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西安市产业结构与土地利用结构关系研究论文
[摘要]以西安市为研究对象，分析其1998～2008年的产业结构和土地利用结构的动态变化，并利用结构变化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线性回归模型等方法来探讨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指出，在充分考虑二者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加快土地利用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从而实现产业结构和土地利用结构的优化。
[关键词]产业结构;土地利用结构;格兰杰检验;西安市
产业结构是指各产业的构成及各产业之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各产业部门的构成及相互之间的联系、比例关系不尽相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小也不同[1]。而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则是指各种城市土地利用类型在总土地面积中所占的比例。城市的产业结构是决定城市经济功能和城市性质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城市产业结构的相互转换首先通过相应的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得到反映。因此，在对城市产业结构进行调整，重新配置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城市产业结构和城市土地结构的相关性，使得合理的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与城市产业结构的不同发展阶段相适应[2-5]。
1产业结构和土地利用结构演变分析
1.1产业结构演变分析
产业结构揭示了各个生产要素在产业部门之间的分配情况以及他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产业结构可以分为静态结构和动态结构。静态产业结构是指在一定时点上各产业资源配置、转化和产出构成[6]。通过对2008年西安市产业结构与国内发达地区产业结构的比较，发现西安市第三产业比重远远落后于这些地区。
而动态的产业结构则是指随着时间的推移，产业结构各组成部分之间的转换，根据产业结构演变理论[7]，产业结构演变是从一、二、三产业到二、三、一产业，然后再发展到三、二、一产业的产业结构演变过程。由于本文主要是研究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和产业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本文主要关注的二、三产业的演变过程。据此本文分析了1998～2008年西安市二、三产业的演变过程，见图1。
图1 1998-2008年西安市二、三产业产值比重变化从1998年到2008年，西安市的GDP总量从526亿增长到2190亿元，总量增长了1664亿元。在此其间，西安市经济总量不断增加，经济增长速度不断加快，通过对1998～2008年西安市二、三产业所占GDP比重变化的分析可以看出，西安市的产业结构变化呈现出第二产业比重逐步上升，第三产业比重波动上升的趋势。
1.2土地利用结构演变分析
为了能够客观的反应西安市土地利用结构的动态变化情况，本文收集了1998～2008年间西安市城市9种类型土地的变化情况。从1998年到2008年间，西安市9大城市土地利用类型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情况，有的土地利用类型的比例基本保持不变，有的出现了增长的情况，有的则出现了下降的情况。出现增长的土地利用类型主要包括:公共设施用地从1998年的17.36%增长到2008年的20.22%，道路广场用地从1998年的2.6%增加到2008年的15.72%，市政公用设施用地从1998年的1.6%增长到2008年的2.53%，绿地面积由1998年的1.78%增加到2008年的6.12%，特殊用地面积由1998年的1.65%增加到2008年的1.91%;城市土地利用比例降低的主要包括:居住用地面积由1998年的42.15%下降到2008年的33.07%，工业用地面积由1998年的21.53%下降到2008年的17.39%，仓储用地面积由1998年的5.17%下降到2008年的0.96%，对外交通用地面积由1998年的6.17%下降到2008年的2.09%。造成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近年来西安市居住用地的容积率不断提高，城市土地利用强度的不断增大，从而间接的增加了居住面积，所以居住用地面积在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中的比例不断下降;
(2)西安市遵循产业结构演化的规律以及城市土地优化配置理论的要求，将工业产业从城市的中心区域迁移到郊区，为商业、服务业等对区位条件要求较高的第三产业腾出发展空间，所以工业用地面积和仓储用地面积等在土地利用结构中所占的比例是不断下降的;
(3)由于近年来城市发展的需要，西安市加强了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并对城市环境进行了改善，所以公共设施用地、道路广场用地、市政公用设施用地以及绿地等在土地利用结构中的比例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2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和产业结构相关分析
2.1土地利用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结构变化率分析
结构变化率是衡量结构变化程度的重要指标，其计算公式如下:Di=騨i=1|Gt-G0|式中:Di为结构变化率，G0为基期结构，Gt为t期结构，n指的是几种类型，首先根据此公式计算历年西安市产业结构和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程度，然后用偏差系数对两者结构的差异进行分析。
1998～2008年西安市产业结构变化率的计算结果表明(表1)，从总体上来说，西安市产业结构变化率呈现上升的趋势，但是变化的幅度不断缩小，说明西安市的产业结构变化不断趋于稳定。
1998～2008年西安市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率的计算结构表明(表1)，西安市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率从整体上来说呈现上升趋势，增减的幅度趋于减少。历年的变化以2004年为界，之前呈现上升趋势，之后则呈现下降趋势。
产业结构与用地结构的偏差系数是指产业结构变化率与用地结构变化率之差的绝对值，偏差系数越大，说明产业结构与土地利用结构的差距越大，反之亦然。从表3可以看出，偏差系数从1998年的1.83%增加到2008年的4.68%，说明西安市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的速度较快，产业结构变化较土地利用结构变化较慢，产业结构变化具有滞后的性质。
2.2产业结构与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因果关系检验
通过协整检验发现，虽然西安市的产业结构变化和土地利用结构变化之间存在着稳定的长期关系，但是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因果关系的方向如何却并不明确。为此，本文采用Eviews软件对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格兰杰因果检验，鉴于观测值较少，因此本文取显著水平α=0.2，检验结果见表2。
计算结果表明，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快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西安市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是引起产业结构变化的原因，因此在对西安市产业结构进行调整时，可以通过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的调整，使得土地资源可以得到优化配置，从而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3土地利用结构和产业产值的关系分析
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可以综合反映某区域在一定时段内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的动态变化及其转换程度，因此，土地利用结构的信息熵就可以用来表示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的指标值。本文通过对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的信息熵与二、三产业产值之间的分析来讨论西安市土地利用结构与产业产值之间的关系。
3.1基于信息熵对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的分析
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的信息熵计算公式如下:H=-9i=1PilnPi式中:H表示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的信息熵值，Pi表示第i种土地占城市建设用地免得百分比，根据《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将城市土地分为居住、工业、交通、道路广场、公共设施、市政、绿地和其他用地等9类。土地利用结构的信息熵值可以反映土地利用的有序程度，信息熵越大表示土地利用的有序程度越低，反之亦然。计算结果见表3。
3.2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与产业产值的关系分析
对1998-2008年西安市第二、三产业的产值与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的信息熵值进行线性回归，可以得到以下方程:H=1.567 175-0.002 116c2+0.002 121C3式中:H表示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的信息熵值。C2和C3分别表示西安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产值。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常数项和变量都通过了t检验，从方程的整体显著性来看，R2=0.856978，F=23.96771。
因此方程符合统计意义的检验，这表明第一产业产值和第三产业产值对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的信息熵值有着显著的影响。从上述的方程可以看出，第二产业产值与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的信息熵值呈负相关，而第三产业产值同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的信息熵值呈正相关，并且从回归的系数来看，第三产业对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的影响要大于第二产业。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第三产业用地的增加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所以说，二、三产业占地比重的高低是造成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
4结论与建议
(1)通过对西安市产业结构和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分析可以得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所占的比重都是上升的;西安市目前的土地利用结构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必须加大对土地利用结构的调整力度，而从纵向的角度来看，西安市9大城市土地类型存在不同方向和不同程度的变化。
(2)以1998年为基期，采用结构变化率分析了西安市产业结构和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的结构变化率，发现西安市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率快于产业结构变化率，产业结构变化率具有滞后的性质，并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分析了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同产业结构的因果关系，发现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是造成产业结构变化的原因。
(3)运用土地利用结构的信息熵值和二、三产业之间的产值分析了土地利用结构和产业产值之间的关系，发现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产值变化分别与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的熵值变化呈负、正的相关关系，并且第三产业产值的变化对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熵值变化的作用程度要大于第二产业的产值。
参考文献
[1]张颖，王群，王万茂.中国产业结构与用地结构相互关系的实证研究[J].中国土地科学，2007，21(2):4-11.[2]中国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转型.[3]黄贤金，彭补拙，张建新.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与土地可持续利用关系研究[J].经济地理，2002，2(4):425-429.[4]刘平辉，郝晋珉.土地资源利用与产业发展演化的关系研究[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30(1):95-98.[5金融危机对北京市产业结构的影响" 国际金融危机对北京市产业结构的影响.[6]林峰.可持续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7]“十一五”时期我国产业结构的发展状况.
