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悖论（定稿）

第一篇：管理悖论（定稿）

《管理悖论》

一个小镇上有个理发师，他宣称“我只给那些不自己理发的人理发”。那么，他该不该为自己理发呢？

这个问题是一个经典的悖论，仔细琢磨一下你就会发现，无论他给不给自己理发，都会违反自己的宣言。

理发师陷入了困境。

不幸的是，悖论不仅存在于故事当中。生活中，悖论无处不在。

如何与老板相处的比较融洽，而又能保持合适的距离（古人曰伴君如伴虎）？

如何与下属打成一片，而又能保持自己的权威？

如何给客户充分的承诺，而又不损害公司的利益？

如何给员工充分的激励，而又保证自己的那一部分收入？

如何给子女良好的照顾，而又能让他/她们在生活中经历风雨的洗礼？

„„

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和不确定性就构成了各种各样的“悖论”。人们总希望在早晨出门之前确切地知道今天会不会下雨，但可惜至今我们的气象台做的仍然不够理想。

身处不确定的漩涡当中会让我们觉得痛苦，但正如老子所说，“有无相生”。“对确定性的迷恋阻碍我们对本质意义的探究，事实上，正是不确定性促使我们人类开发出自己的潜能。”

对悖论的管理成为优秀企业与平庸企业的分水岭。

企业需要积极地变革以适应环境的变化吗？当然。那么请注意，积极的变革恰恰需要稳定的基础。成功的管理者会在领导变革时牢牢把握那些促成稳定的关键因素，使之如灯塔一般引导组织前进。

企业文化重要吗？当然。企业文化通过对员工行为潜移默化地影响，对组织战略的实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对企业文化改造的时候，又不能仅仅盯着企业文化本身。优秀的企业在塑造企业文化的时候，更多地关注领导者的风范、企业的愿景以及组织内的竞争气氛的营造等。

“改造企业文化既要单刀直入，又要以迂为直”。这是普华永道咨询公司的《管理悖论》一书中指出的五大悖论管理原则之一。

既然悖论无处不在，听听顶尖咨询公司的专家们通过大量研究提炼出来的如何管理悖论的建议，应当是一件可以试试的事情。

推荐《管理悖论》，普华永道变革整合小组著，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

第二篇：节约悖论

节约悖论是卡恩斯最早提出来的，什么是节约悖论？根据凯恩斯的公民收入理论消费的变动会引起国民收入同方向变动，储蓄的变动会引起国民收入反方向变动。但根据储蓄变动引起国民收入反方向变动的理论，增加储蓄会减少国民收入，使经济衰退，是恶的；而减少储蓄会增加国民收入，使经济繁荣，是好的，这种矛盾被称为“节约悖论”。

看上去这个理论十分让人费解，怎么节约反而会使社会萧条，浪费使社会繁荣了？

对于这次央视提出的倡导的全民节约，众所周知，节俭是一种美德。从理论上讲，节俭是个人积累财富最常用的方式。微观上分析，节俭是个人积累财富最常用的方式，某个家庭勤俭持家，减少浪费，增加储蓄，往往可以致富。然而，根据凯恩斯的总需求决定国民收入的理论，节俭对于经济增长并没有什么好处，节俭只会使收入减少，不会影响均衡储蓄。原因是在存在非自愿失业的萧条经济中，由于人们对未来预期不抱任何希望，大家都尽量多储蓄，但不愿意消费的心理和行为又会导致其收入继续下降。节俭减少了支出，迫使厂家削减产量，解雇工人，从而减少了收入，最终减少了储蓄。于是存在一个节约悖论：储蓄为个人致富铺平了道路，然而如果整个国家加大储蓄，将使整个社会陷入萧条和贫困。用更极端一点的话说：挥霍导致繁荣，节约导致萧条。

到底对于我国我们是节约好还是不节约好呢？其实个人认为，央视这次提出的全民节约指的并不是直接指的是节约消费，而是指的是节约我们的资源，我国的国情要求我们节约资源，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生态先天脆弱的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人口不断增加，努力解决资源不足的矛盾，不断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我们十分紧迫的任务。中国的现状是：一方面，经济增长在相当程度上仍主要依赖资源的高投入来实现，能源、淡水、土地、矿产等资源不足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另一方面，资源产出效率较低，节约潜力很大。目前，钢铁、有色、电力、化工等8个高耗能行业单位产品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平均高40%以上，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比国外先进水平低15～25个百分点，矿产资源总回收率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个百分点。

