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精神生产概念的现代认识谈溯源论文大全

第一篇：马克思精神生产概念的现代认识谈溯源论文大全

虽然马克思在若干文本中对“精神生产”问题进行了详尽而系统的讨论，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直到20 世纪80 年代，学界才逐步认识到“精神生产”在马克思全面生产理论中占据的重要地位，并对其展开多维度的研究。精神生产理论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认识论范畴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马克思不仅用精神生产的分析方法剖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关注在社会实践中，尤其是在认识活动中，人的类本质的实现问题。学界已有研究尝试立足于德国古典哲学对精神生产这一问题展开讨论的语境，试图为这一概念寻求某种理论背景和思想史资源。

例如，有学者认为，德国古典哲学家将“精神生产”立足于“人”的概念，把精神生产理解为“人性”的张扬和超越，使之成为人的主体性生成的根据。但由于德国古典哲学意义上的精神生产持“唯心主义”的立场，过于夸大精神的重要性，因而受到马克思的批判。然而，从思想史溯源的角度看，马克思“精神生产”概念的思想起源可以继续追溯到十七八世纪现代西方早期形而上学和认识论传统中。培根和笛卡尔作为这一时期的哲学家代表，他们的认识论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马克思“精神生产”的认识论内涵。因而，本文试图以此为视角，立足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分析马克思哲学意义上的“精神生产”概念，进而将这一概念置入早期现代西方哲学话语中，分别探讨培根和笛卡尔对这一理论的贡献，进而彰显马克思“精神生产”概念的批判与超越之处。

一、马克思“精神生产”: 人类特殊的认识活动

“精神生产”这一术语颇具研究意义和价值，因为马克思是第一位将“精神”与“生产”连用从而形成“精神生产”这一概念的哲学家。马克思的“精神生产”概念具有双重意义: 一是凸显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地位，二是揭示了马克思对以往哲学中认识论的继承与批判。就前者而言，马克思强调精神生产是社会生产的一部分，是人类社会实践的基本形式之一。就后者而言，马克思将精神生产视为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在马克思看来，精神生产这种认识活动实际上体现着人与动物的根本性区别，即人作为生产者，在认识活动中占据主体地位，发挥着能动作用。马克思在经典著作中虽然没有对“精神生产”这一术语进行直接的、清晰的定义，但却从多种角度对其进行详细说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认为“精神生产”最初直接产生于人的物质生产活动，“观念、表象(Vorstellung)、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因而，人的表象活动(Vorstellen)、思维活动、精神上的交往在最初还是人们物质活动的直接产物。在此，马克思认识到了人在精神生产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对精神生产做出了两方面的规定。第一，马克思认为，“观念、表象和意识”的生产是与物质活动即人们的物质交往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分别与生产观念、表象和意识相对应的活动思维活动、表象活动和精神上的交往活动实际上是物质生产活动的结果。精神生产作为人类认识活动的高级形式，属于历史的范畴，它是人类社会和社会意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第二，马克思也认为，观念、表象和意识的生产是与“精神上的生产”密切相关的。观念、表象和意识不仅是人作为认识的主体对生活于其中的客观世界的“反映”，更是一种主观能动的认识“生产”活动。马克思在原著中使用了“精神上的生产”这个术语，但因没有对其加以界定，导致了一些困惑，即精神生产是否等同于“表象、观念和意识生产活动”? “精神生产”与马克思使用过的另一个术语 “意识生产”又是何种关系? 对此，学界产生了不同的观点。有学者将精神生产等同于意识生产，认为精神生产和意识生产一样包括“思想、观念、意识”等社会心理的生产和“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社会意识形式的生产两个方面。

有学者认为，意识生产包括初级的意识生产和高级的意识生产两种形式，精神生产是意识生产的高级阶段。意识生产的初级形式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日常意识，意识生产的高级形式是政治、法律观点、道德、宗教、哲学、艺术、科学等。它与物质生产不是同一个过程，是社会生产的一个相对独立的部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也强调，意识生产的初级形式潜在地包含着意识生产的高级形式，实际上也孕育了精神生产的萌芽，二者有着密切的联系，不能割裂。也有学者区分了狭义的和广义的精神生产。广义的精神生产指一切精神现象的产生、创作及其过程，即马克思所说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狭义的精神生产指一切高级意识形态的产生、创作及其过程，即人们创造各种社会意识和设想的生产活动及其过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大量精神活动与心理现象不在狭义的精神生产范围内。以上学者的种种观点实质上都局限于根据马克思文本内部的线索来对“精神生产”的概念进行区分。但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本人并没有直接对这一概念加以说明，因此，仅通过马克思文本内部的解读来得出确定的、唯一的解释是困难的。如果将研究的立足点扩展到整个现代西方哲学史的宏大视野，将马克思作为西方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思想家、哲学家，从近代哲学思维的真正认识论转向考察其对前辈哲学思想的继承，很容易发现，在十七八世纪现代哲学思想兴起的思想中可以找寻到释疑的线索。

此外，通过梳理马克思对“人的类本质”的界定，即可明晰马克思的精神生产在认识论意义上有所指涉。精神生产实际上指的是认识论意义上人的类本质。对人的类本质的界定即是对人作为“主体”的规定。自十七八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开始逐步破除“上帝”为中心的神学形而上学传统，转而将“人”作为主体，开始思考人的本质问题。人的本质既是马克思研究的重要议题，也是马克思早年所主要关切的问题之一。马克思在《1844 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类存在物的维度探讨了“人的本质”:“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82·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5 期论上都把类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马克思强调要从“类存在物”的维度来规定人的本质，强调“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

但这并不简单地指涉物质上的生产即对自然世界的改造就是人的类本质，马克思强调的是“改造”这种活动本身能够例证人的类本质。这种活动体现出了人类自身的生产性，这种生产性进而能够证明人的类存在本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人才得以确证为生产性的主体或生产主体。结合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观念、意识产生的相关论述，马克思所强调的生产性不仅体现在马克思反复强调的物质生产活动领域，也同样体现在精神的生产活动中。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即“精神的生产”这一术语暗含着马克思对人的类本质的规定。在追求实现人的类本质的过程中，精神的生产具体体现在人类的认识活动中。这就是说，马克思在认识论的维度上将人不仅仅作为一个认识者，同时也作为一个生产者。那么这种同一是如何达成的呢? 马克思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解释，但他暗示了这种同一在西方哲学传统中有其根源。因而，有必要在对人类本质进行思考的整个哲学传统中，追溯到现代哲学的肇始人培根和笛卡尔那里，从他们的认识论中探求人的认识者和生产者身份如何同一的重要问题。

二、培根的归纳法:

人类精神生产的认识工具生产活动是指生产者依赖和借助于某个生产工具对生产对象加以改造的活动。马克思的“精神生产”意味着人既是生产的主体同时也是认识的主体。那么，人类在认识外部世界的同时必然也进行着生产活动。于是，在认识活动中，生产者等同于认识者，生产对象等同于认识对象。这样一来，由于生产者和生产对象之间并非直接的关系，而是需要生产工具为中介，因而在认识活动中，认识者和认识对象也需要某种认识工具。认识者和认识对象之间并非是直接的，而需某种中介。那么，处于认识者和认识对象的中介或工具是什么? 认识者为何依赖这个认识中介才可获得知识呢?

