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跨国并购中合作型劳资关系的构建论文[精选5篇]

第一篇：论跨国并购中合作型劳资关系的构建论文

摘要：

由于文化差异和利益矛盾，企业跨国并购过程中容易产生劳资冲突的问题。合作型的劳资关系强调相互理解和适应，通过平等协商、参与管理和利益分享等机制和措施，实现外国投资方和东道国劳动者的双赢。

关键词：

跨国并购；劳资关系；合作

一、问题的提出

劳资关系即资本所有者与雇佣劳动者的关系，对企业经营而言，一般是指代表投资方的管理层与代表员工的工会之间的关系。工会的主要作用是围绕着工资、奖金、劳动条件与投资方谈判，保障和提高工会成员的劳动待遇。跨国并购是跨国兼并和跨国收购的总称，是指一国企业（又称并购企业）为了达成某些目标，通过一定的渠道和支付手段，掌握另一国企业（又称被并购企业）的所有资产或足够的股份，从而对其经营管理实施完全的或实际的控制行为。

在跨国并购中，劳资关系是不能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强流动性资源主导弱流动性资源配置的特征更加明显，跨国公司携资本、技术、管理经验等流动性较强的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追求利润最大化，而相对难以流动的劳动力资源则面临着巨大的冲击，不同国家的传统的劳资关系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工会的作用仍然很大，特别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能否处理好劳资关系是国际化经营成功的关键。例如1994年德国宝马汽车收购英国罗弗后，劳资冲突严重，文化整合困难，罗弗成为宝马汽车的一大包袱，到2000年初，宝马汽车不得不几乎以零价格出售罗弗的股份。众多事实表明，合作型劳资关系的建设作为一种双赢策略，有利于企业跨国并购的长治久安。

二、企业跨国并购中劳资冲突的原因分析

在企业跨国并购过程中，文化差异容易导致各种误会和矛盾的发生。同时，东道国工会和劳动者在感受到跨国公司的压力后，也会想方设法进行抵制，很多冲突因此难以避免。

1、企业跨国并购中的文化差异

跨国公司所面临的文化环境由生活在既定群体或社会中的人们的态度、要求、期望、受教育程度、信念及习惯构成。企业跨国并购需要面对东道国人们不同的心理特点和行为方式，其中的文化差异甚至文化冲突可能引发被并购企业员工严重的焦虑和过激的反应，进而影响到他们的续留和稳定。

跨国并购成功的重要标志是母公司投入要素与东道国投入要素的有效结合，能够在共同的核心团队或共同文化协调下开展新的生产经营活动。但是，由于不同企业的成长经历和外部环境各不相同，它们在信仰和价值观以及行为规范和经营风格上都存在较大的差异，而跨国并购双方所在国的文化差异会进一步扩大彼此的文化距离。因此，与同一母国文化背景下的企业文化整合相比，跨国并购面临因国家文化的巨大差异而造成的障碍，文化整合更加困难。

因此，在跨国并购中，并购企业如果作为胜利者，不注意尊重被并购企业，简单机械地用自己的企业文化替代被并购企业文化，在急于求成和强制灌输的情况下，难以赢得被并购企业员工的认同和支持，甚至使其产生“文化殖民”或文化掠夺的不公平感，迸发某种形式的自卫意识并付诸行动。这样一来，文化整合就会步履维艰，劳资关系的冲突会使得整个跨国并购的目标难以实现。

2、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工会的利益矛盾

第一，跨国公司对各国工会的权威构成了巨大挑战。经济全球化导致了全球范围内资本的联合和扩张，跨国公司不断膨胀的资本在与劳方的谈判中具有越来越强的讨价还价能力。在经济形势恶化或竞争更加激烈时，跨国公司会以解雇人员或关闭工厂相2011年8月Special Zone Economy特区经济威胁，作为与各国工会就工资进行谈判的筹码。据2004年8月9日美国《商业周刊》的一篇报道，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的工会为了使公司同意至少在8年内将6000个就业机会保留在德国，同意放弃2、8%/的加薪，并将工人每周的工作时间从35个小时延长到39个小时。

第二，跨国公司依据全球利润最大化所做出的决策，可能会有损于东道国员工的利益。跨国公司在各地投资审时度势的能力，及其在跨国经营的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开办新厂的经验，将使它对生产的重新定位比国内公司更快、更容易、成本也更低。许多跨国公司有多个生产点，在发生罢工时，能够依靠其他国家的生产来保证向消费者提供商品。这种“双重资源政策”被认为减少了工会组织罢工的影响和削弱了工会集体谈判的力量。此外，跨国公司可以把现有业务转移到工会力量较弱的国家，而拒绝在某个工会力量强大的国家作进一步的投资，即所谓的“投资罢工”策略。这样，劳动者为了保持就业就有可能被迫降低自己的要求。

第三，有些跨国公司在国际劳动分工中实行“技术和管理歧视”，剥夺了东道国雇员职业发展的机会。东道国的工会往往担心跨国公司会在母国保持高技术含量的工作，而把低技术含量的操作性工作放在东道国，或者由于高技术和监督性的管理工作被来自母国的人所把持，跨国公司剥夺了东道国雇员职业发展的机会。

3、东道国工会对跨国公司经营管理的限制

在企业跨国并购中，和谐的劳资关系有利于企业顺利地实施自己的国际化战略；反过来，不愿合作的被并购企业劳动者可能会制造种种难以解决的问题。在某些情况下，东道国工会被看作是管理决策中的关键方，从几个方面限制跨国公司竞争行动所需要的管理弹性（Dowling&Schuler，1990）：①东道国工会影响跨国公司的工资成本。跨国公司所投资的大部分行业中，劳动力成本在竞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工会对工资水平的影响也因此变得十分重要。强大的东道国工会存在，可能导致跨国公司在某些市场上的劳动力成本结构处于不利地位。企业跨国并购如果不能成功地控制其工资水平，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会影响自己的战略选择。

②东道国工会限制跨国公司的雇佣灵活性。东道国工会可能限制跨国公司人员裁减、工作任用以及雇佣决定的灵活性。对在西欧、日本和澳大利亚的许多跨国公司来说，不能随意改变雇佣水平是比调整工资更为严重的问题。许多国家已经立法，大大限制了企业执行关闭工厂、解雇冗员等方面的能力，除非结构条件显示这些雇佣损失是不可避免的。跨国经理如果在他们的战略计划中不考虑这些条件，就会发现自己的选择受到严重的限制。