有了这样严峻的情况，央视提出全民节约并不与凯恩斯的节约悖论相矛盾，两个人提出的对象不同，一个是指消费而一个是指资源，消费并不是浪费。凯恩斯的理论中指的根本不是节约而是储蓄资本太大，没有将储蓄转为投资，无法提高和扩大生产力。如果片面的将央视的全民节约理解为节约消费，我想一旦很多人实行的话将会是我国的储蓄资金过大，从而使我国的社会生产力下降。

综上所诉我认为凯恩斯的节约悖论与这次央视倡导的全民节约并不相互矛盾，节约不等于不消费，我们要节约资源不浪费资源，消费在自己的范围内足够了。

第三篇：《双重悖论》读后感

《双重悖论》读后感

“双重悖论”一书的作者是研究中国腐败问题的美国专家魏德安先生。腐败一直与经济增长密不可分，人们常认为，腐败问题越严重，经济增长越缓慢。但中国的腐败具有特殊性，虽然腐败的本质与其他国家或地区没有区别，但在对经济的影响上却大相径庭。

作者认为，中国改革后“价格双轨制”为腐败官员的权力寻租行为提供了充裕的空间。同样地，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在改革后蓬勃发展，因此，腐败只是腐蚀了改革后经济增长的部分，还未对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造成危害。但如果不能合理地抑制腐败，中国经济增长与腐败并存的双重悖论将不复存在。

国家控制应该从经济中撤出来，不管这种撤出对今后的中国经济发展是遏制还是推进，都能够有效地减少腐败。

在当今世界上，中国是唯一一个经受住腐败加剧的考验而没有出现经济增速大幅下滑的国家，因而具有独特性。但通过中美对比，我们能发现中国的现状与美国的历史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表明，如果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考量中国的现状，我们就会发现历史上也曾出现过腐败问题恶化、快速的系统性变革与经济增长并存的例子。

第四篇：腐败源自悖论

从腐败看中国的政治悖论

这几日从网上看到许多网友关注中国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为此展开了大讨论，许多人认为某方面的腐败是其他方面腐败的根本。比方说司法腐败，教育腐败，道德腐败等等。但笔者以为，这些盘根错节的问题，其实都是一个大问题在几个方面的表现。那就是中国的政治悖论问题（事实上，中国现阶段政治制度及其相关的政治文化存在着许多的深层次矛盾，而且，有许多是不可调和的，姑且称之为政治悖论）。下面详细的论述之。

一、权力悖论

许多网友在这个问题上困惑不解，为何从理论上说应该是大众共享的权力却总也不能真正的成为大众手中的工具？为何从制度的设计上看来十分合理的权力分配机制，却总是在实践中走样？为什么中国的人治效力总是大于法制的效力？我在分析这个问

题之前，先简要分析一下权力的本质及其历史。

政治权力，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是人类生产社会化，必须要有人担任组织协调的工作，而这种组织协调的表现方式必然是由少数人对大多数人进行命令与指挥，为了保障协调，避免思想和利益的差异导致行动的差异，必须对不服从命令者有一定的强制措施，政权也由此产生。权力的这种表现形式天然的与大众对于权力的平等需求是一个悖论。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管理者之间也需要协调，由此而诞生了权力的层级结构。由于权力所固有的强制性，权力体系自身也存在着悖论，那就是权力本来产生的目的是为多数人服务的，却演变为必须依靠对上负责（也就是对少数人负责）的体制来达到为

多数人服务的目的。

古往今来，面对权力分享和权力体系这种固有的悖论，产生了专制和民主两种解

决方案。

专政的代表是王朝国家，其政权组织形式是中央集权，层层下放。其实，这种政权的组织方式本身并没什么不好，它与权力自身需求的组织方式完全吻合，而且相对于对立的民主制度，专制制度存在着效率优势，另外，对大多数民众的文化素质要求不高。英国思想家洛克说：“若单纯以政策执行效率而言，专制制度要比民主制度的效率高很多。”我们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批驳美国等国家的三权分立制度时，其中，效率低下，互相扯皮就是我们的一个依据。但是，理想的专制制度要求制度链条上每个具体的负责人都要无条件的具有崇高的理想，要有无私为大众谋利益的情操。否则，难免会有制度链条上的人会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牟取利益，这也就是腐败产生的根源。而且，由于相对于民主制度，专制制度的欺瞒成本要低得太多（毕竟，糊弄上级的几双眼睛要比糊弄百姓的无数双眼睛容易得多），揭发成本却高得太多（没有正当渠道，赤手空拳面对

