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的文本学研究及资本现代性的论文[五篇范文]

第一篇：《资本论》的文本学研究及资本现代性的论文

现代性已经越来越从抽象的学术性问题，逐步转变为一种与每个人生死攸关的重大现实性问题。

很多卓越的思想家们纷纷加入到对现代性的批判行列中。通过对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抽象本质的批判反思中，人们或许可以获取必要的思想力量，但是却未必从中获取真正的现实力量。由于忽视对资本的批判，将导致我们的所有批评都是肤浅的，天真的。正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条分缕析，马克思不无敏锐地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的运行逻辑依然深深根植于西方形而上学土壤之中，与此同时，他更为深刻地揭示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并从“历史深处”将现代性的命运与资本的逻辑联系起来。在他看来，“资本的命运”与“现代性的命运”是如出一辙。本文试图通过对马克思《资本论》的文本学研究，借此勾勒出现代性问题的基本图式，并阐发所谓的“思想中的时代”的意义，以期打破现代性的“无知之幕”.一、商品与劳动：资本逻辑的实现基础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了商品生产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总体地位，并将人类社会发展阶段概括为“直接的社会关系”,“物化的社会关系”和“自由人的联合体”三大阶段。究其实质而言，“直接的社会关系”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物化的社会关系”是以商品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则是以产品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事实上，我们知道商品生产现象在人类社会发展初期就已经出现，可是为什么只有到了当代人类社会才被称为商品经济社会？其中又有什么样的原因呢？问题的答案其实就隐藏在《资本论》开篇之中。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商品的极大丰富，商品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基本细胞，在商品关系中包含了一切现代关系的萌芽，也就是说，商品是现代社会的“抽象总体”.正如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分析的那样，马克思将商品分析作为其理论的逻辑起点主要原因在于，在人类的这一发展阶段上，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在商品的结构之秘中得以解答。当然，所应具有的前提必须是只有当关于这个问题的提法具有像马克思那样的深度和广度时，只有当商品问题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学的专业性领域，而是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整体性和结构性的根本问题时，我们才有可能发现资本主义的所有奥秘[1].因此，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应该以商品分析开始。

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积累最主要的物质表达形式。从表面上看，商品作为人们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是一个简单而平凡的物，但正是这个“物”却“充满形而上学的玄妙和神学的怪诞”马克思认为，不同的商品交换必然需要根据两者之间的一定比例，必然存在一些彼此转换的共通物。一般而言，不同商品之间有着不同的使用价值，也就是说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以其物质形态表现出来的，有质的区别，因此，在这个层面上，不同商品之间完全不具有可交换性。但是，不无吊诡的是，商品经济社会恰恰是建立在不同商品之间可交换基础之上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唯一的途径就是使用价值的抽象化，从质的差异转变为量的差异。

这样一种抽象化过程是如何完成的呢？马克思是从对商品所包含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剥离开始的。通过马克思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对于商品而言，犹如硬币之两面，使用价值是劳动对象化的直接结果，是商品的物质属性，交换价值关心的不是质而是量的差别，它集中突显了商品的社会属性。因此，具体劳动创造了商品的物质形态，也即体现为商品不同的使用价值，仅仅使商品交换获得了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而把这种异质的劳动转化为同质的劳动，这种交换才最终成为一种现实性。如果将商品的使用价值剔除掉，那么商品就只会剩下劳动产品的这一个属性。当劳动产品中的有用性被消解掉，那么各种具体劳动的外在形式也就随之不复存在，进而全部转化成为相同的人类劳动，也就是所谓的抽象人类劳动。

因此，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尽管它们的具体形态千差万别，却都无一不指向同一个统一物。这个统一物，就是体现于凝结在商品交换中的劳动的特性，也就是商品的价值。在商品的交换关系中或交换价值中表现出来的共同东西，不同种类的劳动被抽象为一般人类劳动，其实质就是所谓的商品的价值，也即价值就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

商品交换的奥秘就在于，商品的质的差别的消失和量上的可比较性。明此乎，我们就可以最终揭开商品交换的神秘面纱，才可以真正理解商品等价形式及后来发展起来的货币形式的重要之处。

马克思从商品中剥离出劳动的二重性，即抽象劳动（一般人类劳动）和具体劳动。一方面，具体的有用劳动体现的是人的力量在满足人类自身物质需要的生产形式上的耗费，它生产使用价值，生产麻布和上衣的使用价值的生产活动，是特殊的生产活动同纱和呢绒相结合，正如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一样，因此人类的具体劳动与纱和呢绒仅仅形成的是一种生产上的关联，正是因为如此，导致产生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从一开始就不是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被组织起来的，它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转化生成的中介，是人感性对象性活动的直接结果。另一方面，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与商品的物质形态没有任何关系，商品生产过程中的人格性和差异性被藏匿于平庸的无差别、抽象化的劳动中。作为交换价值的是同质性的抽象人类劳动，它生产价值。人的丰富而多杂的劳动形式经过这样一个抽象化的处理变得单一而纯粹。可以说，在所向披靡、无坚不摧地资本主义工业化浪潮中，一切意义上的具体劳动都将丧失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也可以说，在抽象劳动统治下，实现了对“活劳动”的遮盖，作为劳动者的人的丰富性被抽象的经济合理性所抹杀，人成为了生产机器中的一个零部件，成为片面而贫乏的现成存在物，成为失去真实生命感的单向度的人。

