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网络社会法律现象研究论文
网络的飞速发展,给公民的自由与言论拓宽了不少空间,也给许多商家带来了无限的商机。然而,在一片利好的消息中也是泥沙俱下,诸多犯罪也搬到网上来,网络自身也催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法律问题,使得人们有时无所适从。诸如侵犯著作权的法律问题,大多还是将传统的侵权形式移植到网上来,这些运用传统的法律规则可以解决,但是,一些仅仅是网络带来的新的法律问题,却是传统的法律规则没有涉及,也无法解决,那么,我们该怎么办?
虚拟财产是什么玩意?
网络游戏中的装备、QQ号等等,我们称之为“虚拟财产”,这些所谓的财产却不是物质意义上的财产,也不同知识产权,它无状无形,以电脑数据形式存在,但却有使用价值与价值,玩家有时为获得某一套游戏装备,不惜花费数千、数万元钱购买。那么,它在法律上能被承认为财产吗?
司法上承认虚拟财产开先河的是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这个案件发生在2003年,为李宏晨诉北京北极冰科技公司案。2002年1月,还在读大学的李宏晨,在学校旁边的网吧里买了一张《红月》点卡,成为一个网络游戏玩家。2003年初,他的主 ID(游戏中用户的账号)已达934级的高级别。然而,2003年2月17日,李宏晨突然发现自己一个 I D里的虚拟武器全部不见了,他立即给游戏公司的客户服务部打电话。2月19日,李宏晨得知自己的武器被转移到了另一个 I D上。他要求客服查封这个 I D,但对方告诉他,他无权要求游戏公司这么做,除非有公安机关的公函。而承德市公安机关和北京公安机关给出的答复都是:“虚拟物品无法估价,我们无法就此立案”。6月20日,李宏晨在《红月》中另一个 I D的所有装备都被删除,游戏公司次日发出公告称删除原因是“该 I D拥有大量复制装备”。在多次交涉未果的情形下,李宏晨以游戏运营商侵犯了他的私人财产为由起诉了北极冰公司,要求恢复丢失的游戏装备,升级他的游戏角色,给予经济、精神赔偿1万余元。但北极冰公司认为,虚拟装备没有价值,而且公司与玩家签订过“玩家账号被盗用期间发生之损失由玩家自行负责”的服务协议,况且公司已尽到了保护义务,所以不应承担责任。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玩家玩游戏时,获得游戏时间和装备的游戏卡均要用货币购买,所以这些虚拟的“武器装备”是有价值的无形财产。由于运营商没对这些虚拟物品尽到保护义务,所以应恢复李宏晨所丢物品,并赔偿经济损失1560元。
但是,这只是个别的法院对于游戏装备有限度地承认,其他法院呢?对于其他类型的游戏装备是否承认呢?可能就不容乐观了。在深圳,就发生过一起盗窃QQ号的案件,结果就有些出乎意料。
案件的事实经过是这样的:被告人曾某2004年5月31日受聘入职腾讯公司,后被安排到公司安全中心负责系统监控工作。2005年3月初,他通过购买QQ号在网上与杨某认识,两人合谋通过窃取他人QQ号出售获利。在2005年3月至7月间,由杨某将随机选定的他人QQ号通过互联网发给曾某,曾某私下破解了腾讯公司离职员工柳某使用过但尚未注销的账号密码。曾某利用该账号进入本公司的计算机后台系统,根据杨某提供的QQ号查询该号码的密码保护资料,然后由杨某将QQ号密码保护问题破解,并将QQ号的原密码更改后将QQ号出售给他人。经查,两被告人共计修改密码并卖出QQ号约130个,获利61650元。
对于这起案件,检察机关是以两被告人构成盗窃罪提起的公诉,认为QQ号具有价值,是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财物”,盗窃QQ号构成盗窃罪。然而,法院审理认为,从现有法律规定来看,财物通常具有经济价值,并且其经济价值能够以客观的价值尺度进行衡量。QQ号码是一种即时通信服务代码,其本质上是一种网络服务,并且这种服务自申请QQ号码时起通常就是免费的。而且,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尚未明文将QQ号码等网络账号纳入刑法保护的财产之列。据此,公诉机关指控中的QQ号码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财产保护对象。法院认为,曾某、杨某采用篡改他人电子数据资料的方法,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侵犯通信自由罪。两被告销赃获利6万余元的行为虽不足以构成盗窃罪,但作为侵犯通信自由罪的量刑情节进行评价,并属违法所得,依法应予追缴。
看来,对于虚拟财产的性质、法律意义,还是各说各的,是否可以将其纳入法律意义上的财产特别是民法与刑法中的财物,还存在许多争议。据悉,早在2003年底,由业内起草的《保护网络虚拟财产立法建议书》呈送至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但是截至目前,包括网游玩家的游戏账号以及其账号内的虚拟物品等虚拟财产还是没有得到立法确实的保障。看来,要弄清“虚拟财产”到底是什么玩意,并对其加以法律保障,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商家能否发行“虚拟货币”
与虚拟财产很相似的是虚拟货币,比如Q币、网易币等等,随后,新浪、搜狐、网易等门户网站也都推出了自己的网络货币。
那么,这种虚拟货币是怎样产生的呢?现在为什么在网上会具有某些货币的功能呢?以最早出现的Q币为例,所谓Q币是腾讯公司推出的一种可以在腾讯网站统一支付的虚拟货币,通过银行、手机、固定电话,甚至在网吧、报亭就可以进行充值。1元人民币可以买1个Q币,用户可以通过Q币使用相关增值服务,用来购买腾讯公司通过网站、客户端等方式提供的等值服务,比如说购买QQ秀商城中的商品,购买QQ家园商城中的商品,支付会员包月服务费用等等,也可以用来兑换游戏币在QQ游戏大厅中使用,但并非任何代币票券。然而,事实上,现在Q币已经超出腾讯公司提供的服务范围,正在逐步成为网上的一种交易工具。
这种演变跟网络游戏有关,当网络游戏中的装备成为玩家的抢手货,于是出现了游戏中的装备的交易,无论是 “魔兽世界”的“魔兽币”,还是“剑侠情缘”的极品枪,通通可以买到。开始的几年中,由于电子支付还不发达,虚拟物品的交易一般都是“同城交易”。买卖双方同时到一个网吧,并排坐下,你给我人民币,在游戏里,我把虚拟货币或装备转让给你。后来,汇款成为主要的支付方式。随着交易的频繁,玩家开始用人民币购买游戏点卡,然后用卡换取虚拟物品。但是,很快玩家们就发现点卡并不能彻底解决麻烦。于是,玩家们盯上了Q币,QQ的普及性和Q币的小面值使Q币逐渐成为一种可以在各网络游戏之间流通的等价物,而在虚拟的世界中,有足够多的人认可某种“货币”的价值,该货币就完全可能成为物质交换的替代单位,现在QQ使用人数有数千万,已经具有这个认同的基础。Q币便开始具有了一般等价物性质,成为一种虚拟货币。
这种演变就给我们带来新法律问题,我们知道,货币是由政府发行的,我国的法定货币--人民币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其他任何个人和组织都无权发行货币。如果虚拟货币充当了货币的功能,而这种虚拟货币充又是由商家随意发行,其总量也不受到限制,必然会对我国的金融秩序产生冲击。
在今年的“两会”上,人大代表周洪宇和王君清都提交了一份来自清华光华管理学院毕业生江赫吴的长达18页的报告,报告认为,虚拟货币是虚拟世界的特殊客体,充当一般等价物,主要用于购买虚拟物品。玩家持有的虚拟货币主要是通过杀怪缴获的,即可以在虚拟世界中不断“生产”出来,虚拟货币的“储量”是无限的。这与现实中的纸币不同——纸币必须由政府发行,不可能民间生产。虚拟货币本身具有虚拟价值。可以看出,游戏中虚拟货币的总量没有上限,如果玩家不停地杀怪,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虚拟货币。因此,虚实交易——这不是只有法律研究者才能关心的单纯法律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还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这涉及到是否应该允许“代练”、“造币”?怎样应对虚拟货币现实化带来的金融风险?王君清代表呼吁,信息产业部、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商务部、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等有关部委尽快启动网络游戏立法筹备工作,广邀各方面人士参与,通过调查研究、民意征集、专家讨论、立法听证等方式,对一些难点问题给出说法,为最终实现立法创造条件。
“虚拟人”有名誉权吗?