第二篇：六盘水市经济总量与产业结构研究
六盘水市经济总量与产业结构研究
邬瑞凡
〔内容摘要〕以六盘水第一次经济普查资料为依据，就重新核算和修订后的经济总量与产业结构数据和贵州及部分地区进行比较，深入分析影响六盘水经济发展的产业优势和劣势，提出加快六盘水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促进六盘水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建议。
〔关 键 词〕六盘水市 经济总量与产业结构 研究
〔作者介绍〕六盘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一、六盘水经济总量与产业结构取得的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我市经济总量迅速扩大，产业结构调整取得明显成效。全市生产总值由2000年的81.5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207.93亿元，年均增长13.7%，比“九五”期间平均增幅高出5.2个百分点，经济总量在全省的比重逐步上升，在全省的位次由“九五”时期的第六位上升到“十五”初期的第五位，并继续上升到现在的第四位，仅次于贵阳市、遵义市和毕节地区。2005年人均生产总值达6891元，比全省高出1934元，仅次于贵阳市，居全省第二位。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一、二、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00年的16.6：53.9：29.5转变为2005年的9：56.3：34.7，第一产业比重逐渐下降，第二、三产业比重逐渐上升，“二三一”格局逐渐巩固，第二产业龙头支柱地位日益凸现。财政总收入达27.4亿元，年均增长27.6%。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8032元，年均增长8.7%，农民人均纯收入达1863元，年均增长5.5%。科教、文化、卫生、体育和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取得明显成效。
二、六盘水经济总量与产业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根据第一次经济普查结果，通过将核定后的2004年和2005年六盘水GDP总量和产业结构数据与贵州及部分地区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经济总量发展速度较快，绝对数仍然偏小
经济总量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代表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2004年和2005年，六盘水GDP总量分别为165.3 亿元和207.93 亿元，占贵州GDP总量的9.8 %和10.7%，在九个地州市中还未达到1/9的水平。
从上表可以看出，2005年我市经济总量是贵州增长最快的地区，但绝对数与贵阳市、遵义市相比，差距仍然较大。2005年贵阳市GDP总量已达 525.62 亿元，成为贵州GDP总量过500亿元的地区，经济总量为六盘水市的2.5倍，遵义市GDP总量402.32亿元,约为六盘水GDP总量的2倍。人均GDP仅为贵阳市的46%,还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二）产业结构调整虽然取得明显成效，但仍然不尽合理
1、产业结构之间
根据各产业增加值占GDP总量的比重可以计算出，2005年六盘水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 9:56.3:34.7，呈现出“二三一”结构，和2000年相比，第一产业比重下降7.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重上升 2.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上升5.2个百分点。
从上表可以看出，2005年六盘水三次产业结构和贵州平均水平相比，第一产业的比重低9.5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比重高13.9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比重低4.4个百分点。和贵州其它地区相比，第一产业的比重除贵阳市外全省最低，第二产业的比重全省最高，虽然与我市作为新型的重化工基地相符,但与我市80%的人口在农村极不协调。也导致我市是全省乃至全国城乡差距最大、二元结构最为突出的地区之一。
2、各产业内部之间
近年来，六盘水产业内部结构经过不断调整，总体上趋于优化，但也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因素。一是从第一产业内部结构来看，农业比重偏高。2004年六盘水农、林、牧、渔业产值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分别为64.4%、3.3 %、29.7%和2.6%，和贵州平均水平相比，农业产值的比重高出4个百分点。二是从第二产业内部结构来看，工业比重偏高。2005年六盘水工业增加值占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90%，比贵州平均水平高5个百分点。工业内部，采矿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了50%，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未根本转变。三是从第三产业内部结构来看，交通运输邮电仓储业、批零贸易餐饮业、金融保险业等传统行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了62%，比贵州平均水平高出12个百分点。因而其他新兴产业如房地产、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商业服务等发展后劲明显不足。
（三）经济运行质量不高，影响发展后劲
经济运行质量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运行是否具有活力并能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重要标志，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六盘水经济运行质量不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财政实力偏弱，增长缺乏强力支撑。一般来说，财政收入是经济运行质量的集中体现。从财政收入总量看，2004年六盘水地方一般预算财政收入为9.7亿元，财政收入在全省排名居第4位，仅为贵阳市的23.8%、遵义市的53.7%。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看，2004年六盘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5.87%，2005年上升到6.36%，低于贵州平均水平2.93个百分点，低于贵阳、安顺、黔西南、毕节等地。
2、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偏低，差距进一步拉大。城乡居民收入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群众能否真正享受经济发展成果的重要标准。2004六盘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177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672元，城乡收入比为4.29:1,到2005年六盘水城乡收入比又上升到了4.31:1,城乡差距远远超过了经济比较发达的贵阳市和遵义市。如果把城市隐性收入和享受的医疗、社保等计算在内，差距更大。
（四）从业人员结构不尽合理
根据经济普查资料，2004年末，六盘水第二、三产业的就业人数为39.35万人。其中，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为20.08万人，占51.03%；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为19.27万人，占48.97%。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明显偏低，低于全省平均水平12.43个百分点。在单位就业人员中，采矿业占39.%，高于全省29.5个百分点，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他新兴行业如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计算机服务、科研等从业人员比重与全省相比有明显差距。另外，从就业人员的学历看，初中及以下学历的人员占53.22%，高于全省12.6个百分点，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员比重明显偏低。
（五）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缓慢
根据经济普查资料，2004年六盘水市第二、三产业企业实收资本192.28亿元，其中国有和集体资本127.7亿元，占66.2%；个人、外商及港澳台商资本64.91亿元，占33.8%，仅占贵州的5.35%。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短时间内难以改变国有和集体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明显滞后。
三、六盘水经济总量与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和目标
促进经济又快又好发展，必须以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为主线。特别是对于经济总量小、产业结构水平还不高的六盘水而言，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来促进经济总量的扩大尤显重要。根据六盘水实际，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六盘水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和目标是：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做大做强优势产业，加快发展第三产业，调整优化三次产业结构，逐步改变城乡二元格局。
（一）加快工业结构调整，整体提升工业竞争力
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为方向，以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主线，依托资源优势和现有产业基础，大力发展优势特色产业，积极运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初步把我市建设成为贵州西部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基地。