③东道国工会妨碍跨国公司的全球一体化。各种工会关系模式和惯例阻碍跨国公司建立整体化全球管理流程。在许多情况下，跨国公司为了照顾东道国工会的某些利益，不得不放弃能够产生最大效率的经营一体化和合理化战略。例如，为了在德国建立良好的劳工关系，通用汽车公司不得不接受德国钢铁业工会的要求，在德国大量投资，以同其在澳大利亚和西班牙的新投资相匹配。一位世界汽车工业的观察家认为，为了避免引起当地社会的冲突而造成生产体系瘫痪，汽车制造商付出额外的代价，只做到了生产体系次优化。这种次优化相对于最优经济体系而言，使欧洲的单位生产成本平均上升了15%。因此，在诸如汽车这样的行业中，工会的影响阻碍着跨国公司提高其全球体系的效率。

三、企业跨国并购中建设合作型劳资关系的对策

跨国公司应当重视被并购企业劳资关系的管理，如果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工会和劳动者发生冲突，则可能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挫折。例如1992年中国首钢收购秘鲁铁矿后，由于没有处理好和当地工会的关系，劳资谈判陷入僵局，遭遇了当地员工不定期的全面罢工，给企业的跨国经营造成很大的困难。企业跨国并购中要致力于建设合作型的劳资关系，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

1、了解和适应东道国劳资关系的特征对于在不同国家从事经营活动的跨国公司而言，由于各国制度、法律法规、传统文化的不同，工会发挥的作用和劳资关系的特征也截然不同。并购企业很少能够改变东道国的传统，因此必须对东道国的劳资关系进行充分调查，了解东道国的劳工状况、工会组织情况和工会力量的强弱，并参考当地其他跨国公司的劳资政策。在当地进行招聘、制定工资待遇等报酬制度、处罚员工时，必须考虑当地政府的劳动法规、被并购企业与工会原来签订的协议等。例如不少在印度投资的跨国公司发现，那里的工会权力极大，对抗意识很强。印度制定有45项以上的主要劳动立法，并且存在相互重叠和互相冲突的现象，令人难以适从。这些法律规定只要有7个人就可以组成工会，因此，某些企业必须应付多达50个以上不同的劳动团体（Mmoshavi，1994）。

2、授予被并购企业处理劳资关系的权限

一般来说，高度一体化的跨国公司在管理上有集权倾向，因为在任何分公司上所出现的问题都可能影响跨国公司的全球运作，这种情况下，母公司对海外的劳资关系发展将保持高度监视。但是，跨国公司要在被并购企业中建立合作型劳资关系，最好赋予其负责人足够的权力与责任。一方面，在处理劳资纠纷时，如果被并购企业的经理没有独立的决策权，当工会不能直接同最后决策者打交道时，谈判不可避免地会更加困难。另一方面，由于当地经理更熟悉情况，而且在达成协议后，必须由他们在工作中加以贯彻实施，所以母公司有必要实施一定的授权。如果没有这种权力与责任，被并购企业管理层将难以与员工和工会建立良好的关系，而这正是他们成功的关键因素。

3、为被并购企业员工提供某些重大利益

第一，在就业方面，跨国公司可以依靠其强大实力，不断扩张83业务，在一定时期能够给东道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同时在职的东道国雇员可以获得更多的晋升和发展机会。第二，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向东道国雇员提供比国内企业更好的条件、更优越的工作环境和更高的工资，来提升其员工对跨国公司的满意度和向心力。第三，当—个国家发生经济衰退时，跨国公司由于在多个国家分布其价值链的各个环节，抗风险的能力大大增强，相比国内企业来讲，可以不必解雇员工渡过难关，保护了东道国员工的就业岗位。

4、欢迎工会参与被并购企业的经营管理

20世纪前半叶大多数工会的存在是为了改善成员的劳动待遇、劳动条件，现在工会的工作重点发生了变化。因为从1960年代起世界的民主化潮流和各国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法律、法制的健全，加上企业经营方也自主改进员工的工作条件，跨国公司越来越注重劳资双方的合作，鼓励工会对经营管理活动的参与，强化员工对企业的关注和归属感，提高员工的工作生活质量。

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参与管理对于跨国并购中合作型的劳资关系的建设意义重大。参与管理的内容包括：工会参与战略决策、联合管理与监督、转变的集体谈判或劳资协商制度、团队与分权决策和财务、业绩等信息共享等。参与管理围绕雇佣关系，与传统的敌对的劳资关系相对应，以高绩效、高参与、高承诺为特征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为主，体现了管理层与工会之间的协调、合作关系。

5、与东道国劳动者建立良好的心理契约

心理契约是指劳资双方彼此对对方付出与回报的一种主观心理约定，约定的核心成分是双方隐含的非正式的相互责任。强调在员工与组织的相互关系中，除正式雇佣契约规定的内容外，还存在着未公开说明的相互期望，它们同样是决定员工态度行为的重要因素。心理契约影响着员工与组织之间的相互信任和理解，可以弥补有形性契约的不足。心理契约的实现程度通过工作满意度、工作参与和组织承诺等因素来衡量，上述因素同时反映着劳资关系的质量。

心理契约是劳资关系的文化表现，文化与心理契约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文化对心理契约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在企业跨国并购过程中，要注意文化差异造成的心理契约在结构、内容、动态过程等方面的不同，最大限度地避免员工心理契约违背的发生，以达到构建良好心理契约的目的，进而促使组织目标的实现。一旦劳资双方建立了良好的心理契约，被并购企业员工的工作满意度会增加，对组织的归属感增强，对工作的投入增大，能更好的履行有形契约，促进企业经营管理效率的提高。

四、结语

在企业跨国并购过程中，由于文化差异和利益冲突在所难免，经营管理的全面整合应注意消除被并购企业员工的疑虑和满足并购企业的长远目标。种种因素表明，跨国公司和东道国工会合则互利双赢，斗则两败俱伤，因此建设合作型的劳资关系成为彼此的最好选择。

跨国公司处理好与东道国工会关系的总原则是，仔细倾听员工的呼声和诉求，欢迎员工参与企业的管理决策，不断改善员工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与此同时，东道国工会：既要建立完善的约束机制规范跨国公司行为，保护被并购企业劳动者的权益；又要通过各种协调活动促进跨国公司的发展，通过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达到员工价值最大化的目的。□注：本文获得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外派管理人员回任适应、领导力及其对母公司组织创新影响研究》（10YJC630098）资助。