《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对于一个现实生活中的自然人,毫无疑问,是享有名誉权的,任何人也不能以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其名誉,然而,当一个自然人隐身于网络上,仅仅一个ID时,他还有名誉权吗?
2004年4月26日,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就受理了一个关于“虚拟人”名誉权的案件。原告张某(网名“豪门•玉儿”)从6年前起,花费了大量时间和金钱玩联众的网络游戏中的“四国军棋”。后来,他以9537 分名列8段位、司令的称号,在“四国军棋”游戏中,排名第一。2003 年1月份,北京联众电脑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在“四国军棋”论坛中发布公告称:近日接到大量客户投诉“豪门•玉儿”利用联众系统漏洞,用同一ID号同一时间在不同服务器玩游戏,进行炒分,经过对“豪门•玉儿”的游戏记录进行检查、核实,发现“豪门•玉儿”利用该系统漏洞进行炒分作弊;根据联众游戏作弊处罚的规定,决定对“豪门•玉儿”予以清零处分。张某认为,联众在没有通知自己的情况下,无根据地将自己的积分清零,并取消排名,致使很多用户认为自己是骗子,对自己已构成名誉侵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北京联众电脑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恢复自己的名誉权、在国家级报刊及联众网络上公开道歉、承担诉讼费、赔偿精神损失费5万元等诉讼请求。
在诉讼中,联众的律师提出,虚拟的人物没有名誉权,本案原告并非合法诉讼人。联众对“豪门·玉儿”因炒分作弊将积分清零,针对的是ID号中的“豪门·玉儿”,并非针对张龄。网络的ID号有两个层次,一是注册人,二是使用人。从“豪门·玉儿”的炒分作弊事实看,有多个使用人。张龄在ID号注册的信息与“豪门·玉儿”不一致,原告的真实身份不是“豪门·玉儿”,所以也就不存在清零积分侵犯张龄名誉权的问题。2004年9月1日,船营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要求联众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在联众世界网络发表“致歉通告”,公开就“豪门·玉儿”被清零一事对“豪门·玉儿”致歉;为ID“豪门·玉儿”恢复积分9537分;向张龄给付精神抚慰金30000元人民币,等等。
联众公司不服判决向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张龄与网络世界中的虚拟人物“豪门·玉儿”相对应,张龄有权提起诉讼,并且联众公司将“豪门·玉儿”积分清零这一行为属侵权行为,故联众公司应对其侵权行为承担恢复原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同时,二审法院还认为,原审判决由联众公司向“豪门·玉儿”致歉不当,因已认定“豪门·玉儿”即张龄,且本案当事人是张龄,“豪门·玉儿”只是虚拟人物,故联众公司提出的不应向“豪门·玉儿”致歉的上诉请求有理,联众公司应向张龄致歉。
此案打响了维护“虚拟人”名誉权的第一枪。如此一个自然人以真实姓名上网,那么,其在网上遭遇侮辱、诽谤,理所当然侵犯了其名誉权,应当适用现实世界关于名誉侵权的规则,但是当他以一个ID 出现在网络社会,是一个“虚拟人”时,他还有没有名誉权,本案开创了司法保障“虚拟人”名誉权的先河,值得肯定。然而,有关“虚拟人”名誉权仍然与现实社会对于名誉权保护相关规则有着不同的地方,亟待立法进行完善!
传统婚姻遭遇“网婚”挑战
随着虚拟社会的兴起,在网上进行谈情说爱的现象越来越多,通过网络认识成为恋人甚至夫妻的也不在少数,但其中最令年青人好奇的莫过于“网婚”了。
所为的“网婚”的程序非常简单,在各家开设“网婚”的网站里,只需要随便注册一个身份,你就可以进入一个虚拟社区,拥有一套住房,可以养花、做饭、工作。而在这个“虚拟城市”里,市政府、百货店、律师事务所等等也应有尽有,包括婚姻登记处。在BBS或者聊天室认识的网友,只要双方都满意,就可以申请“登记结婚”,然后在网上经过简单的确认程序双方即可结婚。婚后,夫妻双方共同生活在一套房子里,可以装修房子、修整花园、饲养宠物,甚至可以生儿育女。如果双方或有一方不想维持婚姻关系了,同样,只需点点鼠标,申请离婚即可。近些年来,“网婚”的风靡出乎人的意料。2004年,有媒体调查数据称,国内参加“网婚”的网民约有10万人左右。而在2005年,上海一家公司推出的“爱情公寓”创办仅一个月左右,目前的入住用户已达到10万人左右。其中住户以20岁至25岁的女性居多,最小的16岁。
也许,对于大多数未婚的少男少女来说,“网婚”只是一种新款游戏,有专家认为,升学、就业压力使部分青少年心理负荷过重,他们渴望逃避现实生活,并通过“网络同居”来找到心灵伴侣,释放情感,放松自己。不过,对于已婚的男女来说,“网婚”又意味着什么呢?其性质是什么,与传统的婚姻是什么关系,会不会对传统婚姻产生冲突呢?