1、做大做强支柱产业。坚持走规模化、集约化和集团化发展的路子，支持境内外有实力的大中型企业参与煤炭资源开发，使煤炭资源得到充分合理的开发利用，在整合现有煤矿的同时，重点抓好大型骨干矿井建设，大力发展煤焦化、液化、气化，力争使煤化工产业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取得突破性进展。
2、支持冶金建材产业加快发展。支持水城钢铁（集团公司）实施“集团化、精品化、清洁化、高效化”发展战略，整合资源，节能 降耗，调整产品结构，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尽快建成百亿元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推进水泥行业兼并重组、技术改造、积极发展特种水泥，引进新技术，以煤矸石、粉煤灰、钢渣为主要原料，积极开发新型建筑材料。
3、积极发展装备制造业和轻工业。围绕煤炭、煤化工等主要产业，支持六盘水煤机厂等企业搞好技术改造，加快结构调整，积极发展矿山机械、机电产品及其他配套产业，提高产业关联度。结合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在扶持啤酒、食品、制药等现有轻工业的同时，力争在畜产品、生姜、马铃薯等农产品加工上取得大的进展。加快发展以电子信息、生物技术与新医药、新材料等为重点的高新技术产业，促进产业多元化发展。
4、整体提升工业竞争力。实施一批重大工业项目，推进工业园区建设，促进产业集群发展。要以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产业链的组织方式、开发区的管理模式、市场经济的运作方法，兴办一批各具特色的工业园区，着力办好红山、石桥工业园区。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经营管理创新，培育扶持一批“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提升工业经济的总体竞争力。
（二）调整农业经济结构，努力解决“三农”问题
解决“三农”问题应多管齐下，从多方面入手。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突破性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步伐。
1、加快现代农业建设。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大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稳定粮食产量，推进结构调整。大力实施马铃薯、果茶、蔬菜、畜禽、中药材、水产和林特等优质产业工程。
2、强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以龙头企业为依托，大力发展农产品深加工，特别要大力发展有比较优势的特色农产品加工业，培育优质产品品牌，为农民增收提供有力支撑。注重加强龙头企业和产业板块基地建设，使更多的农户进入农业产业化体系。
3、大力推进“科技兴农”。建立和完善职业技术培训体系，根据产业发展需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农民的培训，使广大农民掌握一门以上农业适用技术或非农技能。培养一批农村致富带头人。实施“富民工程”，组织一批重大农业科研专项，推广一批增产增效的实用技术。加强农业公益性服务体系建设，在良种繁育、农技推广、质量安全、动植物防疫和保护、信息服务、资源与生态保护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
4、建立和完善促进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机制，积极采取综合措施，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坚决防止农民负担反弹。广辟农民增收渠道，提高农民的非农业收入比重；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和城镇特色产业；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搞好组织指导和服务；大力发展劳务经济，建立劳务输出基地，努力缩小城乡差距。
（三）加快发展和提升服务业，着力提高服务水平
在三次产业中，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和比重水平提高，是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发展高级化和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目前，六盘水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为34.7%，与贵州39.1%的水平还有差距，与贵阳市、黔东南州等地相比差距更大。因此，必须充分发挥六盘水区位、交通、大企业相对集中等优势，以建设现代物流中心区为重点，加快发展和提升服务业，着力提高对经济社会和人民生活的服务水平。
1、突破性发展现代服务业。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金融保险业和信息业。物流业要围绕建成现代物流中心区，加快建设物流基础设施和公共信息平台，尽快形成以市区为中心，平寨、红果为支点的现代物流网络体系。大力培育物流企业集团，优先支持第三方物流发展，积极吸引国内外知名物流企业落户六盘水。金融业要加快开放步伐，积极参与竞争与合作，加快聚集各类金融机构。推进制度创新和产品创新，大力发展银行综合经营业务，建立各类融资平台和信用担保体系，积极为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提供信贷服务。构建多功能、开放式、广辐射、高效有序的金融服务和监管体系。加快发展保险业，提高全市保险的广度和深度。信息业要提高社会化、产业化水平，大力发展宽带接入，建成全市有线广播电视运行新体系。加快发展电信增值业务，拓展以移动通信和互联网业务为重点的电信新业务，推进邮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综合业务体系建设。积极推进电子政务信息工程，加速配套建设，实现市、县政府和部门网络互通，提高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水平。
2、大力培育需求潜力大的服务业。积极扶持旅游业、房地产业、中介服务业、社区服务业做大做强。充分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着力打造“凉都”品牌，支持对全市旅游发展有重大带动作用的旅游企业集团壮大规模。积极引导房地产业健康发展，重点发展面向中低收入家庭的普通商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要保持适度的房地产业投资规模，提高整体发展水平，规范市场行为，形成配套服务体系，满足不同层次消费者的需求；中介服务业要加强职业规范管理，大力提升会计、律师、审计、咨询、专利、产权交易、技术服务等行业的服务水平；社区服务业要坚持政府扶持、市场运作的原则，完善社区服务设施，拓展服务领域。加快发展物业管理、家庭教育、社区商贸和家政服务等行业，形成广覆盖、多层次、社会化的社区服务体系。
3、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运用现代服务技术和经营方式，全面改造提升商贸、餐饮等行业，加快流通业态创新。积极推进城市商贸业发展，加快向农村延伸，形成以连锁经营和物流配送为重点的新型商贸流通业。打造各具特色的商贸集聚区，培育一批在贵州有影响的大型商贸零售企业。在商品生产地和集散地扶持发展一批交易量大、管理水平较高的大型工业产品和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为六盘水商品进入国内外市场提供快速通道和交易平台。
四、加快六盘水经济总量与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措施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应主要依靠市场主体的自主行为实施。但与此同时，政府的作用更不能忽视，政府应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完善相关政策，为激发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营造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特别是要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完善财政金融政策、产业政策、科教人才政策、组织实施重大工程等政策措施，为加快推进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一）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目前，一些企业特别是部分国有企业安于现状，缺乏开拓进取和敢于冒险的精神，在自主创新、产品开发、结构调整方面显得不积极、不主动，调整与发展的动力不强。这种状况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坚决扭转。要加大企业改革力度，大型国有企业改制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骨干企业转制为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培育成为经济发展的排头兵。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为重点，加快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和出资人制度，实现国有资产的统一监管，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坚定不移地推进非公有制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从体制机制和政策等方面，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有企业改革，进入金融服务、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等领域，支持非公有制企业制度创新、做大做强。加快现代市场体系建设，继续发展土地、技术和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全面推行经营性用土招标拍卖挂牌制度，探索建立农村集体建设土地流转机制。