培根的认识论思想回答了这一问题。

在对以往的认识方法的批判中，培根指出了一种新的认识方法归纳法，并将其应用到对精微的自然的认识中。恰恰就是这种方法的制作及其使用使得人类成为认识工具的制作者。培根不满于以往哲学家对自然的认识态度。他首先反驳了关于人类认识限度的两种传统观点。“有些人自认把自然界的法则作为已被搜寻出来和已被了解明白的东西加以规定，无论是出于简单化的保证的口吻，或者是出于职业化的矫饰的说法，都会给哲学以及各门科学带来很大的损害。因为，他们这样做固然能够成功地引得人们相信，却也同样有效地压熄了和停止了人们的探讨;而破坏和截断他人努力这一点的害处是多于他们自己努力所获得的好处的。另一方面，亦有人采取了相反的途径，断言绝没有任何事物是可解的无论他们之得到这种见解是由于对古代诡辩家的憎恨，或者是由于心灵的游移无准，甚至是由于对学问的专心他们这样无疑是推进了理性对知的要求，而这正是不可鄙薄之处;但是他们却既非从真的原则出发，也没有归到正确的结论，热情和矫气又把他们带领得过远了。”培根以上对独断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批判说明: 独断主义傲慢地认为已然确认了自然界的法则，导致人们无视他人的研究成果。怀疑主义则宣称没有任何事物是可知的，遗憾之处在于他们也没有采用科学的方法论获取真的知识。

培根认为，人类的理解力固然是知识的来源，但这种能力是有限的，它无法仅凭自身认识一切。最典型地体现在: 在人类对形而上学的探讨中，人类的理解力仅凭其自身无法认识到事物的“形式”。在《新工具》中，培根分析了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形式”上的原因概念。亚里士多德将原因分为四种，其中“形式因的发现是使人们所感到绝望的”。培根采取了最通俗意义的“形式”的含义，把它看做哲学术语: 形式是自然中的物体运动的法则及它的各个条款。培根肯定了人们去发现“形式”的认识活动，“认识到形式就是把握住若干十分不同的物质的统一性，从而就能把那迄今从未做出的事物，就能把那永远不会因自然之__变化、实验之努力，以至机缘之偶合而得以实现的事物，就能把那从来也不会临到人们思想的事物，侦查并揭露出来”。

同时，培根更多强调的是认识行为本身的局限性。由于形式经过了复合和移植，数量非常多，非常复杂，不易研究清楚。因此，对于形式因的研究貌似是超出了人类能力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就此无法研究形式因。通过研究组成复杂形式的简单形式，进而可以通达对自然中的事物的形式的研究。“就如同要概括地研究构成词语的字音是不可能的或无法完成的事一样，因为字母通过组合和变换组成的词语是无限多的。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研究那些简单字母发音的形式，就比较容易进行。有了这种基础就可以归纳和证明所有语词的形式，它们只是由简单的形式组合或者复合而成。同样如果研究一头狮子、一棵橡树、金子、水、空气的形式也会是徒劳无功的;但是像感觉、自发动作、植被生长、颜色、重力、浮力、密度、稀薄度、热度、寒度以及其他一些属性或性质，它们如同字母表一样为数不多，但是所有创造物的本质(由一定的物质来体现)却是由它们构成的，对这些真正形式的研究才是我们所界定的形而上学的内容。”因而可以说，在人类主体对自然对象的认识过程中，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需要某种工具。

此外，培根认为，以往的认识工具三段论的逻辑不能真正地解决人类认识自然的问题。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出于自然的精微;另一方面也因为三段论的无能。如前所述，与人类的感官和理解力相比，自然的精微远远高出人类认识能力若干倍。因此，人类仅依凭它们而获得自然的知识犹如盲人摸象，离题甚远。传统的逻辑为人类认识自然提供了三段论的认识工具，但这种方式也不足以对抗精微的自然。因为三段论的组成要素是命题。而命题需要由概念构成，因此三段论要能够认识自然，则必须使得由诸多自然物抽象而成的概念本身是准确的。但是，传统的三段论逻辑只停留于概念及命题层面，只是概念之间的关系做出命题判断，进而通过可靠的命题有效地推出其他命题。因此，培根评论道，三段论的逻辑“与其说是帮助追求真理，毋宁说是帮助着把建筑在流行概念上面的许多错误固定下来并巩固起来”。而且，三段论预制了前提，而在诸多三段论组成的论证结构中，前一三段论的结论作为后一三段论的前提。那么，必然有个最前面的前提是无法用三段论证明的，因此，三段论不能证明所有的命题。

有鉴于此，培根提出了一种人造的认识工具“归纳法”。它既弥补了人类理解力的无能，又弥补了以往“三段论”逻辑的不足。归纳法的目的在于发现新的科学。那么归纳法如何才能发现新的科学呢? 在培根看来，真正的归纳法作为一种科学的而非任意的、漫想的研究方法，能够得出符合程序的公理。人们在认识活动中，由特殊的东西出发，借助于归纳法适当地、循序渐进地形成的公理，不仅能够得到正确的知识，也能够容易发现新的科学的道路。培根区分了人类认识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由特殊事物抽象到公理，第二个阶段是对这个公理的运用。人类的生产者主体的地位就体现在第一个阶段中。具体而言，在这一过程中，首先需要备妥一部充分的自然的和实验的历史，它囊括了自然的诸多已知的发现。其次，要按某种方法和秩序把事例制成表式和排成行列，使得它们变为可理解的。第三步则是使用培根的新工具归纳法，将具有一致性质的特殊的物质归纳为某种“所与性质”中。