去年,哈尔滨就出现全国首例因“网婚”引发的离婚诉讼。四年前,家住哈尔滨的林女士赶时髦也安装了一台电脑,并在小区内率先申请了宽带上网,一下班夫妻俩就一起在QQ上聊天,好不自在。后来,由于时间一长,她对聊天失去了兴趣。倒是她的丈夫张先生从此迷上了网络聊天,此后令她奇怪的是,丈夫每天上网的时间越来越长,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还很神秘,不和林女士说话,有时候还经常聊到半夜。一次很偶然的机会,让她发现丈夫竟然在网上有了老婆,还共同抚养了一个孩子。两人常为此争吵不停,无奈林女士向丈夫提出了离婚,但丈夫没同意。林女士最终以丈夫涉嫌重婚罪把丈夫告上了法庭,并要求得到丈夫的精神赔偿费。她在诉状中称,其夫在网上结婚生子,这种“重婚”行为对自己造成了极大的精神伤害,要求丈夫赔偿精神损失费10万元。对此其夫张先生却坚持认为自己只是在网上无聊消遣而已,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妻子的事情。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公民婚姻成立实行登记原则,无论是“网恋”还是目前极为流行的“网婚”,显然都不具备这一法定形式要件,因此没有重婚之嫌。据此,法院同意了林女士离婚的请求,却驳回了她要求丈夫支付“过错赔偿”的要求。
目前,对于“网婚”,网民、专家们看法不一。有人认为,对未婚者而言,可将网婚当作试婚,以此积累经验,为将来做准备。而对于已婚者,至少也可以用来解闷或学习别人的持家之道等等。也有人认为,目前人们热衷的网上虚拟婚姻游戏,在很大程度上会造成现实婚姻的不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虚拟婚姻是弊大于利的。她认为把网婚当作一种娱乐消遣方式还可,但不可过分沉迷,珍惜家庭才是生活美满的本源。有专家从法律上分析“网婚”的性质后认为,按《婚姻法》的规定,男女双方只有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依法登记,其婚姻关系才能成立。网婚不符合婚姻法的要求,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对社会也没有任何意义,所以,网婚虽有悖社会道德,但根据现行法律,网婚也谈不上违法。
然而,网婚不仅仅是会损害夫妻的感情,更为重要的是网婚者往往会日久生情,节外生枝。对于现实婚姻充满着巨大风险性。有报道说,有些网上夫妻,已经熟悉到连对方穿什么颜色的内衣都了如指掌的地步,还经常毫无遮拦地说一些有关“性”方面的话题,超过了普通的男女关系。甚至,有的网婚者移居网下,变成了露水夫妻。看来,网婚不仅仅是网婚者有无涉嫌“重婚罪”那么简单,由“网婚”引发的许多现象是现行《婚姻法》无法进行规范的,需要加强调研,适时进行立法完善!
第二篇:秘书学现象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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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秘书学的研究与教学中,常有人为秘书学的研究领域难以界定,以及秘书学与相关学科的重复现象而困惑。如何解除这一困惑呢?笔者曾作过较长时间的思索,现将其结果整理成文,以就教于行家。
一、重复现象岂容忽视
在秘书学的建设中,重复研究的现象较为普遍,且迄今未能引起秘书学界的重视。如果此种现象继续存在与蔓延下去,不仅会影响秘书学的发展和成熟,而且也不利于秘书学的教学及秘书专业的课程建设。
秘书学研究的重复现象,是指秘书学与文书学、公文写作、档案学和行政管理学等相关学科在研究上出现的某些相同或相似之处。其具体表现如下:
其一,秘书学与文书学重复。现有的劝书学著作(教材),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有文书学的内容,但大多是照搬文书学的研究成果,如文书的一般知识,文书工作的任务和原则,文书处理的程序和要求,乃至文书立卷业务,等等。笔者案头的一部秘书学著作,以全书近六分之一的篇幅,详细论述文书和文书工作,包括文书立卷业务。①
其二,秘书学与公文写作重复。多数秘书学著作(教材),都把公文写作的部分内容作研究对象,而且多从微观操作上进行研究。其中有各种通用公文的写作,也有机关应用文的写作,还有经济文书、涉外文书和交际文书的写作,甚至学术论文的写作。如笔者所藏的一部企业秘书著作,有近一半的篇幅是论述企业公文的写
作。②另有一部秘书学著作,则以超过三分之二的篇幅论述各种应用文体的写作,酷似一部应用写作教科书。③
其三,秘书学与档案学重复。
有相当多的秘书学著作(教材),均以独立的章节和较长的篇幅论述档案和档案工作,主要是机关档案工作,其内容与档案学的的某些部分并无二致。如笔者备用的一部秘书学著作,系统地论述了档案工作的性质,档案工作的原则和档案工作的作用,以及档案的收集、整理、鉴定、保管、统计和提供利用等业务知识,此外还介绍了档案室的类型、任务和制度。“这些内容,显然与档案学特别是档案管理学的有关部分一模一样。由笔者主编的一部秘书教材,亦将机关档案工作划归秘书学的研究领域。⑤
其四,秘书学与行政管理学重复。
有一部分秘书学著作(教材),或多或少地撷取了属于行政管理学的内容。如笔者手头的一部秘书著作,在“行政与行政管理”的标题下,分六节论述了行政管理与行政原理,行政领导与行政决策,行政组织与行政机关,行政法与行政方法,人事行政与财务行政,行政改革与行政效率等与秘书学关系不大的内容。“另有一部秘书学著作,则以相当的篇幅论述了诸如基建、房产、物资、财务、车辆、食堂、宾馆、招待所和机关环境等后勤工作。⑦
不难看出,秘书学研究的重复现象是普遍的,也是严重的。难怪有人怀疑秘书学能否成为一门科学,也难怪有人认为秘书学不过是多学科的拼凑,尽管看法失之偏颇,但问题确实存在,其症结何在呢?以笔者之见,大体有以下几种原因:
第一,由于秘书学发展迅猛,致使许多研究者忽视了对秘书学自身理论的研究,如秘书学的学科对象、学科分类、研究内容、研究领域、知识体系和相关学科等。从一定意义上讲,秘书学的兴起是在理论准备不足的背景下开始的,带有某些先天不足的成分。
第二,由于秘书工作与文书工作、文字工作和档案工作密不可分,而且秘书工作迄今包含文书工作和文字工作,因此秘书学与文书学、公文写作和档案学的交叉或重复,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加之秘书学的研究没有处理好借鉴与创造的关系,又助长了重复现象的发生。
第三,由于秘书学评论落后于秘书学研究,学术上的是非缺乏必要的争鸣与批评,象秘书学研究领域如此重大的理论课题,迄今未能开展认真的讨论。因此,使出现了秘书学著作虽然纷纷问世,而重复现象却依然如故的态势。
二、研究领域能否划定
任何一门科学及其分支学科,因受学科对象的规定,都有其特定的研究领域。那么,如何给秘书学的领域划分界限呢?笔者认为,这需要明确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是认识问题。在划分研究界限的认识上,必须坚持两点论:一方面要承认,给秘书学划定研究领域,到头来可能只是一种姿态而已,甚至有失败的危险。这是因为,不同的研究者有着不同的研究兴趣、研究重点、研究层次、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再说,任何一种划分,哪怕是最权威的划分,也缺乏约束的力量。另一方面也要承认,如果不大体上划分其研究领域,那就会出现两种后果:一是漫无边际地研究,致使秘书学无所不包;二是研究领域过窄,致使秘书学的研究难以拓展。不论是哪一种后果,都有碍于秘书学的建设与发展。正确的认识,应象美国社学家亚历克斯·英克尔斯所言:“那些界限应当象一件能勾画出形体的宽大的斗篷,而不应当象一套僵硬的盔甲,盔甲固然能防御别的学科的人对同一领地提出要求,但它毕竟太约束人⑧