第二篇：资源企业跨国并购后期运作管理析论论文

管理问题

1）存在内部人控制现象，中国企业作为大股东权利行使难以保障。中国资源企业类跨国并购项目后期运作中大多存在内部人控制现象，中国企业作为大股东的权利无法充分行使，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以下方面：首先，中国企业在收购完成后，由于自身对企业的经营状况和当地的经营模式了解非常有限，并且自身缺乏适应当地管理制度和模式的国际化管理人才，大多数只能继续依靠被收购企业之前的经营管理团队来进行经营，而并不委派常驻董事、监事和管理人员参与企业的日常监督和管理，从而造成自己的意志无法被代表，权力无法行使。其次，很多国内企业在成功收购后往往放松警惕，在后期管理上相对放松，没有及时掌握更新境外企业的人员、财务情况及企业所属项目的生产规模、资金运作、经营效益等相关信息，导致境外企业的运作和项目的运营脱离了自己的掌控[5]。最后，很多境外企业的原有经营管理层在被中国企业收购后可能本身对身为大股东的中国企业抱有误解和不支持，再加上彼此治理和投资观念的不同，所以在平常工作中，经营管理层并不积极配合中国股东汇报其经营状况和工作情况以及执行其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所以大股东的意愿很难实施，权利难以有效行使。

2）欠缺有效的管理平台和制度平台，对境外项目的管控薄弱。中国的企业跨国并购后期管理中大多尚未搭建有效的管理平台和制度平台，管理制度不完善，存在对境外企业管控力度不足的现象[6]，这种现象主要因为：首先，中国企业作为母企业本身治理结构和管理体系不完善，管理制度混乱，缺乏有效的管理平台和专业的管理人才，对境外子公司的管理往往力不从心，再加上收购之前并未对境外企业作详细的调研和长期的管理规划，在后期的运作管理中便很难做到游刃有余，有的放矢；其次，由于境内外文化、法律、政策、经营流程和操作模式等造成境外的经营环境和境内完全不一样[7]，很多在中国国内不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在境外则会出现，甚至是难以解决的，这就使得中**企业在并购后期对境外子企业的经营和管理中本身已有的经营理念、管理模式难以适应，无法融入当地的环境和制度，无法构建起有效的适应当地的管理平台和制度平台。实际管控并没有按照收购前预先设定的战略构想和规划来运作，大量工作不能按预期进行，以至管理效率低下，对境外项目控制力不足。

3）在管理中，中国企业获取信息严重不足，信息严重不对称。中国企业在跨国并购后期运作中，往往存在信息获取不足，信息严重不对称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原因：首先，中国企业由于人员等因素参与企业日常管理较少，在境外企业管理中掌控力度不足，限制了其对企业信息的直接获取；其次，中国企业软实力不强，对勘查国际惯例不了解，在并购后期参与境外企业管理的项目管理中掌控能力也不够，不能自信地在项目管理方面驾驭与外方的合作，独立进行融资谈判、合作谈判等方面经验不足，对于可能影响经济可行性的其他因素，包括土地、环境、社区的政治风险等都不熟悉，所以实际参与项目管理和实施较少，妨碍了项目中一手信息的大量和及时获取，导致了信息不对称；再次，在境外企业的经营管理中没有建立完善的信息报备制度，境外信息渠道沟通不及时通畅，再加上境外企业经营管理层本身对中国企业的不配合，就使得大量企业和项目的信息没有及时、准确地传递给中国企业，使得中国企业作为股东却对企业的经营业绩、财务状况、人员状况、项目具体状况等都没有详细的了解。

资金问题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往往注重于收购时的资金大量投入，但在成功收购后的后期运营和治理过程中往往忽视了资金的持续供给，而很多境外项目的资金需求是一个动态的持续的过程，资金的不足会影响境外项目的正常运营甚至会导致整个项目的最终失败，前功尽弃。资源开发行业的一大明显的特征就是投入资金大、投资时间长、短期内见效不明显，这就导致在海外投资过程中需要大量资金。再加上各国环境不同，境外资源开发可能成本更高，光靠企业自身的资金积累是难以满足并购需求。后续资金持续供给不足的压力往往来源于两方面。首先，企业自身融资渠道狭窄，融资手段匮乏，目前大多数企业都是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融资，对于民间资本和政府支持的资金获取很少。其次是政策支持力度小，目前我国的金融服务体系不健全，金融体制也处在改革阶段，政府关于资源类企业海外投资的政策支持力度有限[8]，另一方面很多企业忽视了对资源所在国当地政策支持的获取。国内的融资支持难以满足企业需求，企业自身通过境外筹资的能力又明显不足，所以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后期运作中资金压力较大，资金供给成为制约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

退出问题

中国企业在跨国并购项目后期运作中，可能会出现以下需要退出投资的情况：如果所并购子企业或者所在地出现各种变动，经营不能按预期进行，投资效果难以实现，中**企业打算收回投资；中**企业自身资金后续支持不足，难以继续投资；或者中国企业认为投资已达到预期效果，计划退出投资而投向更佳的投资机遇。而在遇到以上情况时，对于中**企业而言却往往存在退出机制难以设置，成功退出难以实现的问题。造成此问题的原因有：首先，中国企业在并购前缺乏整体战略的规划，对海外市场评估不足，盲目投资，并购之前根本没有考虑退出问题，没有考虑收购后可能会遇到的各种状况，更没有因此而做好退出的各种途径设计；其次，收购前没有计划，在遇到需要退出的状况时，中国企业又缺乏相关的经验和人才储备，无法及时设置退出方案，而造成各种延误，从而失去退出的有利时机。

对策研究

重视人才储备，整合好国内外人才

针对并购后期运作中国际化人才缺乏问题，中国企业在进行跨国并购时应制定一整套完整的国际化人才战略。首先，企业在并购战略制定阶段要有计划地引进一批有国际化管理背景的人才，同时在企业内部选拔一批熟悉本企业运作、具有较高素质的人才进行培训，做好人才储备。并使其中部分人员参与并购项目组，与专业中介机构一起共同参与并购战略的选择、并购评估与实施。其次，在并购完成后，企业应将并购与整合管理团队合二为一，利用之前参与并购工作的人员和适应投资地环境的国际化管理人才一起来进行后期的整合和管理工作，并同时不断的吸收和更新人才团队。最后，在并购后期运作与治理中，中国企业应积极吸收当地矿业人才、第三国的技术人员和当地优秀的管理者为自己服务，并给予充分的信任和物质激励。因为这些人才相对于国内人才更加熟悉当地的政治、懂得相关的法律、熟悉当地矿产资源情况，会起到桥梁的作用，更有利于海外投资的后期管理。中国企业应通过以上内外结合的方式形成一支认同本企业文化、了解本企业战略发展思路和行业发展趋势、熟悉国际惯例和当地经营环境、善于与不同国家人员沟通、事业心强的国际化管理团队，从而解决并购后期运作中国际化人才不足的问题。

