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国贫富分化现象论文[5篇范例]

第一篇：评中国贫富分化现象论文

摘要：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贫富分化现象已经产生，并且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为什么会产生贫富分化？我们该如何看待贫富分化这一现象？本文试着就上述问题逐一做出探讨。

关键词： 市场经济 税收 支付转移 界定

一、贫富分化现象的产生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

我国自1992年提出要建立市场经济至今，可以说已经进入了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效率经济，它通过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作用，使得原材料、劳动力、人力资本、货币资本等社会资源源源不断的流向效益好的地区、行业和个人，从而达到社会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促进优胜劣汰，进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社会生产水平的不断发展。

然而社会总资源是相对一定的，它过多的流向效益好的地区、行业和个人，必然使更多的效益不大好的地区、行业和个人得不到其发展所需要的充足的社会资源，由于得不到其发展所需要的充足的社会资源，使其效益更加相对不大好，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两个截然不同的增强环路，如图一所表示，必然导致地区、行业和个人之间的贫富分化，而且贫富差距又逐步拉大之势。

所以说，贫富分化的产生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然出现的副产品，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贫富的相对差距会越拉越大。这恰好验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一句话：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市场经济当然也不例外。

二、贫富分化的拉大并不意味着穷人越来越穷

我们已经知道贫富分化的产生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他表示贫富两个阶层拥有的财富的差距会越拉越大，但它并不意味着穷人会越来越穷。可以想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们制造出来的财富也会越来越多，可供人们使用的资源也会相对增多，水涨船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会越来越高。我国改革开放前后，贫富分化的程度与人民生活水平关系的对比就很能说明问题。还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是美国。市场经济最为成熟的美国是世界公认的贫富分化最严重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度，但在被许多自诩为贫富分化越来越小或致力于消除贫富分化的国度里视为高档消费品的汽车等，在美国大众眼里只是一件两三年一换的生活必需品而已。

三、中国贫富分化现象产生原因及解决之道

前面已述，贫富分化现象的产生是市场经济作为效率经济而存在的产物，是附市场经济而生的，只要存在市场经济，就不可能没有贫富分化。所以，合理的贫富分化是必须的，它反映了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

而且中国目前还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市场经济还不成熟，体制和法制建设还不完善，因而出现了其它的一些不合理的人为地贫富分化的现象。主要表现在：

１、市场经济的体制与法制建设还不完善。导致假冒伪劣商品泛滥，地方保护主义严重，人为地极大的阻碍了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发挥，使得一些信用差、品质差、道德差的个人与企业大发横财，而一些信用高、品质好、道德高的个人与企业则深受其害，严重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公平与效率原则，导致了人为地贫富分化。

２、个人所得税及其征收方法的不合理。本来作为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手段之一，个人所得税的出台的初衷，是为了缩小贫富分化现象，体现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公平原则。随着经济的发展，个人所得税及其征收办法越来越不适应经济的发展。首先，其８００元的起征额，这一规定已经违背了个人所得税出台的初衷。其次，其由所在单位代缴的办法只是约束了工薪阶层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行为。而对作为高收入的民营企业主而言，则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约束机制。高收入人群缴纳所得税与否和多少，往往是靠觉悟而非约束机制来决定。这就造成了高收入人群纷纷逃税的漏税的现象。据有关资料显示，中国目前所征收的所得税款中，工薪阶层所交纳的税款占７０％以上，这严重违反了经济学原理的２０／８０原则。这就使得个人所得税法成了“劫贫济富”的工具，人为地拉大了贫富之间的差距。

３、法律上对民营企业主公私财产界定的混乱。众所周知，企业所得税率要远远小于个人所得税率，而对民营企业主而言，企业及全部或大部分为其所有，由于法律上还没有对其公司财产界定的规定，往往使人很难分辨出哪一些是其个人资产哪一部分是其企业资产，因而使很多所谓的民营企业家钻了法律的空子。他们往往用公司的钱来购买家庭或个人所需的汽车洋房等高档奢侈品，伺机大量偷、逃个人所得税款。因此出现了一些民营企业主一边每月只拿着一两千元乃至数百的低薪，一边却开着凯迪拉克，住着这西式洋房，并且还为此津津乐道的怪现象。

诚然，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必然产物，贫富不断分化的现象的产生是合理的，但从长远来看，随着贫富的不断分化，财富越来越多的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将会使越来越多的人丧失购买力，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购买力锐减，进而减弱经济的发展后劲，影响经济的良性发展，甚至会引发大规模的经济恐慌，导致经济发展水平的整体倒退；而且，从政治上来看，持久的非合理的过于分化的贫富差距会引发很多的政治矛盾和社会危机，进而威胁到统治者的统治地位，因而，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国家政权有责任也有义务把贫富分化控制在一个动态的合理的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但是一直到现在为止，如何真正有效的解决贫富分化的问题，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定论。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解决路程来看，在分配领域，由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性的作用，国家宏观调控在这一块所起的作用不很明显。所以，要想对贫富分化现象进行有效的调节，只能在再分配领域通过税收和支付转移两大杠杆予以实现。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笔者以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１、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制建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打破贸易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其他一切不符合市场原则的行为，保护一切符合市场规律和原则的行为，以保证市场经济的公平和效率原则使各项经济活动能够在市场经济的轨道下健康运转，让一切以身弑法的个人和行为撞得头破血流。