其次,是观点问题。秘书学作为一门科学,即使研究内容再庞大,研究领域再广泛,也总是要有个界限的。要给秘书学划分研究领域,首先必须坚持发展的观点,即从秘书学自身发展演变的过程,去划分其研究领域。秘书学原来的研究领域是十分广泛的,如清代的幕学著作,就包括刑名、钱谷、挂号、书启、征比等知识。民国时期,由于政治制度的变革,秘书工作开始侧重于文稿撰拟、文书处理和档案管理等业务,因此研究文书与档案的著作相继问世。在五六十年代,档案工作逐步独立,档案自成体系;文书工作日趋完善,文书学开始兴起。自八十年代以来,写作学另立门户,行政学走向成熟。这就是说,用发展的观点来看,有不少研究内容不断从秘书学中分化出去,不再属于秘书学的研究领域。诚然,也有些研究内容不断进入秘书学的研究领域,如秘书人才学、秘书教育学、秘书心理学和秘书美学等边缘学科。如果将已经分化出去的研究内容继续留在秘书学之中,或者将已经进入秘书学之中的研究内容继续拒之门外,都不利于科学地划分秘书学的研究领域。
再次,是途径问题。要给秘书学划分研究领域,还必须解决途径问题。笔者借鉴社会学的研究成果,认为有三条途径可供采用:一是历史的途径,即通过对早期秘书学著作的研究,寻找开创者们最为关心和感兴趣的是什么内容。从八十年代初期问世的几部秘书学著作来看,当时秘书学研究者共同关心和感兴趣的内容是秘书史、秘书组织、秘书实务和秘书人员。其中的秘书实务,就包括了公文处理、公文写作和档案工作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内容。“受其影响,在其后的秘书学著作中,大多沿袭了上述研究内容,且成一种传统。不难发现,历史的途径可使秘书学的研究领域保持相对的稳定,保证秘书学发展的连续性。但它也有僵化的危险,因为传统具有保守的天性。二是现实的途径,即通过对近期秘书学著作的研究,探讨研究者们最关心的是什
么问题,以确定秘书学的研究领域。从九十年代初期间世的十余部秘书学著作来看,除了继续保留秘书史、秘书组织、秘书实务和秘书人员等传统领域外,又新增加了辅助决策、沟通信息、督促检查、公共关系和办公自动化等内容。⑩这种变化,不是研究者心血来潮,而是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秘书学研究的重复现象依然存在,且有不断扩大之势,除了沿袭公文处理、公文写作和档案管理等内容外,行政管理学的某些知识成为秘书学的研究领域之一。显然,这是某种程度上的倒退。三是比较的途径,即通过对秘书学与相关学科的对比分析,从总体上区分各自的研究范围,将不属于秘书学的内容归还给相关学科。
三、秘书学领地知多少
划分秘书学的研究领域,应本着宜宽不宜窄的原则,从而勾画出一件形体宽大的“斗篷”来。笔者根据现有的秘书学著作(教材),拟将秘书学的研究领域界定为四个区域、25项内容:
(一)秘书史
秘书史主要研究秘书活动起源、形成和发展演变的过程,其任务有三:一是描述秘书活动的演进过程;二是总结秘书活动的历史经验;三是探讨秘书活动的发展规律。秘书史的研究应包括以下内容:(1)中国秘书史,即综合研究中国秘书活动起源、形成和发展演变的过程;(2)外国秘书史,即综合研究外国秘书活动起源、形成和发展演变的过程;(3)国别秘书史,即研究某一国家或地区秘书活动发展演变的过程;(4)断代秘书史,即研究某一朝代或某一历史阶段秘书活动发展演变的过程;(5)专题秘书史,即专门研究某项秘书活动发展演变的过程;(6)秘书思想史,即研究历史上不同阶级、阶层和人物关于秘书活动的理论和主张。
(二)秘书理论
秘书理论是泛指关于秘书现象、秘书活动和秘书学自身的理性认识成果。其基本职能有三:一是描述;二是预言;三是解释。①秘书理论研究应包括如下内容:(1)基础秘书理论,即研究秘书学自身的理论,如秘书学的学科对象、逻辑起点、知识体系、相关学科、学科性质、研究方法和历史演进等。(2)应用秘书理论,即研究秘书活动及其构成要素的理论,如秘书活动的性质和特点,秘书活动的职能和效率,以及秘书活动的主体、秘书活动的对象、秘书活动的空间和秘书活动的媒介等。此外,还有行业或部门的秘书活动。(3)交叉秘书理论,即研究秘书学与其他学科相互渗透而形成的边缘学科的理论。
(三)秘书业务
秘书业务是指秘书人员或秘书部门的专业工作,由于秘书工作的范围较为广泛,且有扩大之势,秘书业务也随之不断增加。其主要内容有:(1)文字工作,即文稿的撰拟和审核工作;(2)文书工作,即文书的制发、传递、办理和保管工作;(3)信息工作,即信息的收集、加工、提供、存贮和检索工作;(4)协调工作,即组织之间、工作之间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与改善工作;(5)督查工作,即对重大决策、中心工作、重要行
动和领导交办事项的督促检查工作;(6)信访工作,即人民群众的来信处理和来访接待工作;
(7)提案工作,即对人大、政协、职代会等所提意见、建议、批评、提案和议案的办理工作;(8)会
议工作,即对会议和会谈的准备、组织和善后工作;(9)接待工作,即对客人的迎送、招待和服务工作;(10)值班工作,即在值班室固定或轮流担任工作;(11)保密工作,即保守和保护秘密,使之不泄露的工作;(12)其他工作,即领导临时交办或突发性工作。
(四)秘书技术
秘书技术是指秘书人员用于处理事务的方法、手段和技能。它与秘书业务相比,具有更强的实践性和动态性,其功能主要是培养秘书的操作能力。秘书技术应包括如下内容:(1)秘书工作方法,即秘书人员或秘书部门处理事务工作所运用的方式、程序、途径和技巧;(2)秘书办公场所,即秘书人员按照一定的制度,并借助于一定的手段处理公务的处所5(3)秘书办公手段,即秘书人员为达到某种办公目的而采用的办公设备,操作技术和操作程序等;(4)公关艺术,即秘书人员为达到“内求团结,外求发展”而采用的一系列的公关措施、方法和技巧。
以上四个区域、25项内容,是就秘书学目前的主要研究领域而言。可以预言,随着秘书学研究的深入及相关学科的发展,秘书学的研究领域还会不断发生变化。
注释:
①王熙梅、王景清主编:《现代秘书学通论》,海洋出版社,1993年版,第90至167页。②钱祺喻,刘开文:《企业秘书学》,四川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1,99至381页。
②张金安、常崇宜编著:《秘书学概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9至305页。
④张希林、吴长有主编:《文秘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85至203页。
⑤董继超主编:《秘书学教程》,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4至202页。
⑥袁维国编著:《秘书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至142页。
⑦搂宇生编著:《通用秘书学》,同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57至278页。
⑧[美]亚历克斯·英克尔斯著:《社会学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l 981年版,第l页。
⑨八十年代初期问世的秘书学著作有翁世荣等编著的《秘书学概论》(1984年9月)、王千弓等编著的《秘书学与秘书工作》(1984年10月)、张金安和常崇宜编著的《秘书学概论》(1984年10月)、孙云洁和王慎先编著的《实用秘书学》(1985年9月)。
⑩九十年代初期问世的秘书学著作有钟辉编著的《现代秘书学概论》(1990年7月)、袁维国主编的《秘书学》(1990年9月)、楼宇生编著的《通用秘书学》(1991年2月)、程明华等编著的《秘书学教程》(1991年5月)、饶士奇、曾斌主编的《秘书学概论》(1991年5月)、娄山关等著的《秘书学教程》(1991年10月)、任群主编的《秘书理论与实践》(1991年12月)、吕发成和方国雄编著的《秘书学基本原理》(1992年8月)、王熙梅和王景清主编的《现代秘书学通论》(1993年1月)、董继超主编的《秘书学教程》(1993年2月)、张岫莹主编的《当代秘书学》(1993年9月)、黄桐华和陆宏辉主编的《新编秘书学》(1994年2月),等等。
⑩[美]乔·A,比彻姆著:《课程理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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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网络安全策略研究论文