高度重视并购后的文化整合针对并购后期运作和治理中整合难问题，企业应高度重视文化整合和重塑，在跨国并购整合中应该形成一套完善的文化整合的方案，顺利完成文化整合。首先，中国企业在平时就应注重自身企业文化的创建，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吸收国际先进文化，在企业中建立以人为本的企业制度和先进的企业文化，以适应国际化发展。其次，企业在并购前就应详细了解并购方和被并购方潜在的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确定文化冲突和风险的大小，对企业的仪容、行为等显性文化和思维、价值等隐性文化进行全方位的评估，以便后期整合有据可依。最后，在后期运作整合阶段，中国企业应学会尽可能的包容文化差异，不把焦点放在两种文化的差异上，而是强调双方文化的共性，构建双方员工能共同接受的企业文化，而不是非此即彼地选择一种文化。通过吸收投资当地和被并购企业原有的先进文化，以此来提升和完善自己已有的企业文化，从而创建新的企业文化。并通过加强员工培训和与员工沟通等使员工逐步理解和接受新的企业文化，进一步强化员工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完成企业文化的整合和重塑。通过成功的文化整合，企业才能进行具体的整合实施，包括组织和流程的调整、人员的安排和调配、运营和职能的调整与改进等。

构建合理的管理制度，加强交流，增进与当地的合作

针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后期运作中的内部人控制和由于缺乏交流导致的信息不对称等管理问题，中国企业应以加强信息沟通为基础，不断完善其管理制度，构建有效的管理平台和制度平台，确保信息及时获取和管理决策在海外的执行效率。首先，合理的境外项目管理制度的建立需要充分了解和熟悉与企业经营有关的 《矿业法》、《企业法》、《税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等各种不同的法律制度及当地的市场运作模式和投资管理模式，因地制宜进行管理。其次，被收购企业应通过构建新的信息管理制度，形成信息报备机制，有利于股东及时了解海外项目的运营情况，包括人员的配置、资金的流动、风险的控制等。借此可以避免内部人控制现象出现，也有利于当出现管理问题时的及时解决。最后，除了要加强中国企业与所并购企业之间的信息交流外，还要增加与被并购企业所在地政府、其他企业以及当地居民之间的交流沟通，需要通过与当地政府、企业、职工和居民进行深入交流，减少后期管理中的阻扰现象，消除误会[9]。并且在海外投资并购后期运作治理中要保持低调，当地企业被并购后职工和当地居民难免会出现一些不满情绪，产生资源被占有和掠夺的失落感，如果大肆宣传吸引社会各方面的关注会刺激到当地人。舆论压力越小越低调，就越有利于矿企在海外项目的后期管理。

积极拓展融资渠道

为避免资源型企业跨国并购项目在后期运作中由于资金不足而中断的问题，跨国并购企业必须采取措施拓展企业融资渠道，提高企业融资能力。首先，并购企业在境内可以通过与金融机构的股权渗透、成立矿业私募基金等各种途径积极吸收各种国内资金，支持跨国并购项目的后续运行。同时并购企业还要争取国内金融机构在海外分支机构的融资支持，通过国际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直接在开发当地融资，降低融资成本。最后并购企业还要积极开拓国际化的融资渠道，积极争取投资项目所在国的本地支持，了解当地金融法规和优惠政策，通过投资当地的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融资[10]。总之，并购企业应同时利用好国内条件和投资国的融资途径，最大限度地为并购后的运营服务。

并购前整体规划退出方案，后期运作中遇到问题及时设计退出路径

针对中国企业并购后期运作中退出难的问题，中国企业首先在做前期收购方案时就应全面考虑到收购后运作中存在种种可能性，从而根据可能遇到的不同的状况作出各种后期运作和退出方案设计。其次，中国企业在平时应多了解、研究相关退出问题，并且构建好相关退出运作的人才储备，以便未雨绸缪。最后，在收购后期的运作中，应建立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以便减少退出风险，如果遇到需要退出的情况，中国企业应该及时作出应对措施，积极配合国内和当地的中介机构抓住时机，选择最佳的退出方式，做好退出工作。

第三篇：反垄断法论文：跨国并购中的反垄断法律问题研究

反垄断法论文：跨国并购中的反垄断法律问题研究

【摘要】： 从20世纪90年代起,跨国并购成为国际投资的主要方式。跨国企业通过并购方式提高市场占有率,增强企业的市场支配地位和国际竞争力；对东道国而言,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他们接受跨国并购的目的是引进资金、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借助于跨国公司力量,增强企业实力,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经济发展。但是,跨国并购最有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形成垄断,影响东道国市场的公平有序竞争,对东道国经济安全造成危胁。因此,东道国对垄断性跨国并购进行反垄断管制非常必要。全文共分为五章。

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内容和方法及基础理论。第二章通过对美国、欧盟规制垄断性跨国并购的实体法和执法体制的阐述和比较研究,指出仅靠各国的国内单边法律规制垄断性跨国并购还不够,应该积极建立国家间的双边、多边合作机制有效规制垄断性跨国并购行为。

第三章主要从跨国并购可能造成市场集中,有必要对其进行规制谈起,深入对两种市场集中度界定标准进行比较分析,指出选择合理的市场集中度界定标准要考虑国情等诸多因素。第四章通过对我国新近实施的三部法律法律规中涉及到规制垄断性跨国并购的实体、程序内容的分析,指出其不足之处。第五章对我国规制垄断性跨国并购提出法律对策：主张引入赫尔芬达指数标准改进反垄断审查实体标准界定方法；制定类似于美国欧盟的“并购指南”指导、规范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执法行为；设置专门针对跨国并购进行审查的执法机构；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反垄断审查听证制度；加强垄断性跨国并购行为的违法责任。