二、货币与资本：资本逻辑的基本展现

如上所述，我们已经提到，价值的表现形式是交换价值。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交换价值是一切个性，一切特性都已被否定和消灭的一种一般的东西”[2]32.而交换价值的一般形式，就是货币。货币是抽象劳动的必要的具体化，作为商品价值的实现形式。以市场交换关系的确立为前提，货币作为一种流通物从一个主体转移到另一主体。虽然，以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为代表的国民经济学家首先看到了这个现象，但是，他们并不能真正说明货币是如何转变成为可以增值财富的资本。从形式上来看，资本家付给工人工资，工人为资本家干活，完全基于一种自由选择、等价交换的原则。但马克思通过自己的科学分析表明，国民经济学的结论完全是以一种形而上学式的虚构和假设替换了事实的真相。

由于在商品经济社会中，社会生产的组织者需要拥有一定的数量的货币用以购买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因此，资本首先是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人们很容易被这样的表层现象所迷惑，以至于认为货币即为资本。事实上，马克思在其《资本论》已经非常确定地指明：“作为货币的货币”和“作为资本的货币”是完全不同的。具体而言，“作为货币的货币”是商品流通形式（商品-货币-商品），其流通过程中是先卖后买，流通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商品，货币只是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物。而“作为资本的货币”则完全是资本流通形式（货币一商品一货币），其流通过程是资本家首先用货币购买商品，然后再把商品卖出去，重新取得货币，从买开始，以卖告终。看似简单的“卖”和“买”次序的颠倒，却折射出整个资本主义资本运作的深层逻辑。与此同时，还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作为资本的货币”相较之“作为货币的货币”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以获得资本增值，也就是以榨取剩余价值为其终极目标的，并遵照这样的逻辑的进入到一种永远震荡的逐利过程中。所以，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根本标志就在于它带来了剩余价值。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货币羽化为资本时的流通形式，和一切以前阐明的关于商品、货币和流通本身的性质的规律相矛盾的”[2]186.商品一经被生产出来，其价值就凝结在其中，在进行商品交换的过程中，商品之间只发生形式上的交换，其价值量不会发生任何改变。但是，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流通过程中，我们会发现资本实际上发生了增值现象，正如早期的重商主义经济学家们所认为的那样，剩余价值是流通中产生的。但是，马克思通过细致深入的分析，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事实上在流通过程中，不论是等价交换或不等价交换，都不能带来剩余价值。那么，在资本流通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了剩余价值的产生？马克思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的买和卖。

从亚当·斯密开始，国民经济学看到了劳动才是财富的源泉和基础，但他们所承认的劳动只是一般的抽象劳动。在着名的“斯密教条”中，工资完全被视为是工人所提供的劳动等价物，用这一理论使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合理化。为了深入剖析这个问题，马克思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两个概念。“谈劳动能力并不就是谈劳动，正像谈消化能力并不就是谈消化一样”[2]196.马克思认为，国民经济学的失误就在于没有区分这两个概念。何谓劳动力？马克思把“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定义为劳动力或劳动能力”[2]190.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力是作为一种商品，而且是一种特殊的商品的形态而存在。有鉴于此，劳动力和其他商品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重性。

但是，正如马克思不无犀利地指明的那样，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其特殊性就体现在它能够生产大于本身价值的价值。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诸阶段，劳动力并不必然都要成为商品的，只是到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才从劳动者那里剥离出来成为商品。当资本所有者要在市场上找到作为商品的劳动力，需要满足各种条件。马克思首先指出，劳动力成为商品，需要两个基本的条件：一是，劳动者必须有人身自由，即在法律上和货币所有者处于同样的地位；二是，劳动者没有任何劳动资料，不占有劳动对象。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劳动与资本是完全割裂的，劳动者失去了所有可以依靠的生产生活资料，维持生存的唯一途径只能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从而换取生活生产资料。当劳动力一旦被出卖，则它的真正所有者转移到资本家手中。马克思说，“劳动力这种商品的特殊性，对买者是一种特别的幸运，对卖者也绝不是不公平”[2]219.也就是说，当劳动力转变为商品的时候，也就意味着资本原则的开始运转起来。马克思正是通过对“劳动力”和“劳动”范畴的区分，认为劳动力成为商品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立的基础，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条件。马克思的整个剩余价值理论就是建立在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基础之上的。资本家把货币变为商品，把活的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结合在一起，就使物化劳动变为自行增值的价值，变为一个“有灵性的怪物”.三、物的逻辑：资本逻辑的本质突显