计算机网络是一个开放和自由的网络,它在大大增强了网络信息服务灵活性的同时,也给黑客攻击和入侵敞开了方便之门。不仅传统的病毒借助互联网加快了其传播速度并扩大了其传播范围,而且各种针对网络协议和应用程序漏洞的新型攻击方法层出不穷。这些黑客把先进的计算机网络技术,当成一种新式犯罪工具和手段,不仅影响了网络稳定运行和用户的正常使用,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而且会威胁到国家安全。如何更有效地保护重要的信息数据、提高计算机网络系统的安全性已经成为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人民生活的重大关键问题。近年来,网络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开始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焦点。文章分析了几种常见的网络入侵方法以及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网络安全的几点策略。
一、常见的几种网络入侵方法
由于计算机网络的设计初衷是资源共享、分散控制、分组交换,这决定了互联网具有大跨度、分布式、无边界的特征。这种开放性使黑客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入各级网络,并将破坏行为迅速地在网络中传播。同时,计算机网络还有着自然社会中所不具有的隐蔽性:无法有效识别网络用户的真实身份;由于互联网上信息以二进制数码,即数字化的形式存在,所以操作者能比较容易地在数据传播过程中改变信息内容。计算机网络的传输协议及操作系统也存在设计上的缺陷和漏洞,从而导致各种被攻击的潜在危险层出不穷,这使网络安全问题与传统的各种安全问题相比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黑客们也正是利用这样的特征研发出了各种各样的攻击和入侵方法:
1.通过伪装发动攻击
利用软件伪造Ip包,把自己伪装成被信任主机的地址,与目标主机进行会话,一旦攻击者冒充成功,就可以在目标主机并不知晓的情况下成功实施欺骗或入侵;或者,通过伪造Ip地址、路由条目、DNS解析地址,使受攻击服务器无法辨别这些请求或无法正常响应这些请求,从而造成缓冲区阻塞或死机;或者,通过将局域网中的某台机器Ip地址设置为网关地址,导致网络中数据包无法正常转发而使某一网段瘫痪。
2.利用开放端口漏洞发动攻击
利用操作系统中某些服务开放的端口发动缓冲区溢出攻击。这主要是由于软件中边界条件、函数指针等方面设计不当或缺乏限制,因而造成地址空间错误的一种漏洞。利用软件系统中对某种特定类型的报文或请求没有处理,导致软件遇到这种类型的报文时运行出现异常,从而导致软件崩溃甚至系统崩溃。
3.通过木马程序进行入侵或发动攻击
木马是一种基于远程控制的黑客工具,具有隐蔽性和非授权性的特点,一旦被成功植入到目标主机中,计算机就成为黑客控制的傀儡主机,黑客成了超级用户。木马程序可以被用来收集系统中的重要信息,如口令、账号、密码等。此外,黑客可以远程控制傀儡主机对别的主机发动攻击,如DDoS攻击就是大量傀儡主机接到攻击命令后,同时向被攻击目标发送大量的服务请求数据包。
4.嗅探器和扫描攻击
嗅探器是利用计算机的网络接口截获目的地为其他计算机的数据报文的一种技术。网络嗅探器通过被动地监听网络通信、分析数据来非法获得用户名、口令等重要信息,它对网络安全的威胁来自其被动性和非干扰性,使得网络嗅探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往往让网络信息泄密变得不容易被发现。扫描,是指针对系统漏洞,对系统和网络的遍历搜寻行为。由于漏洞普遍存在,扫描手段往往会被恶意使用和隐蔽使用,探测他人主机的有用信息,作为实施下一步攻击的前奏。
为了应对不断更新的网络攻击手段,网络安全技术也经历了从被动防护到主动检测的发展过程。主要的网络安全技术包括:防火墙、VpN、防毒墙、入侵检测、入侵防御、漏洞扫描。其中防病毒、防火墙和VpN属早期的被动防护技术,入侵检测、入侵防
御和漏洞扫描属主动检测技术,这些技术领域的研究成果已经成为众多信息安全产品的基础。
二、网络的安全策略分析
早期的网络防护技术的出发点是首先划分出明确的网络边界,然后通过在网络边界处对流经的信息利用各种控制方法进行检查,只有符合规定的信息才可以通过网络边界,从而达到阻止对网络攻击、入侵的目的。主要的网络防护技术包括:
1.防火墙
防火墙是一种隔离控制技术,通过预定义的安全策略,对内外网通信强制实施访问控制,常用的防火墙技术有包过滤技术、状态检测技术、应用网关技术。包过滤技术是在网络层中对数据包实施有选择的通过,依据系统事先设定好的过滤逻辑,检查数据据流中的每个数据包,根据数据包的源地址、目标地址、以及包所使用的端口确定是否允许该类数据包通过;状态检测技术采用的是一种基于连接的状态检测机制,将属于同一连接的所有包作为一个整体的数据流看待,构成连接状态表,通过规则表与状态表的共同配合,对表中的各个连接状态因素加以识别,与传统包过滤防火墙的静态过滤规则表相比,它具有更好的灵活性和安全性;应用网关技术在应用层实现,它使用一个运行特殊的“通信数据安全检查”软件的工作站来连接被保护网络和其他网络,其目的在于隐蔽被保护网络的具体细节,保护其中的主机及其数据。
2.VpN
VpN(Virtual private Network)即虚拟专用网络,它是将物理分布在不同地点的网络通过公用骨干网连接而成的逻辑上的虚拟子网。它可以帮助异地用户、公司分支机构、商业伙伴及供应商与内部网建立可信的安全连接,并保证数据的安全传输。为了保障信息的安全,VpN技术采用了鉴别、访问控制、保密性和完整性等措施,以防止信息被泄露、篡改和复制。VpN技术可以在不同的传输协议层实现,如在应用层有SSL协议,它广泛应用于Web浏览程序和Web服务器程序,提供对等的身份认证和应用数据的加密;在会话层有Socks协议,在该协议中,客户程序通过Socks客户端的1080端口透过防火墙发起连接,建立到Socks服务器的VpN隧道;在网络层有IpSec协议,它是一种由IETF设计的端到端的确保Ip层通信安全的机制,对Ip包进行的IpSec处理有AH(Authentication Header)和ESp(Encapsulating Security payload)两种方式。
3.防毒墙
防毒墙是指位于网络入口处,用于对网络传输中的病毒进行过滤的网络安全设备。防火墙能够对网络数据流连接的合法性进行分析,但它对从允许连接的电脑上发送过来的病毒数据流却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它无法识别合法数据包中是否存在病毒这一情况;防毒墙则是为了解决防火墙这种防毒缺陷而产生的一种安全设备。防毒墙使用签名技术在网关处进行查毒工作,阻止网络蠕虫(Worm)和僵尸网络(BOT)的扩散。此外,管理人员能够定义分组的安全策略,以过滤网络流量并阻止特定文件传输、文件类型扩展名、即时通信信道、批量或单独的Ip/MAC地址,以及TCp/UDp端口和协议。
三、网络检测技术分析
人们意识到仅仅依靠防护技术是无法挡住所有攻击,于是以检测为主要标志的安全技术应运而生。这类技术的基本思想是通过监视受保护系统的状态和活动来识别针对计算机系统和网络系统,或者更广泛意义上的信息系统的非法攻击。包括检测外界非法入侵者的恶意攻击或试探,以及内部合法用户的超越使用权限的非法活动。主要的网络安全检测技术有:
1.入侵检测
入侵检测系统(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IDS)是用于检测任何损害或企图损害系统的保密性、完整性或可用性行为的一种网络安全技术。它通过监视受保护系统的状态和活动来识别针对计算机系统和网络系统,包括检测外界非法入侵者的恶意攻击或试探,以及内部合法用户的超越使用权限的非法活动。作为防火墙的有效补充,入侵检测技术能够帮助系统对付已知和未知网络攻击,扩展了系统管理员的安全管理能力(包括安全审计、监视、攻击识别和响应),提高了信息安全基础结构的完整性。
