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悖论的形态论文
一、悖论存在与否
悖论是以一种什么形态来存在:首先是否存在，是要通过解析才能说明它的存在，因为它确实是有，并且能推动逻辑、数学等学科的发展;但是它是不存在，是因为它是我们思维构造出来的一种形式，它的形态是语言、是文字或是其他。但是在客观世界中，确实是一种大家认为荒谬不存在的认知。
悖论是真实存在的。首先质疑的不存在，是因为反应的事实不存在，如“白马非马”。但是悖论的定义就是推出的结论似是而非。推理本身并没有错，推理的过程也是合乎逻辑，只看重推理本身的有效，抛开结论的真假，有效的推理得出结论，当然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如果只是认为结论的不真实性，不确定或是荒谬，从而认为整个悖论都不存在，是否定整个推理的过程。我们本身就只是研究 推理的有效而忽视结论，但是如果认为悖论不存在，那是从结论的有效来决定整个推理的有效，这是和逻辑研究、悖论研究的初衷相悖的。
(一)不能因为结论的真假来断定推理(悖论)的存在根据推理的定义可以知道:由已知的判断为前提，来推导出一个未知的结论的思维过程就是推理。其作用就是要从己知的知识，来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但是如果这个前提是错误的，那结论就可能是正确的、错误的或是不可确定的;如果是有意或无意以一个错误的前提去推出结论，那悖论也就存在了出现的条件。但是，不可否认，推理是我们思维认识的最好的工具。
逻辑学作为研究思维的学科，在悖论的研究上更注重的是推理的有效，而不研究结论的有效。
1)既然是一个有效的推理，推理过程是合乎逻辑的，尽管可能前提不同，但是这个推理是有效的，是真实存在的当然悖论也是存在的。
2)悖论的定义:它本来就是一个看上去合理，得出的结论却充满矛盾的命题。就更加不能因为其结论的多样性而直接否定整个命题不存在。
3)既然是一个有效的推理，推理过程是合乎逻辑的，尽管可能前提不同，但是这个推理是有效的，是真实存在的当然悖论也是存在的。
如1+1=2，这是一个正确的推理得出正确的结论，1+1=3，则是一个错误的结论，但是这个结论的错误不能说这个推理就不存在，否则既然是不存在的，无意义，不可证明之类的东西，还有对错之分吗?
综上所述，悖论指可以经过推理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但是这个结论往往跟我们由正确的认识而得出的结论不同，甚至这个悖论的命题形式，自己都能推翻自己。在此就可以看出，悖论是存在的，而且是逻辑上存在的，这样才有事实而非的命题和结论，总不可能千年的讨论中心竟然是一个不存在吧?尽管悖论可以分解，可以认定其错误，可以看出其荒谬，可以一笑概之，甚至可以拆开来说这个所谓悖论的内在核心是其他，但是总不能否认己开始研究的就是悖论这个定义下的命题，总不可能说开始的研究对象是一个不存在吧!所以不管怎样研究悖论，各种说法也好，公式也好，悖论(特定内涵下的命题)是存在的，尽管通过深入研究，可以将其变成各种形态，但总而言之，作为研究对象的—悖论，是存在的。
二、形态的多样性
悖论的形态，是我们需要认识的对象之一。
认识是我们分析悖论形态的第一要务，倘若绕开了认识，绕开我们本体，那悖论的如何产生的呢?悖论是我们在认识世界和客观规律中人为的提出来，文字游戏也好，思维方式也罢，但觉不是自然界存在的，甚至可以说是和我们认识的客观世界的达成共识的存在所不同的。
在此基础上，悖论是以以下三种形态来存在:
(一)语言形态
语言是一个载体，悖论诞生之初，都是以语言形态来存在的，并且更多的是为辩论服务。象那时古希腊的智者，中国古代的名家学派，都是以辩论闻名，尽管时代不同，地域不同，可能最初的明的也不同，但是那些看上去不可理解的命题，都是他们所宣扬出来的。
悖论在更多的时候是直接以一种语言的方式表达出来。就像某人脱口而出:
“这句话是错的”。这类悖论的一个标准形式是:基于A是正确的去推导，就会得出A错误的;如果否定A.则会推出肯定A。
罗素对这种语言形态的悖论开始是用一种逻辑分层的方法来研究:首先是说谎者悖论中的单独的那句话“我在说谎”，这是一个内容;其次再是一个大的包涵，“我在说谎”这句话是我说的。但是在他自己的书中，认为应该还有更好的办法。
现在的逻辑研究，引入的数学的概念，将术语和公式引入了逻辑的研究中，避开了自然语言的应用会产生的歧义。但是数学公式的大量引入，只是将思维变得程序化，格式化，但是思维的多样化却彻底忽略了。
从这个悖论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出一个思路，这也是以下段落要思考的，悖论的构成是两个规则(或体系)的组成，从A规则为前提出发，就会推出A结论;从B规则出发，就自然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一观点比较容易理解，如果这个悖论不是说这句话的这个人本身所说，而是听到的别人的观点，自然也就构不成悖论了。但是在集合论里，问题并不这么简单。
(二)思维形态
我们的思维是可以出现悖论的，就像系统的一致性与不完全性，而且悖论就是我们的思维有意或无意构造出来的(悖论这一事物总不可能是自然界形成 的纯天然产品吧)。在此，哥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己经很好给我们证明出来的这种不完全性和一致性是存在的。任意一个形式系统，其一致性和完全性是不可能 同时存在的。
通过这一理论可以说明，现有的逻辑方法并不能百分之百的将所有的知识都变成我们正确的认识，逻辑只是我们认识世界的攻击，这一工具不可能使我们将世界完全看清，其中悖论的产生是合乎理性的。但是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真理，或者说，有限的人类理性不可能认识无限的客观世界。由此也可以说明在思维形态里面是可以出现有意或无意构造而成的悖论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很多非理性的存在就为悖论的存在构筑了空间。
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我们的思维要想保持一致性，是不可能的，悖论的有意提出或无意发现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在我们的思维中，是可以出现悖论的。我们每天都可能出现前后的矛盾的话语，都能在下一步行动中推翻自己上一步的决定，错误人人都会犯，在人是思维中，每个人都有出现悖论的可能。例如:张三和李四在谈论戒烟，张三说: “戒烟容易吗?”李四:“容易，我就戒了20多次。”
(三)与客观世界不合理的形态
这是说悖论反映的内容与客观世界不相符合，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就是主体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一种错误的。
很多悖论的提出，是以一种怪诞的与人们认识中的客观世界不相符的形态出现，这些悖论，以其独特的形态，吸引这人们去思考，更引起学术的争论。中国是一个侠涣大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底蕴，作为先秦六家之一的名家学派，其代表人物公孙龙就提出过这样的一系列悖论，如“离坚白”:
看到路边有一块通体雪白又很坚硬的石头，当然可以称它为坚白石;但是公孙龙作为一个很有独到思想的人，却说不可能有又白又坚的石头。为什么呢?公孙龙是这样解释的:你用手去摸石头的时候，可以感觉石头很硬，但是不能分辨这是一块白色还是青色的石头;你用眼睛去看的时候，可以知道是一块白色的石头，但是如果不用手去摸，是得不到坚硬的感受。所以，你只能摸到石头的硬而摸不到白，可以看到石头的白去感受不到硬，这就是“有自藏也，非藏而藏也”。