２、改革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征收办法。作为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其调节贫富差距的强烈手段之一，个人所得税法的存在是合理的也是必须的，但必须加以改革和改进。首先，因提高其征收最低额度８００元的起征点，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已经显得太低，违背了出台此法的初衷。因此，笔者建议适度提高最低征收额度。其次，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重点应该放在高收入人群上，应通过建立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档案、缴费档案和信用档案的方式，建立起对高收入人群的有效的约束和监督机制，从而从最大限度上避免其逃税、漏税行为。

３、从法律上界定民营企业主公司财产和个人财产。通过财产界定避免一系列看似合法但极不合理的现象的蔓延，使得高收入人群特别是民营企业主们能够按照规定足额缴纳其应缴的个人所得税款。

４、建议开征消费税和遗产税。作为在分配的强力手段，遗产税和消费税的征收，在西方资本主义已经非常普遍，而且事实也证明是一个很好的解决之道。通过对高档消费品（亦即奢侈品）征收消费税和对继承超过一定额度的财产征收遗产税，一方面可以调节过高的收入，另一方面，也可以促使高收入人群特别是民营企业主把通过直接注资或设立风险投资的形式把自有资金更多的投入到第一、二、三产业中去，从而形成有效市场，进而促使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使社会经济的发展性循环。达到一个良性循环。另外，遗产税的开征，还可以避免“一代创业，富及几代”的怪现象，更加体现社会的公平性原则。

５、加大对相对低收入人群的支付转移。通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社会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福利的投入，逐步完善社会福利制度，加大对相对低收入人群的生活保障能力，这样，从经济上可以切实提高低收入人群的生活质量，缩小贫富分化的差距，从政治上讲，可以消除很多不安定的社会因素，利于国家的稳定，为市场经济的良性循环提供保障。

四、小结

需要说明的是，任何政策的出台都不是单方面的。以上几点建议并不是刻意为了缩小贫富差距而缩小贫富差距，更不是为了劫富济贫。作为国民收入的再分配的手段，它应该时间古井可能的减少不合理的拉大贫富差距的因素与促进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的。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尽可能的挤掉其水分，使贫富差距更加合理。而且我们也有理由相信，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法治社会的到来，中国的贫富分化将会越来越大

参考文献

1、（美）彼得?圣吉著、杨朔英译，《第五项修炼》，上海三联出版社，1998年第二版

第二篇：当代中国贫富分化问题

当代中国贫富分化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也获得了较快增长。但财政部科研所课题组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在收入正常增长的背后，也存在着一些不容轻视的问题，贫富分化问题也是愈演愈烈。

所谓贫富分化是指人们之间的财富出现了差距，财富是以货币来表示，贫富分化也就是说人们之间支配的货币出现了差别。中国当前贫富分化，收入分配悬殊，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其中，既有体制的因素，也有政策的因素；既有市场竞争的因素，也有行政垄断的因素；既有历史积累的因素，也有当前阶段的因素。虽然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确立了一套市场经济的社会分层机制，社会结构正日趋合理和平等开放，但是，种种因二元体制或结构转型而形成的不合理、不平等的制度和结构因素仍然对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有重要影响。所以，在讨论社会分化和社会不平等问题时，有必要将宏观的结构和制度性因素纳入到关于贫富分化的分析和研究框架之中。

以下结构性、制度性的因素和缺陷对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现状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一、社会经济体制转型。

二、社会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

三、各经济类型单位和不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较大。

四、权力参与分配。

五、财政转移支付功能缺乏和社会保障制度缺陷。

衡量一个国家贫富差距的指数叫基尼系数，这个系数是二十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确定的。基尼根据洛伦茨曲线找出了判断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从1992年到199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376上升到0.40.3；最低和最高的20%居民的收入份额分别从6.2%和43.9%变为5.9%和46.6%。1998年，最低和最高的10%居民的收入份额为2.4%和30.4%，后者是前者的12.7倍。按照中国的统计，现在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进一步上升到0.458，高中低收入户的比例呈金字塔形。2000年，城乡高收入户占总户数的2%，中低收入户占18%，低收入户占80%。从当前家庭财产总额的差距来看，最高的达到158.1万元以上，相当于户均财产22.8万元的近7倍。从收入差距的形成和变化来看，贫富差距在近10年中越拉越大，社会已出现两极分化的特征。

贫众而富寡。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私有资本有着无限积累的冲动和愿望。如此畸形发展的社会是在游走剑锋。中国贫困人口数按照国际标准(即每天1．25美元生活费的贫困线标准)测算，在世界上仍排名第二，约有2.54亿人（仅次于印度），远远高于官方估计的两千多万人的数字（我国官方指定的贫困线为人均年收入1196元。美国2005年的贫困线是：单身年收入低于9570美元；两口之家低于12830美元，三口之家低于16090美元；四口之家少于19350美元；五口之家少于22610美元。2007年四口之家的贫困线是21203美元，单人贫困线为年收入低于10590美元。）

这种贫富分化严重的状况表现为四个方面：其一，政府积累财富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个人收入占比越来越小，即官富民穷。其二，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而工农大众收入偏低。另外，行业收入剪刀差不断拉大。其三，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而农民消费严重不足。其四，权力资本的暴利在扩大而普通民众的盈利空间被挤压。另外，国企改制、商业用地开发、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相继成为扩大贫富差距的工具，不断上演着少数人暴富而大多数群众利益被变相剥夺的悲剧。