强大的势力），导致腐败极易从个人蔓延到群体，成为集团腐败。

为了避免权力滥用及权力腐败的问题，产生了另一种制度——即民主制度。民主制度以分权为原则，以民选为保障，以“性恶论”为思想出发点，通过在权力层级上人为的改变负责的途径来遏制腐败和权力滥用，比方说地方官直选，比方说三权分立的制约机制。但是，民主制度是以牺牲一定的效率并伴随着一定程度的组织臃肿为代价来获得政治上的相对清明。另外，民主制度要求群众有比较高的文化基础和政治觉悟。民主制度也并非完美，也有可能被金元阶层通过控制舆论和政府代理人来间接施加影响。但是

相比专制制度，其遏制腐败、还政于民的力度要好得多。

中国的制度设计，首先，是党领导一切。相信一个拥有高尚政治理想的组织集团会带领全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这种制度设计的出发点是好的，并且在建国前与建国初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我们国旗的形式就可以看出，各个阶级、各个民主党派要紧密

团结在共产党周围，以此为中心。从我们党的历史及党章看来，各级党组织要紧密团结在中央周围，中央要团结在领袖的周围，由此形成了自下而上的权力金字塔结构。其实，单纯以政权的组织形式而言，中国现政权的组织形式与王朝的政权组织形式大同小异。那么，为什么中国要选择这种类专制的制度，而非民主制度呢？简单的说（详细的下面会谈到），这是因为共产党相信自己可以通过思想的不断净化，在事实上达到理想的专制制度，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无论从理想上还是早期实践中都是比较符合理想的专制制度的。它强调为公、强调为民，甚至在理论上不承认人类私欲的存在。但事实上真的如此吗？为何还会出现本节刚开始提到的权力悖论所产生的几个问题呢？因为理想的专制制度不是从理论上避免了权力悖论吗？

这就需要谈到下面更深一层的悖论，即人性悖论。

二、人性悖论

马克思主义不承认“性恶说”，代之以“劳动说”；认为人性本无善恶，全在于后天形成。形成社会、人类、和性格的根本动力在于劳动。把对于饮食、求偶等需求的属性统统划归自然，认为那是人的“兽性”并非所谓的“人性”（这里，我用“兽性”这个词代替自然属性，不含贬义）。通过劳动，创造了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每个人都离不开其它的人，因此人对于其他的人的第一反应是与之交好，这种反应才是所谓的“人性”，而“为公”、“为民”等理念都是这种反应的理论升华与人性升华，这也是“向善”动力的由来。既然如此，以这种理想的理论武装的中国共产党为何在实践中出现了与这种理论完全违背的腐败与官僚主义等现象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学透，还是马克思主义本身

出了问题？我以为是后者。

马克思主义反对抽象的人性论，那么，人性是不是抽象的呢？这取决于如何界定人性。按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把饮食、求偶等属性以及由此衍生的欲望统统归类于“兽性”，向善向恶等第二派生属性视为“人性”，为此，得出“人性论是抽象的”的结论。但这

个结论究竟合不合理呢？

倘若合理，马克思说劳动产生人性，那么劳动最初的产生目的是什么呢？很显然，劳动不是亘古存在的，劳动最初产生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类生存繁衍等的“兽性”对于生活必须品的需要。为此，可以说人性脱胎于“兽性”。劳动的存在，以及劳动产生人性的过程本身就证明人性不是抽象的，人性是具体的，因为“兽性”是具体的，“兽性”到“人性”的过程也是具体的。劳动不是产生人性的根本原因。满足自然欲望的所谓“兽性”是产生人性的根本原因。所以，马克思主义把人性与兽性截然划开，为了满足理论上的需要添

以“劳动说”，把劳动视为一种天然的存在，本身就存在悖论。

倘若不合理，那么我们认为人性是一种基于“兽性”并包含了“兽性”的具体的存在。对于兽性的考察，绝大多数科学家和绝大多数证据证明，动物的生存和繁衍诞生的所谓“公性”，即为了群体牺牲个体，都是基于“私性”，即为了个体的生存和繁衍的基础上，经过自然选择产生的，也就是说“私性”是根本，“公性”是派生。比方说，狼群在捕食时，个体互相配合，那是因为这样可以使每个个体能够享用到更好的更多的食物，然而，一旦狼群捕获不到食物，面临集体饿死的局面，其中的老弱病残将会被年轻健壮的毫不留情的吃掉。而从“兽性”脱胎的人性也保留着上述的性质，比方说大灾之年，易子而食（就是换儿子吃）。从道德的角度来看，这是非常不道德的，这也就是“性恶论”产生的根源。