通过考察培根的认识论，不难发现，培根的“归纳法”不仅为人类的精神生产过程提供了一种认识工具和生产工具，体现出人类的生产者主体的地位，同时培根也表明这种工具本身也是人类生产活动的产物。在人类认识过程一开始，人类作为生产者首先制造出了认识方法归纳法。作为新工具的制造者，培根显然将归纳法作为某种人造的工具，即归纳法是独立于人的人造物，是人类生产活动的产品。对于“精神生产”来说，培根使得人类主体在双重意义上由认识者变成了制造认识工具的生产者。尽管我们承认认识工具是人造的，但并不等同于人类认识对象自然是人造物。认识工具的制造活动和人类认识自然的活动在逻辑上是两个环节，人类的生产活动只是生产出了认识自然的工具，而并不使得人类认识活动等同于生产活动。因而，培根的回答只是初步的。

三、笛卡尔的表象观念:

人类精神生产的认识结果与培根一样，笛卡尔也需求一种可靠的方法来保证认识的确定性。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他借助于“内省”的方式，通过普遍怀疑，最终表明人类知识的确定性，并且奠定了“我思”的主体地位，使得“我思”成为认识者主体。在笛卡尔那里，这个认识主体是否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生产主体呢? 如果说，在笛卡尔那里存有某种在认识过程中主体生产出来的产品，那么就可以说笛卡尔使认识主体在这一意义上成为生产者。笛卡尔将“观念”作为主体认识的结果，作为知识或真理的可能的组成部分。笔者在此着眼于考察笛卡尔对“观念”的划分，追问笛卡尔是否具有某种可以作为认识对象的、被生产出来的观念。

在“第三沉思”中，笛卡尔为了考察上帝的存在及其是否具有欺骗性这一问题，将人类观念划分为三种: “在我的这些观念里边，有些看似是天赋的(innate)，有些是外来的(adventitious)，有些是由我自己虚构的(invented)。因为，我对一般称之为一个东西，或一个真理，或一个思想的理解，只是出自我的本性的;但是，如果我现在听见了什么声音，看见了太阳，感觉到了热，那么一直到这时候我判断这些感觉都是出自存在于我以外的什么东西发出的;最后，我觉得人鱼、鹫马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一切怪物都是一些发明。但也许我的所有的观念都是天赋的或是外来的或是被制造的，因为我还没有清楚地发现它们的真正来源。” 由此，观念被笛卡尔划分为三种: 第一是来自于“我”的本性的天赋观念，这种观念实际上立足于我的“思维”活动，即“我思”。第二是外在于“我”的外来的观念，我感觉到这些观念是受到外在于“我”的东西的影响。笛卡尔在这里举了“太阳”的例子。我们在阳光下感受到热，于是在我们看到太阳，进而在心中有了太阳的观念。笛卡尔在“第一沉思”中强调，借助感觉的观念是不可靠的，不能成为真理或知识的对象。因此，这就顺理成章地使读者认为第二类观念是不可靠的。第三种是由“我”虚构的观念，笛卡尔以人鱼、鹫马为例。笛卡尔通过这一划分保证了“天赋观念”的基础可靠的认识论地位。

但是，这三种观念是否能够作为精神生产的结果呢? 按照笛卡尔的逻辑，第一种观念来自“我”的内部，实际上是出于人的本质的天赋观念，无法体现出“生产”过程。笛卡尔将这些“天赋观念”当做整个观念系统的演绎根据和逻辑前提，任何其他观念都立足于“天赋观念”之上。天赋观念清楚、明晰，可以作为知识的对象，但由于“天赋观念”是与人类作为认识主体同时产生的，因而它们并非是人创造的。第二种观念来自于外在于“我”的概念，是来自“外界”的观念。但由于这种观念是由人的感官得出的，笛卡尔并不相信这种观念是可靠的。在笛卡尔对这一观念的描述中，不难发现，尽管这类观念并没有来自感觉，但它们仍旧表现出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因此，我们可以称这一类观念为“表象”。实际上，考察笛卡尔的普遍怀疑之后发现，表象不能够为思维主体直接地、无中介地直觉到。同时，表象也不是虚构的观念，因为与“人鱼”“鹫马”这些认识主体虚构出来的、即便在外在于“我”的环境中也难以找到对应物的观念相比，表象的对象必定是具有某种程度的客观实在性。因此，表象并非是第三种观念。

事实上，表象兼具这三种概念的某些特征。表象既离不开天赋观念，也和外来观念一样，与外在于“我”的客观实在相关，同时和虚构概念一样都是人造物。总而言之，表象是人造物，是人类精神生产的产物和结果。表象与外部世界相似，适合于外部世界。但实际上，根据米勒对笛卡尔早期文本的解读和重构，不难发现，表象是认识主体用“简单本质”(simple natures)制作的人造物。在《指导人类心灵的规则》一文中，笛卡尔对人类认识的对象进行了不同的划分。笛卡尔认为，我们所认识的对象只限于我们理智力所能及的部分。这一部分分为两类: 一类是绝对的简单本质，另一类是复杂的或复合本质(compositenatures)。简单的本质是精神上的或身体的性质，这种性质是直觉通过反思得到的。对于复合本质来说，笛卡尔在不同的文本中对其进行了不同的划分，其一是在“规则VIII”中将其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由感知或感觉得到的，一部分是由理智本身聚集起来的。其二是在“规则XII”中，按其来源又分为冲动的、演绎的和猜测的本质。天赋观念对应于绝对简单的本质;外来观念对应于来自感觉的，也即来自冲动的复合本质;而虚构观念对应于来自猜测的复合本质。虚构观念同时也属于理智本身聚集的复合本质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的复合本质不仅包含虚构观念，也包含了来自演绎的复合的本质。这种来自演绎的复合本质就是笛卡尔语境中的“表象”。而且它也是认识主体所获得的知识或真理的内容。因为笛卡尔早已表明来自感觉的观念不可靠，同时也说明来自猜测的复合本质的聚集是虚构的，不具备客观实在性。因此，真正的知识或真理只能是表象，是来自演绎的对简单本质的聚集而形成的复合本质。