贫富分化对社会和谐起着极大的破坏作用，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第一、城市贫富分化破坏社会公正。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正对并将

持续对社会公正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城市贫富差距的拉大是与社会公正的理念格格不入的。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不能由少数人拥有和享用，必须为大多数人所拥有和享用。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合理，就是对社会公正的背离。第二、城市贫富分化破坏社会安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保持社会安定有序，这是和谐社会基本特征和必然要求。而我国贫富分化正是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克服与解决的重要问题。

由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带来的贫富分化在所难免，但是，国家要对贫富差距进行“适度”的控制，以最大限度地抑制其可能对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平的损害。为了很好的抑制贫富分化，应从各方面入手：第一，变革不合法的分配方式。第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扶助弱势群体生存发展。第三，在各级财政之间合理划分收入分配调节事权。第四，建立居民收入监测体系。建立居民收入监测体系时一方面可利用纳税信息，另一方面则可利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相关信息。第五，改革收入分配调节资金支出方式 第六，调整相关税制。第七，在中央和省两级财政中设立低收入群体子女高等教育补助金。

贫富差距势必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甚至影响到社会安定，国家的繁荣，影响到和谐社会的构建，所以我们必须尽自己最大得努力来更好的缓解或抑制贫富分化的加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生活，才能建设更美好、更和谐的家园！

第三篇：中国贫富分化的现状、原因及策略

当前中国贫富两极分化的原因分析及其调整策略

一、贫富差距的概念界定

了解我国贫富差距现状分析的前提是需正确认识贫富差距的概念。贫富差距是指由于各个社会成员所处的具体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地位和环境不同，而形成的实际占有社会财富的差距。它表现为一定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贫富差距包括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两部分。前者主要属于经济问题；后者用个人受教育的程度、科技水平和能力、思想文化修养、知识产权、社会知名度等来表示，通过一定时期各种社会关系诸如个人的社会地位、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健康状况等的综合反映，主要属于社会问题。

二、我国贫富两极分化的现状分析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基于1922年提出。它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数量界限，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所以是衡量贫富差距的最可行方法。一般来说，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在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同时，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0.4-0.6为差距偏大，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发改委相关人士介绍，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已远超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并逐年攀升。新华社日前发表的《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红线”》文章说，近些年来，我国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导致部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收入差距已超过基尼系数标志的警戒“红线”。具体表现如下:

（一）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呈扩大化趋势。

最近，中国社科院在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8）》其中指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出现全方位扩大。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额差距增加了近12倍。数据显示，1978年至2007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增加了7.5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7.3倍。但1990年以来农民收入的增幅明显低于城镇居民，二者之间绝对额的差距逐年扩大。2007年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

（二）除了城乡之间，我国各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也在明显加大。

由于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如法制不够健全、市场竞争机制不够完善等弊端，另外，又由于国家政策的相关保护，从而导致行业垄断现象仍然存在。当前，垄断行业主要包括电力、电信、民航、铁路、石化、金融、保险、烟草、煤炭、房地产等部门。这些垄断性行业凭借垄断经营的特权及国家政府的特殊保护，与其他行业进行不公平竞争，从而取得高额垄断利润，使行业间差距不断扩大。

（三）区域间贫富差距扩大。

区域间的贫富差距主要表现在东部和西部之间的贫富差距。据国家统计局数字表明，1999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10732元人民币，西部地区为4302元；

到2005

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22200元，西部地区为8970元。6年间，东西部人均GDP差距由6430

元扩大到13230

元，增加了1倍多。2006年，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GDP总和不到人民币4万亿元，约占全国GDP的17%；

而东部地区GDP达到2万亿元的省份就有3个，其中江苏省为21500亿元，山东省为22000亿元，广东省为25000亿元。从这一组数据不难发现东西部之间的差距的明显。

综上所诉，专家认为，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己经走到亟须调整的“十字路口”，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十分迫切，必须像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一样守住贫富差距的“红线”。

三、贫富两极分化的原因分析

贫富差距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最为严重和最引人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也引起了各门社会科学极大的研究兴趣。中国当今的贫富差距问题如此凸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央政府政策的产物，甚至是在某种程度上得到鼓励的。“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际上就是鼓励制造贫富差距，这无需回避，只是所鼓励的“贫富差距”是以其不达到“两级分化”为界限的，因此，从政治学的角度探讨贫富差距问题是非常必要的。

据此，我们要突出的关注政府和政治的地位和作用。政府，作为政策输出的主体，在试图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时所必须处理好的最基本的关系，是这一差距的程度与社会保障的关系。在天然和历史的一定条件下，仅就政策的输出而言，贫富差距的程度主要源于效率的供给，而社会保障体系则主要是一个政策主体的公平供给的产物；允许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主要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目的，而政府对社会保障体系的设计，往往与这个国家所选择的‘政治底线’直接相关。”。由此，对于由政府控制导致的贫富分化现状，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原因：

1、权力参与分配。

权力，特别是能够掌控资源配置的权力对个人的收入地位具有重大作用；此外，以权力为中心形成的社会网络资源也对收入分配有重要影响作用。许多事例都可以证明，在市场体制中，通过对资源的控制和分配，一些再分配体制中的权力仍然得到了维续，一些握有再分配权力的人通过市场交换获得经济回报，将权力变形为个人资本。在目前的中国，政府掌握着大量的权力，从而使其在社会资源分配中很容易占有优势地位。出现类似行政垄断、市场信息不对称、规则难以实行的状况。处于劣势的群体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两极分化越拉越大，却无能为力。