2.入侵防御
入侵防御系统(Intrusion prevention System,IpS)则是一种主动的、积极的入侵防范、阻止系统。IpS是基于IDS的、建立在IDS发展的基础上的新生网络安全技术,IpS的检测功能类似于IDS,防御功能类似于防火墙。IDS是一种并联在网络上的设备,它只能被动地检测网络遭到了何种攻击,它的阻断攻击能力非常有限;而IpS部署在网络的进出口处,当它检测到攻击企图后,会自动地将攻击包丢掉或采取措施将攻击源阻断。可以认为IpS就是防火墙加上入侵检测系统,但并不是说IpS可以代替防火墙或入侵检测系统。防火墙是粒度比较粗的访问控制产品,它在基于TCp/Ip协议的过滤方面表现出色,同时具备网络地址转换、服务代理、流量统计、VpN等功能。
3.漏洞扫描
漏洞扫描技术是一项重要的主动防范安全技术,它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法来检查目标主机是否存在漏洞:在端口扫描后得知目标主机开启的端口以及端口上的网络服务,将这些相关信息与网络漏洞扫描系统提供的漏洞库进行匹配,查看是否有满足匹配条件的漏洞存在;通过模拟黑客的攻击手法,对目标主机系统进行攻击性的安全漏洞扫描,如测试弱势口令等,若模拟攻击成功,则表明目标主机系统存在安全漏洞。发现系统漏洞的一种重要技术是蜜罐(Honeypot)系统,它是故意让人攻击的目标,引诱黑客前来攻击。通过对蜜罐系统记录的攻击行为进行分析,来发现攻击者的攻击方法及系统存在的漏洞。
四、结语
尽管传统的安全技术在保障网络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一个巨大、开放、动态和复杂的互联网中技术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局限性。安全厂商在疲于奔命的升级产品的检测数据库,系统厂商在疲于奔命的修补产品漏洞,而用户也在疲于奔命的检查自己到底还有多少破绽暴露在攻击者的面前。传统的防病毒软件只能用于防范计算机病毒,防火墙只能对非法访问通信进行过滤,而入侵检测系统只能被用来识别特定的恶意攻击行为。在一个没有得到全面防护的计算机设施中,安全问题的炸弹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用户必须针对每种安全威胁部署相应的防御手段,这样使信息安全工作的复杂度和风险性都难以下降。为了有效地解决日益突出的网络安全问题,网络安全研究人员和网络安全企业也不断推出新的网络安全技术和安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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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投资风险法律研究论文
文 章
来源 莲山 课件 w w
w.5 Y k J.cOM公文风险投资是指在高风险的情况下,向处于起步阶段或发展初期,具有市场前景和风险的高科技项目进行的投资,是一种高风险和高收益的长期投资。它不需要任何资本抵押和担保,一般通过企业上市或收购、兼并获得回报。健全的风险投资体系一般由风险企业(科技资本家)、风险投资家、投资者、中介机构和政府等构成。与传统投资相比,风险投资具有以高科技产业为投资目标,以资本增值而非企业分红为目的,以某些项目的高额回报补偿另一些失败项目的亏损等特点。
一、发展我国风险投资的法律障碍
1、我国没有规制风险投资的专门国家立法。但可适用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法律:《公司法》、《合同法》、《民法通则》、《合伙企业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科学技术进步法》、《证券法》等;二是国务院及相关职能部门颁布的文件: 《关于加强科技进步的决定》、《关于“九五”期间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以高新技术成果入股若干问题的决定》、《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关于设定风险投资机制的若干意见》等;三是地方政府规章、政策:如深圳的《深圳市关于进一步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等。但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没有一部专门有关风险投资的国家立法,这使我国的风险投资长期因法律地位缺失而无法引起足够的重视,严重阻碍了我国风险投资的发展。
2、我国自2006年1月1日施行的《公司法》相关规定,仍然没有完全考虑风险投资行业的特点。《公司法》于2005年10月27日经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虽然即将施行的《公司法》许多条款相比原《公司法》有利于促进风险投资的发展,但仍存在许多障碍:
2.1《公司法》规定的“授权资本制”,考虑到了风险投资项目的滞后性和资金分阶段投入的特点,但分期缴纳出资的期限仍然过短。我国最新《公司法》第26 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公司全体股东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20%,也不得低于法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其余部分由股东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第81 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发起设立方式设立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发起人认购的股本总额。公司全体发起人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其余部分由发起人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
2.2 最低资本额的规定对风险投资业构成准入障碍。我国最新《公司法》规定非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的最低股本规模为人民币500万元,上市公司的最低股本规模为人民币3000万元。股本规模的要求仍然较高,与风险投资业以小搏大的特征不符。
2.3《公司法》对股份转让的限制,严重影响了风险资本的退出。《公司法》第七十二条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
2.4股东人数和认购股份的限制。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而言, 最新《公司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由五十个以下股东出资设立。”这里对股东人数规定了上限,而“五十个”股东的上限显然不足以为风险投资公司筹集大量的风险投资资金。对于股份有限公司而言,虽然在股东人数上未规定上限,但在《公司法》第八十五条规定:“以募集设立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认购的股份不得少于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