公孙龙提出离坚白，他同时也是名家学派里面离坚白派的主要人物，注意到事物的“名”、“实”之间的差异。认为坚和白是可以互相分离的，这种观点否定事物、概念之间的相互联系，抹煞事物、概念之间的同一性。
另一代表人物惠施则提出了历物十事，其著作己经不详了，但是在《庄子·天下篇》中对其的十个命题有过描述，如:鸡三足;飞鸟之影未尝动也;狗非犬等。
当时的名家辩者天下闻名，但是在提出他们的命题的时候，一般会回避事物的本质，抽象议论;或者是否定绝对，夸大相对;又或者是重视局部，以偏概全。在这种出发点之下，命题大部分都是夸张到与我们平常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完全不相符的地步。
黑格尔针对古希腊的诡辩，曾在他的著作里说:平常我们认为诡辩是歪曲真理，但是诡辩派的出发点只是想进行一种合理的辩论。对中国的名家来讲，同样适合。作为雄辨天下的智者，名家学派的思想家们应该不至于对世界的认识跟正常人不同，其提出与现实存在相悖的命题，显然是另有所指。其一应该是为他们的辩论服务;其二是他们对逻辑思维和认识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将事物的属性分成了整体与局部，人的认识分成了感性与知性，还是很值得去研究的。
(四)多样化的形态认识
悖论形态的多样化，导致了悖论认识的不同见解。作为智慧的产物，悖论诞生的目的或是为了辩论的需要，或是为了学科的发展，或是对思维的反思;但结果总是具有积极意义的，经典的悖论甚至推动了学科的发展，日常行为中出现的小悖论，也能增强我们的思考。
无论是古希腊的智者们提出的命题，还是中国名家学派的论辩，都对逻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许多悖论的本质，研究触及到了辩证法的核心问题，在感性和理性，主观与客观，直观和认识之间，作了很深刻的阐述。这也是悖论，大家都知道是悖，为什么还要去研究的原因。
多样化的形态，也是作为逻辑最基本的表象。当人们的智慧进入逻辑思维阶段以后，悖论才跟着丰富了起来。这是一种必然性，是一种进步的表现。因为悖论可以把我们从现实环境和直观认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能够更加清楚的看到事物的各种联系，尽管有夸大或缩小的部分，但是对我们的认识是有很大的提高作用的。
第二篇：节约悖论
节约悖论是卡恩斯最早提出来的，什么是节约悖论？根据凯恩斯的公民收入理论消费的变动会引起国民收入同方向变动，储蓄的变动会引起国民收入反方向变动。但根据储蓄变动引起国民收入反方向变动的理论，增加储蓄会减少国民收入，使经济衰退，是恶的；而减少储蓄会增加国民收入，使经济繁荣，是好的，这种矛盾被称为“节约悖论”。
看上去这个理论十分让人费解，怎么节约反而会使社会萧条，浪费使社会繁荣了？
对于这次央视提出的倡导的全民节约，众所周知，节俭是一种美德。从理论上讲，节俭是个人积累财富最常用的方式。微观上分析，节俭是个人积累财富最常用的方式，某个家庭勤俭持家，减少浪费，增加储蓄，往往可以致富。然而，根据凯恩斯的总需求决定国民收入的理论，节俭对于经济增长并没有什么好处，节俭只会使收入减少，不会影响均衡储蓄。原因是在存在非自愿失业的萧条经济中，由于人们对未来预期不抱任何希望，大家都尽量多储蓄，但不愿意消费的心理和行为又会导致其收入继续下降。节俭减少了支出，迫使厂家削减产量，解雇工人，从而减少了收入，最终减少了储蓄。于是存在一个节约悖论：储蓄为个人致富铺平了道路，然而如果整个国家加大储蓄，将使整个社会陷入萧条和贫困。用更极端一点的话说：挥霍导致繁荣，节约导致萧条。
到底对于我国我们是节约好还是不节约好呢？其实个人认为，央视这次提出的全民节约指的并不是直接指的是节约消费，而是指的是节约我们的资源，我国的国情要求我们节约资源，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生态先天脆弱的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人口不断增加，努力解决资源不足的矛盾，不断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我们十分紧迫的任务。中国的现状是：一方面，经济增长在相当程度上仍主要依赖资源的高投入来实现，能源、淡水、土地、矿产等资源不足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另一方面，资源产出效率较低，节约潜力很大。目前，钢铁、有色、电力、化工等8个高耗能行业单位产品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平均高40%以上，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比国外先进水平低15～25个百分点，矿产资源总回收率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个百分点。
有了这样严峻的情况，央视提出全民节约并不与凯恩斯的节约悖论相矛盾，两个人提出的对象不同，一个是指消费而一个是指资源，消费并不是浪费。凯恩斯的理论中指的根本不是节约而是储蓄资本太大，没有将储蓄转为投资，无法提高和扩大生产力。如果片面的将央视的全民节约理解为节约消费，我想一旦很多人实行的话将会是我国的储蓄资金过大，从而使我国的社会生产力下降。
综上所诉我认为凯恩斯的节约悖论与这次央视倡导的全民节约并不相互矛盾，节约不等于不消费，我们要节约资源不浪费资源，消费在自己的范围内足够了。
第三篇：悖论与数理逻辑的三大学派=论文
大学研究生学位课程论文
论文题目：悖论与数理逻辑的三大学派
悖论与数理逻辑的三大学派
摘要：由于很多数学家和逻辑学家不愿因悖论的出现就轻易的放弃他们的研究成果，积极投身于悖论和数学基础的研究，为排除悖论，克服危机作了大量的工作。在数学基础的研究过程中，数学家和逻辑学家们对悖论的解决等一系列问题的分歧日渐加深，渐成营垒，形成了关于数理逻辑的三大学派。本文分别分析了这三大学派，以推进数理逻辑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悖论；数理逻辑；学派
一 悖论与逻辑主义学派
集合论悖论的出现，造成数学基础的危机，受影响最大的首当其冲是逻辑主义者，因为他们企图以集合论作为数学的“永恒的，可靠的基础”，并企图把数学归结为逻辑。集合论悖论的发现表明逻辑主义者企图用以作为数学基础的逻辑本身就是不可靠的。这样，逻辑主义的代表人物罗素就亲手酿造了一个苦果，不仅把弗雷格置于对自己事业万分失望的尴尬境地，而且自己也不得不苦咽下去。所以从1902年开始，逻辑主义的研究进入一个新时期，他们不仅研究如何由逻辑出发去开展全部数学问题，而且必须防止悖论的出现。
首先，罗素对悖论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寻求合适的解悖方案。最初，他在《数学的原理》(1903)中提出区别类和类的元素的类型，这也是类型论的最初构想，本质上是简单类型论，但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简单类型论的基本思想是：区分个体、谓词或集合的不同类型。要直观的理解简单类型论对涉及集合的悖论的作用，需要用集合的语言阐述类型和级的概念。任何集合都可划分到特定的类型:：
类型0，这一层的元素为个体
类型1，个体的集合类型2，个体的集合的集合类型3，个体的集合的集合的集合„„„„„„„„„„„„„„„„