“私性”会产生“公性”，“性恶”会产生“性善”，是一种更本质的人性悖论。

我们探讨人性与人性悖论，似乎文不对题，但人性假设对制度安排和政治经济实践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也是为什么从古到今无数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执着于“性善论”和“性

恶论”争执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专制制度是最成功的专制制度，持续了两千多年，我们就以它为例进行分

析。大家公认维系中国的王朝政治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就是典型的“性善”论的。儒家思想相信圣人——即完美人的存在（儒家说的人人皆可为尧舜），相信人可以通过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人修炼，可以逼近或达到圣人的地步，完成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最终目的。儒家思想经常以天比人，认为天道的自然规律可以应用于人伦，人可以通过自己内在“善”的力量经过修炼排除外界“恶”的干扰。这种理论思路为专制制度的根本——家天下奠定了基础。既然人性本善，那么就可以通过自律机制来完成对自身行使权力的约束；反之，很显然自律的成本要远低于他律的成本，那么从权力的最终行使者——皇帝来说，从根本上制约其权力的东西就没有存在的理论基础。另外，儒家学说毕竟能在一定程度上约束权力链条上各级人物的行为。因此，中国的封建皇权专制制度持续了两千年。反观对应的西欧，由于基督教作为思想支柱，而基督教又是赤裸裸的“性恶论”的，强调人生下来就带有“原罪”，人活一生就是为了赎罪。因此，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并不稳固，到了16，17世纪，才在英法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王朝政权。而此时的国王，也必须依靠“上帝”代言人的身份，来寻求无他律政权的合法性。但是，因为权力链条上的各级官员却既没有“上帝”来制约，又没有“性善论”衍生的自律机制来制约，故而西欧的王朝政权自从诞生以来，就伴随着更大程度的腐败、官僚主义，历经短短一二百年就宣告失败。

我们刚才分析到，劳动并不是产生人性的根本原因。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西欧未被广泛接受，而在古老的中国却被奉为圣经，除了一些政治经济原因外，更重要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所隐含的“性善论”与中国当时的国情相吻合。马克思假定劳动产生人性，而其所谓的人性是作为“兽性”对立物存在的，强调的是“为民”，“为公”，本质上就是“性善论”。当时的中国刚刚打倒清朝、打倒孔家店，迫切需要一个新的思想支柱、也迫切需要一个新的政权，但是，实践证明基于“性恶论”的民主思想及其衍生的民主制度是失败的，因为精英分子们虽然抛弃了儒家学说，但儒家学说的影响却不能在短时间内消除，广大老百姓在心底里仍是相信“性善论”的。而且，基于“性恶论”的民主制度对百姓的文化素质与政治素质要求是比较高的，但在当时，中国百姓的文化素质是何种水平众所周知，即使在今天，尚有一些人仍视选举为儿戏。所以，隐含“性善论”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被广大中国人接受，不但是理论需要，也是政治需要，邓小平说：“中国的国情要求中

国不能采用美国的三权分立的制度”，就是这个道理。

理想的专制制度更倾向于维系制度的理论体系是“性善论”的，而且，因为专制制度的效率高、条件低，基于包含“性善论”理论体系的政权必然采用专制制度。苏联、中国、朝鲜、越南、古巴无一例外都是明证。所以，许多网友建议采用党内分权、相互制约消除腐败的方式从理论上就是行不通的，因为党内分权就意味着共产党自己对自律机制的不信任，对自律机制不信任就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怀疑，这与共产党的理论信仰背道而驰，而且，在实践中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笔者将在下面详细论及）。

人性悖论所导致的政治经济实践又衍生了下面两个悖论。

三、利益悖论与信仰悖论

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众所周知，市场经济采用价格杠杆、供求杠杆等“看不见的手”来调节人们的行为。但是，我们从市场经济的理论鼻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可以看出，市场经济是完完全全基于“性恶论”的（这一点，许多经济学家都有论述，许多网友们都清楚，所以不再赘述），正是因为人们的私欲与利己主义，通过交换，促成了整个社会产品的丰富。因此，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则与马克思主义（尤其是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根本原则是完全冲突的，这种冲突就是人性悖论。人性悖论外化到政治制度上就是权力悖论，外化到经济制度上就是利益悖论，外化到思想意识上就是信仰悖论。

权力悖论已经述及，那么何为利益悖论和信仰悖论呢？

利益悖论与信仰悖论其实是交织在一起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念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全天下的劳苦大众谋利益”，到了今天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其口号无一不