大力实施开放先导战略。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持以对内对外开放促改革、促调整、促发展。以优化投资环境为突破口，紧紧抓住国际及发达地区产业向内地及我省转移的机遇，继续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借助外力，促进六盘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要加强与东部及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合作，加大吸纳民营资本的力度与规模，在承接产业转移、资源开发等方面取得新突破。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促进企业联合与协作，积极推动企业到境外投资办厂。
（二）完善财政金融政策，加大对产业结构调整投入的力度
围绕全市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和方向，充分发挥财政、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职能作用，加大对重点产业和领域投入的力度。增加对农业品种改良、科技推广、基础设施、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劳动力培训、公共卫生、基层文化、生态环境建设等资金的投入，特别是要加大对农产品加工企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扶持的力度，为农业结构调整提供有力保障。
（三）制定完善产业政策，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导向
按照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要求，增强对全市产业发展、产业技术、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等相关政策的统筹协调。贯彻实施国家产业政策，适时制定和完善六盘水市支持鼓励和限制产业实施目录。按照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要求，加强对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薄弱环节的扶持。通过严格技术标准、排放标准和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等措施，依法淘汰落后工艺技术，关闭破坏资源、污染环境和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按照引导产业集群发展、减少资源跨区域大规模调动的原则，优化产业布局。实施中小企业促进计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壮大。
（四）组织实施一批重大项目，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支撑
选择、组织一批能够充分发挥产业优势的重大项目，抓紧建设实施，促进产业优化升级。研究、储备一批能够优化产业结构的重大项目，加快前期工作，增强经济发展后劲。争取将煤化工、电力、交通、水利、生态建设等一批重大工程纳入国家规划并开工建设。
（五）大力实施科教兴市和人才强市战略，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智力保障
突出开发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增强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突出运用先进技术和自主创新成果，提高煤炭、钢铁、化工等支柱产业的核心竞争力；突出发展生物农业、能源、水资源保护和环保技术，着力解决资源环境瓶颈制约；突出建设区域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加强科技创新与服务公共平台、科技基础条件共享平台建设。发挥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鼓励企业成为技术创新和科技投入的主体。支持企业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开展多种形式的联合协作，推动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加快推进人才强市战略。以人力资源能力建设为核心，加强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等三支队伍建设。大力实施人才培养工程，抓紧培养学科和技术带头人、企业高层次经营管理人才和科级以上中青年党政领导人才。围绕优势产业发展，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围绕现代服务业发展，培养各类技能人才；围绕县域经济发展，培养各类实用人才。树立科学人才观，不断深化人事制度改革，以品德、能力和业绩为导向，创新各类人才选拔任用机制。加大人力资源开发的投入，建立健全人才激励与保障机制，推进人才资源市场化配置，坚持尊重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营造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良好社会氛围，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
主要参考文献：
①六盘水统计年鉴（2004、2005年）；
②贵州统计年鉴（2004、2005年）；
③领导干部手册（六盘水市、贵州省）；
④贵州经济普查年鉴（上、下册）；
⑤六盘水市第一次经济普查资料；
⑥六盘水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
⑦毕水兴经济带规划；
⑧中国统计年鉴（2004、2005年）；
⑨经济参考报；
⑩宏观经济研究等。
第三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市规划的关系
一、两规的定义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在一定区域内，根据国家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和当地自然、经济、社会条件，对土地的开发、利用、治理、保护在空间上、时间上所作的总体安排和布局，是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制的基础。城市总体规划：
指城市人民政府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当地的自然环境、资源条件、历史情况、现状特点，统筹兼顾、综合部署，为确定城市的规模和发展方向，实现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合理利用城市土地，协调城市空间布局等所作的一定期限内的综合部署和具体安排。
二、两规的关系
相互包含相互制约
从规划范围和内容来看，城镇总体规划的土地利用规划部分属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一部分，但城镇规划还包括城镇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市政建设、城镇体系等，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未包含这些内容。两者都属于区域规划中最低层次的规划，其关系应当是相互包含和制约的关系。
1、土地使用规划是城市总体规划的核心
2、城市总体规划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提供宏观依据
3、两者相互协调和衔接
三、两规的相同与不同
（1）共同目标：为了合理使用土地资源，促进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2）两者关系：
①土地使用规划是城市总体规划的核心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保护土地资源（特别是耕地）为主要目标，在比较宏观的层面上对土地资源及其使用功能进行划分和控制，而城市规划侧重于城市规划区内土地和空间资源的合理利用。②城市总体规划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提供宏观依据
城市总体规划除了土地使用规划内容外，还包括城市区域的城镇体系规划、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以及空间布局等内容，这些都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提供宏观依据。
③两者相互协调和衔接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不仅要为城市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发展空间，以促进城市与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还应为合理选择城市建设用地、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提供灵活性；城市规划范围内的用地布局应主要根据城市空间结构的合理性进行安排。城市总体规划应进一步树立合理和集约用地、保护耕地的概念。城市规划中的建设用地标准、总量，应和土地利用规划充分协商一致。
城市总体规划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都应在区域规划的指导下，相互协调和制约，共同遵循合理用地、节约用地，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和空间协调发展的原则
规划思路不同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思路是依据上一级下达的建设占用耕地面积、新增耕地面积和净增耕地面积三项控制指标 J，以供给制约和引导需求，重在控制，而且是刚性的。而城市总体规划编制时，没有自上下达的规划控制指标，城市的发展思路和城市规模是建立在对城市的社会、经济、历史、地理、资源、产业政策、人文背景等多因素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城市发展目标和发展。
人口统计口径不同
因此，导致两规中关于城市人口规模的内涵不一致，前者明显大于后者，直接影响根据人口规模计算的城市用地面积。
土地分类体制不同
在地类划分上，“两规”存在较大差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各类用地面积统计采用《全国土地分类》（2002 年），分3 个一级地类、10 个二级地类和52 个三级地类。而城镇总体规划采用的是《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139-90），其用地类型分为10 个大类、46 个中类和73 个小类。这种土地分类的不同直接导致同一地类有不同的内涵，使相同区域可以统计出不同的地类面积，相同地类无法进行比较、计算等。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中将城镇村及工矿用地分为城市用地（建成区）、建制镇用地、村庄用地、独立工矿用地、盐田及特殊用地。土地利用规划中的城市用地面积要小于城市规划中的城市用地面积。