在定义中没有涉及某些集合的总体性质的集合是第0级的，在定义中涉及“第n级的所有集合”的总体性质的集合则属于n+l级。在这样的划分下，依照原则规定：类型n中的集合只能以类型n-1中的对象为元素，每一类型各级的集合的界定不能依赖该级的整体或更高的级中的集合。违反规定的表达式是无意义的，这样就避免了“元素”和“元素的集合”的混淆，排除了集合论悖论。但是对数和命题的处理遇到了困难，而且有一些悖论，尤其是语义悖论不能解决。对于这一点，罗素感到失望，没有再继续深入下去，而是是另辟蹊径。
1905年，罗素在另一篇论文《关十超穷数和超穷序型理论中的一些困难》中提出了另外三种解悖方法：量性限制理论、曲折论和无类论。同时，受彭加勒的悖论与非直谓定义有关的思想影响，他乐观的认为一切悖论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就是它们都违反了一个原则：“恶性循环原则”。基于这一原则和无类论的思想，罗素又对类型论进行了扩充，引进命题函项的概念，做出严格的类和级的划分，沿着非集合的道路发展出了一个形式的悖论解决方案一一分支类型论。
分支类型论比简单类型论更加具体，它的基本思想不仅包括“任一性质，都要归属于一定的类型”而且“对任一性质，还要更具体的归属于确定类型论中的一定的级”。于是，罗素想以命题函数为出发点，建立一套以阶论为中心的类型论的形式化体系，对各种悖论作统一处理。首先，罗素要对命题函数进行分层处理：
第一层：零阶函数，函数是个体，a，b，c„„表示个体常元；x, y ,z„„表示个体变元；
第二层：一阶函数，比个体高一层次的函数，以个体为变元，例如（X）(X,Y)，(Y)(X)Y(x，y，z)
第三层：二阶函数，以一阶函数为变元，例如，（β）F(β!x, z),(Y)f(Y!z，β!z)„„
„„„„„„„„„„„„„„„„„„„„„„„„„„„„„„„„„„
一般地，如果一个函数中变元(或约束变兀)的最高阶是n（n≥0），则称这一函数是n+l阶的。其次，因为悖论的出现与“非直谓定义”有关，为了遵循恶性循环原则，避免悖论，罗素把命题函数分为直谓的和非直谓的，并对直谓函数作了严格的定义。他是这样定义的：“对一元命题而言，当函数的阶恰比它的自变元的阶高1时，称为直谓的；对于有K(K≥1)个自变元的K元命题函数，若K个子变元中最高的阶是n，而函数的阶是n+l，则称该K元函数是直谓的。由此可知，一阶函数都是直谓函数，而二阶和二阶以上的函数则分为直谓的和非直谓的两种。如果函数本身的阶不是比函数中自变元的阶高1，就是非直谓函数。这样，各个函数阶层径渭分明，互不交叉，每个函数都是有限阶的，并目在函数阶层中有唯一确定的位置，把涉及命题总体的命题(非直谓命题)和不涉及命题总体的命题(直谓命题)区分开来，从而避免了一些著名的悖论。罗素又引入了可归化公理，该公理断言：“对任何命题函数，必存在一个与它形式等价的直谓函数。”借助这一公理，就可以把一个命题函数决定的类，定义为与它形式等价的直谓函数所决定的类，从而一切类都可看作是由直谓函数决定的。因为直谓函数的阶比它的自变元的阶高1,所以个体的集合的阶总比个体的阶高1。这样，正如上面所表述的，在类的理论中，个体、个体的集合、个体的集合的集合„形成一个递增的层次，和这一层次相对应的事个体、个体的直谓函数、个体的直谓函数的直谓函数„这样一个递增的函数层次。这个以阶论为中心发展起来的逻辑体系便是罗素的分支类型论。后来罗素就是按照分支类型论的原则由集合论出发开展全部数学理论的研究。为实现这一目标，罗素和怀特海经过艰苦的劳动，完成了著名的《数学原理》。
罗素的类型论在数理逻辑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因为利用它可避免一些著名悖论(康托悖论，布拉里一一福蒂悖论，罗素悖论及一些语义悖论)，不能不说是一大成就。但是罗素的类型论也有严重的缺陷：首先，类型论要求过于严格，虽排除了一些悖论，但同时也排出了许多合理的东西，尤其是一些重要的定理不能证明，某些无害的数学概念宣布为非法，结果是得不偿失。但如果放宽原则的话，谁能保证不会出现别种类型的悖论呢?其次，罗素提出了可归化公理实质上降低了分支类型论将函数划分为不同阶层要求，遭到了强烈的批判，并且，罗素的类型论系统本身也过于繁琐，引起不少的麻烦。
从数理逻辑的发展历史看，虽然逻辑主义想把数学全部归结于逻辑的意图是不可能实现的，但逻辑主义还是有很大的贡献：首先，逻辑主义者以集合论为基础进行数学研究，为了避免悖论，他们必须做使逻辑严格化的工作，这就直接促进了逻辑的数学化。所以，《数学原理》是用数学方法研究逻辑取得的高度成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常被说成是数理逻辑成熟的标志。其次，罗素的理论对后来研究者产生重大影响，公理化集合论就是沿着他的方向发展起来的。罗素的分层思想对后来的数理逻辑学家也有极大的启示:塔尔斯基就是沿着罗素开辟的道路对语言进行分层处理，对数理逻辑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二 悖论与直觉主义学派
与此同时，在数学基础这一研究领域中，出现了一种与逻辑主义完全对立的数学思想：把直觉当作数学最根本的基础，全然否认数学构造中有逻辑的作用，认为所有的数学对象和定理都是从原始直觉出发能行地构造出来的，这就是数学基础问题上的另一主要流派一一直觉主义。直觉主义者倾向于欢迎悖论的到来，因为悖论似乎使他们乐于去证明非直觉主义数学的虚弱。
第一个对数学采取自觉的直觉主义的是德国数学家克隆尼克，但他并没有对此进行系统的阐述，所以没有得到其他人的支持。他曾经预言说：“假如我不做这件事，追随我的人也会去实行”，但追随者并没有很快出现。直到1901年罗素悖论的出现，使数学界出现了混乱，从而为直觉主义新的崛起创造了条件。1907年，直觉主义的代表人物布劳威尔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初步制定了直觉主义纲领，他认为要解决集合论悖论问题，必须改变人们对一些逻辑基本法则，特别是排中律的绝对普适性认识。从“存在必须等于被构造”的要求出发，布劳威尔对逻辑法则的有效性进行直接的分析：由于逻辑法则的应用并不能保证相应构造的可实现性，因此逻辑法则在数学中的应用并不总是有效的。而且布劳威尔认为经典逻辑是从有限性对象中抽象出来的，不能无限制的推广到无限对象，而悖论恰恰就出现在无限问题上，而排中律只是在有限的领域内起作用的法则，一涉及无限的领域，排中律便不再有效。所以，直觉主义者认为实在无限观念是悖论产生的深刻根源。因此，直觉主义正是从“数学活动是一种心智构造”出发，导致了对排中律的拒绝。
其次，由于坚持构造性的立场，布劳威尔认为数学直觉具有无可争辩的可信性、可靠性，因而数学只要根基于其上，便可避免悖论的产生。所以直觉主义对已有的经典数学采取否定态度，使已有的数学知识支离破碎。为什么直觉主义采取如此极端的手段呢?因为直觉主义者认为：悖论在集合论中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事，实质上是整个数学所感染的疾病的一个症状，即数学的“不可靠性”，如果不从根本上清除传统数学，便不足以克服悖论。因此，直觉主义者不满足于对已有数学的某些部分作一些限制性的限制和修改，而是要依据“可靠性”标准对已有数学进行彻底的审查和改造。于是，直觉主义者对已有数学进行了强烈的批判：他们认为，已有的数学理论并不都是可靠的，因此必须按照某种更为严格的要求对此进行全面审查，而且毫不犹豫的舍弃“不可靠”的概念和方法并代之以“可靠”的概念和方法。由此可见，直觉主义是要革传统数学的命。
最后，直觉主义者虽然否定不符合构造性要求的古典数学命题的有效性，但他们仍然认为这些命题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因此直觉主义者就是依据“构造性”标准来重建数学，即“直觉主义数学”。与逻辑主义不同的是布劳威尔是以自然数理论而不是以集合论为基础开展他的直觉主义数学理论的，并且直觉主义者也发展了自己的逻辑系统，直觉主义的命题演算系统和一阶谓词演算系统是由黑丁于1935和1956分别做出的。