2、政府行为不规范。

长期以来，我国的政府机构定位不清，导致政府行为惯性运作，因而“越位”、“缺位”、“错位”等问题突出，政府行为亟待规范。现实中的政府行为还带有计划经济的明显痕迹，整个经济活动，多是以政府为中心展开，随意干预企业的现象随处可见。收入差距的一个原因就是政府行政上的集权式机制。市场机制的不成熟和自发性本应由党和政府进行积极调控和校正，但我国目前的现实又是上层建筑改革滞后，原行政集权式的管理机制仍发挥着强大的作用，在高度集权的机制下，政府官员手中握有较大的审批干预权,而对他们的监督、约束又不到位，行使权的程序又不规范。由于市场机制的不成熟和行政集权管理的机制还有相当的权威，少数政府官员的权力资本化，使本来就不健全的收入分配法则更加混乱，致使政府威信下降、企业失信、民众道德滑坡，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扭曲了人们的价值观，并使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兹生蔓延。

3、政策体制不完善。

我国现有的社会体制大体上是比较健全的，但仍存在一些缺陷，导致了社会两极分化的加剧。这些主要表现在以下及各方面。我国在制定政策法规时，考虑到了“先富带动后富”的要求，对沿海经济开放地区的有一定的政策优惠，并且加大了经济扶持，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偏远的中西部地区经济上相对落后；我国的税收制度仍不够健全，在某些情况下出现了“杀贫济富”的现象，在遗产税和赠与税方面仍有漏洞存在，从而导致借机偷税漏税的现象时有发生，各级政府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投入过多，而公共服务开支仍然不足；投资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政府投资范围界定不清，对竞争性领域的投资介入过宽，行政干预过多，忽视投资的经济效益，对民间投资还存在过多的准入壁垒和审批；土地、环境等资源管理不规范，价格失真，难以形成相应的替代、节约资源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导致资源浪费、环境成本高昂；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健全，到现在为止，中国没有建立一个包含全民的社会保险体制，并且在扶贫助贫方面的措施实施不力，对社会上广大的弱势群体关心和帮助不够。

4、政治腐败严重。

反腐败斗争力度不够,致使黑色富有阶层发展过快。毋庸讳言,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一直在进行反腐败斗争,而这期间腐败问题却愈演愈烈。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专家估计,2007年至2009年,我国外逃资本大约在1520亿美元上下,其中,贪官向境外转移非法所得占一定比重

。每一个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不难理解:在社会财富总量有限的情况下,腐败分子通过违法犯罪手段聚敛的财富越多,靠诚实劳动的普通老百姓所获得的财富就越少,贫富差距自然就会拉大。如果我们反腐败斗争非常有力,有效防止腐败分子鲸吞巨额财富,而将保护下来的财富用于解决下岗职工的生活困难,我国的贫富差距会比现在小得多。我国目前贫富差距如此之大,主要是近些年来权力经济、违法经济、犯罪经济的猖獗所致。

5、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

主要体现在，其一，覆盖面有限，应保未保的情况还较为严重。据亚洲银行专家组根据1998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测算，全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应有1480万人，而直到2001年第三季度全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也只有689.4万人；其二，保障标准偏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尚不能满足相当一部分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致使大批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医疗、教育等基本权利难以得到保障，一些贫困家庭陷入疾病、辍学、失业与贫困相互作用的恶性循环之中。福利分配理论认为，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关键是通过经济的快速增长把包括中央转移支付在内的福利的蛋糕做大，但我们现在并没有看到这种趋势。中国的经济在近十年有了长足的发展，财富总量的“蛋糕”越来越大，但切给福利的部分增长有限，许多穷人为社会转型付出沉重代价，但却很少分享到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好处。

四、贫富两极分化的调整对策

由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带来的贫富分化在所难免，我们既不能因其对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而忽略它对社会稳定、公平存在的负面影响，也不能因其存在种种问题而全盘否定它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而是要求对贫富差距进行“适度”的控制，以最大限度的抑制其可能对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平的损害，它应包括这样几点：

1、转变政府职能，完善政策法规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规范行政权力，调整和优化政府组织结构与职责分工，改进政府管理与服务方式。这是治理政府职能转变滞后之策。各级政府应认真理清行政行为中的“越位”、“错位”和“缺位”现象，树立服务观念，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增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这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也是市场经济的要求。

首先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实现从“管理人民”到“服务人民”的思想转变，压缩和净化管理队伍，打击行贿受贿、以权谋私等不法行为；减少经济意义上的弱势群体，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调整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收入差距，而缓解人们之间利益调整所引起的社会矛盾，弱化改革风险，减轻社会震荡；完善和改革现有的税收制度，运用税收杠杆调节过高收入，充分发挥税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要制定合理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和累进税率，还应征收遗产税、高消费税等；加强法制建设，完善法律法规，打击行贿受贿、偷税漏税、烧杀抢掠、借封建迷信敛取钱财等危害社会安定的行为，创建和谐社会。

其次加快实施西部、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及振兴东北。积极推进经济二元结构转化，实现工业现代化，逐步消灭工农之问、城乡之问、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问的本质差距。政府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时，要考虑到我国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事实，政策应适当向经济不发达地区倾斜，向经济不发达地区提供政策优惠，鼓励向经济不发达地区投资，扶持和搞活地方经济，减少收入的不平衡。