【关键词】：垄断性跨国并购 市场集中度 规制制度

【学位授予单位】：西北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0

【作者】：马丽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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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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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3-4 Abstract4-8 第一章 绪论8-18 1.1 选题背景8-9 1.2 研究意义9-10 1.3 研究现状10-11 1.4 研究内容及方法11-12 1.5 理论基础12-18 1.5.1 跨国并购的一般理论12-14 1.5.2 垄断的一般理论14-18 第二章 各国跨国并购反垄断法律制度18-30 2.1 美国跨国并购反垄断法律制度18-22 2.1.1 美国跨国并购反垄断实体法律18-21 2.1.2 美国跨国并购反垄断法律实施体制21-22 2.2 欧盟跨国并购反垄断法律制度22-24 2.2.1 欧盟跨国并购反垄断实体法律22-24 2.2.2 欧盟跨国并购反垄断法律实施体制24 2.3 美国、欧盟跨国并购反垄断法律制度之比较24-26 2.3.1 审查实体标准之比较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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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法律实施体制之比较25-26 2.4 各国跨国并购反垄断合作与协调26-30 2.4.1 国内法域外效力遭到抵制26-27 2.4.2 国家间双边合作管制协议27 2.4.3 各国间多边合作机制27-30 第三章 跨国并购中市场集中度分析30-37 3.1 跨国并购可能造成市场集中30-31 3.2 各国市场集中的界定标准31-33 3.2.1 欧盟的界定标准31-32 3.2.2 德国的界定标准32 3.2.3 美国的赫尔芬达尔指数(HHI)32-33 3.3 合理界定市场集中度33-37 第四章 我国跨国并购反垄断法律制度及其存在问题37-47 4.1 我国跨国并购反垄断立法状况37-39 4.2 我国跨国并购反垄断审查实体标准39-42 4.2.1 《商务部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39-40 4.2.2 《反垄断法》40-41 4.2.3 《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41-42 4.3 我国跨国并购反垄断法律实施体制42-43 4.3.1 我国跨国并购反垄断执法机构42 4.3.2 我国跨国并购反垄断审查程序和期限42-43 4.4 我国跨国并购反垄断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43-47 4.4.1 缺乏可操作性的法律规定43-44 4.4.2 缺失专门性的执法机构44-45 4.4.3 缺少强有力的法律责任45 4.4.4 未形成体系性法律制度45-47 第五章 我国跨国并购反垄断法律对策47-56 5.1 改进跨国并购反垄断审查实体标准47-52 5.1.1 界定相关产品市场48-50 5.1.2 界定市场集中度50-51 5.1.3 制定指导性“并购指南”51-52 5.2 完善跨国并购反垄断审查程序内容52-54 5.2.1 设置专门性跨国并购反垄断执法机构53 5.2.2 规定明确的跨国并购反垄断审查听证程序53-54 5.3 加强垄断性跨国并购的法律责任54-56 结论56-57 参考文献57-61

第四篇：论文我国企业跨国并购问题与对策

我国企业跨国并购问题与对策

提要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和我国经济的大力发展，在新一轮并购热潮中，我国企业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本文分析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现状，并结合当前形势，着重研究金融危机给我国企业跨国并购带来的良好契机，以及可能面对的新风险。最后给出成功实施跨国并购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跨国并购；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在“走出去”战略的指引下，我国的大企业正以雄厚的资本能量，纷纷走出国门，在全球各大经济体中寻求新的投资目标，进行跨国并购。尽管有中海油失意尤尼科、海尔退出对美泰的收购、TCL和阿尔卡特劳燕分飞、华为、中兴等因“安全问题”收购业务搁浅等一系列海外并购失败案例，但仍然不能阻挡联想、明基、北汽、吉利迈向海外的脚步，我国的跨国并购愈演愈烈。尤其面对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受冲击相对较小的我国企业可谓迎来了一个难得的并购海外企业的机遇。海外并购已成为我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实现其规模扩张和获取各种资源的有效途径。然而，机遇与挑战并存，我国企业在实现海外并购的道路上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存在着诸多新的风险，如何克服这些障碍成为决定我国企业海外并购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

一、我国企业跨国并购发展现状

（一）跨国并购在我国呈上升趋势。随着国际经济竞争进一步加剧，跨国并购成为全球对外投资的主要方式。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和我国经济的发展，使得曾经被视为不具备核心技术的我国企业，也越来越多地因为跨国并购而引起了世人的关注。2002年我国企业以并购方式对外投资的额度只有2亿美元，2003年为8.34美元，2004年为11.81亿美元，到了2005年已经达到65亿美元，2006年为47.4亿美元。2007年我国公司并购海外公司37起，相比2006年的17起增长117.6%。2008年以来，我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涉及金额321亿美元，2009年前两个月，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资金总额达到218亿美元，同比增长40%，在总量上仅次于德国，位居全球第二。

从行业分布看，企业跨国并购高度集中在能源矿产领域、银行业、IT业和制造业。采矿业、石油开采业是海外并购在第二产业中所涉及的重要领域，制造业更是海外并购的重中之重，从专用设备到汽车制造，从食品制造到家用电器制造，从通信设备到电子计算机，制造业的海外并购占到所有并购事件的50%左右。

（二）我国企业跨国并购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我国跨国并购数量不断增加的同时，实践中也存在诸多问题，抑制了并购协同效应的发挥，主要有并购的外部环境和企业自身情况两大方面。

1、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环境

（1）政治环境。企业在跨国并购中经常会受到政府负面影响。某些东道国政治上的敌意是我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海外并购的最大外部障碍。2004年9月五矿集团并购加拿大矿业巨头诺兰达，2005年8月中海油并购美国第9大石油公司尤尼科，以及华为并购英国老牌设备巨头马尼可的失败就是其典型案例。同时，民众情绪和民族偏见也是原因之一。他们认为并购会影响本国就业率，侵吞民族资产。这些原因使得我国企业跨国并购受到民众的抵制。

（2）法律环境。从事跨国并购，法律的保障是非常重要的。而我国法制体系建立的比较晚，法律环境相对宽松，所以我国企业在法律上往往会准备不足或者法律意识淡薄，这也是我国企业跨国并购中遭受挫折的原因之一。例如，反垄断法律是跨国并购中最常见的问题，各国判断的标准和程度都不相同，欧盟接受竞争对手的投诉，密切关注市场垄断者，而美国在反垄断中更为关注顾客的反馈，倾向于保护本国企业。

（3）经济环境。良好的金融和资本市场的服务是降低国内企业海外并购交易成本的必要保证。而目前我国金融市场不发达，很难为企业跨国并购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既限制了参与海外并购企业的国内融资能力，又使不少已经“走出去”的企业难以借助国内金融系统，对境外项目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