那么这种知识如何体现出认识主体的生产性的特征呢? 这就体现在作为演绎的复合观念的表象中。表象是人类理智借助于对简单的本质的复合或聚集。表象聚集了诸多简单本质，即来自于直觉的天赋观念，并将其放入一个有秩序的序列中。笛卡尔以对“磁铁”(magnet)的认识为例，表明认识的第一步是聚集所有与问题相关的观测，得出所有可能的简单本质。进而从诸多简单本质的混合中试图演绎出所有磁铁所具有的效果。因此，在笛卡尔那里，真正的表象是依赖于人类理智的简单本质加工成的人造物。表象的生产同时就意味着人类作为认识主体对于外在自然的认识过程。人类的表象生产活动同时就是人的认识活动，人类主体既是获得自然知识或真理的认识主体，也是进行着建构活动的生产主体。世纪之后西欧政治经济发生的巨大变化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空前的动力。培根和笛卡尔作为近代哲学的创始人，对精神生产的工具和方法问题的探索，为马克思“精神生产”概念的批判与超越提供了理论前提。培根提出的“归纳法”成为一种生产知识的工具和方法，笛卡尔在培根的基础上将对精神生产的研究推向深入，提出作为人类认识活动生产结果的“表象”概念。可以说，在现代哲学早期的认识论传统中，就已经包含着人类对“意识、观念、思想”何以产生的懵懂认识，为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提出进行了理论上的铺垫。从这个角度来说，马克思的“精神生产”概念不仅仅立足于德国古典哲学传统，更是立足于整个现代哲学的发展中。当人类在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成为主体之时，人类就不仅是认识主体，同时也是生产主体。

不过马克思对培根和笛卡尔认识论思想的超越之处在于，在马克思那里，社会实践的认识论功用最终实现了从物质生产向精神生产的“复归”，精神生产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成为人的生命活动存在的重要方式，是人的类本质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所在，从而促使人类在追求更高的精神生活的境界中充分地享有“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也是马克思“精神生产”概念给予当代人最为深刻的启示。

第二篇：现代大学精神论文

浅谈现代大学精神

【摘要】大学精神是大学的灵魂，在大学的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学精神不仅是一所大学的历史积淀和力量源泉，更是国家愿景、民族传承、社会意识和校园文化的融合体，是时代精神的表征和先进文化的集中体现，它不仅关乎大学自身的前途和命运，更关乎社会的进步与国家的兴盛。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大学精神的培育，在治校理念中凝炼大学精神，在教学科研中提升大学精神，在校园文化中彰显大学精神。

【关键词】现代大学精神人文关怀开放包容科学理性

一、现代大学精神的特征

（一）现代大学精神应凸显人文关怀

人文关怀是人文精神的核心内涵，其关注的是人对人的价值、人对社会的价值、人对自然的价值，体现的是对人类社会的终极关怀，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确保大学的独立人格以及尽可能避免各种社会不良习气对大学的侵袭，保持大学宽松的学术环境，是大学产生人类精神文化的必要条件。

（二）现代大学精神应凸显科学理性。

21世纪的大学必须坚定科学理性这一伟大的精神气质，弘扬探索精神、实证精神、独立精神、创新精神和牺牲精神。

（三）现代大学精神应凸显引领意识。

大学作为一种生产传播知识和真理的精英群集的学术共同体，还负有引领社会文明和进步的职责。大学必须保持引领意识，进行优秀教育、卓越教育、完善教育。

（四）现代大学精神应凸显独立自治。

大学的独立自治主要体现在学术的自由中立、办学的独立自治。这种独立自治的精神是大学的特质和大学人的精神品格。

（五）现代大学精神应凸显开放包容。

开放包容精神要求打破封闭保守的藩蓠，21世纪中国大学必须通过对社会的开放，吸收来自大学外部的信息和资源，以取得与社会发展的动态平衡，并通过服务社会来满足社会对自己的需要并保持自已的生机和活力。

大学精神不是一蹴而就、稳定不变的，而是在历史传统和当代环境中经由历届师生世代累积、共同建构、不断创新而形成的动态精神资源。大学精神不是千人一面、僵化统一的标准

答案，而是建立在教育本质和办学规律等普遍共性基础上又自成风格、独树一帜的个性表达。大学精神不是异域学说、西方模式的简单翻版，而是在党的教育方针和普遍价值指导下贴近本土、面向社会、具体可行的自觉自愿的选择，只有这样，既有精神共同性，又具精神个性的当代中国大学才能更有效地履行自己立心明志、凝聚感召和辐射引导的使命，坚定大学的自我意识，推动自身和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

二、现代大学精神的价值

现代大学精神的价值，就是大学人作为大学主体存在的本身所拥有的内在价值，体现在人对自身价值的追问以及社会对大学、大学人对大学自身的价值追问。对人自身的幸福与无限发展可能性的追求，是大学精神的发展价值所在，追求真理是大学精神的科学价值所在，对人的生命意义的追索是大学精神的文化价值所在，涵养生命、激发生命的创造是大学精神的美学价值所在。

（一）发展价值。大学精神的发展价值最直接地体现为大学及大学人对“人的发展”的无限可能性的追问与诉求。大学为大学人的发展创造了一种精神空间，让每个人能够在这种精神空间里争取独立生存。大学精神是大学发展的内部驱力。

（二）科学价值。大学精神的价值在于她是一种学术精神、一种科学。大学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的地位十分重要，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的生力军。大学教学要以研究成果为内容，研究与教学并重是大学的首要原则。大学研究是现代社会运行的新型资本。

（三）人文价值。对价值理想和价值目标的不懈追求是人与大学的固有本性。大学精神对于校园文化、人文精神具有导引和规约作用。离开了人文精神，摒弃了人文精神的科学精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精神。

（四）美学价值。大学精神的美学价值体现在大学的每一个角落，体现在思想、制度、环境诸方面。建筑是有形的历史，学者有无声的思想，优美、肃穆的校园所发挥的陶冶功能是无与伦比的，是一所大学另于其他大学的独有魅力。

三、现代大学精神的重建

大学精神是大学的灵魂，然而，在大学从社会经济发展舞台的边缘走向舞台的中心时，大学精神却走向了失落。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渐渐发现，大学好像生了病，变得不那么精神，不那么可爱，不那么迷人了。当下大学之校园，官瘾十足，官风盛行。授学问的人灰头土脸，仰人鼻息，拿个课题都得看人家脸色，而钻营官路的人却左右逢源，高奏凯歌，学术上鱼目混珠。失去了理想的光辉，大学还能够有什么精神？高贵和尊严是大学万万不可缺少的气质，光荣与梦想是大学须臾不可离开的灵魂。