法律地位不一样
土地规划的宏观控制和约束力未能在法律上充分体现。《土地管理法》及实施条例都简单地讲各级政府应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但规划应对哪些土地利用进行宏观控制，如何保证规划的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有无法律约束力，违反了规划如何处置等均未能明确。相形之下，城市规划有《城市规划法》作为法律保障，规划的制定、实施和违反规划应负的法律责任等《城市规划法》均作了明确的规定。政府的行政态度
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虽然均是由地方政府组织，但是地方政府为追求政绩、地方经济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解决当地就业等，往往热衷于建设大城市，迎合各项建设项目的用地要求，有任意扩大城市规模的倾向；城市规划部门为迎合政府意图，加上自身利益观念的驱使(按规划面积计酬)，也喜好做大规划。加上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经济的快速增长，加剧了新一轮的圈地热，弱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用地规模控制的作用。
南京市两规出现的问题
根据1996年10月31日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数据，南京市规划基期耕地面积达464万亩，而近期经验收通过的更新调查数据却为370多万亩，相差94万亩。若按下达的基本农田保护率83.38%计，规划保护面积为386.9万亩；
由于规划编制时国家尚处于宏观调控阶段，对经济发展需要的用地量预测不足；同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以指标分解控制为核心。
南京市在编制规划时，不能突破江苏省下达的三项控制指标（建设占用耕地指标、补充耕地指标、净增耕地指标），因而，各地都存在建设预留地指标较少的矛盾。南京市1997-2010年规划建设占用耕地指标不能超过8880公顷（13.32万亩），而规划实施中的2000年为1万多亩、2001年为3万多亩、2002年达6万亩、2003年约10万亩，2004年估计也在10万亩以上，用地量剧增。
第四篇：音乐与诗歌关系研究论文
一、音乐对《诗经》、《楚辞》文体形式的影响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里面包括《风》、《雅》、《颂》三大部分。关于《风》、《雅》、《颂》如何分类，现存的先秦文献没有一个明确的记载。《毛诗序》说：“《风》，风（讽）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显然，这是汉儒以政治教化的观点所进行的解释，并不符合《诗经》的本来面貌。孔子曾说过：“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以此，知《雅》、《颂》之名原本不是诗体的名称，而是音乐的名称。所以，至唐代孔颖达作《毛诗正义》，就重新指出《风》、《雅》、《颂》的音乐性质。他说：“诗各有体，体各有声，大师听声得情，知其本义。……然则《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孔颖达的这一说法，得到了后世的广泛认同。后人结合《诗经》本身的内容特点，大都认为《风》、《雅》、《颂》属于音乐分类，其中《风》属于地方之乐，《雅》属于朝廷之乐，《颂》属于宗庙之乐。《诗经》与音乐的关系，在此认识中进一步得到了强化。
但是，由于人们只是把《风》、《雅》、《颂》看成是音乐上的分类，由于我们已经不可能重新耳闻目睹先秦古乐，所以，学者们在为此而感到遗憾的同时，并没有在《诗经》的文学形式与音乐的关系问题上做进一步思考，在这方面，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我们重新来做。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音乐与《诗经》的关系，并不仅仅表现在《风》、《雅》、《颂》的乐调方面，同时也表现在文学语言的形式方面。可以说，正因为有了不同的乐调，才会有《风》、《雅》、《颂》这三种诗歌在语言形式上的巨大差别。
音乐对《风》、《雅》、《颂》语言形式上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从章法上来看，《周颂》里的诗，几乎都以单章的形式出现。而《雅》诗几乎都由多章构成，每一章的句子都很完整，而且每一章的篇幅都比较长。《风》诗虽然也由多章构成，但是大多数《风》诗的章节数都少于《雅》诗，每一章的篇幅也较《雅》诗要短。这种分章或不分章，每章句子有多有少的现象，显然都是由《风》、《雅》、《颂》这三种不同的音乐演唱体系决定的。再从文辞的角度来看，《周颂》里的诗句有相当数量都不整齐，词语也不够文雅，但是大多数却非常古奥。而雅诗的句子则非常整齐规范，词语也特别典雅，有一种雍容华贵的气象。《风》诗的句子参差错落，轻灵活泼，通俗又是其语言的基本风格。《风》、《雅》、《颂》在语言形式上的这种区别，音乐在里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有什么样的乐调，就会有什么样的语言。《礼记·乐记》云：“大乐必易，大礼必简。”又曰：“《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叹，有遗音者也。”孔颖达疏：“《清庙》，谓作乐歌《清庙》也。朱弦，练朱弦，练则声浊。越，瑟底孔也。画疏之，使声迟也。倡，发歌句也。三叹，三人从叹之也。”由此可知，像《周颂·清庙》这样的诗之所以单章而又简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宗庙音乐本身所追求的风格就是简单、迟缓、凝重、肃穆。简单，就不须长诗来配乐；迟缓，对语言本身的节奏要求就不会过高；凝重，要求诗的语言不能华丽；肃穆，则要求在缓慢迟重的演唱中再加入深沉的感叹式的合唱。演唱《清庙》时的乐器也正好与之相配，“朱弦而疏越”。由此而言，《清庙》之诗之所以是现在这样的语言形式，音乐在其中的确起了重要作用。而《雅》诗作为朝廷的正乐，承担着与宗庙音乐不同的艺术功能。它或者述民族之历史，或者记国家之大事，或者谈政教之得失，或者写朝廷之仪典，篇幅的宏大，语言的典雅，章法的整齐，就必然成为雅乐对于诗歌语言的基本要求，尤其是对《大雅》的要求。《风》诗的章法和语言特别近似于现在的流行歌曲的歌词，最常见的情况是每首诗分成二至四段，每一段的句子数量都在三五句之间，结尾和开头部分还往往呈现出重章反复的模式。由此我们可以猜想，这些《风》诗最初本是来自世俗社会的“流行歌曲”，它所表现的是社会各阶层的风俗风情，是社会各阶层的通俗的歌唱。它的章法形式和语言，正是在这种通俗歌唱发展过程中才形成的。
音乐对《诗经》中《风》、《雅》、《颂》语言形式的影响有时可能是主导性的，在这方面，我们过去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过去在研究《诗经》各体的艺术风格和创作方法之时，往往习惯于从作品的内容入手，认为是内容决定了形式，是先有了庙堂的歌功颂德的内容，自然就会有了《周颂》那种板滞凝重的语言形式。其实事情并不那样简单，有时候实际的创作正好与此相反，不是内容决定形式，而是形式决定内容。先有了宗庙音乐的规范，自然就会产生那样的内容和语言，形式在这里可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周颂》是这样，《雅》诗和《风》诗中的许多诗篇的产生也是如此，这在《诗经》的文本中可以找到证明。如当前的许多研究者都已经注意到，《诗经》中存在着许多固定的抒写格式和套语，按口传诗学的理论，这些固定的抒写格式和套语之所以存在，正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口传诗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形式技巧，这种技巧往往与音乐演唱的固定模式紧紧联系在一起，后世的歌唱者在创作中可以熟练地拿来套用。也就是说，一个民族在早期诗歌长久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固定的音乐曲调和演唱程式，这些固定的音乐曲调和演唱程式，往往决定了一首诗的语言形式。所谓“诗体既定，乐音既成，则后之作者各以旧俗。”（《毛诗正义》卷一）说的正是这一道理。
音乐对《楚辞》文体的影响也是这样。与《诗经》有《风》、《雅》、《颂》的区别相类似，以屈原、宋玉为代表的《楚辞》也可以区分为《离骚》、《九章》、《九辩》类，《天问》类，《九歌》类，《招魂》类等四种类型。如果说起与音乐的关系，最紧密的当数《九歌》和《招魂》。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舞鼓，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以此，我们知《九歌》本为楚国的祭祀歌曲，诗乐舞三者紧密相联而不可分离。《招魂》向来有屈原作和宋玉作两说，但无论哪种说法，都认为这首诗采用了民间招魂辞的形式，由招魂者用一种特殊的歌唱方式将一个人的魂招回。这种形式，应该是歌与诗的结合，而没有伴舞。《离骚》与《九章》都是屈原个人的发愤抒情之作。根据《离骚》后面的“乱”辞以及《九章》中的部分篇章，如《桔颂》等分析，这些作品也有很强的音乐性，可以吟唱，但是否在作者的创作初始就曾经配乐而歌，历史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九辩》为《宋玉》模仿《离骚》、《九章》之作，其配乐演唱的可能性比起《离骚》又小了些。关于《天问》，王逸在《楚辞章句》中又说：“《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ｍíｎ＠①，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谲诡，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由此可知，《天问》这首诗，是不能歌唱的。如此说来，《楚辞》中上述四种类型作品的分别，和音乐的亲疏远近关系就起了重要的作用。再从诗体角度，我们也可以看清这种区别。《九歌》与乐舞紧密结合，其中所有十一篇作品，基本句式都是一句诗中间有一个“兮”字，如“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等。《招魂》取自民间招魂词的形式，全篇以招魂者呼唤所招之魂的方式写来，其最突出的特点是诗中多用简短的语句和铺排式的句法，表示呼喊的语气词“些”字在这里起了重要的作用。如：“魂兮归来！去君之恒干，何为乎四方些！”“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托些。长人千仞，惟魂是索些。”《离骚》、《九章》、《九辩》同为屈原和宋玉的个体发愤抒情之作，诗的语言更适用于个人的口头吟唱，其基本句式是每两句为一组，在第一句的最后有一个“兮”字，如：“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惜诵以致悯兮，发愤以抒情”，“皇天平分四时兮，吾独悲此凛秋。”而《天问》则以四言为主，全诗以170多个问句组成，基本没有一个语气词。由此可见，音乐对楚辞语言形式的影响，与《诗经》是相同的。这说明，尽管《诗经》、《楚辞》的音乐演唱方式后人已无法知道，但是音乐对它们的影响却依然可见，如此说来，认真地分析《诗经》中《风》、《雅》、《颂》这三种类型诗歌以及《楚辞》中四种类型诗歌的音乐形式特点以及其在语言艺术中的表现和影响，是深化当前《诗经》和《楚辞》研究的一项重要的工作。