所以，直觉主义者避免悖论的方法事实上依赖十他们关十心灵之“构造”这一含糊哲学，用“构造”的思想构建逻辑与数学系统。为了避免悖论，把“直觉上的可构造性”作为数学“可靠性”的唯一标准，对古典数学绝对否定，造成了数学的支离破碎，并目作为悖论的解决方案，这个要求已经相当弱了，但即使这个目标也没有完全达到。
但我们不能否认直觉主义者做出的贡献，因为他们第一次完整地建立了一个构造性的数学系统，而构造性数学已经成为现代数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由于人们和直觉主义的多次论战，逐渐了解直觉主义的说法在于注重能行性，因为构造的基本要求，即“能行性”。正是这种想法产生了能行性理论，从而促进了数理逻辑的另一分支递归论的形成和发展。
另外，形式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虽然对直觉主义者进行批判，但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他们的构造性思想，这对希尔伯特的形式化研究纲领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形式主义学派是我们将要讨论的内容。
三 悖论与形式主义学派
集合论中发现的悖论表明，甚至那些看上去简单并且自明的正确的基本原则也可能包含暗藏的矛盾。这使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一致性问题上来。所以，为解决数学基础中出现的悖论问题，形式主义采取了与逻辑主义和直觉主义不同的方法：他们企图构造一个无矛盾的，完备的，可判定的形式系统，数学的各个分支及所有证明全部形式化，使数学本身成为数学研究对象，以达到证明数学的一致性，从而避免了悖论，这就是著名的“希尔伯特规划”。
希尔伯特规划的提出有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1899年，希尔伯特在《集合基础》这一著作中，不仅为数学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一一形式的公理化研究方法，同时还为数学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元数学”，为“希尔伯特规划”提出打下了基础。由十1901年罗素悖论的发现，使希尔伯特把注意力放到数学基础上来。经过认真研究，希尔伯特不同意直觉主义拒斥大部分古典数学的主张，他认为完全可以在保留现有数学成果的条件下解决悖论问题，无须牺牲古典数学中有价值的部分。那么，怎样解决悖论问题呢?希尔伯特曾经指出，如果要避免悖论，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同时进行逻辑定律和算术定律的研究。这种研究的目的即证明数学理论的相容性(无矛盾胜)，因为如果数学理论的相容性得到了证明，悖论就自然排除了，这也是所谓的“海德堡计划”。在该计划中，希尔伯特第一次提出应把数学证明本身作为数学研究对象的思想，创建了数理逻辑的第一个分支“证明论”的思想，开了把数学理论系统作为对象的“元数学”的先河。1922年作为对直觉主义向古典数学挑战的回应，希尔伯特提出了基础研究规划：首先将数学理论组织成形式系统，然后再用有限的方法证明这一系统的无矛盾性。这一规划可以看成是证明论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尽管希尔伯特对直觉主义进行批判，但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他们的构造性思想，只不过这种构造性是对证明论(元数学)的要求。这种思想体现在1925年《论无限》中，希尔伯特与直觉主义者相仿，认为绝对可靠性只存在于有限的范畴，为保证数学的可靠性，避免悖论的出现，必须坚持“有限性”的立场。(但是，他认为可以把非有限的成分作为“理想元素”引入到数学中，不但使证明简化，还使排中律法则得以保存。)所以，希尔伯特把数学分成两个不同部分：“真实的数学”和“理想元素”。由于理想数学认为是不具有意义的，希尔伯特提出必须把理想数学组织成形式系统的思想。在形式系统中，把数学对象彻底的符号化和演算化，这样就可以保留古典数学的成果。但为保证理想元素不会导致错误，必须对这种工具的构造进行彻底研究，即证明形式系统的一致性，这也是证明论思想的进一步深化。这样，希尔伯特就站在有限性的立场上，企图通过将数学理论形式公理化并证明形式系统的一致性来避免悖论的产生，并保住现存数学的全部成果。
所以，希尔伯特的最终目标是构造一个无矛盾的、可判定的、完备的、范畴性的形式系统，其中可证命题集恰好与直觉上为真的数学命题集相对应，而上述证明又可以在一个仅仅包含一般递归函数，性质和关系的算术部分中得出，即可以用有限的方法实现，这就是希尔伯特规划的目地。希尔伯特对此计划充满信心，并目断言，要得出形式化算术系统无矛盾性证明为期不远了。后来几年形势确如他愿，1928年希尔伯特和他的学生阿克曼用有限性方法证明了一阶逻辑的相容性，迈出了重大一步。于是，希尔伯特说出了与直觉主义观点针锋相对的名言：“要想从数学家手中夺走排中律，就像夺去天文学家的望远镜或禁止拳击家用拳头一样。”
作为悖论的一种解决方案考虑，如果希尔伯特计划得以实现，应是非常令人满意的，然而，果真用有限的构造就可一劳永逸解决数学理论的相容性，并进而证明其完全性吗?事实并非如此。1930年哥德尔循着这个思路得出的一项重要成果却使希尔伯特陷入绝望的境地。哥德尔以无可辩驳的精密方法证明了形式算术系统是不完全的，它的相容性也不可能以希尔伯特方案即有限的方法加以证明，即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所以，希尔伯特的形式系统没有坚固到可以背负起他想让它承受的重担。并且，希尔伯特在数学基础上基本观点也是错误的，因为有限性方法并不总是有效，完全否定无限的客观意义的观点也是错误的。而且形式的研究不能完全代替内容的分析，正如布劳威尔指出，用一致性的证明保证理论真理性的做法事实上也包含了一种恶性循环。希尔伯特规划提供了一个悲观的信息：没有任何基础可能用来绝对地证明数学的相容性。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希尔伯特规划的失败而完全否认他所做的贡献。首先，他提供了一种解决悖论的方案，并目使形式化研究达到高度的抽象程度。其次，元数学和证明论的思想有重要意义，不仅使数学研究达到新的高度，并目经过后人发展，证明论成为数理逻辑的一个主要分支。
综上所述，三大学派的数学基础研究的共同出发点是由于悖论的出现，对已有数学的可靠性的感到忧虑和不满。为了避免悖论，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数学奠定一个永恒的，可靠的基础。
但由于三大学派在思想方法上都表现出一定的形而上学性，即思想中的片面性和绝对化，没有用辨证的思想去研究，所以他们的数学研究规划失败是必然的结局。
然而，对数学基础研究的必要性是没人怀疑的。正是他们对数学基础的研究，不仅对数学发展影响深远，而且对数理逻辑的形成和发展功不可没，因为20世纪数理逻辑的三大成就和数理逻辑的主要分支“四论”的形成和发展都与此密切相关。
参考文献：
[1] 黄华新.逻辑与自然语言理解.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0页.[2] 冯棉.从分支类刑论到简单类刑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1986,(06)，30-31
[3] 夏基松、郑毓信.西方数学哲学，人民出版社,1986，66-68.