第一，大学的骨气。大学的骨气，就是大学的精神尊严，也就是大学必须以自己意愿采取的姿势面向社会，不能为外在因素所左右。大学有骨气，培养的学生也会在乎自己的尊严、人格。在乎尊严的人多了，社会风气会变得纯净。骨气有种种，一个优秀的大学首先要做到权势面前不折腰。大学需要政府各种支持，但大学争取支持，应该依法依规，不应该以损伤尊严的方式去搞什么“公关”。大学的竞争是物质条件的竞争，人才的竞争，更是以骨气为代表的内在精神的竞争。

第二，不为学术而学术。办学的目的，不是为学术而学术，是为了社会的进步、社会的繁荣和人类的幸福。现在的大学关键是培养学生怎么做好份内的事情，学生怎样读好书，怎么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社会做贡献。这同样是对社会负责任。

第三，追踪北大精神。在许多人心中，北京大学是一所偶像式的学校，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其独立的精神，引领时代风潮的思想，为生民立命的责任感，使这里成为年轻人求学的圣地。北大精神不只在历史和文献中，也活生生体现在现实里。

1916年，蔡元培作为北大人的精神领袖，曾经提到他主持北大的宗旨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后被人称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2005年，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表示，北大精神包含了三部分内容：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优良学风；追求真理、追求卓越、培养人才、繁荣学术、服务人民、造福社会的办学理念。而北大学生的特点是胸怀天下，具有社会责任感。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说：我所理解的北大精神，概括为八个字，即“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精神。

第四，一流大学要有一流精神。高校发展既不能盲目膨胀，也不能千篇一律，关键在于内涵的优化，办出精神特色。这种特色不仅指规模和模式上的因地制宜和差异化发展，还包括在大学精神上的开发、挖掘。

大学不仅要向学生传播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如何做人，做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在当代，社会责任感应该包括对资源、环境、生态的关心和保护。在大学教育中我们特别注重培养学生树立新的资源、环境和生态的观念。从可持续发展和从人和资源和谐的角度来看待生产、生活、消费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大学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能够做出独特的贡献：“弘扬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改良社会风气”。

【参考文献】

[1]娟狸.现代大学精神的传统和重建.道客巴巴.2012

[2]李久生.环境教育论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7.

第三篇：企业质量管理论文：谈现代企业质量管理

企业质量管理论文：

谈现代企业质量管理

摘要:质量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第一要素,质量水平的高低,反映了一个企业的综合实力,质量问题是影响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应充分认识质量管理和产品质量对企业发展的作用和影响。

关键词:产品质量质量管理体系全新质量管理理念

我们的企业面临激烈的全球化市场竞争,要想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就必须不断提升科技创新与质量水平,创造“一流的质量”就是要把质量贯穿产品实现的全过程,真正的融入国际化经营战略中,在全球化竞争与市场创新中,确立并不断实现质量领先的战略目标。提高产品质量是现代企业生产的内在要求。企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这种需要有数量上的,也包括质量上的。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产品的技术和文化含量将越来越高,这些主要体现在产品的质量上,高质量的社会物质和文化生活是现代企业生产的内在要求之所在。

提高产品质量是企业生存的前提和发展的保证。产品质量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取胜利的关键因素,企业通过高的产品质量这个通行证就可以开发新的市场,寻求新的机会,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广阔的前景。

提高产品质量的过程也是全面提高企业素质的过程。产品质量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综合性成果,是企业业务方面工作质量的综合反映。质量管理,不仅要管产品质量,而且要管工作质量,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要通过改进企业各个部门和每个人的工作质量来保证提高企业的产品质量。由此,促进企业各方面专项管理工作的改进,这样,就能从根本上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一、现代企业质量管理重点

1.认真贯彻ISO9000系列标准

ISO9000族标准是对企业质量管理体系的一个基本要求,是进入市场的前提条件,因此企业应该在贯彻ISO9000族标准的同时贯彻GBT19580-2004《卓越绩效评价准则》国家标准,建立和实施卓越绩效管理模式,以进一步提高企业管理水平,这样企业才能在市场上具有竞争力。

2.以顾客为中心

企业依存于顾客。因此,组织应当了解顾客当前和未来的需要,满足顾客要求并争取超越顾客期望。“顾客是企业存在的基础”。如果企业失去了顾客,就无法生存下去,所以企业应把满足顾客的需求和期望放在第一位。将其转化为企业的质量要求,采取措施使其实现;同时还应测量顾客的满意程度,处理和加强好与顾客的关系加强与顾客沟通,通过采取改进措施,以使顾客和其他相关方满意。由于顾客的要求和期望是不断变化的,也是因人因地而异的,因此需要进行市场调查,分析市场变化,以此来满足顾客当前和未来的需求并争取超越顾客的期望,以创造竞争优势。

3.持续改进

以满足市场用户需求为目的,全员参与管理,进行持续的质量改进,注重管理改进,使人的观念、认识和组织实施能力适应市场的需要,又要注重技术进步和产品改进,使产品质量和相关服务能够持续地满足顾客的需要。持续改进使企业的管理进入一种良性循环。

一个企业要在市场竞争中取胜,就必须重视持续改进工作,通过不断的创新和改进,使企业的管理和技术始终处于领先地位。在市场中永远立于立于不败之地。

二、现代企业质量管理理念及实践

1.顾客满意上升为企业追求的永恒目标

传统的质量管理理论认为,企业质量管理就是要对生产全过程进行控制,强调检测把关。以为对质量的追求达标化、零缺陷等等。这些质量管理思想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随着质量管理环境和内容的变化,企业的核心与决定因素已是顾客,因此,刻意追求顾客满意和忠诚,是现代企业创造一流的质量和创新市场的永恒力量,是质量管理新的重大课题。

追求顾客满意和忠诚,是企业质量管理的理念创新,这与追求产品自身质量及其标准化更科学、更重要。这一管理的内涵突出了顾客满意是企业最高目标,顾客是企业经营的主要驱动力;产品开发与产品生产与服务必须围绕顾客进行,企业采用顾客关系信息系统,对其变化的需求随时进行检测,指导企业提高满足顾客要求的管理水平。其管理对象也不同与一般消费者,“顾客”的涵义延升到不仅是产品购买者、服务者等外部顾客,还包括企业供应商和相关产品生产商,是一个由商品生产者、消费者、流通者为一体进而组织的“顾客关系管理系统。