经过劳动范畴向商品范畴的飞身一跃之后，它的逻辑进一步澄明。于是，“一个有灵性的怪物”便以其发展的全部展露出来，它就是资本。所谓资本逻辑，不是泛指资本的所有属性，而是特指资本自身增值、追求利润最大化、唯利是图和不断扩张的自由本性，资本原则构成现代生活的统治力量。

生机勃勃的生活世界经过工具理性的抽象和提炼之后，还原和简化为一个枯燥的资本世界。归纳起来，资本逻辑有以下两方面的特质：

其一，资本的本质不是物，而是人与人的物化社会关系。在马克思创立科学的资本理论之前，资本实际上已经被经济学家们广泛使用，并按照各自理解对资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定义和解释。无独有偶，他们几乎都没有从历史运动中把握资本，而是将资本看作是积累起来的物化劳动，是一种仅在不同人手中流通的静止物，进而毫无批判意识地为不公正的社会现实辩护。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一书中把资本看作是“作为手段被用于新劳动（生产）的那种积累的（己实现的）劳动（确切地说，物化劳动），也就是单纯的劳动工具或劳动材料”[2]12.马克思指出，李嘉图观点的真正问题在于，他仅看到了资本物质的存在形态，而忽视了资本之所成其为资本的形式规定。也就是说，当我们仅仅将资本看作物质生产工具，而没有看到资本在社会历史的展开维度，那么资本必将被视为非历史的客观存在。事实上，这种以资本为其纽结的生产关系既不是恒久不变的，也不是自在存在的，而是有其历史的产生过程。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所犯的最根本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把资本家支配工人劳动的事实视为天经地义的真理，将这种权力固化为资本家的一种“天赋”权力，从而否定资本的历史形成过程，否认资本形成的真实起源。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一直以来都将资本看作是永恒的超历史的存在，而非历史性的存在，以此对资产阶级占有资本这一事实进行合理性辩护。按照李嘉图对资本的理解，马克思指出：“那么人体的四肢也是资本，因为它们也必须通过活动，通过劳动来使它们发育，使它们取得营养，把它们再生产出来。这样，资本就只是一个同人类一样古老的事物的新名称了”.“资本被理解为物，而没有被理解为关系”[3]456.马克思对资本的认识与他们截然不同，他从看似简单的物中看到社会关系，把资本放在历史中进行考察，从运动中把握资本，就像英国学者霍奇森所说的，“《资本论》并不是离开社会关系和历史的阶段去研究抽象的‘经济',而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及其固有的社会关系”[4].马克思指出，“准确地阐明资本概念是必要的，因为它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明确地弄清楚’资本主义‘关系的基本前提，就必然会揭示出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矛盾，以及这种关系超出它本身的那个界限”[3]295.应该说，是马克思给我们明确的指出了正确理解资本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 1847 年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第一次对资本的本质作了深刻的陈述，指出资本的本质不是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社会生产关系。张一兵先生曾考证，马克思其实在 1857 年以前，具体说是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写作之前，从来没有使用过“资本主义”（Kapitalismus）一词，而只是使用“资产阶级社会”（bourgerliche gesellschaft）。马克思是在科学地确认资本作为一种社会生活关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生活方式后，才明确创立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这一核心概念[5].其二，在资本的原则之下，生命活动成为异在于人的活动。“抽象统治”是马克思的用语，它指的是现代生产关系对人的抽象化统治。它的控制逻辑是通过对具体劳动的抽象化，转变为货币符号，进而最终实现资本关系对人的奴役。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人失去了作为感性对象性存在的自我身份，劳动以及劳动产品不再是人的生命丰富性的确认。与之完全相反的是，资本通过对人的劳动的占有而实现和延展了它自己，人被降格为资本实现其自身的工具和手段。马克思指出，“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拥有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它对我们说来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总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6].刚刚从自然力支配下走出来的人类，被卷入到资本的车轮中，成为自我的分裂的异化的人。

所以，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绘的那样，人不再属于人自身，而是被动地从属于机器。人相对于机器而言，成为了次要的存在。在大工业化的时代，机械化、片面化的劳动使人与他们的劳动本身以及劳动成果对立起来。当人不再是主宰资本的绝对力量，那么只有不断增殖才成为资本的真正宿命和必然逻辑。资本要求不断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要将资本的足迹踏遍地球的每一寸土地。在资本这种不可遏制的冲动和支配下，原有世界中一切“凝固”的静止物将摇晃震荡起来。由资本逻辑所主导的世界必然走向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的全球化，“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7].透过对资本运动的逻辑的深刻剖析，马克思预言了世界历史的形成，这一预言已经被席卷一切的资本全球化的现实所证实。这样一个完全由资本所支配的时代将会成为一个“人之死”的时代。这一切，必然导致以资本逻辑为其基本内核的现代性终将会走向与人类生命的相反处的历史结局。

