。如果把这几年房价暴涨和粮价上涨的总和做个比较的话,那么房价的暴涨给公众带来的生活成本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损害,至少是粮价上涨带来的开支增加的1000倍以上。
所以,国民住房作为具有商品和公共产品双重属性的特殊商品,它在价格管理上应当比当前社会中绝大多数的其他商品更需要进行政府的价格管制。这不仅是因为它的暴涨给普通市民带来的损失和危害最大,而且放任住房上的暴利高价,其实也就是容忍恶势力对人的基本生存权的破坏和践踏。
第二,中国的住房的市场供应,本来就是处在极度不平衡的“供不应求”之中。我们以前已经说过,按照当前城市化发展的现状和住房小康的发展的要求,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每年应该提供15亿平方米的商品住房,但市场上实际的供应量只能在3-4亿平方米。有效市场供求的如此不平衡,就为“哄抬房价”创造了“条件”。在这样的“市场”情况下,如果不进行严格的市场价格管制,自然就会导致房价的失控暴涨,就如同这几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所表现出的那样。所以说在当今的中国房地产市场,任何“调控”举措如果没有包含严格的价格管制,“抑制房价增长”这个衡量“调控成功与否”的“关键词”,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第三,和土地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中国的房地产暴利是出现在公有制的土地上,“加害”的对象,正是“土地的主人”。当开发商利益集团大言不惭的为他们的暴利做所谓的“市场决定论”的辩解时,他们恰恰“忘了”他们暴富所赖以开发的土地的“产权人”究竟是谁。根据国家的宪法,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在“主人”的土地上建房出售,利润率竟然比在买私人土地的商品房还要高出十几倍,开发商如此的强盗逻辑如果不受到市场和价格的管制,就是对社会主义优越性最大的贪污和嘲讽。在“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所有资源为“全民所有”的公有制的社会主义中国,住房市场的暴利化是地地道道的制度变异下的怪胎,算的上是真正的“世界之耻”。
总之,面对中国房地产这样一个由寡头垄断的低效、不公和“超级垄断利润”的市场,面对这样一个关系到中国市民最大民生利益的基础行业,面对这样市场的有效供应远远得不到满足的畸形的供求形势,尤其面对市场的开发者是在主人的土地上“借鸡生蛋”这样的制度背景,作为“执政为民”和“权为民所用”的政府,就必须站在人民的立场,“代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利益”,对已成为影响中国城市的“最大的不和谐因素”——房地产市场,实行强力而有效的政治调控和市场调控,特别是要强力实行对商品房的价格进行有效的价格管制。从某种方面来说,对房地产市场高房价暴利的放任和“不干预”,不仅是对开发商利益集团的袒护,更是行政者对人民给予的权力的最大践踏,也是在维护人民利益上的极大的渎职。
在我国的“价格法”中,专门有一段论述了“政府的定价行为”。其中讲到当某种商品的价格具备“与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关系重大”、“资源稀缺”或者“重要的公用事业”等条件之一时,“政府在必要时可以实行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
对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来说,“和人民生活关系重大”这点是其他任何商品都无可比拟的;至于城市的土地“资源稀缺”这也早已有共识;另外,住房在某些方面也具有和“重要的公益事业”一样的“公共产品”属性。这些都使中国房地产市场商品房的价格管理,具备了“政府定价行为”的必要条件。更何况这几年中国大中城市的房价疯涨,已造成仅暴利高价房的价格上涨部分,就相当于普通市民家庭十年左右全部收入所得。当一个国家出现仅几年房价上涨给普通百姓带来的生活成本,就比世界公认的居民买房负担(房价收入比在3-6之间)还高将近一倍的“全球奇观”时候,当房价问题已经成为城市社会“最大的不和谐因素”,一个“权为民所谋”和“以民为本”的 “负责任的政府”,难道还没有必要及时对商品房价格实行强力而有效的政府价格管制吗!