2、完善社会主义保障体系，保持社会稳定。

要坚持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和医疗制度，进一步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完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健全农村医疗保险、社会保险制度，以促进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市场机制追求效率，社会保障则应更加注重公平。通过社会保障有效地实施再分配，使人民群众都能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构建共同的社会利益基础，才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第四篇：中国贫富分化的现状、原因及策略

当前中国贫富两极分化的原因分析及其调整策略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减轻贫困和贫富差距上取得的成果归功于快速发展策略，但城乡贫富差距、地区贫富差距和贫困仍然是中国所面临的严峻问题。这不但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政治学理论必须正视的一个现实问题。本文主要从政治学角度研究当前我国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社会两极分化的现状和表现，具体分析了形成社会两极分化的原因，并提出了解决由贫富差距和地区发展不平衡引起的社会两极分化问题的一些对策，以期健全公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

关键词：贫富两极分化，成因，调整策略

一、贫富差距的概念界定

了解我国贫富差距现状分析的前提是需正确认识贫富差距的概念。贫富差距是指由于各个社会成员所处的具体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地位和环境不同，而形成的实际占有社会财富的差距。它表现为一定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贫富差距包括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两部分。前者主要属于经济问题；后者用个人受教育的程度、科技水平和能力、思想文化修养、知识产权、社会知名度等来表示，通过一定时期各种社会关系诸如个人的社会地位、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健康状况等的综合反映，主要属于社会问题。

二、我国贫富两极分化的现状分析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基于1922年提出。它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数量界限，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所以是衡量贫富差距的最可行方法。一般来说，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在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同时，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0.4-0.6为差距偏大，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发改委相关人士介绍，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已远超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并逐年攀升。新华社日前发表的《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红线”》文章说，近些年来，我国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导致部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收入差距已超过基尼系数标志的警戒“红线”。具体表现如下:

（一）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呈扩大化趋势。最近，中国社科院在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8）》其中指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出现全方位扩大。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额差距增加了近12倍。数据显示，1978年至2007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增加了7.5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7.3倍。但1990年以来农民收入的增幅明显低于城镇居民，二者之间绝对额的差距逐年扩大。2007年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

（二）除了城乡之间，我国各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也在明显加大。由于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如法制不够健全、市场竞争机制不够完善等弊端，另外，又由于国家政策的相关保护，从而导致行业垄断现象仍然存在。当前，垄断行业主要包括电力、电信、民航、铁路、石化、金融、保险、烟草、煤炭、房地产等部门。这些垄断性行业凭借垄断经营的特权及国家政府的特殊保护，与其他行业进行不公平竞争，从而取得高额垄断利润，使行业间差距不断扩大。

（三）区域间贫富差距扩大。区域间的贫富差距主要表现在东部和西部之间的贫富差距。据国家统计局数字表明，1999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10732元人民币，西部地区为4302元； 到2005 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22200元，西部地区为8970元。6年间，东西部人均GDP差距由6430 元扩大到13230 元，增加了1倍多。2006年，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GDP总和不到人民币4万亿元，约占全国GDP的17%； 而东部地区GDP达到2万亿元的省份就有3个，其中江苏省为21500亿元，山东省为22000亿元，广东省为25000亿元。从这一组数据不难发现东西部之间的差距的明显。

综上所诉，专家认为，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己经走到亟须调整的“十字路口”，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十分迫切，必须像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一样守住贫富差距的“红线”。

三、贫富两极分化的原因分析

贫富差距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最为严重和最引人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也引起了各门社会科学极大的研究兴趣。中国当今的贫富差距问题如此凸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央政府政策的产物，甚至是在某种程度上得到鼓励的。“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际上就是鼓励制造贫富差距，这无需回避，只是所鼓励的“贫富差距”是以其不达到“两级分化”为界限的，因此，从政治学的角度探讨贫富差距问题是非常必要的。

据此，我们要突出的关注政府和政治的地位和作用。政府，作为政策输出的主体，在试图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时所必须处理好的最基本的关系，是这一差距的程度与社会保障的关系。在天然和历史的一定条件下，仅就政策的输出而言，贫富差距的程度主要源于效率的供给，而社会保障体系则主要是一个政策主体的公平供给的产物；允许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主要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目的，而政府对社会保障体系的设计，往往与这个国家所选择的‘政治底线’直接相关。”。由此，对于由政府控制导致的贫富分化现状，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原因：

1、权力参与分配。

权力，特别是能够掌控资源配置的权力对个人的收入地位具有重大作用；此外，以权力为中心形成的社会网络资源也对收入分配有重要影响作用。许多事例都可以证明，在市场体制中，通过对资源的控制和分配，一些再分配体制中的权力仍然得到了维续，一些握有再分配权力的人通过市场交换获得经济回报，将权力变形为个人资本。在目前的中国，政府掌握着大量的权力，从而使其在社会资源分配中很容易占有优势地位。出现类似行政垄断、市场信息不对称、规则难以实行的状况。处于劣势的群体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两极分化越拉越大，却无能为力。