综上所述，《资本论》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病理学分析，更是对整个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全景式探索。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当代人类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的轨迹依然受控于资本逻辑，离开了资本的霸权不可能理解现代社会。

参 考 文 献

[1]（匈牙利）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43.[2]（德）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匈牙利）瓦依达。异化与社会主义[M]//陆梅林。异化问题：上。北京：文化艺术出版，1986:378.[5]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541.[6]（德）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7.[7]（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76.

第二篇：资本论读后感——资本的统治

资本论读后感——资本的统治

题记：事物在其表面上，往往以与其本质相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记得以前看到某个西方政治著作家的话，说集权和极权的区别在于，集权只是一种形式上的专制，而极权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专制，因为它深入人心，让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从心里认同这种专制独裁。而现代社会，正是一个资本所统治的极权社会。

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看作一种历史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是，资本家用一定量的预付资本，购买雇佣工人的劳动；雇佣工人为资本家劳动，从而以工资的形式取得自己劳动的报酬。这一过程表面看起来是非常公平的：资本 家和工人，分别作为劳动力的买方和卖方，平等的出现在劳动力市场上、平等的交易；资本家可以选择雇佣这个工人，也可以选择雇佣那个工人，工人可以选择受这个资本家雇佣，也可以选择受那个资本家雇佣。表面上看来，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完全符合商品交换的价值规律。

但是，在这表面之下，掩盖了事实的真相，那就是：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和它的价值，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东西。资本家所付给工人的工资，只是他的劳动力的价值，而不是他的劳动力的使用价值。

剩余价值，这个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大秘密，就隐藏在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差别之间。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是使用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比如，在一个10小时工作日内，工人以10000元的原料，生产了20000元的产品，那么，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就是10000元（20000元减去10000元）。劳动力的价值，是指劳动力的维持费用，即：一个人要保持正常的体力和脑力，在一天之中所要消耗的生活数据的价值。比如工人为资本家劳动了一天，获得5000元的工资，那么，这5000元就是他的劳动力的价值。

工人为资本家劳动10小时，创造了10000元的价值（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平均每小时劳动创造1000元价值。而他实际上获得的工资却只有5000元，也就是说，他只有5小时在为自己劳动，而剩余的5小时，全部是无偿的为资本家劳动。这剩余的5小时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就是资本家的利润的来源。——如果没有剩余价值，则资本不可能增殖，资本家不可能获得利润。在雇佣劳动中，劳动者（工人）的所有劳动都表现为为自己的劳动；他为资本家提供的无偿劳动（剩余劳动）掩盖在他的工资的面具之下。在奴隶劳动中，奴隶的所有劳动都表现为为奴隶主的劳动；即使是奴隶维持自己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也表现为奴隶主的财产。在徭役劳动中，农民在一年中的一段时间内在自己的土地上为自己劳动，在另一段时间内在地主的土地上为地主劳动，即服徭役。

在雇佣劳动和奴隶劳动中，劳动者为自己和为他人的劳动，在时间和空间上是结合在一起的。不同点仅在于，雇佣劳动的成果表现为劳动者自己的财富，而奴隶劳动的成果表现为奴隶主的财富；前者是隐蔽的剥削，后者是赤祼祼的不加 1

掩饰的剥削。在徭役劳动中，劳动者为自己和为他人的劳动，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分开的。

典型的奴隶劳动，如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和内战以前美国南方种植园的奴隶制。在奴隶劳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信奉“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奴隶和其它的劳动数据一样，都是奴隶主的财产的一部分。在雇佣劳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信奉自由、平等。我在稍后会论及，为什么这种自由平等的理念，落实到现实中，会成为它的反面，甚至形成现代社会中资本的极权统治。

通过对雇佣劳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区别，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平等的商品交换规律，会演变为不平等的资本主义占有规律。

买方和卖方在对等的基础上，进行平等的交换，起初并没有产生任何问题。但是，当交换的商品变成劳动（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时，异变便开始了。劳动力的使用形成劳动，而劳动创造价值，因此，劳动力便可以与资本进行交换。（劳动力本身不是价值，它不可以与代表价值的资本进行交换。）这里的欺骗性在于，工人天真的以为资本所购买是他的劳动，他得到资本所付的工资，他与资本间的交易就算完成了、两者就扯平了。而实际上，工资所购买的，并不是他的劳动，而是他的劳动力，换句话说，只是他的劳动的一部分，即他的劳动力的维持费用。而他在自己的劳动力的维持费用之外所创造的价值，则无偿的为资本家所占有了。