第四篇：千年悖论读后感
历史不是猎奇的对象，历史中包含着永恒的真理。在许多人心目中，历史已经是“无用”的了，然而，对历史无知的算不得真的现代人，因为不了解历史的人，永远不会了解现在和未来。
读罢张敞的《千年悖论》，感觉有点像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但是他是出生在七十年代的人，这个有决定了他文章的风格和余秋雨又大有不同，《千年悖论》中的《无收留——吴三桂的心路历程》、《一个帝王的生活史》、《蒙古无边》、《神女生涯关于青楼女子的断想》等呈现出了与现代历史不同的感觉。从某种意义上说，《千年悖论》是余秋雨文化苦旅的继续，但它又具有余秋雨所不具备的新锐素质和冒险精神，因而，他赋予日渐沉闷的“大历史文化散文”——一束崭新的亮色。在人们对余秋雨的创作日益感到失望的时候，读一读张敞，未必不是一种好的选择。
在张敞眼中，历史不再是编年体的流水帐，不再是土瘪的学术名词的集合，不再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概念化的解说，不再是根据现实利益的需要而进行的剪裁和虚构，而是根据人类内心的可能而构筑起来的时间的流程。历史(以及夹杂在历史中的人物)在张敞笔下恢复了入的血色，冷漠的时间也因此有了人的温度。历史不会因此而更加模糊和续断，却会因此而更加清晰和真实。
显然，在苍茫的历史中，张敞重视的并非时间的物理属性，而是人的精神属性，是人们被裹胁在时代洪流里的那点可怜的精神苦旅。至于洪承畴或者吴三桂、曾国藩或者爱新觉罗们、慕古者或者隐土们的生命结局，都是这种冲突的结果。结果早已在史书里定型了，在这里，最重要的已不是结果，而是过程本身。就像一场球赛，结果已经为人所知，但仍有好事者回过头来去看比赛的过程，看每一个人在每分每秒的姿态、反应和抉择究竟是如何推演出最后的大结局的。这种对历史中的人性的悲悯，其实就是对自己的悲悯；这种对已逝事物的关怀，其实就是对未来的关怀。
接下来就让我来谈谈我个人对《千年悖论》中各人物的见解以及对传统文化的见解。
一、吴三桂
历史上把吴三桂归结为挑起康熙时期战争的罪魁祸首，认为是他要割据一方，所以才挑起对康熙帝的战争，发动三藩之乱。但其实不然。读完《千年悖论》，才发现吴三桂是被迫的，根源就是儒家的三纲五常，人伦道德。吴三桂作为一名反叛名教纲常的人，引清兵入关，而不为明朝守节，此在当时是违背忠义一词的。但是试想如果吴三桂为明朝而死，虽然死后获得了名声，但是他却将失去陈圆圆，失去亲人，失去他之后所获得的一切。记得在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大兵就被教育，即使被俘，也不能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因为他们将生命视为最高的权力，而中国自历代以来，只要能为国献身，就是有价值的，我们想想有多少这样的人枉死在朝代的更替之中，这些人完全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就捐躯了，根本就不利于国家的发展以及对自己才能的利用。
在康熙帝执掌政权的时候，他不能对吴三桂当初的投奔报理解态度，完全是由于他接受的是正规的系统的汉文化教育。因此，他认为吴三桂卖主求荣，对他只有了深深的鄙薄和厌恶，还担心他是不是会像对旧主一样反叛自己。所以才对吴三桂发起了撤藩的命令。然而，作为吴三桂自己，他在当时已经失去了道义，如果失去兵权，那他将成为落水狗，人人喊打。他的所作所为已经对正统价值体
系构成了肆意的挑战。最终，吴三桂犹豫是否继续出兵，结果可想而知，就是兵败，或许这也是对传统文化中的儒家纲常不了解所致。兵败后的吴三桂只有骂名和不顾君臣大义的罪名，而与他同时期的洪承畴却是寿终正寝，原因可能是他交出了兵权，做了一个安安稳稳地平凡人。从这可以看出，如果开始对祖国有贡献，但后来对统治有威胁的，就不会有好日子过，就如斯大林时期的卡廷惨案和大清洗，毛泽东时期的文化大革命。倒不如那些安安稳稳过日子的人，死后能留下一个好名声。
二 蒙古
看完蒙古无边一章，疑惑我们文明人为什么会输给野蛮人？是实力？是文化？可是在实力上大宋王朝并不落后。那就是文化了，作为一个泱泱的文化大国，面对蛮夷的入侵却只是推三阻四，只会在内部搞矛盾，缺乏一种团结的力量，这让我看到了，世界上永远是简单战胜复杂，只是人们看不到而已，历史是不会原谅人们的记忆力，相信这个故事还会再重演。
当蒙古占领大宋王朝后，他们却沉迷于酒肉声色，忘却了最宝贵的文化财富。他们不但没有守卫好这文化，让它流失于欧洲大陆，对欧洲大陆传来的文化视而不见，这可谓是对文化的一种漠视。中国文化以其固有的优越感及情感对这一切新的刺激无动于衷，它只是以讥嘲的眼光淡淡地扫一下，皱皱眉头，又重新埋头于对自身的关注之中。在蒙古人退却之后留下的只有我们对蒙古人的仇恨，因为此时的中国文化陷入了停滞的状态。就好像我们现代人对待文化大革命一样，文化大革命把中国文化破坏殆尽，这使得当代人对于它有强烈的仇恨心理，但是这也是正常的，历史总是在重演，文革的事情就是毛泽东对于形势的错误判断，正如元朝对于自身安危的漠视。
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一直处于碰撞之中，元灭宋，自身却被汉文化给同化了，这是由于汉文化起源早，而且数量上也占绝对优势。汉文化圈的扩大使得许多有特色的文化生态都消失殆尽，在没有对手，没有挑战，没有冲击和抗衡的情况下，有的只是不断的扩展、同化、吞没、使中国传统文化缺少了更新发展的机遇，于是就形成了千年不变的格局和骄傲自大的心性。这在大跃进时期就很好地体现了出来，现在的我们回想起来也觉得可笑，但是这确实是当时存在过的事情。现在的我们对于现代中国文化也同样还具有优越感，尤其是共党所宣称的社会主义是最优越的，世界最终都将走向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对文化的盲目崇拜，难道美国文化就没有优点了？如果社会主义真的是想象中的那么好，如果社会主义真的那么好，为什么中国人要看美国大片，为什么那么多人想留学出国，假如中国要谈文化霸权，那么我们同化周边小国，建立孔子学院，这是否也可以看做是一种文化侵略呢？可能只有我们领导人自己知道，我不便多谈。
现在的蒙古族已经大部分被汉文化给同化了，虽然获得了优越的生活条件，思想观念，但是却失去了最重要的文化特色，这可谓是一种悲哀。
三 朱元璋
朱元璋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帝王，身上包含了许多农民的劣根性，即使在他登上王位后，他也还是依靠自己脑中的想法来管理这么一个庞大的帝国。一个人的品性会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而一个帝王的性格，决定的就是整个国家的命运。从秦始皇到毛泽东都是如此，而且这个巨大而沉重的影响会十分久远，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无法摆脱。
朱元璋成为皇帝之后，制定了一系列制度，残害了许多开国元老来解除对他地位的威胁，这是他建立权威型政治的需要，虽然血腥，下作，但是却未受到历史的批判和苛责，这可谓是文化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有权力就能制定维护自己统治的文化，为自己辩解。即使是这样的杀戮，却还是有那么多的人前赴后继地去为朱家帝国办事，这种沉默是为了什么？地位？名誉？金钱？声望？恐怕都不是，是因为中国人缺乏一种反抗精神，他们只会一味地想，抗议逃避都是没用的，只是浪费精力，所以还不如告诉他，杀我我是毫无怨言的，这真是我们祖先的悲哀啊……就好像一头被圈养在猪圈里的猪，只知道吃睡，时间一到，就任人宰割，毫不反抗，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麻木与不仁啊！对这样逆来顺受的不合理现象为什么不主动反抗，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或许就在于传统文化中的那些消极、保守、落后的东西在强硬的政策下面被放大到整个国家里面去了，正如我们现在学习马克思，学习党的历史……这是何等的强迫与无奈啊！
四 正德皇 朱厚照 万历皇 朱翊钧