2、政府行为不规范。

长期以来，我国的政府机构定位不清，导致政府行为惯性运作，因而“越位”、“缺位”、“错位”等问题突出，政府行为亟待规范。现实中的政府行为还带有计划经济的明显痕迹，整个经济活动，多是以政府为中心展开，随意干预企业的现象随处可见。收入差距的一个原因就是政府行政上的集权式机制。市场机制的不成熟和自发性本应由党和政府进行积极调控和校正，但我国目前的现实又是上层建筑改革滞后，原行政集权式的管理机制仍发挥着强大的作用，在高度集权的机制下，政府官员手中握有较大的审批干预权 ,而对他们的监督、约束又不到位，行使权的程序又不规范。由于市场机制的不成熟和行政集权管理的机制还有相当的权威，少数政府官员的权力资本化，使本来就不健全的收入分配法则更加混乱，致使政府威信下降、企业失信、民众道德滑坡，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扭曲了人们的价值观，并使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兹生蔓延。

3、政策体制不完善。

我国现有的社会体制大体上是比较健全的，但仍存在一些缺陷，导致了社会两极分化的加剧。这些主要表现在以下及各方面。我国在制定政策法规时，考虑到了“先富带动后富”的要求，对沿海经济开放地区的有一定的政策优惠，并且加大了经济扶持，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偏远的中西部地区经济上相对落后；我国的税收制度仍不够健全，在某些情况下出现了“杀贫济富”的现象，在遗产税和赠与税方面仍有漏洞存在，从而导致借机偷税漏税的现象时有发生，各级政府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投入过多，而公共服务开支仍然不足；投资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政府投资范围界定不清，对竞争性领域的投资介入过宽，行政干预过多，忽视投资的经济效益，对民间投资还存在过多的准入壁垒和审批；土地、环境等资源管理不规范，价格失真，难以形成相应的替代、节约资源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导致资源浪费、环境成本高昂；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健全，到现在为止，中国没有建立一个包含全民的社会保险体制，并且在扶贫助贫方面的措施实施不力，对社会上广大的弱势群体关心和帮助不够。

4、政治腐败严重。

反腐败斗争力度不够,致使黑色富有阶层发展过快。毋庸讳言,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一直在进行反腐败斗争,而这期间腐败问题却愈演愈烈。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专家估计,2007年至2009年,我国外逃资本大约在1520亿美元上下,其中,贪官向境外转移非法所得占一定比重。每一个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不难理解:在社会财富总量有限的情况下,腐败分子通过违法犯罪手段聚敛的财富越多,靠诚实劳动的普通老百姓所获得的财富就越少,贫富差距自然就会拉大。如果我们反腐败斗争非常有力,有效防止腐败分子鲸吞巨额财富,而将保护下来的财富用于解决下岗职工的生活困难,我国的贫富差距会比现在小得多。我国目前贫富差距如此之大,主要是近些年来权力经济、违法经济、犯罪经济的猖獗所致。

5、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

主要体现在，其一，覆盖面有限，应保未保的情况还较为严重。据亚洲银行专家组根据1998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测算，全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应有1480万人，而直到2001年第三季度全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也只有689.4万人；其二，保障标准偏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尚不能满足相当一部分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致使大批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医疗、教育等基本权利难以得到保障，一些贫困家庭陷入疾病、辍学、失业与贫困相互作用的恶性循环之中。福利分配理论认为，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关键是通过经济的快速增长把包括中央转移支付在内的福利的蛋糕做大，但我们现在并没有看到这种趋势。中国的经济在近十年有了长足的发展，财富总量的“蛋糕”越来越大，但切给福利的部分增长有限，许多穷人为社会转型付出沉重代价，但却很少分享到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好处。

四、贫富两极分化的调整对策

由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带来的贫富分化在所难免，我们既不能因其对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而忽略它对社会稳定、公平存在的负面影响，也不能因其存在种种问题而全盘否定它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而是要求对贫富差距进行“适度”的控制，以最大限度的抑制其可能对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平的损害，它应包括这样几点：

1、转变政府职能，完善政策法规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规范行政权力，调整和优化政府组织结构与职责分工，改进政府管理与服务方式。这是治理政府职能转变滞后之策。各级政府应认真理清行政行为中的“越位”、“错位”和“缺位”现象，树立服务观念，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增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这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也是市场经济的要求。

首先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实现从“管理人民”到“服务人民”的思想转变，压缩和净化管理队伍，打击行贿受贿、以权谋私等不法行为；减少经济意义上的弱势群体，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调整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收入差距，而缓解人们之间利益调整所引起的社会矛盾，弱化改革风险，减轻社会震荡；完善和改革现有的税收制度，运用税收杠杆调节过高收入，充分发挥税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要制定合理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和累进税率，还应征收遗产税、高消费税等；加强法制建设，完善法律法规，打击行贿受贿、偷税漏税、烧杀抢掠、借封建迷信敛取钱财等危害社会安定的行为，创建和谐社会。

其次加快实施西部、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及振兴东北。积极推进经济二元结构转化，实现工业现代化，逐步消灭工农之问、城乡之问、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问的本质差距。政府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时，要考虑到我国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事实，政策应适当向经济不发达地区倾斜，向经济不发达地区提供政策优惠，鼓励向经济不发达地区投资，扶持和搞活地方经济，减少收入的不平衡。

2、完善社会主义保障体系，保持社会稳定。

要坚持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和医疗制度，进一步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完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健全农村医疗保险、社会保险制度，以促进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市场机制追求效率，社会保障则应更加注重公平。通过社会保障有效地实施再分配，使人民群众都能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构建共同的社会利益基础，才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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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浅谈中国贫富分化原因与解决途径题库