因此，在劳动（劳动力）的买卖这一特殊的商品交换过程中，拥有资本的一方，日益富裕，享受着社会进步的果实，而拥有劳动力的一方，日益贫穷，资本主义财富生产的一切历史必然性的悲剧皆落到了他们的头上。正如在奴隶劳动之中，物质生产过程的所有血泪都是奴隶的血泪一样。

命运是否真的存在？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可以说是有命运的。奴隶不能摆脱他作为主人工具的地位，（注意，不要把个别奴隶的解放，甚至跃升为奴隶主，等同于奴隶地位的改变；横扫罗马本土二十年的汉尼拔，也曾是奴隶哩。）这是奴隶的命运。而奴隶的现代后裔，雇佣工人，则再也不会重复祖先们那种直接隶属于人、作为工具而存在的命运了。他们变成了隶属于资本的奴隶，但在面对他人时，他们可以有权宣示自己的独立了。

宗教把命运神化为永恒，正如资本把它的剥削权力神化为永恒一样。在基督教，现代的资本家打上了上帝选民的印记，而雇佣工人，则等待着末日审判那未知的命运。说白了，资本就是现代社会的上帝。

现代社会，就其性质而言，是排斥多神教的。一元化的基督教，是最适合资本的宗教。

顺便提一下，关于财产继承权的问题。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曾经饱含人类同情的善意关怀，说过这样的话：政治权力的继承已经成为过去，经济权力的继承是否也有一天会消失呢？父亲把政治权力传给儿子，是不合法的，那么，父亲把经济权力传给儿子，又为什么是合法的呢？罗素说，我看不到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两者之间的区别。他认为，或者说他希望，经济权力的继承，也终

有一天会消失。

除了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二者之间的对比，他找不出本质的区别外，罗素没有给出任何关于这个论点的论证。一直以来，我都不明白，为什么经济权力的继承会走政治权力的继承那条老路，走到最后全社会都认为它是非法的。——除了惊叹罗素这种天才的模拟和想象力外，就是一串问号了。

但在马克思这里，我找到一点线索。正如上文所提到的，资本家和工人，一个拥有资本（劳动数据的所有者），一个拥有劳动力。劳动不再像文明初期那样，是劳动力对劳动资料的主动、自觉的占有，而异化为了后者对前者的强制的、有计划的压榨。资本家把财富传给子孙，实际上是把剥削他人的权力传给了子孙。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改变，“财富的继承直接意味着剥削权力的继承”这一规律便不会改变。资本从父亲的手中传给儿子，换一个角度来看，更易于理解事情的真相：资本把自己的代表从父亲换成了儿子；人的生老病死丝毫不会影响资本的增殖。于是，我们可以看到继承权背后所隐藏的真相，那就是：这仅仅只是一个资本所有者变化的过程，就像A把手头持有的股份转让给B一样，问题的实质没有任何改变。

因此，即使现代社会的法律规定废除继承权，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不会有丝毫影响。

但是，历史的来看，只有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之时，继承权才会消灭；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继承权就会自然随之消灭。在现代社会，要强制的消灭继承权，只有带来反面的效果，正如罗刹国曾经搞的集体农庄、老毛曾经搞的人民公社一样。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能明白，为什么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这样的政治权力传承模式，可以在古时候获得如此持久的生命力。即使实行选举制、规定领导人任期的古罗马，在其灭亡之后的一千年岁月里，其民主制会被西欧人弃之如敝屣。

即使有传说中尧舜禅让制的光辉，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也没对皇帝的家族继承问题提出过疑问。不要据此断定中国古人愚昧、中国古代思想家没水平，连民主都没人提。今人笑古人政治权力的继承，而后人也将笑今人经济权力的继承。今人笑古人不知政治领域的民主，而后人也将笑今人不知经济权力上的民主。某些借此贬低中国文化的所谓教授学者，只不过是落在世界历史的资本主义角落里坐井观天的可怜虫罢了。

当然，从马克思（1818-1883）的时代到今天，虽然仅仅一百余年，但现代社会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马克思曾说，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现在看来，事实并非这样简单。马克思的估计有点儿乐观了，他低估了技术进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促进。

20世纪的技术进步，是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不能比拟的。这种技术进步，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才有可能，（有人说二战促进了技术的进步。二战可以说是技术进步的催化剂，但绝不是反应物本身。）而技术进步反进来，又进一步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它焕发青春活力。普通人的生活之所以能够变得更加富有，主要是得益于技术进步造成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种增长一方面减少了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在其总的劳动价值中所占的比重，从而大大的加强了相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另一方面使得工人的必要生活数据在量上有巨大的增长。即是说，工人必要生活数据相对的增长了，但绝对的减少了。

要更清楚的说明这个问题，需要论述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以及机器对人类劳动的保存（只有在大工业中，在机器生产中，人类才得以保存过去劳动创造的价值。），这里暂不打算涉及。