与市场经济的原则产生悖论。为此，就出现了许多尴尬局面。

官员们都是党员，他们在多年来受的教育是“性善论”的，“为公”是他们的行为准则；但是，官员们也都是人，他们要在市场经济的法则下生活，他们制定、执行的政策也必须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才能行得通，因此，“为私”的理念也在时时刻刻撞击着他们的内心。官员们也都是聪明人，聪明人喜欢对自己所遵循的理想的正确与否进行理论探询。那么，到底是谁错了？这个问题，别的聪明人有勇气探索、有勇气承认，但官员们却没

有勇气对此进行公开的理论探索，更没有勇气对此进行公开的承认。

从建国到文革的实践证明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设想所产生的产品经济（即计划经济）是行不通的，而按照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我们为了避免过于敏感而改名）的政策却使我们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如此重大的问题，急待需要理论澄清的问题，可即使如邓小平也不得不用“猫论”、“摸着石头过河”、“大胆干、向前看、不争论”等使人方向模糊的字眼，和刻意回避的态度对待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一旦对此进行深入的理论挖掘，就必然要追述到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的问题，为此，只能先造成既成事实，把理论探索留给下一代。这也必然为现在的思想困惑埋下伏笔，更重要的是，这种思想困惑是依靠共产党自身的力量解决不了的。因为一旦承认市场经济原则与马克思主义（尤指其中的科学共产主义）的对立，就要追溯谁对谁错。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共产主义），这就意味着二十多年的改革实践是错误的，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如果认为市场经济的原则是正确的，那么就等价于承认我们先辈为之抛头颅、撒热血而奋斗的理想是水中月镜中花，我们几十年的革命历史等价于无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共产党立党的理论基础将不复存在，共产党存在的合法性将受到质疑，现有政权组织形式的合理性将受到质疑，这种可怕的后果是所有的人都不愿意看到的，也是承担不起的。

这就是所谓的信仰悖论。

信仰悖论，必然导致许多官员失去为了一个理想、一个目标奋斗的思想动力，因而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把马克思主义视为挂在摊前的理论羊头，披在身上的理论羊皮，面对市场经济中冒出的富豪大款们，他们心中存在着深深的不平衡感，面对信仰悖论，他们潜意识中又有一种不得不靠欺骗和被骗活着的被愚弄感，因此只好通过表面上作足为人民谋利益的表演，实际上疯狂的为个人攫取利益来填补空虚、寻求平衡。这也就是

所谓的利益悖论。

除此之外，由于舆论工具历来是政府（执政党）控制，主流宣传与政治经济实践不符，导致利益悖论和信仰悖论在全民的范围内深化。比方说，“下岗”这个名词的诞生，就带有上述两重悖论的味道。“下岗”的潜台词是一段时间后上岗，意味着政府还没有忘记百姓，共产党的基本原则还没有丢弃，而最后不得不演变成“失业”，则是市场经济的原则使然。两重悖论还导致公有制的定义从最初的“国营”占主体，到“国有”占主体，再到“国有控股”占主体，使政府在不知不觉中扮演一个欺骗的角色，更重要的是，两重悖论导致政府在实践中为了保持企业的公有属性（同时也包括有的官员为自己牟取利益），违背市场规律使一大批国有垃圾企业包装上市，圈股民的钱，另一大批不停的申请贷款，导致银行的大批呆死坏账，最终还是要百姓埋单。政府的诚信危机，根源就在于此，而且，政府的诚信危机还导致了全社会的诚信危机和道德败坏，为腐败孳生蔓延提供了社

会土壤。

四、结束语

上述的权力、人性、利益与信仰四大悖论是产生腐败以及腐败土壤的根本原因。由于权力悖论，腐败的成本极低故而极易出现，由于其它三大悖论，腐败极易蔓延而且

在现有体制框架下无法得到根本上的遏制，又由于后三大悖论，现有体制无法在近期内得到根本性改变，也就是诸位网友呼吁的政治体制改革在近期内不可能出现。因此，反腐败不可能如中央所说提高腐败的成本来实现遏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只能通过加大

反腐败的成本，即扩大反贪部门的权力与职能，冒着官匪一家的危险来治标。上述的四大悖论目前还在深化，中央提出宪法修正案，将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原则，人权原则写进宪法，却将最重要的民主（三权分立，民选）原则放弃就是明证。事实上，从《权力法案》到《美国宪法》，资本主义三原则（人权、财产权、民