二、歌与诵：诗与赋的分途及音乐对汉代诗歌的影响
在中国诗体的演变史上，汉代是一个重要的阶段。汉代诗歌体式演变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赋这种介于诗与散文之间的文体的出现和五言诗与乐府诗的产生，这恰恰与音乐有着极大的关系。为说这一问题，让我们先从赋的演变开始谈起。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不歌而诵谓之赋”。这说明，歌与不歌，是诗与赋的一条重要区别或者说是根本区别。那么，这种“不歌而诵”的赋是如何产生的呢？按班固的话说，这与战国时代的风气有关，是从古诗中流变出来的。本来，《诗经》中的诗都是可歌的，同时作为一种贵族的文化修养，在春秋以前所谓的“赋诗言志”也是当时的诸侯卿大夫用“诗”来交流思想的一种重要方式。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诗传》中又说：“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指的都是这个意思。但是到了战国以后，由于“礼崩乐坏”，由于“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所以产生了屈原这样的贤人失志之赋。班固的这段话的原文见于《汉书·艺文志》，非常重要，可惜的是过去人们往往都把它忽略了，主要原因就是我们没有从音乐与诗歌的关系角度来考虑这一问题。仔细想来，从屈原作《离骚》、《九章》和《天问》开始，配乐演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就已经不再重要。以后宋玉除了模仿屈原的作品而作《九辩》之外，又作了一系列以赋为名的作品，如《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它们与《离骚》不同，已经完全不能歌唱。正是这些以赋为名的作品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体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从诗中流变出一种新的文体——赋。
现在学者们大都认为，汉初诗歌的发展受楚国诗歌与音乐的影响非常之大。这可以包括诗赋两个方面的影响，学者们都有相关的论述。但是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把《楚辞》对汉代诗与赋的影响分开来谈，说赋往往从宋玉开始，说诗则笼统地把屈原的所有作品包括在内。其实如果从音乐与诗的关系的角度来看，同时参照班固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汉赋还是汉诗，都可以从屈原那里找到根源，并且有比较分明的发展趋势。从赋的方面说，我们不能低估《离骚》、《九章》的影响。这有两个方面，第一是文体方面的影响。我们知道，汉赋可以分为散体大赋和骚体赋两种，其中骚体赋的源头就是屈原的《离骚》。第二是音乐方面的影响。如班固所说，赋的文体特征是“不歌而诵”，骚体赋既然从文体上受《离骚》的影响，我们推测从音乐上也应该受其影响，这反过来似乎也证明《离骚》、《九章》在屈原创作之初可能只是被用来口头吟唱，并没有配乐，所以后代的骚体赋无论从形式还是从表现方式上看都是对屈原作品的直接继承。从诗的方面说，我们说汉初诗歌受楚国诗歌的影响，主要应该指受《九歌》的影响。这也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我们说汉初的歌诗都是可唱的，而楚辞中直接冠以“歌”名的，只有《九歌》。可见，汉初的歌诗首先继承的就是《九歌》的“歌”的传统。其次，我们看汉初那些楚歌的语言形式，就会发现其句式特点也正好与《九歌》相同，都是一句诗中间有一个“兮”字，项羽、刘邦都是楚人，都曾有楚歌传世，《垓下歌》、《大风歌》都是这样的句式。传为高祖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有些篇章中没有“兮”字在中间的句式，当代学者们却都认为是班固在记录时把它省掉了，原本也应该是如《九歌》样中间有“兮”字的典型句式。楚歌的这种句式，在西汉中期以后一直保存下来，成为汉代歌诗中的一种重要形式，如乌孙公主刘细君的《悲愁歌》、汉武帝刘彻的《匏子歌》、《秋风辞》等都是如此。这说明，歌与诵不仅是歌诗与汉赋在文体上的区分，同时也说明，是否配乐可歌也是影响并左右汉代诗歌艺术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影响汉初诗歌发展的重要因素。
非常有意思的是，当汉赋脱离了音乐演唱而走向独立发展之路以后，它与诗的这种区别也逐渐被学者们认识到。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作《诗赋略》，明确地提出“不歌而诵谓之赋”，并把那些可以歌唱可以配乐的诗称之为“歌诗”。而汉代的诗，也就是“歌诗”之所以得到新的发展，又恰恰与新的音乐产生和异族音乐的输入有关。
从现有的文献材料来看，在汉代诗歌园地里，最主要的歌诗类别有三种，一种是楚歌，一种是相和歌，一种是鼓吹铙歌。它们的分别，最初不是由于文体上的差异，而是由于不同的音乐乐调来源以及与之相关的演唱方式。
汉初诗歌以楚歌为主，一方面是由于楚歌自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另一方面是因为汉代统治者对楚歌的偏爱。刘邦本是楚人，汉初皇室贵族喜爱楚歌也是自然的。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随着汉帝国的日益强大和民族大融合的形成，楚歌独领风骚的局面不复存在。汉武帝为了制造新的颂神曲，从全国各地搜集了大量的歌谣，还包括乐谱（“声曲折”），这在《汉书·艺文志》中有明确的记载。同时，横吹鼓吹的输入，也为汉代歌诗形式的多样化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鼓吹乐是在先秦鼓乐、吹乐以及军中凯乐的基础上，融汇北方少数民族的横吹、鼓吹而形成的音乐。《乐府诗集》卷十六引刘ｈｕáｎ＠②《定军礼》云：“鼓吹未知其始也，汉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鸣笳以和箫声，非八音也。”“八音”是对中国古代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类乐器的总称。此处言非“八音”，正是指异族音乐而言。据班固《汉书·叙传》：“始皇之末，班壹避地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值汉初定，与民无禁，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按楼烦属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精骑善射。马上鼓吹，以箫笳为主，正是其民族音乐特色。《乐府诗集》卷二十一又云：“横吹曲，其始亦谓之鼓吹，马上奏之，盖军中之乐也。北狄诸国，皆马上作乐，故自汉以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汉博望侯张骞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节，乘舆以为武乐。”以此，知异族音乐输入之后，朝廷甚至有专门负责掌管的“鼓吹署”。这种新乐的乐器以中原之铙、鼓与北狄西域诸国的鸣笳、箫与胡角为主。因而，它与先秦的鼓乐与吹乐不同，与以丝竹为主的相和诸调在风格上判然有别。对此，晋人陆机的《鼓吹赋》曾有过生动的描述。
而相和歌作为汉乐府中的主要艺术形式，它的主要艺术特征最初也表现在音乐方面。《宋书·乐志》云：“凡乐章古词，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之属是也。”《晋书·乐志》也说：“《相和》，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分析这两句话的意思我们可知，第一，这里所说的《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最早属于汉世的“街陌谣讴”，第二，这些歌曲在当时属于“相和”曲一类，而这一类曲子的基本演唱方式是“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以后进一步发展，则演变成相和诸调，如相和六引、平调曲、清调曲、楚调曲、瑟调曲以及大曲等复杂的形式。
楚歌、鼓吹铙歌和相和歌这三种汉代主要的歌诗演唱形式，也影响汉代歌诗的语言形式发展。楚歌产生的比较早，来源比较单一，其语言形式基本上沿袭了《九歌》。鼓吹曲受北方和西域少数民族歌曲的影响，其语言形式与楚歌完全不同。其代表作为《汉鼓吹铙歌》十八曲，全为杂言。而相和诸调虽然也以杂言居多，却出现了许多整齐的五言诗，如《江南可采莲》、《君子行》、《陌上桑》、《白头吟》等等。由此可见，音乐对汉代诗歌语言形式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
从《诗经》中《风》、《雅》、《颂》的区别到汉代诗赋的分流以及楚歌、铙歌与相和歌的产生，我们可以看到音乐对先秦两汉诗歌语言形式的影响之大。限于篇幅，本文在这里不能就有关问题做详细展开式的论述，而主要是想提出这一问题以引起学界的充分关注。我以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研究角度变换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如何重新理解中国古代诗歌的艺术本质问题。试想，如果我们把诗歌不再看成是一种单纯的语言的艺术，而是与音乐密不可分的复合型艺术，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以往的中国诗歌研究，就会发现明显的不足。所以我以为，认真地研究中国诗歌与音乐的关系，是深化当前中国诗歌研究的重要方面，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曰下加文
＠②原字为王加（虍下加鬲）加犬
第五篇：江苏省城市化进程与土地利用关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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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城市化进程与土地利用关系分析
作者：解安宁 陈利根