需要注意的是，资本论中很大篇幅便是对大工业生产的研究。绝不能说马克思没有观察到技术进步的作用，只是他当年看到的技术进步，相比起20世纪的来，无疑是小巫见大巫了。那些以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来否定19世纪马克思的研究的人，只能说明他们没有认真的阅读过马克思。观察一个人对另一个论著的批评是否恰当、水平有多高，很多时候其实并不需要翻看另一个人的论著，只看看这个人的批评本身就够了。大部分人的批评是自说自话，连对手的观点都没搞清楚就开始瞎掰。比如，把现代经济学与马克思的理论直接对立起来的人，一定就是在玩盲人摸象的把戏。

在本质上，现代社会并没有变。虽然它自19世纪以来在生产力上有了巨大的进步，但它仍是资本主义的。

关于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是水平最高的。比如马尔库塞写过《单向度的人》，提示现代人的所谓自由的虚伪性，一方面是自由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则是限制越来越多。但遗憾的是我没有完整的阅读过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虽然大学里曾十分钟情于他们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属于社会文化批判，与马克思的着重于经济领域的批判不同。但是，正是有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文化批判才有可能。要深入理解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研究，马克思是不可不读的。理解了《资本论》，对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就更易理解了。

第三篇：资本论论文

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先驱

——马克思《资本论》读书笔记

《资本论》是马克思的一部最主要的著作。他以政治经济学为主体，融合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就经济学方面来看，《资本论》在详细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特殊规律的过程中，也揭示了发达商品经济的共同规律，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般规律，乃至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就哲学方面来看，《资本论》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和逻辑学的生动的运用和体现，是历史唯物论的科学验证。就科学社会主义方面来说，《资本论》为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公有制经济的建设，指明了基本方向和某些一般规律。因此，它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对于它的理论内涵，不仅应该理解为工人阶级在相当长一段历史过程中进行革命斗争的理论指南，而且应该理解为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理论宝库。

总之，《资本论》是马克思用毕生精力，在对资本主义政治及经济制度进行深刻的调查、体验、研究和反思后写成的科学巨著。它的里程碑意义在于它第一次将高度的革命性和科学性结合在一起，揭示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最终必将灭亡，社会主义最终必将胜利的历史规律。因此，《资本论》自其诞生的时刻起，一直为千百万人所关注，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其影响深入到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学科，如恩格斯所评论的：“自地球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的这本书一样，对于工人有如此重要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69页）

《资本论》第一卷于1867年由马克思亲自编辑出版，第二三卷则是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遗稿整理，分别于1885年和1894年出版，第四卷是恩格斯临终前委托考茨基进行整理，由考茨基作为《剩余价值学说史》出版的。马克思思考并写作《资本论》的时代，正是西方各国已经或将要完成了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最终体系化，开始由早期资本主义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前奏时期，当时，处于资本积累阶段的资本主义国家迫于生产力和生产资料的不平衡，开始纷纷扩张殖民地，希望成为全球性的资本主义大国，而同时，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矛盾也在不断激化，贫富差距日渐扩大，资本不断向剥削者集中，而劳动者却日益贫困。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马克思作为一位伟大的学者，开始调查、思考并总结资本主义的经济运作规律，而他最伟大的研究成果即是《资本论》。因此，《资本论》的出现，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是社会发展的大背景和社会科学共同催生的一个总结性、内省性、揭示性和预见性的时代智慧的代表。

《资本论》研究的对象，如马克思自己所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在这里，马克思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确定为生产关系。它包括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中的社会关系。另外，马克思也在1859年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它是《资本论》的初篇）写的序言中提到：“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次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那么这里的“资本”是什么呢？他说：“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这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们，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始，就将政治经济学看成是研究财富的学科，马克思第一次提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这与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是背道而驰的，同时也是政治经济学上的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

另外，从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出发，马克思同时研究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而他的目的，在于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作规律，以从资本主义制度的客观经济条件出发，揭示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暂时性和阶段性，以为无产阶级提供思想武器，指导他们自觉地进行革命斗

争。

关于《资本论》的方法和结构，既然《资本论》是“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表述”，因此它必须有全新的科学方法。在当时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那里，流行的是传承自康德、黑格尔、叔本华等人的唯心形而上学的哲学方法。但马克思的革命性即体现在他将唯物辩证法——而且是不同于机械唯物和二元唯物的彻底的唯物辩证法——引入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并作为强有力的方法论贯穿始终。马克思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建立了《资本论》的辩证逻辑。这种逻辑方法的体系，包括抽象和具体的统一，归纳和演绎的统一，分析和综合的统一，特殊和一般的统一，逻辑和历史的统一，等等。其中，抽象和具体的统一是最基本的逻辑方法。而马克思又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又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运用抽象力对复杂的整体进行研究和分析，就形成了科学的抽象法。科学抽象法的整个过程又包涵相互联系的两个层次，即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这也明确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予以体现：马克思在创作的过程中，充分地占有材料，既有现实的经济材料，又有大量前人的理论材料，他对这些材料进行充分的筛选、分析。改造，逐步从现实的具体中抽象出经济科学的概念，这就是马克思的研究方法。而在研究工作已经完成的基础上，才可能按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进行叙述。这是建立政治经济学完备体系唯一正确的方法。马克思正是按照这个方法将反映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以及它的各个层次和侧面的经济范畴排列得秩序井然，从而建立起一个全面深刻的理论大厦。