主政权）都是三位一体，互为表里的。目前的现实证明，我们仍旧任重道远

第五篇：二次创业悖论

二次创业悖论一、二次创业的内容及困局

当前，我国很多企业中流传着这样的口号“二次创业”。企业的领导都希望在市场环境强于自己创业之初的条件下，能够率领旧部在大好形势中创造更大的价值，实现企业价值以及自身价值的大幅提升。但根据当前观察的结果看，提出这个口号的企业最后大多不了了之，企业的领导者不得不认清现实，大家继续原来的日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局？这要求我们从问题的源头来寻找答案，我们首先要定义什么是二次创业，也就是二次创业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二次创业一般是一种由企业领导者认识到，并发起的自上而下的企业变革活动。其核心内容是，企业领导者要求企业成员的工作状态调整到当初创业之时的工作状态。此外，企业领导者一般会为自己企业制定一个宏伟的中期目标，并希望企业成员能像当初创业者从无到有那样，将企业建设的更强。

根据对这些有二次创业诉求企业的观察，我们发现这些它们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企业寿命平均在10年以上；企业中高层管理团队已经趋于稳定；企业在既有市场中已经获得一定分额，但距离领先者的差距仍然很大，这个差距正是企业领导者的梦想所在；企业领导者坚信自己的实力，认为企业的未来仍然需要自己的指引；企业都有精彩的从无到有的创业史；企业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的企业文化；

二次创业比初次创业还要艰难吗？难道一个企业从无到有，比从强到更强更难？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这些企业的领导者。根据我们对这些企业领导者的了解，他们普遍认为当前的市场形势和企业配置更有条件实施二次创业。这些理由是：当前的核心团队成员比创业之初更有经验，有更好的能力在市场中拼杀；当前企业的资金能力比创业之初更强，能让企业在市场中发现更多的机会并提供足够的支持；企业当前的掌舵者对行业的认识更加深刻，更清楚企业未来的定位；当前企业的稳定性比创业之初更加稳固，抗风险性更好；

但这些只是领导者的一厢情愿，在企业的中、低层领导，员工们对这种口号的反应更多地是不理解甚至淡漠，他们普遍的反应是：我只是一个小工，二次创业是老板的事，和我没关系，而且我从中无法得到什么东西(基层员工视角)；上边的位置(管理位置)都满了，二次创业只是让他们(高管)获取更大的利益，我们只是个小打工的(中层经理)；老板的胃口越来越大，给我们定的指标越来越高，这种增长有些不切实际的嫌疑(高管团队成员)；

通过这些认知，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一些关于阻碍二次创业顺利实施的问题表现：明明形势更好了，但大家的干劲却减弱了；企业中每个人对二次创业的看法有明显分歧；

这只是众多问题的表象，我们需要更加系统地分析才能得出关于如何成功导入二次创业需要的系统环境，否则，二次创业只能是浮华一梦的代名词。

因为二次创业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活动，所以我们假定，企业真实业绩与预期业绩之间的差距是领导者发起二次创业的根本原因。一般而言，之所以会产生二次创业的念头，是因为领导者认为当前企业的配置通过某种程度的改善能够实现自己预期的业绩，而这种配置的提升在自己可接受的范围内(包括资金、人员的投入)。这种配置的改善表现在：通过某种程度的士气提升，提高人员劳动生产率水平；给定当前的硬件配置，配合提升的人员劳动生产率水平，将能贡献更多的实际业绩。与自己创业之初相比，当前的硬件配置已经达到令自己满意的地步(如果需要改进，企业也有能力支付)，但士气的低落是首先需要改进的。所以，从企业领导者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出，给定硬件设施的匹配，企业所欠缺的只是急待提升的人员劳动生产率。

企业领导者无法具体描述预期的调整目标，即，他无法清楚地描述预期的人员劳动生产率应该是一个什么水平。他只是对目前的状态不满意。而且，对于如何提升该指标也缺乏清晰的了解。出于大多数领导对自己下属的认识，他们总是认为，自己下属身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有待挖掘，所以，二次创业几乎都是以针对提升下属的人力资源行动展开的。这并非偶然，而是从领导者的角度出发，他只能认识到这一点。

二、二次创业：一种缺乏普遍激励的行为

解释二次创业可以从许多角度出发，但从动力学的角度看，可能得出的结论更容易被人接受和理解。我们可以证明一个企业难以内生出一个二次创业的动力机制。假定一个企业从人员看，由两大部分构成：高级管理团队和基层人员(我们在此假定只有这两部分人员)，而且假定人员的行动是靠利益驱动的。这种假定也容易被一般的条件验证，在企业中，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回报，人们总不会投入自己的精力到某件事情中。