（4）文化环境。文化因素在我国企业跨国并购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后期运营阶段，如果被并购企业和并购企业间文化差异过大，或者不甘心于被收购的现状，被并购企业文化会严重阻碍整合的顺利进行。2009年2月正式宣告破产的韩国双龙汽车就是一个典型。在上汽收购双龙后，双方的文化一直没有很好地融合。双龙汽车工会成员围堵中国驻韩使馆，谴责该公司大股东上汽集团“窃取韩国汽车技术、违背当初投资协议”。随着双龙提出“回生”申请的消息传出，怪罪中国的声音又随即在韩国媒体上出现。在跨国并购中有些障碍是不容

易克服的，当地员工和社会舆论不服是可以理解的。

2、我国企业自身方面

（1）企业欠缺核心竞争力。我国国内迄今为止仍没有一家企业称得上是世界一流的跨国公司，尽管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企业在规模与实力上都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必须看到，我国大企业同世界500强企业的差距仍然很明显，企业欠缺核心竞争力，技术上往往受制于人。另外，这些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能力差，从而极大地制约了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发展。

（2）企业战略设计不足。战略是决定企业成长和长远发展的关键。跨国并购一定要和公司的发展战略吻合，而我国大部分企业缺乏整体跨国并购战略体系。有些企业跨行业并购一些项目仅仅是为了产生并购利益，这种只考虑眼前利益的并购往往成功性会比较低。

（3）企业内部整合能力欠缺。仍以上汽并购双龙为例，海外并购虽然暂时成功，但是由于内部整合能力欠缺，其对被并购企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能力仍然不能掌控自如，为我所用，甚至会对我国的并购企业造成不良影响，甚至严重损失。

（4）缺乏熟悉海外并购业务的专业人才。海外并购的专业人才应通晓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营销、国际企业管理和国际商法等知识，熟知海外并购业务，并能按国际惯例管理海外并购企业。此外，还必须掌握当地语言，能够熟练地运用外语处理相关业务和纠纷，熟悉当地文化习俗和社会环境，有较强的公关技能和适应能力以及强烈的开拓意识和献身精神。而我国目前却严重缺乏这样的人才。有些外派人员不具备起码的业务知识，不熟悉当地法律，甚至不懂当地语言，这就很难做好企业的海外并购工作。

二、金融危机带来的并购契机与风险

（一）金融危机带来的并购契机

1、外部限制条件放松。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在给我国带来损失的同时也为我国企业“走出去”带来了好的转机。之前，由于相比于国外，我国的技术和资金都处于弱势，外国企业瞧不起我国企业，不让我国企业注资，我国企业的跨国并购之路走得很是艰辛坎坷。如今，受这次次贷危机的影响，国外企业大多遭受重创，为求自保，其往往还会降低企业的并购价格，减小我国企业实现跨国并购的障碍，特别是很多国外的中小型企业，在次贷危机的影响之下难以生存、更难以发展，因此在这个经济低谷期开展跨国并购不仅更容易实现，而且交易成本也较低；另外，由于之前我国的资本市场与外界相对处于隔绝，经历了次贷危机，所遭受的损失相比之下也较小，因此国内企业应抓住机遇，实现跨国并购，为企业的长远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2、国家政策支持。为进一步落实“走出去”战略，我国政府出台多项措施支持我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2009年1月1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鼓励国内企业进行海外矿产资源收购，并在金融、管理、资金等方面提出支持措施。2009年3月16日，商务部发布《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将境外投资审批权进一步下放到地方政府。我国政府的这些措施，为我国企业跨国并购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同时，目前正在进行的并购贷款政策的开放问题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尽管相关的操作细则还没有确定。在国内来说，并购贷款是一个新名词，国内过去的法律规定，银行是不能够为投资活动提供贷款支持的，而此次政策变化，对并购市场来说，国内对于并购贷款政策的开放绝对是一个好消息。

3、人民币升值助力。人民币升值在我国企业海外并购过程中发挥着催化剂的作用。2005年7月21日央行汇改，宣布人民币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当时美元折合人民币的期末数为8.1080。到2008年12月人民币汇率跌至6.8346，人民币升值18.6%。人民币由一直被低估逐渐向真实水平回归。

根据阿利伯的“通货区域论”观点，一个国家的货币存在升值预期即持续坚挺时，因为通货的溢价因素，海外投资利润率通常要高于国内企业，应该加大对外投资。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后的日本便是一个典型的成功案例。1985年的“广场协议”致使日元大幅升值，1985～1990年五年间，日本企业总共发生21起500亿日元以上的海外并购，使得日本买到了大量的资源，从而有力地提升了日本企业在产业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并由此得名“海外日本”。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袁钢明就曾经肯定：日元升值是日本走向强国的一个起点。从目前情况分析，人民币的升值背景与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因对美国巨额贸易顺差所遭遇到的来自美国的打压导致日元被迫升值异曲同工。人民币升值使得企业以更少的人民币购买海外资产，降低了企业的收购成本。人民币汇率相对其他货币较为坚挺，我国资本市场的资本成本比较低，这样增强了购买者的信心。

4、维护外汇安全的需要。众所周知，根据风险分散理论，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而按照央行公布的数据计算，2008年全年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1.95万亿美元，美国国债资产占我国外储的30%以上。2009年1月末，我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较上月增加122亿美元，总量达到7，396亿美元，居各国持有美国国债总量首位。面对金融危机，如何合理利用这些外汇储备，让外汇储备保值增值，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支持企业收购海外资源无疑是合理利用外汇储备的一种方式，对于维护我国的外汇储备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二）金融危机影响下的跨国并购风险。在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跨国并购的资金成本

虽然有所降低，但同时也伴随着一些新的风险。金融危机下影响跨国并购的最可能的风险即政治法律风险。发达国家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设置重重的贸易保护关卡，外汇管制使得资本和利润不能有效转移等都会使企业蒙受损失。另外，资本筹集风险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方面，金融危机下的流动性本就短缺，信贷困难。为此，更为严重的情况下，一旦企业的自有资金用于收购而重新融资又出现困难，将会使企业的流动性不足，进而引发企业的财务风险。

三、对我国如何更好进行跨国并购的建议

（一）加强政府公关，避免政治阻碍。我国企业在并购之前，一定要全面深入地了解东道国政治、法律、经济及人文地理等情况。政治是决定、制约和影响企业并购的极其重要因素。政府在许多跨国并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使并购目的与当地政府的意图相吻合，并购过程中，一定要做好政府公关，与目标所在国政府保持良好的沟通，获得他们的支持与配合。除此之外，我国政府也应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应对目标国的政治责问，保障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顺利开展。