马克思尤其强调指出他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革命批判。应该说明，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他的学说是从康德、福林等人一脉相承下来并由他进一步唯心地发展了的，倒立着并神秘化了的所谓“辩证法”，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学说进行了革命批判，并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了马克思的辩证法。

因此，《资本论》就其理论的结构来说，基本上是逻辑的叙述过程，但是这个逻辑的发展过程却更科学地反映了历史的发展过程。总之，《资本论》的理论骨架是以剩余价值学说为中心构成的理论体系，第一卷是基础，第二卷是这个基础的进一步展开，同时又是第三卷的引言。第三卷是研究的最终结论。第四卷则是对剩余价值理论史的全面剖析。而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和认识论贯穿全卷始终。由此可见，《资本论》是一部具有严密内在逻辑结构的科学巨著。

以上是《资本论》内容的基本骨骼和支撑，而它的具体研究内容则是以这些方法论和认识论为基础的，抽象于具体客观的材料和事实又具体表述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诸方面。其中第一卷是“资本的生产过程”，包括商品和货币、货币与资本的转换、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工资、资本的积累过程。第二卷是资本的流通过程，包括资本的形态变化及其循环、资本的周转、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第三卷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包括剩余价值与利润的转化关系、利润率的最终变化规律、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向经营资本的转化、利润的成分分割、超额利润向地租的转化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收入的源泉。由此可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诸方面进行了深入而具体的揭示。

综上所述，《资本论》对于资本的研究是按照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总过程的逻辑顺序的，是一个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而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立、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这三条线索贯穿始终，在一个严密、理智、科学、辩证的体系内，马克思最后得出了一个伟大的结论：资本主义私有制只是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历史性的经济制度，它将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走向灭亡，由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代替。正如恩格斯所说：

“马克思考察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所有关系，将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作为自己的终极目的，并且根据无可怀疑的知识所作的绝对认真的研究，得出了这个结论：整个‘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

第四篇：晋中学院资本论论文

晋中学院2012-2013第二学期资本论论文选题：

一、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主要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二、关于马克思积累理论与正确看待当代历史趋势的思考。

三、马克思资本周转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运用。

四、试论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其现实意义。

五、关于马克思平均利润生产价格理论联系实际的思考。

六、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其引发的思考。

七、试论马克思信用理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八、马克思地质理论的主要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第五篇：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研究

摘要：国内学者的研究表明，西方资本结构理论不能解释我国企业的资本结构形成，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偏好是否能够解释某一地区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本文以天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这一问?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天津 上市公司 资本结构 负债权益比 长期负债资产比

一、资本结构理论及相关研究

从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因素来看，如果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得出的相应结论会有一定的不同。吴晓求(2003)在分析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因素时，则从制度因素和非制度因素两个方面来研究，其中制度因素包括股权结构、股东结构和激励机制等，非制度因素包括行业成长周期以及市场竞争程度、控制权市场等。朱武祥(2002)和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课题组就其成果《上市公司财务行为及资本结构分析》(2002)等都有论述。

二、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分析――以天津为例

天津上市公司基本上覆盖了目前天津市内具有代表性的机械设备仪表、交通运输仓储业、社会服务业、医药生物制品业、房地产、金属非金属等各个主要行业。这些上市公司作为天津各个行业的代表，是天津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天津上市公司已募集的资金对天津的经济建设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融资产生的放大效应又为天津吸引了更多的资金流入，加快了天津港口、医药、汽车、电子信息等行业的发展速度。但目前天津上市公司较少，上市公司(包括海外上市)总量只占全国上市公司总量2％，与天津在中国的经济地位很不相称。另外，天津上市公司可发挥融资功能的资源较少，后续上市资源不足。上市公司在发展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业绩下滑、募集资金使用不当、信息披露不完善等，这些问题无一不与资本结构决策和融资工具的选择有关。要解决这些问题，使天津在资本市场上获得更多资源，提高天津的城市竞争力，必须从整个财务活动的起点――融资问题人手。