以我之见，朱厚照是一个敢于反叛中国传统文化习惯的人，他对于帝位毫不吝惜，对于祖制毫不在乎，而他的族孙朱翊钧却是另一个反面。朱厚照面对大臣的逼迫，摆出了自己的威严，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即使有悖于祖制。而朱翊钧却在年轻时全盘接受了，在他刚取得皇位时事事听从文臣们的意见，但是在文臣们对他的政治活力日益扼杀时，他也发出了反抗的呼声，他这时候已经完全没有了自己的自由，连自己想要解决的政治问题也被千百条祖制给牢牢束缚住。正如现在的中国，想要进行改革，这个步伐是十分艰难的，朱镕基在位时，改革收到一定成效，但是最终还是被压了下去；现当今，温家宝总理提出要将改革进行到底，否则文革必将重现，这话说的很有远见，但是改革的步伐能进行下去吗？我们不是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还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吗？如果不发展新的主义，改革何时才能继续下去。现如今，重庆出了个***，喜欢唱红打黑，这难道不是对文化的一种盲目的崇拜吗？要是这样下去，我想社会就必将再陷入文革时期的红卫兵，一切都以党的指示来行动，完全会失去自己的主见，而有自己主见的人必将被声讨声所打倒，就如朱翊钧的下场，他最终选择了不理世事，对自己的木偶形象失去了兴趣，他罢工了……
五 曾国潘
儒家集大成者——曾国藩。他不像其余为了考功名得名望而读书的人，他是一个为了使自己到达最完美境界和实现最壮美人生而学儒的人。他有开阔的视野和远见，有坚强的意志力。但是他却缺少了做人的乐趣，他努力克制自己的欲望，做着一个不切实际的梦。人非圣贤，何无七情六欲。曾国潘最终也败在了这个上面。一人之力无法挽救整个局面，一人之力无法改变社会之现状。不过曾国潘却让我懂得了一个道理，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如果能善于利用，必将成就大事。
晚年的曾国潘为什么陷入了悲观和失望？我想有一点是最重要的，那也是传
统文化的错。作为部分，传统文化有它的博大精深，但是作为整体，却是反科学的，因为时代的原因，曾国潘也只能郁郁而终了。他的一生也证明了个人的意志力是有限的，可是他为人类精神作出的榜样却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假如我们能够好好利用传统文化，只取局部，或许我们就能走在时代的前沿。
六 大清王朝
大清王朝在入关后成就最大两位莫过于康熙帝与乾隆帝，他们两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颇深，但是我们可曾想过，满人入汉，他们的文化去哪儿了？或许这就是汉文化对外民族文化的一种极大侵略，乾隆皇帝之后满族皇帝们已经完全汉化了，可以说他们比汉族皇帝还要汉族。可是这或许不是一件好事情，举个例子，当他们崇拜中国文化时，西方仪器在他们眼里已经毫无价值了，而且还顽固地奉劝西方人信奉儒学，在收不到效果的时候就认为他们顽固不化。这恰恰证明了当时统治者目光短浅，他们的自满，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的自满，他们的短视，也是一种文化的短视。在英国舰队打开中国大门时，很好地印证了这个道理。
当前的部分中国人也十分推崇共产主义理论思想，认为这是世界最先进的理论，世界的一切都将会在共产主义的指导下进行。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们将和过去的王朝毫无分别，后面也将会覆灭在文化的自满之中。
七 科举制
科举制可谓是我们历史上的最伟大的创举之。它的演变成了如今的中高考，成为了入学的条件，中学中写作的八股文形式能为你取得高分，毫无特色可言，高考中老师也教你要写什么文，该怎么写，完全是陷入了毫无个人发挥的境地。上课所学的内容我想除了加减乘除，其他应该都毫无用处。与大唐王朝之后的人一样，我们现在也陷入了科举制的深埋之中，当我们拿起书本的那一刻起，一个沉重的命运就加载在了我们身上，那就是功名。这是一场赌博，虽然不像封建时期那样残酷，但是依然将人分为了三六九等。科举制不仅在中国如此，国外的考试制度也是受了它的影响而产生，这可谓是中国走出国门最大的一种荣誉吧！
为了科举，我们学了多少年，到头来有多少是自己用的到的呢？现在提倡素质教育，但是真正的素质教育的出现往往会被所谓的学者以及家长所扼杀，在他们眼里，学生在学习时就应该学老师讲的，课本讲的，不应该看与学习无关的书本，不应该做与学习无关的事情，这样的教育的出现，让我们的素质教育如何能发展下去。让我们放眼外国，他们完全是在启蒙之后让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做，并不是去强迫他们学习这个，学习那个。试看现在的大学教育，一些金融，管理的专业越来越热门，而那些学习语言，文化等的专业却成了偏门，这是为什么？依我个人观点可能是因为现在人们学习的功利性越来越强，已经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这是一种退化，这让我们的文明陷入了一种绝境当中，如果没有人去学习文化，我们的民族会走向何方？我们的文化还会存在多久？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八 神女——青楼女子
青楼，在现在被人们认为是一个肮脏的地方；娼妓，在现在也被认为是一个最低贱卑微的职业。我们是曾想过，过去的卖淫却是极其崇高的，毫无功利色彩，她们是圣洁的，是受人尊敬的。但是当文明发展了，人们用一层层的外衣来包裹
自己，这些自私因子使得人们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性成为了人间最丑恶的一件事物，这或许是由于我们的社会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原因，男人成为了世界的主宰，为了自己的利益发明了“女戒”，“男女授受不亲”，“女子无才便是德”等托词，把女人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这可谓是对人身的一种禁锢，但是现在社会开放了，可是作为性工作者的地位却还是依然在社会的最底层，记得人大会议上，就有议员提出要将卖淫合法化，我觉得未尝不是一种进步。就我个人观点而言，既然古时人们刚开化时期，性是一种最为神圣的事情，未开化的野蛮人脑中绝没有现在人的勾心斗角，一定是最为纯洁的，他们都可以把性作为最为崇高是事情，未尝开化了的我们，作为现代文明的引导者，我们却不能接受了？
首先，妓女合法化本身就具有可行性，例如欧洲色情业完全合法化的国家是荷兰和德国，又以荷兰最具代表性。由于政府的因势利导政策，使得荷兰的色情业以及毒品相关的情况受到世人的关注。荷兰对色情业进行正规、有序的管理，双方均可从中获利，另外，这种政策也使性犯罪的数量处于较低的水平。在德国，他们制定法律来保护妓女的工作权利，并使她们也享有社会安全福利。
其次，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女性地位的提高，妓女这一职业的存在是对女性整体尊严的打击。为了维护妓女本身的权益，同样也是维护了更多妇女的利益，应当承认妓女也是女性的一种合理职业，并成为一种合法职业。女性有权支配她们的身体，使她们既不属于男性，也不属于女性，仅仅属于她们自己。为什么现在艾滋病、性病的传播日益加剧，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性工作者不受社会保障，没有正规的医疗和健康检查。面对社会的挤压，她们只有深藏于地下，采取流动工作，这样就更加不利于管理了。
总之，妓女问题不是法律的制止所能解决的，从道德上批判妓女和嫖客都有不公之嫌。如果采取妓女合法化，才会有更好的控制，防止疾病传播、贪污腐败等等的不良现象，促进社会的进步发展。如若得到一个干净的社会，想必只有等到女性普遍知识水平以及地位的不断提高才能实现。当下的男权社会之中，女性性服务业要怎样才能消除呢？我也不得而知了。
九 隐士与我们