浅谈中国贫富分化原因与解决途径

江雪，2015 转载请注明出处

摘要：我国自1978 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高速增长, 与此同时, 在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的过程中, 居民收入差距在逐渐拉大, 突出表现在地区差异和城乡差距上。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对社会造成了巨大影响，贫富分化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中国财富的两极分化，多数结论围绕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展开，且涉及城乡二元结构、社会保障等多个问题。本文也想在此基础上浅析贫富分化的原因及解决途径。

关键词：贫富分化；基尼系数；市场经济；城镇化；腐败

一、我国贫富分化现状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工业发展加快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中国的经济发展在近30多年间呈现明显上升趋势，然而，据中国统计部门发布的反映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看来，2003 年至2008 年的6 年间，基尼系数由0.479一路攀升至0.491，2009 年至2014年的 6 年间，由于采取了一系列的保障和改善民生措施，基尼系数有所回落至0.469，但依然远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有大量数据证实，在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中，贫富差距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而且经济体制改革之路遭遇严重的瓶颈。缩小贫富差距已成为政府部门的当务之急。我国贫富分化主要表现在收入差距，而我国收入差距主要为三个方面：地区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从形成收入差距的因素来看，城乡差距起到主要作用。

1．地区差距

从 1980年到 2003 年, 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由50%增加到 59%。人均 GDP, 西部与东部由 1:1.92 扩大到 1:2.59, 中部与东部由 1:1.53 扩大到 1:2.03, 区域差别还在拉大。中国收入差距悬殊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沿海发达城 1 市，市场经济越活跃，城镇化程度越高，收入差距越大。

2．城乡差距

2001年到2014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从2001年的2.90:1，连续几年上升至3.33：1，直至2013年，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此比率都没有低于过3。2014年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28844元，农村居民纯收入9892元，比率也达到2.92，这说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巨大，严重影响到社会公平。

3．城镇差距

2013年数据显示, 城市居民收入最高的1/5人口拥有城镇居民可支配的全部收入的41.8%，收入最低的 1/5 人口只拥有全部收入的8.48%, 后者仅为前者的 20.3%。（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二、贫富分化原因

1．与市场化的关系

贫富分化和市场经济的运作机制密切相关。当前学者大多认为贫富差距是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必然结果。他们认为随着我国市场化所有制结构与形式的改变，我国的收入分配方式有了巨大的变化，这让许多非劳动收入产生，这是我国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的根本原因。邓小平讲过: 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然而公有制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正在下降，在鼓励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同时，对其的引导和监管不力，造成资本过度剥削，资本积累过快。另外，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财富分配不平等是从“起点公平”的不平等就开始了。一方面，市场经济的主体为了追求私利而自发产生行为，并且不容许自身权利被侵犯，这就构成了一个独立、积极的运作模式，使得市场经济成为高效的经济形态。另一方面，每个经济个体本身都存在差异，比如原始资本的差异，技术的差异等，这些差异必然会导致其创造的财富有差距；在刚进入市场时的资本就不平等，再加上机遇、政策干预，导致在市场经济体系中, 财富分配上的不平等可以说是一种必然结果。而且我们必须承认，这种不平等是使市场经济体系充满活力和具有效率的动力之源。此外，市场分配制度和分配政策的实行，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市场管理制度和政策的疏漏，都造成了贫富差距的形成。市场经济一方面造就了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也给社会带来了财富分配上的不平等，究其原因还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要实现贫富差距的缩小，不 能单凭政府加强对市场的操控或是放任市场自由生产，而是必须进一步改革，由国家限定范围，发挥必要的调解作用，实现真正的市场化。

2．城镇化水平低

前文提到，收入差距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城乡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只是城乡两极分化中的表现之一。这种城乡“二元化”格局已经存在多年，且中国的城镇化水平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城镇化进展的道路还很漫长。城镇化水平低，资源配置不合理，城镇与农村在医疗、教育、基础设施、公共卫生等方面的差距加深了贫富分化，贫富分化又是具有延伸性的，即具有可以向其他除财富外的介质转移的功能。如果得不到有效约束，它可能会向权力、地位扭曲，加剧这些资源的不平等分配，最终形成恶性循环，富者更富，贫者更贫。例如涉及教育时，能接受到的教育资源等级的不同取决于学生拥有的潜在或显态资本，如重点中学绝大部分都位于城镇，而乡镇地区的教育资源严重匮乏；在教育投入方面，有钱的家庭能够负担起“门槛费”，把孩子送进重点学校，接受良好的教育，贫困家庭却无法承担。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寒门再难出贵子。值得注意的是，针对中国目前的国情，盲目地将资源向大城市转移是不对的，大型城市很多资源已经饱和甚至超负荷（如人口），更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因地制宜，努力发展中小城市，稳步发展大城市。