2.人的因素上升为企业质量管理的紧迫任务。

现代企业认为,一场深刻的、前所未有的变革和发展正在全球经济领域展开。企业质量管理的紧迫任务是大力提高人的素质,全力开展“智能”资本,从人才与知识培养上获取质量效益。

我国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在谈到企业成功发展时认为,海尔集团追求的“第一产品”人才,在销往中外市场的家电产品则是“第二产品”。张瑞敏的“第一产品论”,正是确保海尔高质量、全方位产品创新与市场开拓的前提,没有高素质的人才就不会有高质量的创新产品与服务。

3.利益共赢上升为企业整体质量形成的“生态关系”

英国著名经济学者查·瓦里认为,企业经济的成功需要合作伙伴之间利益的统一,应把市场竞争与合作精密结合起来。美国著名管理专家彼得·德鲁克说:“企业之间的生存发展如同自然界中各种生物物种之间生存发展,它们均是一种生态关系”。美国苹果公司总裁史蒂文·桥布斯首先推出“苹果联盟生态系统”战略,取得了实质性效果。IBM公司相继建立了电脑为中心的战略联盟共同体,从产品开发、制造到 销售,形成整体化质量管理体系,带动了群体企业经营效益迅猛增长。从整体质量及效益追求看,建立企业“生态关系”更利于共同利益的产生。这是因为,企业是市场复杂系统中的一个参与者,企业无论是要扩大市场占有能力,还是开发新的市场,都必须与企业携手,集中有效资源,建立相互依存、相互协作以及为用户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全方位质量服务,使各方共赢。

4.技术创新上升为企业质量提升的运行机制

中外顶尖企业普遍高度重视建立有利于质量提升的技术创新机制,以技术进步支撑和推动质量创新,创造“一流的质量”开拓全球化市场。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不竭之力”。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灵魂。惟有建立创新机制和具有创新精神,才能不断发挥出创新技术、创新质量与创新管理的灵魂作用。近年来,我国美菱集团建立了技术创新激励机制与淘汰机制相结合,动力与压力并存,“允许失败,不允许不创新”的企业技术创新机制。海信追求创新机制,吸引了多名博士、硕士、名校大学研究生等加盟企业。这些顶尖企业抓住了创新机制的“灵魂”,使人才如鱼得水,推动了质量创新与技术进步。

参考文献:

〔1〕(美)洛丝特著 全面质量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于献忠 质量专业综合知识〔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2003

第四篇：马克思的精神生产力理论(参考论文)

马克思的精神生产力理论及其在当代的发展

罗永平罗忠民

（广西工学院广西柳州545006）

【摘要】马克思在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精神生产力”理论的基础上，根据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趋势和特点，揭示了精神生产力的地位和作用，阐明了精神生产力理论的一系列原理；马克思的这一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提出文化生产力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对今天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精神生产精神生产力文化生产力

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精神生产力”理论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精神生产”问题，充分肯定了“精神生产”在整个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精神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的“文化生产力”概念，是对马克思精神生产力理论的直接继承和发展。

一、马克思的“精神生产力”理论不是凭空杜撰出来的，不仅有社会变革的现实因素的促动，更有理论上的深厚渊源。不仅受到德国古典哲学家重视人的精神因素作用的影响，还直接受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精神生产力”理论的启发。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家的著名代表亚当·斯密批判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直接把劳动理解为财富的源泉，而且认为劳动不仅包括农业劳动、商业劳动，还包括工业劳动，正因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称之为“国民经济学的路德”。［1］P69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精神生产力”理论及其缺陷 但亚当·斯密的劳动理论是不完整的，因为他的“劳动”概念没有包括精神劳动，忽视了精神生产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斯密认为精神生产者的劳动由于其产品不能固定或不能物化在一个特定的对象或可以出卖的商品中，因此不能保存下来用于交换，所以是“非生产性劳动”。对此他的继承者萨伊提出了批评，认为斯密的错误在于把财富狭隘地限制在有形物质所体现的价值上，而在他看来财富是具有任何效用的物品。因此，凡是生产某种效用的劳动就是生产性劳动，物质劳动生产物质产品，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属于生产性劳动；精神劳动生产精神产品，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当然也是生产性劳动。但萨伊又扩大了生产性劳动的外延，照他的说法，赌徒的赌博，妓女的卖淫也是生产性劳动了。

对亚当·斯密的劳动理论进行彻底批评和实质超越的是德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他针对斯密把单纯的体力劳动看成是唯一的生产力，忽视精神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愤怒地指责道：“按照这个学派的说法，一个养猪的是社会中具有生产能力的成员，一个教育家却反而不是生产者，供出售的风笛或口琴的制造者是生产者，而大作曲家或音乐名家，却由于他表演的东西不能具体地摆在市场，就属于非生产性质。„„像牛顿、瓦特或刻普勒这样一种人的生产性，却不及一匹马、一头驴或一头拖重的牛。” ［2］P126进一步李斯特从经济学角度比较系统地研究了“精神

［2］P140生产”问题。首先，明确提出精神生产者的任务“在于促进道德、宗教、文化和知识，在于扩大自由权提高政治制度的完善程度，在于对内巩固人身和财产安全，对外巩固国家的独立主权”。

其次，阐述了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关系。他认为精神生产是促进国民财富增加的有利手段，反过来，物质生产也是增进文明的有利手段，精神生产的“成就愈大，物质财富的

1产量愈大。反过来也是一样，物质生产者生产的物资愈多，精神生产就愈加能够获得推进。” ［2］P140再次，论述了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之间、精神生产内部各部门之间保持平衡和协调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发展状况主要取决于生产力总和的状况，如果忽视精神生产力的发展，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就会受到“滞阻”，而如果不顾物质生产力发展的规模和水平，盲目发展精神生产力，就会导致精神产品“过剩”；不仅如此，精神生产内部各部门之间也必须保持平衡，否则社会就会处于一种“畸形状态”。［2］P141最后，具体分析了教育与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的关系。他认为教育不仅是提高物质生产效率的关键，而且是继承、讲授、传播“精神资本”，培养国家未来生产力的主要手段。正由于此，他特别强调：“一国最大部分消耗，是应该用于后一代的教育，应该用于国家未来生产力的促进和培养”。［2］P12