从规定商品房利润退到讨论公开成本,是谁把开发商惯得如此骄横
在这两年的时间里,在高房价暴利的压迫下,有一种来自民间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强烈。这就是要求对现在开发商提供的商品住房,进行房价成本的公开。而开发商和其“豢养”的“专家”及相关官员,对可能暴露他们“见不得阳光的阴暗秘密”,则竭尽全力进行疯狂抵制。以至于该不该进行房价成本的公开,成了今年影响最大之一的“全民大讨论”。
最有典型性的案例发生在广东。据报道,今年的广东省两会期间,该省人大代表提出了“公开房屋成本价、实行购房指导价和最高限价”的建议。半年后才等到的广东省建设厅的“答复”,竟对此给了全盘的否决。建设厅的理由是对商品住房成本价进行公开“容易造成对企业商业秘密的侵犯和对公平竞争环境的影响”,并认为“这一做法是违背市场经济的。因为在市场经济下,决定价格的因素主要是供求关系而不是成本”。
这里,我们先姑且不论这个“政府的衙门”为什么对开发商的利益和所谓的“秘密”如此的偏袒,为什么对在高房价暴利的盘剥下老百姓受到的生活重创如此冷漠,但就政府在房价监管事情上本身的变化发展做个分析,人们就可能发现其中更多的“背景”。
如果把时间向前推几年,查查当时的媒体报道和部门的文件资料,人们就会惊奇的发现,公开商品房价成本在当时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不仅如此,在当时的各级政府规定和文件中,房价成本的公开只是一个最基本必须做的工作。比这更重要的,还是规定和控制商品房的利润率,这才是房价问题的核心所在。
在当年国家有关部门的商品住宅价格管理的办法中,规定“住宅价格应以合理成本为基础,有适当利润”,并把商品住房规定的利润率水平交由各省、市和自治区政府自己决定。在2002年,当时的国家计委和建设部发文规定,经济适用住房的利润不超过3%。而对普通商品住房,各地所定的利润水平一般在5-10%之间。如在吉林省的商品房价格管理办法中,该省政府就规定商品房利润“最高不超过8%”;在江苏省的商品房价格管理规定中,根据商品房的种类分门别类进行的具体的规定。它明确指出:经济适用房的利润率最高不得超过3%;普通标准商品住宅的平均利润率最高不得超过8%;只有高档住宅商品房和非住宅商品房的利润率由开发商根据市场供求自主确定。普通商品房利润率定的最高的,还是属于广东和广西,都定在了20%。但两地政府也都同时规定,由政府委托开发的“微利房”、“统建房”和“解困房”等,利润规定3~5%之间(其中广东还规定地价和税费报经有关部门批准后还可减免)。从现在查到的资料来看,给商品房利润率定的最低的,还属江西省较早的一份政府文件。该省当时规定:商品房“利润按售价的2%计提”。
现在给大家讲商品房价格管理上的“昨日的故事”,只是为了使大家清楚的了解到,在今天这个时代背景下再讨论该不该公开房价成本,显得多么的滑稽。因为这样的“基础工作”在几年前规定商品住房利润率时就早有定论。
其实,了解商品房价格管理上“来龙去脉”,最重要的还是结合当今房地产市场和住房社会问题的实际,深刻探讨和研究该不该对今天已经成为城市社会最大不和谐因素的暴利高价的商品住房,进行强力而有效的价格管制。
提出这个问题的背景,首先是房价和住房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城市最大的社会热点和最大的“不安因素”,这在前几年都是“闻所未闻”的;其次,除了少数“特权者”以外,绝大多数市民现在都只能通过房地产市场的商品房来解决自己的住房问题。这个市场的健康与否和商品房的价格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群众最大的根本利益”;第三,现在房地产市场的暴利高价房,已经远远超出了公众的承受能力,甚至比世界公认的“国际房价最难承受地区”(房价收入比为7)还高出数倍。高价商品住房的暴利,已经成了公认的洗劫社会财富、制造社会不公的最大推手;第四,近几年来为抑制房价不当增长而采取的一系列的“调控”措施,已被实践证明“调空”。再不对高价暴利的商品住房采取强力有效的价格管制的具体措施,继续“失信于民”,就可能影响到执政之基的稳固和社会的和谐安宁。
第五篇:《关于微博时代公众话语权的研究》
关于微博时代公众话语权的研究
一、研究背景
随着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各种新媒体不断涌现,而微博则以其开放、自由、互动、共享、便捷等特性成功吸引了广大民众。