（二）完善金融市场，拓展融资渠道。融资能力不强便无法给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提供有力的支持，因此必须采取措施拓展企业融资渠道，提高企业融资能力。如争取国内金融机构海外分支机构的融资支持，开发当地的融资市场，为海外并购企业利用当地资金创造条件；积极开拓国际化的融资渠道；通过财政贴息等措施，以优惠的利率为项目提供长期信贷或境外融资担保等。

（三）选好目标企业，进行调查评估。并购企业要进行并购的依据性分析和可行性论证，并在分析并购所能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基础上选择目标企业。做出对外决策之前，充分了解收购对象情况，以便于更好地把控其发展态势；并将可能发生的影响因素进行通盘的考虑，才能以不变应万变。上汽作为第一个“吃螃蟹”者，不免会被螃蟹壳扎到，但其经验教训更值得借鉴。

（四）充分利用国家外汇储备。我国的外汇储备2008年末，已经达到将近2万亿美元，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和仍然大量增加的外汇储备是我国政府最为挠头的问题。因此，合理有效地运用外汇储备在跨国并购上不失为一个良好的选择。我国提出并且已经开始实施了提振国内经济信心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与此同时，如果将外汇储备投向其他欠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等领域，不仅可在衰退期“制造”需求，而且一定程度上可以消化我国的过剩产能。另外，将外汇储备投向国外实体经济领域，也可规避被迫过多持有美国债券带来的贬值风险。

（五）尽早培养人才，做好文化整合。发展跨国并购必须注重人才的培养。目前，我国企业大多是聘请中介机构来处理并购事务，但并购后的管理与控制问题却无法让中介机构来

替代。因此，我国企业在考虑海外并购时，一定要注意培养跨国并购与经营管理的跨国人才。海纳百川，文化融合不容忽视。对于我国企业国际化运作，整合能力是成功的关键。而能否让被收购企业认同收购企业的文化的能力也十分重要。跨国收购中硬件整合完成之后，文化整合是当务之急，需要尽快进行。并购企业要建立双方相互尊重、学习的平台，不管是企业管理人员，还是普通员工都必须尽快树立跨文化意识。并购企业在进行文化整合时候，不能要求一步就位，而应该按部就班，一步一个脚印的整合。软件的好坏决定了硬件运作的成败，所以文化整合是跨国并购中绝对不容忽视的一部分。

（作者单位：石家庄经济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陶俊杰.新“马歇尔计划”利好周期性行业[N].证券市场周刊，2009.2.16.[2]于桂琴，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政治——法律风险分析与预防对策[J].经济界，2008.2.[3]谭三艳.孙子兵法的“五事”与我国企业的跨国并购战略管理[J].企业活力，2008.4.

第五篇：跨国并购中涉及的法律问题

跨国并购中涉及的法律问题

摘要：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速发展，国际投资，尤其是国际直接投资，在世界经济的日益自由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加入WTO，市场开放程度大大加快，外国资本对我国的直接投资和跨国并购呈现出继续增长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跨国公司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跨国并购已经成为我国近年来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知识产权制度逐渐异化，而国内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还在逐步增强中，知识产权保护还有很多漏洞，这就给国外公司尤其是跨国公司以把柄，致使我国国内企业长期处于知识产权重压之下。本文通过对“达娃之争”的案例分析，来揭露跨国并购中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同时警示企业家在跨国并购中应注意的问题。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市场被跨国企业打开，国内企业为了利用外方资金、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全面提升我国企业的经营水平和市场竞争力，越来越多的引进外国资本。而基于利益的考虑，外国资本通常也会欣然接受国内的邀请。因为跨国并购方式可以使外国企业迅速进入东道国市场并占有市场份额，并购有效地降低了进入新行业的壁垒和企业发展的风险和成本，能够充分利用了经验曲线效应。企业通过并购方式发展时，不但获得了原有企业的生产能力和各种资产，还获得了原有企业的经验，以及包括企业在技术、市场、专利、产品、管理等方面的特长，也包括优秀的企业文化。企业通过并购可以在以上各方面、各分部之间实现共享或取长补短，实现互补效应。同时能够有效利用被并购企业的相关经营资源和充分享有对外直接投资的融资便利，是企业借以躲避政治风险的重要手段之一。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跨国并购都是很成功的，近年来，以知识产权为中心的并购纠纷问题在跨国并购中已是屡见不鲜的了。

“达娃”的企业商标之争可谓是备受瞩目。达能集团收购香港百富勤公司股份而成为娃哈哈合资公司控股人的先后，其还相继收购了武汉东西湖啤酒、广东乐百氏、上海梅林正广和等国内企业的绝大多数股权。而达能集团与娃哈哈集团合资之时，娃哈哈集团的董事长宗庆后就坚持中方的经营控制权，坚持合资企业必须继续使用娃哈哈商标与品牌，坚持合资不合品牌。但是，由于合资时签下的《商标转让协议》以及后来《商标许可协议》在“娃哈哈”商标归属权约定问题上的疏漏或者模糊，使达能集团得以启动其仲裁与诉讼攻势，先要挟娃哈哈集团履行商标转让行为，在遭受娃哈哈集团的阻击和反击后，又在国内外先后提起了以娃哈哈集团和宗庆后损害公司利益为由的多次仲裁和诉讼，给娃哈哈集团方面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首先，“达娃”的仲裁和诉讼争端中，最明显的表现即在“娃哈哈”商标权的归属及其使用中，其中涉及1996年的《商标转让协议》和1999年的《商标许可使用协议》之“阴阳合同”的效力。根据杭州市仲裁委员会的裁决结果，娃哈哈商标权应然归属于娃哈哈集团，《娃哈哈商标转让协议》依法成立，但并未发生相应的法律效力，商标转让经依法申请未获批准。因此，达能集团并不享有商标权，而二者在合同谈判上的漏洞，给了达能集团借助娃哈哈合资公司提起一系列诉讼的借口。

达能在华并购的行为已经违背了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有关法律，并已对多家并购品牌造成严重伤害；继补偿性退出光明乳业之后，达能应尽快调整中国的战略布局，马上终止对娃哈哈的恶意并购。这主要依据：

1、著名品牌纳入国家经济安全管理是国际通例。著名品牌不仅涉及民族情感，而且被视为国家战略资源，越是经济强大、产业悠久的发达国家，对著名品牌并购引发的社会冲突越强烈。反之，落后国家的企业没有品牌基础，民族情感很难为此聚焦。