现在有企业当前业绩P，企业的预期业绩(二次创业的目标)P*，二者之间的差距为△P，且△P= P*-P，△P﹥0。

假定是正是因为△P能够为大家带来福利的改进，大家才有意愿去实现△P，所以，我们必须从△P中安排相应的分额，作为两大部分成员行动的回报，我们给定一个系数K，K△P作为两部分成员回报的总额。我们用M和1-M来代表这两部分成员。其中M代表高管团队，1-M代表其他人员。他们的所得分别为aK△P，(1-a)K△P。根据经验数据，a﹥1-a，即高管获得的分额一定大于其余人员，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数量都是如此。

假定M和1-M的比例为1：100(在大型公司中，这个比例可能会更高)，M中的成员在面对aK△P的平均激励水平为aK△P/M，而其他成员面对这个局面时的平均激励水平为(1-a)K△P/100M，人均的激励水平不足高管团队的1/100。即便高管清晰地向所有成员传达一个清晰的业绩改进信号，并承诺一个合适的激励水平，那么在其他人员那里，这种激励也是弱的，因为其他成员的人均激励水平太弱，不足高管团队成员的1/100。

上面的例子并没有考虑高层团队内部的分成复杂性，我们假定高管成员之间平均地分配K△P，但实际上，这种假设并不存在。高管团队成员分配K△P的依据是各自手中所持有的不同股权或者根据高管成员对企业创建时贡献程度。考虑到这个复杂因素，我们可以预计到高管内部的分成激励效果与M和1-M部分相类似，即，高管团队内部的少数成员分享了K△P中的大部分，而那些分成较少的高管成员依旧没有足够的动机去实施二次创业。而少数高管成员分享到大部分K△P的原因可以参考5个强盗分金币的博弈案例，总是制定规则的极少数人拿到最大的分额。

从经济激励的动力分析，当二次创业的目标提出时，所有的成员都会明白自己将在二次创业实现后的所得。当然，这还是建立在企业领导者和大家做一个公平游戏的基础上，但一般的情况是，企业的领导者并不预先说明这种分成的方案，或者只在高管团队中公布。即便如此，在高层内部依然无法得到大多数人的首肯，因为总是很少数拿到成果的大部分。

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的结论，二次创业本身对于企业成员的吸引力要远小于对高管核心成员(我们假定他们是能获取大部分K△P的成员)，所以，当他们在企业内号召大家投身到二次创业中时，除了自己，根本得不到其他人的响应。

三、既得利益集团的理性选择：来自高管团队成员的阻碍

我们定义的既得利益集团为那些坚信实现二次创业后，自身福利水平不会明显上升的人群。他们对当前的状态很满意，而且能够清楚地看到，即便二次创业实现，自己也不会从更大的蛋糕中分得比现在大很多的分额。而且，二次创业还可能会损害自己当前的状态，例如自己因暴露出某种技能的不足而丧失当前的位置等。

根据上一部分讨论过的激励水平问题，既得利益集团确认自己无法分得实现利益中的大部分。所以，投入二次创业，他们的结局只有两个，比现在微好，或者比现在还坏。假定实

现微好的概率为p，则比现在还坏的概率为1-p。我们定义他们对二次创业的期待为p(X+α)，X代表其现状，α代表实现二次创业后变动的微小部分。而比现在还坏的支付为(1-p)X-。如果不投入二次创业，他们的支付是维持现状，即为X。

我们可以从这个支付比较轻易得出，对于一个既得利益者，不投入二次创业活动中所得的支付更多，且没有风险。所以，理性的既得利益成员将采取阻碍二次创业的实施来保障自己的利益。

四、一定要命名为二次创业吗？

我们在总结二次创业企业具备特点的时候，可以知道这些企业都很急迫地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因为其传统的赢利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市场竞争的要求。但他们并不是市场的失败者，只是想获得更大的成功而已。所以，在清醒地认识到即便今后再努力，也无法成为行业的领导者时，寻求新的增长点，并力图在这个领域成为领导者成为企业领导对企业战略方向的一直认知。

从这个角度讲，二次创业实际上是一个企业的战略调整过程。但创业这个词说出来杀伤力太强，因为创业这个词特别会引起当前高管成员关于艰苦内容的回忆，而对于后到的员工来讲，创业对他们有另外的含义。但从领导者当前的精神状态来看，他们只会对创业两个字感到亢奋。这种认知程度的差异决定了口号本身在企业内部传播过程中携带了不同的暗含信息。