微博是一个公共话语空间,普通民众也可以自由发表言论和表达意见。在传统媒体时代,公众的话语权很难得到充分地保障,而在微博时代,每个人不仅仅只是受传者,同时也成为了信息的发布者和传播者,公民的话语权得到了空前的解放和提升。微博赋予了公民更多地话语权,拓展了公民的话语空间,而与此同时,话语权的滥用也引发了一些问题。因此,分析微博与公众话语权之间的关系是必要的。
二、概念界定
微博,即微型博客(micro—blog)的简称,是一个以信息链的实时更新为连接的信息分享平台。用户可以通过WEB、WAP等各种客户端组件个人社区,以140字左右的文字更新信息,并实现即时分享。微博最先由博客创始人埃文·威廉姆斯等人于2006年创办,推出了Twitter服务,Twiter的诞生标志着微博时代的来临。2007年Twitter开始走红并得到广泛应用,成为了被广泛接受的新媒介。紧跟着Twiter的发展,现在中国国内的大多门户网站设有自己的微博主页。2009年,新浪网推出自己的微博,吸引大量名人注册,用户数量迅速增长。随后,搜狐网易等也开始试探开发自己的微博产品。2010年,微博参与到了各种公共事件之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微博并参与其中,我国的微博事业正是进入全盛时代。
话语权是指公民有就社会公共事务和国家事务发表意见的权利,是一种表达权和参与权的体现,也是公民选举权和参政权等其他政治权利实现的基本前提,即控制舆论的权力。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它属于表达权的一部分,是公民个人对于他所关心的公共事务及各种现象发表自己的见解而享有的民主权利;从群体的角度来看,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
三、当前研究现状
(一)微博时代话语权的回归
微博以更迅捷、更有效的态势介入并影响公共事件,而且发挥了良好作用。微博大大降低了一般民众的表达门槛,大众能够在第一时间通过微博对某一事件发表意见,公民在获得更多话语权之后,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公共事务之中,社会责任意识不断增强。
在微博时代,公众的话语权得以提升,很大程度上与微博自身的一些特性有关。比如,微博的即时性、便捷性、互动性,以及其传播内容的碎片化、传播渠道的多样化、传播范围广等这些特性,都使得公众的话语权在微博时代有了空前的提升。
陆莹在《微博解放公民话语权》一文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微博是一个开放的公共话语空间,其传播的信息内容短小精悍,传播速度快,更加符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和习惯;微博140字以内的篇幅,为用户提供了一个随时随地表达和记录的平台;在微博的写作中,也能让沉默的人们拥有更多发声的机会,由于大家享有共同的话语权,因此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门槛也降低了很多。
另外,国家的包容力也使得微博时代公众话语权得以保障。周馨在《微博——实现民众网络话语权的“助推器”》中提出:“我国政府目前对微博给予了很宽松的政策。例如两会期间,微博就成为部分委员代表晒提案表见解的平台。”政府一方面希望微博这种新形式可以成为民意表达的平台,期冀民众在发牢骚、闲聊的过程中也能提出对国家社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另一方面,也希望微博的日常化交流能拉近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关系,成为更为重要的对话渠道。
(二)微博时代话语权的分配
王嘉认为:“在微博的使用者中,按收入等级职业职务等标准来分类,可以较为准确地区分出当下语境中的优势群体中间群体和弱势群体,对于不同的群体,有着不同的话语权分配原则。”他认为,优势群体以各职业高端人士为代表,他们参与了公共事件的话语诉求,特别是一些拥有相当大规模粉丝数量的明星;中间群体主要有媒体记者、教育界人士、公益事业人士以及一些自由撰稿人,这部分人的影响力与其微博转发率的关联更直接。弱势群体并不具有公共影响力,这个群体中,“权力”的伸张不是主要的,只是一个私人的表达空间。
实质上,微博时代的话语权主要由演艺明星、媒体从业者、专家学者、社会团体、企业名人、作家等这些群体掌握着,他们绝大多数人本身与大众传媒和网站有着密切的关系,发表言论的机会较多,在大众传媒中享有较高的知名度、话语优先权和舆论影响力。而草根阶级的在整个微博话语权中则处于劣势地位。