摘要：基于1986-2010年江苏省城市化进程及土地利用主导因子面板数据，通过相关性分析以及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对城市化进程与土地利用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1986年以来江苏省城市化水平迅速提升，建成区面积迅速扩大，耕地面积却呈下降趋势；经过相关性检验，江苏省城市化进程参数K与建成区面积、耕地面积相关系数分别为0.944、-0.446。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进一步研究，筛选出了江苏省城市土地利用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工业增加值、城镇人口数量和三大产业产值比重。
关键词：城市化进程；土地利用；相关分析；江苏省
中图分类号：F30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3）20-5104-05Studies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rbanization and the Land Utilizationin Jiangsu Province
XIE An-ning，CHEN Li-gen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5，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ominant factor panel data of urbanization and land utilization in Jiangsu province from 1986 to 2010，relations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tilization were studied through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construction of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ith the growth of level of urbanization，built-up district area expanded quickly and farmland area decreased constantly.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K and built-up district area is 0.944 an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K and farmland area is-0.446.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land utilization changes in the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of Jiangsu have been quantitatively studied with 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main factors determining land use change during urbanization of Jiangsu province were the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industrial added value，urban population and proportion of three production value.Key words：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land use； correlation analysis； Jiangsu province
城市化在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对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提出了更高要求，容易造成土地资源有限供给与社会经济需求增长性之间的矛盾。国内外城市化过程的经验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即城市化发展在促进城市用地扩展的同时，必然引起土地利用方式和土地利用结构的转变，导致土地权属关系和经济关系发生变化[1]。目前关于城市化进程与城市土地利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利用问题、城市化与土地利用的相互关系[2-5]上，研究方法逐渐转变为以定量分析为主[3-5]。城市化进程与城市土地利用在相互作用过程中具有内在的协调需求，只有二者协调发展，才更有利于城市土地利用系统与城市经济系统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发展[6]。二者协调发展研究的关键问题是准确筛选出城市化进程中影响城市土地利用的主要因素。本研究以江苏省1986-2010年的统计数据为支撑，定量分析江苏省城市化进程与土地利用的相关关系及城市化进程中影响土地利用的主要因素，以期为江苏省城市化快速发展中的土地高效优化利用提供借鉴。1986-2010年江苏省城市化发展及土地利用状况分析
江苏省位于中国东部沿海中心，是华东第一大省。据统计，1986年江苏省总人口为6
269.9万人，城镇人口为1 109.77万人，城市化率为17.7%（同期，全国城市化率为24.5%）；1999年，江苏省城市化率为34.9%（同期，全国城市化率34.8%）； 2010年，江苏省城市化率达到60.6%（同期，全国为49.9%），比1986年增长了近43个百分点，年均城市化率增长1.72个百分点。城市化进程中伴随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城市产业的扩张，城市范围扩大，土地面积增加，这是城市化的必然趋势[5]。随着江苏省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土地利用格局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尤其表现在城市建成区面积。1986年江苏省城市建成区面积为4.700万hm2，到2010年，江苏省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到32.711万hm2。由图1可见，江苏省城市化率与城市化建成区面积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江苏省城市化进程与土地利用关系定量研究
2.1 江苏省城市化进程的度量
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人口转化，生产生活方式由原先的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社会发展过程，意味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产业、资本、市场在城市范围内的相对集中。因此，城市化进程是一个影响因素较多的复杂动态过程[5]。为了能够准确反映城市化发展的水平，必须选取一些能够代表城市化发展的指标并进行合理测定。为了便于分析和突出城市化发展的特征与规律，在设置评价指标时，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具体包括科学性原则、系统性原则、可比性原则、可获取性原则。在遵循以上原则的基础上，采用频度分析法、理论分析法和专家咨询法对指标进行设置和筛选。首先利用CNKI数据库对1998-2010年有关城市化进程指标设计的文献进行频度统计，选择其中使用频率较高的指标。在对城市化进程的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初步确定将城市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居民生活水平、经济水平、生态环境作为城市化进程的功能指标[5-7]。最后征询有关专家的意见，剔除不恰当的指标，从而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城市化进程具体指标为：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Y1，反映城市人口结构组成）、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Y2，反映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居民可支配收入（Y3，代表居民生活质量和生活状况）、国内生产总值（Y4，反映经济发达程度）、人均绿地面积（Y5，反映生态环境的建设力度）。
相关指标数据均来源于政府统计部门公开发布的权威统计数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江苏统计年鉴》等，同时还参考了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相关数据，从而保证了数据的可靠性与权威性。
将上述指标通过对数关系，构建代表江苏省城市化进程的综合性能指标——城市化进程参数K[5，7]。
Ki=lgYi（1）
Yi=■Yij（2）
式中：Ki为第i年的城市化进程参数，Yij为第i年第j项指标的原始值。
根据上式进行计算，得到1986-2010年江苏省城市化进程参数（相关指标数值及参数见表
1、图2）。
总体来看，1986-2010年间，江苏省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具体而言又可分为3个阶段：①1986-1992年。1984年国务院同意将社队企业改为乡镇企业，并要求各地积极发展。自此，乡镇企业在江苏省城市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主导着20世纪90年代乃至21世纪初的城市化格局；同时，高考制度的恢复和城市建设的兴起，大批农村学子和农民工涌入城市，非农人口迅速增长，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②1993-2002年。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江苏省经济进入新一轮扩张期，1992-1994年间GDP年均增长率在20%以上。南京、无锡、南通、苏州等市兴办了国家级或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区，特别是昆山的自费工业开发区，张家港保税区，苏州工业园区的筹划、建设，形成了新一轮的开发区热。同时，小城镇稳步发展，建制镇由1993年的807个增加到2003年的1 043个。开发区的大力发展和城镇空间的快速扩张，推动了江苏省城市化进程。③2003-2010年。2003年以后大规