3、目前在国际上已被证明的最有效率的风险投资公司形式为有限合伙制。在采用有限合伙的公司中,少数掌握广泛专业知识的风险投资家作为普通合伙人对内管理公司,对外承担无限责任,在承担高风险的同时也享受高回报,能够有效地激发其工作激情;提供风险投资资金的投资者作为有限合伙人对内不直接参与日常管理,对外承担有限责任,也可以获得相对稳定的回报,从而可以保证风险投资资金的来源。而我国法律规定可供选择的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普通合伙等,未包括有限合伙。《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十五条规定:“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这些规定表明我国的个人合伙是普通合伙,合伙人需承担连带无限责任。《合伙企业法》第五条规定:“合伙企业在其名称中不得使用‘有限’或者‘有限责任’字样”。
4、缺乏完善的法规与政策支持,风险投资退出难。一是我国尚未出台风险投资法,风险投资机构的设立、运作和退出缺乏法律依据。目前缺乏完善的市场化退出渠道是制约我国风险投资业发展的最大障碍。二是目前国际上通行的风险资本退出方式主要有公开上市、股份回购等。最新《公司法》对于公开上市仍然提出了较高的上市标准,而大多数风险企业通常无法满足上市标准,因而其股份无法上市流通。
5、我国《保险法》和《商业银行法》对风险投资的限制。《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只能从事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等业务,禁止商业银行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而对于保险机构、社会保障机构与资本市场对待的问题, 《保险法》第104条规定:“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限于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保险公司的资金不得用于设立证券经营机构和向企业投资。”
二、构建和完善我国风险投资的法律思考
2004 年5 月17 日,中国证监会正式发出批复,同意在深交所设立中小企业板块,标志着始于1985 年的我国风险投资体制建设开始昂首迈出第三步.但由于风险投资涉及的关系较为复杂,加上其固有的高风险性质,以及我国现行相关法律法规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完善和构建我国风险投资的相关立法内容应当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我国应该加紧制定《风险投资法》。其内容应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风险投资的宗旨,即促进风险投资发展,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提高我国的国家竞争力;风险投资的基本原则,即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建立风险投资机制;风险投资的主体,包括风险投资的初始投资者、风险投资机构、创业企业,另外还应该包括国家,中介组织等广义风险投资主体;风险投资的投、融资,主要规制风险投资家为组建风险投资机构与原始投资者之间的投融资法律关系,风险投资机构与创业企业间的投融资法律关系;风险投资的退出,包括企业购并、企业清算、企业上市等风险投资退出方式。[1](p105)
2、我国现行修改的《公司法》相比之前的《公司法》作了如下有利于风险投资的修改:(1)取消了原《公司法》第12 条的“公司转投资不得超过公司净资产50 %的限制”。(2)改革了现有的公司资本制度,以“授权资本制”代替“法定资本制”。原公司法实行的是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度,要求股东在设立公司时,必须足额地、一次性地认缴经工商部门登记的公司注册资本。这对处于成长期的创业企业来说,极易造成早期资本闲置,也有碍于风险资本的高效利用。(3)取消了“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的出资比例限制,最高出资比例可达80%。提高“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在高科技企业中的出资比例,体现了国家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化和促进风险投资发展的精神,对科研工作者创办高新技术企业,加快科研成果的产业化,促进风险投资的发展是一个极大的推动;(4)相应降低了“公司上市标准”,风险资本进入创业企业的目的,不是控制创业企业,而是最终通过退出创业企业获取资本增值。
3、修改《合伙企业法》,引入有限合伙制法律制度。它既具备减少投资者的风险、鼓励众多投资者踊跃投资的聚合资金功能,又具备提高风险投资机构信誉,强化风险投资家责任的人合功能,还通过灵活的合伙合同安排解决风险投资机构中棘手的代理问题,建立了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但是,我国的许多地方已经在鼓励风险投资的政策法规中,明确了有限合伙制作为企业组织形式。《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第25 条明确规定:风险投资机构可以采取有限合伙形式,有限合伙的合伙人由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组成。风险投资公司采用公司制有利于保证资金安全,而有限合伙制最大的特点是决策机制灵活,适应于风险投资活动的特点,而且较好地解决了激励和约束机制问题。因此,我国法律,包括《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应当确立有限合伙制这种风险投资公司组织形式。[2](p28)
4、修改限制风险投资资金供给的法律法规,拓宽风险投资资金渠道。修改《商业银行法》、《保险法》《养老基金管理办法》,适当放宽对这些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限制,允许他们适度地参与风险投资,如允许一定比例的养老基金、保险金和商业银行存贷差额资金参与风险投资,同时规定只能采用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的形式进行。
5、修改和完善税收法律制度,完善税收法律环境。税收法律体系的建立健全需要较长的时间,现阶段应尽快完善相关税种中关于风险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考虑以下几个税种:
5.1增值税。一是尽快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减轻风险型企业的税负。由于风险企业的范围较小,实行增值税转型不会给国家财政造成过大的压力。在2004年东北三省部分行业实行增值税转型试点后,应尽快在我国风险企业中推广。二是扩大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范围。除允许享受一般企业的进项税额抵扣外,还应该允许企业将研究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人员培训等费用按比例从增值税税基中抵扣。可以对企业购进无形资产的费用经税务机关核实后,按一定的扣除率抵扣进项税额。三是放宽风险企业关于一般纳税人认定标准,以此鼓励中小风险企业的发展。
5.2企业所得税。其一,延长风险投资企业和风险企业的免税年限为5年,同时把规定中对高新技术企业的“自投产起”改成“自盈利起”。其二,对于研发费用的加扣,建议取消盈利企业和增长比例的限制,可规定企业科研支出达到年销售额一定比例的,就可享受加扣费用。其三,实行加速折旧政策。允许对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开发项目服务的仪器设备等固定资产实行加速折旧。其四,实行再投资退税政策。即风险投资企业把其从风险投资中取得的收益再用于风险投资,则这部分收益应免征所得税。其五,允许把风险投资的损失直接用于抵减投资的资本利得。风险投资发生亏损是很常见的,这项措施可以直接降低风险投资的风险,有利于增强风险投资者进行投资的愿望和信心。