隐士们在我的印象里是身居山野之中，不问世事，超脱于世俗之人。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古代有些士人为了获得重视，为了出仕，而故意隐于山林间，等待着朝廷的召见，这可谓是隐士们的悲哀。但是这又是何原因呢？儒家认为，读书人如果符合条件，就应该入仕，以此来推行孔子之道。之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儒学的入世观让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更加具有影响力，难怪我们现在大力在国外开办孔子学院。但是我们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美轮美奂的大道理没有任何实用的技术性训练，高眼界，低技能是现在普遍存在的问题。产生这个原因的特点就是中国文化对个人人格标准的设定太高，对人格范式的设计过于完美，这使人到了一个无法成就自我的一个地步，让世人都成为了文化的附庸，没有一点创新。相比于西方的知识分子的不受功名利禄影响的状况，我们是不是应该惭愧一下。
作为新时代的我们，随心所欲，谈论着各种时髦的话题，接收着来自媒体的各种信息。我们已经不再有伟大的解放志向，也没了为国为民奔走的焦虑，更没了为圣贤传播绝学的空想。我们的这一代知识分子已经没了古时候的求学热情，已经没了一种政治参与热情和政治敏感心理。独善其身是我们对这个社会的最好理解。在权威政治的压迫下，我们已经没了自己的想法，一切都跟随着党的步伐在前进，偶尔有在自己想法的文学家，例如北京大学文学系的于洁，例如自由民主人士刘晓波。只要有悖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都被打倒了，这样下去我们的思想会往哪个方向走，我们的文化又会处于何种的境地？
我们这一代充满了浮躁，缺少有重量的挫折，我们直接而自然地表达自己的情感。我们已经把传统的文化礼仪差不多都丢弃了，有的只是现代人是思想观念，这到底是一种进步还是倒退。要是是进步，为什么不让我们知识分子谈论国事，夸赞他国制度，古时变法各学各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为何我们现在却要固守自己的文化，贬低他国的文化？要是是退步，为什么还要提倡人与人要拉近距离，要让我们内心存在一种感恩的心？
总之，我们只有真诚地对待自己的感受，真诚地对待身边的人和事，这样才会获得更好的回报。套用一句话就是“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
在我写读后感时，我感受到的不是一种文化，而是一种霸权主义，一种对现实的深刻剖析，我们这一代缺乏的不是技术和知识，而是一种作为人的一种反叛的革命精神，生命对于我们是一种仓促的偶然，死才是绝不爽约的客人。
第五篇：二次创业悖论
二次创业悖论一、二次创业的内容及困局
当前，我国很多企业中流传着这样的口号“二次创业”。企业的领导都希望在市场环境强于自己创业之初的条件下，能够率领旧部在大好形势中创造更大的价值，实现企业价值以及自身价值的大幅提升。但根据当前观察的结果看，提出这个口号的企业最后大多不了了之，企业的领导者不得不认清现实，大家继续原来的日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局？这要求我们从问题的源头来寻找答案，我们首先要定义什么是二次创业，也就是二次创业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二次创业一般是一种由企业领导者认识到，并发起的自上而下的企业变革活动。其核心内容是，企业领导者要求企业成员的工作状态调整到当初创业之时的工作状态。此外，企业领导者一般会为自己企业制定一个宏伟的中期目标，并希望企业成员能像当初创业者从无到有那样，将企业建设的更强。
根据对这些有二次创业诉求企业的观察，我们发现这些它们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企业寿命平均在10年以上；企业中高层管理团队已经趋于稳定；企业在既有市场中已经获得一定分额，但距离领先者的差距仍然很大，这个差距正是企业领导者的梦想所在；企业领导者坚信自己的实力，认为企业的未来仍然需要自己的指引；企业都有精彩的从无到有的创业史；企业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的企业文化；
二次创业比初次创业还要艰难吗？难道一个企业从无到有，比从强到更强更难？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这些企业的领导者。根据我们对这些企业领导者的了解，他们普遍认为当前的市场形势和企业配置更有条件实施二次创业。这些理由是：当前的核心团队成员比创业之初更有经验，有更好的能力在市场中拼杀；当前企业的资金能力比创业之初更强，能让企业在市场中发现更多的机会并提供足够的支持；企业当前的掌舵者对行业的认识更加深刻，更清楚企业未来的定位；当前企业的稳定性比创业之初更加稳固，抗风险性更好；
但这些只是领导者的一厢情愿，在企业的中、低层领导，员工们对这种口号的反应更多地是不理解甚至淡漠，他们普遍的反应是：我只是一个小工，二次创业是老板的事，和我没关系，而且我从中无法得到什么东西(基层员工视角)；上边的位置(管理位置)都满了，二次创业只是让他们(高管)获取更大的利益，我们只是个小打工的(中层经理)；老板的胃口越来越大，给我们定的指标越来越高，这种增长有些不切实际的嫌疑(高管团队成员)；
通过这些认知，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一些关于阻碍二次创业顺利实施的问题表现：明明形势更好了，但大家的干劲却减弱了；企业中每个人对二次创业的看法有明显分歧；
这只是众多问题的表象，我们需要更加系统地分析才能得出关于如何成功导入二次创业需要的系统环境，否则，二次创业只能是浮华一梦的代名词。
因为二次创业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活动，所以我们假定，企业真实业绩与预期业绩之间的差距是领导者发起二次创业的根本原因。一般而言，之所以会产生二次创业的念头，是因为领导者认为当前企业的配置通过某种程度的改善能够实现自己预期的业绩，而这种配置的提升在自己可接受的范围内(包括资金、人员的投入)。这种配置的改善表现在：通过某种程度的士气提升，提高人员劳动生产率水平；给定当前的硬件配置，配合提升的人员劳动生产率水平，将能贡献更多的实际业绩。与自己创业之初相比，当前的硬件配置已经达到令自己满意的地步(如果需要改进，企业也有能力支付)，但士气的低落是首先需要改进的。所以，从企业领导者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出，给定硬件设施的匹配，企业所欠缺的只是急待提升的人员劳动生产率。
企业领导者无法具体描述预期的调整目标，即，他无法清楚地描述预期的人员劳动生产率应该是一个什么水平。他只是对目前的状态不满意。而且，对于如何提升该指标也缺乏清晰的了解。出于大多数领导对自己下属的认识，他们总是认为，自己下属身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有待挖掘，所以，二次创业几乎都是以针对提升下属的人力资源行动展开的。这并非偶然，而是从领导者的角度出发，他只能认识到这一点。
二、二次创业：一种缺乏普遍激励的行为
解释二次创业可以从许多角度出发，但从动力学的角度看，可能得出的结论更容易被人接受和理解。我们可以证明一个企业难以内生出一个二次创业的动力机制。假定一个企业从人员看，由两大部分构成：高级管理团队和基层人员(我们在此假定只有这两部分人员)，而且假定人员的行动是靠利益驱动的。这种假定也容易被一般的条件验证，在企业中，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回报，人们总不会投入自己的精力到某件事情中。
现在有企业当前业绩P，企业的预期业绩(二次创业的目标)P*，二者之间的差距为△P，且△P= P*-P，△P﹥0。
假定是正是因为△P能够为大家带来福利的改进，大家才有意愿去实现△P，所以，我们必须从△P中安排相应的分额，作为两大部分成员行动的回报，我们给定一个系数K，K△P作为两部分成员回报的总额。我们用M和1-M来代表这两部分成员。其中M代表高管团队，1-M代表其他人员。他们的所得分别为aK△P，(1-a)K△P。根据经验数据，a﹥1-a，即高管获得的分额一定大于其余人员，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数量都是如此。
假定M和1-M的比例为1：100(在大型公司中，这个比例可能会更高)，M中的成员在面对aK△P的平均激励水平为aK△P/M，而其他成员面对这个局面时的平均激励水平为(1-a)K△P/100M，人均的激励水平不足高管团队的1/100。即便高管清晰地向所有成员传达一个清晰的业绩改进信号，并承诺一个合适的激励水平，那么在其他人员那里，这种激励也是弱的，因为其他成员的人均激励水平太弱，不足高管团队成员的1/100。