模的城镇建设拉开了帷幕，5条城市发展轴有4条主体均在长江以北地区，这些快速交通走廊相当一部分已建成并投入使用，这也使地处苏北腹地的城市和地区的区位条件极大改善；同时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江苏省（特别是苏北地区）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升级，工业化加快推进。2003年，苏北第二产业增加值为1 232.9亿元，占全省总额17.8%，苏北生产总值中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比例为21.3∶45.4∶33.3，苏北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7.3%，比2000年上升2.6个百分点，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逐渐增强，以工业化带动了城市化，城市化又促进了工业化。
2.2 江苏省城市化进程与土地利用相关性分析
江苏省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必然引起土地利用数量和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最明显的就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建成区面积逐渐增大，与此同时，大量农田被占用并转变为建设用地。为了进一步定量反映城市化进程与土地利用之间的相关关系，本研究将江苏省城市化进程参数K与建成区面积和耕地面积进行相关性分析，根据相关系数的大小确定城市化进程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程度。江苏省城市化进程参数K与建成区面积、耕地面积相关系数分别为0.944、-0.446。由此可见，随着江苏省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江苏省建成区面积逐步扩大，二者呈正相关，而且相关系数较大；另一方面，江苏省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建成区面积的扩大，也必然要占用一定数量的耕地，因此江苏省城市化进程参数与耕地面积呈负相关。
2.3 江苏省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利用的影响因素分析
2.3.1 土地利用的主导影响因子选取 土地利用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人文过程，影响土地利用的因素也较为复杂，而且对于不同地域、不同时间的土地利用过程而言，其影响因素也不同。本研究在遵循科学性原则、系统性原则、可比性原则、可获取性原则的基础上，采用频度分析法，即利用CNKI数据库对1998-2010年有关城市土地利用影响因素的文献进行频度统计，选择其中使用频率较高的指标。综合来看，这些因素既有自然地理环境因素，也有经济因素、人口增长、产业结构、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技术进步和政策因素等
[8]。但是，由于政策和技术等因素对土地利用结构的影响会体现在其他社会经济活动中，而且这些因素不易直接观测和量化[9]，本研究重点从经济发展、人口增长、产业结构和交通基础设施发展4个方面考察影响城市土地利用的主导因素。经济发展用GDP（X1）、人均GDP（X2）、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3）、固定资产投资额（X4）、房地产开发投资额（X5）、工业增加值（X6）、居民消费价格指数（X7）、商品零售价格指数（X8）来表示；人口增长用城镇人口数量（X9）来表示；产业结构用第二产业产值比重（X10）、第三产业产值比重（X11）、第三、二产业比（X12）来表示；交通基础设施发展用人均公路通车里程（X13）、人均客运量（X14）、人均货运量（X15）来表示。
众多的因素之间可能存在共线性的问题，因此，首先需要应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影响江苏省土地利用变化的因子进行定量分析，这样可以在关系错综复杂的影响因子中找出众多影响因子的共同因素和特殊因素，从而在不丢失主要信息的前提下，用较少的几个综合指标代替原来较多的变量，而且使这些较少的综合指标既能尽量多地反映原来变量指标所反映的信息，同时它们之间又是彼此独立的[10]。利用SPSS11.5软件对所选取的因子进行主成分分析，通过它们在新组合成的主因子中的载荷，评价这些因子对土地利用变化的相对重要性。主成分因子特征根、贡献率及累计贡献率和主成分载荷矩阵见表
2、表3。
由表2可见，前2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已经高达92.1%，而根据累计贡献率大于90.0%的原则要求，对大多数数据均已能做出充分的概括性判断。因此，只需要将第一、第二主成分Z1、Z2求出即可。尤其是第一主成分，其特征根是11.6，该成分的解释力度达到77.4%。结合表3可知，第一主成分在X1、X2、X3、X4、X5、X6、X9、X11、X13、X14、X15上具有较大载荷（绝对值大于0.900）。第二主成分在X7、X8上具有较大载荷（绝对值大于0.800）。
通过对表
2、表3分析可知，影响土地利用变化的主导因子分别为X1（GDP）、X2（人均GDP）、X3（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4（固定资产投资额）、X5（房地产开发投资额）、X6（工业增加值）、X9（城镇人口数量）、X11（三大产业产值比重）、X13（人均公路通车里程）、X14（人均客运量）、X15（人均货运量）、X7（居民消费价格指数）、X8（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它们能够较好地代表经济因素、人口增长、产业结构和交通基础设施发展4个方面。
2.3.2 模型构建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是解释土地利用变化常用的系统分析模型。其数学模型为：
Y=a0+a1X1+a2X2+„„amXm（3）
式中：a1、a2、„„am为回归系数，X1、X2、„„Xm为一系列影响土地利用变化的因素。
本研究将经过主成分分析所获得的13个因子（Xi）设为自变量；将建成区土地面积（Y1）、耕地面积（Y2）设为因变量。
2.3.3 回归结果分析 经过逐步回归，得出江苏省建成区土地面积变化、耕地面积变化与主导因子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为：
Y1=11 920.71+36.82X9+6.47X3（4）
Y2=5 688 109+100.19X11-136.60X9-291.46X6
（5）
依据SPSS 11.5运算结果，所建立模型Y1的拟合参数R2=0.968，调整后的R2=0.965，F-statistic为336.16，方程通过F检验，信度可达0.01显著水平。模型Y2的拟合参数R2=0.671，调整后的R2=0.605，F-statistic为10.179，方程通过F检验，信度可达0.01显著水平。
根据公式（4），江苏省建成区土地面积与城镇人口数量、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存在着较强的正相关关系，信度可达0.01显著水平。为了满足城镇人口数量增长对住房、基础设施等的需求，城市建设步伐加快，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即城市建成区面积越来越大，可以说城镇人口数量的增长是促进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居民购买力和投资能力增强，特别表现在对住房的改善性居住需求的增强，直接或间接增加了对建设用地的需求，导致城市建成区面积的增大。
由公式（5）可知，江苏省耕地面积与三大产业产值比重呈正相关关系，信度可达到达0.05显著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江苏省城市化进程中一方面不可避免的导致耕地面积的减少和城市建成区面积的增加，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开始注重建成区用地的内部挖潜，通过产业转型和结构优化，从而提高产业用地的节约集约水平，即第三产业的发展并不是依靠大规模的占用耕地，而主要是通过提高现有用地的集约利用水平，这也就解释了耕地面积变化与三大产业产值的增加呈正相关关系的原因。而江苏省耕地面积与城镇人口数量、工业增加值呈负相关关系，信度可达0.05显著水平。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公式（4）的合理性，即城镇人口数量的增加和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冲动，城市建设用地需求急剧增加，大量耕地被侵占并转变为建设用地，耕地面积逐年下降。结论与建议
基于1986-2010年江苏省城市化进程及土地利用主导因子面板数据，通过相关性分析以及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对城市化进程与土地利用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①1986年以来江苏省的城市化水平迅速提升，建成区面积迅速扩大，耕地面积却呈下降趋势；经过相关性检验，江苏省城市化进程参数K与建成区面积、耕地面积相关系数分别为0.944、-0.446。在这个过程中，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不高，土地供需矛盾突出的问题逐渐显现。②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进一步研究，筛选出了江苏城市土地利用的主要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城市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X3）、工业增加值（X6）、城镇人口数量（X9）和三大产业产值比重（X11）。具体而言，江苏省建成区土地面积与城镇人口数量、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信度可达0.01显著水平；而江苏省耕地面积与三大产业产值比重呈正相关关系，与城镇人口数量、工业增加值呈负相关关系，信度可达0.05显著水平。
这给我们的启示是：①大力提速城市化发展水平的同时必须要协调好土地内部结构的高效调整与个体功能的最大发挥，严格管控耕地使用面积，提升建设用地的单位面积生产率；②严格按照土地利用规划进行土地开发，严格执行土地用途管控制度。在城市化进程中，应该建立城市“成长管制区”[11]，使城市功能分区更明显，从而避免城市土地无序扩展和蔓延。③完善城市土地收购储备制度，制定促进用地企业节约集约用地的激励机制，盘活存量土地，提高土地利用集约程度以缓解建设用地供需矛盾。④抓住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提升产业结构层次，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的贡献率，降低经济发展、城市扩张、人口增长对土地的压力，缓解土地供需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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