从提倡二次创业的企业看，一般都经历了长达10余年的发展。企业创业的核心团队也都由当年的青年步入壮年，和初次创业相比，其个人生活内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说这些成员初次创业时家庭负担几乎为零，到二次创业的时候其家庭负担可能会成为其决策的主要考虑因素。核心团队成员从毛头小子到家庭核心成员的角色转化将使其从一个风险偏好者一举转变为风险厌恶者。家庭生活也将其创业初期具有的浪漫主义情怀涤荡的干干净净。简单地说，他自己可以冒险，但他不会带着自己的家庭一起冒险，所以，这个变化也是初次创业的核心成员日后拒绝二次创业或者动机不强的主要因素。

五、宣传二次创业就是讲古吗？

尽管一个让人热血沸腾的口号更容易宣传，但从执行的角度讲，口号的意义远不如一个更加合理的冲击目标。二次创业这个口号在精神层面的意义更大一些，它更容易让众人联想起某种艰苦的工作状态。从企业领导者的视角看，他经常在问自己，“自己花了10年的时间白手起家，那么再过5年，我的企业规模是否会再翻一番？”尽管这个量化的目标时常在其脑海中反复，但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在其他成员心中二次创业的口号并不携带这些信息。正是因为提出二次创业口号的企业大多有很强的内部企业文化，所以，企业领导往往会认为在一个宣传口号更容易的地方就应该大力宣传具有煽动性的口号。但这种路径依赖的局面会造成，今后在宣传口号更容易的地方只能宣传口号。而宣传口号伴随的往往是宣讲企业过去精彩的创业史，创业史是企业宣传成本最低的素材。根据上面的原理，今后企业最有力的，也是唯一能做的就是宣传创业史。所以，“口号+创业史”就成为几乎所有二次企业在推广二次创业行动最主要的内容。但这种做法已经从别的社会机构获得了失败经验的验证，例如我国政府为使官员恢复革命传统而组织的效仿长征行为，结果，除了浪费了大量的金钱和人

力别无收获。同样的事例也在学校发生过，内容也是效仿长征行为，目的是想消除独生子女身上带有的一些不良习气，结果这些行动的长期后果几乎为零。

从企业层面看，“口号+创业史”对于经历过初次创业团队的刺激作用几乎为零，因为自己听自己的故事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对新人来说，虽然能让大家在短期迸发出一种摩拳擦掌的欲望，但从长期看，经济激励仍然将扮演重要角色(即他能从二次创业中获得什么)。与其让新人沉浸在不知所谓的口号和峥嵘岁月中，倒不如为其构建一个更加实际的世界。与其一起追忆过去，不如共同构思未来。

六、寻求摆脱困局的方式

尽管二次创业诞生在一个尴尬的境地，但企业领导者发起这种变革的确是必要的。否则，企业会因慢慢丧失活力而丧失在市场中的地位。看到变革这个词，许多人可能会联想到“变革管理”。但这不是我们想在这里讨论的问题，问题的关键是，我们需要变换一种方式来实施这个必要的举动。按照当前流行的二次创业做法，我们可以预计，大部分企业根本无法自己脑海中的“创业目标”。为此我们建议企业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去规避“二次创业”本身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

首先，所谓的二次创业实际上是企业在经历一定时期发展后进行重新定位的活动，从这个角度讲，应该用战略转变来描述这个行为。将创业的精神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在这其中提出更为恰当。用创业来概括整个行为容易使其他成员产生概念上的混淆。

其次，在明晰每个成员在这场战略转变中能够获得的支付的前提下，更加清楚地定义其未来收益。但在高管和其他成员层面仍然要做严格的区分，高管未来可能获得的高支付不能作为一个“公开的秘密”存在于企业中。除非企业能够做到为每个人的支付都能让其满意，否则，其他人都会以避免“为他人做嫁衣”的态度投入到这场活动中，后果反而可能会是灾难性的。

再次，在充分考虑企业各部分成员的风险承担能力的前提下，对管理结构进行相应调整。战略转变时期的风险极大，原有的管理架构可能无法承受转变所需要承担的风险。例如一个已经享受丰厚待遇的高管可能不愿意承担到异地开拓市场的任务，但这可能正是企业战略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身居高位而又天然是风险厌恶者显然不适应这种战略转变的客观要求。

最后，初次创业的团队规模是很小的，所以，初次创业的成果更容易分配。当第二次战略转变来临时，企业规模已非创业时可比。巨大的团队规模会使沟通和协调成本无限放大。如果真的要提二次创业，只能在狭小的范围内开展。让整个组织卷入这种只适合少数人参加的活动中实在的滑稽和不经济。简言之，企业领导应该回忆一下当初创业的情形：人员规模小、气氛宽松、风格简约、特事特办„„再看当前，人员庞杂、规章森严、结构复杂，在这样的环境下畅谈创业，是否真的有些忘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