3．不法致富——腐败、逃税、垄断

（1）腐败。改革开放以来，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的案件屡见不鲜。随着十八大的成功举行，各地“老虎”被抓，高管落马，各类腐败罪行暴露，有的官员甚至牵连上亿公有资产，为国家带来不可补救的损失。这些巨款大多来源于受贿，但是行贿者通过行贿从受贿官员处得到的公共资源价值不可估量，这等同于是不法官员将本属于人民和国家的资源“贩卖”，并从中得到巨额利益，行贿者再利用这些通过不法途径获得的资源进行盈利，使得行贿者和受贿者的腰包都鼓了起来，人民的腰包却瘪了下去。这种贪污腐败恶性事件的发生是导致我国贫富分化愈加严重的罪魁祸首，面对如此多的政治腐败案件，笔者不由深思，事后追惩，杀鸡儆猴，必定还有漏网之鱼，为何不能更重视事前的预防？

（2）逃税。数据显示，中低等收入人群竟然承担着个人所得税费中大部分的比例，而那些高等收入人群和企业，占总收入一半以上，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却不 3 到总量的20%；多年以来，诸多的房地产行业巨头们更是在报税榜上排到30名开外。这个独特的群体为了逃税漏税绞尽脑汁，它们让整个征税体制变得尴尬，让依法纳税的人们义愤填膺。而且，逃税并不是单方面的行为，它不仅取决于逃税者，还有多种决定因素。首先，法律制度的不完善让这些人钻了空子，如能把逃税漏税的责任更加明确，惩罚力度加大，相信情况会得到缓解；其次，监管部门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和管理也有很大缺陷，在这方面，可能也涉及腐败，值得深究。

（3）垄断。当前, 中国企业分配及薪酬管理中还存在较多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 特别是行业间工资差距过大, 垄断行业员工福利多、工资增长过快的问题比较突出。虽然日前废除了“双轨制”，工资差距大问题得到缓解，但是由于缺乏竞争性，行业垄断对市场健康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并且由于行业垄断盈利巨大带来的职工福利、工资收入的不平等还可能会加剧社会不稳定因素。如汽油行业的国IV标准，提高标准可以促进环保，但由于中石油垄断此行业，不愿制定出更高的标准，改革始终未能成功。此外，多个垄断的企业，每年的雇员酬金成本都在增加，年年“报亏损”，不断将国有财富转化为个人财富，让贫富进一步分化。

三、建议

1．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

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早期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及后来“兼顾公平”的理论已经不再完全适用于市场经济。在综合国力得到提升的前提下，重新建立利益分配关系，逐步缩小贫富差距是国家的首要任务。在全国范围内，我们依然应支持西部开发，对于农村，我国应该加大扶持力度，重视农民问题，支持创新和发展新型农业技术，使农民的收入提高，利用科学的力量让农民走上小康之路。此外，建设新农村，应加快城镇化进程，打破二元结构，因地制宜，大中小城市分级规划，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服务体系、产业结构；对于城市，努力缩小高等与中低等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首先，应当建立合理的工资、福利制度，避免让垄断行业、国企员工享受与其他同行业员工不同的差别待遇。其次，针对少数的掌握大部分财富的高等收入者逃税漏税情况比较严重，除了可以提高个税起征点以外，还可以制定动态起征点，将生活必需品排除在税收名单外，考虑逐步建立以家庭为单位的综合税收体制，对有特殊情况（怀孕，受伤）的家庭降低收税标 准，此外，还可以建立第三方的税收机制，由个人、组织、机构、政府多方面构成，互相监督。还需要对这方面的法律法规进行完善，彻底杜绝逃税现象。

2．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与社会救济等方面，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存在很多不足，尤其是在社会福利方面，福利津贴、福利设施和社会服务都达不到高等水平。社会保障最有利的功能就是调控财富的分配，减小贫富差距，但当前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相比城市还不够完善，农民看病难，求学难问题仍然存在，他们的社保权利亟待通过立法来保障；对待城市低收入群体，除让其享有最低生活保障金以外，还可以建立更多的就业培训机构，不仅可以解决他们生活困难的问题，还可促进市场运行与社会发展，进而增加中低收入人群的数量，减小贫富差。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方面，存在转制成本引发的“空账问题”，养老保障统筹层次不高，缺乏必要的调剂，养老金替代率过高等问题，这都需要各个企业单位以及国家积极调整政策措施，合理规划长远的制度目标，以应对未来可能到来的人口老龄化高峰。除了这些，还应注意评估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进入股市的风险，解决医疗药品价格虚高、工伤得不到赔付以及失业救助、房价回涨等问题。

3．反腐

十八大以来，多起贪污腐败案件的查处在一定程度上对腐败起到了扼制作用。但这些案件涉案金额巨大，涉案人数众多，且高级官员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说明我国存在相当严重的腐败问题。首先，利用立法明确规定腐败惩处的条例，严厉打击贪污腐败，做到一网打尽。其次，追惩力度再严，造成的损失都很难弥补，做好预防工作，同时加大惩戒力度才有作用，完善监督腐败行为的法律体系，改革内部监督体制刻不容缓。另外，来自人民群众的监督也是一种重要的手段，这比党内自我完善、党派间监督都来得有效，例如舆论监督、网络监督都是可行的办法，但在实际操作中应该注意规范化。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库兹涅茨在 1955 年发表的《经济发展与收入不平等》的论文中，提出了收入差距的“倒 U 假说”。他提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可以假设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迅速扩大，尔后是短暂稳定，然后在增长的后期逐渐缩小”。从库兹涅茨的理论看 5 来，中国在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过渡的长期过程中，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收入差距基尼系数果然正在印证这一说法，但中国贫富分化仅仅是刚有回落趋势，还不足以确证将来会回归正常水平，这就需要政府做好引导工作，积极改革以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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