2、我国在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相关法律。基于国际通例，我国制定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第十二条明文规定：“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并取得实际控制权，涉及重点行业、存在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因素或者导致拥有驰名商标或中华老字号的境内企业实际控制权转移的，当事人应就此向商务部进行申报。当事人未予申报，但其并购行为对国家经济安全造成或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商务部可以会同相关部门要求当事人终止交易或采取转让相关股权、资产或其他有效措施，以消除并购行为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

3、达能的三大行为违背中国国家经济安全。自1992年以来，达能公司置国际商业规则与中国法律于不顾，不合常理地对中国饮料行业的著名品牌公司股权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撒网式收购，严重地影响到我国的国家经济安全。第一，通吃同一行业的绝大多数著名品牌的股权，无视中国民众的民族品牌感情，先后收购中国饮料行业最知名的七大品牌。其二，设置法律陷阱取得娃哈哈合资企业控股权，不惜以诉讼国家商标局来违法抢夺娃哈哈著名品牌的商标权。1996年娃哈哈合资公司由三方构成，合资后建立的董事会安排有着较为合理的制衡机制。但是，由于达能设置法律陷阱，并在转让取得百富勤股权时，不与娃哈哈方面协商通气，构成了敌意控股我国著名品牌公司的行为，由此埋下了破坏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的种子。在娃哈哈的驰名商标的争夺战上，达能亚洲不仅在十年前用“阴阳合同”搞变相转让，对抗国家商标管理。而今，达能亚洲在违法状态经营数年之久，坚持违法抢夺中国驰名商标—娃哈哈的商标所有权，并在国家工商局发出函件表明态度后，不惜以诉讼国家商标局来抢夺娃哈哈的著名品牌商标权。其三，不顾利益冲突进行同业竞争企业的并购，忽视乐百氏等被收购企业的运营管理，损毁中国著名品牌的市场能力与市场价值。

通过“达娃之争”的案例分析，国内企业在引进资金进行中外合资之时，首先要坚定自己的立场，坚持合资不合品牌，籍此保护自主品牌。其二，企业应当根据企业自身情况，增强企业对于外国资本的消化和控制功能，通过合同等方式明确约定有利于己方的知识产权的权利归属与使用，警惕任何名义尤其是知识产权名义下的恶性跨国并购，防止我国国内企业资产的流失。其三，在遇到跨国并购尤其是恶意跨国并购之时，国内企业更应该勇敢拿起法律武器与之抗争到底。

无独有偶，2012年爆出的“iPad商标侵权案”可谓是令人唏嘘不已。在这个案件当中，值得总结的问题其实是苹果公司在知识产权尽职调查上的疏漏。如果苹果公司做好了知识产权尽职调查，就应知中国大陆ipad商标的持有人是深圳唯冠，而不是唯冠台北公司。虽然杨荣山是唯冠集团的CEO，同时也是集团所有下属公司的CEO，但是唯冠台北公司与深圳唯冠从法律上是两个独立的法人的企业，杨荣山只在唯冠台北公司的授权委托书中加盖了其印章。正是苹果公司自身在知识产权尽职调查上的失误才导致了苹果公司与深圳唯冠之间的商标权纠纷的发生。

对于跨国企业或者是正处在国际化进程中的企业而言，制定完善的商标战略和进行详尽的知识产权尽职调查是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的全球商标注册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如果打算推出的商标在某个国家或者地区被抢先注册，那么进行商标收购在很多时候是不可避免的。在进行商标收购之前，应当围绕拟收购商标进行详尽的知识产权尽职调查。收购方在收购之前必须要掌握该商标权的相关信息，包括商标权利归属、商标权利瑕疵情况、商标证的注册信息、商标的历次转让情况、商标有无侵犯他人在先权利、近似商标情况等。而知识产权调查应注意的事项又如下几点：

第一，要注意跨国收购法律适用问题。知识产权具有地域性特征，各国往往根据本国法律给予在本国注册登记的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进行排他性保护。各国的立法在知识产权的申请、归属、有效期、转让、出口、交易等方面均有不同规定。因此，知识产权尽职调查必须首先了解该作为收购标的的知识产权所在地的法律环境。如果脱离本地的知识产权法律环境进行尽职调查，必然得出错误的尽职调查结论。

第二，要调查收购对象的权力归属。知识产权权利主体复杂，包括申请人、专有权人、被许可人、共有人、质押权利人等。识别清楚具体的权利主体类型，有助于识别该权利主体在权利行使内容、范围、期限等方面的具体界限。而且，明确知识产权权利主体也是确定交易相对方的前提。如果与无权处分方签署知识产权转让协议或者许可协议，必然导致收购目的的落空，直接导致协议无效或者不具有约束力。

第三，要看收购对象的法律状态。知识产权的权利是否存在瑕疵，譬如是否存在专利质押、企业被法院查封等权利限制的情况。

第四，要看收购对象的期限和内容。知识产权期限、内容以及知识产权的专有权均有一定的年限限制。尽职调查的基本内容之一是明确知识产权专有权的剩余年限、是否可以申请续展延长保护期限。另外，知识产权的内容同样是尽职调查中不可或缺的事项。根据我国《商标法》，注册商标一般仅在注册类别和相似类别获得保护，除非达到驰名的程度才可能获得跨类保护。对于专利权而言，需要调查的内容包括内容专利是否是收购方所期待获得的技术方案专利权，是否是涵盖了出让方实际经营中的核心技术，是否符合专利三性从而具有稳定性等问题。

第五，要考虑知识产权权力是否有权属纠纷存在。在进行企业并购的时候，知识产权侵权风险的评估和分析是知识产权尽职调查的一个重要内容。此外，还应当对目标公司的相关专利技术是否依赖其它在先专利进行分析，这些在先专利有没有在投资公司或者收购公司的目标市场所在国家进行了申请，以及这些在先专利的期限还有多长等因素进行全面的核查、分析与评估，从而更好地规避侵权的风险。

第六，要看知识产权类资产的交割和过渡安排。在资产收购的交易中，知识产权类资产的移交和转让是一个十分关键的环节。知识产权律师和企业在进行尽职调查时，可以将知识产权类的资产分门另类，制作移交清单，并且针对具体的产权类型确定不同的移交方式、负责单位、移交时间。

“iPad商标侵权案”本身并不复杂，但是作为世界巨头的苹果公司却在如此不起眼的商标收购上栽了大跟头，不得不引起国内企业的深思：在当前跨国并购风起云涌的背景下，无论是国外企业并购国内企业抑或中国企业走出去并购境外企业，还是跨国知识产权定向收购，知识产权尽职调查都应是知识产权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