(一)资本结构选择分析 为了更好的揭示天津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特征，笔者通过新浪财经网站提供的上市公司资料，整理了天津上市公司2001年至2005年的负债权益比数据(表1)所示。表中数据是天津23家上市公司2001-2005年各自的报告中摘录数据并编制成的，反映了各上市公司负债与权益的比例关系。从(表1)中可以看出，23家上市公司负债权益比的平均数呈逐年递增趋势，而我国2001～2004年1352家上市公司平均负债权益比分别为76％、97％、100％和110％，也呈逐年递增趋势，但从绝对数看，天津上市公司的负债权益比要远大于全国总水平，2005年天津上市公司中有17家公司的负债权益比大于100％。个别公司达到748.46％，这也意味着17家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超过50％。这说明天津上市公司对负债有很大的依赖，并且与我国上市公司总体偏好股权融资的特点不相符。一般讲，负债权益比保持在100％左右是比较合适的，但天津上市公司已远超过这一水平。企业负债经营可以获得财务杠杆利益，但负债过多会给企业带来财务风险，由于自有资金所占比重太低，会进一步影响企业未来的再融资能力。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用李义超(2003)提出的观点加以解释，即国有化程度越高的上市公司越倾向于债务融资。我国宏观信用环境差，信用缺失现象普遍，非国有化企业向银行举债难，但国有化企业信誉普遍高于非国有，因此，国有化程度高的上市公司很容易从银行贷到款项。

(二)内部结构选择分析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我们采用同样数据来源编制了天津上市公司长期负债资产比统计表(表2)。表中数据反映了天津上市公司2001～2005年长期负债占全部资产的百分比。从表中可以看出，天津23家上市公司长期负债资产比的平均数都低于10％，最低时不到5％，个别企业个别年份长期负债为零。从全国范围看，2001～2003年的流动负债比率(流动负债占总负债比重)分别为85.99％、86.28％、85.8％。尽管因国别、行业以及企业规模和长短期利率差异等因素的存在，缺乏判别长期负债资产比的统一标准，但以上的数据足以说明天津上市公司与国内其他上市公司一致，对短期负债有畸形的依赖。

理论上企业对长短期负债的选择主要受到成本(利率)和风险两个因素的制约：流动负债成本低但风险高，长期负债成本高但风险低。资产作为资金的运用分为流动资产和长期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作为资金的来源也可分为短期资金和长期资金。一般短期资金满足流动资产投资需要，长期资金满足长期资产投资需要，如果用短期资金来源满足长期资金需要，则会使企业面临很大的风险。以上所分析的长、短期负债比率的严重失衡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在长、短期负债的选择上存在风险软约束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我国上市公司较小的资产规模决定了企业的流动资产较多，因而对短期资金有更多需求；二是由我国目前金融体系资金供给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我国作为信贷资金提供主体的银行因其资金来源的短期性导致了放款的短期化，能提供长期资金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尚不发达，融资工具尤其是长期融资工具极度缺乏。

三、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完善途径

结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天津上市公司资本结构既有别于优序融资顺序，即内部融资、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也有别于我国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的特点。天津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存在较大风险，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完善。首先，借鉴西方资本结构管理模式，理论联系实际并加以创新。目前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对整个环渤海地区的资本市场和相关上市公司发展带来非常大的推动和影响，面对发展时机，上市公司更要向国际市场开放，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模式，理论联系实际，找出差距并合理改进。其次，加快商业银行改革步伐，完善银行信用制度。银行债务的软约束关键在于银行自身未解决治理结构问题，所有者缺位使银行经理获得了较强的内部控制权，而政策性贷款和商业性贷款的鉴别困难又进一步加大了经理人的道德风险。所以在保证国有控股的前提下，应对国有商业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造。分散国有股权以让其他股东得以行使监督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所有者缺位的困境。另外，银行当务之急是要建立一套信用制度，指引贷款方向，根据企业的信用等级和市场导向决定是否放贷。第三，不断健全债券市场。债券市场的不完善性是造成天津上市公司长期负债融资水平低的根本原因。我国企业债券发展落后的原因主要是政府重视国债与股票发行，忽视企业债券的发行，对企业债券实行额度控制，其发行规模受到严格控制。因此，政府应该适当放宽债券发行政策，制定合理的债券市场运行和转换机制，并实施一些有效的激励措施，促进上市公司增加债券融资比例。第四，建立资本结构动态优化机制。任何企业，由于市场的供求关系处于经常性的变化之中，资本的构成情况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资本结构总是呈现出动态的状况。对于资本结构的管理应建立财务预警体系，以不断适应环境变化，采取相应的策略。同时，公司在选择融资工具时，注意利用可转换债券、可赎回债券等弹性较好的融资工具，保持资本结构的弹性。最后，要树立资本结构战略管理观念，资本结构战略从属于财务战略，是指为最大限度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增强企业价值，提高企业的发展竞争能力，在分析影响资本结构的内容及外部环境因素的基础上，对企业的资本构成的发展方向进行全局性、长期性、创造性的谋划过程。