5.3个人所得税。促进风险投资发展还要充分发挥风险投资资金提供者和管理者的积极性,应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应给予风险投资者和风险投资企业管理者特别的个人所得税减免待遇。二是提高风险投资者的免税额,并减少税率级次,扩大各档次级距,使其在获利也能享受到税收优惠政策。对风险投资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的期权之类的风险报酬收益适用优惠税率,并在其所得实际收到时纳税。三是取消风险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给其作为股东派送的红股计征个人所得税的规定。
6、修改相关法律、法规,完善风险投资退出机制。我国当前规制风险投资退出的法律、法规主要有《证券法》、《破产法》、《民事诉讼法》、《外商投资企业清算办法》等。目前我国二级市场上虽然正在实行股权分置改革试点,但仍有大量国有股禁止流通,法人股限制流通,阻塞了风险资本从二级市场退出的道路;在我国,完善的产权交易市场远没有形成。至于破产清算制度,我国目前的《破产法》只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的清算适用《外商投资企业清算办法》,其他企业的清算则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实践操作中非常困难。因此,应完善破产法律制度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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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中国法律思想史 研究论文
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论文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秦国依靠法家思想富强称霸,统一六国,“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但是,秦朝也因法家思想走向极权统治,加之奸臣当道,二世而亡。汉朝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将儒家思想确立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思想。然而,汉承秦制,法治理念并没有衰落,反而为各朝沿用,中国封建社会的法治传统同时确立。儒法两家都主张国家由天子一人治理,君主归为天子,至高无上。正是儒法两家这种国家由天子一人治理的主导理念,对官吏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董仲舒提出“君为臣纲”,而法家早也有这样的论述:“吏者,民之本、纲者也”。也就是说,君主相对于臣子的地位,相当于官吏相对于人民的地位,进而可知,君主的一切行为在官吏那里,都可以被复制而施用于人民。
中国传统社会是人治社会,这种“人治”始于君主,然后在君臣二级分治的体制下,被各种官吏不断复制甚至恶化和滥用。虽然法家有过限制君权的尝试,但是收效甚微,最终不了了之。中国没有限制君权的成功,商鞅之后也不敢有这样的尝试。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地方官吏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复制皇帝的极权专制,中央很难对其采取限制和打击。一般情况下,君臣勾结,互相满足利益,以求“维稳”。追究这种体质性现象的实质,不难发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完成了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型,同时也完成了国家私有制为核心的国家体制向土地私有制为核心的国家体制的转变。中国封建社会的核心在于维护私权,但是无论是君主还是臣子,他们对于私权的维护都缺乏明确的限制和约束。虽然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但是他本身不可能将这种统治权贯穿于国家的各个层面,必须通过设置官吏进行管理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在这个过程中,君主的地位虽然明显高于臣子,但是相对来说臣子对君主有一定的约束,二者互相牵制。由此,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便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也生发出中国封建社会其他各种问题。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核心在于君主和臣子对于私权的维护没有明确限制和约束,并且君主和臣子不同程度的相互牵制又相互勾结,从而,中国封建社会从上至下形成了一种自私自利的国民劣性,毫无远见并且刚愎自用。中国各个朝代的法律基本也都是恶法,强调对犯罪行为的严刑重罚,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奖励善行,但是在一种“私权至上”的社会环境中,中国人民更多首选自保。中国和西方同样强调“私权至上”,但是中国所走的道路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社会局限于私权之中,而没有从一种更宽广的视野将“私权至上”确立为社会的核心原则,这也是中国古代自然法和宪法发展十分落后的原因所在。但是中国出现这种状况具有客观必然性,从春秋战国后期秦朝开始中国社会由儒法两家思想主导,道墨两家思想一直没有良好的发展环境。儒家的家族主义具有承袭西周宗法制的先天优势,法家的国家主义在战乱纷争的春秋战国时期也具有极大的现实优势,从而形成了秦朝的具体社会形态。秦朝确立了法家思想的主导地位,汉朝董仲舒确立了经过修正的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在此之后法家也较好的进行了儒家化,从此中国社会便由儒法两家主导。改变一种已经具有统治地位的社会主导思想无疑是十分艰难甚至不可能的,虽然秦汉以后各个朝代不同程度都有过对道家思想和墨家思想的重视,但是道家的个人主义和墨家的世界主义还是难以被大众所接受。
变质的私有制是中国封建社会最本质的问题,是其他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皇帝和各级官吏上下级权力关系明显,专制集权主义严重,由于相互牵制的客观存在,又不得不相互勾结。变质的私有制导致恶劣的利益之争,利益之争又导致权力之争,于是结党营私、官商勾结、买官卖官变成了自然而然的现象。然而在获得权力之后,损公肥私、贪赃枉法、贿赂腐败又成了绝大多数官员最真实的生活。在这样一种丑陋的社会体制中,上至皇帝,下及臣民,都完全自溺于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之中。纵然一些“异见者”在不同时期提出过强烈的批评意见,但是他们难以拥有实权也难以进行变革,这些言论和思想在中国古代只可能是昙花一现。在这样一种“私权至上”的社会环境中,以皇帝为首的私有制所有人的权利丝毫不受干涉,官员也只是为了取得一定的权利而接受皇帝的制约,在取得权利之后便胡作非为,甚至与皇帝争权。变质的私有制是中国封建社会最根本的问题,权利约束机制在中国从来不存在,因此在中国难以产生真正的自由,中国只能逐渐成为一潭死水,生机是根本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