3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出于自己的历史使命，对精神生产进行了较深入地分析、研究，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突破和进展，但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他们的精神生产力理论存在着重大失误和缺陷。首先是他们不能真正的理解精神生产的全部意义，只看到了精神生产对增加财富的作用，忽视了精神生产对人本身的作用和意义，没有看到精神生产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的本质的体现。其次是不了解精神生产的社会性、历史性，陷入一般的、抽象的、静态的论述，导致对精神生产庸俗、肤浅的理解：不能把握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精神生产起作用的不同方式、不同范围和不同性质；没有看到精神生产的相对独立性特别是与物质生产的不平衡性甚至对抗性；对精神生产主体及其作用缺乏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不加区别地把一切精神生产者都视为“生产劳动者”，没有看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精神生产者绝非完全是“生产劳动者”，有的纯粹是“消费者”，是马克思所说的“靠真正的生产者养活的食客、寄生者”。

二、马克思“精神生产力”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针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精神生产力”理论上的缺陷，马克思根据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趋势和特点，在其不断形成和发展着的“新哲学”的指导下，对精神生产问题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揭示了精神生产的地位和作用，阐明了“精神生产力”理论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具体来说马克思的“精神生产力”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844.6-1845.3)是马克思精神生产力理论的萌芽时期，主要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等著作中。在这一时期里，他受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影响，从人的“类本质”出发分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仅从“物”的角度研究精神生产的局限，揭露了德国古典哲学家从“绝对精神”出发，把劳动理解为抽象的“无主体”的精神劳动的错误，阐述了其人本主义精神生产理论。首先针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忽视精神生产的真正“人”的方面，特别强调精神生产的“属人方面”，他从人的类本质即人与动物相区别的角度，把精神生产理解为“全面生产”即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一部分，是“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的“真正的生产”，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生产；其次揭示了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之间的关系，认为一方面精神生产是社会生产的一部分，是社会生产的特殊形式，它与物质生产同属人的“生命活动”，是人的存在方式；另一方面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又有明显的区别，前者主要生产理性观念的东西，如宗教、国家、法、道德、艺术、科学等，后者主要生产物质的、“直接感性”的东西，如各类物质商品。［2］P168

第二阶段(1845.底-1846.夏)是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全面创立时期，主要体现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在这一时期里，马克思从自己新创立的唯物主义即“实践的唯物主义”出发，批判了费尔巴哈抽象的人本主义的错误，系统地制定了精神生产力理论的基本框架：首先他继承前一阶段关于精神生产是人的“真正的生产”，是“社会生产的特殊形式”等思想的合理成分，扬弃了仅从“类”角度研究精神生产的局限，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把精神生产理解为“整个世界的生产”的一部分，又把精神生产分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和“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社会意识形式的生产两部分。［4］P89其次拓展了社会生产的含义，明确提出了“三种生产”的理论，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不仅包括物质生产、人的生产，还包括精神生产，而且三者是同一社会活动的“三个方面”，“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时，这三个方面就同时存在着，而且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4]P80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三者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再次，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考察了精神生产的原始发生和历史演变，在马克思看来，精神生产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实践形式并纳入到生产领域发生在原始社会末期，在那时，生产力低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浑然一体，精神生产“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4］P72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出现，劳动发生了分化，出现了专门从事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精神生产者，精神生产作为独立的劳动形式才正式产生，在阶级社会中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形成了尖锐对抗，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匮乏和旧式的分工消除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对立才会消失，对人类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将是以精神生产为主导的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最后，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对精神生产的阶级属性进行了具体的历史的分析，马克思认为在阶级社会里精神生产的主体是占统治地位的统治者，“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

辩护。

第三阶段（1848.1-1875.5）是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深化、发展时期，主要体现在《共产党宣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一卷、《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在这一时期里，马克思运用其创立的精神生产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具体分析了资本主义精神生产的特点，在进一步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精神生产力”理论的基础上阐发了“精神生产力”理论的基本原理，并对精神生产发展的未来趋势进行了科学的预测。首先具体分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精神生产的对抗性、职业性、雇佣性、商品性、世界性等特点。其次进一步阐述了精神生产的一系列原理：判断一种劳动是否具有生产性，不是取决于劳动的具体形式及其产品的具体形态，而是取决于劳动借以实现的一定社会形式即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有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并且不是为自己而是为生产条件所有者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的”；[3]P144［5］P37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通过精神生产进行发明和创造，提高社会的生产力，为自己的政治提供物质保证；同时也进行意识形态创造，为自己的政治统治提供“合法性”精神生产可分为两种形式，一类是可以被物化、能作为商品独立存在、给资本家带来巨大经济财富的精神生产，一类是不可以被物化、没有独立存在的形式、不能直接给资本家带来经济效益的精神生产；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是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物质生产对精神生产起决定作用，精神生产对物质生产具有重大反作用，但无论是“决定作用”还是“反作用”都是具体的、历史的；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科学文化在生产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已成为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再次，马克思根据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发展状况，预测了精神生产的地

位和趋势，揭示了精神生产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精神生产往往是“异化”的，而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由于劳动由雇佣劳动转变为“自主劳动”，精神生产成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和表现，劳动，无论是物质生产还是精神生产将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的条件和发展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主动轮”，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才有可能”。

三、文化生产力：马克思“精神生产力”理论的当代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在建国后，固然十分重视物质生产力的作用，提出了“向自然开战”，解放物质生产力的任务，但同时也提出了“精神可以变物质”、向科学技术进军和“抓革命（指思想文化革命），促生产”的主张，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精神及精神生产作用的肯定。但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异常复杂，加上毛泽东个人的唯心主义错误，导致颠倒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关系，使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出现了严重失衡，既严重阻碍了物质生产的发展，又使精神生产的发展处于“畸形状态”。

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人在带领中国人民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纠正了“十年文革”的错误，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里的人民群众的“需要”既包括物质生活需要，也包括文化生活需要，这里的“社会生产”既包括物质生产，也包括精神生产。因此现阶段主要矛盾的理解应包括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物质生产（力）的矛盾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精神生产（力）的矛盾。前者通过发展经济来解决，后者通过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来解决。基于对现阶段主要矛盾的这样一种理解，邓小平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并把马克思关于“精神生产力”、科技生产力的理论发扬光大，创造性地提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地一部分”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纵深发展，文化体制改革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充分肯定了精神生产及其成果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党要做先进文化的代表的要求和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战略。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文化生产力”的概念和理论，其基本内容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化生产力是创作和制造文化产品，提供文化服务的社会能力，是生产力发展到现代的主导形态的生产力。原始社会以“自然化的生产力”为主，前资本主义社会以农业生产力为主，资本主义社会以工业生产力为主，当代是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的时代，必然被更先进的生产力取代，这就是“文化生产力”。［6］P497 ［6］P175-176[5]P305最后，马克思明确提出了与物质生产力相对应的“精神生产力”概念，并认为货币是“社会形式发展而精神生产力反过来又影响着一定社会关系的形成和解体，他指出：“所以这些关系的解体只有在物质的（因而还有精神的）生