上面的例子并没有考虑高层团队内部的分成复杂性，我们假定高管成员之间平均地分配K△P，但实际上，这种假设并不存在。高管团队成员分配K△P的依据是各自手中所持有的不同股权或者根据高管成员对企业创建时贡献程度。考虑到这个复杂因素，我们可以预计到高管内部的分成激励效果与M和1-M部分相类似，即，高管团队内部的少数成员分享了K△P中的大部分，而那些分成较少的高管成员依旧没有足够的动机去实施二次创业。而少数高管成员分享到大部分K△P的原因可以参考5个强盗分金币的博弈案例，总是制定规则的极少数人拿到最大的分额。
从经济激励的动力分析，当二次创业的目标提出时，所有的成员都会明白自己将在二次创业实现后的所得。当然，这还是建立在企业领导者和大家做一个公平游戏的基础上，但一般的情况是，企业的领导者并不预先说明这种分成的方案，或者只在高管团队中公布。即便如此，在高层内部依然无法得到大多数人的首肯，因为总是很少数拿到成果的大部分。
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的结论，二次创业本身对于企业成员的吸引力要远小于对高管核心成员(我们假定他们是能获取大部分K△P的成员)，所以，当他们在企业内号召大家投身到二次创业中时，除了自己，根本得不到其他人的响应。
三、既得利益集团的理性选择：来自高管团队成员的阻碍
我们定义的既得利益集团为那些坚信实现二次创业后，自身福利水平不会明显上升的人群。他们对当前的状态很满意，而且能够清楚地看到，即便二次创业实现，自己也不会从更大的蛋糕中分得比现在大很多的分额。而且，二次创业还可能会损害自己当前的状态，例如自己因暴露出某种技能的不足而丧失当前的位置等。
根据上一部分讨论过的激励水平问题，既得利益集团确认自己无法分得实现利益中的大部分。所以，投入二次创业，他们的结局只有两个，比现在微好，或者比现在还坏。假定实
现微好的概率为p，则比现在还坏的概率为1-p。我们定义他们对二次创业的期待为p(X+α)，X代表其现状，α代表实现二次创业后变动的微小部分。而比现在还坏的支付为(1-p)X-。如果不投入二次创业，他们的支付是维持现状，即为X。
我们可以从这个支付比较轻易得出，对于一个既得利益者，不投入二次创业活动中所得的支付更多，且没有风险。所以，理性的既得利益成员将采取阻碍二次创业的实施来保障自己的利益。
四、一定要命名为二次创业吗？
我们在总结二次创业企业具备特点的时候，可以知道这些企业都很急迫地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因为其传统的赢利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市场竞争的要求。但他们并不是市场的失败者，只是想获得更大的成功而已。所以，在清醒地认识到即便今后再努力，也无法成为行业的领导者时，寻求新的增长点，并力图在这个领域成为领导者成为企业领导对企业战略方向的一直认知。
从这个角度讲，二次创业实际上是一个企业的战略调整过程。但创业这个词说出来杀伤力太强，因为创业这个词特别会引起当前高管成员关于艰苦内容的回忆，而对于后到的员工来讲，创业对他们有另外的含义。但从领导者当前的精神状态来看，他们只会对创业两个字感到亢奋。这种认知程度的差异决定了口号本身在企业内部传播过程中携带了不同的暗含信息。
从提倡二次创业的企业看，一般都经历了长达10余年的发展。企业创业的核心团队也都由当年的青年步入壮年，和初次创业相比，其个人生活内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说这些成员初次创业时家庭负担几乎为零，到二次创业的时候其家庭负担可能会成为其决策的主要考虑因素。核心团队成员从毛头小子到家庭核心成员的角色转化将使其从一个风险偏好者一举转变为风险厌恶者。家庭生活也将其创业初期具有的浪漫主义情怀涤荡的干干净净。简单地说，他自己可以冒险，但他不会带着自己的家庭一起冒险，所以，这个变化也是初次创业的核心成员日后拒绝二次创业或者动机不强的主要因素。
五、宣传二次创业就是讲古吗？
尽管一个让人热血沸腾的口号更容易宣传，但从执行的角度讲，口号的意义远不如一个更加合理的冲击目标。二次创业这个口号在精神层面的意义更大一些，它更容易让众人联想起某种艰苦的工作状态。从企业领导者的视角看，他经常在问自己，“自己花了10年的时间白手起家，那么再过5年，我的企业规模是否会再翻一番？”尽管这个量化的目标时常在其脑海中反复，但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在其他成员心中二次创业的口号并不携带这些信息。正是因为提出二次创业口号的企业大多有很强的内部企业文化，所以，企业领导往往会认为在一个宣传口号更容易的地方就应该大力宣传具有煽动性的口号。但这种路径依赖的局面会造成，今后在宣传口号更容易的地方只能宣传口号。而宣传口号伴随的往往是宣讲企业过去精彩的创业史，创业史是企业宣传成本最低的素材。根据上面的原理，今后企业最有力的，也是唯一能做的就是宣传创业史。所以，“口号+创业史”就成为几乎所有二次企业在推广二次创业行动最主要的内容。但这种做法已经从别的社会机构获得了失败经验的验证，例如我国政府为使官员恢复革命传统而组织的效仿长征行为，结果，除了浪费了大量的金钱和人
力别无收获。同样的事例也在学校发生过，内容也是效仿长征行为，目的是想消除独生子女身上带有的一些不良习气，结果这些行动的长期后果几乎为零。
从企业层面看，“口号+创业史”对于经历过初次创业团队的刺激作用几乎为零，因为自己听自己的故事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对新人来说，虽然能让大家在短期迸发出一种摩拳擦掌的欲望，但从长期看，经济激励仍然将扮演重要角色(即他能从二次创业中获得什么)。与其让新人沉浸在不知所谓的口号和峥嵘岁月中，倒不如为其构建一个更加实际的世界。与其一起追忆过去，不如共同构思未来。
六、寻求摆脱困局的方式
尽管二次创业诞生在一个尴尬的境地，但企业领导者发起这种变革的确是必要的。否则，企业会因慢慢丧失活力而丧失在市场中的地位。看到变革这个词，许多人可能会联想到“变革管理”。但这不是我们想在这里讨论的问题，问题的关键是，我们需要变换一种方式来实施这个必要的举动。按照当前流行的二次创业做法，我们可以预计，大部分企业根本无法自己脑海中的“创业目标”。为此我们建议企业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去规避“二次创业”本身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
首先，所谓的二次创业实际上是企业在经历一定时期发展后进行重新定位的活动，从这个角度讲，应该用战略转变来描述这个行为。将创业的精神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在这其中提出更为恰当。用创业来概括整个行为容易使其他成员产生概念上的混淆。
其次，在明晰每个成员在这场战略转变中能够获得的支付的前提下，更加清楚地定义其未来收益。但在高管和其他成员层面仍然要做严格的区分，高管未来可能获得的高支付不能作为一个“公开的秘密”存在于企业中。除非企业能够做到为每个人的支付都能让其满意，否则，其他人都会以避免“为他人做嫁衣”的态度投入到这场活动中，后果反而可能会是灾难性的。
再次，在充分考虑企业各部分成员的风险承担能力的前提下，对管理结构进行相应调整。战略转变时期的风险极大，原有的管理架构可能无法承受转变所需要承担的风险。例如一个已经享受丰厚待遇的高管可能不愿意承担到异地开拓市场的任务，但这可能正是企业战略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身居高位而又天然是风险厌恶者显然不适应这种战略转变的客观要求。
最后，初次创业的团队规模是很小的，所以，初次创业的成果更容易分配。当第二次战略转变来临时，企业规模已非创业时可比。巨大的团队规模会使沟通和协调成本无限放大。如果真的要提二次创业，只能在狭小的范围内开展。让整个组织卷入这种只适合少数人参加的活动中实在的滑稽和不经济。简言之，企业领导应该回忆一下当初创业的情形：人员规模小、气氛宽松、风格简约、特事特办„„再看当前，人员庞杂、规章森严、结构复杂，在这样的环境下畅谈创业，是否真的有些忘本呢？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