周根红在《微博的话语权分配与媒介技术神话》一文中这样说道:“微博的精英化趋势使得精英群体越来越决定着这一公民意见平台未来的走向,挤占了草根群体的言论空间,窄化了草根群体的传播渠道。”他认为:“微博的这种话语权结构和分配,实际上与传统媒体话语权结构和分配存在一致性。”
(三)微博时代话语权的滥用
微博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介传播形式,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由于微博准入门槛低,传播速度快,任何人都可以利用微博将信息第一时间发送出去,引发围观和大量转发,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滥用话语权的现象。
张治中在《微博时代的草根话语权保障》一文中提出,微博话语权的滥用主要表现在利用微博发布虚假信息、语言暴力事件层出不穷、网络围观引起“群体极化”现象三个方面。王澜在《微博传播中的话语权滥用现象解析》一文中提到,滥用话语权主要表现在利用微博散布虚假信息制造假新闻、民意钓鱼滥用传播权利、不择手段利用微博成名三方面。
张特在《名人微博中的话语权滥用——浅析名人微博骂战现象》一文中主要对名人微博中的话语权滥用作了分析,他认为:“名人由于其社会经济地位和个人名望,拥有的话语权势必会大于普通人。一些名人不负责任地在微博上骂战,‘霸占’话语权,做了一些意义不大甚至毫无意义的事,无益于良好道德风尚的塑造,实属对话语权的滥用。”
综合各学者的观点,针对微博话语权滥用的应对策略应包括:首先,民众在行使自己话语权的同时,更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要提升自身的责任意识与媒介素养;其次,媒体自身要要担当起把关人的责任,积极地搭建公共意见表达的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引导公众舆论;再者,国家和相关部门机构应加强监管,完善法律法规,规范网民行为。
四、总结
目前,针对微博和公众话语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媒体时代微博自身的特性给公众话语权的表达带来的便捷,公众话语权在微博时代得到充分提升的表现,以及公众话语权滥用的表现、原因和解决办法。一些研究从典型案例入手,通过对案例的分析,阐述微博时代公众话语权是如何有效表达的。同时也有一些话语权滥用的事件,易引起群体极化,有些研究正是从反面进行分析,着重研究话语权滥用带来的危害以及应对策略。
微博时代,公众话语权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公众得以自由表达意见、参与公共事务,微博给了公民一个平等开放的表达平台,为沉默的公民找回了自己的话语权力。然而,在现阶段,精英与草根的话语权存在着严重的失衡,这一问题应引起重视。与此同时,微博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一些严重的缺陷和问题,有待发展与完善。
五、参考文献
王瑄 《微博时代公民话语权发展的喜与忧》 《学术探讨》2011年05月
乔文娟 《浅析微博时代公众话语权的提升》 《新闻世界》2012年第1期
周馨 《微博——实现民众网络话语权的“助推器”》 《新闻世界》2011年第7期
张治中 《微博时代的草根话语权保障》 《新闻知识》2011年第6期
陆莹 《微博解放公民话语权》 《河南工业大学学报》 2012年6月 第8卷第2期
王嘉 《微博传播中的话语权分配》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12年2月第31卷第1期
裘正义《微博时代如何掌握网络话语权》《党政论坛》2012年2月 王澜《微博传播中的话语权滥用现象解析》《新闻传播》2011年8月 孙宇心《微博与民众话语权的回归》《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年6月 第24卷第2期
张特《名人微博中的话语权滥用——浅析名人微博骂战现象》《今传媒》2012年第9期
周根红 《微博的话语权分配与媒介技术神话》 《现代视听》201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