第二，改革文化体制是解放文化生产力必由之路。正如人们不能孤立地进行物质生产一样，人们也不能孤立地进行文化生产，人们的文化生产活动总是受各种文化关系和文化体制的制约。在一定阶段、一定时期文化体制总是同一定的文化生产力相适应，并促进文化生产力的发展。但随着时代的变化，文化体制就会成为阻碍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因此必须变革和创新，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增强我国文化的总体实力”。

第三，物质生产和文化生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国内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是有机的统一。物质生产和文化生产是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关系，物质生产是文化生产的基础和前提，文化生产对物质生产具有“渗透”和“反作用”，任何违背物质生产力与文化生产力的平衡与协调，单强调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的做法，都会导致社会的病态发展；文化生产力包括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两个基本方面，前者强调经济效益，后者强调社会效益，二者的有机统一和协调发展是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生产力发展的健康之道，因此，《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强调：“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文化是一个开放和发展的广阔领域，文化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局限于一时一地，划地为牢，文化生产力作为综合国力的一部分，不仅表现为国内影响力，而且要走向世界，提高国际影响力。

第四，人才队伍建设是提升文化生产力的基础工程。一切文化都离不开文化劳动者的创造、掌握和传播，因此，文化劳动者的整体素质直接影响着文化生产力的水平，这就需要各级党委和组织拓展文化人才视野，构建文化人才引进、教育、培训体系，开拓文化交流渠道，建设人才的核心队伍和后备队伍，搭建文化人才施展才华的平台，健全文化人才成长的使用和激励体制。

第五，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根本保障。文化有先进和落后之分，只有先进的和创新的文化，才能真正转化为生产力，发挥其“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作用，因此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文化生产力理论既是对马克思精神生产力的理论的继承，充分展现了马克思精神生产力理论的当代价值，又是根据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新变化和国内改革开放的新进展，而做出的新概括、新总结，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品格。明确文化生产力理论与马克思“精神生产力”理论的一脉相承关系，对于提高人们对文化生产力理论的认识和实践的自觉性，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社会主义产业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1995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第五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认识——马克思期中论文

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认识

班级：国际经济与贸易2014研

姓名：吕喜环

学号：2014210763 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是社会的、而非自然的，其研究方式是经验的、而非思辨的。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复杂性和困难性：社会的主体是人，而人是特殊的，人的意识具有主观性，这就决定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保持客观性实非易事；同时，社会现象本身就是复杂的，研究又受到特定的制约，等等。由于存在以上困难，进行社会科学研究就必须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学习。目前，我们学到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主要有三种：社会矛盾分析法、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以及社会过程研究方法。首先，我要分别谈一下我对这三种研究方法的认识。

一、社会矛盾分析法

社会矛盾分析法是指要运用矛盾的观点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其理论基础是唯物辩证法三大规律中的对立统一规律，即一切存在的事物都存在着矛盾，矛盾推动着事物的发展。这里的“矛盾”不同于人们平时所指的人际矛盾，而是指事物内部及事物之间存在的相互对立而又相互协调、相互依存的方面，比如黑与白，高与矮等，没有黑便无所谓白，没有高也就无所谓矮。同时，矛盾也是不可以完全被消灭的，只是矛盾的重点与形式发生了改变。既然事物是相互矛盾的，且矛盾不可避免，那么，我们在观察、思考、解决问题时就必须要学会运用矛盾的观点。

社会矛盾分析法的具体方法主要有：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即看问题既要看重点也要看全面，既要顾大局又要注意细节，这是基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所有社会问题背后隐藏的是利益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表现，而利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核心，利益分析法是观察和解决我国现阶段各种社会矛盾的根本方法；此外，还要学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要根据不同的情景，针对不同的问题提出相对应的解决方案，在方案相同的情况下，还要根据不同的条件，采取不同的实施方法，这取决于矛盾的特殊性。

二、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

实践是通过认识改造自然社会和提升自身的活动，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的主要实践方式，也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正如马克思墓碑上所写：“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足以体现实践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重要性。社会科学研究不外是运用科学的方法对社会事务加以研究，以获得对其相对正确的认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目的和归宿，同时也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从认识的过程来看，认识又分为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而认识运动则是在实践基础上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再从理性认识上升到实践，这便实现了认识的两次飞跃，后一次更为重要。既然科学研究本就是一种认识活动，那么自然也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并为实践所检验。只有这样，才能确立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可靠性基础。

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强调对于问题的研究都采用历史与逻辑的方法，要立足现在、立足实际。其主要环节有：一是立足实践需要研究理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的需要是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同时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二是对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总结——人的经验、人的正确思想以及科学理论都来源于实践；三是在实践中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三、社会过程研究方法

事物是发展变化的，没有不变化的事物，人类社会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而不是静态事物：社会历史是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统一，社会的发展总是从量变开始，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的程度就形成质变；社会历史是前进行与曲折性的统一，新事物的发展是辩证的否定，表现为波浪式的前进和螺旋式的上升。同时，社会历史过程又是客观规律性与主体选择性的统一，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其客观规律性体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统一性，其主题选择性体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偶然性与多样性。

社会过程研究方法即发展的观点和方法，是指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其具体方法有：第一，历史主义的方法。我们在看待和分析历史事件时，必须从特定的历史时代、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出发，坚持历史主义原则，要运用批判的眼光，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和历史复古主义。第二，科学预见的方法。对于未来的预测、关注和把握，是人的有意识地活动的表现。社会历史过程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使科学预见成为可能，科学预见就是透过偶然认识必然，进而把握事物发展的趋势和前程的过程。第三，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既要反对否认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错误倾向，又要反对固守历史规律的错误倾向。除此三种方法以外还有多种具体方法。

以上是我们目前学到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理论，一种信仰，一种过程，马克思主义致力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研究，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进行社会科学研究与探索的结果。社会科学的发展是无止境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也是需要不断完善的。我们不仅要学习其理论，更要将学到的理论付诸于实践，在实践中练习、钻研，力求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有更加深入、细致和准确的理解与把握。同时，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来进行社会科学研究，并指导我们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